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余傅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1 军团第4 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4 军第11师第32团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
1938年9 月25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5 师团步兵第9 旅团400 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
一九四八年，在平津战役前线，林彪与杨成武再次见面。
一九五九年，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
一九六五年底，批判罗瑞清，杨成武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罗撤销职务后，由林彪提名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说东道西。
在对待老干部、老帅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杨成武当时也在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了。
一九六七年 “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 月3 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 日下午5 时45分至8 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8 月4 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１点，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杨成武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深夜和杨成武等人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10点25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10时30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1 时10分，花了近3 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湖北等地视察。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他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
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杨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7年7月，根据林彪的指示，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1967年9 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１０１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１０１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年11月3日，“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湖南请示报告的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毛泽东在该件做了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举行审查样板戏晚会，由刘锦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席。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出席，杨成武事先没有通知，临时请林彪到会。
叶群批评杨成武、吴法宪：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总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1967年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即是调查叶剑英1934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
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刘兴元的密信
刘兴元密报给黄永胜的关于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密信
黄永胜的亲笔批件
1968年某月，文年生专案得到线索：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开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与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68年4月6日的谈话记录
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情况简报
黄永胜把这份简报批给叶群的文件
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1980年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特别审判庭开庭审判黄永胜，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二、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关于杨、余、傅问题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
接着，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晨一时，周恩来与叶群、吴法宪谈话。
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
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第二，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二日，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到杨成武家里，当时工作人员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12点半左右，林彪的两个秘书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他们执意要见杨，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101 ，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吴法宪通知余立金到他家商量事，余立金到吴家后，由杨德中率领的警卫部队带走。
不久，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电话到杨成武家，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杨成武的家里，带走杨成武。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8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左右，周恩来等人与郑维山谈话。
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彪、周恩来等人与傅崇碧谈话。
林彪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
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天。
这时候，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
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
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巴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
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
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
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
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民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走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一与杨成武握手告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
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
会议决定：
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
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
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
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
第二点，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大家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
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
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表面上他对无产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 ，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
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
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到了去年七、八、九月，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内奸。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
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象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
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陈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
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几次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在总结这几次大胜利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是要防备一些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防备两面派。
杨成武之流也是这样，耍了很多把戏，是一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但不是那么大，比王、关、戚稍微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江青同志：他搞窃听、监听，偷盗文件，用特务手法邮检文件。据我们这两天知道，杨成武都有份。）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用这样或那样耍两面手法，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杨成武就是对上面欺骗，装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时对林副主席，更不用说对毛主席，对中央、中央文革采取封锁的政策，在背后耍阴谋，搞背后活动。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人有他的特点，正象林副主席讲过的，他是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
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改了一个字。
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使我们相当愁眉苦脸，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最近这篇文章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我们说，杨成武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呢？他不是比毛主席更高了吗？这一点我们到抵制住了。没有再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同志们，那天各报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开的施加压力，就是要把他的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江青同志：我昨天还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很可笑。（江青同志：是个小丑。）是非常卑鄙龌龊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变色的小爬虫吧！
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
在1953年、1954年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革命面目；
在1959年揭露了彭、黄、张、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中间，从1965年月日1月姚文元同志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到1966年6月1日，就揭露出来了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1966年6月1日以后到1967年“一月风暴”以前，由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彻底揭露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从“一月革命”以后，又将叛徒陶铸的反革命的面目，将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及其一伙，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逆流；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
现在又将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叛徒余立金，以及傅崇碧他们的两面派面目，反动的面目揭露出来了。
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二月逆流”是1967年二月中旬，一直到三月中旬，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中间，所发生这样一种反革命的反动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反对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以叛徒谭震林为首的还有几个人跳出来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刘、邓路线，公开地、狂妄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江青同志：抓“军内一小撮”杨成武是负了重大责任的，在我的批评之下，他曾经假惺惺的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他自己身为人民解放军，要破坏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推及到二十几年以前的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他们恶毒的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且涉及到毛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矛头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他们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原则，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污蔑成为“形而上学”。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了毛主席对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几十年来的党的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否定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和相信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阶级路线。他们想迷惑一部份、欺骗一部分人来组织他们的反党集团。否定阶级路线，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样就引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同志的坚决反击。在反击中，谭震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间拂袖而去，并且声明，说是要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等人，他们不甘心退出舞台，他们还想垂死挣扎，所以，他们的爪牙杨成武跳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补充一点，杨成武这一次跳出来，他以前当然就做过很多的坏事，是他指挥傅崇碧冲中央文革所在地受到坚决抵制之后，江青同志对于傅崇碧这一种错误的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作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这使得杨成武非常紧张，就在第二天，他就突然称病，在背后耍阴谋，妄想夺空军的权，夺中央文革的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对谢富治同志，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讲话完后，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康生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现在宣读命令。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有的学生说是要油炸我，绞死我。等到我空了的时候，我就亲自去叫他去油炸，要让他绞死我。
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别有用心的人就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作，但是革命小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中央文革。
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们！（总理：一批二保）。
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
康生同志讲话：
王力是个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口号）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已经象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诱导他到反革命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全部投降。
陈伯达同志讲话：
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
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
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
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周总理讲话：
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好好地改正错误。至于广大的指战员，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不管当年我们的部队是从哪个根据地来的，现在你们还不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分什么彼此呢！
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象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
在几个月前就有福建一个战士来了一封信，给杨成武，说你的这个文章，首先题目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的权威是经过无数的实践、革命奋斗，经过广大人民的智慧，被毛主席集中起来，系统化了，成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中，革命人民中，生根了，扎根了。还有什么大树特树的必要呢！这种人为的大树特树，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看一个福建前线的战士，他敢于批评当时的代理参谋长，这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有革命修养的，是学习了毛主席宝书的，熟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一点应该引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骄傲。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今年元旦社论，得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五条任务：
第一，好好地来进行学习。我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提高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战斗的水平。
第二，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把全国29个省市争取在“五一”前统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在应该夺权的地方实现革命三结合。使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把斗批改搞好，实现勤俭节约闹革命。
第三，我们要强调拥军爱民。
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人同志，我们的责任很大，不仅要把革命抓好，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要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席，不能旷工，不能搞。我们要反对那些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缺勤呀！旷工呀！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搞得更好。我们相信今年──1968年北京的生产不管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也要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学校都应该搞好斗批改，以后我们更多的人去接近群众、接近工农，投入生产支援工农业，精简机构，真正实现斗批改的成绩。
第五，就是各个单位根据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的组织来进行整党，也要整团，整理红卫兵的组织，整理革命的队伍，把坏人清理出去，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担负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搞得更整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经过锻炼考验的人跟广大的军队代表结合在一起，引起军、干、群的结合，革命的老、中、少的结合，这样子就能够有力量来准备，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次代表大会！
三、杨、余、傅在关押中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关押在这里。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信交上去了，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但一个人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傅崇碧突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职务，不让交接，甚至家也没让回，他有牢骚。
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走出小会议室，
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关七年。一个加强班３０多人看他一个，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地方，大概是怕让人知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9 ·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查。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
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
四、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1972年某月，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
缪锡跃自己还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采取了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一九七二年某月，两个陌生的军人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周总理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了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一九七四年八月，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
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七年与人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
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肖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
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车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
总理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总理，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
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周总理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
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
总理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３０１。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
总理一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一九七四年的九月三十日夜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一九七五年，“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10月20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0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11月9 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五、杨成武又一头钻进了政治旋涡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打心眼里拥护。
一九七六年某月，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人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一九七六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
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聂荣臻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摆了摆手，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帅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叶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杨成武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
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后，罗瑞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傅、余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 1968 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通知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通知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通知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杨成武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贰、本节简论
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
当时，陈伯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以后，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是把杨、余、傅勾结王、关、戚作为“五·一六”的后台。
二、“杨、余、傅事件”并不复杂。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参加，讨论杨成武的问题。周恩来说：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检举的。林彪说；讨论了四次。三月二十二日，作出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关押审查；傅崇碧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按照林彪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山头主义；第二，两面派；第三，绝对主义。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
杨、余、傅全部平反，恢复职务。
三、“杨、余、傅事件”的真相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
所谓“杨、余、傅事件”，林彪在宣布时虽然说了三个问题。
其中关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是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人民日报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七年底，毛泽东在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过：主要是陈伯达的问题。
关于山头主义，当时，林彪说：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
文革前以及文革后，炒得最热的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发生的“桃色事件”；另一件是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作为当事人的吴法宪，从一开始到后来，就对这些说法抱有怀疑。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要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第730页）
有人说：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但是，也有人很勇敢地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件事的奥秘。奥秘之一就是全国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奥秘之二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怀疑为异己。“杨成武、傅崇碧早先在晋察冀工作，被认为是晋察冀山头的。晋察冀的最高首长是聂荣臻，他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1968年又补误认为是多中心论者，殃及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原是新四军的，老首长是陈毅。陈毅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1968年又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拥戴，也就殃及余立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34-243页）
四、说清“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并不难
把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会议的记录公布出来，问题就全部清楚了。
按照当权者的的立场，说清“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应该是揭露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不仅没有公布有关的会议记录，而且，根本就没有提到“杨、余、傅事件”。好像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南巡，杨成武作为联络员，经常回北京向中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或到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北京的情况、意见。有人说：杨成武看不惯江青一伙所为，每每暗中掣肘。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开会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这两件确实发生过。
林彪掌握了这两件情报，他对杨成武看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难道不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吗？
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讨论时，必然会认为：第一件事，杨成武违反了组织纪律，犯了搞山头主义的错误；第二件事，杨成武参与政变活动，是搞两面派。即使是证据不足，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撤销他们的职务，把军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五、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杨成武又一次卷入了政治旋涡。
在十月政变中杨成武充当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之间的联络员，成为掌握、调动部队，作为政变后备力量的主要负责人。
由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说一九六八年杨成武参与了叶剑英等人的政变活动，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杨成武在左右两边如此摇来摆去，也不可能得到邓小平、叶剑英的充分信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罗瑞卿等人恢复职务以后，他就派到福州军区去了。
2008年6月24日初稿
2011年11月8日修改
水陆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413980771内容包括：《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