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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多党制的实践历史依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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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多党制的实践历史依据
作者:田木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9746

主张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内部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一党制)的同志,主要地是犯了一种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究其原因,是我们大家都只见过无产阶级统一为一个党的社会主义,没有见过几个无产阶级政党同时并存,相互竞争,彼此监督,择优上岗的社会主义(请注意,我所说的“多党”只限于无产阶级内部,是同时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或者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味道,那些随时准备构陷人罪的朋友最好把鼻子移开,到别处嗅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东西不代表以后也不会出现,更不表示出现了就一定是错的,必须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关键在于有没有那样的历史要求。无产阶级统一为一个党,的确好处多多,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地存在的。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纷纷垮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与“一党制”全无干系?许多同志喜欢举前苏联的例子,说突然冒出许多党,联邦一下解了体。这些同志为什么不想一想,假如这些乱七八遭的党早就存在,人民群众自然也就早培养出对香花毒草的辨别能力,不至于事到临头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了。据说,早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曾长期秘密存在着不少列宁小组、斯大林小组,由于苏共的打击迫害而得不到发展,如果不是“一党制”意识作祟,苏联的无产阶级或许早就揭竿而起,在赫鲁晓夫时期即成功避免了后来的悲剧。“一党论”同志们会援引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质问说:既然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基础已经统一于公有制,人们的经济利益已经整体趋向一致,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表现”为严重分裂对抗的两个政党,他们还会援引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工人阶级平白无故地分裂为多个政党只能弱化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我想提请这样讲、这样想的同志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公有制距离资本主义国有制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牢固的掌管和控制,离不开长期、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确立和指导,离不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样一个由经济解放到政治解放的必经历史过程,离不开一个由“先锋政治”、领袖政治过渡到集体政治、大众政治这样一个阶级自觉和阶级成熟的历史阶段。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如果连自由组党这样基本的政治权利都无法享受得到,所谓“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将根本无从谈起。尤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及受其制约的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政治文明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将主要地、“集中表现”为一般劳动群众与少数党里、政府里的“当权派”官僚化、贵族化、世袭化并时时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尖锐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是时时掩盖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内容之下的!是时时会以党的路线、纲领,以党所贯彻下达的方针大计并不明显的十分微弱的改动或改变来实现的!党政大权一旦落入坏人手里,一党制的全部优点会即刻化为致命性缺点!可见,即便是单纯地为了“未雨绸缪”,或者仅仅是出于“闲了置,忙了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坏的选择!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很危险,这是普通常识。连聪明的赌徒也懂得不可以“孤注一掷”。“一党制”的高风险几乎是命悬一线的,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乎没有任何保证可以在每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均顺利胜出。一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几乎立刻会变成毫无指望的沉默的羔羊。对那些给“一党制”大唱赞歌的同志,我只能问一句:你们要性命,还是要争论?假使“多党制”是一种现实需要,你们也宁可削足适履,单单是为了满足理论需要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益吗?许多同志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时,总是说那些政党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是不革命的,狗咬狗的,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凭什么就不能同时存在几个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革命的、人“咬”人的共产主义政党呢?凭什么就不可以“兄弟阋于墙,外则共御其辱”呢?将一党专政理解为无产阶级政治形式唯一模型的同志为什么至今仍然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严峻的历史与现实?依照主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仍将存在路线斗争的科学论断加以推演,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时存在几个共产党绝不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代科技手段与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宽松与和谐程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烈复杂程度,将远不是1917年的苏联和1949年的中国能够比拟的。我们甚至有理由设想,大面积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将一举将整个世界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边缘。人们在作完必要的社会劳动,在工作学习完毕之后,仍将有大量的富余时间。也许纯粹是出于政治锻炼,甚至单单是为了打发时间,如现在的有闲人玩模拟游戏那样,多整出几个无产阶级政党来玩一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也一定不会被不允许的! 2007-11-24
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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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的回复: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早就考虑过了,在网上不止一次地见到有人这样提议了。

  如果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不会反对出现许多自发的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一个问题请问是否考虑过,那就是如何处置军队。

  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不应该建立常备军的,而应该武装全体工农。但是我国还有台湾没有解放,又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建立常备军。常备军必须是工农的武装,必须在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下,支部必须建在连上。只能党指挥枪,不能枪指挥党,不能让军队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西方国家的军队国家化,其实是资产阶级化,用国家化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一个剥削阶级的狭隘私利。那么,由哪个共产党来指挥枪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有枪的党被篡夺后,没有枪的党将立即会受到极大的摧残。

  文革中已经出现过许多“学会”之类。其实就是多党制的萌芽,但是全部被摧毁殆尽了。罪名就是企图建党,而这个党又注定被说成资产阶级的党、复辟的党。其实虽然不能说都是纯无产阶级的,不少还是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可以考虑一个在无产阶级中威望最高的共产党在台上,其他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在野监督,但是,这也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执政时才有这样大的胸襟,同样不能防止执政党被篡夺后,摧残没有执政的共产主义组织。文革中学会被摧残就是例子——还是毛主席在领导呢。

  是不是几个党都有自己的军队?那么稍有不同意见,就会由文斗变成武斗,最后发展成为内战,文革中的武斗,并不都是保守派杀造反派,造反派在别人挑动下自相残杀也到处可以看到。其实只要是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大多数和解放前的共产党没有好多不同,许多的情况下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和走资派作斗争时,参加真正的造反派比解放前参加共产党还要求严格。走资派和文革反对派动不动就说造反派犯错误、犯错误,好像造反派就等于错误,他们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说话。但是,除去这点,那么造反派头头犯错误自古以来不鲜见的,古代的农民革命领袖大多数犯有错误,解放前共产党的头头犯错误的也很多么!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还有分离主义的张国焘、刘仁静等。当时只有一个共产党,不同共产主义者的矛盾也就是党内斗争。如果是多个共产党,又各有军队,那么一旦出现不同意见就难免和文革中的造反派一样打起来。

  我考虑到一条,那就是在宪法中不明确规定那个党是领导的党,执政党。但是宪法中必须规定一条——执政党的阶级属性、性质、义务和权利等。如必须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利益,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所组成,必须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犯了错误应该比一般群众处理得重一些,绝对禁止剥削者、投机分子等混入党内等等——总之就是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党章。这样一旦党被篡夺,至少在法律上就成了非法的执政党,尽管法律只是一张纸。除此以外,宪法还可以写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权组织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既然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其他的共产主义组织和执政的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文革中允许人民群众建立红卫兵、造反派,其实就是组织共产主义组织对执政的共产党进行监督,不合格的走资派就此揪出。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监督和反监督的斗争多么激烈,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受到摧残。所以真的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后,在野的共产主义组织也是动不动就会被摧残的。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组织假共产党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分庭抗礼,文革中的保守组织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是他们由窃取党的名义的走资派所组织,并且裹挟了一大批群众,把反对派打成反党分子。而在野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分庭抗礼,比较容易识别和孤立、摧毁。

  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不应该建立国务院,应该由巴黎公社,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管理立法和行政。这个巴黎公社的原则也没有实现,我们不但建立了国务院,文革前还有国家主席。严格来说,这些都是官僚机构。由于解放前大多数工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很低,而行政管理还不能不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这就使得建立国务院是必须的,但我们看到文革中大概除了周总理以外,只有林彪这个国防部长支持文革了。其他副总理和部长,虽然还是必须保的,但是大多数和文革格格不入。多共产党制能不能让在野的共产党进入政府机构?行政对在野的共产党会不会强烈排斥?会不会造成政府机构四分五裂?

  大概只有到帝国主义被打倒,台湾解放,常备军取消,民兵成了唯一的人民武装,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多共产党制。等到阶级消灭,共产党也就消亡了。(在现在消亡和灭亡两个不同的概念被邓小平集团混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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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木回复:

感谢为平同志的深切思考。我的那篇文字,当时写作的意图是冲破党锢禁制,为左派尽快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导机制争取话语权,结果在当时的主人公论坛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虽然反对的声音远远超过了支持意见,自以为目的还是达到了。
时间过去好几年,老主人公也早没有了,当时争论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忆模糊。我当时给出的结论好像是无产阶级多党联席制度,即由几个共产主义政党联合组成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并在这个专政机构的基础上组织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军队的指挥权就不再直接归属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从而使得军队不但完全可以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实现党指挥枪,还可以避免枪杆子落入个别野心家和阴谋家手里,发生76年那样的悲剧。当然了,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无产阶级多党制也是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最终仍然取决于我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和政治处置能力,也同整个世界国际大环境有紧密联系。
无产阶级多党制与资本主义多党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各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马克思说过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指令、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多党之间不会产生根本分歧,多党并存的意义不过是使这些政策路线更充实、更完美,经过更多群众讨论、认可,理解,执行、推广起来也更自觉、更有效率、更有能动性而已。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多党与一党区别并不是很大,只有在某个重要领导同志、某个局部、某个方面、或者总的方针路线出现重大错误的时候,多党制的优势才会充分显现出来,会以少党服从多党、少数服从多数的争论和斗争使错误的东西迅速得到纠正。一般说来,错误和反动的思想路线同时在所有各党中同时占上风的局面出现的几率绝对不会很大,而一党变修满盘皆输的历史恶果也将不再重演。

有不妥的地方请继续批评。


201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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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搞共产主义革命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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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多党制”抹杀了无产阶级群众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行积极影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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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主席的谈话,黑体为谈党的分裂问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搞共产主义革命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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