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盗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埸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埸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埸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目前市埸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埸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埸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
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三、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四、李一哲的大字报事件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 “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 “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 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 “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贰、本节简论
关于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收集到的很少，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资料，就更少。
一、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与其它省相似。
所不同的是，在夺权阶段，赵紫阳搞了一个“让权”，中央采取措施对广东实行军管。
军管以后，军区又把参与夺权、冲击军区的群众组织打成非法组织、反动组织，逮捕“反动头目”一千多人。
二、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是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一）李一哲文章的作者
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据说，“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是王希哲自己说他们与造反政治立场不同。
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
（二）李一哲文章发表的过程
“本文”写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３日，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这时，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3，8，24-28）刚刚结束。
“序言”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７日。连同“本文”贴上街头。这时四届人大即将召开（10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
（三）李一哲文章的基本思想
王希哲在一九九四年说明过他们当时的基本政治态度：“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
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远久，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
王希哲认为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的方向走去了。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８页。）
（四）右派文人对李一哲文章的评价
有的人说：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其次，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宋永毅 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有的人说：“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有的人说：“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１９７６年版）
（五）对李一哲文章问题的处理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批判李一哲。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三月，广东公安机关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被平反。
从李一哲文章的发表到最后平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一哲的文章是当时右倾翻案风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8年3月24日初稿
2011年10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