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 “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