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概述：
一、支持安徽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是来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犯了罪恶，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
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是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的锋芒推向上，矛盾上交，他要走开，办法是经济主义，矛盾上交。
要按系统岗位组织起来，譬如学生就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合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我正式宣布有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 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
北京有西城纠察队，其他还有纠察队，思想变坏，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子，最近这些青年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乱窜，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教育群众。在陕西有个“红色恐怖队”，（西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１５万到２０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
照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革命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 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夺权的一派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采取补救措施，而是以对待“一·二六”夺权的态度划线，把反对他们夺权的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实行镇压。在安徽各地逮捕了一不少人。对逃跑了的人还发了通缉令。
三月十五日一次武斗就打伤对方几十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讲话
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不准武斗。
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
六、“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康生宣布并解释解释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讲话：希望你们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对安徽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个会不开为好。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安徽合肥四月十六日开追悼大会的问题的指示
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一司并请转告各革命组织：
一、你们要在四月十六日召开十万多人的追悼大会，我们认为这样的追悼大会不宜召开，我们不赞成你们开，现在全国正在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请你们立即说服各革命组织，不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二、我们建议：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注意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葆华，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三、安徽两派同意联合贯彻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首次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在７月下旬出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出后台等口号）。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
芜湖联总代表汇报了被三筹处打到外地──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战士和留芜战士人数，总数约十万人。）
三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十万。
总理：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康老讲话：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
（第一个问题是党中央。）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 “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出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竟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吗？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的指示
九月五日晚，康生、江青、的指示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目前合肥一派大好形势。
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
二、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揪出自己组织中的黑后台、坏头头。
三、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四、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首先加强了两派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讲话
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作出模范，要求安徽作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1967.09.23；中发［67］306号
毛主席批示：
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一个材料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
实践证明，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个地方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都是可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
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向安徽省革命群众学习，大力展开拥军爱民的活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安徽省七地区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德生传达康生对安徽省军管领导小组的指示
李德生说：芜湖出现了反对“九条”，矛头对准中央，有的跑到北京来闹，反陶二世等等。前时候，芜湖来的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被群众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分局。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叫他们把这三个人放了，现在追回一个，还有两个跑了。芜湖的问题，我们不能看成是一个群众问题，这里面有无黑手，坏人操纵。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在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别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国放。
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
“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廖容标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的指示
中央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
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付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个安徽省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的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甚至错误地做出决定，要部队不同“八·二七”革命群众一道读主席的语录，一道唱主席的语录歌。他们甚至通知了李葆华，那就是说象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象他们检讨那样，从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他们总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对抗、抵制，所以他们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影响了各军分区，这种错误影响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三月份在这开会时，严光同志同彭胜标同志当时对我们、对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满意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们作到严格批评，《九条》上没有点他们的名，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不满意。严光还企图把党中央同军委隔离开，企图找总参谋部的人告状，可是他们没有实现。从北京一到南京军区就表现不满意。回到安徽他们并不是真正执行《九条》，教育好派，坚决实行。他们实际上挑动群众对抗《九条》，利用夺权派对中央没有批准他们夺权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这样，引起群众分裂，最后武斗时他们发枪。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自己讲过，是死保李葆华，而且还作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作战计划。前一个时期镇压“八·二七”，后一个时期镇压炮轰派。省军区也只是一小撮人反对《九条》；实际上反严光、宋文的，从二、三月间，司、政、后干部、战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对他们的。在二、三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二、三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在中央四月一日《五条》中有一条，给被打错了的人平反。《九条》中间也讲了。严光、宋文对抗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
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有他们。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
派十二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安徽有些地方有人反对十二军，污蔑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敌人、走资派制造谣言在安徽是“集大成”的。当然其他地方也有造谣的，但安徽是突出的，他们甚至竟敢假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假造陈伯达同志复林副主席的信，在阜阳、涡阳散发。在芜湖、蚌埠、安庆，表现很明显，特别是在芜湖。安徽有人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要炮轰、打倒周总理，还要打倒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到过安徽，还要打倒，你们想想这是革命行动吗？
好派的李文安同志、李胜利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炮轰派也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宝贵的，这是符合主席要求的。最近有些地方有些反复，这又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时刻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刻掌握中央指示，这种派性它还会发作。
周总理讲话：
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当天晚上双方传回去，各自将自己的黑手和背后操纵人揪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好事，马上把它通报全国。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话录音，不仅在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听，而且在全国各机关、企业、单位、工厂、各学校、部队、公社都放了，就是说江青同志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讲的话嘛！
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根据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调十二军来主持安徽的支左工作。就在这次你们开会以前，没有一个野战军在安徽为主力，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的，直接跟南京大军区商量，不是调一部分，是全部队，也可以说绝大部分转到以安徽为主，住在安徽支左，来负责军管，推动安徽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呼口号）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作起，因为安徽许多大中城市，许多工矿企业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交通运输，不仅有一个淮南，还有马鞍山，有芜湖，有合肥，有蚌埠等等。这些地方大联合都要以工人为主，这就是说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要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军区没有改变。这次不同了，十二军去了，你们又说“十二军算老几”。 十二军是我们统帅、副统帅调去的，主持安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部担负起来，所以改组军管会，也要改组军区。这个事情，我们和南京军区许世友、钱钧同志都商量过的，钱钧同志还回南京军区担任他的职务，不存在《九条》有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对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的批示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很好。这是安徽省革命群众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是坚决捍卫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决定的重要措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这个协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安徽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劝说无效。怎么办？）
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芜湖“三筹处”的四个组织冲击部队，抢走枪枝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14；中发［68］6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管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付主任，另留二名付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徽省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开始就积极投入运动，同刘邓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展开尖锐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毛主席对安徽驻军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明指示，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九月前后，康生同志多次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并作了讲话。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对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不仅引导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辉煌成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隐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这一夥阶级敌人或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散步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此等等，充份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搏斗，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李葆华、黄岩等的反革命罪行，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揭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支左不支派，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安徽是我国煤炭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分，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
许世友讲话：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口号）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周恩来讲话：
现在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将近两年了，你们经过了许多次英勇奋斗，许多次激烈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值得我们庆贺的。（口号）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省的，还需要把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已经建立了，有的还没有建立，要把各个工厂、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要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就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全国各省市已经建立了二十个革命委员会了，你们是第二十一位。我想，虽然你们是名列二十一位，希望你们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各派群众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跨行业的，象伯达同志说的那样是个大杂烩，那样就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前几天，就是四月八日在长沙，在毛主席的故乡宣布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是不甘落后的。你们那里跨行业的组织，通俗地说法就是好派和屁派，用外国字就是C、P，现在大联合了，这些派都不能要了，就是象同志们说的，要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反革命派。（口号）我们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要建立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第二件事，你们报告上写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今天又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的解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很多年青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左派，朝气蓬勃的干将参加，就是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还要加上—个朝气蓬勃的。我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接近朝气蓬勃的。当然还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一百五十九名，军队很谦虚，退出了一部分，只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革命领导干部三十二名占百分之二十，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十五，群众代表九十名占百分之五十七，机动十三名占百分之八，如果机动数里面再有群众代表的话，群众代表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数是二十至三十岁的，少数超过四十岁，从整个比例来看，是青年、中年人多，是有朝气的，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在实践中证明是朝气蓬勃的。
第二个比例，是常委中看老中少的比例。二十九名常委中，五十岁以上的有八人，四十岁以上的八人，四十岁以下的十三人，老的不超过六十，绝大多数是中年、青年。从年龄来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有朝气的，当然也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还有第三个比例，就是在常委中军队也是很谦虚，只占七名，革命领导干部占十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占绝大多数。新的血液加入革命委员会，说明这个委员会是实现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年轻的较多，我们很高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本来你们的常委中女同志很少，当然现在也不多。我们中央文革对别的省也提出过增补女同志，但都比较困难。你们安徽省做了模范。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同志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四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德生，廖成美同志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就增补了女同志。现在已有五名女同志，在副主任中有两位女同志。二十个省市都赶不上你们，你们是后来居上。这是值得祝贺的！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只有一位女同志，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嘛！希望你们安徽在抓机动名额中也注意这个问题。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中很多都是很能干，一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掌权时就把女同志摆在一旁，这是很不公正的。我接触到很多到北京来的女同志，很能干，但是就是选不上，广州、武汉都有这种情况。你们安徽是第一个赶上来的。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妇女不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是很能干的，做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在我们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就是模范。我们的比例也少了，在座的十二同志中只有二位女同志，只占六分之一，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批评嘛！
总之，要称得起朝气蓬勃，在军、干、群比例中，群众比例要大；在老中少比例中，中少比例要大；在男女的比例中，女同志不要太少，这样才能使革命委员会气象一新。革命就是要培养接班人，老的当然也要，但是中少要多一点好。要有妇女参加，这样才能区别于旧的政权机构。旧的政权机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干部政策造成的。现在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掌权，革命委员会应当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毛主席今天特别提醒这件事。你们首先响应了毛主席这一号召，是特别值得称赞的，特别值得庆贺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处理安庆芜湖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讲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机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 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 “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长期以来，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舆论，而且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组成专业武斗组织，不断挑起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仓库、银行、商店，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了国家大量的粮、钱和物资，炸毁价值三百万元的冷库，以及市交际处大楼、专署大楼、交通局大楼、机电大楼等十多处公共建筑物，油粉厂全部烧光。他们还在华阳垦区一次烧毁国家棉花十七万斤，在宿松抢劫国家银行现款十多万元。许多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甚至老太婆、儿童也惨遭杀害。
(二)连续不断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杀伤和殴打解放军指战员。今年以来，先后冲击驻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近八十次，抢走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装备物资和干战个人衣物。有的连队被抢劫一空。在冲击部队时，还向部队驻地射击、投弹，用石灰渣和小便在战士头上浇，用木棍、家俱往战士头上砸。在部队厨房水缸里拉大便，在干战耳旁、肩上、头顶鸣枪威胁，绑架部队首长，先后共打伤指战员好几百人，打死四人；仅振风塔反革命事件中，一次就打死解放军二人；连给群众运粮的战士也被枪杀在汽车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下达后，七月五日，一小撮阶级敌人还继续煽动和蒙蔽部分群众，对军营港务局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打、砸、抢、抄、冲，抢走全部武器装备和许多物资；他们连救死扶伤的卫生医疗单位也不放过，七月十七日又煽动二百多人，冲、砸、洗劫驻军卫生队。两次共殴打干战二百多人，十四人重伤住院。
(三)抢劫车船，私设关卡，中断交通、邮电。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迟迟不能恢复，使军事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四)抗拒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对抗省革委会关于安庆问题的多次指示，围攻、殴打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年“九·五”命令颁发后第五天，两派上交武器的第三天，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和蒙蔽“红造会”部分群众，公然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将“联委会”打出城外。今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煽动和蒙蔽“联委会”部分群众，制造了“一·二○”武斗流血事件。
现在已经查明安庆两派都进了坏人，插进了黑手。这些坏人、黑手，是上述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一部分。
原安庆专署专员陈振亚，是个腐化堕落、投敌变节分子，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伸进群众组织的黑手。他开始打着支持好派的幌子，在“三·一五夺权”后混进“地革会”当了副主任。以后又跳出来，混进“红造会”，接二连三地“写声明”、“发贺电”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往来于北京、合肥、安庆之间，做了许多坏事，并把黑手伸到各县，多次召集各县当权派开会，唆使他们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
原安庆市城建局副局长胡成斌，是蜕化变质分子，曾被开除党籍。去年武斗期间，他担任“联委会”的军事顾问，赤膊上阵，策划和指挥武斗。
原安庆市文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强，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他组织“干联站”，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直接为“红造会”武斗出谋划策。在“红造会”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在军事上加强防御，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后方，消耗对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原安庆专署工业局副局长陈良玉，是伸进“联委会”的黑手，担任“联委会”的“政治顾问”，并参与调动岳西农民进安庆城搞武斗。
原安庆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徐一美，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是“干联站”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坐镇“红造会”总部，出了许多坏主意，竭力鼓吹“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武斗，制造分裂，恶毒污诬制止武斗协议是“马歇尔计划”，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还公开喊叫“我就不怕当刘秀山”。
钻进“红造会”的坏头头马兆国，对抗中央关于航运系统与社会上脱勾的指示，担任武斗组织“工总司”的总头目，指挥武斗。在“工总司”私设刑堂，绑架和毒打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把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打死。许司令指示，叫安庆两派代表来合肥协商解决安庆问题，马兆国竟威胁说：“谁去枪毙谁！”“七·三”布告下达后，还煽动和指挥“红造会”部分武斗人员，冲击、打砸、抢劫部队卫生队。
恶霸地主的儿子何守平，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总指挥。他参与策划和直接指挥“一·二○”武斗事件，对抗周总理指示和省军管会通令，连续制造了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插手几个县的武斗。
刑满释放分子吴洪杰，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参谋长。他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指挥“一·二○”武斗，指挥炸毁价值数百万元的冷藏库等大型建筑物。
钻进“红造会”的坏人孙邦志，是叛徒、巫婆的儿子，是漏网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反动诗，侮辱伟大领袖，泡制《公开信》，散布大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言论，对抗中央关于军管公检法与社会脱勾的规定，进行反革命串连，到处作黑报告，煽风点火，干了许多坏事。
安庆长期武斗，与混进军队里的个别坏人插手指挥有关系。一个是安庆市前人武部长徐征法，是好派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一贯腐化堕落。还有一个是安庆军分区科长杜长信，是“红造会”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不是个好家伙，很坏。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把他拘留起来，在部队内部进行批斗。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1968.08.04；中发［68］1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分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局势。
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只要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宣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持续地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收到立竿见影的
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 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也很早（一月二十六日），但是他们是一派夺权，而且对反对他们一派夺权的其他革命造反派实行打击，这样，就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认。
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军管。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实行军管前就犯有与走资派勾结、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管后又继续坚持错误。
而造反派内部也长期武斗不止。
中央又改组军管会，调十二军到安徽支左，担负起三支、两军的任务。
到一九六八年四月才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情况不清楚。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