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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的一段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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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62年就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客观分析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提出了在当时的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1965年他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对立的两个阶级”,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的,由于种种原因,文化革命没有完成彻底炸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打倒官僚者阶级以及消灭官僚者阶级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任务。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停止探索革命道路的步伐。在1974年,主席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谈话,主席明确地说:当时社会实行的是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旧社会差不多。怎么对官僚者阶级进行专政?希望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理论文章破这个题,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从这两篇文章看,张春桥写的文章较空洞,姚文元的文章已接近到问题的实质,但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破题。
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结合这4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刻领会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出总结。



点评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的一段话(蓝色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评:保留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这种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当时环境下,这样的社会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是官僚者阶级。在当时,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已认识到了官僚者阶级对劳动人民专政的本质,带领劳动人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打倒官僚者阶级的统治以及消灭官僚者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任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的官僚者阶级受到了一定冲击,一些群众造反派成员充实到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里,构成了新的官僚者阶级。经过文革,新的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有一定改变,愿意与群众打成一片,革命群众对他们的监督也有所提高。但是官僚者阶级的阶级地位并未动摇。】

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评:我们对照一下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能看出,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在消灭商品生产基础上,在产品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即按照劳动者进行社会劳动时间分配消费品,这种分配方式遵循着“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与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货币“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在消灭了商品生产的这种条件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当社会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后,我们搞共产主义,只要保留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就必然会产生资本。在当时的中国,资本形态为国家资本,资本的人格化就是官僚者阶级。官僚者阶级是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下的必然产物,这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存在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评:只要你搞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商品及货币对人们统治就无法消除,物对人的统治也无法消除。也无法消除人们建立在商品及交换基础上的各自利益的追求及各种利益之间的对立。】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
【评:事实上,在当时商品生产及交换已经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普通的农贸市场到八级工资制,再到高级官员有车有房有秘书。我们只要搞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必然就存在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的一切的规律。劳动成果必然成为物化的劳动,物化劳动必然与活劳动对立。一切劳动的积累转变为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从本质上看是工人剩余价值的积累,当时工人领到的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这种生产方式及形成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官僚者阶级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对立,也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革命者选择从政治上去调整或摆脱上述各种关系(例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知青下乡、57干校、学校进驻工宣队和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基层等),虽然会有短暂的成果,但最终难以抵挡商品生产这种物质的力量。】

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评:当时已经存在资本及劳动力的关系了,只是这种关系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在财富产分配上有一定的掩盖,但官僚者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表现出来了。】,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评: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官僚者阶级在对普通劳动者的政治统治依然存在。从建国始,毛主席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是重点,这些运动成效都不太大。62年主席重提阶级斗争,1965年初毛主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论断是主席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准确判断,也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彻底打倒官僚者阶级以及消灭官僚者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任务,这既有当时新生的工人阶级斗争经验不足造成的原因,也有从传统小生产方式及观念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造成的原因,更有当时官僚者阶级不惜一切代价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原因。】
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评:这话没有错,问题是什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怎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现在答案越来越清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商品生产,社会生产变为劳动者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起来的生产。】,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
【评:事实上,当时的社会,“代理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已经存在。而且,商品生产在不断进行,因而官僚者阶级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巩固。之后发生的改革开放只是官僚者阶级把之前的政治统治转变为财富占有,转变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评:回过头再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无产阶级有一定监督下的官僚者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过程。】


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评:在中国,毛主席逝世后,官僚者阶级通过一次小型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把无产阶级的监督权取消了,他们利用商品生产中本就存在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以及个人、集体、国家之间和各生产单位之间由商品生产所构筑的利益矛盾(例如: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商品关系必然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利益相互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必然成为横亘在城市工人及农村社员之间利益的鸿沟,“工农联盟”已在经济基础上瓦解了!),官僚者阶级率先从最薄弱的农村搞“包产到户”,然后各个击破,彻底实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全面专政,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给了广大无产阶级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16-04-12 10: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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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作者: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原文.pdf (, 下载次数:417)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16-03-01 17: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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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红旗网》的网友及我的留言:

“大树”留言 :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社会历史呢?《共产党宣言》序言中一段话是这样表述的: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注意: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当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基础。毛主席在1962年明确提出当时的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很可惜,今天网络上有不少的“马列毛主义者”还在依据“观念”去划分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


而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序言》接着说道:
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注意,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一劳永逸”这个副词。


“水调歌头”留言:
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低一些不可怕,只要踏踏实实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中学,水平低就会转变成水平高。看过此文,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作者还是谦虚一点好,等到自己有了点眉目再去点评别人的文章。按照作者的观点,毛泽东时代也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的整个干部阶层就是与广大工农大众对立的阶层,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我看本文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学,纯粹是一窍不通!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处处闪耀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光辉。这两篇文章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可以这么讲,不看这两篇文章,就不会真正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不会真正识别当今的国有企业是新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贺春生”留言:
姚文元的文章是一篇马列毛主义理论性很强的好文章。但是作者点评的理论水平就不是很强了。下面指出几点:
              {【】方括号内是作者的对姚文的点评;()小括号内是老贺对作者的点评的点评。}
【评:当时已经存在资本及劳动力的关系了,只是这种关系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在财富产分配上有一定的掩盖,但官僚者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表现出来了。】(很明显,点评者所说的“官僚者阶级”就是指当时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这种财富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怎么能说是有一定的掩盖呢?应该说是得到了一定的限制。更不能说“官僚者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表现出来了”,而应该说“官僚者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削弱”。说“当时已经存在资本及劳动力的关系了”也不准确。什么叫资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并不完全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所以作者点评说的“当时已经存在资本及劳动力的关系了”,也是错误的。)【评:回过头再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无产阶级有一定监督下的官僚者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过程。】(这句点评的也不正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走资派通过武装政变篡夺最高领导权,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说是“官僚者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过程。”“官僚者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当时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定性上,更是极其错误的。难道点评者所谓“官僚者阶级统治”指的是当时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指的是邓小平之流的走资派,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并没有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再说,今天的特色资本主义也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是特色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怎么能说是“自由资本主义”呢?何来的自由?只有垄断和专制嘛!)



“大树”留言:
阅读楼主文章点评及网友评论,支持楼主观点,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从楼主的点评看,楼主所说的“官僚者阶级”是指毛泽东时代的各级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体现“官僚者阶级”的阶级利益在党内的代表。那些跟着毛主席路线走的干部,其阶级身份同样也是“官僚者阶级”,这部分人在当时起着调和”官僚者阶级“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一遇时机(毛主席逝世),官僚者阶级的阶级本性就会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一点主席看得很清楚,关于对待文革,主席晚年说干部队伍”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官僚者阶级”的总体表现,在毛主席逝世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就得到明证。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阶级的存在是同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社会分工的产物。那么,”官僚者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同样也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那么当时生产方式又是什么呢?是遵循苏联(东欧)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演变轨迹是完全相同的(文革试图阻断这种演变,文革并未完成其历史任务,但文革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由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自由资本主义。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者要怎么搞生产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得很清楚了:
马克思:“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两位导师表达观点是一致的,并且互为补充。马克思说的更详细一些。如果把恩格斯所说的“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与马克思说的产品“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对应起来,那么就可以把恩格斯说的这句话理解为“物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这样理解更精准。马克思所说产品的“物”的属性是指具有价值的商品的一切关系在货币(或资本)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物”包含了商品生产所衍生出的一切社会关系。
总之,两位导师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生产方式提出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1)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然后 (2)消灭商品生产变为产品生产 及(3)劳动者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地生产。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还会有“官僚者阶级”吗?



“水调歌头”留言:
建议认真研读张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大树”留言:
保留商品生产方式,必然保留商品生产方式所产生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
首先,在生产上的表现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马克思说:“商品是物化劳动。唯一不用于物化劳动的是非物化劳动,是还处在物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的劳动。换句话说,物化劳动,即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动必须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矛盾如何矛盾运动,马克思又说:“活劳动的客观条件(物化劳动-注)对于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
而在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对立下进行的商品生产表现为一种价值的增殖过程,物化劳动就转变为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关系。而在当时我们搞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及再生产)是不是一种价值的增殖过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当时,资本表现为国家资本,其人格化为”官僚者阶级“,与之对立的是“广大劳动者阶级”。
其次,商品生产所表现的价值规律需要自由市场和市场竞争得到体现。恩格斯说:“商品的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通过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只有通过竞争的摆动以及同竞争一起的商品价格的摆动,才能得到贯彻,商品价值的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才能成为现实”。
而我们保留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同时由国家制定价格并限制自由市场和市场竞争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会自发地去寻找商品的价值,当时的黑市就突出的表现。当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不知道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价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商品生产必然产生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他们就会自发地去黑市交换,这样,黑市就逐步泛滥起来。黑市在当时就充当商品的价值发现的作用。当国家严厉打击黑市,又会出现什么效果呢?这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人与农村社员之间以及各生产单位之间形成一道道无法调节的利益鸿沟(正如楼主所说的,工人和农村社员之间联盟已被商品生产完全阻隔了)。要打破这样鸿沟,有两条路,一条路继续革命,消灭商品生产变为产品生产,社会劳动者自觉地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另一条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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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商品生产方式下,资本购买劳动力和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同样需要通过市场和市场竞争来实现,无论资本形式是国家资本还是自由资本。一方面,资本不断寻求自身的不断增殖,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力,并且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劳动力工资和福利待遇(劳动力价格)的不同差异,促使劳动者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者的自由流动。然而,当劳动力市场被我们当作商品生产中“坏”的方面限制后,它必然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资本方面看,在当时很多国营企业或国营农场向农村社员招聘临时工、合同工就是资本为降低生产成本购买廉价劳动力的行为。从劳动力方面看,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有人在招生、招工、招干、招兵、工作调动、知青回城等事关劳动力工资和福利待遇切身利益上,劳动者通过向官员请客送礼或出卖色相等各种交换手段搞“走后门”活动,这些“走后门”的劳动者在不觉地行使着劳动力市场的职能。从“走后门”现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走后门”发生的密度越大、范围越宽,表明了通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形成的官僚者阶级的权力也越大。官僚者阶级的政治统治也越强。这样,官僚者阶级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不但可能,而且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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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当时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下,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矛盾对立。生产的客观目的是为了国家资本的增值,工人领到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在这种矛盾对立下,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对立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劳动是物化为国家资本的劳动(劳动客观条件,如工具、厂房、原材料等),另一种劳动是工人的活劳动。工人是被外力(国家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地相互结合。就这种劳动结合体来说,生产活动是服务和服从于资本的意志,并受这种意志所支配。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就会感受到工人劳动加工材料不是自己材料,劳动工具不是自己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并物化在不属于自己的资本中。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对立在当时表现在工厂和农村合作社中,有部分工人和社员出工不出力,占“公家”便宜,利用工厂和农村合作工具加工私活等现象。代表国家资本的官僚者阶级一方,则试图通过生产管理中“管、卡、压”等手段对工人进行专政,同时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手段调动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如何彻底解决当时生产过程两种矛盾对立的劳动?一种方式是复辟到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在小生产方式下,劳动工具及材料是属于个人,因而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对立就会消除。另一种方式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消灭商品生产方式,也就消灭国家资本,从而消灭了物化劳动,社会中的一切生产条件(工具原料等)仅仅作为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完成劳动产品的手段而已。不幸的是,官僚者阶级处于他们的阶级本性,选择了后者,率先在农业生产领域复辟倒退为小生产方式,致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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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当时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下,代表国家资本的官僚者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商品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分配、物价及流通等所有环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劳动者阶级对官僚者阶级主导的生产活动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官僚者阶级自上而下的对生产活动中决定性作用是无法撼动的,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同样是牢固和稳定的,那些充实到新领导班子的造反派成员无形中成为新的官僚者阶级中的一份子。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由于官僚者阶级代表国家资本,行使者国家资本主导着整个社会生产活动,因此,在对商品占有和分配上必然保护官僚者阶级的利益,正像毛主席晚年所说的“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这里要强调的是毛主席说的官僚者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当时官僚者阶级占有的财产并不比自由资产阶级多,那么,毛主席怎么会说官僚者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呢?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由于在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下,官僚者阶级不仅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同时也控制着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同时控制商品的物价,也完全控制着市场及商品的流通。因而官僚者阶级的政治权力比自由资产阶级大得多。所以主席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从1965年起提出的“官僚者阶级”与“广大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抓住了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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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进一步考察当时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所产生的国家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我们只需要把双方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关系表述为占有的过程,就会看清楚当时的所有权的关系。工人除了工资外的剩余劳动变为国家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这种所有权的关系通过国家资本继承而长期保存,并随着生产规模扩张而扩大,它不会被行使国家资本权力的某些官员的调动、撤换、死亡或权力更迭而受到丝毫影响。这样,在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下,公有制必然变为官僚者阶级所有制,公有制事实上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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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在意什么“水调歌头”或者“贺春生”之类人的观点,这类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作风等等,实质是跟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赞扬什么,什么就没有一点点瑕疵;反对什么,什么就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这类人只会跟风,只会把导师的理论当成教条,在没有正确路线指导下,他们就必然走向修正主义。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观点之外的阶级思想,更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尤其是不会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历史和现实进行阶级分析。他们现在标榜马列毛主义者,或者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过是因为对历史的简单对比才认识到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会背诵导师的语录,定义,想让他们理解或者读懂导师们的论述,那简直比扒他们的皮还难!例如,“点评者所说的“官僚者阶级”就是指当时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读懂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再看看他们对“资本”的理解:“什么叫资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并不完全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中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而在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如此,那肯定就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既然是国家资本主义,那肯定就存在“无报酬劳动”,只是这种劳动不是被某个个人占有了,而是由官僚主义者阶级主导下的国家占有罢了。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能理解,还能让他们理解更深刻的东西吗?有这类人在,只要有这些人使用的思维方式还在主导着人们,什么都别想做——革命领导核心就别想形成。这其实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最后编辑华莱士 最后编辑于 2016-04-27 08: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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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在商品生产方式下,以国家资本主导的“有计划”的生产依然是无计划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工业资本家承担着生产上一起责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都随资本家的意。对每个资本家来说,社会需要仍是一个未知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今天还不能充分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的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商品总的来说转移到了需要的对象上了。这个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呢?是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竞争。对于品种上、数量上不合乎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使他们的价格落到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拐弯的办法使资本家感到,他们或者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商品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通过市场竞争,资本家就会主动去调节商品生产计划。
那么保留商品生产,由国家资本统一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并掌控商品价格、流通和分配的所有环节,是不是能够为满足社会中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首先,国家资本的代言人在制定生产计划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资本意志驱使,去选择对资本发展最有利的生产计划。建国初毛主席批评苏联搞社会主义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苏联为什么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呢?这是因为发展重工业可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加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重点发展重工业必然与当时社会实际需要产生矛盾冲突。国家资本制定生产计划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矛盾还表现在国家资本在做生产计划时无法考虑社会中不同劳动者对消费品的品种、风格及质地等产品特性的个性化需要,由于当时限制市场竞争,无法通过市场去调节这种冲突。这也就是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常骂的当时的经济是消费品“短缺”的经济。
第二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存在着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对立冲突,这种冲突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企业工人不认真干活,造成这些企业完成不了国家要求的生产计划,让计划落了空。
第三方面,前面说过,由于当时采用的商品生产方式,价值规律必然发生作用,这就造成了“黑市”屡禁不止,致使国家资本在实施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时受到“黑市”干扰,而无法按计划完成收购计划。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保留着商品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依然存在国家资本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产品需要之间的矛盾,整个社会的生产依然是无计划的。而要消除这个矛盾,无产阶级就必须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前提下,消灭商品生产,变为物品的生产,生产由劳动者自由联合起来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均由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决定,也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才会是有计划的!
最后编辑大树 最后编辑于 2016-05-03 0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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