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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论“64”运动（修改稿） [复制链接]

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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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8-19 06:19 |只看楼主
         论“64”运动（修改稿）来源：文革网  http://wengewang.org/read.php?tid=34219&fpage=2

清源

     提纲：

    一、为什么说64的主要性质是一次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1、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2、当时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3、64的主流矛盾是什么？
      4、64的非主流矛盾是什么？
      5、64的主要性质是什么？
      6、64的次要性质是什么？
      7、为什么说64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矛盾和性质不是同一个？
   二、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哲学命题并没有过时，以此来判断64的性质不是教条主义。
    1、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命题没有过时，以此来判断64的性质不是教条主义。
       2、指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成分与历史唯心主义无关。
  三、为什么说64中青年学生的主流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
    1、64中学生的主流思想调查。
    2、为什么说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
  四、自由资产阶级在“特色”里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在64中的角色和作用。
    1、高调赞扬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作《河殇》。
    2、赵紫阳将会是64一旦成功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3、自由资产阶级在“特色”里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在64中的角色和作用。
  五、为什么说64不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
    1、方励之、苏绍智、方励之等鼓励要实际“行动”。
    2、方励之等人号召“新生力量”--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3、“特色”的看法（参考）。
    4、西方势力自始至终都插手了64。
    5、利用“民主沙龙”、“自由论坛” “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等形式，为64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6、利用胡耀邦去世起事。
    7、成立“高自联”组织。
    8、从策略上的转变看64的组织性。
    9、从青年学生与“特色”的对话和发起绝食中看64的组织性。
    10、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的公开介入。
    11、阻挡戒严部队的行为也不完全是自发的。
    12、青年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
    13、64中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14、64的组织、策划和指挥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六、为什么64只有积极意义而没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1、一切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2、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例外于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个大前提。
    3、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以后，所有的复辟资本主义都是反动的。
       4、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苏联的叶利钦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明的是什么？
       5、在64中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6、64只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有积极的意义，而无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7、在形式上而非内容上肯定64的原因是什么？
  七、64中的第三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
    1、64中的三个阶级。
    2、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一般）资产阶级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3、64中的三个阶级的立场。
    4、64中的无产阶级立场。
    5、否定64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存在、本质和立场而带来的尴尬。
    6、64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策略。
  八．我的64情结和立场
    1、我的64情结。
    2、我的64立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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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为什么说64的主要性质是一次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1、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自76政变而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社会的所有制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社会主要阶级的对立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64期间，这个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改变。至于为什么不是有的同志所说的“人民大众与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问题将留在今后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讨论中展开叙述，这里不作深入的探讨。

2、64期间的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社会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

64期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官僚资产阶级。而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性质是以资本剥削为主要剥削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所以，64期间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性质。

那种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依据的。因为，在现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所有制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在上层建筑里当然就不会有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封建地主阶级早已经被孙中山和毛主席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打倒。历史是螺旋的回复。但这种回复不是重复，这种回复是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回复。因此，“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一说并不成立。

3、64的主流矛盾是什么？

（1）64中的各种社会矛盾。

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在64中，同样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主要有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

（2）为什么说64的主导成分—青年学生代表了自由（一般）资产阶级？

有人说64期间自由（一般）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这一点是不对的。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在84年前后，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64的风云人物，84年的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严家其、曹思源和82年的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公司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即使没有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阶级实体出现，但也并不妨碍为这个阶级的出现而发生的这个阶级的启蒙思潮。比如：在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前，并没有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阶级实体出现在当时的苏联社会里。但一样的出现了以萨哈列夫为代表的代表西方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心声的思潮出现在当时的苏联社会。这一点，更不用提后来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叶利钦了。有人说叶利钦是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是的，叶利钦出身官僚资产阶级，但他的思想和主张却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种情况，出身官僚资产阶级，但代表了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诉求。

在后面将要提到的64期间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的主流思想，他们虽然出身小资产阶级这个社会的阶层，但他们所掀起来的思潮却是代表了西方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化派”思潮。

（3）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64事件中的主流矛盾。

而64事件中的主流矛盾（这里的“主流矛盾”的提法，是与通常所说的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区别，是指64事件中所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中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那一对矛盾）和主线，恰恰是在官僚资产阶级与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受西化思想影响和控制的青年学生之间展开的（这方面的具体资料将在后面提到）。

在64事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确存在，并出现了相当激化的状态。但由于64事件自始至终是在受西化思潮影响、控制的青年学生的主导和指挥下，主角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市民是在后面和旁边支持和声援青年学生。所以说，64的主流矛盾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导的、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4、64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什么是非主流矛盾？

（1）64中的非主流矛盾。

64中的主流矛盾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非主流矛盾主要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2）为什么说是64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非主流矛盾？

64中的主流矛盾与非主流矛盾之间的区分，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说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意思就是他同样在《矛盾论》里所说的“决定事物性质的”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而64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始终是受西化思潮影响和控制的青年学生。主要是这些青年学生和那些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愿望和利益诉求的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为一方，以官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64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后面将会详细介绍这条矛盾和主线）。所以说，64的主流矛盾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中国社会中虽然是主要矛盾，但具体在64的这个局部中却处于非主流矛盾的地位。这就是应有的结论。比如：在薄熙来事件中，虽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薄熙来事件中的主流矛盾，薄熙来事件中的主流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再如：在苏联的819事件中，虽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819事件中的主流矛盾。苏联819事件中的主流矛盾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叶利钦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利加桥夫之间的矛盾。

         5、64的主要性质是什么？

我们知道，事物有什么样的主要矛盾，就会有什么样的主要性质。

64事件的主流矛盾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的性质就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一次“民主运动”。

     6、64的次要性质是什么？

        由于64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处于非主流的位置，64中的次要性质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的决定，64中劳动人民对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就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由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对64的主导，这个性质是处于次要性质的位置。


     7、为什么说64中的矛盾和性质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矛盾和性质不是同一个？

中国现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64期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64的主流矛盾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性质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二者的矛盾和性质都是不同的。因为，二者的范畴不同。一个是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是具体的事件和运动。

这里有三个类比例子：

（1）中国社会的性质与薄熙来事件的性质。

在薄熙来事件期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但这不是具体事件薄熙来事件中的主流矛盾和性质，薄熙来事件中的主流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性质。

二者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一个是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将二者放在一块，就清楚的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了。

（2）苏联的社会性质与苏联的819事件的性质。

在苏联的819事件期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但不是具体事件819事件中的主流矛盾。苏联819事件中的主流矛盾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叶利钦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利加桥夫之间的矛盾。其性质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性质。

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一个是具体事件的自由（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性质，二者的区别一清二楚。

（3）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解放战争的性质。

蒋介石的旧中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解放战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

一个是社会的性质，一个是具体的一场战争的性质。二者的范围和层次完全不同。

从以上三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具体的运动和事件的性质是完全不同范畴、不同领域里的矛盾和性质。

所以， 64事件的性质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是不同范畴、不同范围的性质。有的同志说中国社会的性质和64事件的性质都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性质”，将完全不同范畴和层次的性质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


二、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命题没有过时


1、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命题没有过时，以此来判断64的性质不是教条主义。

（1）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哲学命题并没有过时，以此来判断64的性质不是教条主义。


有的同志说，用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这个哲学命题用来判断64的性质是教条主义。至于怎么是教条主义，又没有下文。言下之意，毛主席的这一哲学命题不适用于判断64的性质。能够这样的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的哲学命题吗？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但基本原理不能改变。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这个哲学命题同样没有过时，毛主席的这一哲学命题完全适用于对64性质的判断。如果不用毛主席的这个判断事物性质的哲学命题来判断64的性质，我们就将会陷入迷雾。只有紧紧抓住64中的、决定其性质的主导成分这一点，才能够认识清楚64的本质和性质。


（2）哪个矛盾是64中的主流矛盾？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毛主席在他的《矛盾论》中的相关论述。


毛主席：“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64事件中的三对主要的矛盾：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哪一对是毛主席所说的“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和“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呢？那就看在64中哪两个阶级在唱主角、处于支配地位和斗争的主线是在哪两个阶级之间展开的？在64中，自始至终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受西化思潮影响和控制的、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诉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


所以，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是64中的诸多矛盾中的主流矛盾。


（3）决定64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哪个阶级？


根据毛主席的主导成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这个哲学命题，我们现在来看看64中的三个主要的矛盾中的主导成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


a、在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是这一对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主导成分（矛盾的主要方面）。


b、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的。


c、在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中，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在64中始终是处于唱主角和“领导”（主导）和支配的位置。工人和市民是在后面支持青年学生的。这一点是64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后面将对这一点进行详细地介绍。


即使撇开64中的主流矛盾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从以上三对矛盾中的主导和支配成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在哪一对矛盾中，决定64性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而非无产阶级的性质。这就是对64性质的应有的结论。
2、指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成分与历史唯心主义无关。

（1）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有同志说，说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指出64中的主导成分是历史唯心主义。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2）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内容：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矛盾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哲学命题是说怎样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二者完全是不同范畴、不同领域的两码事。

（3）阶级的主导、自为成分就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政党。

列宁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O九页）

毛主席也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阶级的主导成分就是阶级性质的代表和体现。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

64中的主导（领导）成分自始至终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是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此，他们决定了64的主要性质。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是不同范畴的两码事。

我们不能说列宁和毛主席指出阶级的主导和自为成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样，我们不能说指出决定64主要性质的主导成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不错，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英雄人物也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不过区别的是：英雄人物是社会阶级的主导和自为成分。所以，割裂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出阶级的主导成分与历史唯心主义毫不相干。


三、为什么说64中青年学生的主流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说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

64中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虽然均出身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思想信仰、政治主张和在64中所掀起来的主流社会思潮，均是代表了当时已经大量涌现出来的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诉求。他们主张西方一般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实际上他们代表了自由（一般）资产阶级，而不是有的同志认为的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社会中无数这样的例子。比如：恩格斯出身资产阶级，但他的思想和代表的却是无产阶级。毛主席虽然出身农民阶级，但他的思想和代表的却是是无产阶级。赫鲁晓夫虽然出身工人阶级，但他的思想和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下面这些资料完全证实了一点：决定64性质的主导成分--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代表的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

1、64中学生的主流思想调查。

北京各主要高校师生的政治信仰调查。（以下资料均出自《红色中国》红旗一展遍地红：《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从以上调查中我们可以得知，64期间的青年学生中虽然不乏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的，但不是主流思潮。主流思潮无疑是主张西方一般资产阶级统治和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潮。而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潮。

2、为什么说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说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是代表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而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这是从下面这些在64中所发生的主要和重要事件中得出的应有的结论。

1）任畹町、魏京生等人在西单墙贴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宣言。

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

2）部分青年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主张。

1985年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

3）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的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主张。

86年前后。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

4）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的“西化”（自由资本主义）主张。

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5）方励之和青年学生对自由（一般）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向往。

86年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6）青年学生借反邓小平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来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86年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此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7）青年学生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

1986年12月19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

8）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作《河殇》高调出笼，并受到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的高度赞扬。

拍摄于87年，首播于88年的《河殇》，是六集电视政论片，伴有解说词.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89年被封播.

9）方励之等人再次借攻击邓小平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来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10）苏绍智、方励之等再一次向官僚资产阶级要自由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

89年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

11）方励之等人代表已经大量出现的自由资产阶级发出的政治主张。

89年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12）北京各主要高校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13）青年学生对赵紫阳和邓小平、李鹏的态度反映出来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

14）自由（民主）女神的含义和象征是自由（一般）资本主义。

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

四、自由资产阶级在“特色”里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在64中的角色和作用。


1、高调赞扬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作《河殇》。

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作《河殇》高调出笼，并受到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的高度赞扬。拍摄于87年，首播于88年的《河殇》，是六集电视政论片，伴有解说词.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89年被封播。（《中国工人网》“红旗一展满地红”的《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2、赵紫阳将会是64一旦成功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中国工人网》“红旗一展满地红”的《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赵紫阳同志去年（1988年）９月１９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而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3、自由资产阶级在“特色”里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在64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们（指严家其、苏绍智等）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４月３０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４月２６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５月４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５月９日，３０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５月９日、１０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５月６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倡狂恶毒的《５•１７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７６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５月１８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３０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不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概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待，５月１９日下午４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人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４５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２０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５月２０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１９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３天相配合，扬言３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６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６月２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五、为什么说64不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


64是不是有的同志所说的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64中的主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还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我们来看看下面的64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就十分清楚了。（说明：文章大多引用“特色”提供的资料，但并不代表笔者的阶级立场，引用这些资料只是为了说明： 64自始至终都是在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青年学生和国外势力的影响、控制和指挥之下的。因此，64不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

1、方励之、苏绍智、方励之等鼓励要实际“行动”。

“89年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中国工人网》“红旗一展满地红”的《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2、方励之等人号召“新生力量”--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89年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中国工人网》“红旗一展满地红”的《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

3、“特色”的看法（参考）。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从４月中旬到６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以下资料来源均出自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4、西方势力自始至终都插手了64。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１９８７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政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３０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３０００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１０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１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

5、利用“民主沙龙”、“自由论坛” “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等形式，为64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１７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6、利用胡耀邦去世起事。

“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7、成立“高自联”组织。

“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

8、从策略上的转变看64的组织性。

“由于４月２６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４月２６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４月２７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

9、从青年学生与“特色”的对话和发起绝食中看64的组织性。

“５月１３日凌晨２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４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５月１３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１５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２０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２００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４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７天、前后有３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１３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10、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的公开介入。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５月１３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５月１４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１２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５•１６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11、阻挡戒严部队的行为也不完全是自发的。

“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２２０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６月３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１２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５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在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12、青年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 “

“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１０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４人参加的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13、64中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６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

14、64的组织、策划和指挥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６月２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15、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

“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１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３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３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４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５时左右离开广场。“

六、为什么64只有积极意义而没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1、一切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阶级的历史的革命性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的进步性就是革命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封建地主阶级是一个反动、没落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一个上升的、革命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阶级。也就是说，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的阶级是资产阶级而非封建地主阶级。

同理，在资产阶级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成了上升的、革命的、进步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由过去的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革命性、进步性阶级而转变为一个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也就是说，这时，资产阶级在处于和面对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所以，一切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2、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例外于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个大前提。

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来，64中的主导成分—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所代表的自由（一般）资产阶级，同样不能例这个历史大的前提之外。

3、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以后，所有的复辟资本主义都是反动的。

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也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以后，所有的复辟资本主义都是反动的，都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所以，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具有历史革命性和进步性的社会阶级。

4、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苏联的叶利钦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明的是什么？

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苏联的叶利钦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明的是：

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趋势，而不是这时候的任何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叶利钦的“革命”不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革命对象的、以变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为资本家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取代了在形式上复辟了封建社会、而在本质上复辟的是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只能在政治和策略上肯定叶利钦的积极意义，只能在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来肯定叶利钦的“革命”。

同理，决定64主要性质的主导成分—自由资产阶级与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趋势的反映。并非自由资产阶级有什么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他们同样是搞资本主义的，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补课”的。这样，无产阶级只能肯定其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意义，肯定在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的积极意义。而绝不能肯定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搞资本主义复辟和补课的反动本质。

5、在64中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在64中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他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的一切行为都是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都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6、64只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有积极的意义，而无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由于历史往往是螺旋的回复，这种回复是形式上的回复，而不是内容上的回复。资本主义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复辟，是在形式上的对封建社会的回复，而在内容上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回复、“补课”。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只是在形式上复辟了封建社会，而在内容上则复辟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点决定了只能肯定决定64性质的主导成分--自由资产阶级的争取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积极意义，只能肯定自由资产阶级共同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对无产阶级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积极意义。而绝不能肯定其性质和本质的东西。因为，其性质和本质的东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补课”。

7、在形式上而非内容上肯定64的原因是什么？

在资产阶级出现明显分裂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这样，在64中，无产阶级就必然的站在了自由资产阶级一边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在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部分肯定64的原因。

小结。

1、阶级的历史的革命性就是历史的进步性。

2、一切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3、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例外于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个大前提。

4、与64中的主导成分—自由资产阶级与邓小平的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类似，自由资产阶级的叶利钦取代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的本质，是失去了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二者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补课的，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的。虽然在共同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应该肯定其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在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意义，但在本质和内容上必须要加以否定，否则，肯定他们的本质和性质，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和性质的历史的否定。

七、64中的第三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


1、64中的三个阶级。

在64中，主要的社会阶级有三个：1、官僚资产阶级；2、自由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

2、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一般）资产阶级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有的同志说，官僚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怎么能分成两个阶级呢？怎么能是两个阶级立场呢？是的，这两个阶级都是资产阶级。但是，整个资产阶级里的确包含了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还有存在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里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是指那些主张搞西方一般资本主义的一般资产阶级。这个自由（一般）资产阶级区别于半封建社会里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而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

上一个章节已经提到，决定64性质的主导成分—青年学生虽然出身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主流思想和主张，完全是代表了西方那样的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诉求的。所以，他们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代表者。

3、64中的三个阶级的立场。

指出64中的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本质，并不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是二者必居其一。64中还有第三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在64中有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存在着三对社会矛盾，那么，阶级立场就必然会有三个阶级立场。

这样，64中的阶级立场，主要的有：1、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2、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3、无产阶级的立场。

4、64中的无产阶级立场。

64中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诉求就不用说了，在64中，无产阶级虽然没有涌现出自己阶级的领袖人物，虽然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但是，无产阶级在64中的立场和诉求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个体现就是：1、热爱毛主席；2、要真正的社会主义；3、推翻76以后的官僚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统治。4、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5、否定64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存在、本质和立场而带来的尴尬。

如果如有的同志否定64中有两个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话，64的主导成分是那些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这些同志大多是将这些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拉入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的。既然说自由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那么你怎么能够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自由资产阶级拉入到革命阶级一边呢？你要站在那些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青年学生的立场上，你又说他们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都是资产阶级，这岂不是你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了吗？这不是拿自己的矛去戳自己的盾吗？这不是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吗？这个尴尬的境地就是你的阶级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所以，说64中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之分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6、64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策略。

是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一般）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是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64期间已经大量涌现出一大批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自由资产阶级。）。64的发生和其主要的性质，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充分反映，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对于资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的矛盾和分裂，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就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64中，一方面，自由资产阶级利用和裹挟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在利用自由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尽管不是自为阶级的状态。

因此，64中的无产阶级立场：为了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暂时与自由资产阶级一起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尽管是由于自己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而充当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也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原则。这就是我在以往的章节里一直在强调的肯定64中的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主导成分—青年学生对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的积极意义的意思。

八．我的64情结和立场


这个内容前不久我曾经在红旗网群里多次贴过，现在做点修改再贴在这里。

1、我的64情结。

很靠近64前的某一天（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我当时在郑州出差，恰逢河南高校大学生上街游行。我看到的是，凡是大学生打车，出租车司机都不收钱。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到我跟前的时候（郑州火车站广场北边），我将我口袋里的钱全部掏给了一个拿着募捐箱的大学生。由于身上的钱全部捐了出去，后来还是找朋友借钱回的家。

2、 我的64立场。

今后如果再发生64，我还会支持学生的。（当然，不会再发生64了。因为，当年64中的主导成分--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现在已经与官僚资产阶级合流在台上了。）

我为什么要支持64？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对于无产阶级而言，面对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虽然自由资产阶级也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但当时这个阶级与邓小平的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我的理念：凡是对动摇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势力和行为，对无产阶级来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都应该给予支持。也就是说，64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我有条件的支持和有条件的肯定64的原因，仅此而已。因为，我不会在本质上去肯定一个以那部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和那尊自由（民主）女神像为标志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的。

64中的主导成分是自由资产阶级，主要性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由于无产阶级当时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充当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在资产阶级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一切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一个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以后，一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行为和资本主义的复辟都是反动的。因此，在本质和内容上必须要对64的主要性质进行否定，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64中对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必须肯定。对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欠下的血债一定要清算。对当时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青年学生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和对无产阶级当时的主要敌人--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有限度的打击应该给予 肯定。

结语。


         1、毛主席的主导成分决定事物的性质这个哲学命题完全适用于来分析64的性质。

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部的主导成分的性质来决定的。如果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毛主席的这一哲学命题。毛主席的这一哲学命题并没有过时，这个哲学命题完全适用于来分析64的性质。

         2、决定64性质的主导成分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

64则自始至终是受到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等代表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西化自由派思想所左右的，是以虽然出身官僚资产阶级，但代表的是自由（一般）资产阶级的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领袖的，是以64事件的总指挥柴玲为代表的“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主导、控制和指挥的。他们是决定这次事件性质的主导成分。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这次事件的主流矛盾。因此，这次事件的主要性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3、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64中的非主流矛盾。

    在这次事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主流矛盾。无产阶级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革命的、正义的。压迫阶级欠下的被压迫阶级的血债是一定要清算的。

        4、现代的自由资产阶级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革命性就是进步性，进步性就是革命性。革命阶级就是进步阶级，进步阶级就是革命阶级。一切资产阶级在这个阶级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都均已失去了其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这个阶级其后的行为，都是其运动趋势的反映，而不是这个阶级还存在着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64反映出来的主流矛盾，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运动趋势的反映，而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5、64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有积极的意义。

        在历史上，应该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对立面来看待和评价64。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政治和策略上，64对无产阶级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有积极的意义。
        6、不能肯定64的本质而只能肯定64在策略上和形式上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肯定64的本质而只能肯定64在策略上和形式上的东西？因为，由于历史是螺旋的回复，而不是重复，76以后统治阶级在形式上复辟了某些封建社会的东西，但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复辟。而64中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这样，对64的肯定就只能是在策略上和形式上的东西。也就是只能肯定共同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这个政治和策略上的积极意义，只能肯定自由资产阶级在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意义。

7、64对今后无产阶级革命在形式上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由于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虽然非和平的道路仍然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但其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会与当年列宁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毛主席的井冈山的道路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群众上街加转向无产阶级的军警的支持，再加上工人武装的巷战。而在这一方面，8964给今后无产阶级革命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比如：如果当时有更多的徐勤先的38军那样抗命不遵或更加积极的态度（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和工人武装的建立，其局面就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8、当前无产阶级正确的策略口号是什么？

        在现实中，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而不能刻舟求剑了，胡温既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南方报系的后台就是温，海外被边缘化的民运也已经站到了胡温一边了。不能再提诸如左右合流、联合自由派了。如果提这样愚蠢的口号，就必然将大量的中间派推走而得不偿失。面对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的统治，应该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该提先解决大资产阶级的问题，暂时团结中小资产阶级。应该提反卖国，反腐败，反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也可以提争民主的口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9、不能拔高和颠倒64的主要性质。

        肯定64对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策略上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上的积极意义，绝不是要将64的主要性质—自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的这个性质拔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颠倒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在64中的策略，更不是要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继续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杜撰出一个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封建社会性质的社会革命对象而先搞什么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最后编辑红星 最后编辑于 2012-08-20 1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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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一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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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8-19 10:51 |只看该用户

清源(红星)等人把社会性质与具体事物具体背景凭想象割裂开来,  分成孤立的静止的两码事大肆歪曲,   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清源(红星)等人颠倒黑白的唯心史观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维一点也没有改变!   可谓反动透顶、顽固不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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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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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8-20 09:30 |只看该用户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什么JB四个坚持，是他妈妈B的弥天大谎，是彻头彻尾的形左实右，是为了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道统而不得已不抛出来的救命稻草。邓氏反毛、非毛、辱毛，一下子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私下里是容忍红色颠覆和红色否定的，即便64跳得最凶的“知识分子”们是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邓氏仍然难辞其万恶，至于他为了一己之私而大开杀戒，就更该下到第18层地狱了。

今天，如果我们还有点社会主义的影子，私有化恶潮不是如此这般的甚嚣尘上，也许我会部分同意清源之流的说教。但是，面对今天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局面，面对亡国灭种在即，面对遍地贪腐和遍地汉奸，我们要正告清源之流：你的观察问题的视点该矫正矫正了，你的屁股该坐坐位置了，你的宣传效果该反省反省了。

血腥暗夜，不堪回首，犹如在昨。面对“最坏的资本主义”，我们提醒清源之流：你说破了大天，我们只说一句，当时人们反官倒、反腐败的斗争，有还是没有一丁点、哪怕是一丁点斗争“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我以为，广大群众斗争“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切运动，我们都应该理性地加以支持。左派追求社会主义，是推动时代前进，中、小资产阶级要求“好”一点的资本主义，未必不是推动时代前进。

一切能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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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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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8-20 14:30 |只看楼主

迄今为止，没有一篇批清源的这个主帖是引用该文中的原文来进行批判的。建议批这篇文章的人，要引用该文中的原始章句而引出清源的真实观点（不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来对其进行批驳。否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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