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1）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１〕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２〕　　一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３〕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二　　恩来、小平〔４〕、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５〕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已阅。　　退康生办。〔６〕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７〕，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８〕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９〕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１〕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２〕　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３〕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来等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４〕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５〕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　　〔６〕　这是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最后改定为本篇九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　　〔７〕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　　〔８〕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９〕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马上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上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1966.05.15； 中发［66］271号
    军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部委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现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和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希望你们接到这个指示后，应该认真地学习、研究，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你们的意见和布置情况如何？请及时报告。
     中 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骂过我们“说大话”，“吹牛皮”，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吗？不是赞赏过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足够的勇气”吗？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有什么两样呢！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放在了小伙计的地位，把邓拓这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那么一句。这不是对你们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吗？你们煞费心机地编制的三个版的材料，把那些次要的东西，什么“赞美长发”呀，什么“提倡养猫养狗”呀，什么“艺术越古越好”呀，什么“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呀，什么“提倡封建迷信”呀，等等，等等，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占了大量的篇幅，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只摘录了一点点，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你们这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象你们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象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吴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不得不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照《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来，好象吴晗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而邓拓似乎是一名小卒，他不过是稀里糊涂的犯了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重新发表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几篇文章的版面，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就是在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意图下，精心编制的。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是一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恶毒地辱骂了我们的党。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日报》不得不重新发表它，可是却用小号字作标题。请问：是这篇文章不“重要”呢，还是你们要缩小目标，瞒哄读者呢？你们的按语，为什么对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一句话也不说呢？
    《（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例如邓拓的《王道和霸道》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它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拓自己也点了题，他讲什么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是要我们“找出经验教训”的。可是，《北京日报》却把它列到《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标题之下。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王道和霸道》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吗？如果是讲历史，他说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怎么就是《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呢？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所以如此，就是要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
    《说封建统治阶级也知道爱惜民力》《艺术越古越好》《宣传封建迷信》之类的小标题，也都是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的手法。
    不过，乍一看也有象点样子的标题，例如《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可是这里摘的内容却很少，而小标题尤其奇怪，小标题一个是《讽刺“以空想代替现实”》，另一个是《讥讽所谓吹牛皮》。请问《前线》和《北京日报》，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不肯标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讽今”，是讽的谁呢？“侧击”又是击的谁呢？邓拓的“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内容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只摘录那么一点点呢？
    很清楚，由于文化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装模作样地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的“教训”？
    一曰：过去“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放松”了吗？不是，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批判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们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并且百般为邓拓等人辩护，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
    二曰：“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好轻松！只是没有及时批判吗？远的不说，直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直到今天，你们两个编辑部为什么还不对“这些文章”进行真正的批判呢？纵火者，事后说他的过错只是没有及时救火，这能骗得了谁呢？
    三曰：“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这样吗？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很坚定，这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说“丧失警惕”倒有点象。你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在前几年你们以为“时机”已到，大放毒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这样一来，你们的真面目，也就暴露了，这也可以叫作“丧失警惕”吧！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
    心里有话，不得不说；说错的地方，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 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从一九六一年以来，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即激起了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给《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文章，提出了批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扣压起来，不予发表。
    最近，由于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大暴露，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盖了。因此，《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发表了《燕山夜话》的摘要材料，加了编者按。
    《前线》《北京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也是竭力掩盖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 ＊ ＊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恶毒地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是“伟大的空话”，是“陈词滥调”：
    “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
“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褓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
    “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期。
＊ ＊ ＊
    按：“东风压倒西风”这个科学论断，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的。它形象地指明了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东风，就是无产阶级和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西风，就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歌颂“东风”，憎恨“西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邓拓却偏偏把“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说法，诬蔑为“伟大的空话”，诬蔑为“陈词滥调”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在这里，邓拓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子。
    
    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
    “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
“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智谋是可靠的吗？》，《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七──十九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 ＊ ＊
    按：在今天，邓拓大谈什么匡衡劝汉元帝“广谋从众”，郑兴劝汉光武皇帝“纳群下之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把这些话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话加以对照，就很清楚了。邓拓的话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党的诬蔑，不是如出一辙吗？
    
    污蔑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看来这位健忘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末，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 ＊ ＊
    按：这显然是一篇咬牙切齿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杂文。查遍医书，从来没有说健忘症的症状是“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发疯”、“发狂”。更没有用狗血淋头和用木棍把病人打昏过去这种办法治健忘症的。明陆灼的《艾子后语》是政治讽刺小品，而不是医书。邓拓这里讲的是政治，而不是医道。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咒骂我们党的领导是“带汁的诸葛亮”
    “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庭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撰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三种诸葛亮》，《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二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 ＊ ＊
    按：邓拓大骂所谓“带汁的诸葛亮”，说什么“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这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指地主资产阶级，就不必这样隐晦。因此，它只能是在辱骂我们党的领导。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如果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在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喂！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
“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一──九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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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邓拓不厌其烦地大讲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深思”呢？为什么叫喊直到今天，吹牛的人“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呢？既然是讲故事，为什么又扯到马赫派的“心理要素”作用呢？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是“冒险的计划”，是“唯意志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唯心主义”。请看，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说大话的故事》，《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八──九○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多学少评》，《燕山夜话》二集，第八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
＊ ＊ ＊
    按：邓拓反复地攻击所谓说大话、吹牛皮，并说，爱说大话的“决不只是文人”，而且还有“大政治家”。他这是讲历史吗？不是，这是借古讽今，这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污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②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
    “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燕山夜话》一集，第五六──五八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按：说古人“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规律”，这完全是瞎说。又说“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还要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这显然是攻击我们在大跃进中、在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中，不爱护劳动力。
    
    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ｚì＠③，ｚì＠③复生ｚì＠③，三年可得二十五牛。ｚì＠③所生者，又复生ｚì＠③，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一集，第七六──七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 ＊ ＊
    按：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扬言说，“有几分真实性，须要看看”；当我们遇到暂时困难时，他们又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垮台了”。邓拓在这篇杂文中说什么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这不也是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这不是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吗？（⑵⑶）
    
    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刘向）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按《北京晚报》上为“诈诈胡胡”）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王道和霸道》，《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三──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 ＊ ＊
    按：这是借古讽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文章。邓拓骂我们“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请问：不得什么人的心呢？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心。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只能实行“霸道”，决不施行什么“仁政”；对地富反坏右施行所谓“王道”或“仁政”，就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
     《为李三才辩护》，《燕山夜话》五集，第一○二──一○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 ＊ ＊
    按：李三才在历史上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邓拓却说他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还说他是“理直气壮”的。这是为什么呢？不难看出，这位李三才是海瑞式的人物，为李三才辩护是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是实。
    
    宣扬郑板桥遭到“诬告”被罢官以后，满腔仇恨，“骨相难更”；号召人们学习他的“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性格
“歌吹扬州惹怪名，
兰香竹影伴书声。
一枝画笔春秋笔；
十首道情天地情。
脱却乌纱真面目；
泼干水墨是生平。
板桥不见虹桥在，
无数青山分外明。
    这是我前年（指一九六一年）到扬州访问的时候，为怀念清代画家和诗人郑板桥而作的一首律诗。……明天就是他的诞辰，我想趁此机会对这位作家重新进行评价，似乎还是有必要的。”
    “乾隆五年他被派往山东范县当知县，到乾隆十一年又被调为滩县知县。不料山东连年灾荒，板桥积极筹赈，得罪了巨绅大贾，被扣上了‘贪污舞弊’的罪名，罢官而去。”
    “郑板桥在山东救灾工作中是很有成绩的，他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阶级。……他们联合起来，捏造罪名，控告郑板桥假借救灾的机会贪污舞弊。清代腐败的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板桥见到情况如此，愤而辞职，他的上司也乐得照准了。因此，乾隆十七年的秋末冬初，郑板桥竟罢官而去。”
    “从他罢官以后，直到七十三岁死的时候为止，所谓‘板桥体’，即板桥的思想作风总是越来越鲜明突出。首先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只举他的沁园春一阕为证，词的题目就是一个‘恨’字，他写道：“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砍断，杀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单寒骨相难更，＠④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纱百幅，细写凄清。”
    “我在这里……随手介绍一付未发表的板桥作品吧。这是《深山兰竹图》，它大约是板桥在山东范县时期画的。上面题了一首诗，写道：“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非常明显，这是他还在做知县而心里简直不愿做官的时候所作的，画意诗情完全一致。……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有人在认真地学习‘板桥体’。但是，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
    “板桥曾经说过：‘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这句话非常要紧。他自己为了贯彻实现这种思想，所以特地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处处都以主人翁自居，自己踏出一条路来。”
     《郑板桥和“板桥体”》，《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 ＊
    按：真是无独有偶。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也忽然发出思古的幽情，“怀念”起被罢官的郑板桥来了。邓拓先在一九六一年作诗，继而在一九六三年著文，一股劲地为“郑板桥”的罢官喊冤，喊得那么愤慨，那么激动！读者只要把此文同吴晗的《海瑞罢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实在是异曲同工，都是在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
    邓拓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点出“板桥体”的灵魂是“自作主人、不当奴才”，号召人们抓住这个“灵魂”认真学习，“自己踏出一条路来”。恶毒！恶毒！邓拓不是在号召人们反对党的领导吗？摆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却号召人们“自己踏出一条路来”，这条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路又是什么呢？
    
    宣扬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事，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为此遭到罢官
    “米万钟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有骨气的人。他的生平为人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处。他出生于明代隆庆四年，……刚刚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江宁令尹。不久以后，他奉命改任江西按察使。据称，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和文教事业，所到之处，颇受中下层人民和文士们的称颂。”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别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
“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道诗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这一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
”
     《宛平大小米》，《燕山夜话》三集，第三九──四一页。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
＊ ＊ ＊
    按：此文是借米万钟这个亡灵，再一次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
    
    为“李＠⑥”被罢官而鸣不平
    “李＠⑥的遭遇很不好，正如郑板桥在写给他的另一首诗中所说的，‘两革科名一贬官，萧萧华发镜中寒。’当时李＠⑥早已被清宫画院里临摹古画的一班画师所排挤而离开了画院，到山东滕县当了一时期的知县，又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从此他就流落在扬州依靠卖画为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了。”
    “再看他自己的题诗，就更觉得这幅画的意境很深。这首诗明白地写道：
    黄叶飘萧处士林，霜华不畏早寒侵。画鸡欲画鸡儿叫，唤起人间为善心。”
    “诗意不但阐明了画意，并且反映了李＠⑥当时的遭遇和他的愤懑不平的心情。”
     《谈李＠⑥和他的画》，《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按：又是一个罢官！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邓拓四次为被罢了官的人鸣不平，歌颂他们被罢官而不屈服的“反抗精神”，真是“运思独苦”！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邓拓们的“指导”！
    “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一期。
    
    “健忘病者的症状……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三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贾岛的创作态度》，《燕山夜话》一集，第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 ＊ ＊
    按：这几则材料，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夜话》的凶恶面目。邓拓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决不是骂骂而已，而是要根本推翻。所谓“健忘病者”“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这不是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去吗？
    
    不是“书生空议论”，而是“力抗权奸”的“好男儿”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动心绝命词。”
     《歌唱太湖》，《光明日报》一九六○年九月七日。
＊ ＊ ＊
    按：邓拓近几年来大讲“东林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东林书院的一副对子，说东林党人读书、讲学都“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说他们很有“骨气”。上面两首诗，宣扬他们的“力抗权奸志不移”的反抗精神，显然这也是有“政治目的”的。邓拓之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搬出东林党来，大肆鼓吹东林党的叛逆性格，给他们的一伙鼓励士气。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法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林白水之死》，《燕山夜话》五集，第一○五──一○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按：长期办报的邓拓，为什么提起报纸方面的事情，会“哑然失笑”呢？这是值得考证一番的，一考证就会发现他因为办报时受了批评，而对党怀恨在心。
据说，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的报馆主笔林白水，他所写的文章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这难道不是邓拓的自白吗？邓拓“辛辛苦苦”，写了文章，如果读者不懂怎么办呢？因此，他需要借死人之口来表白一番，他讲的是瓦片，蜜蜂之类，但“归结及于政局”。这是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他的《燕山夜话》。

    “夜话”大都“语带双关”，有其“政治目的”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
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象真正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把上下联贯串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二集，第六○──六二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按：邓拓告诉我们，“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东林党人说的风声、雨声，是“语带双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意义“相当深长”。这是邓拓的自我表白。
    
    煽动要用“漫画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用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一般的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我们）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古代的漫画》，《燕山夜话》三集，第五一──五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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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里讲得很明白，“对鬼的讽刺”，就是“对人的讽刺”，就是用“漫画手法”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的情绪”。“夜话”当然也是这样。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
    “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生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
    “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
    “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在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
    ‘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济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十六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
     《三十六计》，《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四──八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 ＊ ＊
    按：《三十六计》是《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党的十中全会快要召开了。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布置退却了。但是，要退得安全，必须动脑筋，用计谋。如果没有其它计策，“要走也走不了。”他开列了三十六计的名目，供同道者参考。“夜话”暂时“下马”了，“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以便保存实力，东山再起。但是，不管他是三十六还是七十二计，都是跑不了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⑴⑶）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示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绝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吹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⑶⑷）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ｍáｎｇ＠①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独，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独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廖沫沙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ｋù＠②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我头脑中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定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了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
    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象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吴晗的问题以后，你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说，背景就是你们报纸上也登载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难道不经过你们批准，就是没有党性吗？看来很清楚，你们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们的态度转变了吗？也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正确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这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其实，你们是支持吴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线》《北京晚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转载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们真偏袒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好象你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吴晗保驾。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道德继承”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其实，你们从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吴晗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绿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笼，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谓“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讨论，企图为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定调子，想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所谓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吴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吴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错误。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篇假检讨、真进攻的文章。《北京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加任何按语，不作任何批判，这实际上是支持吴晗以检讨的形式向批评他的同志进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就心照不宣地对向阳生说，你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完成了反攻任务以后，就按照向阳生定的调子，在《前线》《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所谓自我批评，欣然承认自己错误的“中心”，是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两个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场双簧。
    一篇不够，调子定不下来。你们又接连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一个劲地想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发表在今年一月八日《北京日报》上的李东石（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抛出来的。这篇文章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同一个《海瑞罢官》，一会儿是所谓“道德继承论”的产物，一会儿又是某种评价历史人物观点的产物，就是不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产物。
    众目睽睽，营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线》《北京日报》对吴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手法，迅速为大家识破了。不少报刊发表了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今年四月以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种难堪的“将军”局面摆在支持、包庇吴晗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晗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马谡》，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肯提呢？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
    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①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瘳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辉（即俞铭璜）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象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子。（⑴⑵）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读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评，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评。因为对你们来说，廖沫沙是必须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为“鬼”张目，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为地、富、反、坏、右张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跟洋鬼、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你们批判过邓拓吗？
    也没有。
    前几年，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在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们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邓拓在这场猖狂的进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邓拓。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邓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亲自出马，纠集吴晗、廖沫沙，在一个饭店里聚餐，组织起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吴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与否是他批的。“三家村”开业的历史，就是邓拓率领吴晗、廖沫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争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象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为李三才辩护》《昆仑山人》《宛平大小米》《郑板桥和“板桥体”》《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林白水之死》《专治“健忘症”》等，是其中之最甚者。
    对所有这些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十分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曾经作过批判没有？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特别是那篇极端反动的《专治“健忘症”》，这是一支很恶毒的箭，它的矛头直接射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他要用“狗血”淋我们的“头部”，要用外国特制的棍棒对着我们的“头部”打得我们“休克”，以让他们那些所谓“高明的医师”，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这一篇疯狂的反革命杂文，充分暴露了邓拓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刻骨地仇恨党、仇恨人民的黑心肠。
    邓拓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他们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信，提出严正的批评。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批评信都不予刊登，不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辩护。你们嘴上说的是“百家争鸣”，实际上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家独鸣”。就是说，只许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放资本主义之毒，不许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铲除你们的毒草。你们实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场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愿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们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你们还请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
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读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作法极端不满，愤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问题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三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经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评”吴晗的文章吗？提出邓拓的问题，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编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车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问题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资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话》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讽今”问题。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言论，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话》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读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政治要害问题没有了。
这能叫做“批判”吗？把它叫做掩盖错误、包庇坏人、欺骗读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评吗？
    “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训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吗？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别人乘虚而入吗？真是被别人利用了吗？
    “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吗？
    “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吗？是丧失警惕吗？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许多毒，出了那么许多牛鬼蛇神，又耍了那么许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谁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问题包不住了，又是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们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们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一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台表演。不同的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则比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注① 廖沫沙曾经在一九三四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一、三九七──四○○页。＊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由于我国遭受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一时沉渣泛起，兴妖作怪，牛鬼蛇神，纷纷登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从阴暗的角落里把他们全部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示示众。
    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必然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邓拓就是其中一个。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几年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究竟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含糊不得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含糊，就是包庇坏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批判。

    小丑跳梁，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此，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说，匡衡曾经向汉元帝进谏说，作皇帝的要“广谋从众”；著名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汉光武帝，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在列举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虚心地接受“群下”的意见之后，邓拓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首先，认为封建的帝王将相能够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匡衡、郑兴所说的帝王听取“众”、“群”的意见，就是要听宰相、尚书等官僚的意见。说什么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能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邓拓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匡衡、郑兴要汉元帝、光武帝“纳群下之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谓“群下”指的是谁？汉元帝、光武帝指的又是谁？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而他所说的汉元帝、光武帝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邓拓攻击我们党“企图出奇制胜”。革命，就是要出奇制胜。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创造奇迹的时代。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党中央“好大喜功”，反右斗争前夕，一九五七年五月，邓拓自己也攻击我们党中央“贪大喜功”，现在，邓拓又攻击我们党中央“企图出奇制胜”。可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多么的仇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歌颂党，歌颂党的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鄙视劳动群众的邓拓、吴晗等人却相反，他们竭力歌颂帝王将相，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恶毒地谩骂无产阶级的党。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现阶段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各国革命人民的精神原子弹。它越来越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极大地鼓舞了并且继续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科学论断，击中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怕得发抖。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实是，我们宣传得越多，他们就越糟糕。如果真是一句“无济于事”的空话，那么，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死命地来反对呢？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篇文章，一派黑话。既然是“黑话”，当然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邓拓扬言这是一篇谈医说病的文章。这是弥天大谎！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吧。
    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真是欺人太甚！《艾子后语》明明是一部政治讽刺小品，哪里是什么谈医说病的？这本书是“意有所寓”，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邓拓当然知道《艾子后语》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文章，但是他却指鹿为马，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为什么忽然发表专门谈治健忘症的文章？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管理论宣传工作的邓拓，为什么“破门而出”，行起“医”来呢？既然是行医治病，为什么伤风感冒、痢疾、伤寒等病都不治，而偏偏“专治”健忘症？是不是因为“健忘症”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以致需要《前线》发表专文，需要邓拓亲临“前线”专治？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这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医学概念。至于“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同“健忘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很显然，邓拓是在这里讲政治，而不是讲医学。（⑴⑵）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查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们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最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们党下台。
    你看，钻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们“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党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敌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们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滥调，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党“完全休息”，一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夫所讲的。邓拓想要做的，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蚍蜉撼大树，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剑的骗局》、《说大话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则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人好说大话，一个是山雀夸口，要把海水烧干。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另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
    这篇杂文的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一个人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拾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怫然大怒”，“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些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人、山雀、只有一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
    从来寓言故事，都是意有所寓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是用这种挑战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穷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一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党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为他们唱赞歌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销了他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就是为他自己呼冤喊屈。
    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
    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湮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竟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任过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本不是“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过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邵辅忠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皇木私建营第”，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论是：“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三才没有不白之冤，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上疏，……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李三才“盗皇木”的事，据《明史》记载是经过查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大，他不顾《明史》记载，添枝画叶，故作波澜，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敢彻底查究”。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即“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决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丢乌纱帽”。他翻来复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竟罢官而去”；“罢官以后”，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
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在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顶乌纱须早脱”，就是“罢官”。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一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①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①“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革科名一贬官”这句诗反映李＠①“愤懑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天公还ｑｉáｎ＠②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党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不准滑过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狠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们”，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了斗争。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邓拓在《种晚菘的季节》杂文中，讲了如下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菘”──“长短录”。
    一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
    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告，叫《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时机到来，“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露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关去。
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它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在他写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抛给他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簧戏。
    他们认为一方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人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 ＊ ＊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伙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三家村”兄弟中，邓拓是混进党内的叛徒，是漏网的大右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吴晗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是蒋家王朝的走狗，是洋奴胡适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奴的洋奴。那么，廖沫沙呢？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的几年，廖沫沙同他的“三家村”兄弟，在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认识了他的反动的政治面目。但是，由于廖沫沙受到了他的后台老板的支持、庇护和纵容，不仅一直逍遥法外，甚至受到进一步的信任和重用。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了廖沫沙的反动面目之后，前北京市委公然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一九六四年七月，他们故意任命廖沫沙为某代表团团长，并且给廖沫沙作政治鉴定，说他在历次运动中“政治立场坚定”，只是在“学术上有些错误观点”。他们瞒上欺下，干着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全国人民的罪恶勾当。由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巨大政治压力，他们便玩弄另一个阴谋诡计：叫廖沫沙写一篇所谓自我检讨，应付过关。
    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廖沫沙发表了《有鬼无害论》，替孟超的厉鬼“李慧娘”张目，煽动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中间隔了三年半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廖沫沙才发表一篇所谓“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这是假检讨之名、行进攻之实的大毒草。廖沫沙完全回避自己的反党、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问题，说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有的时候失掉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是对文学遗产“有一种错误的偏好”，因此，在文化战线上“迷失方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自觉”的。
    “三家村”的后台大老板还大肆散布这样一种谬论：“难道你的头脑中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就不相信！”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辩。他们首先是混淆敌我界线，把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分子，打扮成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革命者”，把革命者和反动派一锅煮，好人和坏人“合二而一”，然后就用“错误言论大家有份”的反动谬论，来压制革命左派对反革命右派的揭露和斗争，打击左派。
    他们气势汹汹地责骂左派：廖沫沙自己已经感到难受了，你们还要批判吗？这是“揪住不放”，是“不准革命”，你们是“赵太爷”！他们把革命的左派诬蔑为反革命的“赵太爷”。“三家村”及其后台大老板，就是这样一群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蛮不讲理、专行独断的黑帮人物。
    前《北京晚报》在发表廖沫沙的文章时所加的编后按，完全是按照这个反革命黑帮的意旨说话的。它说：廖沫沙是“实际上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只在“思想”中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这是什么话？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他们觉得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些混不下去了，于是搞了一个“四·一六”阴谋。四月十六日，“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前线》和前《北京日报》，刊登了所谓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给廖沫沙加了一顶“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空洞帽子，把廖沫沙的一贯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轻轻带过。
    革命斗争的进程，是“三家村”黑帮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所料不到的。阴谋被揭穿了，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事到如今，“三家村”及其后台老板对于廖沫沙的假斗争，真包庇的大骗局，已经大白于世了。
    说廖沫沙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只是不自觉地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是弥天大谎。廖沫沙的一生，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生。
    廖沫沙的凶恶面目，必须揭深、揭透、揭彻底。
    
    蒋介石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鲁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勋，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讯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正因为鲁迅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文化革命旗手，因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买办文人，封建遗孽，汉奸特务，托洛茨基黑帮等等，对他进行了最无耻最凶恶的攻击。
    鲁迅写的许多杂文，象锋利的匕首一样，刺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的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大晚报》，国民党党棍潘公展办的《微言》，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王平陵、叛徒杨村人，流氓张资平等等，都来攻击鲁迅。在这批反动人物中，就有廖沫沙。
    当时鲁迅在报上发表的杂文，往往围绕一圈花边。廖沫沙便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杂文，发表在最反动的《大晚报》上。这篇杂文诬蔑鲁迅的文章“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什么“这花边体”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并且狗血喷人，咒骂鲁迅是“帮洋人经营生意”的“买办”。同廖沫沙这个恶毒咒骂相呼应，国民党的一位官老爷文公直，则诬蔑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当时笔伐鲁迅的很多，但是，“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引者注：指廖沫沙、文公直）还差得很远”（《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四二页）。
    廖沫沙、文公直之流诬蔑鲁迅的话，同独夫民贼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腔调。蒋介石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没有丝毫反帝国主义的工作，而且障碍破坏民族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蒋介石，骂中华民族的救星共产党不反帝；身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御用文人的文公直、廖沫沙则诬蔑民族英雄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及他的走狗廖沫沙之徒，才干得出来。
    对于廖沫沙的“围剿”，鲁迅一方面给以毁灭性的反击，同时，又表示极大的藐视。他把廖沫沙“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来的刻毒的话──“花边文学”，作为自己杂文集的书名。
    叛变革命，投身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蒋介石对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的“围剿”的急先锋，这就是廖沫沙在青年时代所干的罪恶勾当。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奴才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克服了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腐败到极点，民怨沸腾。因此，国内外反动派对解放区更加仇恨。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正是在这个时候，廖沫沙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篇所谓的“历史”小说《咸阳游》（解放后收入《鹿马传》）。故事是讲齐国的孟尝君到了秦国，秦王把孟尝君扣住不让走，并且派了特务来监视他。孟尝君用千金买了一件狐白裘送给秦王的幸姬，并且向秦国的官吏进行贿赂，终于逃出了咸阳。
    文中所说的“特务”、“情报”、“侦缉”等等，都是现代的语言。显然，廖沫沙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不是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而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讲历史。
    那么，廖沫沙是为了哪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呢？
    古代秦国在今函谷关以西，陕西一带。这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所在地。
    《咸阳游》污蔑“秦国”的“情报和侦缉”很严密，“到处有眼睛跟着”，“秦王”左右“贪黩”，到处“有鸡鸣狗盗之流存在”等等。
    廖沫沙这些咒骂“秦国”的话，同当时国民党宣传机关恶毒地诽谤共产党和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名叫《怎样与中共斗争》这本极端反动的书，即诬蔑我们的解放区“密布侦查网”，“密令各级人员实行互相监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邓文仪诬蔑延安“白天晚上都是恐怖”，工作人员“不是贪污腐败，就是低能无能”。一九四三年六月出版的《中共割据下之政治》，诬蔑边区各地“横暴贪污，殊出人意料之外”。请读者们比较一下，廖沫沙那些骂人的话，不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咒骂共产党的话的翻版吗？
    当时，廖沫沙一方面恶毒地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方面则狂热地歌颂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九四四年二月，廖沫沙写了《凤兮，凤兮！》，肉麻地吹捧孔子，说“孔子不只是身居显贵”，而且是“养民也惠”，“乐以其贵下人”。说孔子摄行相事以来，“就着着实实有了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使人欣慰”，社会秩序也“不象以往那么牵牵扯扯，混乱杂凑了”。文章特地编造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一个乡下人进城，丢了包裹。人们告诉他：不要紧，“去找警察”。那警察把手中的长戈向上一指，“大包裹高高悬在街中心的一根木柱上”。警察还谆谆开导这位乡下老：“这是当今孔相爷的法令，‘临财勿苟得’”。为什么政治这么清明呢？廖沫沙回答说：“原来有圣人在上面作宰相”。
    那么，这位“当今”的孔相爷究竟是谁呢？
    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消灭共产党，一方面诬蔑解放区是民贫吏贪、盗贼横行的“匪区”；另方面则美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区是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蒋介石集团为了推行这种反动宣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演了一出吹捧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伟大勋迹”的丑剧。十一月一日，举行了庆祝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颁颂词。蒋介石政府的头目们，如宋子文、何应钦、张群等等，都肉麻地吹捧孔祥熙的所谓“德政”。美国主子，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也都向他们的走狗孔祥熙发来“贺电”。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大量吹捧孔祥熙的臭货。《经济汇报》发表了红字标题的《孔总裁就任十周年纪念专刊》。群丑们一致吹捧孔祥熙“废除苛杂，澄清吏治，民繁物庶，士饱马腾”的伟大成就。
    孔祥熙宣传自己是孔子的子孙，一些无耻文人则跟着说孔祥熙是“圣裔”。有一个反动政客吹捧孔祥熙是“念及乃祖‘节用薄敛’致‘百姓足，君孰不足’之义”，“废除苛税杂捐，以利民生”的伟人。孔祥熙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既残暴愚蠢又以贪污出名的大官僚，是蒋介石集团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所以这样大肆吹捧孔祥熙，就是吹捧整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向共产党和解放区进攻制造舆论。
    事情很明白，廖沫沙的《凤兮，凤兮！》就是密切为蒋介石的这种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他歌颂“孔子”的那些话，几乎都是逐字逐句从当时那些无耻文人、反动政客及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和特务机关那里抄来的。廖沫沙吹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王道乐土；吹捧孔祥熙是“当今”的“圣人”，象“北辰”一样“而众星环拱之”。这些话，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是不敢明目张胆说的。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廖沫沙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反动派服务的忠实奴才。
    
    反共的阴谋家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以蒋介石匪帮为首的反动力量的决战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刻，廖沫沙干了些什么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历史”小说《离殷》，算是讲殷纣王的事（见《鹿马传》）。据历史记载，殷纣王统治的末期，天下汹汹，人心离散，老百姓怨声载道，局面越来越糟。而当时，在岐山一带（今陕西西北部），由西伯昌和武王发领导的解放战争，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下，几乎用不到任何说明即可看出，廖沫沙所说的纣是指蒋介石，而他所说的西岐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廖沫沙在《离殷》中，对殷纣王采取什么态度呢？对西伯昌又采取什么态度呢？廖沫沙不得不承认纣王“作尽坏事，说尽坏话”，承认“诸侯逐渐离心”。但是他仍然竭力歌颂鄂侯向纣王进谏的举动是“忠诚勇敢”。他要人们对殷纣王的反动统治尽忠，要用一切办法来“挽救殷商的天下”。甚至还无耻地歌颂纣是“天王圣明！”另一方面，则极力刻划西伯昌的阴险和狡猾，说“西伯藏头露尾”“是个野心的军阀”，并且很“阴险”。
    廖沫沙这些骂西伯昌的话，同当时独夫民贼蒋介石骂共产党的话完全一样。蒋介石骂共产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阴险最毒辣的盗匪流寇”，是“拥兵割据”，有“野心阴谋”。显然，廖沫沙上述骂人的话，就是从蒋介石的造谣公司中批发来的。
    廖沫沙不仅骂骂而已，而且要杀害“西伯昌”。
    殷纣的反动统治崩溃前几年，纣王认为西伯昌要“造反”，“阴谋异动，靠不住”，便把他关在大监牢里。西伯昌献了洛西一片地给纣，纣把他放了；纣王下面的一位大臣祖伊坚决反对。请看下面这段描述：
    纣王：“我已经把他放了”，“我还给了他弓矢斧钺，不少的外国武器，他可以扩编军队，他可以专任征伐，永为西伯之长。”
    祖伊想起西伯昌曾经伐密须、灭耆国，也是个野心的军阀，很阴险，便说：“大王其仁如天，不过天讫殷命，这样大的权力交给他，可不知道他怎么样？”比干补充说：“假人元龟，无敢知吉，我也觉得大王的心肠太好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廖沫沙这里所说的西伯昌，就是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了粉碎蒋介石“和平谈判”阴谋，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全国人民都歌颂毛主席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大勇，重庆的工人高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介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但是，由于全中国革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蒋介石不敢直接对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蒋介石企图在谈判桌上，逼使共产党交出军权和解放区政权的阴谋也失败了。蒋介石手下的人，对蒋介石的这个罪恶阴谋的失败，有所“埋怨”。他们抱怨蒋介石“太仁慈了”，抱怨蒋介石在“会谈记要”中，没有“消灭”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廖沫沙借祖伊的嘴埋怨纣王把西伯昌放回西岐去，埋怨纣王让西伯昌“可以扩编军队”，把这样大的权力交给西伯昌，是“心肠太好了”。这同蒋介石手下那班人的话，不是如出一辙吗？
    请读者们想一想：廖沫沙穷凶极恶到这种程度，竟要对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他的心肠是多么的黑啊！
    当西周的军队渡过孟津，势如破竹似地向殷都进发的时候，殷纣的反动统治完全崩溃了，“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都破灭了。人民群众壶浆以迎王师，大家纷纷去投奔西岐。在这个形势下，廖沫沙是何去何从呢？当时，纣王下面的文武百官，如微子、太师ｃī＠①，李师强，太颠，散宜生等等，大批的人都离殷西去。但是，廖沫沙所刻意描写的大臣祖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微子、太师ｃī＠①等都认为，纣没有希望了，只有投奔西岐。祖伊却说：“唉，唉，他（引者注：指西伯）吗，他和纣有什么两样呢？而且他滑头。”
    微子主张请西伯起兵来灭纣。祖伊回答说：“那不行，灭了一个纣，难道没有另一个纣出来？我看姬昌就是一个纣，他比纣更阴险。”“不久就传说祖伊在东海造反了”，故事就这样结束。
    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是造谣说，蒋介石固然不行，但是共产党比蒋介石更坏吗？不是说人民解放战争是“以暴易暴”吗？一些政治阴谋家不是主张另起炉灶，来挽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一直到蒋介石反动统治完全垮台的时候，廖沫沙还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同国民党没有两样，甚至比国民党更坏。他要顽抗到底，坚持同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为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百万雄师的大铁拳，把廖沫沙“在东海造反”的幻梦粉碎了。
    
    漏网的大右派
    
    廖沫沙同邓拓一样，是漏网的大右派。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党权、政权、军权。同年十月，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叛乱。在国际反革命逆流下，廖沫沙这个反共的老手，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一九五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廖沫沙用闻璧这个名字，在《新观察》上，以《乱弹杂记》为总标题，连续向无产阶级射出了密集的毒箭。
    廖沫沙一出场，就恶毒地攻击所谓“新八股”。什么叫新八股呢？廖沫沙说，新八股就是：“优点、缺点、原因、经验、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污蔑说，这种八股文，都是“搬弄一些教条或经典”，“只许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
    解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如饥如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使得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暴跳如雷，大骂所谓八股文，说这样的八股文“滔滔天下，触目可见”，“言之无物，通篇是废话”。并且说：“只有这样的‘八股文’才会得到领导人的赞许”。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攻击金光灿烂的毛主席著作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污蔑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吗？告诉廖沫沙，我们就是不准你的“乱弹”“杂记”这些大毒草泛滥；就是要大学特学毛主席著作，大讲特讲毛泽东思想，只许讲无产阶级的“圣贤之言”。
    “滔滔天下，触目可见”吗？你们说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已经传遍全天下，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了。
    一切反动派最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廖沫沙在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旗帜下，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六年八月间，我们报纸上报道了一位医师所开的吃蝌蚪可以避孕的单方。廖沫沙抓住这样一个小小问题，用了一个煽动性的题目《活吞蝌蚪》，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
    廖沫沙故意提出问题：“女工们活吞蝌蚪，会不会将其他寄生虫卵一起吞下去呢？”他煽动地回答说：“那还用说吗？全吞下去了，全吞下去了！”然后他挑衅性地问道：“可是谁应该负这个糟糕的责任呢？”他回答说：介绍这个单方的医生不应负责，抢先登载这个消息的报纸不应负责，卫生行政部门也不应负责。接着笔锋一转，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我这样一层层思考下去，自己也觉得茫茫然，……连个被告都没有了。如果讲责任，这个责任究竟该谁负呢？”“现在据我看：这个责任恐怕只好由那些活吞蝌蚪的可怜的女同胞们自己去负担了。──原案只好作无头公案处理，着即归档！”
    女人们吃蝌蚪避孕的这个责任，必须“一层层”追究下去，一直追到党中央。必须把党中央放在“被告”席上，否则，就是“无头公案”。
    廖沫沙的用意是多么恶毒！一位医生介绍了一种避孕的单方，有些女同志服用了。假如这个单方有缺点，那么只要加以说明，纠正就行了。如果不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怎么会要追究党中央的责任呢？怎么竟去煽动“可怜”的“女同胞”去反对党中央呢？这不是十足的反革命煽动行为又是什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下限”》，更是一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黑枪。他说，不能认为“天下最爱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只是些“官卑职小”的干部，“事实上官愈高，职权愈大”，沾染官僚主义的尘土也就“更厚更多”；因此，火力应该集中于“大官僚”，而不能让大官僚主义“逍遥于批评之外”。
    廖沫沙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难关，大灾难，因此，他“请士子们──也就是知识分子们──严重注意！”，“要逃脱这个难关”，“避免这场灾难”。
    廖沫沙公然叫嚣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现在发现：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廖沫沙根据他的反革命经验，他深深懂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完蛋了，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才能逃脱难关，避免灾难。
    告诉廖沫沙之流的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无产阶级的专政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不管你们多么狡猾，不管有什么人包庇你，你躲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反右派斗争叫你漏了网，但是，你们是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的。
    
    “三家村”黑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干将
    
    当“三家村”黑店在它的后台大老板指使下，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的时候，廖沫沙袒胸露腹，大吹法螺，拚死命地向我们扑来。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动了猖狂进攻。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传身护家的法宝。因此，廖沫沙这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便集中了一切仇恨，攻击、诋毁和诽谤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活动，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扬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我们搞糟了，叫嚷要同我们“算帐”。我们党有力地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总路线的无耻诽谤。这时，廖沫沙跳了出来，在一九五九年《前线》第十三期上，放出了一株毒草《要学会算帐》。他虚伪地说，“我们不赞成这种‘秋后算帐派’”；但是，他紧接着来一个“但书”，说“如果只谈‘算帐’，我们不但不反对‘秋后’算帐，而且赞成‘秋前’也要算帐”，他气势汹汹地叫喊：“有帐必算”，“大帐小帐一齐算”。
    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同我们党斗争了几十年，现在他认为已到同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吴晗抛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之后，廖沫沙跟着杀将出来。一九六○年六月，他在《前线》抛出大毒草《论“太岁头上动土”》。廖沫沙捧出死人王充，歌颂他是“不怕冲撞‘太岁’的硬汉子”，“把‘圣贤之言’剥得不成样子”。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同吴晗吹捧海瑞敢于大骂“皇帝”，是一路黑货。廖沫沙是在鼓励人们敢于“冲撞”党中央，反对“独尊”毛泽东思想，要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自由泛滥。
    “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认为，一九六一年春天是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大好形势的开始。一月一日，“三家村”黑帮总管邓拓，叫喊“春风袅娜”，向众牛鬼蛇神传下帅令：“听，春雷欲动，大野昭苏，辞旧岁，展雄图。趁良辰美景，同心戮力，坚持奋斗，切莫踌躇！”同月，反革命急先锋吴晗的《海瑞罢官》急速出笼。廖沫沙紧紧跟上，一月二十日，他在前《北京晚报》上，大擂战鼓，说“春，是要‘腊鼓’来催的”，“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并且大骂所谓“和大主教差不了多少”的“天子”。
    《海瑞罢官》掀起的一股妖风，冲昏了“三家村”黑帮们的头脑，他们觉得“天下大变”的时机到来了。三月九日，廖沫沙提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理论：《唯变所适论》。在发表时，廖沫沙觉得这个题目太露骨了，便改成：《孔子和（周易）作者是怎样观察“变革”的》，给反革命的理论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廖沫沙采取了“三家村”黑帮所惯用的“以古讽今”的手法，发出了反革命复辟的狂吠。他说：“当时”（应读作现在）是“社会历史的大变化”的时代，而“孔子”则很“保守”，“一切都得照老样子”，“不能容纳任何新鲜事物”。
    廖沫沙大叫要反对“至死都不敢违反‘圣人’之言的历史传统”，他说：“人们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只有一个方法：‘惟变所适’”。只要把这些话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同廖沫沙的那些反动言论联系起来，那么，他的用心就很清楚了。当时，叛徒赫鲁晓夫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国内的阶级敌人则把“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这套反革命谬论当作新鲜事物，而骂我们党是顽固的“保守派”，不愿意适应新形势。廖沫沙的“惟变所适”论，翻译成明白的语言，就是要人们适应他们的反革命“变革”，跟着他们这伙阴谋家跑。这是白日做梦！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派，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当然要变革，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革命的变革，对于牛鬼蛇神的所谓“变革”──反革命复辟活动──则要坚决粉碎。
    一九六一年六月至八月间，“三家村”黑店纠集了一批牛鬼蛇神，在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刮起了一阵大黑风。
    廖沫沙在六月十日出版的《前线》上，发表了《调查和算帐》，鼓动牛鬼蛇神到基层去“算帐”，“既要查旧帐，又要算新帐”。不错，帐是要算的，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不仅要算新帐，而且要查旧帐，要新帐旧帐一起算！这篇文章的标题太露眼了，收入《分阴集》时，他偷偷地改为《从“无数”到“有数”》。
    接着，吴晗、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射来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个鸡蛋的家当》、《磨光了的金币》、《专治“健忘症”》等等“排炮”。八月十日，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出笼。当这群“魔怪舞翩跹”的时候，廖沫沙在八月三十一日的前《北京晚报》上，放出了《有鬼无害论》，替妖魔鬼怪作护法，“鼓舞”牛鬼蛇神不要“屈服于压迫势力”，要“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反对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压迫。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我国，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专政者。在这种条件下，廖沫沙号召“与压迫势力作斗争”，这不是公开地号召地富反坏右起来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吗？
    当国际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准备大干的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鬼，要开展一个打鬼运动。这怎能不叫廖沫沙之流的鬼蜮恼怒呢？廖沫沙在《怕鬼的“雅谑”》中反诬我们：鬼神一出来，你们就叫喊要打倒，可是你们是“怕鬼怕得要死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者，从来不怕鬼。我们敢于消灭一切妖焰鬼火，不管是洋鬼、土鬼、活鬼、死鬼，统统打倒，决不让“三家村”鬼群兴风作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的天下。
    从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家村”黑店公开营业，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国内阶级敌人的进攻最为疯狂。这时，“三家村”黑店也最放肆。“三家村”黑店急先锋吴晗狂呼，反革命的“浪头”将“越来越大”。“三家村”的总管邓拓则赤裸裸地说：共产党的“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会越来越多”，“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他们得意忘形，公开叫喊要我们党下台“休息”，他们加紧联络人，发展组织。
    但是，“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号召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惊醒了大地。“三家村”黑帮们的丧钟响了，不是什么“好光景就在眼前”，而是他们的末日到来了。
    廖沫沙大概也觉得他们的大势有点不妙，一九六三年七月，他发出《身后事该怎么办？》的哀鸣。
    共产党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一个革命者死了，千百个革命者站起来。个人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永垂不朽。那些干反革命勾当的人，一生干坏事，他们怕死了受人民的唾骂，因此提出：人死之后怎么办？
    怎么办呢？廖沫沙搬出了庄子的反动哲学来。他说：人死了，“万念俱消”，“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只要“对身后事看得如此明白”就行。我们告诉那些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决不是人死了，“万念俱消”，“就算完事”。为革命而死，永垂不朽；为反革命而死，遗臭万年。你们这套腐朽没落的哲学是骗不了人的。
    廖沫沙的反革命立场是顽固的。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前线》上向牛鬼蛇神提出：《学游泳不要怕水》。他说：“学游泳的人都尝试过第一次被人推下水的滋味：一到水中，立即水深没颈，真使人惊慌失措。但是经过两次、三次、四次下水，就慢慢习惯了”。廖沫沙确是有反革命经验的人。从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围剿”到一九五六年的右派分子进攻，他也确实是经过“四次下水”了。他供认自己对于反革命勾当已经“习惯”了，并且告诉那些第一次“下水”的人，面对着向他们冲击的革命洪流，不要“惊慌失措”。但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只不过是表面镇定，实际上心慌得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是顽而不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们砸得粉碎。
    ＊ ＊ ＊
    廖沫沙一生的反革命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懂得，这一场斗争决不是什么打笔墨官司，而是剑拔弩张、荷枪实弹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你活我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叛徒，变节分子，帝国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三家村”这个反革命巢穴所ｊūｎ＠②集的就是这样一批黑色人物，前北京市委收罗、包庇、纵容的就是这样一群牛鬼蛇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
    亲爱的读者们，象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牛鬼蛇神，难道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存在吗？别的地方就没有吗？不！“三家村”黑店固然是反革命复辟的重要巢穴；但是，象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黑帮人物，决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把牛鬼蛇神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统统揪出来，挖掉反革命复辟的根子，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常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真的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人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当地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企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
    中央在批语中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烈烈，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相互颠覆，内部相互残杀。楚成王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互相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反革命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什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场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背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 “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会议批判了朱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1966.05.23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彭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XXX：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
    会议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央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中发［66］278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和罗瑞卿二同志错误问题的材料已经发给你们。在传达这个决定时，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二同志错误的问题，可以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大反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放肆的时候，也就是严慰冰写匿名信最多的时候。
    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击林彪同志，就是因为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他们第一封反革命匿名信，是在一九六零年初，即彭德怀反党集团已被揭发批判的时候。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揭发了罗瑞卿的反党篡军的阴谋不久，一封直接给林彪同志的极其恶毒的、令人愤慨的反革命匿名信就寄出了。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文件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讲话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讲话。一切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封建复辟过多少次。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进行着，大体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解决的。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长时期的。是不是比资产阶级用的时间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们是依靠工农兵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我们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几千年来的习惯势力是不能轻视的。
    这次我们同“四大家族”的斗争，他们是搞地下活动，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高饶也是背后搞地下活动。搞政变的，没有长期的地下活动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有太平观念。列宁说的两条：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没死，新的资产阶级又在生长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条》以后作了两次报告，是包庇一切坏人，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在社教运动中，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世界观的斗争，他用生产的大帽子压人，说生产搞坏了，是保护四类分子，保护一切坏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席的著作渗透着辩证法，不用辩证法是读不懂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辟，最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席的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是对立的统一。列宁也讲过，但是毛主席阐述得更明确，更通俗，更容易为工农兵看懂。主席说：《共产党宣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当然那时有局限问题，写过也不系统。马、思、列、斯是主张武装暴动，都是讲的城市，很少说农村包围城市。（周总理插话：斯大林讲过建立根据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两个海口的小城市）（林总插活：南昌暴动以后，朱德看见山多树多，说我是拜山教。）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一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重要，阐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认真地读，多宣传。今后世界革命走我们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义，包括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武装，在农村容易存在。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发展了列宁的观点。列宁讲到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反对力量，小生产者时刻产生出资产阶级分子。主席讲的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社会主义建设，列宁重视农业，但以农业为基础是主席发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国党讲过，要注意农业，不然打起仗来没有饭吃。科学社会主义有了重大发展。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来要按主席这封信来编制计划，作为编制计划的纲要。
    “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二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二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总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出发的，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讲话
    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期间，罗被揭露出来以后又提出了彭、陆、杨。没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出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查，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出，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一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四大家族”的共同特点：（1）反对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2）反对主席是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3）完全反对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不同意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4）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
    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者是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
    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
    哲学大大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何而来是马列主义的精华，精神变物质，一般到具体（林彪同志插话：工人说学习主席著作要占工作时间，这是加法，精神变了物质，这是乘法。）主席批评恩格斯的三个公式：质量互变不对，否定之否定不对，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三个平列。列宁强调了对立统一，没有批判恩格斯的。斯大林搞成四条，主席否定了。概括为对立，统一，简成一分为二，是主席第一个这样讲的，大大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矛盾论解决党内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决也是矛盾论的运用，工农兵学习哲学把学习推向新阶段是件大事。
    政治经济学。彭说有资本论就够了，还能再提高？这是不承认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写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主席一开始就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主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两个中间地带。十大关系的理论，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政治挂帅，自力更生，群众路线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的典范，经验丰富的很。
    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有独特的创造。革命的一切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最高的概括，是万古长青的，赞成还是反对这句话是革命派是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有阶级斗争，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也说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后就没有了，到快死了又说有阶级斗争。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前人没有回答的问题，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讲话又发挥了。他说即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打倒了，各个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建立共产主义还很难讲。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复辟。要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从上述来看，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
    主席对农民问题发挥的很多，懂不懂农民问题，是能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是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政权的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的理论是个大发展，这是能不能取得政权的问题。
    人民军队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中所没有的，主席创造了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是伟大的创举，农村包围城市有世界意义，有普遍意义。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是发展马列主义很重要的部分。军事问题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论，没有人民战争思想。列宁死的早，没有讲。斯大林有，但说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很重要的。（伯达同志插话，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要有批判态度，马克思说，英国可以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英国没有地主官僚制度，没有军国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具体情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当时是正确的。这和他理论本身就是矛盾的。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批判过，说不能和平过渡了。）
    英国有一教授来中国几次，他说：“主席大大超过了马列主义，提出了四个来源，加上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辩证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理插话：中国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哲学与打倒是分不开的。）称赞工农兵学哲学。他对京剧改革很感兴趣，他说到希腊去宣传。改革他的戏剧。
    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党和党的建设理论大大发展了，把党的建设与马克思的世界纲领结合起来。主席揭示党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没有矛盾就没有斗争，党的生命就要停止，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论党和党的建设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把党性提高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主席第一位提出来的，理论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解决党内问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席插话：在马列主义中没有说过。）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可以保证永不变色，超过了联共党史结束语，也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斗争。十中全会主席说：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传播舆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发明。学校的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哲学系不出哲学，要重新写。我们要站在孙悟空这方面，支持左派，现在好像孙中山与康有为（保皇党）的斗争，要建立起左派的优势。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1979.02.17；中发［1979］1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提出有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彭真同志当即请求中央审查。中央决定就此问题进行审查，但没有查出事实根据。林彪、“四人帮”一伙随又强加给彭真同志以“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以后转入审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中的一些问题。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同志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二00七年三月六日初稿  
    2011年7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