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容违 [复制链接]

鉴 明：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容违
发布: 2011-2-25 09:19 | 作者: 鉴明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701 | 回复: 5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容违



——谨以此文追思孙永仁同志


鉴 明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15页）

1970年8月31日，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提出的这个带有根本意义的任务，在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肃、尖锐、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同时又显现出更复杂、微妙、艰难的姿态。

毛主席辞世34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内那帮高官厚禄的精英，以他们“跟着美国”“改革开放”“去革命”“到天津”的实践，用他们“非毛”“去毛”“反毛”的卑劣伎俩，早已充分证明：他们与当年林彪、陈伯达一类是一丘之貉，他们的作为与后者当年的图谋如出一辙，两者在认识论上则同是信奉天才史观和英雄史观，即与毛主席的人民历史观完全对立的唯心史观。

这帮子精英，笃信“吾心即宇宙”，“心想事成”。几十年来，他们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传统思维”截然对立的“新思维”，“建构”出了五花八门的“指导思想”和庞杂无比的“理论体系”，认定这才是当世唯一的真理，要中国老百姓“贯彻落实”，要向全世界广为推行。按照他们的“新思维”，改变了事物的名称就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创造了“新概念”就能建立“新天地”。就国际关系而言，只要遵循“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呵！看来还是要讲“传统”！）“这一价值观”，把当今之世视为“和平发展的时代”，只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拥有“全人类利益”，不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问姓社姓资，不分敌我友，那就能使帝国主义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能“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使全世界无产者和资产者联合起来，把全人类带进一个“普遍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为万世开太平”。

这帮子精英，身体力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他们自充当代英雄，自认人民代表，自居当代历史创造者，以为历史是可以由他们任意涂改、篡改、编织和号令的，历史潮流是可以由他们随意扭转或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讲什么“三个世界”和“亚非拉”，大国才是关键，中美两大国才是关键的关键，而中美两国首脑更是关键的关键的关键。只要中美两国首脑“携手并进”，中美两国“同舟共济”，就天下大定，万民太平。用1月21日《环球时报》社评的话来说：“中美的意志确定了，世界上醉态就会少，世界的发展就会更多地转向民生，避免将过多的人力物力投向对不确定性的苦苦准备上。”2月11、12日，《光明日报》连载长文《让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这个题目就一言概之了。世人何曾见过这等良辰美景？这不是人类历史新的“创世纪”，又能是什么呢？

历史的经验，现实的教训，都在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帮子天才英雄这一套的能量和影响。当年，毛主席在世时，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不依他和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出现了如下局面：“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16页）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凭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同上第137页）要不是毛主席洞悉其奸，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可能当年就得改写了。毛主席当年说：“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同上第126页）是“非常严重”啊！后来，他又再三强调，根据中国国情，“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同上第413页）是“很容易”啊！

毛主席辞世34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内那帮子天才英雄的这一套，尽管破绽百出，遗患无穷，一直以来不停地备受责难，“交锋”不已，但仍能力排众议，畅行难阻，用那个“重要思想”“创立者”的话来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造成了今天这等“压到一切”的“稳定”局面，开拓了今天这般“新的历史起点”，而且还在继续开创“历史新纪元”，谱写“新篇章”。在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在一个拥有13亿之众的大国中，能以如此，若无非凡的高明谋略和高超手段，谈何容易？此中教训，较之当年，不是更加严重，更加发人深思吗？

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深入探究。

其一，要说这帮子自以为是的天才英雄，完全无视人民群众，欺弄民心，违背民意，也不尽然。毕竟，远在1400多年前，唐太宗就告示要“以人为本”，把老百姓当作水，把自己当作船，认为水既可载船，也能翻船。更何况，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算起，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几次革命的大风大浪，几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血与火的较量，还经历过和赫鲁晓夫一类修正主义严峻斗争的磨练，并且在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受过毛泽东思想的哺育熏陶，早已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愚众了。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就告诫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可见他们还是有所畏忌的。所以，尽管我们现已得知，邓小平早先就决定“改弦易辙”，“跟着美国”，“到天津”去。但如有人所说，他“高明”地对此秘而不宣，以减少阻力，使人们不知不觉地，不得不然地“到天津”。就在上述谈话中，他就一本正经地宣称：“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同上，第300页）他的隔代接班人，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也信誓旦旦庄重宣告：“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同时，在几个重大历史关口，特别是在1989年，他们也不得不一再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求救，向人民呼吁，借重人民群众的力量，挽救危局，稳定大局，增加其与内外敌对势力较量的砝码，说过不少该说的好话，做过一些起码应该做的好事。拿去年来说，在美国对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地“打压和改造”之际，在全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地反击之际，《环球时报》一系列社评的标题，就很是说明问题：“世界外交进入老百姓时代”；“黄海事件，中国民间外交应当发力”；“谁也不要冲撞中国民意”；“来一场对美报复的民间讨论”；“和美国‘斗气’，中国的声音要更响”，等等。这还着实使美国当局有所掂量，有所惊讶，有所收敛，为胡锦涛今年初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铺了红地毯。

其二，要说这帮子高官厚禄的精英领导的“改革开放”一无是处、没有建树，也绝不符合事实。

“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打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旗号，都是当时所需，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无可非议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决定搞市场经济，也是整个国际环境所迫，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后，撇开无可估量的社会、政治、人文和环境的代价不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摆在大马路上的，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否定不了的。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廉价高质劳动力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确富强了起来，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了。中国已经不再需要乞求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了（1997年5月27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为江主席访问打前站，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演讲《21世纪中美关系的前景》中，就是强调这个要求），反而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了，并且还能向欧洲一些国家施行“中国式马歇尔计划”，被西方政要称誉“挽救了资本主义”了。胡主席此次访美，一下子又拿出了450亿美元的大买单，使为国内高失业率惶惶不安的奥巴马总统舒了一口气，从而还之以高规格礼遇，使胡主席大有面子，深感“吉祥如意”了。

除经济成就而外，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心要建立由他主宰的“国际新秩序”，在许多方面，决心“跟着美国”、甘当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对它十分“有用”，着实帮它解决了不少难题，使他得以为所欲为。于是，中国先是被拉进了“G8”，再是被列入了“G20”，现今则已被公认为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事实上的G2”了。英国人马丁·雅克，在去年初，还出了一本“预言中国未来走势的撼世之作”，题目就叫做《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哩。

因此，2月22号《环球时报》社评，对比中东局势，无不得意地宣称：“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前苏联幸运地早了几年，而且走得稳，中国因此成了上一轮世界变化收益最多的国家，并被普遍认为是迄今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尽管西方对中国有很多微词，但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进步的综合得分最高，中国尤其巩固了进一步崛起的战略势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态势最好的国家，已是世界关注和议论的中心。”这也正叫“无风不起浪”，不是毫无根据的。近年，不少外国人，从大人物到小记者，不就在那里喧嚷什么中国“过分自信”，乃至“傲慢不逊”吗？

上面这两点，“建构”起了中国精英们多年来大力渲染的“中国梦”。其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般的美景，是颇为引人入胜的。其对一般人的迷惑力和影响力也是绝不可以小视，更不能无视的。你看，1月21日，《环球时报》社评的题目就叫《〈联合声明〉符合中美真正民意》；1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个显著报道，用的标题是《中国民众寄望中美伙伴合作关系》。此前，2010年5月28日，《东方早报》整版报道，则醒目提示：“中国外交政策与民意无根本冲突”。这里，不是“天造地设，神谋化力”吗？

这是不是当今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呢？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中，讲到蒋介石：“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他由此引出了一个教训：“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毛泽东选集》旧版第四卷第1023、1029页）

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不是仍有极其鲜明的针对性，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呢？

当年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刊物，今天的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所团结起来的众多老中青同志，不正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于他所指示的“切切实实的工作”吗？

而在毛主席纪念堂前与全国各地，在那绵延不绝、与日俱增的怀念毛主席的群众队伍沉重有力的脚步走向中，我们不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毛主席指出的前景吗？

你看，1月17日,《瞭望》周刊专题报道《中美首脑外交》，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话，说什么“中国方面，随着社会生态日趋多元，对外强硬、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方面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又引用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之说：“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是在现存国际关系中得到发展的，这个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来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可以在这个体系内发展，美国和西方可以容忍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国际关系无法解释的，但它却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也还会继续下去。”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认真应对的。

的确，“这种情况也还会继续下去”。这正如毛主席1970年所说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一样。

斗争方兴未艾。较量日趋激烈。前途艰难曲折。我们总是要加强斗志，不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目标走去。但是，从上述信息中，我们也越发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民心不容欺，民意不可违。谁若不信，请看当年蒋介石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