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工人运动
——读《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研究》有感
裴宜理的代表作，这位哈佛大学政治学的教授耗时十年心血构筑而成德《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研究》，在我看来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即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工人运动。虽然本书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上海，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话语叙述结构下我们对工人运动解释的漏洞百出。我们的工人阶级真的像我们的教材所宣扬的那样众志成城、对革命心之神往吗？裴宜理教授用自己的研究“点醒”了我们以往被感情蒙蔽的双眼：“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1]”。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作者选择了“罢工”作为分析差异性的表现载体，因为在作者看来，“罢工即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语言与符号深印在工人的头脑之中，在工人为其自身利益开展’合理’斗争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2]”、“在工人的武器库中，罢工是唯一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特别有效而重要的武器[3]”。围绕罢工这一终极表现，裴宜理分析了工人的来源、文化、收入、参加罢工的原因等，用翔实的史料打破了我们以下对工人运动的错误认识。
其一，是对工人本身内部“铁板一块”认识。以往我们忽视了工人内部的差异性，总是用“工人阶级”这顶大帽子盖住所有的工人阶级，被贴上了标签的工人内部的差异性消失了。可是，“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学生中间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样，工人自身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存在差异[4]”。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裴宜理从地缘性入手，追溯上海工人的地理源流，并把地缘差异与工人的政治表现挂钩，说明上海市早期的工人抗议依据不同的祖籍界限而表现不同。裴宜理强调“传统仍在延续，不仅是作为古风遗韵，而且是作为工业活动的主要组织功能[5]”。上海市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与纽约不同的是，上海的移民来自国内而非国外。裴宜理将上海的移民按地域分为三拨：紧接鸦片战争而来的广州移民、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逃难的宁波移民和19世纪60年代持续到20世纪的的江苏-华北移民。同乡身份意味着工作机会，移民的工人的职业依赖于各自的地理源流，上海劳工世界逐渐分化出一个个具有不同类别：来自南方的技术、半技术工人和来自北方的无产者。前者是熟练的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他么组织具有浓重排外色彩的行会，但是“同省忠诚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是相吻合的[6]”，所以行业意识容易转化为阶级觉悟，后来政治斗争中可以打破行会界限，实现跨行业合作。后者绝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他们由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转化而来，不适应城市工作，也不受行会公所欢迎，只能去从事那些收入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他们常常通过帮会形式开展集体行动，而“工作关系与帮会身份的重叠使得非技术工人的生活具有很浓的权力主义的意味[7]”，容易产生一呼百应的力量，易于接受领导，但是由于工作场所的分隔和普遍缺乏文化，他们身上的阶级觉悟却不那么容易产生。由此可见，由行业背景、同乡区别带来的不同的地缘政治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二，是对工人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还原。以往我们研究工人运动，总是将工人的命运与党的命运联系起来，工人研究依附于党史研究，与其说研究工人，倒不如说是在诠释共产党的政策。“然而，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党的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符合本党意愿的政治色彩涂抹上去[8]”。意识到工人力量的并非共产党一家，国民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花费相当精力深入工人之中，并且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曾今密切合作，对工人的动员行动相得益彰。四一二政变之后，两党分裂，争夺政治资源的两党加剧了对工运工作的竞争。在政治投向上具有了选择余地的工人与中共之间的结合时曲折的，与其说天生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动投靠中共，不如说是中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拉拢工人。共产党面对的竞争对手除了右翼工会外，还有帮会。青帮大亨杜月笙牢牢控制了非技术工人，致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必须获得他的配合才能进入工人内部。直到1937年夏，日本人的侵入和国民党的西撤，使得帮会失去保护伞，共产党人才有了一个重建工人阶级根据地的机会。但是对共产党的支持，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由于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统治陷于瘫痪，无法重新取得在其全盛时期曾经拥有的对工人运动的控制[9]”。第二部分将工人运动划分为1919-1927年的激进主义全盛时期、1927-1937年的保守主义时期和1937-1949年的激进派复活时期，本身就说明工人具有多样化的政治倾向。裴宜理教授还从另一个产业政治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多样化产生的原因，即“生产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分裂成为不同的政治成分[10]”，她着重分析了上海三大产业——烟草业、纺织业和运输业的工人骚乱，发现在烟草业高工资一般与高罢工频率联系在一起，纺织业罢工主要是因为该行业自身的发展，运输业的罢工因为没有性别因素干扰更能证明前面关于地缘政治的论断。
本书除了改变我们以往对工人运动的误解之外，最让我惊讶地史它的论点，原本以为这本著作的背后会交织很多写作意图，但是没想到裴宜理教授在结论部分用十分简单明了的一句话道出这本书的论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11]”。支撑这十一个字的是几十万的论著，从工人访谈、工厂与政府档案到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等种类繁多的原始资料，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学科的交叉互证，这些都让这短短的一句话变得沉重起来。优秀的著作，它的写作初衷必定是明了简单的，这本《上海罢工》似乎又证明了这个经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