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一节 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讲话，宣布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之后，有三个议题：一，讨论农业问题；二，讨论两年计划问题；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先解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2，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
3，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
4，要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
5，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6，要批判康生，等等。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王首道、肖克、杨得志、陈丕显等在发言中，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这样一来，会议的议题就完全摆脱了华国锋定下的框框，按照邓小平等人预先设定的轨道进行。陈云提出的议题讨论了近半个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8，撤消中央专案组；
9，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10，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对日本来宾的谈话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胡绳在中央工作会议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人的批驳。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人），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胡绳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实际上是胡绳等人，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有人批评张平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
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
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
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有人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 “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人提出，就拿吴冷西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
“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一些人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人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人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李鑫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
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我的初步检讨》
〖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印发〗
我在1976年11月间中央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小平同志1975年和“四人帮”的斗争问题上，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1977年1月间，我在处理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写的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上也有错误，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产生以上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思想上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有时看问题片面、主观；对实际情况、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了解不够，观察不深。在工作作风上有时也存在着简单急躁、不够谨慎的错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诚恳的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
〖注：汪东兴在书面发言中恳请中央免除他的一切职务〗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对我提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诚恳接受，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
今后，我要读点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总结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谦虚谨慎，维护党的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些人对汪东兴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些人提出，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没有列入关于真理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等人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的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8，撤消中央专案组；
9，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10，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整个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出刘少奇的问题，一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会把元老派的政治立场全部暴露无遗；二是因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他们需要准备的材料。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说：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也作了《我的初步检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新贵派就把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把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与右派是一丘之貉。
这样一来，元老派也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说反对的只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现在要翻的这些案，难道都仅仅是四人帮决定的吗？不是还有林彪、陈伯达吗？不是还有康生、谢富治吗？不是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吗？
新贵派的主席、副主席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还提出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虽然这次全会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新贵派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基本上垮掉了。元老派等待着一步步地收拾他们。
2010年10月20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