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忱：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 [复制链接]

刘忱：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2011-05-02 16:27:09   来源：《 人民日报 》2011年04月29日   我要评论
刘忱：《 人民日报 》2011年04月29日   24 版）
　　在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者成为当代社会一个独特重要的风景之时，打工文化应运而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关照对象，同时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种带有打工印记的文化形态破土而出，它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而是新劳动阶层以融入现代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身份再造

　　外来务工者绝大部分来自乡村，在外出务工的岁月里，当中虽然不乏成功者，但多数人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在权力、地位和身份上的确处于弱势。因此，他们改变命运、融入现代生活的愿望和冲动格外强烈，他们在精神上从来不缺少追求。但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关注度还不够，甚至还存在偏见，留给他们的话语权和表达思想意愿的文化空间还比较小。我通过多次深入外来务工者的调研，深感这种情况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许多外来务工者正在用文化的方式体认自己的新身份，以自觉的方式融入城市和现代生活。全国范围内的打工文化活动，有的由政府组织，更多的是自发性的。打工者编印小型内部报刊，撰写小说、诗歌、散文，编排话剧、小品，甚至拍摄故事片、纪录片，出版发行自己原创的打工歌曲，还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建立了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些事实表明，一种带有打工印记的文化形态已经破土而出。人们将它命名为“打工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而是新劳动阶层以融入现代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身份再造运动。

　　就打工文化发展势头而言，它已经不是分散流离的个体创造，而是形成了一种逐渐在精神上集聚、靠近，互相扶持、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群体行动。从当初的自然表达、彼此靠近、相互取暖，到现在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组织机构，外来务工者们聚合在一起，以合唱的形式，构建积极的主体意识，彰显自身的价值观。

　　打工文化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填补着主流文化生产在满足新的劳动阶层人群文化需求的空白点，同时创造着体现外来务工者主体意识的精神家园。即以外来务工者的立场，创造与主流价值一致、但又体现本人群意志的价值观，记录自身的历史，呼吁全社会关注外来务工者，维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进而通过文化创造实现自我肯定、自我成长，以文化再造改变“农民工”形象，使之成为“新工人”。虽然现行环境给予的空间并不大，打工文化的发育成长十分艰难，但已经是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值得认真关注。

　　由文学写作发端的打工文化，记录和探讨生活感受，维护自身权益，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

　　打工文化的形式有很多类型，主要包括：

　　第一，文学写作。这是打工文化的发端。这种形式发端于广东省深圳、东莞等地。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怀揣梦想，南下广东珠三角的工业区打工，其中写作爱好者开始以笔墨记录自己的打工历程和心灵感受。这一现象很快得到当地政府重视，在政府的扶持下，1988年，第一本面向外来务工者的文学杂志《大鹏湾》在深圳宝安诞生。这份刊物号称打工文学爱好者的“黄埔军校”，培养了许多外来务工者出身的作者，也提炼出了打工文学的作品流派风格，形成了一个以安子、王十月、曾楚桥、许强、罗德远等人为代表的爱好写作的外来务工者小说家群落或诗歌群落。东莞以柳冬妩、刘大程、汪雪英等为首的写作群体也逐步向文学刊物《南飞雁》靠拢。2007年8月，由广东省作协和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共同出资建立了广东外来青工文学创作中心，是全国第一个专门扶助优秀外来工作家的机构。“打工文学”就这样加入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从这里出发，影响了中国，影响了几代读者。其它地区也有个别靠个人奋斗出版小说的打工者。如在福州打工12年的周述恒写的小说《中国式民工》在网络连载时，竟有近50万的点击率。

　　第二，由政府与其他部门合作举办的文化团体及活动。许多地方政府或企业都为活跃打工者的文化生活做了不少服务。天津、青岛、杭州、义乌等地已经多次举办了“外来务工人员艺术节”。在日常文化服务方面，也有不少实际举措。如深圳宝安区沙井镇的畅鸿公司职工宿舍区“劳务工图书馆”，就是由公司主办的。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的工人业余艺术团成立于2002年，一直由政府指导扶持。成员完全由外来工组成，是当地妇联扶持的培训女工项目的延伸产物。他们一直活跃在村乡、企业之间，展现了外来工的精神面貌，也配合了政府和企业的各项文化宣传。这些文化活动不仅活跃了当地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促进了外来工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也让打工者提升了尊严和价值。

　　第三，独立运作的外来务工者公益性文化团体。这些团体以外来务工者为主体，以开展法律培训、成人教育、文艺活动和公益性活动等进行文化活动。如2002年北京成立的“工友之家”属下的“新工人艺术团”，倡导用文艺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杭州的草根之家倡导工友与社会间的互助互爱。当地政府依托他们来自工友、贴近工友、服务工友的优势，主动与他们合作。北京的“工友之家”驻地，同时也成为“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杭州的“草根之家”门口，镇总工会挂上了“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的招牌；在苏州，“工友图书室”与政府联合办了“新桥工友图书室”，形成了外来打工者与当地政府、居民和谐相处、共享文明的生动局面。

　　境遇阐述、娱乐消遣、被承认被尊重的意愿和积极乐观、贴近生活、淳朴清新，是打工文化创作的鲜明特征

　　打工文化有自己明显的特征。

　　第一，对艰难生存境遇的描述。外来务工者每个人都有过在社会底层打拼的经历，这是他们独特的地方。他们通过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或是排演小型话剧等形式表达的，是打工生活的艰辛和对生活的感悟。虽然在艺术上，这些作品还比较粗糙和稚嫩，但其表述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冲击力还是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如女诗人郑小琼就曾经因为书写打工生活的诗歌而得到2005年的鲁迅文学奖，小说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也在2010年获得这个奖项。诚然，他们毫不讳言打工生活的艰辛，但却不仅仅是倾诉自己的苦难，在对艰辛生活的描摹中，他们开始正视自己的生活，而正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如文学评论家柳冬妩所指出：“他们的诗句中有一种硬邦邦的针对强权的力量和威严”（《读书》2004年11期）。但生活也不缺少温暖，他们也有真诚的互助、友爱和撕扯不断的乡情亲情。这些情感成为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如深圳歌手董军创作的歌曲《男工宿舍》，因细腻含蓄地抒写了打工青年之间的朦胧感情而广为传唱。

　　第二，主体意识的表达。诗歌、歌曲等文化形式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的宣言的原因，就是因为艺术可以负担多层意义。音乐教师出身的歌手孙恒把自己编写的打工歌曲唱给工友听，没想到引起工友的强烈共鸣。这使孙恒领悟了自己的艺术之途：“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思考使工友们不愿在现代化的都市成为飘零、沉默和被歧视，更不愿反复念叨辛酸经历，他们要求“自己代表自己”，希望由自己来建构价值和尊严。如许强写出的诗歌《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让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舞台/筑起一道精神的炬台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内心的千疮百孔”。

　　在皮村的“打工文化历史博物馆”的正面墙壁上，悬挂着这样的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里展示了打工潮发展、变迁的历史，收集着各种现在过时的务工证、暂住证、工作证，还有工资条、烤羊肉串的铁架子、收废品的板车、工友使用过的工卡，书信等等，可以说每一件展品都如实记录着打工阶层的喜怒哀乐。

　　这些文化的书写和展示，承载着一个长期处于沉默和被忽略状态的群体命运，表达着他们要求被承认、被尊重的意愿。他们以各种文化活动的形式向社会呼吁，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保障劳动者，尤其是外来打工的劳动者的各项权益。

　　第三，在文化风格上，他们也与当前流行文化明显不同。打工文化服务对象明确，不以文化赚钱，所以无须迎合市场。他们的报刊不刊登豪华广告，演出时不穿高档演出服，不化浓妆，拍摄电影的设备无比简陋。在形式上采用贴近普通人群的民歌曲调、段子、小品、相声、小型话剧等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贴近生活、贴近心灵，不造作、不颓废，纯朴清新。创作者始终与读者、观众保持交流，还经常邀请戴安全帽或穿工装的普通工人上台参与演出。这种亲切、简朴、随意的方式，拉近了工友与文化的距离，让工友们切实享受了文化艺术的乐趣。其实，不仅是工友，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听到、看到、参与到这些打工文化活动中时，都受到了很大触动。有人曾经用“震撼”来形容他们的感受。这些外来务工者在艰辛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的那种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是当前社会的稀缺精神资源，对整个社会都是一股清醒和振奋的力量。

　　打工文化是一种精神载体，外来务工者通过文化创造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完善，以文化的方式沟通社会与外来务工者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自身的境遇，融入现代社会。这是当前解决外来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深层问题。

　　创作源于生活，但是朴素的生活经验如何艺术地转化为文艺作品，是打工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

　　由“杭育杭育”派开始，“国风”以降，从文学艺术发生学角度看，最广大的民众，最鲜润最富有质感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文化艺术的诞生和传播，与最广大的劳动者密切相关。今天，把“打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只是叙述和研究的需要。其实，正如我们无法否认外来务工者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个群体拥有巨大的文化创造能力和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打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文化类型，是当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现实成就，也必将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化史。

　　乐观地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打工文化创作的可持续性存在着问题。  

　　鲜活和质朴是打工文化的美学特征，但是粗糙和稚嫩无法回避。打工文化要进入文化的历史时空，文本面临着艺术性、思想性大幅度提升的问题。文艺创作不仅是宣泄和直陈，还是沉淀和思考，要有从个体经验管窥生活本质的深刻力量。生活真实要升华为艺术真实，需要大量丰富的文化知识给养，需要创作方法的提升和批评的引领，否则打工文化无法获得深刻的质感。然而，客观上打工文化的生态环境远不完善，整个社会对打工文化的关注和理性研究还很少，批评的队伍没有建立起来，思想和理论的客观支持不够，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打工文化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此外，创作队伍的不稳定性，是制约打工文化持续发展的直接因素。由于创作者大多不脱离生产岗位，时间和精力有限，这一客观现实使打工文化创作数量和质量受到影响。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条悬挂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墙壁上的标语，意味很深，我们无法忽视。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  


作者：刘忱来源：《 人民日报 》2011年0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