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太阳真的出山了？ [复制链接]

重庆的太阳真的出山了？
发布: 2011-3-29 13:58 | 作者: 红烈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250 | 回复: 21

重庆的太阳真的出山了？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里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如果不进行三大革命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主席的这个描绘，在经过30多年的“翻天覆地”的残变，每个中国人民读起来是多么地符合客观实际啊！毛主席的描绘，成为今日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不仅整个中国改变了颜色，而且黑暗程度压得人民已经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只有在被迫下岗、流落街头的工人心头，只有在失地农民的心头，只有在上访路上、被投入黑监狱的访民心头，只有在千千万万挣扎在生活困境中的人民心头……就是说，只有站在这些人群一边，才会有被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催醒人民奋起斗争；黎明的曙光鼓舞着他们。

      恰在这时，却有人大呼：重庆的太阳出山了！于是，在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对所谓“重庆模式”的狂热宣传。主流媒体义不容辞，这样做是符合上层主流愿望的，即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主流学者紧跟其后，像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呼吁的那样：“要像重庆唱红打黑一样，自觉将毛泽东思想和邓**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人民群众的终极价值观。”尽管这些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和谐的理论，都是骗人的理论，不可能实现的理论，还是比较容易识破的。奇怪的是一些响当当的左派人士的嗓门，却比人家的调子高多了，比实际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什么“随着雾都重庆一声红歌唱响，毛泽东又回来了！”“共产党又回来了！”“重庆是今日的延安，”“重庆是今日的解放区。”几乎人们期盼的美好东西都编织成了光环，戴在了重庆模式头上。这种虚假的宣传，像画饼充饥一样诱惑着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幻想又多了一层光怪陆离的特色色彩。这充分反映了这些“左派”害着一种可怕的通病：幼稚。

     且看这种幼稚病的种种表现：

      （一）   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吗？

      什么叫“自我更新”？就是说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那条祸国殃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自己能够认识，能够改正过来，不需要人民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那些鼓吹这个观点的人说：“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通过一种政策、路线的调整，可以重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虑’”。有人把这种能力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什么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内外同力，以扭转乾坤的绝大魄力，粉身碎骨的极大勇气，和十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所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看看，特色重庆的调整，就给垂死挣扎的修正主义党带来这么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这是何等的“伟大”啊！

      且慢，连主流媒体都承认，重庆模式是在深圳模式失败之后，由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人物吸取前者的教训摸出来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从一味追求GDP（国民生产总值）转移到以解决民生问题为追求目标；用重庆模式代表者的话说：“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就是说，深圳模式太扎眼，太露骨了，造成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阶级矛盾太尖锐了。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在私有化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抢劫之后，拿出抢劫的一部分财富安抚民众。所谓“民生”，不过是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早期启蒙运动剽窃的一个词儿，来掩盖他们为资本服务的真实面目。重庆先进代表说：“首先必须改善民生，也就是为人民服务。”把为资本服务的“民生”和为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为人民服务混同起来，这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至于“公平”，那不过是在实行抢劫（即他们所说的效率）之后，在不改变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拿出向资本家征收的税费的一部分给激怒的群众嘴里撒把救济粉罢了。请问：这些举措，就是路线调整吗？否！这分明是修正主义路线内部的策略调整。

      把这种策略上的调整吹捧为路线的转变，吹捧为“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吹捧为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这是何等的是非颠倒！毛主席关于“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的科学论断，在这些人的思想上连个影儿也看不见，有的只是满脑子对修正主义党的幻想。至于有的人，为了肯定这种天方夜谭的“能力”，像牧师一样劝说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领导成员，要像重庆模式那样“不赚钱”，以“积德”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有的甚至给当政者出主意：“执政党是社会管理者，要突出强化这种超然角色，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工人阶级的，就是社会管理者，是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这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政党的学说，相距何止万里！

      （二）   在不改变私有制的条件下，只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就是社会主义回归吗？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早就对这种修正主义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虽然这种批判已历时一百多年，但历代的修正主义者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邓不翻案及其追随者也不例外。自从他和亲弟弟那篇谈话出笼后，多少人为他叫好，直到最近还有人写文章说这是邓**晚年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关注。实际上这是邓氏为他的继任者出谋的一个鬼点子：在私有化悄悄完成以后，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多做文章。他的继任者包括重庆模式就是上演的这出戏。我们有些人士大唱“公平分配”的赞歌，如果不是幼稚，看不透“科学”小把戏，就是别有“和谐”用心。

      赞歌之一，说重庆的社会分配就是按公权力分配。什么叫按公权力分配？这是作者为歌颂重庆自造的一个新词，说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光是按劳分配，还有公共福利那部分分配，这部分分配就叫“按公权力分配”。同时，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也不只是按资分配，还有以权谋私的问题，这就叫“以公权谋取私利分配”。在作了这样的“理论创新”以后，作者就推理断定，深圳模式是“以按资分配和以按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导的分配方式”，而重庆模式则是“拿出5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这种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就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由此作者断定：“难道说重庆不是在‘引领’社会主义‘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回归吗？”作者不仅把社会财富的“分配”环节看作社会性质的衡量和评价的标准，而且认为“我们现在还是叫‘社会主义’，不管某些人在‘社会主义’身上加上多少‘色’，‘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实质是不会变的。”可是作者又自打嘴巴，说：“重庆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正好相反的‘道路和路线’也就一目了然了。”既然特色社会财富共享不会变，那深圳为什么就是“另一类”呢？按照作者这种“创新理论”，那北欧社会民主党实行的高福利早就是“社会主义”了，何来“重庆模式”创新呢？

      赞歌之二，说重庆的社会分配就是社会主义“元素”的增加。作者认为：“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我们增加的‘资本主义元素’太多，而‘社会主义元素’却减得太少。”要向社会主义回归，就要增加社会主义“元素”，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从而歌颂“重庆模式是确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新的尝试。”把资本主义复辟只看作资本主义“元素”的太多增加，又把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看作社会主义“元素”的增加，这种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学化”，数量化，看不清楚社会的性质变化，也是一大“创见”。有的读者就问：“重庆方面的继续招商引资不正是在增加资本主义元素吗？”
由此可见，避开所有制，不谈生产资料私有化，在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上跟着走资派兜圈子，如果不是有心配合，就是马列毛基本理论上的无知和背离。

      （三）“唱红打黑”，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回归吗？
      
      一些人对“重庆模式”的歌颂，其兴奋点就在对“唱红打黑”的吹捧上。

      先说“打黑”，就是打击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应该说，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副产品，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其野蛮性就在于这种黑恶势力和修正主义政权的或明或暗的结合上。所以，打黑已经成为修正主义政权“鸡肋”式的一个任务。一方面是黑恶势力不断产生和猖獗，一方面是年年打黑打不断。这个问题，重庆模式代表在大连、辽宁工作期间都遇到过，只是没有想到重庆的严重性超出他的预料。据说，他第一次坐飞机到重庆任职，恐吓信迫使他没有下机就飞回北京；他到重庆，就遭到黑恶势力的围攻。所以，他说：“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黑恶势力猖獗逼出了打黑，确实为特色社会治安带来了好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打黑就是“维护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定稳”的基本性质。有些人不顾这个事实，说打黑就是“打资”，打掉资本主义势力。那么，修正主义政权打黑，是打掉资本主义势力，还是为资本主义发展保驾护航，开辟道路，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后者不是前者，这已为打黑的多年实践所证实。

      有些人讲起打黑的好处，也是言过其实。说什么“重庆通过打黑和反腐，能够暂时保持政权的某种相对独立性，即这个政权相对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是说，重庆的政权通过打黑，已经是一个超阶级的产物了。他认为重庆现在“官商之间既联系又分离的状态比西方的政权形式先进。”因为西方的政权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重庆的政权已经脱离了这个身份。这就完全是超阶级的观点了。  
有的人简直把重庆打黑的作用捧上了天，说什么“如果说以往的‘中国模式’的确还有种种不合理的地方，致使某些人能够疯狂捞钱，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那么，‘重庆模式’似乎正在作出努力，要修正以往‘中国模式’的缺陷，使得‘中国模式’更加成熟和完善。如果‘重庆模式’一旦真的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变成真正长久有效的‘中国模式’，对于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来说，那就太可怕了。那将不是西方教科书轻描淡写修正一下那样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他们身家性命的大问题。”难道靠重庆打黑就能使中国的贪官、奸商绝迹吗？最新被双规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是就在“重庆模式”形成期间产生的巨贪吗？贪官和奸商追求金钱的胆子早就超过修正主义打黑的威力。

      再说“唱红（包括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修正主义为什么要“唱红”？这里有个背景：大家知道，党的十七大正式告别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引来一片反对声。大老板吸取这个教训，要在这方面“补救”。他先是给多年批评他的老上级马宾老打电话，承认在他执政期间对毛主席宣传的是少了，他也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接着，在60周年国庆庆典上，他又干预，临时在游行队伍里加进毛泽东思想方阵。薄公子到重庆任职，也是带着他的内旨行事的，就是要他搞出点名堂，为十八大接总理人选的班，创造条件。他够聪明的，利用群众“唱红”的热潮为自己所用，在重庆唱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专唱反映革命历史的歌曲，绝对不唱反映文革、反映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歌曲；读、讲、传也是按照这个政治标准选择的。这就是说，这些准备十八大接班的红二代，绝对不能接受极右派彻底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否定了革命，就否定了老子，也就否定了他们接班的合法性。但是，他们的老子，如刘少奇、薄一波、习仲勋都是文革的反对派，而“改革开放”又是靠彻底否定文革起家的。他们怎么敢超越这个生命线，但又恐怕丧失接班的大好时机。这就是他们“唱红”的两难境地。重庆巧妙地，通过只唱文革前的红，不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解决了这两难，为自己捞取十八大“上位”，增加政治资本。

      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完全不顾这个事实，既用放大镜，喇叭筒为“重庆模式”歌功颂德，又把特色特权“红二代”一并拔高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人民的好领袖”。甚至把爱国诗人屈原也说成是太子党，以《伟大的太子党屈原永垂不朽！》为太子党接班造势，那崇敬之情超乎人们的想象。当有人指出他们有野心，要上位，吹鼓手就反驳说：“如说他们上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恐怕造谣者们找不出任何根据。如为的是实现崇高理想，人民江山万年永固，为的是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公平与进步，这个上位有何不好？这就不能称之为野心，而应该是雄心，马克思主义者的壮志雄心。如果当今中国的官员都能像重庆那样子了，想不天下大治都难啊。”有的“对上位者言”：“放下屠刀弃特色，立地成佛返马列。”有的直呼：“‘唱红’，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魂’呼唤回来！”如果“唱红”真有这样大的作用，为什么像一枝青荷那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教师竟被学校强令辞退；一些毛派共产党员天真地以为“重庆是今日的延安”，到那里集会，被抓进监狱，至今不放；群众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同样受到监视和限制……可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这种肉麻的歌颂，使我们联想到解放初期，文化界兴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乞讨兴“义学”的举动，不但不触动封建统治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这种地位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样的丑恶行为，却受到一大批文化人的歌颂。当毛主席发动这场批判时，有的领导人竟然从中作梗。后来，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里说：“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些自称拥护毛主席的“左派”同志，你们这么歌颂重庆特色走资派，到底是在为谁服务，对谁有利？你们在欺骗谁，伤害谁呢？

      千模式，万模式，特色人物的重庆模式走不出资本主义模式，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庆仍然是雾都，人民仍然被困在三座大山下，黑暗老林里……人民要想翻身解放，必须丢掉幻想，继续努力奋斗。




（来源：“解放区的天”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