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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子女写给汪东兴的信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邓林的分配问题，为了大儿子邓朴方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汪东兴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父爱跃然纸上。

　　为大女儿工作写信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在三〇一医院的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这个消息太突然了。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的焦虑。不是万般无奈，他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许许多多老百姓又如何呢？——转者）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静候你的指示。”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为小女儿小儿子上学写信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在信中，他再次说到邓朴方的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