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拜物教的魔力：阶级意识与日常意识的辩证法—马克思后期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深化 [复制链接]

穿透拜物教的魔力：阶级意识与日常意识的辩证法—马克思后期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深化

作者： 孙乐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哲学系讲师、博士

摘 要：在后期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也必然会像资本家一样受到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束缚；但与当代西方学者不同，马克思坚信这种束缚是暂时的。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奴役实践的发展和工人自身经验的累积，工人必将起来反抗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最终冲破意识形态的牢笼，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他后期对工人阶级与拜物教关系的剖析，彰显了日常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辩证关系，凸现了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相结合的方法，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
关键词：拜物教；阶级意识；日常意识；历史本质论



在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分析过于简单了。比如，英国著名学者戴维•洛威尔（David Lovell）在其著作《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一个神话的形成》中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始终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最终推翻资本主义”这种信念只不过是马克思编织的一种神话。○1同样，英国学者柯亨、法国学者高兹、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等等也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无产阶级已经甜蜜地沉浸在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同谋者，马克思所谓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已被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神话，因此，他们纷纷喊出“告别无产阶级”的口号。面对这些责难，我们何以回应？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析是否像这些西方学者断言的如此简单？本文以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为依据，详细剖析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拜物教关系的分析，以此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责难，进而深层挖掘马克思后期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深化。


一、“无产阶级”：一个去神话的过程


英国学者洛威尔、柯亨等人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形成过程当作一种宗教神话的形成过程，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以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分析恰恰存在一个去神话的过程。
1844年，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转向了无产阶级，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哲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显然还停留在逻辑预设的本质层面，“无产阶级”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哲学范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2由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无产阶级”概念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哲学范畴，他着重强调的概念，比如特殊/一般、历史/人、丧失/复归，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整个社会沦为了特殊阶层的专断的兽性社会，人的本性已经完全丧失，为了恢复人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代表全社会的阶级来推翻这个社会，而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何而来呢？马克思的答案很明确：人性。这是一个不需证明的逻辑预设。于是，无产阶级从诞生开始就被贴上了天生革命者的标签，他们不仅能够与现实阶级保持尖锐的对立，而且能够与一切意识形态进行彻底决裂。此时，马克思无法也根本没有能力对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的观念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做出深层的剖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全摒弃了前期的人性复归逻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他的无产阶级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框架。在这种科学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沉降到了历史发展的矛盾之中，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分析。但不可否认，此时，他对无产阶级的分析并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程度。他仍然坚信，无产阶级必然会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决裂，不受意识形态的丝毫影响，“产生出……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3；另一方面，他们也必然会把这种彻底的革命意识付诸实施，进而通过革命的洗礼，“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此时马克思显然高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将其看作为天生的革命者，他还没有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认识工人，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观念拜物教（日常意识形式）对工人的束缚作用，也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自身的拜物教化问题，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方式。○5
然而，1848年欧洲大革命却给马克思一个极大的触动，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束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代言人，相反，而是陷入到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双重束缚之中。首先，马克思看到，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像他原来预想的那样与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决裂，而是对他们心存幻想，盲目轻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谎言。结果，在他们眼中，“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6在革命中他们并没有抛掉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并没有形成彻底的革命意识，而是沉浸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之中，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次，马克思看到，工人不仅会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蒙蔽，而且还会陷入现代经济社会滋生的金钱拜物教之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7同样，恩格斯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中也明确地指出：“最后，还存在工商业非常繁荣这个事实，它本身就足以向拿破仑保证，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会保持中立。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8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工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就业，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他们就情愿为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而放弃自己的革命利益，工商业越是繁荣，工人阶级越是如此，“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9这种金钱拜物教对工人阶级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严重侵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使工人阶级为了单纯的金钱利益，忘记了自身的革命目标，最终放弃了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策略。
这两个层面促使马克思意识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日常意识形式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只是直观地面对日常生活，只站在生活世界的外在层面，不仅不能透视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相反，还会陷入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日常拜物教的枷锁之中。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看到：工人一开始并不是自为阶级中的一员，而是作为普通人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他们也与其他人一样会受到资本拜物教观念束缚的。因此，工人如何挣脱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束缚，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就成为马克思逻辑布展的核心。随着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从历史发生学出发，细致剖析了“无产阶级”的经验存在和内在本质，揭示了工人深受拜物教束缚的内在原因，详细探讨了工人摆脱日常意识的实践机制，实现了对日常意识（经验存在）与阶级意识（内在本质）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


二、囚徒困境：工人拜物教化的内在原因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之一，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为阶级的一员，从工人作为个体存在到成为自为阶级的一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工人刚开始诞生之时，他们还带着旧社会的印记，在头脑中还残留着旧式家长制的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存在的改变使工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逐渐褪去，形成新的意识，但这种意识一开始决不是作为自为的工人阶级所形成的革命意识，而是由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构成的日常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会形成颠倒的意识和拜物教观念，同样，生活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雇佣工人也会“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10。为什么会这样呢？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产阶级社会表现为一种无人统治的“抽象”社会（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无差别的劳动一般、抽象的价值一般到抽象的货币关系再到普遍的资本关系。这些普遍化的抽象决不是思维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而“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正立足于此，马克思才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1，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一种“抽象”统治的社会形式。
但这些抽象关系必须要予以具体化，对象化到一定的物中，比如价值负载到产品上，使之成为商品；货币关系具体化在金银上，使金银成货币；资本关系具体化到物中，赋予物以资本属性。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具有了另一种外观：物离开了人取得了独立的存在，不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12，“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13。因此，生活在其中的工人也必然会受到这种颠倒假象的侵袭，形成颠倒的拜物教意识。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每个人要想进入社会，就必须拥有货币，货币成为每个个体进入社会的唯一通道，这就意味着，工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获得货币，“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14，一旦得不到货币，唯一的结果就是饿死。依靠货币而生活，这并不是某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虚构，而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的客观的必然形式。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生活在这种客观的金钱世界中，所以工人和资本家必然会把货币当作自己的目的，陷入到金钱拜物教的旋涡之中，并在日常意识中不断地把这种观念拜物教再生产出来。这种观念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拜物教观念就会永远相随，从而会对工人产生蛊惑作用。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关系决不是一种经验的、直观的实在对象，而是一种感官无法达及的本质抽象，此时的经济对象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有机本质；所以，要想真正分析这种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5，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展开逻辑分析，揭示出物相背后的本质关系。在这里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个体存在的普通工人是否有能力识别这些“物”的属性，并从中抽象出物相背后的本质关系呢？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16普通工人没有精力、更没有能力来从事这种规模庞杂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质主义”路线毕竟是一种精英路线，单个的普通工人是不可能对整个本质关系形成科学的、明确的认识的，“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17因此，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解，也必然像资本家一样只能以表面的运动为基础，即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来看待货币和资本关系，这样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一样把他们眼中看到的表面现象当作“事实”：把货币直接当作金银固有的自然属性，把劳动资料当作资本本身，进而陷入“拜物”的幻觉之中，而看不到货币、资本的本质规定。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也会迷惑工人，使其陷入到外在假象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在资产阶级眼中，这些意识形态被当作一种天赋权利。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发现，它们决不是一种自然权利，也不是资产阶级单纯杜撰出来的虚假意识，而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外在形态为基础形成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法权观念，是一种特定形式上的社会规定。这种外在形式表现在三个方面：（1）一般商品流通。资产阶级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把使用价值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样也就把资本流通简单地还原为一般商品流通，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奴役性的生产关系还原为单纯主体间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这构成了平等、自由产生的经济学基础。（2）劳动力的买卖。这一交换实际上是资本家用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奴役性交换，然而，这一实质却被外在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换，如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8这为资本家粉饰资产阶级社会、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意识形态提供了经济基础。（3）消费过程。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消费过程中都是作为买者或消费者的身份出现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消费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本质的生产关系，“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像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19在消费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本质对立消失了，取而代之是平等自由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对立，这也为资本家鼓吹人人自由平等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
以此来看，商品流通、劳动力买卖和消费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工人作为法人显然就生活在这些现象构成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就容易使他们形成平等、自由关系的错觉。马克思说：“由于工人以货币形式，以一般财富形式得到等价物，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20他们一开始是没有能力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而只能简单地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他们自然就会把这种错觉当作自己眼中的真理，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自己意识的一部分。
第四，灌输与工人日常意识的再生产。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的灌输。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资产阶级必然会把自己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当作“真理”，借助于国家机器如学校等等机构不断地向工人进行灌输，如马克思所说：“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21由于普通工人没有能力、没有精力从事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研究，因此，他们一开始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有着科学的认识，再加上工人本身就生活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之中，只可能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工人自然无法识别资产阶级灌输给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的真实本质，进而会无批判地把资产阶级灌输的内容当作“真理”接受下来，“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2这种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形式的灌输构成了工人深受资产阶级拜物教束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只有立足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会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的重要性，才能理解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三、自我救赎：工人挣脱拜物教观念的实践机制


这也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工人会永远受到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吗？与柯亨、斯威齐等人不同，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坚信，随着资本主义奴役实践的发展和工人自身经验的积累，工人必然会起来反抗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具体而言，在后期马克思看来，存在三种相互联系的机制，能够促使工人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
第一，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奴役性实践必然迫使工人起来反抗观念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深受资本的奴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3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主客颠倒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必然会产生颠倒的意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就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24工人所受的痛苦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加重，这种奴役的实践必然会迫使工人结成强大的联盟，起来反抗资本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观念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由原来的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
第二，从工人自身的意识来看，资本的发展也会促使工人“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发展。最初的无产者都是来自于封建社会的中下阶层，这是工人由无到有的产生过程，但由于意识本身具有滞后性，因此，此时的工人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还更多是旧式的封建家长意识，他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从封建家长制意识形式到资产阶级拜物教形态，这是工人意识形式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会仅仅停留于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遇到各种不可克服的限制，进而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危机的爆发，工人将会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本身，而不再把资本当作神圣的不可超越的界限，从而形成更高、更全面的意识形式。马克思说：“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25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为未来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更高的意识形式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依据。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6一旦工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资本生产的限制，那么，工人必然会力图超越这种限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届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第三，工人自身经验的累积，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和普通人，决不是一开始就能识别资本主义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的，这一点已由工人的运动史得到了证明。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曾经爆发了大量的工人抵抗运动，而这些运动最根本的目标都是“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更具体的表现就是直接把机器当作资本本身，大规模地毁坏机器，这显然是不成熟的。这表明，“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27 随着工人斗争经验的积累，“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28，定然会不断意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并最终“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29。谎言既已碎灭，剩下的就是血的战斗。这意味着，工人自身经验的累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在一起，而历史本质论是根基，一旦离开了本质层面的线索，单纯强调经验因素，就会滑向经验主义的深渊。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和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完全抛弃历史本质论，单纯地强调“阶级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单纯在“经历”的作用下，就会使工人团结起来，形成自在或自为的革命阶级，显然走向另一种极端。一旦“经验”无法形成革命主体，等待他们将是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偶然唯物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凸现了他的独特的方法论即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的有机结合，这与1844年的人本主义批判方法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单纯历史本质论的批判方法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因此，当洛威尔指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始终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神话时，显然他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