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八册（2） [复制链接]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批林整风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本节资料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对于提高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使人民解放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将发挥巨大作用。《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深刻认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提高向全国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虚心地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经常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听取批评，接受监督。要抓紧新年、春节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及冬季野营训练等机会，掀起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向全国人民学习的活动抓紧抓好，长期坚持下去，务必取得切实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来源：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新华社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毛主席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参加追悼会的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全文另发）。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飚、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永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宋维ｓｈì＠①、罗华生、周世忠、栗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⑴⑵）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申健、冯铉、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式
（附图 ［略］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宋庆龄、周恩来、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等。
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新华社记者摄）
（附图 ［略］ ）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01.13； 中发 ［1972］ 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1972.01.13；中发 [1972] 5 号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节录）
林彪
1970.08.23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的他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01.13；中发 ［197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0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改悔。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巳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l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妥，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原文印件）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附件二：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划【】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 ）内。］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 9•2后［据李伟信交代，是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一伙组织的
反革命别动队的代号］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据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案犯交代，是林彪一伙反革命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称。］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 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一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我党中央负责同志］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一52就范，

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下同。］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军委办事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柑（箝）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林彪一伙要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 施 要 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王维国安插的上海市警卫处处长］
秘密的
上海小组［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建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负责
新华一村
教导队［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组织的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
受欺骗和蒙蔽的战士。新华一邮是教导队的驻地。］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l工程）［指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一52旗号打击B一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一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B一52旗号来打击B一52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一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于［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一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 密、纪 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不成功便成仁】蒋介石对他的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反革命训词。］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附件三：

李伟信笔供

（注：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的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的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的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l、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找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好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记不清，好象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袭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枪。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学习了十天，今天就要结束了。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这次学习班，认真传达讨论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学习开始时，周兴同志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给我们这次学习带了头引了路，学习期间，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了中央四号文件，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进行了逐条逐段的批判和大会声讨。参加学习的同志，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认真钻研文件，积极投入大批判的战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学习、批判，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并研究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部署，摸索了开展大批判的一些经验，为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贼的反革命纲领，培训了骨干，打下了良好基础。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对这次学习班的基本估价
大家反映，这次学习班办的好，时间不长，收获很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1．进一步激发了对林贼一伙的阶级仇恨，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加看清了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大家说：“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一个杀气腾腾、血淋淋的法西斯纲领，是一本地富反坏在的大变天账，是他们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铁证。”林彪一伙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使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特务手段，图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大家通过对我党五十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通过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大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是我们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林彪一伙疯狂诽谤、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爱毛主席，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2．进一步认识到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和重大意义，更加坚定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通过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和他们实施这个纲领的十大罪证，认识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正如同志们说的，林彪一伙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结果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大家表示，一定要把中央四号文件传达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决心打好这一战役，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深批透。
3．进一步增强了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同志们在批判中，把林彪过去公开的言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相对照，更加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最忠”的家伙，原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笑里藏刀的野心家，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坚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纂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总是妄图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正确路线。林彪一伙更是这样。我们通过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判他们在形势、路线、政策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大家体会到，革命的大好形势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党的政策是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大家表示，要通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三个觉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这次学习班，虽然有了这些收获，但由于时间短，对中央四号文件的学习，对林贼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批判，还仅仅是开始。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要同广大群众一道继续学习，继续批判，一定要把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工作搞好，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深刻认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滔天罪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批判了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何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认真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继续和深入，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又一重大战役。认真搞好这次传达讨论，对于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全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从我们这次学习班的情况看来，要搞好中央四号文件的传达讨论，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必须继续狠抓认识问题。要充分认识毛主席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信任和关怀，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马、恩、列、斯在同马列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中，总是运用对反面教材的公开批判，来教育党，教育无产阶级，教育广大劳动群众，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马列主义觉悟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假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是这样；列宁、斯大林在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作斗争中，也是这样。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听到有人说在柏林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写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就说过：“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钱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以便声讨这个早已成了“臭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同国内外的阶级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发表了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为这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群众运动指引了前进的航向，是我们辨别揭露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也是将反面材料先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发动群众进行反击，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也是多次公开发表反面材料，然后进行彻底批判，有力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们还专门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毛主席亲自写了出版说明，深刻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赫鲁晓夫，以及党内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这一次，毛主席又抓住林彪这个大反面教员，不仅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在群众中公布，而且把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诽谤领袖的反革命材料全文印发，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以外，全国人民都来批判。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必将进一步从反面教育广大群众，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林陈反党集团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以更加高昴的战斗意志，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有少数同志对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和智慧估计不足，对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流露出某些畏难情绪。一是担心“水平低”，有些问题“讲不清”、“批不了”；二是担心群众“觉悟低”，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甚至会“起副作用”。这些担心和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林陈反党集团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帝、修、反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如此反动而虚弱，通篇都是造谣和污蔑，有什么批不了的呢？！我们还要特别充分认识到：林彪这个反革命的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剥掉了林彪的一切画皮，把他的叛徒、卖国贼的凶恶面目赤裸裸地露了出来。他们的这个反革命纲领，一经交给群众必将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彻底批判。前一段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和这次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先行试点单位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广大工农兵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智慧，他们批判的很好，很有水平。只要我们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一定能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就一定能够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鉴别能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也有少数同志对把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流露出某些简单化的情绪。在批判中，下功夫用气力不够，认为这也不值一驳，那也不值一驳，满足于就事论事，批判一般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要把这次大批判的战斗打好，必须满怀胜利信心，集中全力作战，防止简单从事。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他们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才能化毒草为肥料，才能真正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同志们在讨论中说得好：“对林贼的反革命纲领，既要看到它的虚弱性，也要看到它的煽动性，如果不认真严肃地进行批判，那在客观上就等于扩散毒素。”我看这个话说得是深刻的。我们一定要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积极勇敢地投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战斗。应当认识到，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批判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是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大批判抓紧抓好，绝不能批得不疼不痒。
还有少数同志，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林贼父子已经粉身碎骨，林贼死党纷纷落网，就觉得这场斗争似乎可以结束了，大批判没有多大搞头了。我们前段传达讨论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中，有些单位就有这个经验教训。在传达六十八号文件时，普遍抓得很紧，效果也好。但传达七十七号文件时，少数单位产生松劲情绪。学习效果就差一些。应该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彻底批判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个领域里清除它们的流毒，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对于这场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松劲情绪。在当前，就是要通过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中掀起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新高潮。
总之，要把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搞好，必须进一步认识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要充分看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他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通过这次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质，是改变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陈反党集团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句话，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我国就要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深刻理解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重大意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捍卫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一定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抓紧，抓细，抓好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部署，省委和军区党委已分别作了具体安排，我就不详细讲了。这里主要对如何组织领导好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各级党委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路线这个纲，当前就是要抓好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要把这个纲抓好。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钻研中央四号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要认真学习马列的有关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传达讨论工作搞好，才能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好、批判好。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团以上党委的领导同志，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纲领的战斗中，要带头揭发批判，成为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同时要亲临前线，具体组织群众战斗，当好指挥员。
2．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一定要抓住中心，突出重点。中心是路线问题。重点是要批判林彪一伙在形势、路线、政策问题上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
关于形势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污蔑国内大好形势的所谓“政局不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反动谬论；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就是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妄图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大家认清当前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认清这个大好形势的出现，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进一步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胜利。至于有的同志反映，我们在前进过程中，还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少数群众生活上还有些实际困难。这当然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切实加以解决。但是，这同林彪一秋的恶毒攻击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困难，是不足为怪的，决不能以此来否定大好形势。我们应当引导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认识大好形势，彻底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
关于路线问题：
（1）要狠批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污蔑攻击。这是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核心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伟大旗手，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总是集中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伙对毛主席的污蔑和攻击。
（2）要狠批林彪一伙颠倒、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妄图为一小撮牛鬼蛇神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罪行。他们胡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封建主义”，这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我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吗？这岂不是说我们不仅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民主革命也没有搞吗？这岂不是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其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林家父子封建王朝的，正是林彪及其一伙。他们还胡说党内斗争是“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是“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叫嚣要对所谓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等等。这完全是对我们党内路线斗争历史的污蔑，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极端仇恨，说明他们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一丘之貉。
（3）要狠批林彪一伙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污蔑和攻击。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一伙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林彪一伙污蔑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攻击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目的还是妄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
（4）要狠批林彪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林彪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他一贯的拉山头，搞宗派，搞惩办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有时也用“团结”这类话骗人，但根本不讲原则，不讲斗争，目的还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我们部队的同志，特别要彻底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军队受压”、“笔杆子压枪杆子”等无耻滥言。他们所说的“军队受压”，就是指他们那几员大将和一小撮死党，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所说的“笔杆子”，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揭穿他们妄图蠱惑军心，挑拨军队和党的关系的罪恶阴谋，使我们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内外团结，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5）要狠批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唯心论，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要继续批判林彪一伙的唯心论的天才论，认清他们到处大讲“天才”，极力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其目的就是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我们要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总之，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批判，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林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认清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实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
关于政策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所谓的“民富国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口号，批判他们散布的“国富民穷”、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变相受剥削”等反革命谬论。要充分运用“回忆对比“的办法，联系实际，大谈毛主席领导下的幸福，大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认清林彪一伙进行煽动挑拨的罪恶目的，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妄图挑拨干部同党的关系的罪行。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罪行。使广大青年进一步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加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而林彪一伙的恶毒挑拨，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把青年引向邪路。要狠批他们所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成了替罪羔羊”的反动谬论。使大家认清林彪才是破坏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倒打一把，妄图挑拨红卫兵同党的关系，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就是妄图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党的路线；认清他们的所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是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就是要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3．要注意运用传达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强对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要抓好培养骨干（干部、宣讲员、翻译人员等），搞好先行试点，做好传达讨论的准备工作。在传达讨论中，要把搞好干部的学习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干部在大批判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传达讨论时，要加强具体指导，每一步学习和批判，都要明确的要求，突出重点。要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反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大批判既有战斗气氛，又搞得扎扎实实。
4．切实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大批判中，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论，同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混同起来，防止伤害群众和干部。对于少数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应当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实际，接受经验教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重点单位和问题多的单位，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把本单位与林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坏事，有牵连的人和问题查清楚。
5．认真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要充分预计到，林彪反革命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各级党组织，要密切注视敌情动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保卫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监督改造。对边疆地区，山区和内地工作薄弱的地区，要派得力干部去帮助他们做好传达讨论工作。对于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林陈叛党叛国事件进行反革命活动分子，要坚决打击。
全区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在春节期间和尼克松访华前后，各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严密注视境内外敌情，严防敌人破坏和袭击。
不论部队或地方，都要继续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最近，美蒋匪特把搜集我们关于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限令特务匪徒想方设法窃取这些文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次文件发的面很大，发到了农村生产队和厂矿的班、组。各单位一定要切实执行文件保管规定，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防止被窃和丢失。
6．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各级党委一定要搞好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使大批判成为强大的动力，进一步激发斗志，增强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部队的建设，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省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省革委会成立以来，我省的国民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大鼓革命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省的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云南是边疆省，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对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继续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从边疆的实际出发，结合边疆的特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我们的边疆工作搞得更好。
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要搞好经济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对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问题作了指示，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主席说，这个报告提出了问题，但解决不彻底，所以主席批了“认真研究”，以引起各地注意。主席讲，如果地方党委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军队党委去讨论，那不是搞颠倒了吗？中央领导同志说，三支两军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地方党委成立了，应该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应团结起来，要发挥军队干部的作用，也要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光辉思想，认真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要保证农业、轻工业有更快的发展，进而推动重工业的更快发展。从我们省来说，特别是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上去了，就主动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染十二个字的布局和农、林、牧、副、渔的关系。只有拼命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才有原料；只有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市场才能活跃，才能发展重工业累积更多的资金和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所以我们要狠搞农业，力争今年要比去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增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搞好经济作物。国家要求我省在烟、糖上要多作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当前，要抓紧农田的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小春的加工管理，适时完成早稻栽插任务，切实做好大春备耕工作，为夺取今年的农业全面丰收打好基础。要把农业抓上去，关键问题，一个是抓路线、一个是抓农业学大寨，主要是把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同时还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工业部门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基础的轨道上来。
工业上，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加强综合平衡、抓好薄弱环节，改善企业管理，厉行增产节约，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第一季度“开门红”，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要有新的发展。
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政策和农村分配政策。前一段贯彻中央八十二号文件（关于农村分配问题），凡是把中央政策和群众见了面的，反映都很好，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许多贫下中农说，就像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这里作了调查研究一样，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政策问题，当前主要还是提高认识，狠抓落实的问题。要通过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进一步提高对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对于落实政策的情况，要进行检查，对违反政策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进行恶毒污蔑和攻击，妄图否定我们的大好形势，完全是徒劳的，这只能更加激起我们的无比义愤。我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实际行动，用加强战备工作和加强部队建设的实际行动，给林陈反党集团和帝修反以有力的回击。我们全省各族人民和全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03.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1］。“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2］，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3］。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4］，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5］，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6］，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7］，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8］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2］指林彪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3］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4］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
［5］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
［6］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7］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8］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2.03.23；中发［1972］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期分批地在全省和军区部队县、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领导同志时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并联系四川实际，对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今年一月底以来，在全省军民中，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逐步开展了对林贼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大批判。使全省军民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进一步提高了落实政策、增强革命团结的自觉性，促进了各项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
四个月来揭露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表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这场斗争，在四川反映得很突出、很尖锐。林贼及其死党的流毒很深。当前，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单位对这场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运动领导还很不得力；有的领导核心不团结，个别犯错误的同志姿态不高；有的单位政策不够落实，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省委和军区的领导。毛主席指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再一次把我们几个同志叫到北京来，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对我们的重要指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形势，检查了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统一了思想。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经我们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认真抓好路线教育，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抓紧、抓好、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对于坚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最有力的武器。各级党委首先是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并带动和领导全省军民学习和领会好这些指示的精神。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纠正一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县团以上党委都要对前段运动情况普遍检查一次，借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教育干部增强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几年来，驻川部队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因此，为了加强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凡成立了地方党委的单位，除特殊情况可保留军管会名义外，其余应一律撤销。三支两军办公室，应划归各部队政治部领导，并协助地方党委管理好支左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驻川各部队在四川工矿、企业的支左人员，建议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分片包干的“支左片”。省军区、军分区、县、社、厂矿、学校的武装部，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贯彻执行备战、民兵、征兵、退伍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
三、有步骤地向军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广大革命群众传达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成都地区斗争的有关情况。这样做，对于防止敌人造谣挑拨，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必要的。着重讲明三点：
（1）四川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量”，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成都地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
（2）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对成都地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3）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应当欢迎。
四、处理好“批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四川在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在运动中，梁兴初、谢家祥同志又大搞“以我划线”，把“打谢反梁”作为“反军乱军”，列入“批清”的重要内容之一，办了许多“批清”学习班，扩大了打击面，搞乱了阶级阵线。上述错误要坚决纠正。在纠正错误时，步子要稳，工作要细。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中央早有指示，并已开始进行。四川的“三老会”也应清理，把问题弄清楚。去年以来，在“批清”中发生的错误，责任在省委和军区，不能责备下面。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已经办起来的“学习班”，要有始有终，不要草率解散，要引导大家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确实搞错了的，要作好耐心细致的工作，妥善处理，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于确有罪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以及策划、炮制“三老会”反动纲领并有破坏活动的人，要继续审查，弄清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同时，要进一步落实党对干部、群众、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
五、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和纠正我们工作上的某些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挑起事端，制造混乱，甚至被阶级敌人利用。各级党委必须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动向，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坚决打击。对个别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子，必须严肃批判，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六、军区和省革委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批判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基础上，划出一定时间，传达贯彻军区党委、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军区、省委个别领导人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通过这场斗争，对军区、省委领导机关的广大干部，再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针对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整改。
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革命团结。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全省军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必须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八、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专案清查工作，依靠群众彻底弄清林陈反党集团在成都地区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把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和三线建设搞好。要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战备工作。
九、我们准备在三月底联合召开一次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同志最近对我们来京同志所做的指示，检查总结前段运动情况，讨论部署下一段的工作。
可否，望指示。
    刘兴元 李大章 严 政 陈仁麒 谢家祥 何云峰 孙洪道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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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04.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嵊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固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浙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题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查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好。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 萍 熊应堂 铁 瑛
王子达 白宗善 马 龙
张孝烈 万振西 夏 琦
侯建新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
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
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
张志勇 邹文泗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
沈阳军区党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翻印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通知》回顾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到现在8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5项措施。指出：“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目 录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1）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4）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8）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11）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21）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34）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6）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8）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50）

朱德同志绐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

主 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 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 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下面是陈毅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贼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贼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贼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面是聂荣臻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
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 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 我说没有归公？ 耿说：“归什么公！” 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 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 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
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曾山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侯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邓子恢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 （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印发）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续一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福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都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钓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是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B──52旗号，打击D──52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江青同志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的典故作了解释：
“武林”，指杭州。
“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
“白云黄鹤”，是指武昌。唐朝诗人崔颢曾写过一首黄鹤楼的诗，其中两句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阮籍是晋朝“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上说，他有“济世之志”，能诗善文，为人放荡无羁，非常傲慢。魏晋之交，乃是乱世，有识之士，多难自保，他却常以醉酒的办法，在政治上避开一些难处的事件，保全了自己。但是，他又能在酒醉的时间，为司马昭加九锡书写了《劝进辞》。他曾登广武山（在河南荥阳东北），看楚汉相争时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地方，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成皋，即现在河南省荥阳县的泛水镇。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主席青年时代写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可惜那首长诗现在找不到了。对这两句诗，主席曾作过解释，我记得有这样两个典故：一是说，在民国初期有个人叫因是子（蒋维乔），他写了一本书，叫《废止朝食论》，说每天吃两顿饭，这样能活得长久一些。二是《庄子•逍遥游》一篇中，有一种叫鲲的鱼，化为鸟，其名为大鹏。这大鹏展翅击水，便飞越三千里，扶摇而上高飞九万里。毛主席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主席当时意气风发和革命的凌云壮志。
后汉李固给黄琼的信很长，主席引用了其中一段。《阳春白雪》是一种高雅的曲子，唱起来和的人少；《下里巴人》是一种民歌，唱起来和的人多。重点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意思是，名声很大，而名不副实。这里是指林贼讲了“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等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吹捧话。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 彪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三年英勇的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也具有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目前，由于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削弱，因此，它也制止了远东和太平洋区域大战的扩大。中国人民的战争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且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面前展示了伟大的前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军阀开始在中国作战时，曾指望实现“闪电战和闪电式的胜利”。它们曾经狂叫：“为了征服全中国，只要派出二十万到三十万的部队，二至三个月内问题就可解决。”
中国三年的战争说明了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垮台。中国尽管经济落后，尽管政治与军事虚弱，但能联合国内的一切进步力量，不仅坚决抵抗敌人，而且迫使日本接受旨在消耗其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持久战的战略和战术。
为了夺取中国的首都，日本人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夺取汉口、广州和其它中心城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没有？没有！
如果看一看中国的地图，那么，骤然看起来，好象日本占领了大部分国土。但在实际上，在所谓占领区的九百个县中，事实上只有近一百个县在日本人手中，而且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这次战争开始前已侵占的河北省的四十二个县。日本人仅在大城市以及铁路和交通线沿线胡作非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仅仅占领了点和线，而其余部分的领土或是完全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或者是游击队活动的场所，游击队在那里阻止日本人开发和掠夺占领区。
日本司令部被迫年年增加在中国的部队数量，但是日本部队在中国国内的推进速度逐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推进纵深达一千八百公里，在第二年是三百一十公里，而在战争的第三年，尽管他们，不惜一切力量，也只推进了不超过三百公里。日军在中国的一个严重弱点是部队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战线总长度超过四千公里，交通线特长。
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二十五个师，总人数达六十至七十万人。目前，日本在中国保持三十三个师，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在华军队来围剿游击队，那么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们就被迫投入了几乎在华日军的一半，对付占领区日益发展的游击运动，主要是对付在华北作战的八路军。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一次报告中引用的材料，日本人在三年战争中的总损失达到一百六十万人。尽管战役规模减小，但日本人的损失却年年增加。这里需要考虑到日本可动员的人力资源不超过六百万人。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约为二百万人，而它的可动员的人力资源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空军总司今周至柔不久前宣称，在今年四月三十日前击毁日本飞机八百四十八架，其中二百五十六架飞机由中国飞行员击落，二百五十三架飞机在地面摧毁，而其余的由高射炮击毁。在中国共击毙一千零五十五名日本飞行员，有五十一名飞行员被俘，四十二名飞行员失踪。
日本在华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年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士兵作战很顽强，通常是不投降的，但在第二年，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队不止一次地缴了日本兵的械，俘虏他们，还发生了日本士兵携械投奔到中国国民军方面来的情况。
至于傀儡政府目前拥有的总数达五十万人的部队，他们往往一有机会就自动起义反对他们的指挥部，并且携带武器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在今年三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曾写道，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的伪军不少于十五万人。
这样，同日本统治者的预想相反，日本陷入了同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的大战之中。日本首相近卫文吕于一九三八年秋就被迫承认：“应当抛掉快速和轻易战胜中国的幻想，要准备应付极端的困难，并动员日本民族的一切力量。”日本陆军部长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也说：“在中国的战争还将延续十年。”今年五月，前首相米内在东京的警察首脑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达到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还非常远。”
日本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被迫改变军事计划，开始寻求战争的出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近卫文吕首相才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和平”宣言，企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投降的和平。日本人的方针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
在近卫文吕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与政治攻势，虽然，众所周知，它也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日本人不再采用象战争笫一年那样的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广泛的进攻。
一九四0年上半年前线的形势明显地证明，日军的进攻力量在进一步削弱，即使下述事实也可说明这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人在南线占领了南宁，而在一九四0年元月，日军的主要部队沿宾阳方向移动，二月二日宾阳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在中国部队的进攻下，日军损失二万人，被迫由宾阳撤退，而中国军队二月十七日就逼近南宁城下了。
在一九四0年的最近几个月（四月至六月），在华中战场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司令部向那里调去了大的兵团。按照中国军队的军政委员会长官陈诚将军的意见，在湖北和河南省的战斗中，日本人伤亡达五万五千人，中国人缴获二千六百匹马，八十辆坦克和两千辆汽车。陈诚说：“中国部队的成绩证明日本人不能进行大的战役。”
为了“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日本着手建立傀儡政府。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应当说，甚至在日本国内，一些政治集团也不相信汪精卫能够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例如，一九三九年秋，著名的日本活动家阿布信行（后来日本政府首相），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即使日本同各第三国家的关系得到调整，即使汪精卫能够完全地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事变的原则基础仍将不会消除。”日本占领者企图通过培植各种不同的“群众组织”，来为自己的傀儡政府和汪精卫建立群众基础。他们力图在政治、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用传播亲日观点的方法，来影响中国的舆论。同时，加强了日本代理人在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的破坏活动，力图从内部破坏民族战线。他们组织反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日本为力求使中国投降，利用欧洲战争产生的形势，极力设法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
对中国也展开了经济攻势。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自己的“军事企业”即在中国的战争转向独特的经济核算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要在这里寻找到和动员到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质资源和资本。为了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计划，日本康采恩需要在当地“寻求到”大量的资本。
采用威胁和许诺取得高额利润的办法，汪精卫企图使中国的资本家与日本的康采恩合作。不久前，日军在华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军曾发布命令，把曾由日本人夺取的部分中国企业交回愿与日本经济合作、准备参加“联合公司”的原主。这里应该指出，某些中国资本家，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中间的某些资本家，立即作出响应，并与日本康采恩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借助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敌占区加紧抢劫性的剥削，把战争的全部重担移到中国人民的肩上，并以此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口号。
但是，中国人民愈来愈坚决地、勇敢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极力反抗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在这方面，占领区的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往往离开企业到游击队中去。他们违抗一切禁令，组织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上海和天津，去年曾举行了一些大的罢工。仅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在上海就发生了二十次罢工。在上海和天津，召开了工人大会，大会坚决抗议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并且在通过的号召书中号召所有工人不服从新“政府”。
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和政治中心，大的港口，主要的铁路、运河和内河干线，并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沿海地带。
那么，如何解释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要极力设法实现“和平”和尽快停止战争呢？
当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中国人民，它的政府希望取得能够保证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和平。但是，中国人民和它的政府知道，他们不是用投降和平妥协，而是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够取得这样的和平。他们知道，为此需要持久战，只有这样的战争能够彻底消耗敌人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最终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中国的战争拖延得愈久，日本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就愈加尖锐，它的胜利就愈加变成得不偿失的胜利。
三年的战争强烈地动摇了日本的经济，从战争一开始，日本的军费已用去一百八十八亿五千五百万日元。日本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的军事预算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比较，从四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增至七十一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即增加十四倍。军费开支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三。战争期间，国债由一百亿日元增至二百四十亿日元，即增加一倍半。
同时，日本的黄金储备消耗殆尽。日本大量需要战略原料（日本由国外输入的铁占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九十二，有色金属占百分之七十，棉花占百分之九十八，羊毛占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占百分之百，等等），经过三年战争，几乎消耗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黄金储备以及从人民中没收来的相当数量的黄金，计二十亿金日元以上。从战争开始到一九三九年底，日本对外贸易的入超达二十一亿六千九百万日元。
日本的战争经费从那里来？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经费，目前是依靠发行新的公债、税收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额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四0年初的三十五亿日元。
日本国内公债，一九三七年发行十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三八年为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二亿八千万日元，而在一九四0年为六十亿日元。在一九四0年中，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担负了八十五点六日元公债，同时，纺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二百至二百五十日元，由此清楚地说明，强力推行的公债压在日本人民群众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直接和间接税，从一九三七年的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增到一九四0年的三十九亿一千万日元，仅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到空前的程度，日本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日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一至十二小时，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劳动人民由于国家粮食的极端困难，生活状况恶化。特别是感觉到农产品的不足。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不足，牲畜总头数的急剧减少，农具的不足，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引起的。所有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的价格增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当权阶级用残酷的迫害，试图镇压这种情绪。例如，仅在东京，根据官方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被指控为反战活动而被捕的就达一万三千人。日本军队中的反战情绪也在增涨。在好些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表现为拒不接受司令部命令，甚至发生士兵骚动。
很清楚，日本的国内情况迫使它要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当前整个国际形势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力图从欧洲战争中得到好处，它不仅力图在中国巩固下来，而且要夺取印度支那，暹罗、印度尼西亚，或者至少要在这些地区站住脚。如果形势有利，甚至在菲律宾、香港和缅甸也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迫使中国投降，使自己尽快解脱在中国的双手。这也较好地说明了日本内阁发生变动（米内辞职，近卫内阁接任）的原因。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顾一切困难，不投降，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用什么来说明，装备不好并且由于多年内战而削弱了的中国人民，能够顽强地抗击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并有成效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呢？首先，这是由于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被内部矛盾而分裂着的中国，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三年过程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
民族统一战线是根据共产党的倡议建立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占领了满州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满州。一九三五年八月，当日本企图夺取河北省时，共产党号召人民及所有中国军队，联合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此后，共产党又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西安事变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并且奠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本人侵入华北和华中、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月以后，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抗日，相互合作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先生说：“在民族生存的危急关头，只有本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合作以后，中国其它的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
中国开始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司令部。除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央军外，还有红军和许多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多年来互相敌视。中央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训练和装备均不好。中国的军队那时总共约有六百架过时的飞机，枪支、炮弹、子弹不够用。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军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广西一省就动员三百万人参加军训，四川省有五百万人。云南省派到前线的有二十多万经过训练的战士。在湖南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均经过军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陕西、甘肃、河南省动员和训练了四百万人。游击区人民的军训工作成绩特别大。
在驻有八路军（其前身为红军）的游击区，甚至儿童也帮助军队做工作，当交通员和侦察兵。妇女们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不少妇女在经过军事训练后，与男子一样，自愿奔赴前线，仅在晋察冀边区就有三百万人经过军事训练。
在组织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区方面，八路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一年过程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八十次大小战斗，打退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并钳制了华北的大部日军。现在晋察冀地区成为最大的游击根据地，控制着七十多个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人口。
八路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山西省的西北地区作战，在那里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根据地控制三十个县，有约二百万人口。
由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山西、河南地区作战。这里游击队控制了六十至七十个县。八路军的这些部队给予另外在徐州、武汉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以大力支援。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一百多次，并且不只一次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部分八路军打退了日本军队大兵团在九个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的进攻。
此外，八路军司令部还建立了一些武装的队伍，派到敌后进行游击战。
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八路军进行了一千八百多次大的战斗，抗击了集结在它的活动地区的五万日本军队。日本第一一0师指挥官桑木在一次向日本最高司令部呈报的秘密报告中被迫承认。“用巧妙的组织的办法，他们（指八路军──林彪）赢得了很多人。他们的基础很深，这使镇压与绥靖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四军。这支军队的游击队甚至对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进行了袭击。他们破坏最重要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使日本驻军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中。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柱。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政会的建立，以及村长制度的民主化。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的全国国民参政会有各抗日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中国宪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已被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大会预计在一九四0年底召开，而目前全国已广泛展开了准备大会的运动。
实现国民政府的下述措施，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是发表抗战任务和建国纲领，颁布反对贪污犯和反对胡作非为的官吏的法律，枪决某些特别可恶的贪污犯以及腐化的官吏、县长、省长以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这些措施有助于健全行政机构，减少贪污、非法征税、官吏专横等现象。
尤其是在十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头一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举行了纪念“五一”的活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提高，吸引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游击区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山西省的县长由人民选举，安徽省的县长同时是游击队和自卫队的领导。
在八路军驻地的陕甘宁边区，一切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并且必须经常在选民面前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辜负了信任，人民在任何时候有权撤销任何官员。一切县长，一切政府机关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作战时他们在第一线，而在“和平”时期则进行大量的建设工作。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现在的敌占区及时地撤退了最重要的兵工厂及一些大的国防企业。在中国西南及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可以保证军队最低程度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它最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枪支，子弹、炮弹、榴弹等等。目前，由政府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四十五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还建立了三万个小型的工艺合作社，为军队从事必须的日用品的生产，制造装备和军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方面，还有巨大的任务。
在中国，也采取了某些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状况的措施。在重庆地区，目前集中了十万工业工人，工人们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会的要求，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重庆市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包括大型工厂“益丰”的工人）正在发挥其作用。工会正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在许多省份，不顾地主和部分官吏的反对，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在八路军的地区，处处减少地租。山西省在“公平分担战争负担”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租减少一半。把荒地，甚至是私人所有的荒地，交给农民协会和由敌占区来的难民耕种，是政府的重要措施。在陕甘宁边区和受八路军支配的地区，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旨在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措施，由于存在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是可以作得到的。但是，这些措施远远没有到处实行，而实行这些措施是中国人民胜利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证明，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困难，要求继续与侵略者斗争，并且能够与侵略者继续进行斗争。中国也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
日本军阀被迫进行持久战。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谁支持得久，谁就胜利。中国失去了相当大的领土，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领土还很大，给中国人民提供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很大可能性。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土地上约有三亿人民，中国具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它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赢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的主要危险过去、现在都是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投降的危险。虽然民族统一战线在三年战争中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尽管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抗击着敌人，但是分裂的危险还远远没有消除。而且，在整个战争年代，投降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现实地显现在全国的面前。
这个危险的来源和原因何在？首先，在于中国内部的局面。问题是中国的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阶层，害怕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害怕威胁到自己的阶级私利，他们把这种私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了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伙计参加对中国的掠夺，这些人准备投降日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自然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加重，它使国内的叛徒和投降分子活跃起来，使那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拥护者们积极起来。
公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式的叛徒、投降分子，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鄙视和憎恨，所以他们的危险要比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的叛徒和投降分子，即妥协的拥护者小。
某些在投降分子影响下动摇的政治活动家，力图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并阻碍动员国家的民族资源；他们企图镇压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的民主制度，消灭民主的成果。这些人从内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并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指望英美的援助，明显地忽略中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断言，没有英美的援助，就不可能继续抗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调停上，打算借助这些国家准备与日本妥协。这样的妥协，与直接投降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不是任何叛徒、投降分子都将公开地号召投降。在大多数人民主张继续斗争的情况下，隐蔽的投降分子通常说：“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发展了。影响大大扩大了，因此需要禁止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声称：“我们拥护抗日战争，拥护国民政府，但我们反对共产党人”等等。这种挑拨离间的谈话，不仅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它们旨在反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
一些放肆的叛徒，正在进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公开活动。发生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地方政权的代表迎合叛徒和投降分子的要求，没收和烧毁由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抗日报纸和书籍，而允许扩散亲日的报纸和书籍。发生了逮捕、杀害、枪决共产党人的情况。出现了武装进攻八路军部队的情况，例如张荫梧将军用自己的部队公开进攻八路军部队；在山东省，秦启荣的部队进攻共产党员领导的游击队。中国西北的反动将领们曾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县城宁县和镇原。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先进部队，因此投降分子反对共产党。众所周知，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抗日军队，所以投降分子反对八路军。众所周知，边区是抗日的可靠的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区域。八路军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根据地。政府领袖蒋介石曾公开承认，敌占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军队的成就，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口头上主张继续抗日，实际上竭力把这些根据地送到敌人手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共产党真诚地一贯地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它忘我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千方百计地竭力分裂民族团结，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作了让步。
中国共产党知道，在投降分子中间，在所有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人们中间，不少是属于误入歧途和动摇的，必须使他们认识到立场上的错误并吸收他们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共产党努力处理好与那些部队，甚至过去反对过八路军而现在放弃敌对行动的中国各部队的友好关系。但是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常常被迫给予叛徒和投降分子以坚决的回击，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反对叛徒和投降分子，就意味着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意味着不保护人民的利益。
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赞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行动，因为他们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前列，并且清楚地看到国内分裂和投降的危险。
投降的危险也是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在欧洲战争开始前，英国、法国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中国的抵抗。他们想用中国人的手削弱日本的力量，用日本人的手，使中国虚弱，然后充当调停者。但是，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英国和法国开始主张停止中国的战争，因为想拉日本参加英法集团。此外，他们想把中国巨大的原料资源用于自己的军事目的。但是现在，在法国失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英国和法国无法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于是对日本作出实质上的让步。法国封锁了印支边境。英国同意在三个月时间中禁止由缅甸运送货物到中国。
中国政府公正地认为，法国和英国政府的行为是直接帮助了中国的敌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说，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不友好的，不合法的。这些行动直接破坏了英国和中国还在十九世纪签订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任何一方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没有权利封锁缅甸和中国之间的道路。
日本利用英国、法国的让步，取得了从南部和东部加强封锁中国的可能性。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经济与军事上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擦亮了许多中国政治家的眼睛，这些人对于英法存在着很大的幻想，指望借助这些国家的援助，而低估中国人民本身在抗日斗争中的力量。
中国的投降分子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由于英国与日本的协议，中国已陷入绝境，仿佛现在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
但是应该说，国际形势不是已经如此对中国不利。英国的行动无疑使对外贸易更加困难，因此，运送装备到中国是困难了。但是，日美商约的废除以及美国对出口石油、铁和其它废金属采用许可证的制度，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与日本间的矛盾加剧，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中国有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坚决克服投降的危险。现在，每一个希望看到自己祖国独立的正直的中国政治家，将更勇敢地、坚决地指靠中国人民及其无穷尽的内部力量，进一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的优越性。
如何克服投降危险呢？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首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投降分子和汉奸的斗争，坚定地继续民族解放战争，还要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已有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必须巩固民族的统一，特别是加强和巩固所有抗日党派、团体和组织的行动的统一。首先必须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同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阴险计划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同那些在“反共”的幌子下推行投降政策和分裂、破坏活动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起，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因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爱国者把同诬蔑共产党的行为进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爱国者认为，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必须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到国家和军事建设的事业中去。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就不可能英勇地、忘我地进行反对严重的敌人的战争。
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前线，并且为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真正拥护者。
共产党员尽一切努力，争取最近的时间内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大会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并通过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
因此，继续抗战，巩固民族的统一和进一步使制度民主化，这就是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能够保证克服困难，克服中国的主要危险──分裂和投降。实现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中国所有的政党为今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的责任无限地增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共产党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坚定决心，以及今年七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又一次表明的国民政府武装抗日的政策，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克服投降的主要危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注：下面是这篇反党文章的原文影印件（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
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 CIVIL WAR。 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
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69）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1972］9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16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xxx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贼，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1972］16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方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07.02；中发［1972］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一九七二年七月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2.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前 言

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遵照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对于大量的罪证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实。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已影印发出《“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现再将一部份经过核实的罪证，予以公布。
    中 央 专 案 组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 一 部 分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在一九七零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的同时，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疯狂叫嚣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林彪的这个讲话，是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妄图使我们党和国家整个地改变颜色，但是，他在讲话中却反咬一口，污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他那个中央不同”，“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这个讲话稿，林彪在八月二十四日晚送给了陈伯达，经过陈伯达、叶群的策划，由陈伯达做了精心的修改。林彪讲话中一些最露骨的反党、反毛主席的语言，都被陈伯达改得隐晦了。例如，“个人的这种天赋”被陈改为“天才”，“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被陈删去，“最高的一声号令”被陈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这是林彪、陈伯达勾结，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铁证。
下面的罪证影印件（甲），是林彪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全文，共二十四页。（乙）、（丙）是林彪讲话稿中的两段节录。
（甲）
（乙）
（丙）
2.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不设国家主席。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制造什么不当国家主席就不能代表人民的谬论。毛主席驳斥了林彪的意见，在批示中指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却虚伪的提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口头上说“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心里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叶群向吴法宪和其他人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是真的，暴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
从一九七零年三月到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先后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半句也不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陈伯达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们竟然在八月二十三日私拟了一节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他们为实现“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下面是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电话稿节录、前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的亲笔交代和吴法宪的亲笔交代的影印件。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电话稿节录（林彪秘书于运深手记）
影印件原文
（1970.4.11日晚11：30）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前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但是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拟国家主席条文。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陈伯达叫我们替他搞一节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我们根据他的黑旨意写了国家主席的产生和国家主席的职权等内容。大约过了一小时，陈伯达看了这个稿子，他在上面作了一些删改，就拿走了。
    史敬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三）七零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四）七零年八月廿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八月廿三、廿四、廿五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制造和散布大量谎言，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一、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完全是造谣中伤。事实是，他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顽固地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目的是林彪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二、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事实是，他们对抗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三个副词的指示，要翻“九大”的案。他们顽固地坚持“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三、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这个指导方针，是修改宪法小组写在修改宪法草案上的，林彪、陈、黄、吴、叶、李、邱从来没有提出要写这个问题。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也没有发生争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极其恶毒。
四、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严厉批判了他们这种卑劣的谎言，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五、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是，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下面的罪证影印件，是陈、叶、吴、李、邱在全会的小组会上反党发言稿的节录和黄永胜炮制的反党讲话稿的要点。

1.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陈伯达亲笔修改过的他的发言原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注：据记录，陈伯达在发言中还说过：“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注：这一段话，是陈伯达在会上的插话）

2.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叶群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3.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吴法宪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4.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李作鹏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林彪反党集团不准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只准说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影印件原文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5.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邱会作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6.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宋城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林彪8月23日在全会上作了向党进攻的讲话之后，反革命分子吴法宪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指示，叫黄永胜写一个发言稿，对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表态。黄永胜于8月24日或25日下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叫我组织人写。黄永胜并向我交代了起草发言稿的内容，其要点是：（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并交代写好以后，用电话传回北京。我照黄永胜的授意，起草了发言稿，并将发言稿用电话报给了黄永胜。所以，黄永胜虽还未上山，但他已作了发言准备。后来，因为揪出了大坏蛋陈伯达，黄永胜原准备的发言，才没有拿出去。黄永胜这个发言稿，电话传到北京的一份，我听黄永胜的秘书吴玉琪讲，黄永胜已烧掉。在庐山的一份草稿，我烧了。
    宋 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地下阴谋活动。在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前后，他们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在毛主席刹住了林彪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以后，他们密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竭力掩盖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向党反扑。下面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阴谋活动的部份罪证。

1.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作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发言。当晚，李作鹏写了这封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信中所谓他们两人的发言“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这是林彪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
李作鹏的这封信，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2.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假证明原件影印件原文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军委办公厅原秘书郭士兴的揭发交代影印件原文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向党猖狂进攻。以后，叶群指使宋城要我和另一个记录员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一直未退回。
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我到京西宾馆，我去后，叶群也在那里，叶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那里。”接着她要我为她收回记录写个假证明。明明是她私自收回去的记录，却要我写成是我们为整简报“当场”送给她的。这次明明是黄、叶当面要我写的，却要我写成是叶群“打电话问到的”。我写后，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并要我把从她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又电话告我，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我到京西宾馆去，黄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我又改写一遍，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在他们的指使下，我为他们写了假证明，丧失了党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
注：假证明原件，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3.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私自修补林彪的反党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下面的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是从林彪驻地查获的。缪秘书，即陈伯达的秘书缪俊胜。
影印件原文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8.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4.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林彪派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密谈。从林立果亲笔写的这个密谈要点中，可以看出林彪反党集团对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估计和他们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狼子野心。
林立果写的这个密谈要点，是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的。文中的“陈”，是指陈伯达。“吴”，是指吴法宪。“老总们”，是指黄、吴、李、邱。“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七零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诬蔑“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以后，在会议中间我打电话报告了黄永胜，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散会后陈伯达约我同去他家里，陈伯达鼓吹我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我把情况报告林彪。我回到家里又打电话报告了林彪，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二）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向党发动进攻。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叶群在北戴河也准备了大批天才语录卡片带上庐山。庐山会议初期，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以后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三）林彪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讲话后，晚上叶群要我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也没有点名，因此发言不要指名；布置我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四）八月二十三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提出改变会议的三项议程，先讨论林彪的讲话。散会后林彪派他的儿子林立果同我讲：林彪表扬你，林彪说：你又“立了一功”。
（五）总理、康生同志于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连续同吴、李、邱谈话，要我作检讨，我于二十八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六）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我：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七）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晚以黄永胜宿舍为活动中心，每天晚上和中午叶群、吴、李、邱都到黄永胜那里去开黑会，交换各组的会议情报。
（八）八月三十一日，叶群和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准备上庐山开神仙会，来庐山游玩照相的。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永胜，吴、李、邱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
（九）九月七日黄、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开黑会议论，①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③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⑥黄、李、邱都警告安慰我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十）七零年国庆节后大约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6.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叶、吴、李、邱等在庐山接触十分频繁，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谋后，在庐山仙人洞合影留念。
注：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7.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一九七零年九月七日，林彪、黄、吴、李、邱下山到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在飞机上合影留念，表示他们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注：右起：邱会作、黄永胜、林彪、吴法宪、李作鹏

第 二 部 分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反党集团就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拒绝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他们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从各方面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同时，又扣发和删改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毛主席、党中央封锁消息。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注：林彪口授的“紧急指示”，是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根清誊抄的，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背叛毛主席，背叛党，效忠林彪、叶群，结成死党。他们把五月十三日看作是林彪、叶群保他们“过关”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他们都要举行向林、叶“效忠心”的活动。一九七零年五月，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赠诗题词，摄影留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向叶群写了一封效忠信，再次表示他们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这是他们结盟反党的铁证。
吴、李、邱的“效忠信”原件（节录）
影印件原文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
这是黄、吴、叶、邱、李（右起）同游长城，结盟反党的照片。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他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
影印件原文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注：林彪的这封亲笔信，是从空军司令部查出的。“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在林彪口授“紧急指示”（即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同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一九七零年八月，吴法宪又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同时，吴法宪还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69）政干任 字第 94 号 秘 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命令
───刘 世 英 等 任 职───
任命刘世英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其空军第十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此 令
    司 令 员：吴法宪
政治委员：王辉球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长信，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林彪一直心怀不满。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这首反动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一笔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要翻历史的案。他还歪曲历史，自我吹嘘。三湾改编，是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进行的，林彪根本没有参与。但他在词中却说什么“繁茂三湾竹树”，移花接木，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
影印件原文（注：为便于阅读批判，中央专案组加了标点）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录育容同志六九年词一首赠作鹏同志
叶群学字 一九七零年元旦抄
注：育容是林彪的原名。影印件的左上角是谱成的歌曲，左下角是秘密录制的演唱《重上井冈山》的录音带。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下面这个记录，是叶群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口授，由林彪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林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但是“选文件”、“打电话”、“参加外事活动”，却都要别人“提醒”“言不离主席”。这充份说明，林彪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
影印件原文
主任指示
1970.4.25日下午
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二、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去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注：这个记录稿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林彪窜到国防科委所属某厂进行所谓“视察”。这次“视察”是异乎寻常的。事前，王秉璋背着党中央，同林立果、周宇驰、梁军等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密谋策划。“七•二三视察”的当天，王秉璋组织了一万多人夹道欢迎，并带头大呼“忠于林副主席”的口号。自称有病怕风怕光怕出汗的林彪，竟在盛暑炎热的太阳地里走了两华里，接受欢呼。事后，王秉璋等人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为宣扬林彪的“视察”作出专门决定。决定中引用了林彪的十七句话，把它捧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行动指南”、“战斗号令”，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并规定每年七月二十三日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全面的检查”。这个决定，印了五万一千多份，发到国防科委所属系统的党支部学习、讨论、表态。这是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进行的一次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造舆论，做准备的。
林彪“七•二三视察”的两张照片
右起：第一人梁军（国防科委原参谋长）、第三人叶群、第四人胡敏（邱会作的老婆）、第六人邱会作、第七人林彪、第八人吴法宪、第九人李作鹏、第十人林立果。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鹏、林彪、黄永胜。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在林彪指挥下，黄、吴、叶、李、邱秘密编造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的“专案组”。林彪反党集团还大量搜集地方和部队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下面是从北京、广州等地查获的这种黑“材料”和情报的一部份。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两年、叶群为炮制和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谋杀的伎俩。
这是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政变事例部份标题影印件原文
△ 拿破仑的两次成功的政变 △ 林肯被一演员暗杀
“雾月十八日政变” 纳赛尔由住室上车时遭卫士枪击
△ 戊戌变法与八月政变 △ 本•贝拉险遭“舞蹈演员”暗杀
△ 奥国皇储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 哈桑在外出途中被人用冲锋枪袭击。
△ 罗马古国的英雄恺撒被刺死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无耻吹捧林彪是“革命导师和领袖”，吹捧林立果是“全才”，并提出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要以林立果“为头”、“为核心”。
影印件原文
绝密
座谈会记录
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上八时至十二时
周宇驰同志：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注：这个记录，是周宇驰亲自修改的，是从空军党委办公室查出的。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上海小组”，是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这个小组由蒋国璋、袭著显等八人组成，受林立果直接领导。
影印件原文
入组须知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为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还必须做到：
一、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三、经常如实地回报情况。应根据任务的性质向有关领导勤回报多请示。在必要时，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向林副部长报告情况；
四、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注意自我革命，处理好“跟上、靠下、正确对待自己”的关系；
五、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注：“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是从林立果在广州的秘密据点缴获的。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周宇驰在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下面是他在这次黑会上的讲话记录，是程洪珍手记的。
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程洪珍的亲笔记录，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影印件原文
8／2下午
舰队会议。
周：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去上海、杭州找他们的同夥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三月下旬，按照林彪的旨意炮制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这次会议，对执行《“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对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影印件原文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⑴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⑵ 加速我们的准备
⑶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注：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反革命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影印件原文
1971.4.23日晚
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
形势：
◎会议15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讲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
编组和庐山一样。
──算旧帐姿态。
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
△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
◎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保密。
──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
──枪不搞仪式
防止出内奸、叛徒。
注：于新野的这个记载，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再版抛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书中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他们在九月反革命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将这本书再版三百多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下面是这本书的节录。
林总是最了解他的部队的，他熟悉干部的音容笑貌，熟悉部队的军事、政治动态，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他信任部队，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
林总的非凡的天才，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着四十年代那四年不寻常的日子。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
制造的反革命舆论（刘锦平反党讲话记录的节录）
林彪反党集团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的反动口号，到处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的反革命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下面是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秉承林彪的旨意，一九七一年六月在上海进行所谓“路线交底”时散布的反革命言论，是林立果秘密建立的“上海小组”成员郭永诚记录的。
影印件原文
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到很明显，有那么几个人做文章，矛头对着林副主席，一时很嚣张。新的条件下，X （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X （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敏感、明显、复杂，焦点就是接毛主席的班。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
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林副主席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写上了是一回事，是否所有人都承认，能否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可能要斗争，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斗争，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所谓“整风”会议。这次黑会，是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九月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夕召开的。他们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估计了形势。他们所谓的“酝酿新‘战争’”、“‘战争’的突然性”、“加强‘战备’”，就是指林彪反党集团要突然发动袭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
影印件原文
会议 1971.8.26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过双重组织生活
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
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
要有“欠帐感”。
要很严肃、很朴实、
注：这次黑会的记录，是于新野手记的，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下面是一部份秘密据点的照片。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秘密据点中缴获器材的一部份
各种收发报机
窃听器、微型录音机
特制自编密码电话设备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在林彪的指使下，一九七一年五月，林彪死党周宇驰开始进行秘密飞行训练。七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北戴河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注：上面的照片，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左上角是林彪死党周宇驰。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
林彪死党林立果，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照片，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缴获的。下图左下角是林彪死党林立果。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党集团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这一反革命计划破产后，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部署，他们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带着老婆、儿子和几个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所乘外逃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国投敌以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毁灭了大量罪证。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林彪这个反革命政变手令和下页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都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乘直升飞机外逃时随身携带的。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文件撕碎，后由我有关部门将在现场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
据参与反革命政变并亲自看过这个“手令”的江腾蛟、胡萍、李伟信等十几人交代，反革命政变手令原文是：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 彪 九月八日”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林彪给黄永胜的这封亲笔信，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由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九月十一日傍晚，林立果将这封亲笔信交给王飞，要王飞和黄永胜取得联系，充当林立果、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参看下页王飞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注：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王飞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给黄永胜送东西，并把“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装的东西交给我。十日，我把它送给了黄永胜，向黄说明是“晋草”（叶群代号）和林立果两人送的，黄说，“噢，是叶主任送的。”我向黄转达了叶群、林立果向黄问候的话。我向黄转达了周宇驰告诉我的他得到的关于毛主席同某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的情报。黄表示对叶群、林立果感谢。
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召开的黑会上，确定在南方动手谋害毛主席，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会后，林立果、周宇驰提出要我当林立果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并交给我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很惦念你，望你保重身体，现在形势紧张，有事找王飞同志洽商。”要我必要时给黄永胜送去。林立果、周宇驰的意思是由黄永胜负责统一指挥。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十二日上午，刘沛丰把这封黑信拿回去。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我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之后，我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反革命计划时，于新野在黑会的中间，把这封黑信又交给了我。十一点多，周宇驰电话告诉我“暴露了，不搞了。”我把这封黑信还给了于新野。
    王 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军委总机通话记录单
军委总机话务员马建英等六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在林贼叛国投敌前，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反革命串连的电话频繁。根据我们的通话记录单记载，仅九月六日到十二日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16次，与吴法宪通话5次，与邱会作通话10次，共31次948分钟。他们通话在五十分钟以上的有8次。七、八、九、十二日四天，叶、黄通话前后，黄又与李作鹏通话7次。九月十日黄给叶打电话3次，叶给黄打电话2次，在这五次电话中，一次长达90分钟，一次长达135分钟。
九月九日半夜，在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胡敏通话时，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与叶群通话，在叶与胡说完之后，黄永胜与叶群通话90分钟，吴法宪几次催促要与叶群通话。
通话登记表中的代号：300号是林彪、叶群；1③、1⑤号是黄永胜；730③、4号是吴法宪；70、8②号是李作鹏；905③、905④、3号是邱会作。
    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
马建英 张秀芳 董祥茹
吴伟志 安俊改 刘春梅
1971年10月3日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注：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一个本子中查获的。金钟、铜铃是周宇驰的代号。黄翔、阿飞，是王飞的代号。催子、棰子，是刘沛丰的代号。代号后的数目字，是他们的电话号码。
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金 钟
铜铃 5.2565
黄 翔
阿飞 5.2561
催 子
棰子 家 5.2571
李 民 （鲁明）
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写的证明影印件原文
经我们识别，这个本子第27页上的铅笔字“金钟 黄翔 催子”和红油笔字“铜铃5.2565阿飞5.2561 棰子 家5.2571李民（鲁明）”都是叛徒、卖国贼叶群的亲笔字。
    李春生 于运深
李文普 李根清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李伟信的笔供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阴谋政变期间，反革命分子周宇驰对我说：要更改三个人的代号，以后我叫‘金钟’，刘沛丰原叫‘棰子’，现改‘崔子’，王飞原叫‘阿飞’，现改‘黄翔’。而且要我把这三个人更改的代号，告诉‘舰队’的其他成员。其他‘舰队’成员也都有代号。刘沛丰说过，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这些代号是反革命武装政变时联络用的。
    李伟信
一九七二年.三.十七.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顾同舟的信（节录） 叶群手记的黄永胜等九月上旬密报的情报
注：林彪为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千方百计探听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黄、吴、李、邱等人，经常向林彪密报毛主席的动向，这是他们向林贼密报的情报的一部份。
叶群手记的情报，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顾同舟的信，是从周宇驰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程洪珍的笔记影印件原文
钓鱼台地图
孙水森 化学武器
炸药、刘世英
9/9后天早晨
十次特快，接关政委
四号门
明早十六次特快
长沙──北京
程洪珍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这是我的笔记本，上面是我七一年九月九日记的要办的事。
1.“钓鱼台地图”。九月九日早晨，在空军学院黑据点，周宇驰要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地图有墙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我描好后，下午四、五点钟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我描得不行，要我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此事办完后划了杠）
2.“孙水森化学武器、炸药、刘世英”。九月九日晨七点左右，在西郊机场黑据点，周宇驰对我说：“国防科委和空司科研部研制了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东西，有个文件。你告诉刘世英，叫他向科研部要来。或者你向孙水森（王飞的秘书）要，要来后交给我。”上午我向孙水森讲了周宇驰说的话，孙水森把这个文件交给了我。下午四、五点钟，我交给了周宇驰。（此事办完后划了杠）
3.“9/9后天早晨，十次特快，接关政委、四号门”。这是周宇驰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要我到火车站接关光烈，住在四号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又来电话，说由他亲自去接。（我把此事划了杠）。
4.“明早十六次特快，长沙──北京”。广州的顾同舟来电话讲：“总管（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长陈伯羽的外号）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我查了火车时刻表，是十六次特快。我报告了周宇驰，周宇驰讲是陈伯羽来了。
    程洪珍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
注：程洪珍的亲笔供词中提到的关光烈，是驻河南某师原政委。关光烈来京，是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的。
程洪珍的笔记，是从程洪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缴获的。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下面是空军某部队一九七零年冬改装的伊尔─10飞机。改装后的这架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很强的摧毁力。
陈励耘供认，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到现场看了这架飞机的飞行和火箭打靶。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反党集团派于新野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了用这架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于新野并说，准备于九月十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
注：机身下面挂的是炸弹，机翼下面是火箭发射架。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鲁珉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约八点半钟，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我，我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轰炸。九月十二日晚我参加了王飞召集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七人黑会。
林彪一夥要我去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肯去干，我就有意把眼睛搞红肿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九月十四日我主动向党中央投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林彪一夥的阴谋。
    鲁珉
1971年9月18日
注：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江腾蛟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我叫到西郊机场平房子，要我看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命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林立果说，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指谋害毛主席）。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你到上海去，办法有三条：一、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二，调几门100高射炮平射打火车，并要空四军教导队以抢救主席为名往上冲；三、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我和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我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林立果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鲁珉和我，在西郊机场继续策划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林立果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我）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鲁珉说，用轰炸机炸更励（厉）害。
    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江腾蛟亲笔供词中的军用机场地名，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林彪反党集团密谋策划武装攻打钓鱼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这张钓鱼台地形图，是周宇驰指使程洪珍描绘的，方位是周宇驰写的（参看60页程洪珍的亲笔供词）。
注：这张钓鱼台地形图，是从于新野的保险柜中查获的。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王飞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去空军学院，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说，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然后林立果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希望按照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办事。林彪九月X日”（具体话记不准了）。林立果说，要坚决把反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的由你和周宇驰负责。他们都在钓鱼台，好搞。估计南边江腾蛟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就看你们这里了。机不可失，一定抢在他们动手之前。我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到江腾蛟和我，中间又加关光烈，在西郊机场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林立果说，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提出“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并提出了通信联络的方法和密语。
策划攻打钓鱼台，林立果提出用空司警卫营坐上卡车硬冲，并看了钓鱼台的地形。还提出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还要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认为都不行。我提出要林副主席召集会议会上搞，也不行。最后林立果说，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
    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这个名单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名单上的大部份人名是刘世英写的，一部份人名是于新野写的。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刘世英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凌晨一时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九月十二日晚九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泉、朱铁铮和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去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刘 世 英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下面是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三架主机的起飞时间表，是周宇驰亲笔写的。这张起飞时间表，是从周宇驰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张单子撕碎，后由我有关部门将在现场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李伟信的日记）
影印件原文
立即告W
（1）明日有一架依尔─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除个别有问题，多少人，120，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多，周宇驰告诉我，明日有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大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他们坐，另一架黄、吴、邱、李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依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请飞机上80─90个穿黄裤子的井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教导队等人一起去广州。周宇驰要我把‘依尔─18’这架飞机要去上海的情况，通知上海小组蒋国璋，并要蒋立即报告W（王维国代号）。还叫过全准备粮票和钱。要他们一定要保密，这是全局的事。周宇驰后来还补充说了一句，叫蒋国璋再转告王维国一句话“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以上这些事，我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简要的记录在我的小红皮日记本上。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十、十一、
注：过全，空四军管理处原副处长，“上海小组”成员。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胡萍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七、八点钟，反革命分子吴法宪给我打电话说：“叶主任（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飞机一定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月十日晚十一时以后，反革命分子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我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
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
十二日晚十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我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事，我知道一定是中央查（察）觉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于是我就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林彪使用。在林彪坐256号飞机叛逃以后，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在西郊候机室，吴法宪怕我暴露事情真象，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你回医院休息去。”于是就叫秘书用他的汽车把我送去医院。
    胡 萍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注：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毛主席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十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1、李作鹏亲笔篡改的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的值班日记原稿
影印件原文
海航 师调度室（山海关）值班主任李万香
值班日记
九月十三日
○点○六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时，场站潘站长、史政委、赵副站长、佟参谋长均到调度室，李万香向他们传达了李政委的指示）
注：上面影印件中的修改处，是李作鹏的亲笔字（影印件原文中，划──处是李作鹏增加的，划□□处是李作鹏删去的）。部队番号，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

2、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原件的影印件（节录）
注：林彪一夥将256号三叉戟的呼号改为252，借以掩盖林彪为发动反革命政变调用飞机的阴谋。
部队番号，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871，是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值班代号。

3、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说明
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说明影印件原文
1、9月12日18点22分，我接李海滨（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当时在山海关机场）电话：19点来一架252号三叉戟。但20点15分降落山海关的却是256号飞机。李海滨告诉我，对外只讲252，不准讲256。23点44分，李作鹏来电话查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256。而后请示李海滨，李说还是讲252。我于23点50分打电话给李作鹏将机号改为252。
2、23点35分李作鹏来电话：告诉你，它（指飞机）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鹏又于零时零6分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可是事件发生后，13日下午李的秘书刘继祥来电话找我更正李的电话内容。他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要我好好想一想。我即回答：李的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李作鹏要修改他在电话下达的命令，显然是有阴谋的。
3、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同志怕飞机强行起飞，即于13日零时20分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但是李作鹏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在飞机强行滑出时，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同志向李作鹏作了报告。李答：“好吧！就这样吧！”（这一情况是事后赵对我们说的）零时45分，李作鹏又来电话向场站史政委问了飞机飞行的方位、距离。
关于飞机强行起飞的一切情况，我们没有向总理报告过。
    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 李万春
值班代号871
1972年4月7日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林彪、叶群从他们的死党那里，得知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几个死党，钻进林彪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向山海关机场逃跑。他们外逃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外逃前已装进叶群专用汽车的后备箱里。但是，他们急于逃命投敌，叶群的汽车没有来得及开动，这些文件他们也顾不上拿了。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林彪、叶群急于逃命投敌，他们从北京运到北戴河准备带走的珠宝等大批珍贵物品都顾不上带了（见甲图）。林彪的帽子掉了，大衣扔了，叶群的头巾丢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和日用品也来不及拿了（见乙图）。在逃跑的途中，林彪等所乘汽车的右前灯也撞坏了（见丙图）。这说明，林彪、叶群等几个叛徒卖国贼逃命时，是多么惊慌，多么狼狈。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
我们在机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赵雅辉 佟玉春 王学高
周振山 刘三儿
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
注：赵雅辉等五位同志，都是林彪等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时的现场目击者。
赵雅辉同志，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佟玉春同志，场站参谋长。王学高同志，场站油料科科长。周振山同志，场站机械师。刘三儿同志，场站油车司机。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林彪、叶群等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投奔苏修，叛党叛国。飞机在强行滑行中，右翼碰坏了机场加油车的顶部。
下图：经过鉴定，是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时所乘三叉戟飞机的右翼航行灯与加油车顶部相碰时掉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叛国投敌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下面两张照片，是我驻蒙使馆人员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蒙方人员和我驻蒙使馆人员。下图箭头指示处，是三叉戟飞机的机号256。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在得到林立果的电话通知以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钟，乘直升飞机向蒙古乌兰巴托逃跑，投奔苏修。这架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骗去驾驶直升飞机的陈修文同志，在机上与叛徒搏斗，光荣牺牲。直升飞机迫降后，周、于二贼自杀，李伟信和另一驾驶员陈士印被我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叛国投敌的大量罪证。
注：右下角是林彪死党李伟信。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1、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航行图
2、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
伊尔库次克机场
位置：在伊尔库次克城东南8公里. 标高：500m.
跑道：116－296 2750x60（m） 水泥
导航台：116 方向 远台. 1R/514 3681m （距跑 道端）
近台. 1/250 900m （距跑 道端）
296 方向 远台 CN/514 3660m （距跑 道端）
近台 C/250 960m （距跑 道端）
恰克图导航台
位置：在恰克图城.
呼号： RT 频率： 695
3、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的一部份
4、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大量美元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李伟信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到机场又找了一名飞行员，加满油，三时多起飞。上飞机时，周宇驰对我说：“你在后舱，我与于新野和两个飞行员在前舱（前后舱不通的）冲锋枪给你，在后边以应付万一情况。”因前舱坐不下四个人，于新野又来后舱。在飞行中，我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他反动的说：“不成功便成仁。”飞机飞了二个多小时，被迫降落在荒地里，一下飞机，我见前舱一个飞行员的头已倒在玻璃上，于新野下飞机又向座舱打了一枪，一会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他手腕上，他还狠毒地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周宇驰提着枪，叫我在前面开路，叫于新野扶着他，走了一段坐下休息，周宇驰又绝望的说：“看样子走不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过一会又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都自己死！”沉默一会于新野对周宇驰说：“还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们同时开枪！”我表示同意自己打。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一、二、三！”周、于自杀，我放了空枪，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印发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197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陆军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3个单位党委的报告。
同意北京军区提出的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坚决退还占用地方的房屋、土地、生产资料和纠正不正之风所采取的措施。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截止1973年底，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认真清退“文化大革命”初期占有地方的房舍、土地和财物，已清退房舍705万多平方米、土地77万亩，退还机械车辆1.7万台及其物资16.9万多件。对损害的作了赔偿。
续二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恒、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恒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恒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恒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象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1972年3月1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联系四川实际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请示意见。
1972年7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
1972年8月9日，中央召集四川省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10人到北京，讨论制定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197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后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下半年）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1972.09.15； 中发 ［1972］ 38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央 批 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 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 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薛 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我们在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会议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揭发批判了蓝亦农、张荣森同志的错误。蓝、张作了检查和补充交代。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会议开的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蓝、张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对抗同志们对他们的帮助，再加上我们领导思想上的不一致，会议也曾一度发生了偏向，出现了起哄现象。有的同志没有从思想上同李再含的错误划清界限，不是站在党性立场上批判蓝、张的错误，而是从个人恩怨和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有的同志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一贯正确”，借批判蓝、张表白自己；有的同志跟着蓝、张犯了错误，不积极揭发、批判，而是节外生枝，转移目标。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是努力把会议引向正轨，而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对于会议发生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原来是认识不足的。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启发教育，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排除了干扰，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牢牢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一定要正确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要有一个好的作风。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确的话，错误的话，在党的会议上都可以讲，但绝对不能起哄，决不容许在背后搞非组织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批林整风的正确方向。
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展贵州大好形势，奠定了基础，是一次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二）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蓝、张到贵州后，积极垒自己的山头，搞宗派主义，影响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落实。
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耍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后，当张荣森同志揭发、交代问题的时候，蓝对张说，我不会“卖友求荣”。他要他的秘书给谢家祥、韦统泰、雷远高等人的秘书写信，统一传递材料的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蓝亦农同志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交代了一些问题，有所进步，但立场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这一次到北京，当中央负责同志拿出证据，他才交出传递材料的目录，接着又交代他在目录中隐瞒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张荣森同志的错误程度与蓝亦农同志有所不同，态度比较好一些。
我们希望他们转变立场，与林彪及其死党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交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正当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时候，社会上刮起了一小股邪风。有人秘密串连，制造舆论，全盘否定贵州自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以来所取得的各项工作成就。
我省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制止了武斗，收交了武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补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迅速扭转了李再含造成的混乱局面，成绩是很大的。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1970）7号文件，反映了贵州当时的实际情况，蓝亦农、张荣森同志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但他们主要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批陈，不批林，严重地破坏了贵州大好形势的发展。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省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既要纠正扩大化，又要防止“一风吹”。
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也指出了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李再含执行的那一条路线，就是林彪、陈伯达的路线。不论是跟着李再含还是跟着蓝、张犯了错误的同志，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在批林整风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改了就好。对他们不应揪住不放，更不能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中央两次贵州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逐步揭开了全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调动了全省军民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形势必将越来越好。

（四）

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抓紧、抓细、抓好。我省前段批林整风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学好中央规定的文件，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狠批林彪的滔天罪行，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要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彻底查清林彪及其死党在贵州的阴谋活动。联系贵州实际，主要是揭发批判蓝、张的错误。为了消除他们的错误影响，决定将他们的检查传达到县团级。
要把批林整风运动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批林整风中，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整风的重点要紧紧围绕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以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各级党委要首先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贵州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李再含掌权时期，不少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中央［1969］71号文件下达后，解放和使用了一批干部，但由于蓝、张实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还有一些应该解放使用的干部没有及时解放使用。要结合批林整风，认真抓好干部政策的落实，该解放的及时解放。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作了检查，取得群众谅解，也要尽快解放，安排适当工作。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要抓紧审查，作出结论。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干部。要加强对新干部的教育。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共同提高。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要作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三、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从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调来的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都是中央决定调到贵州的。我省驻军和广大支左人员，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民立了新功。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由蓝、张负责。张荣森同志长期把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和支左办公室凌驾于党委之上，不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地方各级党委成立之后，仍坚持保留各单位军代表党委和支部，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这些问题，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支左部队和支左人员要自觉地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进一步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全体三支两军人员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安心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
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这三级地方军事机关，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应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广大的三支两军人员，要自觉地维护和服从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工、农、青、妇等群众工作。各级党委必须保证上级党、政府和军队的指示和命令的贯彻执行，切实防止与克服地方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蓝、张过去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削弱了党的领导。党委成员都要增强党的观念，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发扬党的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一切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要及时请示中央。
五、增强革命团结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革命的大局，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增强党内、军内、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对人对己都要一分为二。要严于解剖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和行动。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加强革命团结，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六、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批评教育，作好思想工作。对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要严肃处理。
对阶级敌人的造谣惑众，行凶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盗窃国家资财等现行反革命活动，要坚决打击。
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由于蓝、张错误的影响，加上我省今年遭到几十年未有的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工业生产问题也不少。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搞好生产救灾，安排好社员群众的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三线建设，更好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11.04；中发［1972］4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 耿起昌 张树芝
东传钧 杜河堤 李中顺
张耀东 王 辉 戴苏理
申茂功 唐岐山 文香兰
孙冠生 朱启祥 刘玉年
王文德 赵玉轩 韩怀智
支万鉴 杨 贵 张钦礼
王秉章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贼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1972.12.30；北京军区党委文件［1972］党字58号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第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最近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集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批判，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好不好，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林彪的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左”的，还是右的？以及其它一些在深入批林整风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场大辩论，是由董立芳（二十八军政委）、汪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志挑起的。这场大辩论是有益的。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深入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揭发和批判了董立芳、汪易、张照远同志的严重错误。军区和军级单位的一些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思想上交了锋，对问题的认识才可能有明确性和彻底性。
毛主席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这个指示的精神做的。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怎么样？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军内，都是大好形势。但是，董立芳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说，他有“三个不满”，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正在变”，“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胡说什么“最多中国变修”。他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一边，公开跳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说国际、国内、党内、军内形势大好，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全国各条战线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形势大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叛党叛国，丝毫无损于我党我军的一根毫毛。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伟大军队。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们军区和全国全军一样，形势也是很好的。
（一）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华北会议，改组了北京军区，捣烂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北京军区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经过这次会议，端正了军区的方向、路线，全区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二）全区部队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广大指战员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刻骨仇恨，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认真清查了林彪及其死党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部分主要问题初步查清，进一步纯洁了部队。
（四）执行了毛主席“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纠正不正之风，发扬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央批转我区关于整顿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之后，各级党委认真执行中央指示，深入进行反骄破满，艰苦奋斗，遵守政策纪律和拥政爱民的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五）认真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贯彻执行毛主席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
（六）各级都抓紧军事训练，那种“只搞文不搞武”的局面已基本上扭转过来，掀起了练兵的热潮。
（七）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了基层建设。
（八）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指战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人民立了新功。
（九）广大指战员结合批林整风，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始改变了“多年来不读马、列”的状况。
（十）增强了党的观念，抓紧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了，董立芳这样的人，对形势，对批林整风运动，对前途悲观失望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董立芳站在林彪一边，跟着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走，那他有什么光明呢，有什么前途呢？他当然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形势大好，是深入批林整风，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但是，批林整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它也不可能不遇到某些阻力。有的上了贼船不下船，捂盖子，保自己，坚持错误；有的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干扰批林斗争的大方向；有的不批林，整群众，转移斗争目标。甚至还有象董立芳这样的个别人，公开跳出来为林彪辩护，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林整风。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是不是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呢？还不是。有一些同志认为，批林整风搞了一年多，现在是“该揭的都揭了，该批的都批了，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反映了有些同志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为了纠正和清算王明路线，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中间经过延安整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集中揭露和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算起，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至今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而我们批林才一年多，怎么能够说“差不多了”呢？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推行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个基本原则，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林彪的路线，就是搞修正主义，分裂党，搞阴谋诡计。正如中央文件所指出的：
“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辞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这就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这哪里是什么极“左”！右得无可再右了。必须先指出林彪路线的这个实质，尔后再说它同极“左”思潮的关系。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l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王明路线，先是“左”，后是右。刘少奇搞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和一九六四年的“四清”等问题上，也是形“左”实右的。所以，王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是一类政治骗子。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三、林彪有没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也是董立芳提出来向党挑战的。他在批林整风中向党进攻，多次声称“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毛主席相对抗”，公开为林彪辩护。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林彪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地步，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林彪一伙炮制《“57l工程”纪要》，秘密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建立“联合舰队”、“战斗小分队”、“技术小组”等等之类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大搞秘密的通信网、情报网，用“江田岛精神”和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词培训其党羽，用“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等训练其法西斯别动队，丧心病狂地准备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等来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试问，这一切究竟是什么路线？他们搞的这一套军事，究竟是什么军事？这充分说明了林彪不仅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即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他已经由修正主义发展到了法西斯主义。这是蒋介石的路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法西斯的路线。
林彪把持军委工作以后，直到他叛国投敌、自我爆炸，竭力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叫嚷要由他亲自指挥军队，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他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根本原则；他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妄图抽掉我军建设的灵魂；他抛出所谓“一整套方针原则”，搞资产阶级政治，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他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结党营私，妄图分裂我军，破坏我军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他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反对毛主席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要害，就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无产阶级的兵权，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董立芳胡说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所谓“四好的四个方面是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对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恶意歪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主席指出：“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主要是路线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林彪搞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林彪所说的“政治思想好”，“路线觉悟高”，就是妄图使人们“忠于林彪”，要按照他的反革命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军队。当然，林彪妄图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完全是痴心妄想。毛主席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就指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我们是毛主席缔造、领导和指挥的军队，我军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指引下，努力提高政治觉悟，认真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发扬传统作风，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涌现了大量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看不到甚至否定了这个主流，那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象董立芳那样的人，把我军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成林彪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那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为林彪辩护。
董立芳为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辩护的另一条“理由”，就是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奉为打胜仗的“法宝”，胡说什么“过去仗就是这样打的，今后还要这样打”。这是对人民战争历史的歪曲，也是为林彪扬幡招魂。毛主席指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而林彪却鼓吹什么“一点两面"，那不是把敌人放跑了，打击溃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林彪搞的就是机械论。他不是主张按照情况灵活运用的原则，而是要人们刻板地抄用他搞的那一套，说什么打仗时只能采取“三三制”的战斗队形，只能搞“四组一队”的战斗编组，只能有“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只能不顾情况地搞“四快一慢”。他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着的、活着的人的战争，归结成为他那一套死公式。试问，当战斗进行到两军肉搏的时候，你还能保持那个不变的队形吗？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其本质就是打击溃战，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是反对人民战争的，是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
大量事实证明，在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林彪都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极力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宣扬“短促突击”，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集中兵力和打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遵义会议前后，在重大的战略行动上，他不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调度和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林彪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主张配合国民党打大仗。他一九四○年在莫斯科发表的反党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充分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右倾投降主义。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反对毛主席将东北主力置于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对东北之敌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抗拒毛主席关于先切断北宁线，打下锦州，歼灭范汉杰的指示和必须全力打下锦州，迅速抢占营口，切断敌人退路的指示。在这个期间，毛主席先后给林彪发了七十七份电报，一再纠正了他的错误。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克服了林彪错误思想的结果。
在平津战役中，林彪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拖延入关时间，不按毛主席指定的入关路线行动，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毛主席在战役开始时就为我军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战役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才取得了歼敌五十二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在广东战役中，林彪右倾保守，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停留地跟踪追击敌人的命令。
解放初期，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我们过去打仗，是靠毛主席的伟大的军事思想。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美帝及其仆从军，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取得的，都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今后打仗，靠的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董立芳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公开向党挑战，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必须进一步地深刻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四、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那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时候，董立芳却胡说什么“地主生活好，他的儿子就比一般人聪明”，攻击我们党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汪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多次开会传达所谓“超天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同林彪死党吴法宪唱一个调子，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张照远同志在“九•一三”以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会造成思想混乱”。他们死抱住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不放，坚持同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在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董立芳、汪易等人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竭力为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辩护，受到了到会同志的严肃批判。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问题上，二十七军的到会同志，集体写了一篇比较好的发言，代表他们发言的是八○师侦察连指导员杨泽民同志。这个发言，根据毛主席关于“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光辉论述，具体地说明了天才和实践的关系，天才和群众的关系，天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说明了两种认识论的根本界限。
第一、聪明和才能，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来自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不是来自什么天生的“好脑袋”。人脑的原始差别是微不足道的。鲁迅说得好：“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见《鲁迅全集》第一卷：《未有天才之前》）
第二、聪明和才能，是亿万群众实践活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离开了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就不能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聪明和才能，正是因为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参加了伟大的革命实践，集中了群众、阶级和政党的集体智慧。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割裂了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既否定了群众，又贬低了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
第三、聪明和才能，是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就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头脑就会比较聪明一点。
在“天才”问题上的两种认识论的论战，使到会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在深入批林整风中，我们只有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武装自己，提倡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才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林彪路线批深批透，彻底粉碎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谣言和诡辩。
五、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在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以后，经过华北会议，北京军区党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汪易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旱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华北会议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挖无产阶级的墙角。他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给军区领导写的两封信，把军区常委分裂为“老常委”、“新常委”，造谣说“军区常委仍然是几个老常委左右一切”。他明明知道军区有的领导同志是由中央决定调动工作的，却捏造说是被排挤走的，进行挑拨离间。他过去为了爬上林彪的贼船，亲笔给林彪写信，说什么气要为忠于林彪而呼吸，血要为忠于林彪而奔流，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保卫林副主席”。林彪倒台了，他不批林，却诬蔑坚持批林的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政治陷害。他一贯制造谣言，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封官许愿，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纠缠历史旧账，有意把水搅浑，大耍两面派，手段十分恶劣。
象汪易这样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在军区是个别的。但是，不团结的现象，在某些单位是存在的，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譬如，有的骄傲自满，自以为“一贯正确”，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不搞“五湖四海”，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军内进行派别活动；有的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算旧账，争高低，打内战，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有的有问题不摆到桌面上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搞非组织活动，等等。这类现象同汪易的问题，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也必须以汪易为戒，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发展下去是危险的。通过对汪易的批判，到会同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革命的大局。我们一定要反汪易之道而行之，顾大局，识大体，出以公心，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维护和加强革命团结。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六、尊重和维护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在批林整风中，经过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党的领导的罪行，纠正不正之风，全区部队在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面，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和问题。董立芳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为军党委书记，军里担负着一个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他自己也在一个工厂负责过支左工作，但他竟公然拒绝向当地省委汇报工作，甚至狂妄地说：“他（指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算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抗拒党的领导。另一个例子，是张照远同志。他分工主管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工作，本应无条件地接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领导，而他却到处伸手抓权，向省委、省军区党委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根本原则。象他们这样的人，在我区是个别的，但违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现象却不是个别的。有的部队不尊重地方党委，在与地方有关的工作上不主动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有些三支两军人员骄傲自满，背上了两个包袱，把个人凌驾于地方党委之上，搞特殊化，个别的人甚至严重地违犯党的政策纪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坚决加以纠正。
会议重新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这个文件正式下达后，要认真贯彻执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的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且涌观了一批优秀的新干部。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做好三支两军人员的调整工作，让更多的比较熟悉全面工作的有经验的地方同志，担负地方的党政领导职务，并且努力支持他们做好工作。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指示，肃清林彪一伙破坏党的领导的流毒，增强党性，继承和发扬党的传统。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要坚决服从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所有的三支两军人员，都必须做尊重、维护和服从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模范。
七、批林整风仍然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一年多来，我区的批林整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还很不够，有些问题还没有真正划清界限；对林彪及其死党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虽已作了初步清查，但还需要继续彻底清查；受林彪路线的影响而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有所纠正，但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抓紧抓细抓到底。
毛主席指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毛主席又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批林斗争的大方向。
批林是解决敌我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首先要分清敌我，其次才是分清是非问题。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然而是和人民内部问题不同性质的另一类是非问题，不能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同起来。首先批林，比较容易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批林批得深，分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路线觉悟，整风就有了基础，思想就容易统一，内部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整风时，也要坚持首先批林。团以上党委，重点是军以上党委，要在批林的基础上认真搞好整风。
要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革命罪行。决不能够把批林放在一边，而在那里纠缠历史问题，算老账。纠缠历史，纠缠内部问题，纠缠非原则性的问题，是不利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
八、批林整风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深入批林整风，必须联系实际。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首先要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要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对个别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对在批林整风中跳出来向党进攻的，要坚决给予揭露和回击。要继续纠正由于林彪路线的影响而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也要防止乱联系的倾向，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要乱用“上挂下联”和“时时、事事、处处有路线”之类的口号，切实防止把干部、战士中的某些思想认识问题都挂到林彪路线上去，无限上纲。对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某些缺点错误，不能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执行林彪路线的结果，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要充分肯定全区部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各项成绩，注意保护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
（二）对于干部、战士在批林整风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带原则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地给予解决，不能听任消极情绪泛滥。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既然林彪那样坏，怎么还选他当“接班人”呢，感到不好理解。对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江青同志说：“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大家应当回顾一下党的第九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回顾一下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回想一下召开党的“九大”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如果不讲路线，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孤立地提问题，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问题当然也就得不到解决。各级领导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江青同志这个讲话的精神，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至于象董立芳那样的人，老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站在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立场上向党挑战，咒骂我们党，他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别有用心的。对他的恶毒攻击，必须戳穿其反动本质，严加驳斥。
（三）在批林中要注意一些提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的人提出了所谓批个性的问题，说什么个性批不倒，共性就立不牢，批林整风就不能深入。批判个性的提法，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搞人人过关，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敌我不分。在理论上，它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矛盾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批林整风中，还有一些提法，也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批林彪的什么“空头政治”，怎么能说林彪是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呢？林彪的《“57l工程”纪要》不是反革命政治吗？还有把林彪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说成是“罢官”论，把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说成是“唯意志论”，也是不确切的。苏修天天骂我们“唯意志论”，我们用词不能和敌人的造谣诬蔑混在一起。诸如此类的不准确、不科学提法还有不少，希望大家举一反三。各级党委特别是军以上党委要注意这个问题，避免由于提法的不准确、不科学，而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造成许多糊涂观念。
九、把批林整风与看书学习结合起来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关键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用假象迷惑我们，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上当受骗。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必须刻苦攻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有的同志说得好：“理论上的盲人，识别不了政治上的骗子，不认真读书，真假马克思主义就辨别不了，错误路线就抵制不了。”这次会议上，八○师侦察连指导员杨泽民同志代表二十七军同志作的一篇发言，批判了在“天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较好地讲清了问题，到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有感触。毛主席曾经讲过：“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重新温习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感到非常亲切，表示一定下决心看书学习。
结合批林整风看书学习，要肃清林彪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流毒，认真贯彻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各级党委成员，要带头读书。我们的同志要争口气，下苦功夫，用战斗的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决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
十、清理工作的政策问题
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作，必须继续，抓深抓细抓彻底。清理工作的情况，在全区是不平衡的，还有个别单位对这项工作做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军级以上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清理小组的工作。要把清理的情况告诉广大干部、战士，交给群众去加以鉴别。采取这种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大家的路线觉悟，有利于肃清流毒，有利于更好地团结广大指战员。
在清理工作中，我们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跟着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他们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我们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而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要把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同上当受骗犯错误区别开来，把与林彪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同过去与他们有过工作关系区别开来，把参加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个别人同他所在单位的指战员区别开来。除林彪死党外，对于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即使其错误严重，也要既严肃揭发批判，又给予热情帮助。只要他们真正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作了认真的检查，就要继续信用他们。至于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一般牵连，属于上当受骗的同志，主要是向党把问题讲清楚，勇于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和我区的形势大好，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区处于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担负着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首都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认真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发：团以上党委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共印2500份）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批来到北京。一个多月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和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研究了中央专案组印发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有关材料。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先是汇报分析了青岛市的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后又汇报分析了全省的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山东省汇报会议，是对山东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发展山东的大好形势。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以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逐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自上而下普遍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些重点单位，初步清查了林彪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通过这场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全省军民极大地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刻骨仇恨，更加增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读马列的书和读毛主席的书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团结，加强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形势是好的。
但是，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下的意见：
一、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紧紧抓住了这个纲，就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对于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但是如果忽视或者放松了抓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这个总纲，“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切实抓紧、抓细、抓好。
二、全面贯彻批林整风的正确方针。毛主席指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林彪及其死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首先批林，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才能确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个关系在任何地区和单位都要摆正。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要把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深批透，肃清流毒。要紧密联系山东的实际，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坚决从组织上拔掉他们设立的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清除隐患；要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放的毒，对他们的反革命报告、小册子，以及吹捧林彪及其死党的剧本、歌词等，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彻底批臭；要狠批反革命谣言，对于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和散布的反革命谬论，要及时批驳，彻底追查，严肃处理，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反对歪风邪气。通过清查和批判，把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反革命组织、搞的政治阴谋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准确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要认真进行整风。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严于解剖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严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准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反对骄傲自满，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批林整风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当前，集中力量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九大”以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错误的。在山东，王效禹的错误和罪行，已基本上得到清算，不要再去纠缠。在批判王效禹过程中，个别搞错了的，要落实政策，加以改正，但决不容许为王效禹翻案。不要搞以我划“线”站队，不准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否则势必转移斗争方向，妨碍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方面来，搞好批林整风。
四、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确定批斗对象和建立专案，要按规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启发他们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接受教训。无论是受骗上当，沾了边的同志，还是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要把个别人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的集体领导，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工作成绩，严格区别开来。要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要顾大局，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山东的批林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济南军区和驻山东地区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省委的领导。凡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同志，都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另搞领导系统。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工作，党委负责同志“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互相配合，一致行动，才能搞好。因此，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清查领导小组，把全省党政军民各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清查工作统一抓起来。军区党委要切实对山东地区海、空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批林整风运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对批林整风运动，要根据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六、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搞好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扎扎实实地把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后，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地、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传达贯彻这次汇报会议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检查分析前一段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领导上要严格进行自我检查，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措施。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传达贯彻中，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纠正错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上当否，请批示。
    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白如冰、
秦和珍、张富贵、鹿田计、张延成、
赵峰、 马忠全、邓龙翔、张子石、
范朝利、鲍先志、方正、 王金泉、
王庆三、史秉廉、刘众前、朱本正、
吴怀才、吴德纲、郑干、 高启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发出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翻印
(共印二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01.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三二份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1）1967，1968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2）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06.16；中发 [1973]22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共三百六十三人，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一) 会议的主要收获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大家反映，这是一次鼓舞斗志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对深入批林整风和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一、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重点批判了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以及“两个一切”、黑“讲用报告”。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揭开了盖子，基本弄清了空军党委的问题。
三、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揭发、批判，不是为了打倒，而是教育、挽救、争取。会议对王、曹、邝、梁四同志，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进一步检查交代，讲了一些真心话，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他们的进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还吸收了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检查交代较好的几个同志参加，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四、分析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大家认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揪出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无损于空军的光荣。空军建立二十多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空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背着广大指战员的。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飞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分析形势，大家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空军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五、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会议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改组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对于原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吸收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和比较年青优秀的同志到空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个新班子体现了“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是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是“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他们极端狂妄，但又极端虚弱。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一切破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可谓“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他们妄图把空军变成反革命工具的彻底失败，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空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三)主要经验教训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总结了空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空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军队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为了达到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罪恶目的，通过空军党委常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竭力鼓吹和推行林彪“直接指挥”和林立果“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散布林彪对空军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没有林彪，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妄图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指挥枪”、反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他们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林彪和林立果都吹成是“天才”、“超天才”，是什么“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圣者”。这是他们搞“两个一切”，篡党夺权的反动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林立果的修正主义黑货冒充马列主义，鼓吹学习他们的东西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读林副主席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吹成是“指导思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的所谓建军“一整套”方针原则和林立果的“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妄图把空军建设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在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空军党委的某些同志为什么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不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象“两个一切”这样露骨的反革命货色，象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作为“指导思想”，象没有任何职务的江腾蛟却当了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政治部党委书记，这样一些显然违反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东西，连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为什么身为高级干部的王辉球等同志却“服服贴贴”地去积极推行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或歪曲篡改，甚至封锁对抗；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林彪的黑指示，他们却“闻风而动”，“快办，办好”，又是作贯彻“两个一切”的决议，又是疯狂吹捧黑“报告”，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立场站错了，路线走错了，必然离毛主席的路线越来越远，一步一步走向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危险道路。
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委要保持无产阶级本质不变，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在空军竭力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公开打出分裂的口号，鼓吹“亲不亲，线上分”，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站队”。一方面打着“不可分”的幌子，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拥护他们就是“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不管是“不可分”还是“线上分”，要害就是搞分裂，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闹分裂，分裂党、分裂军队。他们拼命鼓吹要跟他们走，“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自己人”，极力拉拢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他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地下黑班子，控制党委，直至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夺权服务。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空军党委中有的同志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拉过去？有的是宗派观念浓厚、宗派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从山头宗派发展到反党勾结。有的是作风严重不正，对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不仅不抵制，反而臭味相投，一吹就上劲，一拉就过去，和他们打得火热。有的把革命作为“入股”、“投资”，认为林家“树大根深”，就去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这些倾向都是极其反动落后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距离，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区别马列主义党同修正主义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林彪、吴法宪一伙结党营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立党为公，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立党为私，为少数人谋私利，就必然制造分裂。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向党闹分裂的人，到头来总是被分裂出去，为人民所唾弃。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决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背着党搞秘密派别活动，要不为名、不为利，决不能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投机钻营找靠山；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同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提倡学国际歌，提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
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党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其特征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在空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或者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搞路线教育为名，大搞篡党夺权的“路线交底”；以调查研究为名，搞反革命特务活动；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落战斗机问题掩盖搞“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加强“根据地”建设。他们为了掩盖阴谋活动，提出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内紧外松”。他们还通过“送礼送政治”，表面上装着“关心”干部，实际上阴谋拉人下水。公开一套，秘密一套，不断变换反革命策略。
对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大搞阴谋诡计，空军党委内部，王、曹、邝、梁四同志为他们大开“绿灯”，使一些阴谋活动不仅不能得到揭露，甚至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看出些问题，但“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有的丧失阶级警惕，麻木不仁，对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辨真伪，打着白旗反红旗也盲目轻信。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必须光明磊落，对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明确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要坚持，错的就反对。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看人看事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要只看到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要看是否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要只看到当面说得好听，而要看是否背后又在捣鬼；不要只看到形式是合法的，而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总之，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住眼睛，“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四)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空军的罪行被充分揭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深入批林整风，发奋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切实把批林整风这一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继续搞好清查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林彪大小“舰队”在空军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最根本的是解决路线问题。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紧密联系空军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使大家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批林的基础上，严格解剖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对林彪死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揭发批判，热情教育帮助，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挽救过来。只要他们能够向党交心，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和团结他们，继续信用他们。对于某些因一时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把问题讲清楚，汲取经验教训。不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一定要把和林彪死党有过正常工作来往的同志同参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盲目地跟着吹捧或干了一些坏事的同志同林彪死党造反革命舆论、干坏事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九•一三”以前犯错误同“九•一三”以后听了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个别领导干部犯错误同所在单位党委和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严格加以区别；要把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人同其家属子女严格加以区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加强教育，使其划清界限，不要歧视他们。
对被林彪、吴法宪一伙打击迫害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处理，但也不能搞一风吹。
三、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和某些机关部门，要尽快加以充实和调整。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同志。
在空军二十多年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产，是空军建设的骨干。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大胆提拔优秀的中年、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遵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要通过批林整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反对称王称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大力抓好基层，特别是党的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五、加强训练，搞好战备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加强训练的指示，大力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要办好学校和教导队，特别要抓紧干部的培养提高。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严格规章制度，搞好武器装备的维修，保证安全，防止事故。遵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发出
共印六、○○○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一、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疯狂宣扬林彪“一贯正确”和“不可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贼有八十二处，引用林贼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贼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贼从建国到一九六○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二）制造谣言，分裂中央，为林贼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三）鼓吹“天才论”，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③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贼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三、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和特务组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二）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三）进行特务活动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四）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破坏飞行安全工作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616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五）林贼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①民航总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②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原部长
③民航广州管理局原政委
④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刘锦平的第一任秘书
⑤民航总局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刘锦平的第二任秘书
⑥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刘锦平的第三任秘书
⑦民航广州管理局原局长
⑧民航上海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原处长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一、建立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一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二、炮制黑“报告”，刮起吹“天才”的反革命妖风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三、私上庐山，直接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四、炮制“571”反革命纲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五、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六、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袭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七、设立反革命据点，大搞特务活动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八、窃取重要情报，盗窃核心机密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九、以搞“科研”为名，研制特务工具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十、抓部队，搞武器，大搞“陆战”训练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十一、导演“安全现场会”，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十二、阴谋“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十三、策划和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海关，然后随林彪去广州，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各一架，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并计划用安—12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南逃广州，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
晚上二十一时许，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策划“南下”行动方案，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整装待命。
但是，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十四、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气急败坏，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跟着林彪、叶群，爬上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企图外逃未遂，周、于畏罪自杀，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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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江腾蛟，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有的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林彪的忠实走狗
江腾蛟极力追随林彪，得到林彪赏识。一九六五年秋，叶群、吴法宪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组成了效忠林家的黑班底，江腾蛟积极入了伙。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保护起来。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这两个孩子可是林副主席的两只眼睛，你要好好照顾。”江含着眼泪回答：“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们两人在。”他先把林立果、林立衡藏在南京，向亲信交代：“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使用的车辆要严格消毒。”后来，他又把林立果、林立衡伪装成记者、秘书，带在身边，专门调派一架飞机，窜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动口号，反党乱军。江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指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破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秘密收集整理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林彪。他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老实说，我在南京的做法，没有上面的指示，我能随便干吗？”“我的后台在北京，又粗又硬。”正当南京地区的部队、群众要清算江腾蛟罪行的时候，林彪、吴法宪一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派他到西南地区，参加航空兵三师击落美帝入侵飞机的庆功会，给他加上“空军部队负责人”的头衔，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中央军委嘉奖令。使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一九六八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将江腾蛟调离南京。林彪通过吴法宪，事先把决定告诉了江腾蛟，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要他“深居简出”，“避一避风头”。江经常出入林家，成为林家的座上客。林、叶还把发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和揭发江的材料，送给江看。叶群吩咐张发云（跟随江腾蛟的空政秘书处原处长）：“江腾蚊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林彪对江腾蛟的女儿说：“以后有谁迫害你爸爸，就来找我。”还亲自对江说：“没有职务照样干‘革命’。”当年“五一”，林彪一伙安排江上了天安门，名字还登了报，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吴法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把江腾蛟安插在空军领导机关。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象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再就没有干部可用了。”吴秉承林彪的意图，一九六九年初，要江作为王辉球同志的“助手”抓空军政治工作，并让他继续抓南京空军的所谓“重要专案”。同年五月，在空军第四次党代大会上，不顾代表们的反对，硬把江塞进空军党委，并安排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十月，又让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江腾蛟是林家最忠实的鹰犬。他经常无耻地说：“是‘首长’（指林彪）和‘副部长’（指林立果）救了我，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江腾蛟，就没有我的一家。我一家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感激林副主席一家。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二、党和人民的死敌
江腾蛟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恶狠狠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专到我姓江的头上来了。”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建国二十多年了，生产还是那个样子，停滞不前，工人农民收入很少，现在是群众敢怒不敢言”，“你们不要把世道看得这样公平，这样合理！真正公平合理的世道是有的，那是将来的事，等‘首长’和‘战友’（指林立果）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才能实现。”他疯狂地说：“我有林副部长领导，有‘首长’和‘战友’做后台，有人反我十年，也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姓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
江腾蛟出于反革命本性，早有叛国外逃的企图。一九七○年十月间，江对他老婆李燕平讲：“现在不光全国各地，就连国外，我江腾蛟也还是有点名的。我要真到外国去，还真错待不了我呢！像这么个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的将军，他们还不当宝贝供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可是有大用场啊！”李伟信为林立果购买特务器材，从香港回来，江腾蛟向李了解香港的情况。据江的女儿揭发，江曾去过深圳活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叶群要吴法宪把江腾蛟叫到北京来，当面交代要江腾蚊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江写好后交吴法宪，吴亲自修改后送给叶群。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林彪一伙加紧实行《“571工程”纪要》的时候，江腾蛟要王维国抓紧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说什么：“要敢于上纲，敢于加工整理”，“要懂得这是斗争的最好炮弹”，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积极配合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
江腾蛟狂热吹捧林彪、林立果，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一九七○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江秘密指使李同云（空军报社原副总编），同陈励耘、王维国、查全伦、王宝功（沈阳空政主任）等人，组织力量，炮制了《伟大的战略措施》、《四个第一好》、《四好连队运动万岁》、《三八作风是传家宝》四篇反党黑文章，鼓吹“不可分割论”和“天才论”，为林彪树碑立传。叫嚣：“自觉地把保卫林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这些反党黑文章，经过江修改定稿，密谋先在《空军报》发表，再送《解放军报》，后来因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未敢拿出来。江腾蛟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搜集、掌握贯彻的情况和反映，并催促政治部要很快传达。他积极参与炮制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事先周宇驰到他家里同他商量过“讲用报告”的内容，“讲用报告”出笼前，江腾蛟看了稿子，表示完全同意。空军“三代会”期间，江在幕后进行秘密活动，策动在会上放“讲用报告”录音，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林立果，与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配合。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腾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对抗批陈整风运动，顽固坚持林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狂叫：“不承认‘天才’，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去了‘天才地’那三个副词，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首长’。”同时，他狂热地吹捧林彪“一贯正确”，“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吹捧林立果“是新发现的领袖人物”，“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他还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吹捧林彪的所谓“路线教育材料”，并且指使亲信大量印发林立果反革命的“讲用报告”。他为了炮制林立果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事先，亲自窜到空九师活动，并对王璞、顾同舟、查全伦等人说：“这是在林副主席那里挂了号的，林副部长亲自抓的，一定要抓好。”还规定他们每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开现场会时，他还指使亲信秘密串连一些单位的人参加会议，再一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
四、拉拢干部，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部队
江腾蛟极力鼓吹“亲不亲，线上分”。胡说：“只要对林副主席一家感情深，其它方面有毛病也要大胆使用”，“不要老啃着死东西不放”。他要李瑞昌（空政干部部原部长）等人为林家“把好关”，“掌好用人权”。并且规定：“空军师以上干部和南京空军团以上干部提升调整都要先告诉我。”江腾蛟等人还策划通过“调整”、“更新”干部，提拔重用亲信。通过控制“专案”，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江腾蛟四出活动，进行反革命游说，拉拢干部。他带着亲信，曾先后窜到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孝感、西安、成都等地，了解干部对林家的感情态度，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他还根据林立果的交代，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带着亲信窜到空降兵十五军“摸军、师两级班子的情况”，做“工作”。江腾蛟一伙采用“路线交底”、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拉山头，搞宗派，欺骗和拉拢某些单位的一些人。
江腾蛟按照林立果“派人下去抓好部队”的黑指示，加紧策划把他们在机关的一些“骨干”派到部队去。一九七一年初，他与林立果、周宇驰、王维国密谋，以支左为名，从驻京院校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到空四军“加强根据地建设”。江还策划从空直机关调出“三分之一的‘骨干’下去抓部队”。指名要安插一些党羽到军、师去担任领导职务，妄图控制某些单位。
五、参与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策划召开反革命的“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江腾蛟化名“何坚”，假造病历，以检查“有无癌变”为名，乘夜航专机秘密窜到上海，潜藏在一幢小楼里四十多天。在这期间，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多次密谋，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江腾蛟参加了由林立果召集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一起，策划了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会上，他接受了林立果的旨意，负责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点反革命活动的协调和拉总。会后，江得意忘形地对李燕平等人说：“现在把方案定了，就好办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哈哈！我这几年也总算没有白斗，只要方案一完成，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完全是一副法西斯匪徒的凶相。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坐镇上海，一面指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按照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各项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一面窥测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动向，待机而动。伙同王维国、陈励耘在上海组织了“教导队”，在硕放和笕桥组织了“武装营”。四月中旬，江派林彪死党朱铁笙（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去杭州向陈励耘了解政变准备情况。江腾蛟还指使周建平窜到一些部队去做“工作”，妄图把部队抓到手里。王、陈、周分别制定了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行动计划”、“应变方案”。江还要上海、广州地区的一些航空兵部队抓紧进行歼五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四月下旬，江窜回北京后，又亲自跑到天津、保定，还有计划地察看了北京周围顺义、通县、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南口等地的地形，进行阴谋活动。
六、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
《“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江腾蛟加紧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他造谣污蔑，疯狂叫嚣：“现在斗争形势很复杂”，“军队不行啦，笔杆子起来啦！”“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新的反复，更大的风暴”。他穷凶极恶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搞武装起义。”“只要看准时机，先下手为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首长’、‘战友’往党和国家的位置上一站，把所有的大权都接过来，报纸、广播一控制，不就成功啦！”“当然，也要准备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首长’和‘战友’带上同路人到广州或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个党，起码打出个以长江为界来，然后再打几年，慢慢统一。”他还嚎叫：要“改朝换代”，建立“人人自由、平等、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江还向他的党羽宣布反革命纪律，说：“我们是不成功则成仁，破釜沉舟，拚上老命！”“要绝对保密，不能当叛徒。”“如果泄漏一句，不要怪我江腾蛟翻脸不认人！”
七、发展反革命组织，培植反革命势力
江腾蛟秉承林彪的旨意，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及设立反革命秘密据点。他还窜到桂林、青岛等地，部署建立反革命据点。他要米家农抓好反革命特务组织“战斗小分队”。
江腾蛟在空军政治部，秘密组织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地下黑班子。成员有部、处干部十二人，由李同云、李瑞昌牵头，张发云为联络员，江腾蛟直接指挥。江给黑班子规定任务：“要把政治部办成林副部长放心的政治部”，要求其成员“把心思放到林副部长那里交下来的任务上”，对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等人的所谓“指示”，都要“紧跟、照办、认真执行”。他们在各部门发展“骨干”，开什么“骨干碰头会”、“形势分析会”，进行非法活动。他们自成系统，部里有“部”，处里有“处”，制造分裂，控制政治机关。他们用欺骗组织、煽动群众、暗中操纵等手段，秘密控制组织、干部工作和舆论工具，搞了许多阴谋活动。
江腾蛟还组织了一个秘密“接待委员会”，张发云担任主任，负责接待和联络在空军内的林彪黑线人物。政治部地下黑班子的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江腾蛟在林彪、林立果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培植反革命势力。他除了把黑手直接伸进空四军、空五军以外，还通过周建平、王璞、顾同舟、解长林等人，在一些单位做“工作”，拉拢人。他要查全伦在福州军区空军“想办法站住脚跟”。他还两次派陈玺（南京空司气象处原副处长）去找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原副政委）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腾蛟亲自向其同党、亲信传授反革命策略，加强内部控制，捏拢反革命力量。说：“我们的斗争是大兵舰作战，不是小木船，是联合舰队，是林副部长给我们掌舵。我们都是兵舰上的战斗员，不要互相在舰上拳打脚踢的把舰弄翻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上旬，他在广州对顾同舟、查全伦说：“你们关系搞不好，广空机关就不能团结起来，副部长就不放心。只要对副部长态度一致，不管个人之间过去有多大意见和恩怨，也要消除、谅解。”他还举行“熊掌宴”，把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等人找去参加。江说：“副部长送给的珍贵礼物熊掌，请大家来分享幸福”。查全伦等人在宴会上举杯狂叫：“为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在江政委的具体领导下，搞好‘工作’而干杯！”一九七一年七月，江腾蛟派人去上海、杭州，要王维国、陈励耘“搞好团结”，“抓好骨干队伍”。
八、充当反革命凶手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南线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江腾蛟秉承林彪旨意，为了“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在上海的秘密住所里，多次和李燕平及他身边的死党，密谋采取“设伏突袭”、“炸火车”等罪恶手段，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他要张发云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彪死党：“不要乱跑，要随叫随到，要严守岗位，各就各位。”
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叫到西郊机场黑据点里，让江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对江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江和周宇驰向林立果献策：“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还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九月十一日，江腾蛟、林立果和王飞、关光烈、于新野等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准备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
十一日晚，江按照同林立果、王飞、周宇驰的预先密谋，带鲁珉到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具体策划行动方案。并且规定了时间、地点、代号，指定了具体执行人。林立果对鲁珉说：“派你去上海组织指挥炸火车，是江腾蛟点的将。”并确定：“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江接受了林立果的指使后，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去上海。由于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周宇驰召集江腾蛟、王飞下达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策划了南逃行动方案。当天晚上，江匆匆忙忙跑回家里，准备携带张发云、朱铁笙和江的老婆孩子，与林彪同坐一架飞机南逃。
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江腾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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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王飞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急先锋，是策划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凶手，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一贯顽固地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是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一些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死心塌地投靠林彪
一九六四年初，林彪派秘书关光烈，身着便服，窜到空军党办同王飞密谈。随后，王飞打着向“林办”学习的幌子，钻进林家，秘密勾结。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指使叶群，纠集吴法宪、王飞一伙，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拉山头，结死党。在此期间，王飞为林家百般效劳，得到林彪、叶群赏识。叶群还亲自向王飞传授反革命两面派权术。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王飞抄了杨成武的家，搜走了林彪、叶群与杨勾结的罪证，交给了林、叶。在林彪、吴法宪授意下，王飞指挥一帮亲信，为叶群伪造历史，扣压揭发叶群罪恶历史的检举材料，并制造假案，迫害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派遣他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党办当秘书。吴法宪、王飞马上派周宇驰、刘沛丰伴随左右，充当其反革命帮凶。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党的“九大”召开前，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的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指使下，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之前，王飞就把这个头衔，写信向林彪、叶群汇报，甚至连林立果的升调报告表也都一并奉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林彪、叶群多次把王飞一家召去“接见”、看电影、照相、吃饭，进行反革命拉拢。林彪、吴法宪一伙还把王飞“推选”为“九大”代表，后又提拔为空司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第一主任。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王飞一伙加紧勾结。一九七一年春节，他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二、策划和经营法西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
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网罗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军拉山头、搞宗派，秘密成立了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这个反革命小“联合舰队”，是在林彪、吴法宪直接指挥下，由王飞具体策划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吴法宪伙同王飞在空军党办内策划搞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是王飞、周宇驰和刘沛丰。这就是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雏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又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一九七○年五月前，发展成为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到“九•一三”前夕，这个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发展到十几个人，有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陈伦和、王永奎、许秀绪、吴达云、王琢等，头目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王飞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这一小撮死党绝大多数是王飞招降纳叛收罗而来的。周宇驰是个对我有杀父之仇的家伙，曾因犯错误调离机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王飞把他调回党办当科长，后又提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收过租，讨过债，政治机关曾数次提出要处理，王飞一直进行庇护。于新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其父为右派分子，本人屡犯错误，王飞对他极力包庇重用。刘世英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道德败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调离机关，王飞一手策划给他取消了处分，弄回机关。王飞自己出身恶霸地主，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帮家伙，在林彪的指挥下，秘密策划和组织实施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舆论、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配合林彪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年夏，林彪、叶群伙同陈伯达、黄、吴、李、邱等，秘密串连，加紧准备，阴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王飞一伙紧密配合，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
林彪窜上庐山之前，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王飞为之积极筹划。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空军的指挥大权。“两个一切”出笼前，王飞参与了密谋策划，出笼之后，他又竭力兜售。一九七○年七月六日，他们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两个一切”。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紧接着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与此同时，在林彪、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飞、周宇驰等人加紧炮制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王飞亲自出马策划召开林立果的“讲用”会。一九七○年三月，王飞就放出空气，制造林立果要作“讲用”的舆论。六月，他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随后，经吴法宪、王飞一伙策划，在王辉球同志主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王飞提出空军党委常委参加林立果的“讲用”会。会议确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司、政、后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都参加。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极其反动的“讲用报告”。这个会由王飞主持。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第二天，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八月下旬，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空军的“三代会”吹捧林立果“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达到高潮，与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飞、周宇驰一伙密切窥探会议动向，盗窃全会情报。当林彪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后，周宇驰立即密告王飞：“吴司令他们早就串连好了”，“把矛头指向×××。这一下不把他压垮，也得把他吹歪了。”王飞听后，得意忘形，立即叫他老婆写信告诉她妹夫（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被审查对象）向上告状，指控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周宇驰又慌忙把情况密告了王飞。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贼心不死，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王飞也肆无忌惮地破坏批陈整风，极力掩盖林彪的反党罪行，包庇陈伯达，继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王飞猖狂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胡说：“马克思的书是一百年前写的，列宁的书也有四、五十年了，都是些外国地名、人名，不好学，学了也记不住”，“学马列主要指的是高级干部，候补中央委员以上，我们有谁够条件！？”他对空军通信团的干部叫嚣：“你们不要学，连队干部更不要学”。
与此同时，王飞在幕后指挥贺德全、刘世英、戴忠笠等人兴风作浪，大吹“天才论”。他们挥舞着林彪的语录叫嚷：“林副主席讲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讲！”“不讲天才是别有用心！”还恶狠狠地说：“真有人敢批天才，胆子不小啊！”“你们批天才，批吧，将来总有一天反过来挨批。”甚至散布：“大赞就是大批”，利用空司批陈大会的讲台，歇斯底里地大讲“天才”，吹捧林家父子。
王飞恶毒攻击毛主席对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报告的批示，污蔑反骄破满是“整人”，是“右倾翻案风”，散布“骄傲自满不是路线问题”。还别有用心地说：“空军现在不是解决骄傲自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鼓吹跟林彪、林立果。
王飞在空司机关大搞以对林家父子的“态度”、“感情”为标准的所谓“路线分析”。胡说：“路线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是拥护谁反对谁的问题”。王飞一伙叫嚷：“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拼命干，不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猛批判”。
王飞还歪曲历史事实，胡说：不管是前二十八年还是后二十二年，都要突出林彪。并策划炮制了篡改党的历史、宣扬林彪“丰功伟绩”的所谓“两个决议的宣讲材料”，毒害广大群众。
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上，王飞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开放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供外宾参观访问，还要在各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解说词中增加吹捧林彪的内容，逼中央表态。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彪一伙在广州策划召开了“安会现场会”，进行反革命串连，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向党发动了反革命的“夏季攻势”。会前，王飞窜到部队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七月下旬，在吴法宪主持下，王飞专门安排其亲信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汇报了“安全现场会”情况。王飞在会上说：“推广‘安全经验’是个大事，对推动空军建设很重要”，并提出：飞机的预警装置先改装一个团，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接着，他又选择在林立果“讲用”一周年的前夕（七月三十日），主持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空司部党委扩大会，指使亲信宣讲“安全经验”，狂热吹捧林立果“不断发现和解决了空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胡说“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鼓吹“从林立果身上看到了林副主席带兵打仗的优良作风的巨大威力”，等等。同时，王飞还秘密布置空司各部、局搞什么纪念林立果“讲用”一周年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他又把“安全经验”塞进航校工作会议；亲自和指使一些人，到部队兜售“安全经验”，吹捧林家父子。
五、参与“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正当林彪及其死党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时候，王飞躲进医院同一些死党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以后，王飞指使一个秘书到上海“注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动向。王飞还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其死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王飞同周宇驰密谈了妄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的罪恶阴谋。周宇驰叫嚷：“这次（指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吴司令他们在庐山的活动都给端出来了，搞得黄、吴、李、邱很被动”，“情况越来越紧张，林立果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很着急。”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这都是最高的地方搞的，不行就来个干脆的”。
五月一日晚上，王飞在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时，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
六、抓部队，搞武器，阴谋扩大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及其死党王飞等拼命抓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空军司令部，王飞特别“关注”空司警卫营，他说：“空直机关就是警卫营这样一点掌握枪杆子的部队。”为了控制这个部队，他经常抓警卫营的“路线教育”，散布：“林立果对你们很关心，对警卫营感情很深。”他指使亲信制造舆论，要警卫营“一切听王副参谋长指挥。”王飞还亲自选定“挂钩”连队，把警卫营紧紧抓在手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策划空司警卫营抽调连排骨干八十八人，进行骨干“集训”。王飞叫嚣：“不训练不行”，“要苦练”。指使这个“训练班”，集中时间学习林彪的所谓“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实兵训练中，宣扬“江田岛”精神。在训练期间，王飞派一帮亲信进行慰问，“鼓舞士气”。到九月八日，“训练班”只完成了单兵动作，王飞叫喊：“这样不行！战术一定要搞，至少要搞班进攻”，要“训练班”继续加紧训练。
王飞利用职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提供了大批武器。他们经常通过警卫营给林彪死党搞枪支弹药，先后从警卫营盗走了各种枪七十六支，枪榴弹筒一具，各种子弹一万二千八百余发。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来京要轻武器。这个人对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制订空军轻武器分配计划时，王飞策划削减“三北”，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武器。计划调整后，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六百支。
为了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王飞根据林立果“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窜来窜去”的黑旨意，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空军部队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初，他还亲自出马，先后窜到鲁山、当阳、郑州、成都和天津、唐山、遵化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王飞还竭力拉拢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势力。
七、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策划南逃，另立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
晚上，林立果、周宇弛、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密策划谋害毛主席、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叫嚣：“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在这次黑会上，林立果、周宇驰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再次策划攻打钓鱼台。
当天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接着，王飞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送去，并转达了叶群、林立果的“问候”，向黄密报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
九、十日两天，王飞还查问了空司警卫营的实力和骨干“训练班”的训练情况等。
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告诉王飞：“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在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林立果嚎叫：“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会后，林立果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飞。林彪在信中要黄“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当天，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林立果恶毒地提出了用空司警卫营卡车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的时机在机场动手的办法。王飞则献计，要林彪召集会议搞。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王飞：“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下达了林彪关于十三日乘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由胡萍准备飞机，王飞组织指挥。
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黑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毛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十二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惊恐万状，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王飞气急败坏地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王飞负隅顽抗，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与死党刘世英等秘密串连，通风报信，布置退却。十四日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什么“好心为坏人办坏事”。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难逃法网。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08.20；中发［1973］34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决议)


2009年10月19日初稿
2012年4月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