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源的错误之二
清源无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极左派与极右派的区别，借口“邓小平先进行的经济上的改革，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叶利钦是合一的，也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主体早已经合流在台上了。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支持推倒、而是拥护现政权。南方系的后台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温家宝。海外边缘化的民运分子也已经站到了特色一边。所以，在现实的中国，就不可能发生像前苏联那样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所谓的‘颜色革命’。那种先进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想法是没有社会现实依据的”来否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质的区别，无视极左的官僚国有资产阶级与极右的官僚私有资产阶级的区别，无视极左的官僚国有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之间的质的区别，进一步地，借口极右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的同一性，否认整个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性，更不晓得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斗争性，结果，清源草率地举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把本来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有效利用的一般资产阶级统统赶到敌人的一边，使其挂起白带子来拼死抵抗无产阶级革命，陷无产阶级革命于孤立。
如果说，清源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其不能有效地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不能有效地把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只晓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而无视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那么，清源的第二个错误，乃是因为清源不能正确认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介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般资产阶级所独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清源既不认识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也不能充分认识一般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更不能充分认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和中国一般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号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清源，由于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作祟，竟然不知彼。
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深刻批驳清源的错误，下面，我就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和中国一般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了的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策略和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做一个大致的阐述。
（一）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在中国早就存在。在奴隶社会，官僚属于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官僚属于地主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正是由于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主取代了人民为主，党国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这样悄悄诞生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党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大小干部，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虽然共产党的文件中把这些干部叫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也一直给他们作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可是，实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权在握，不仅主管着社会的分配，还操纵者社会的意识形态。流行于社会上官僚主义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形式主义也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命令主义还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孔老二雕像，就是他们立起来愚弄人民的。当官僚主义者阶级高高在上统治着国家时，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见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他们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二）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黑恶势力。
这个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死灰复燃了。他们产生的途径大致有三。
首先是国家所有制经济。这部分经济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掌握它的，是官僚国有资产阶级。其前身是建立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如邓氏、叶氏、李氏家族即是。他们是中国的极左派。
其次是中国的极右派。在国有企业推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在国有企业里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得官僚特权阶级持权抢劫，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财产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高干子女占据中国91%的亿万富翁。而他们正是中国官僚私有资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温家宝、秦晓等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三个代表”之后，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了大门。一些资本家挺进共产党的队伍，并利用手中的钞票，堂而皇之地买下了官位，摇身一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他们也属于中国的极右派，不过是二流的极右派罢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并非如其他西方国家那样经过自由资产阶级的竞争而来的，而是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内，实行掠夺，疯狂地聚敛着钱财；对外，大搞卖国，从中牟取暴利。所以，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往往同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外，官僚资产阶级往往还和社会黑恶势力有着紧密地联系，常常充当他们的龙头老大。重庆的文强既是如此。只不过重庆的文强被打掉了，其他地方的文强依然在继续作恶罢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身兼四职：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龙头老大。正所谓官商一家、警匪一家、官僚资产阶级和汉奸一家。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对象。
在此，需要格外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官僚私有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国有垄断资产阶级的区别。后者以国家和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占据官僚国有垄断地位。他们心安理得。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他们顽固抵制政改。那位委员长提出的“五不搞”，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而前者的财产则是持权抢劫而来。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担心着有一天被清算，所以，总想着政改，总想着换装，以便使自己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这就是极力鼓吹政改的温家宝、秦晓之流的心态。而在政改这一点上，极右派和一般资产阶级极穿了一条裤子。如此看来，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尖锐矛盾以及一般资产阶级与极左的官僚国有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显而易见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们的清源大人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清源提出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叶利钦是合一的，也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主体早已经合流在台上了”论调，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瞎子摸象式的错误。对此，我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是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阶级，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倘若我们的认识仅仅到此为止，那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其一面。他们还有另一面，亦即口头或者表面上的先进性、革命性。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还在装模作样地学习着，不敢丢掉，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还不得不高举着，不敢放下。这就是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两面性。他们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他们的革命策略不能简单化。无产阶级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的两面。那就是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坚决痛击他们反动的一面，彻底揭露他们虚伪的一面。无产阶级要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逼迫他们变假举为真举，夹裹着他们一起回归社会主义。
（三）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
如何正确看待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左右两派以及左派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分歧，不仅在于其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认识相差甚远，还在于其对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面，我已经就前一个问题做了大致的阐述。接下来，我将从经济、政治、体制、分配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于后一个问题，做一个大致的分析。
1、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经济。
赤眉网友在其《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与同志商榷》一文中提到：“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3%，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58.9%，商品进出口额占6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中，中小企业在27个行业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经超过70%，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体。……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五年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情况与2008年工作重点》“就工业来看，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273263家，创造了工业新增产值的74.7%…解决了5232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2005年中国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曾提到：“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紧接着，温总理还提到“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也是事实。透过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下面的分析：
第一、从总的方方面面来讲，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主体。所以，对于整个中小工业企业的势力，不可小视。
第二、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273263家。将中小工业企业的产值、资产总量用“273263”一平均，就下来了。所以，对于单个中小工业企业的势力，不可高估。
第三、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倘若认识仅仅到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知道，温总理提到的所谓的国有经济，实际是官僚国有垄断经济。这部分经济实际是被极左的大垄断国有资产阶级控制着，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因为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划归了政府，而不是归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大系统。
第四、除了中小企业、国有经济以外，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经济，温总理没有谈，这部分经济就是官僚私有垄断经济。这里面就包括了官僚买办经济。他和官僚国有垄断经济一起，共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五、尽管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但是，在国家经济的战略地位上，却不能不屈居于次要的、附属的位置。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在经济上的矛盾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政治。
由于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一起，共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的执政党、军队、警察、法院等，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服务的。建立在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基础之上的“管理者”，就必然是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结合体。自然，在国家经济的战略地位上不得不屈居于次要的、附属位置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其在政治上，相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也不得不处于附庸的位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是有着自己的强大组织的。这个组织就是曾经革命的而如今却被绑架了的共产党。他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领导党。而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连起码的结社权利也不具备。尽管他们做梦都想组织起来，爬上国家政治的最高层。可是，如今，他们却不得不巴结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依附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想法设法企图爬上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在他们的面前低三下四，以便在政治上分得一杯羹。而这，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在政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方面，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不再满足于其在经济上的被支配和政治上的附庸地位，想要摆脱这种地位，显示了其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其革命过程中，必然体现出一般资产阶级斗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一般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依靠他们，绝不能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这还是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其相对的无产阶级来说，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剥削无产阶级，具有反动性。但是，相对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正是由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为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残酷剥削无产阶级撑起了保护伞，他们不仅剥夺了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同时，更是将无产阶级的民主权益剥夺得一干二净，使得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和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变得轻而易举、变本加厉。
3、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体制。
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希望的体制，从企业层面上来说是现代企业制度。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宪政。可是，现行体制分明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这个体制，在经济上，是为了维护官僚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官僚国有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这个体制与资产阶级宪政是对立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亦即极左派是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4、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分配。
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内部的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对于无产阶级，则极尽剥削压迫之能事。其外部，应该说也是按资分配。只不过对象，换成了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他们在企业内部的按资分配、按股分配之前，不得不先向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缴纳足够的份子。这实际就是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对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剥削。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5、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意识形态。
以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博爱等思想为主流的普世价值，这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相对于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落后性。但是，相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腐朽专制，相对于服务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不小的历史性进步。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到此为止，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看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阶级的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更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惟一己之私利而是图以至于不择手段的反动本性。很遗憾，我们的温总理就没有看到。他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血液里面流淌道德的血液，不仅可悲，而且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通过上面的阶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把持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操纵者中国的分配和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关的阶级矛盾有：官僚国有资产阶级与官僚私有资产阶级的矛盾，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与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的矛盾，一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等。其中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与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称官民矛盾。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全都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其在国内外经济上的突出的表现是：对内大肆掠夺，对外无耻卖国。其在国内外政治上的突出的表现是：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对外卑躬屈膝。
我们固然知道，由于一般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之间的次要矛盾的存在，加剧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的贫困和苦难。但是，不惟其如此，我们尚且要进一步地知道，正是由于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把持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为争取自身权益的各种斗争权利，才使得一般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变本加厉且轻而易举。无论是《山西黑砖窑虐待工人》、《厨师讨要欠薪被老板派人打瞎左眼》、《讨薪民工生殖器被割断》、《河南东尚装饰工程公司吴姓资本家逃匿，工人遭欠薪》还是《富士康的N连跳》等等，所反映的无不都是这一残酷的事实。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等被压迫阶级各自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私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专制，积极争取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主权利，就成了当今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自然地，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私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争取民主权利的同盟军。
由于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较之以一般资产阶级更凶恶的官僚特权阶级、官僚私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及其依赖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由于在反对他们的革命斗争中还需要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小资产阶级，这也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革除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等参加的旨在革除官僚国有特权阶级、官僚私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及其依赖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
（四）两种革命，两种前途。
即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革除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等参加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确定了的，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小资产阶级究竟要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因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前途。
首先说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前途。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改革，就是在党内右派主导下走过来的。三十多年过去了，非但没有撬开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大门。相反，新生的一般资产阶级被国内的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以及国外的大资产阶级所绑架，掉进了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联合专政的臭水沟，无论如何挣扎，也出不来了。虽然，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主体。但是，国家经济命脉却掌握在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手里。虽然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已达273263家，但是，其在政治上却不得不依附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严峻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走上行贿之路，希望在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和黑恶势力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保护伞。在一般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和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官僚买办集团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虽然一般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与身居来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抵御不了国外大资产阶级;对内，抵御不了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单纯地依靠一般资产阶级，决然完成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不仅如此，一般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他们的与日俱增的反抗。更因为资产阶级固有的惟利是图、不择手段，致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君不见：转基因肆虐中国，毒奶粉久除不绝，毒大米卷土重来，搜肉精猪肉畅行市场，地沟油走进千家万户，至于说假药假酒假烟害人，更是数不胜数。中国的三十多年的改革，早已宣布了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世界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更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和腐朽。可是，他们不甘心，又推出了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论。其实，同样行不通。道理也很简单。既然由于一般资产阶级与身居来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抵御不了国外大资产阶级;对内，抵御不了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一般资产阶级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单纯依靠他们的力量，决然完成不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他们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可是，广大的无产阶级是不乐见这样的主义的。自然，以一般资产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必将无果而终。
问题到此为止了么？也就是说，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就不会发生一般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了么？
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其一，仅凭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力不足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非单凭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就不能引发民主革命。引发革命和完成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倘若用成事（完成民主革命）不足，败事（摧毁专制统治，搞乱国家）有余，用来形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目前的势力，还是非常合适的。
其二，因为上面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下面的一般资产阶级一方的情形，而不是全部的情形。尤其没有谈到外面、上面的情形。道理很简单，国内一般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着强烈的政治改革的需求，而官僚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本身也有强烈的换装保命的需要。这样，在官僚私人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之间就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进而就有了官僚私人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合流态势。可是，中国的官僚国有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主体并没有合流。相反，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此看来，清源所说的中国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叶利钦是合一的，也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主体早已经合流在台上了”的判断，实际是犯了以偏概全的瞎子摸象式的错误。
尤其需要继续指出的是，这个中国的极右的官僚私有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主体的合流，绝非如清源所说，是阻止颜色革命的发生，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的合流，正是导致这场颜色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于此同时，外围，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到处煽风点火，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周边布局，意欲搞乱中国，肢解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发生资产阶级颜色革命的危险不仅在于下面、里面，还在上面、外面，是上下互动，里通外合。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发生资产阶级颜色革命的可能，是极大地存在着。倘若看不到这一点，那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肯定，资产阶级性质的颜色革命一旦发生，严重腐败的修正主义中央必然被击垮，而且连带中国共产党将一起成为修正主义的殉葬品，由此，中国就一定会步前苏联之后尘，亡党亡国。而中国庚友在其《泱泱大中华有多少人能看透当代中国的社会本质？》中的预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来看，从三十多年来中国式资改实践给中国城乡社会结构造成的质的变化来看，目前基本可以断定，从党内修正主义出笼、资改派总头目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一定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二十一世纪重演”，就一定会应验。
正因为我看清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颜色革命的破坏性，所以，从骨子里，我是极不赞成这样的革命的发生的。我寄希望于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寄希望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得真共和。这是中国的第二种前途。一个充满了光明的前途。如若不然，就只能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结尾中描绘的那种情形：“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我建议改成‘推翻法西斯专制统治’）”，无产阶级趁势迅速集结起来，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乱尔后大治，尽管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这样的结局，是不以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在当局社改派拒绝觉悟限制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将不得不改为先支持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到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上来，亦即，不规避第一种革命，努力争取第二种革命，不规避第一种前途，积极争取第二种前途。
(五)新民主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
资产阶级自由人士鼓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其实不然。且不说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排斥无产阶级民主，且不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且不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国家政权最终将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单就资产阶级内部来说，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必然发展到后来的垄断资产阶级阶段。伴随违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断出现，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必将重又被提起。现在，在发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分之九十九对抗百分之一的华尔街斗争就是这样。只是，这时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将不再是一般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时，因为这个革命，还需要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然，革命的前途，既不是回归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宪政新民主主义。另外，即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考虑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要继续保持私有经济的适度存在，直至彻底完成其历史使命。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提出如下两个论断：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即将发生或者继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将要发生在中国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中国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宪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将会给中国以鼓舞。反过来，中国未来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必将会极大地振奋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前夜”的结论，我以为是不太准确的。确切地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主导的联合农民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参加的旨在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依赖的专制体制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另外，这样的革命，也绝非如清源位卑等所认为的“跟在自由派的屁股后面，再一次充当自由派的尾巴而放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要求和历史任务”，而是恰恰相反。
话说到这里，我们再返回头来看，关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中国一般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前途的问题，大家是否该有一个清新的正确的认识了呢？而不知彼的清源关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是否也应该被大家看透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