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浙江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12.29；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67］32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二、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
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1967.07.19； 中发 ［67］ 223 号
中共中央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
（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此事为由，说张永生与陈励耘、X X等人策划，平息肖山、富阳等地武斗，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
三、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 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
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期上登载了《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
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
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是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总理说：
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
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
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
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
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
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
第七条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
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
第十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第十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
最后一条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4号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继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四、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命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总理讲话：
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
江青讲话：
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康生讲话：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
陈伯达讲话：
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张永生同xxx等人，带领“宣传队”去浙南，发生武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十一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
一九六九年二月“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开始后，南萍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期间，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
一九六九年五月，张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１５０多人到北京告状。
1969年６月６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1969年６月１２日，“红暴”派近２００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1969年６月２０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1969年６月２５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３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1969年7月１１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６月２６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969年7月１２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２００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人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有人对“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 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散发传单说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温联总头头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成八人小组。
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共计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温联总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身中六弹，壮烈牺牲。
在几十分钟内，温联总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温联总人员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抓走而死。
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
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
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他们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一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人被驱散，停止治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温联总”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
温联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温联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把钟楼炸开了。经过两天两夜，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65 17部队进驻温州城。
“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扬言要吃掉65 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早晨。“温联总”红楼指挥部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的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接着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一九七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2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六、南萍等人的非组织活动
一九七0年以来，南萍、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
南萍、熊应堂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这个工程是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南萍、熊应堂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
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
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
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
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
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
一九七○年七月，陈励耘把林彪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
一九七0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
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
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六日，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
一九七0年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
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
一九七O年九月，翁森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副主席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
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彪“六大块四小块”的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
会场门口挂的林彪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
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南萍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
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彪达到了高潮，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省党代会上，南萍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
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彪的书给南萍。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彪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
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南萍、熊应堂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
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
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南萍从王维国处回来后，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泽东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
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
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
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
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
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
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
一九七一年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公然刊登了林彪的画像。
七、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 萍 熊应堂 铁 瑛、王子达 白宗善 马 龙、张孝烈 万振西 夏 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
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对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一）会议收获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四）今后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铁瑛任省委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五月，谭启龙任浙江省委书记。
八、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就来了一个整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 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翁森鹤被拘留审查。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七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扰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
（后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十月，谭启龙和铁瑛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
此事被毛泽东发现，批示：“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张永生平了反，谭启龙留北京审查。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永生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制订“批邓联纪打谭”的方针，策划召开“省两全会”。
张永生说：“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为省委书记。
九、十月政变后对革命者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张永生将大批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运到杭州。张永生说：“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
张永生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
张永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提出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显通（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届毕业生，1968年3月18日被任命为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被在全省首先隔离审查和批斗。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李显通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对李显通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翁森鹤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二月，铁瑛任浙江省委书记。（至一九八三年三月）
一九七七年七月，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上刊登的文章说：对付帮派骨干分子“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
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
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
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
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年12月2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24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1981年，“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何、孔二人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1981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
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
台州被判处死刑的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
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
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
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 “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杭西法刑字[79]第74号）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罪名， “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回杭后 “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 1974年，抵制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 “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解决。
以反革命罪判处李显通五年徒刑。
一九八0年某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杭法刑上[80]74号）
裁定：李显通案维持原判。
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李显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
（1981年11月20日，李显通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在李显通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李显通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给厂里布置对李显通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份；旅游学院借用李显通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孩子和亲属。）
一九八0年，方剑文被提拔为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
（后因倒卖钢材被判刑五年）
一九八0年，姚国麟被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
（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
（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九八0年，杨秀珠被提拔为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
（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未逮捕归案。）
二00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多的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
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贰、本节简论
浙江省委执行错误路线及群众对它的批判，材料收集不多，情况不明。
二、浙江省军区因保省委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而驻浙部队与省军区观点不一，也产生了矛盾。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管，成立军管会，未能解决上述矛盾。只得又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三、“红暴”是一个“老造反派”（材料不清楚）。但它后来支持军区未经审查和批判就保彭冲，因此犯了错误。虽然中央在处理浙江问题时强调要联合，在成立革委会后，地位不平等，在某些地区还受压。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军分区、人武部的支持。因此两派斗争不断，武斗升级。
四、南萍任省革委会主任以后，不仅一个时期、一些地区压制了原红暴派的群众，也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打击了原革联派的群众。他还参与了林彪集团的派别活动。
五、在批林批孔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乘势而起，要求解决清队、打反、清查中发生的问题。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省委领导，在政治高压下步步为营，有求必应。而到整顿时就反守为攻，置造反派于死地。
六、铁瑛建国以来一直在浙江省工作，1977至1983年任省委书记。他在文革中及政变后的表演，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复辟狂。
“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要革命派的命”，是这样吗？
2008年7月3日初稿
2011年11月1日修改
水陆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413980771 内容包括：《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