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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

重庆事件与薄太子创立的“重庆模式”一样，都是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反映，是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直接产物。一般说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越激烈，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也会随之加剧。但是，不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如何你死我活，其最终目标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只是面对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不同的派别所采用的处理方式不同罢了。
    一方面，薄太子和他治下的重庆抑制腐败、整肃吏治、改善民生，不过是披着红色袈裟对教区子民的施舍，而其本质则完全继承了邓氏党徒先富带后富等特色理论的全部衣钵。面对社会上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和薄太子身上那身红色袈裟，胡温为首的邓氏党徒就像被蛇咬过的人看到井绳那样心有余悸，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群众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整走资派的“暴力”场面。所以，尽管HW知道薄熙倡导的“唱红打黑”和他创立的所谓“重庆模式”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丝毫的同共之处，但他们还是依然决然地要把身披红色袈裟，假戏真唱的薄太子拿掉。因为他们决不愿看到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分子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地忽悠工农群众。他们担心一不小心乌有之乡弄假成真，场面失控，更害怕群情激愤的民众真的起来造反，导致特色党的法西斯统治分崩离析和垮台。
    另一方面，薄熙来决不仅仅满足一个政法委书记或政治局常委，因为他不创立所谓的“重庆模式”，而像汪洋那样紧跟胡温指挥棒，入常依然有很大的胜算。尽管薄熙来抑制腐败、整肃吏治、改善民生并没有违背以胡温为首的特色党徒巩固其统治的根本宗旨，但是很能迷惑那些对特色党还抱有幻想的基层特色党徒们，尤其是薄太子身上披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袈裟倍受基层特色党徒们的推崇，再加上乌有之乡那帮民族主义分子的推波助澜，弄假成真地打造出一个“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人民领袖”不是不可能的。乡有之乡那帮别有用心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的众多粉丝们，不是早就有人把薄太子吹捧为“小毛泽东”吗？
    长期以来，以乌有之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分子不遗余力地吹捧薄熙来和他创建的“重庆模式”，甚至故意把薄熙来与胡温为首的中央路线没有本质区别的所谓“重庆模式”与胡温为首的特色党对立起来，并把重庆和北京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称为“党内路线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他们一厢情愿地捧起来的“人民领袖”薄太子在未来的权力争夺中增加更大的胜算制造民意基础。这不仅会使胡的科学发展观黯然失色，极大地动摇胡温在特色党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人民领袖”的地位和威望，也会彻底打破自邓氏以来特色党创立的由党魁提名接班人的固有传统。无论胡还是温，决不会容忍薄熙来在特色党内标新立异地，以致于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更不会坐视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团体像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政出多孔而无动于衷。在HW看来，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以及被以乌有之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分子们鼓吹的“重庆模式”，无疑于把特色党分裂为两个阵营。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党魁的大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统治阶级不同派别之间权和利的争斗中，只要不是阿斗那样的政治白痴，任何人都不会坐失良机。因此，胡温借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拿下薄熙来就顺理成章了。
    兵法云：伤及全身不如断其一足。拿掉薄太子，以乌有之乡为中心，声嘶力竭地把薄熙来和他创建的“重庆模式”吹捧为社会主义回归的民族主义分子没有了精神偶像，必然会树倒猢狲散。这不仅是胡温未雨绸缪的战略，而且也是他们以儆效尤的战术。否则，就不会有人在重庆事件之后宣誓效忠。胡温所谓“文革复辟”、“涉嫌谋杀”或违法乱纪等等，正如当年邓氏党徒以“分裂党”拿掉赵紫阳一样，都不过是特色党徒战胜对手，欺骗民众而寻找的光明堂皇的借口。
    重庆事件再一次有力证明，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样是你死我活的。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与赵紫阳的斗争是这样，以胡温为首的特色党与薄熙来的斗争也是这样。因为没有政权，就等于放弃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是这样，无产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如是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
    怎样看待所谓的“重庆模式”和重庆事件，反映了两个阶级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只有彻底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的阶级实质，才能更好地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只有彻底澄清五毛党和假毛派故意制造的思想和认识问题上的混乱，使广大工友们认清统治阶级各个派别的反动本质，才能进一步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