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的两个条件已见成熟
2012-10-3 10:45:39 新浪博客 暂时无派
http://www.jinshashui.com/html/whlt/17222.html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在这个过程接近尾声的的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第二个部分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名运动的兴衰。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对这篇文章很恼火；他对文章的前半部分非常敏感，认为是在影射国民政府行将灭亡，遂专门组织人马对其围攻。而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对这篇文章赞赏有加；他对文章的后半部分非常感慨，认为是对共产党的严肃警告，遂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就有了后来毛泽东“进京赶考，不做李自成“的警言，有了蒋介石退居台湾的结局。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距离郭沫若写文章的那个甲申年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另加八年，历史是不是又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了呢？是的，又出现了。
大明朝为什么在三百六十八年前的那个甲申年灭亡？不外乎两个原因：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明朝的吏治腐败、民心丧尽，用郭沫若的话，就是“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仅存形式了”。而外因则是崇祯当政期间的连年天灾。
明朝末年吏治坏到什么程度？崇祯自己在《罪己诏》中是这样说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毫无悬念，这样的吏治在社会经济上必然导致极大的两极分化。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它的经济周期一般是以年为单位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百姓养成了极大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使他们即使在社会极度不公时，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反过来说，这样的忍耐力又具有很大的惯性，一旦达到极限，它爆发出的造反烈度和持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力又是十分惊人的。
崇祯是个很不走运的皇帝，他在接手明朝这个烂摊子以后，连续遇到天灾。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天灾来临时，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食不果腹，另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这就既有了抢的需要，又有了抢的对象，于是，造反就是个顺理成章的事了。甲申年明朝的灭亡，就是在这样的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
那么，明朝的灭亡有没有可能避免或起码推迟呢？按照郭沫若的分析，这个可能是有的。他写道：“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其实，不仅郭沫若这个“事后诸葛亮”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个叫李琎的武生就建议“搜括臣宰助饷”。但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一个叫钱士升的大学士的怒斥，他说：“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翻译成今天的话，大约和某精英“拍案大怒”时说的“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意思差不多。当时崇祯虽然假惺惺地斥责了这位大学士几句，到底还是没有采纳李武生的意见。事实上，他不仅没有“搜刮臣宰”，自己也没舍得花点钱救自己的天下，以至于他在煤山吊死以后，库房里还堆积着如山的银两。要钱不要命，这大概是剥削阶级贪婪的本性吧。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的时期，国民党政府也遇到了同样的吏治腐败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当时的中国虽未遭受全国性的大灾，经济却处于崩溃之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军无斗志，人心涣散。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后来亲自上阵在上海“打老虎”，终因顶不过江浙财阀的压力半途而废。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似乎想步明朝李琎后尘，斗胆建言，恳请蒋宋家族解囊“助饷”，结果反遭训斥。于是，他万念俱灰，终因不忍见自己辅佐半生之蒋氏惨遭失败而杀身成仁。跟着，几百万军队兵败如山倒，数十年政权灰飞烟灭。
历史进入今天，中国再次面临相似境地。今日政府之腐败，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日社会之两极分化，比当年有“特色”而无逊色。崇祯《罪己诏》中所列的官场腐败，几乎条条都可以和今天的官场对上号；当年共产党批评国民党领导的社会的种种败相，在今日的社会中无一或缺。整个社会阶级对立十分严重，劳资关系高度紧张。执政党威信扫地，只能通过暴力“维稳”和高压“禁声”等野蛮手段实施管理，致使官民关系形同水火，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对可能造成社会大动荡的内因，执政当局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无意做出任何努力来减弱这个内因；他们肯做的只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以求弱化社会动荡发生的外因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就不肯造反，因此，他们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效果。但是很不幸，中国的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的最末梢部分，它承担了最大的成本，却得到了最少的利润。三十多年掠夺式的“发展”，使国家资源趋于枯竭，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盲目的外向型经济，在造成财富大量外流的同时，也造成了流通货币的快速膨胀。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不仅总会影响中国，而且会将最后的压力加在中国身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为了救“中美国”，中国政府饮鸩止渴，投放四万亿人民币，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结果，如同打了过量激素的病人，病因没有去掉，身体的元气却大伤。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放慢，投资、外贸、内需“三驾马车”无一“给力”。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而且即使就业，工资收入相对于通货膨胀也大幅度缩水。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陷入“滞涨”的困境，大量的普通家庭包括所谓“中产”家庭在短期内将有破产之虞。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轮刺激经济的措施，不仅没能有效地遏制“外因”，反而加剧了“内因”。四万亿的投放使官场腐败更加严重，社会财富更加集中，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大大突破了社会能承受的底线。不夸张地说，在内因条件早已成熟的基础之上，造成社会动荡的外因条件也已经敲门。
与当年国民党时代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经济殖民地和政治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中国不仅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殖民地和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国内矛盾，反而会成为这些国家转移国内矛盾的对象；中国社会的压力只能在内部释放。
没有人喜欢社会的大动荡，但是，面对这一切，出路在哪里？
大体说来，民间的态度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由主义者”（俗称“右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走“普世价值”的道路；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者”（俗称“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党内的健康力量”回归社会主义道路，重建社会公平；第三种是普通民众的观点，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观点，除了默默忍受，他们能盼望的，就是体制内出现几个为他们谋取点利益的“好官”。这三种出路都可以避免血雨腥风，但是很遗憾，没有一条可以行得通。
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可不可以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选项呢？当然可以。但是，这样的“民主”却不可能由现在这个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个中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这个党早已被多个利益集团绑架，因此，任何由这些集团主导的改革都只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而和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力无关。其次，他们在感觉束缚的时候，完全可能脱掉共产党的外衣改旗易帜，但那也只能是为了更有效的掠夺，而不可能是民主；没有民主不是因为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不可为之，而是主政者不为之。再次，中国是个政治半殖民地，它的政治体制必须服从国际大资本的利益。作为“世界车间”，一个听命于国际资本的高效率的专制体制比一个低效的民主体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看到了一个“自上而下”改革出来的“民主政府”，那它一定是一个比遮遮掩掩的买办政府更无耻更专制的卖国政府，如同将当年的蒋介石政府改成汪精卫政府。因此，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西式的政治体制，只能靠自己去斗争。但是，怎样斗争才可以避免你讨厌的“民粹主义”呢？这大概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难题。
在今天的执政党内，还有没有具有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成员呢？我相信是有的，否认这一点既违背唯物史观又不符合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现状：党内的“健康成份”是有的，但党内的“健康力量”并不存在。希望单纯通过党内民主的手段重新恢复共产党的宗旨和传统，是一个严重脱离现实的空想；任何继续鼓吹这种途径的论调都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只能起到麻痹劳动群众的作用，是一种典型的为虎作伥的机会主义行为。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党内的“健康成份”没有任何力量扭转乾坤。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能不能指望体制内出一两个类似“青天老爷”那样的“好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为我们争取一点有限的权益呢？在今年三月以前，这个希望似乎是存在的。这个希望，随着薄熙来的倒下和重庆探索的终结已经破灭了。与李琎的“搜刮臣宰”和陈布雷的劝捐相比，薄熙来的办法其实要温和得多。他没有触动已经分配的“存量”，而是着眼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着眼于在继续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多给普通劳动者分一点以缓和社会的矛盾。但是很可惜，即使是这样温和的“共同富裕”的方式也不能被统治集团所能容忍；他以比李琎和陈布雷还要悲惨的方式被执政当局结束了挽救社会于动荡的机会。
于是，老百姓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反抗。而对于这样的反抗，当局一定会施以残酷的镇压。历史的规律一再告诉我们，任何野蛮的镇压都将引起更野蛮的反抗。结果，中国很可能会以一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在血雨腥风中再次进入历史的周期。我有一个信心，那就是，在这个这新的周期中，劳动人民有可能会找到一条解放自己的道路，因为中国曾经出过一个毛泽东，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比较，就会有鉴别；有了鉴别，就会有道路。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中国社会，会不会被人说成是鼓动造反或说成是“文革余孽”。其实，造反也好，革命也罢，从来就不是什么人鼓动的，也从来不是造反者或革命者的主观选择；古今中外，所有的造反和革命都是造反和革命的对象逼出来的。今天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对这样的前途比我看得更清楚，但和历代革命的对象一样，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也总是误判形势，总是愿意将自己的命押上，去赌更多的钱。
“甲申年”的内因和外因这两个条件，在今天的中国都已见成熟，现在的寂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谁能告诉我，这个寂静会多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