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2003年的文章难免有时空背景的局限性。作者对“党”、对华国锋、对所谓四人帮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批判邓小平的正确性。
彻底批判“生产力标准论”
周秀宝 2003
第七个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的“新马克思主义”特色理论的经典提法与口号是：衡量和检验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是非得失的压倒一切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论”，也包括其“三个利于标准论”在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之后，随着党内斗争任务的转变，邓小平便适时地从对“实践标准”的强调与宣传，逐步地转到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强调与宣传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强调实践真理标准的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衡量和检验党的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标准。在开始，他讲的这个压倒一切的标准，还只是一个“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或者还只是一个“经济”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因而他特别强调地指出 ：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4、209页），这是邓小平关于衡量和检验一切是非得失和压倒一切的最根本的标准的最早提法 。也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一种最早提法。他这里所讲的“经济标准”，“四个现代化标准”，也就是生产力标准。同志们可以看到，当他把“经济标准”，“四个现代化标准”作为最大的政治时，他同时也就把革命的政治，无产阶级的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都排斥在外了。其后在一九八零年五月，他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所谓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的“生产力标准论”。他说：“根据我们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标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
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理论战线上对于实践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宣传基本上停下来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宣传则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热潮时期。同“猫论”、“摸论”、“不争论”的宣传，特别是同“姓社姓资不争论”的宣传相配合，“生产力标准”从而上升为我们党的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和一切是非得失的最根本的和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甚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级，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级。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3、116页）在这里，邓小平便更进一步地把发展生产力，把这个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和一切是非得失的压倒一切的生产力标准，同时作为衡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了。
在党的十三大上，赵紫阳总书记在其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特别引用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人民生产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来为邓小平的这个抽象的不问姓社与姓资的标准，这个完全绝对化了的衡量和检验一切是非得失的和压倒一切的生产力标准的错误论断作论证，进一步为其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漂亮外衣。赵紫阳不煞有介事地说什么：“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与空想模式（他这里实际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模式）来裁判社会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作为一个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还说他们的这种背叛完全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是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去做的，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间真有如此不要脸的人，实在令人恶心！
应当指出，邓小平最终为其“生产力标准”的反动论断做出总结性的经典论述与论证的，还应当是在他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他在这次不寻常的南巡讲话中，特别强调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一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对他过去所一再强调讲的那个“一切有利于”的标准，即“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但就其实质来说还仍然是那个“生产力标准”的货色，不过是它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这时进一步公开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姓社还姓资的根本标准，这不仅是荒谬红绝伦的，而且是很反动的！
邓小平公开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和检验党的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压倒一切的根本标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姓社与姓资的根本标准，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都是十分荒谬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
发展生产务力，进行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本来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任何时代、任何性质的国家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任务，而并非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因而我们既不能把生产力标准、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和一切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我们也不能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姓社与姓资的根本标准，我们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衡量姓社与姓资的标准，它只能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性质的标准，而非生产力标准。衡量姓马还是姓修，它只能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理论，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和道路为标准，而不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先进与落后状况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超独霸的那个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才应当是今天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和最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也只有这个侵略成性的美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才应当是今天世界上最正确和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像中国这样的还属于第三世界的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国家，又算是什么社会主义呢？你有这个资格吗？！你邓小平的那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算是哪一路特色和哪一种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呢？你有这个资格吗？
尤其恶劣的是，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竟然引用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关于“人民生产力标准”的论断，来为邓小平的那衡量党的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压倒一切的“生产力标准”进行论证，把二者曲解成为一回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很卑鄙的。毛主席是这样讲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很显然，毛主席这里讲的是“人民生产力标准”，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劳动生产力标准”，而非“资本生产力标准”；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而不是有利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更不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这中同邓小平的那个“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生产力标准”是根本不同的，是绝对不可混为一谈的！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讲到判断我们工作中是非得失的标准时，从来都是既讲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讲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讲生产力标准，又讲政治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始终坚持人民生产力的标准与原则。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的判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同毛泽东同志恰恰相反，邓小平在这里只讲他那个抽象的“生产力标准”。既不讲政治标准，也不讲人民生产力标准，他是不问姓还是姓资、姓马还是姓修的。因而，正像他大讲真理的实践标准而从来不讲革命实践标准，从来不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全订本第623页）的标准那样，他在讲生产力标准时，也是把劳动生产力标准、人民生产力标准，以及毛主席讲的那六条政治标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讲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标准，都统统地排斥在外的。因而，他讲的这个生产力标准，恐怕是连同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李登辉和陈水扁，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党、政府及其领导者们，都会是赞同的。因为他们同样是十分喜欢发展他们国家和他们自己资本集团的生产力的，他们从来都不会反对他们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其财富的积聚的，他们同样十分喜欢会捉老鼠的猫，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用强力去争取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被他们的猫抓住，都交给他们才行，而并不是仅仅能捉住多多的老鼠就算了事啦！
并且还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标准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从来都不存在一种可以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唯一意义的那种超级标准或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也讲过生产力标准或生产力尺度这样的观点，但他们在讲这一尺度或标准的观点时，从来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从未讲过那种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以及衡量姓社与姓资的被无限泛化了的生产力标准。在前边我们就已经讲到过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用什么抽象的生产力标准来否认其政治标准的原则，来否认其人民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标准与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标准只是作为判断生产力及其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和其历史进步作用的客观标准或尺度，而不能同时作为判断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的尺度或标准；判断生产关系的性质的标准是生产资料占有制的性质，判断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的标准是其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而不是什么生产力标准，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判断和检验一切是非得失的超级生产力标准。我们党内有些拥有绝对权威与权力的超级领袖人物，比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他们那个超级生产力标准当作判断和检验一切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比如也作为我们判断姓社与姓资、姓马与姓修的根本标准，也作为我们进行文艺批评的根本标准，也作为我们判断医疗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作为我们判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的根本标准等等，那是会闹出无穷无尽的笑话的，并且还会把我国社会中许多的理论是非、政治是非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种种是非问题，给搞得混乱不堪的。
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会看到，自从我们党拥有了一个能够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一切是非得失的超级生产力标准之后，我们从而就什么是非得失都分辨不清了，都搞不清楚了，大家要么都姓生产力，都是生产力，或者都是生产力的朋友；要么都不姓生产力，都不是生产力，或者都不是生产力的朋友，都是生产力的敌人，其本性本质从而就都变成一样的了，就都十分和谐地合而为一了！要不党中央在十六大之后非常及时而智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因为中国13亿人口的共同本质都是人，都是生产力的客观载体，都一样地是姓生产力的人而已！
历史是一面镜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发展的实践早就十分有力地证明，邓小平的那个超级“生产力标准”和那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论”究竟是什么货色了。今天，我们党也确实到了应当将其彻底抛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