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毛主义论坛转帖的一篇文学评论：一部童话，一个丑闻——评张彤禾《打工女孩》
原作：wstdq 来自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858935/ 张彤禾，一个英语说得比中文更流利的黄皮肤女人，一个活脱脱的假洋鬼子。作为哈佛大学的天之骄子，她曾效力于国际资本集团的喉舌《华尔街日报》，然后华丽丽地辞职下海，成为无数青年男女羡慕的自由职业者——当然比捡破烂的自由职业者要富足得多，到底是谁给她开出的支票、为什么她能得到这样的“自由职业”确实是一个乏人问津的有趣问题。
如果追溯更远的话，她的家族中有作为国民党高官的祖父母，以及作为李敖姐夫的大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她的祖父通过留学读书实现了个人地位的大跃进，而且虽然本人身遭杀害（很可能是二战后苏联人撤出东北时所为），但也显然已经福泽后代，只是在后来那个群众运动的特殊年份里受到短暂的干扰。这个家族史除了那个辉煌的开头之外（即使在这个开头，她的祖父似乎也并不是出身在普通农家），看来不能证明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有多大，而这正是她想在自己的书中证明的。
俗语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现在，当这样一个生在星条旗下的前朝花朵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时，其出发点也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不过是劝导读者们多看看生活中那阳光的一面，多做做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美梦。她对于故事是有所选择的，而且她的选择是有目的的。她想要证明的是，国际资本集团不仅仅在把廉价商品带给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更带给生产这些廉价商品的普通工人以离开农村父母进入城市工厂的自由，以及往上爬的远大前程。
在她的笔下，背井离乡绝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一场伟大的解放和浪漫的冒险：“‘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而进城打工则成了一个美妙动人的福音：“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进来。’”或许是因为中文水平不高的缘故，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农民工所说的“没事做”只是“挣不到钱”的间接表达方式罢了。但即使意识到了这层不难意识到的含义，她也给自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去拒绝这个含义：“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在这里，农民工为了生存而贱卖自己劳动力的无奈之举被说成是雄心勃勃的主动进取，甚至是闲极无聊时的消遣，所谓妙笔生花，可能也就不过如此了吧。至于她所引用的那个所谓调查，我猜想也是像她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小清新鼓捣出来的。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可爱的假洋鬼子确实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能够在不做任何调查之前就一眼看出那些关于工人受苦受难的报道都是片面的：“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如果说她经常对自己的写作目的遮遮掩掩，拿什么“我只是如实写下我的所见所闻”来搪塞的话，她以前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办公室的同事倒是得意洋洋地泄露了天机：“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关于中国的必读书……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是第一次在这本书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工人的样子，身临其境。她给予他们一种力量和活力。他们不是牺牲品。”出版商在书的封面上不仅加上了这段评语，还用大字赫然写道：“原来我们一直都忘了留意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
虽然我们也应该善意地理解作者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狗咬人不是新闻”的新闻业潜规则的影响，但书中的故事毕竟只属于工厂女工中的极少数幸运儿，她们远远不能代表出版商所谓的“中国打工者的声音”。任何一个亲身经历过女工生活的人都不会觉得书中两个主角是典型的普通女工，甚至，伍春明（书中的两位主角之一）的日记让人想起了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清教徒资本家的形象。并不意外的是，作者确实没有在工厂中与女工一起工作和生活，而只是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来获得她的故事素材并和那些她觉得有趣的女工（或曾经的女工）“交朋友”的。她所感兴趣的对象的共同特点就是不顾一切往上爬而且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从拜金主义的角度看来这自然是“幸运”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人也特别愿意和她这样一个外来的精英人士“交朋友”，并且他们彼此特别谈得来：一方面，成功人士大都喜欢讲述自己的创业传奇，而沉默的大多数则往往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另一方面，别忘了作者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强大直觉的哈佛精英，“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伍春明是她在东莞一个高级“交友俱乐部”认识的，这种地方看来并不适合囊中羞涩的普通工人。
在一段自相矛盾的辩解中，作者承认了自己观察角度的片面性：“几乎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可以说，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个有雄心的人会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这其中也包括跟我交谈。我不能说敏和春明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她们只是我碰巧写到、关注，并且最为了解的两个年轻女性”，但紧接着就大言不惭地吹嘘道：“但她们的生活和奋斗象征着她们祖国的今天。最终，跨越了时间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的故事：离开家，吃苦受累，创造新生活。在她们这么做的过程中，要应付许多艰巨的困难，但也许，这些挑战相比一个世纪前新到美洲大陆的人所面临的，并不会更可怕。”别忘了，这本书最初是用英语写的，主要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把一百年前移民到美国的欧洲穷人作为对照，显然更能说服美国读者中国打工妹的境况一切正常。
书中那两个主角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一个童话，当然，那些“大多数人”也不会去看这本书，甚至不会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部童话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本来就不是用来欺骗普通劳动者，而是用来讨好那些有钱有闲来消费童话故事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的。那些通过各种考试和“关系”而战战兢兢往上爬的中产阶级人士在这个童话中会欣慰地发现，原来这些出卖体力的普通工人也与他们有着让人欢喜让人忧的同一个梦想：步步上升的职业生涯。既然人人都在奋斗，那么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胜者为王赢家通吃是每一个奋斗者不得不接受的局面，而在顶端以下，中产阶级相对于普通劳动者的优越薪酬自然就更显得合情合理了。对于童话的这个功能，可爱的作者再一次亲自给我们提供了例证：“尽管这些农民工生活在工厂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但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代中国的微观写照。中国的生活变化非常迅速，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隔绝的宇宙中：必须得独自学习如何为工作竞争，创业，买房，开车，在一个跟他们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教育孩子。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北京当律师，她读了敏（注：指书中的两位主角之一的吕清敏）的故事之后对我说，她觉得这也是她和她朋友圈的故事；尽管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她对我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而许多读者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例如一位中产阶级读者在一篇题为“很有共鸣”的短评中写道：“坐在暖和舒服的书房里，虽然东莞的打工生活离我似乎很远，但是Lesilie Chang描述的世界，对我如此的熟悉。那种离家奋斗的壮志，那种对外面世界的好奇，那份孤独无助和那份胆怯，以及那种成功后的自信，都是引起我的共鸣。”Lesilie Chang是张彤禾的英文本名，这位读者和许多假洋鬼子一样，显然觉得用英语来称呼更亲切。关于这位读者我们还知道，他曾给他的部门同事们一人买了一本成功学畅销书《影响力》，并对其中的管理技巧赞不绝口，看来，这是企业管理界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不管怎么说，那几个“幸运”女工的故事素材终于是搞到手了，然后，借着这些传奇故事，我们可爱的假洋鬼子就可以开始表演真情告白的好戏了：“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总之，“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在经常有美国人指责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美国人失业、中国的廉价商品背后是工人血汗的背景下，作者把这些强调打工妹“快乐和自由” 的故事写给美国人看，只能起到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开脱、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疯狂消费开脱的效果，从而让美国的统治者和中产阶级能够理直气壮地继续他们的所作所为。
更何况，工厂生活的新鲜感、离开父母的自由感能够在惨淡的现实面前维持多久，是一个作者从来不屑于提起的问题。确实，没有人拿着枪逼她们进城打工，她们进城打工的时候总是怀着种种浪漫的幻想（例如作者所引用的一份调查中宣称的“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当然，需要替作者补充的是，上述这些幻想的最终幻想还是挣大钱），然而，作者反复强调的这一事实并没有让打工妹的整个故事变得有多美好，反而只是让打工妹在城市里实际获得的境遇显得更加悲惨了：她们似乎逃离了传统乡土的父权、夫权的压迫，却又马上面临地方政府庇护下的国际资本的压迫。她们还能往哪里逃呢？于是，要么承认悲惨的现实并且逐渐麻木，要么就用伟大的阿Q精神来自己骗自己说毕竟成功逃离了衰落破败的农村。
而且，作者（以及作者的那个律师朋友）和打工妹之间真的有那么相似以至于像作者宣称的那样能够心心相印吗？英文版原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写她的家族史，尤其是她祖父的个人奋斗史。这被用来证明进入城市工厂对于打工妹来说也意味着激动人心的广阔天地。但是，除了离开家乡这一点之外，她的祖父和她本人的命运显然和打工妹的命运风马牛不相及：她的祖父走的是高级理工科知识分子的道路，而且似乎也并不是出身于普通农家，而她和她自作多情地惺惺相惜的打工妹相比，则早早地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当然，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她祖父的那个年代和现在这个年代都是特别适合少数人发迹的——所谓“改变个人命运”。
作者完全不避讳“往上爬”这个带有贬义的词语以及这个词语所指的现象，这可以理解为她的中文水平不高，也可以理解为正是她可爱的地方：她的眼界狭隘，却又超级自信，所以就能毫不掩饰、甚至是怡然自得地表达她的那些狭隘之见。
这种可爱之处也是一种可怜之处：作为一个长在星条旗下的娇嫩花朵，作者所理解的世界只能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想象中，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精英人士才能在面对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的时候使自己免于良心上的谴责。你很难指责作者有什么主观上的恶意，因为她对于自己的封闭的社交圈之外的世界实在是麻木无知。因此，如果说她努力说明打工妹并不是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的政府）的牺牲品，那么这一徒劳的努力看来很好地说明了她本人正好是她所处的环境的牺牲品。当然，受到牺牲的不是她的物质生活，而是她的精神生活：优越的阶级出身和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损害到了她理解他人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能力。一个在有经济保障的环境下逐渐展开自己职业生涯的假洋鬼子，当然不能理解在贫穷的压力下的“奋斗”意味着什么。更准确地说，这不是中产阶级人士所熟悉的奋斗，而是底层劳动者的挣扎：前者在赚钱，后者只是在挣钱。
当然，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不能拿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中产阶级，更不能妄自揣度精英人士的价值观。必须为作者说句公道话：在道德上，她既不是特别的好，就像那些想做青史留名的道德领袖的人那样，常常为大众的苦难代言；但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坏，就像那些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那样，常常帮助统治精英粉饰太平。只能说，她的一言一行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道德无关的，因为她只是在遵循她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继承得来的那些习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言行的效果也是无所谓好坏的，因为它们的结果几乎总是有利于社会等级的维持和各个等级内部的代际传承。就维持等级制度而言，没有什么情况比下属争当小头目更符合大老板的利益的了，因此，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丛林社会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安全最稳定的秩序，对于这一秩序的任何威胁都是需要被排除的，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作者那么讨厌在图书馆里写作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马克思，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作者笔下所有一切的焦点都是个人的：个人奋斗、个人梦想、个人恩怨，等等。就稳固自家的阶级地位而言，你还能想象比她这种几年写一部童话而照样能从稿费中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更好的活计吗？资本家的喉舌当然出于本能就会喜欢她炮制的那些童话，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财新网等媒体异口同声地赞扬这部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丑闻，那些蜂拥而至的媒体正在制造更多的丑闻。或许在这个人造丑闻满天飞的时代，真实的丑闻反而不再那么显眼，但它却更加真实了。
因此，这种可怜之处也是一种可恨之处：作者在打工妹的身上所能理解的，仅仅是少数女工的资本家精神和中产阶级奴才相。她和这些少数人确实臭味相投。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宽容这种假洋鬼子的宣传，但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它表示愤怒与仇恨，因为它把普通人的苦苦挣扎当做自己骑在普通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护身符。它哄骗普通工人说，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加强他们往上爬的能力，不然他们就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爬得上去，因为如果人人都能像他们那样赚大钱，那么劳动产品的价格就会跟着上涨，钱也就不值钱了。通过这种哄骗，它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在普通劳动者中间提拔、培养了少数人作为其忠实的走狗，充当普通劳动者直接面对的剥削者，也为闷声大发财的精英们提供了确保安全的缓冲。只要这套机制还在运转，伍春明之类的奴才角色就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张彤禾之类的假洋鬼子也会一如既往地为这类角色树碑立传。在一个丑陋的时代里，穷苦善良的人哀声叹气，富贵狡猾的人趾高气昂，这样的丑闻，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以至于人们见怪不怪了。
尤其让人痛心的是，一些颇有济世情怀和慈悲心肠的劳工研究者常常天真地认为，他们在揭示工人阶级的苦难时已经推动了实际的阶级斗争，或者在呼吁改善工人阶级的收入时已经为社会和谐作出了实际的贡献。现在，这些天真的想法应该永远结束了。如果有人还当真坚持这些信条，就把这本书读给他听，让他尝尝被羞辱的滋味：“你只是一个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做着拯救世界的大梦的shabi神经病！人们活得好好的，生活与过去相比正在改善，用不着你假惺惺地瞎操心！”这些常常感到无能为力的好人需要知道，没有对恶人的仇恨，对好人的博爱从来都是无济于事的！而这正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原因。正如统治阶级中一个颇具魅力的某国前领导人所说：“我们知道，要想维护那份和平就必须强大起来。认为存在有效的替代方法是一种幻想。吸引侵略者的是软弱，而不是强大。”统治阶级非常明白，好人越天真越胆小，坏人就越强大，反过来也一样。
今天，假洋鬼子的宣传品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版并受到大量无耻的吹捧，而在社会上却并没有出现有效的抗衡力量。在这种局面下，重要的不是受剥削的劳动阶级是否正在准备团结斗争，而是剥削劳动者的统治阶级已经肆无忌惮地宣布他们的胜利了。这正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同时也是两种人、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斗争：一种人千方百计想要在等级社会里爬到普通劳动者的头上坑蒙拐骗、作威作福，这种人数量并不多，但由于目标明确、不择手段，往往势力不小；另一种人则想要打破等级社会从而给所有人带来平等与自由，这种人的数量也不多，而且往往被第一种人日复一日的胜利宣传和武力炫耀搞得信心不足、勇气衰微。在这种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忍气吞声、求神拜佛，或者放浪形骸。第二种人需要明确宣布第一种人是所有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带领沉默的大多数打破他们的沉默、走出统治精英及其走狗们布下的重重陷阱，让穷苦而善良的劳动人民发出正义的呼声、加入正义的事业。如果只是一味地等待和祈祷出现全泰壹、甚至是谭嗣同这样的作出悲壮牺牲的人物来唤起民众的觉悟，那么就像普通人求神拜佛一样，除了求得安心之外，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先觉者想要带领后觉者，唯一的途径是自己首先做出牺牲，至少是牺牲自己一部分的物质利益或社会地位。先行者的教训不能忘记，比如陈独秀曾说：“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
在这场目前呈现为一边倒的斗争中，如果我们不想遭到更多可耻的失败，就应该通过文明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愤怒和仇恨，让那些一定会用不文明的手段反对我们的刽子手、卫道士们暴露他们丑陋的真面目吧！鄙人不才，仅贡献以下两种办法。第一，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本书烧了，如果是在新书推介会或作者演讲现场这么做就更好了。我们可爱的作者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继续她的全国巡回演出之旅，例如：4月12日（周五）18:30-20:30在复旦大学的三教3109教室，4 月11日（周四）19:30-21:30在上海市长宁区淮海西路570号F座民生现代美术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烧书，可以回答说这本书公开支持社会变得更不平等，宣扬所有底层劳动者都是乐呵呵的白痴，甚至认为搞传销是一条正当的路子。至于书的来源，如果你不想为敌人的事业添砖加瓦，不妨学习孔乙己“窃书非盗也”的精神。害怕被起诉纵火怎么办？那就不用火烧，直接用手撕呗。第二，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不敢这么高调地做事，那么至少可以悄悄地发言。在书评网站的投票和评论中毫不犹豫地给出低分和差评吧，直到没有一家媒体再敢吹捧它。你所付出的代价最多是你的书评被网站巧妙地在这本书的评论列表中（暂时）隐藏起来，就像一篇给出2分（满分5分）的评论一样（《<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吐槽大全。》，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839050/）。你会发现，胆量总是互相壮起来的：不壮就永远都没有，一旦壮起来，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你还会发现，一切反动派其实都是纸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