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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观奇:从文革失败反思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__纪念文革失败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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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观奇:从文革失败反思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__纪念文革失败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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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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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06-02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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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读过太多反思文革的文章,以項观奇同志的这篇最奇,其科学谨慎的态度和唯物辩证史观基础上的深刻见解,启迪今人。文革伟大,当赞扬。但作为一位一路从文革时代走来的項观奇同志,其反思文革,而且以纪念文革失败为题,更是深深刺痛着今日之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神经——也唯有这样,这血与泪的历史反思分量才显得更重。作者項观奇同志电话告诉本网站,希望对此文章展开批评讨论。
項观奇:从文革失败反思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
__纪念文革失败35周年
我们正在进行艰难的反修斗争。围绕着应该如何进行这一斗争,最近展开了不同看法之间的讨论。
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分岐是深刻的,是具有阶级意义和路线意义的。通过这一场思想斗争,不仅会克服错误思想的干扰,使毛派更准却地把握住马列毛主义路线,而且,毛派会得到思想清洗和组织清洗,理论水平会得到提高,组织队伍会更加纯洁。
这应该是一个学习马列毛主义的机会。我们要用头脑、用思想投入讨论,抱着学习、研究的态度,而不是意气用事、吵嘴骂架。只要同志们态度正确,对人、对己、对理论,方方面面,都处理得好,就不会发生消极的内哄内战,而只会带来积极的团结进步。
现在的情况,基本也是这样的。这反映了同志们是有水平的。
讨论给了我一个启发,使我再次深入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反修和防修的关系问题。
一 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现在大家在说,应该炮打司令部,炮打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对的。但是,一是,应该怎样炮打,用什么炮打;二是,怎样才能保证炮打成功,怎样才能保证炮打的成果能起到防修的作用。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回顾文革的最终的失败时,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文革苦斗十年。最后,直到主席去世,不能说文革失败了。炮打司令部,获得了胜利,打下一个林彪司令部,打下一个小平司令部。人民参与了一场认真的反修演习,得到了锻炼。毛主席1974年的『重要指示』中,对文革有自己的基本肯定的评论。毛主席在世,也的确没有丢失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这些成果,这个胜利,竟是如此脆弱。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政变发生,反攻倒算开始,文革成果丧失殆尽。
个人罪孽是有,但是明显地是阶级的斗争。特权阶级导演了这一切,而人民群众基本是跟着走的。造反派形同反动派,『三种人』就是坏人,失败好似落花流水。
这一幕,是真实的,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怀的。现在有些被称为『左派代表人物』的同志,有些后来转变过来的名人、老同志,当年都是跟着走的,摇旗吶喊得并不差,地位也不低。他们现在说什么、做什么,与当年说什么、做什么是不可分的。历史地看问题,是一个不可丢掉的方法。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会重演为现实。当然,历史又是会变化的。好人变坏、坏人变好都是有的。所以又要十分小心地具体分析,历史毕竟是历史。
面对这么大的历史变动,如果仅是骂几个投机份子,几个叛徒,几个头子,是不能深刻解释历史的。最大的投机者,莫过华国锋;最大的叛徒,莫过王洪文;最大的修正主义祸首,莫过邓小平,但是,骂倒他们就能解决修正主义的问题吗?大家肯定会给以否定的回答。邓离去已经十多年,修正主义不是继续搞下去了吗?而且愈演愈烈。解释历史,还是不能违背唯物史观,还是要从社会基础、阶级基础这些深层原因谈问题。
文革失败是一件大事。对这件事,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地思考它,要么好得很,全盘正确;要么糟得很,全盘错误。文革这件事有些复杂,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不符合实际情况。毛主席说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正确,就是一种分析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文革是为反修而发动的,而且,一斗就是十年。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可是,为什么倾刻之间就失败了呢?这至少说明这次反修并不成功。消极的辩护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找出千万个客观的原因,但是,你无法回避主观的原因。不能不承认,我们还有认识的局限,还有作法的局限。这些局限,限制了我们的斗争水平,使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并导致失败。
这是有待认识的一个难题。这里的一点反思,可能浅薄,也可能错误,更可能片面。欢迎善意的批评或批判。我深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从来不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我所作的不过是添砖铺路而已。我们期待高手,当然我也相信集体、群众对于推进认识真理的作用。
二 必须正确认识、驾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规律
毛主席一再说过,大家也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7年1月,上海以及各地发生夺权斗争的『一月风暴』时,毛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并支持『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展开。
但是, 这场『认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这场真正的阶级斗争的进行方式以及进行的结果,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我们首先要有勇气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个事实。
毛主席说了,文革犯了『打倒一切』的错误。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打倒一切』,不管可以怎样分析,总起来说,对于处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不合适的。这是一方面的错误。
但是,主席没有说,他实际已经感觉到还有另一个错误。那就是,『从桌子底下拖出个黎元洪』,官复原职,连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思想问题,随着人的解放也『解放』了。这种『解放』没有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个错误,现在还很少谈起。但历史证明这个错误是存在的,不然何以当时就有『走资派还在走』的问题,而且会迅速发生反攻倒算、复辟倒退,这不是偶然的,是有阶级基础的,是没有解决好反修防修问题、走资派问题的一种表现。
只谈前一个错误,用前一个错误掩盖后一个错误,不是全面的准确的认识。
当时的历史事实是,只要没有历史问题,不是叛徒、特务,而又所谓能『低头认罪』,写出『认罪书』,就算『改悔』,就可『解放』。最大的最突出的典型莫过于邓小平同志。他是不只一次宣布『低头认罪』、『永不翻案』的。后来呢,全成了『违心的检讨』。『违心』可能是事实。但这正说明这种假检讨是应对『打倒一切』的策略形式,不但不可信,而且处理不好会导致继续革命失败。这就要找出教训。
这不是处理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处理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问题。问题实际并没有解决,让这些人蒙混过关了,结果应了那句老话,『人还在,心不死』。主席一走,尸骨未寒,一起出来夺权,翻案。毫不留情地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这一场反攻倒算,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打倒一切。而且,这次的打倒一切,是不给你『解放』的机会的,而是以法律的形式,置你于死地。毛主席最后请他们『高抬贵手』,他们不但不听,连妻子、侄儿也不放过。
回过头去重新认识文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就必然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盲目『打倒一切』不对,盲目『官复原职』也不对。都不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恰当形式。对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清楚,更没有认识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驾驭这一规律。
经1967年『一月风暴』各省陆续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真正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五位老同志____黑龙江的潘复生、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河南的刘建勋诸同志,除了刘建勋同志后来捱整外,其它四人均很快垮台。说错误,自然有,谁人能没有错误?这不是当时问题的本质。本质是右派借左派的错误和不成熟,搞垮左派。这次不是和基层党组织及党组织操纵的保守派群众斗,这次是和高层的政府、军队里的保守力量斗,这时造反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身的不足充分表现了出来,所谓『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自然不是对手。几位老同志的垮台,实际同时是造反派的垮台。经过全国的这一次新变动,反夺权胜利。
当时(1968年),我们就感慨,全国的实际的阶级关系的状况是,真正造反派掌权的主要就是上海一地。其它地方,政权大多回归保守势力。造反派顶多是陪衬,大部连陪衬也不是。学生头头经分配打发走了, 工人头头没有被清理的,要么受压,要么作宋江。不知主席司令部是怎么看的,作为基层的造反派群众是都感到、看到的。阶级斗争的这一结果,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夺权不但不是造反派的胜利,而且是造反派捱整的开始。随后一轮又一轮的灾难落在了造反派的头上。当时的一个个『战略布署』,都被掌权者接了过去整造反派。多少次各地发生的反复辟、反复旧斗争,几乎都是造反派的挣扎。我是其中的一个当事者,有深切的体会。今天写下这几行字,是远不能反映当年造反派的灾难的。
从文革初造反,随即受到反动路线迫害,在毛主席保护下,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获得翻身,然后冲垮各级党委,及至发展到『一月风暴』,到处夺权。达到造反派最神气的时候。随之打派仗,争权力,到各级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事情起了深刻变化。造反派走向失败。这里面有多少阶级斗争的教训,我说不准,但应该总结却是确定无疑的。从上面而言,抓王关戚等,几乎等于清君侧;从基层而言,五大领袖的下场是全国造反派的代表。说错误,谁没错误,重要的是错误何以会发生,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究竟谁应负责,怎样负责?这些都有待研究。
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实例。早在1968年,我就对文革的『两个错误』有意见,实际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天晚上,在济南解放阁下我和山大造反派头头刘全复同志以及孙良辰同志进行了长时间地辩论。我一是认为对老同志事先打招呼不够,教育不够,而且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当时并不清楚,可是,运动来了全部打倒,不是正确办法。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大家都对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提出,文革原则是对的,阶级斗争是要的,但是,没有党的具体领导不合适,只是斗,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还是要靠制度保证。二是我不赞成运动中发生的残酷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对全国武斗成风,有意见。后来,1975年2月我在惹来灾难的所谓『辅导报告』中,仍然讲过『两个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下层群众的认识。但这样的认识,无法上传,也找不到民主制度保证的表达方式,私下议论都很危险。近十年前,我再次和刘全复讨论。事情反了过来,他强调制度,我强调阶级斗争。我认为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开路,制度无从谈起。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我高明,比主席早说了什么,而是说,当时不是没有一些合理的意见,但是,一是无法上传,二是无人听。这是我们当时感到的最大的苦恼。到1974年北京汇报会,我有机会直接将关于文革的理论意见写成三千字(规定的)的报告给负责汇报会的中央负责同志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并得到中央联络员老陈(纪登奎的秘书)同志的肯定答复,但是,我感到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975年春为了『辅导报告』捱整,一直闹到主席那里,虽说主席的批示保护了我,我的意见是否引起主席重视,至今不知道。文革没有充分展开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和研究,直到1975年才有主席『理论指示』发表。这是文革进行过程中的一大缺陷。不利于培养和发现革命接班人。后来主席对大学生失望,转向挑选工农代表,但是,理论训练和政治训练都太不够。出身不能决定一切,尤其是对领袖来说。当时许多政治是非,都看中央表态、毛主席表态,自己动脑筋太少,真正通过下面的斗争解决问题的更少。毛主席批评『领导高明论』,但是,下面的政治意见无法上传。说是『四大』,但是就我的经历所见,大辩论根本没有充分展开,怎样搞文革,并没有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实际发生的,总是一派压一派,总是『烙烧饼』。从这些指挥不当的不足看,文革发生的错误,并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有可能避免的。如果说注定,我们国情的落后,『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些先天的不足,注定了一切。因而,我不赞成只是指责造反派犯错误,至少,这还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列宁说领导人不仅要对制定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下面执行政策负责。列宁的话有道理。
正因为这样,现在尚健在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有意见,有情绪,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更多的同志一般是能够正确对待主席、对待文革的。要知道,这些同志,自文革中、后期就不断捱整,『没过一天好日子』;文革失败后,更进了监狱,被判重刑,有的被枪毙。现在有的年轻的或不年轻的同志不从这段悲惨的历史实际出发,还对这些受害者(例如蒯大富等同志)提出过份的要求和指责,我以为甚为不当。我不赞成蒯大富的,主要就一条,不该站出来『揭发』春桥同志。搞刘,岂是春桥敢决定的?这谁都明白。老蒯失节,自己蒙羞。但是,就今天这些同志的认识水平而言,一旦他们夺权执政,还会犯相同的历史错误。其态度,其口气,其肤浅,使我感到好像历史在重演。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把文革理想化了。就是一些经历过文革的同志,也没有站在今天的马列毛主义的高度上,重新审视文革,而是因为需要捍卫文革原则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认识没有前进,局限依旧存在。这是现实的,但这是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人能主动否定自己,很难作到。
毛主席最后说,『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那样的』,那么,好的在哪里?迟群、小谢顶住了吗?毛远新、王海容顶住了吗?一群政治局委员、一群工农代表,有一个顶住的吗?就是到现在,他们出来说话了吗?包括那位孙子,提过爷爷的路线被出卖了吗?一片胡涂,令人辛酸。所以不要苛求。只有象王洪文等那样的人,在那样的位置上,面对那样的情况,那样去做,才是准确意义上的叛徒。他是要拿出卖主席路线,出卖文革,出卖江青、春桥同志的生命,换取自己的一条狗命。
悲剧已经过去,已经进入历史。评价过去的人和事的目的和价值,主要还应该放在总结教训上。
当时,毛主席处在两难之中。林彪不听劝告,分道扬镳,摔死外蒙,此事引起极大震动。陈毅同志追悼会,可谓哭死人压活人。主席承受的压力极大。后来不参加追悼会,绝非身体原因。『打倒一切』的错误,必须纠正。而另一方面,主席也看到这种政治情绪的方向是右倾的,是危险的。毛主席说江青不懂事,就是不懂这个事,不懂情况已经很困难。主席这时的想法是调整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守,小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来的。主席特别明确说,是『剑英同志建议』的。话里有话。主席当时在中央会议上不只一次说,要三打祝家庄。刘林已是两打,显然也是话里有话。我不是今天这样看,是当时,我们山大的几位同志就是这样体会主席布署的,议论过不只一次,准备『三打』。叫小平出来,不是阴谋,是阳谋,一是正确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是有再次较量、欲擒故纵的意思。这不是对个人,是对特权阶级。
然而,这一仗,打得更为勉强。说『翻案不得人心』,实际是批邓不得人心。毛主席已经没有66年那样的豪气,最后只好请老同志『高抬贵手』。批评江青的那些话,最后说弄不好血雨腥风,都是对江青、对造反的青年人不放心,是爱护,只是护不了了。
文革中,毛主席有一段正式公布的讲话,大意是说文革这个仗不好打,不像革命战争,秋风扫落叶,现在是矛盾性质复杂, 不容易看清楚,这个仗难打。老人家的话是反映的历史真实,这次指挥是有点力不从心,自己也感到不清楚,不满意。这个感觉也是从老同志到我们能思考的群众的共同感觉。
这是一个难题。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但这些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能打倒,不能伤害。参加陈毅追悼会,是一个表态,看贺龙平反材料,泪留满面,是一种内疚的心情。可是,又不能听任错误思潮和路线泛滥,不能停止革命,主席遇到了难题,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难题。
这个难题,没有解好。没有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说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但是,阶级队伍没有组织好,阶级关系没有合理变动。不但没有变动,因为『打倒一切』,惹脑了特权阶级。反攻倒算,势在必行。而且,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就是不打倒一切,只要你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特权阶级就要反对。为什么?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是阶级利益决定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预见到反攻倒算的可能,批评他们把『气发到多数人身上』。可是,没有找到办法防止,没有组织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去应对。正是因为存在这个道理,揭、批、查,算造反派的账,打击报复,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既然是阶级斗争,失败了,就必然受惩罚,历来如此。其实,个人灾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人民的阶级的灾难。毛主席让步了,但是,修正主义不仅没有让步,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一直把中国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重要的现在应该研究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特别是党内的阶级斗争,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难题到底怎样才能破解。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同志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且,要剥夺剥夺者,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必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到底应该怎样搞呢?
一是怎样解决政权问题。不能『打倒一切』,但是,有没有政权问题呢?如果没有,那为什么炮打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发生夺权?如果有,怎样体现夺回被篡夺的那部份权力。那个老、中、青三结合,那个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是一个试验,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成功,最后,实际体现了夺权的失效、失败。组织一个新的有马列毛主义水平的领导班子,从走资派政权,转变为走社派政权,并要有新的保护这个政权的措施,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们当时亲身感受到的,现在也不难从理论上解释,一句话,落后的国情制约着一切。1975年6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请叶帅吟诵了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后,感慨地说:『当今惜无孙仲谋』。什么意思呢?没有好的理想的接班人啊!这不仅是指中央,也包括地方,难于组建一级级真懂马列的政权班子、领导班子。『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一个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制约着现实斗争,制约着无产阶级职掌政权的可能和水平。就是现在,这何尝不依然是个难题?热爱、崇敬毛主席的人何止亿万,但是,真正深通毛主席思想的有几人?有位同志这两天还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马列毛主义是一门大学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并不比自然科学容易掌握。
文革不仅没有真正解决政权问题,更没有解决特权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关系。打倒资产阶级要剥夺,打倒特权阶级,走资派,要不要剥夺?要不要解决特权问题?如果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思想大批判,只是文化(狭义的)革命,只是触及灵魂,那是对革命的曲解。革命的深刻意义,从来是政治大革命,从来是和社会制度根本变动联系在一起的。
怎样正确认识、驾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规律,怎样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到今天还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破解,就是发动象文革这样的反修运动,也无法阻挡修正主义上台。足见,我们还要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探讨。这不是几句简单的口号或几句颂扬毛主席的话就能解决问题的。
三 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要有科学理论作基石。<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是这样的基石。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是什么?
这是贯穿文革十年,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一思考过程,是艰难的,但确也在步步深入、步步发展。有文革经历的同志对此深有体会。
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种思潮。把整个干部队伍看成是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把整个国家机器说成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提出阶级关系变动论。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有着广范的影响。好几个年轻人,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还有工人,不约而同地写出<特权论>,提出『阶级关系变动论』,『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把总理视为『最大的保皇派』,等等,议论不少。这虽然是『极左派』的极『左』思潮,但又是现实在人们头脑里的一种曲折反映。主席是不赞成的。67年初,针对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潮,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说彻底改善,讲部份改善,可以。』全国各地都有这样一些代表人物,有名的几位代表人物,后来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大多活动在海外。我们山大也有这样一位学生,被抓捕,判重刑。因为我们读过、传阅过其所写<极左派万岁>一文,虽然在小册子上写了批判的批语,也还是受到株连。
就是今天重新评价这段历史,极左派的观点还是不对的。不能整个否定了建国后的17年的国家机器的性质,也不能把整个干部队伍定性为官僚资产阶级。但是,极左派看到制度上的弊端,这在现实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从制度、从阶级看问题,也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错误在于对整个矛盾性质的判断。就是今天,有的同志在判断建国后的社会性质时,依然存在这样的错误倾向。我们有文革这段经历,是注意和这样的思潮划清界线的。
毛主席和他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就没看到、没研究这些问题吗?不是。毛主席74年的『理论指示』和76年的『重要指示』,都是说的、研究的这些问题。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基础、制度有弊端。大官的特权的问题提了出来。正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才会有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反感,要走资。这就造成,政权不稳固,变修有可能。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找到了原因,找到了根据。这些,远比极左派深刻、准确。我本人1975年2月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可以看作是当年造反派认识这一问题的代表作。
最近,周泉缨先生在到处贩卖他的新佛学理论的同时,又在宣传他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并把周总理和自己列为他提出的三派当中的知识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周先生是不懂、不尊重马列毛的,但却敢于把自己放在马列毛之上,现在是越发荒唐了。无论当时和现在,他和五大领袖一样,没有认真读过马列,自然也不懂马列,谈文革从来没有说在点子上。他对总理的分析根本文不对题。主席对总理有深刻的认识。斯诺有所评论,很是中肯。我是66年从他的英文原著中知道的,对毛、刘、周的思想和派别有独到的分析,这些分析,比66年北京出现的对中央派别的分析更深刻而准确。
就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而言,主席思考问题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成果是马列毛主义的,是唯物史观的。但是,这不等于对继续革命理论认识的结束。文革演习的失败,中国、苏东的变色,充分说明,怎样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才能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怎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我们还有认识的局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还要发展。进行这样的理论探讨的意义,绝不低于对继续革命理论的正面肯定和颂扬,甚至更是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要知道,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走出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发现,带来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这是由一整套系统的革命理论、策略构成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道路也必然要有这样的理论、策略配套。毛主席做了伟大的开创工作,也留下了下一代理所当然要承担的历史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发展新的认识的可能。
事实上,近年来,大家对已经基本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探讨,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入,我个人也进行了我的独自的研究。现在可以清楚看到,不管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还是因为执政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或者是二者结合起来造成的局限,我们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其中最主要的弊端是政治体制没有真正完全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巴黎公社原则,带上了严重的专制缺陷____一种落后的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都不如的封建性的政治形态。这个弊端,虽说不是整体的根本的,尤其当政权掌握在在马列毛主义者手里的时候,并不能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性质,但是,它毕竟是产生特权,产生修正主义的现实基础。基于此,我说过,资本剩余价值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专制特权论,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毛主席的『大官』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毛主席说的『部份改善』论的基础也在这里。
从方法上说, 列宁已经对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做过这样的分析。 列宁不只一次指出过欧洲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是来自工人贵族。列宁深刻揭示了工人贵族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人运动的上层人物,有可能在其政治活动中,得到资产阶级为了收买他们而给予的一点残羹剩饭,使他们得到一些个人的名和利。
如果说,那还只是一点小恩小惠的话,那么,在职掌政权后,专制保护下的特权,就是个人的大恩大惠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基础。在利益面前,信仰被抛弃。在部份人眼里,入党,是为了利益,做官,更是为了利益。人人都鄙薄巴结领导,往上爬,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太多的人不愿失去这样的机会。利益高于耻辱。修正主义的雄厚的阶级基础和难于推倒的力量,来源于此。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还是在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只是,在特定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经济关系是由专制的政治关系反作用决定的,并受到这种政治关系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我初步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和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应该是有效的。区别是在,有无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并因而在事情的性质、量和质的关系,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原则的运用等等问题上,有区别,有界线。但是,抛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肯定是不对的,继续革命,在其要革命的问题上,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则。
这样的革命,同样必须在共产党的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形式可以研究,但是,历史证明靠群众组织、靠战斗队不行。毛主席最后自己也否定了这一斗争形式。革命的主观力量必须在完备的理论策略武装下,组织起来,然后去战斗。
一是要夺权,要炮打司令部,重建那部份被篡夺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在这个前提下,要变动制度,变动基础,革除特权阶层、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必然涉及制度的变动和改革。
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又是统一的。
文革最后也没有落实好这两条。
政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国的中央的政权,特别是党的领导权,放在了华国锋的手里,『老实人』大不老实。一群选进中央政治局的工农代表,没有经过严峻的政治斗争的锻炼,不具备把握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能力,也没有赋予他们监督、制约党的最高领导的权力,最后被右派轻而易举地清除。
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端,帮了右派的忙。八三四一部队能够随意调动,能够抓捕政治局委员、常委,这留下了政治体制上的党和枪的关系的深刻教训。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其它的问题还很多,很严重。毛主席说修正主义统治是法西斯统治,有体制上的原因,是体制上的弊端造成的。林彪大谈政变经,搞政变,也是看准了体制的弱点,只是他不是毛主席的对手而已。看一下三十年来的现实,这种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弊端真是太多太严重了,甚至可以说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都不如。
至于整个制度、体制,更没有多少变动,专制依然存在,特权依然存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特权集团依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依然是个有力量有地位的阶级,这使他们有可能十分方便地夺取政权,重建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下层人民群众却蒙在鼓里。
可见,文革失败决非偶然。
炮打司令部,没有解决问题。打掉了又可以重建。而且,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修正主义的司令部,还有了传承的方式。足见,司令部毕竟是司令部,它不过是阶级的代表,是社会基础的集中体现。只搞上层建筑,不挖基础,不能解决不断孳生的问题。这就象当权者为腐败苦恼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是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也是对的,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科学的,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克敌制胜,这在理论上,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还有待创造。
这些话可能是接着毛主席的『近乎黑话』继续说黑话,可能引起高度评价文革伟大历史意义的同志的不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或错误,是有力量的表现。请同志们想一想,一个『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的运动,一个倾刻失败的运动,总不能没有可以总结的教训吧。我想,敌视和爱护的界线,同志们应该是清楚的。
四 反修如果不彻底 防修必然不到位
从文革的实践和文革的指导文件<5。16通知>和<十六条>来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揪出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都是围绕这一重点展开的。继续革命,就是革走资派的命。最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还是贯彻了这一思想。
今天,面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许多同志赞成重新提出『炮打司令部』,这是文革思想原则的再版或新版。这反映了文革的深远影响,体现了文革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搞过文革和没搞过文革是不一样的。这场认真的演习,有其伟大的价值。
但是,文革的失败,苏东的剧变,中国的剧变,推进了我们的认识。至少使我们痛感反修斗争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斗争,整个历史条件决定了坚持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相当强大的历史背景。面对这样一场长期的必然的阶级斗争,面对这样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仅仅提出整党内走资派,还是不够的。继续革命的任务和策略,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文革是一场炮打。这个炮打,从现象上来看,主要表现为揪人,揪出走资派。实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要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这在理论上、方向上应该说是正确的,是反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但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靠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也是一场反对特权集团、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难道就没有制度更替的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之一,就是10。6政变。这个政变证明,尽管刚刚搞了文革,可是,并没有建立起防止右派发动政变、导致修正主义上台的有效制度。这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存在在文革之中。恰恰是经历了文革之后,反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你可以那样作,他就可以这样做。不但没有加强防修的机制,反而更显得脆弱。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惩罚。
根据之二,也是主要的,就是特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不仅老的走资派得以复活,新的走资派更得以产生。这是对『打倒一切』的惩罚,也是对揪人战法的惩罚。走资派主要不是世界观问题,更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一种阶级的现象,它的基础在社会制度。进行阶级斗争,哪能靠揪人?现在的反贪和反腐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反贪、反腐的力度不断加大,贪污、腐败的问题也不断加大。这就象封建王朝,没有不提倡清官、反对贪官的,但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吏治清明。制度、基础使然。正是因为基础、制度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在炮打之外,所以不但会发生政变,而且政变后,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很容易。
反修一是没有在防止修正主义篡权的制度上下功夫,二是没有在防止修正主义、特权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制度上下功夫,只满足于揪人,满足于一般的理论批判,在脱离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的斗争的组织形式、斗争的方式方法不恰当,也不可能恰当,走向『打倒一切』,走向无政府主义,在所难免,这样的反修是不能达到预期的防修的目的的。历史已经做了检验。
不能割裂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有的同志对此不理解。以为还没打败敌人,何谈制度建设?这是误解。破和立是辩证统一的。破字当头,破中有立,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和立辩证统一,破什么和立什么辩证统一,这个一般辩证法的道理,完全适合反修和防修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和制度建设辩证统一。例证之一就是巴黎公社。
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这可能吗。不可能。一是没有这样的体制,保证地方有可能造反。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得净光。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特权制度下,地方官僚和中央官僚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方官僚怎么会造中央的反,他们更关心的是向上爬。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做了基本的奠定性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伟大内容。文革则是这一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会是一次完成、一次完善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曲折的,继续革命的道路也同样是曲折的,不然不合历史规律。我们提倡学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这个学习,如果不和发展着的实践结合起来,活学活用,有所发现,有所发展,那只能是僵死的教条主义的学习。这正是毛主席反对的。
理论不正确,斗争就不得法。我看我们毛派现在的斗争,有时就显得缺少总纲,缺少路线,缺少策略,表现得有些杂乱无章。今天看到出了这个问题,大家一哄而上,批一顿,明天看到又出了那个问题,大家又一哄而上,再批一顿。且不说这很少能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目的,就算小有成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大家知道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只有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个道理,对反修斗争也适用。党要有纲领,有最高纲领,也有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指导眼前斗争的总策略。反修具有同样的道理。我所以提出反修到底应该反什么,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在哪里,就是希望我们毛派在进行当前的斗争中,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切实可行的纲领,从而把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沿着正确的斗争大方向,推进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坚实地向前发展。
五 当前反修的基本任务和策略
同志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策略是否合适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想到了中国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66年左右,他多次这样说过,有这样的预见,76年更有这样的担心,连『血雨腥风』也说出来了,而事实大体如是。
继续革命失败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再一次验证了列宁的思想,从一个落后国家,要想转变到社会主义国家,难度不一般。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此话确有深刻的历史内容。何以很容易,何以不容易,不是偶然的,只有深刻解剖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才能彻底明白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从物质的前提,到人的前提,我们在中国到处会感到『落后』二字的历史局限。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尚难成功,失去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统治下的革命,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一个根本的条件差别,就是修正主义专制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决定着其它的一切。
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一斗争的一般原则,我们的探讨从我们面对的中国的实际出发。
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中国变颜色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苏联、东欧诸修正主义统治的假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说法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特殊,是因为这不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而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特权阶级统治下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更为反动更为落后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在这个社会里,主要的阶级矛盾是以修正主义特权阶级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矛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政权落在了修正主义者手里,实行的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说,是以三十年来发生的残酷的劳动人民的血泪为根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复存在。在这里情况下,简单照搬继续革命的原则,简单照搬文革的经验,是不符合现实实际的。现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修斗争,不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反对以修正主义特权阶级____走资阶级____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如果说这是反修斗争,那这也是以反对执政的修正主义特权阶级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质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毛主席在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政治大革命时说过,『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今天的斗争的实质,更充分证明毛主席论断的正确。我们面对的敌人,正是当年的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继续____不过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而已。正象当年的走资派,没有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我们不是和共产党斗,恰恰相反,『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前提,面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把斗争纲领规定为『救党保国』,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党,已经蜕变成了修正主义党,这个国家机器,已经蜕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提『救党保国』呢?这就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早已蜕变的社会民主党执政,你一方面高叫要『革命』,另一方面却说『革命』的办法就是要『救党』,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的疯话吗?
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我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进行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历史任务不可能用『救党保国』去解决。这个口号很有一点当年康梁保皇的味道,但康梁是坦承自己保皇的。而现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人,却要以革命者标榜自己。这就大有欺人之嫌了。
我们毛派是最为痛心党的变色的。我们实际是在挽救党。因为如果说『救党』,唯一的正确途径,只能是革命。党要想新生,只能是通过革修正主义路线的命才能实现。我们可以寄大希望于党内要革命的同志,包括高层领导同志,但是,这种希望应该是、也只能是希望他们站出来参加革修正主义路线命的斗争,而不是盲目吹捧,以为给他们戴上『社改派』的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社改派没有立足之地。就是薄熙来同志,也只能是在不触及根本路线的情况下,坚持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就这样,已经议论纷纷,非扑灭不可了。所以,离开基本的阶级斗争的事实,离开路线斗争的事实,说救党,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弄不好,只能起欺骗作用。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支持、帮助和促进,是反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理解为唯一方面,更不能主要寄希望于此,而应该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少作工作,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很好的意见通过上书反映给了党中央,但是,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本人就有深切体会。面对苏东的败局,面对中国的乱局,一些高层领导同志至今还是看不到到了必须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还在那里靠镇压吃饭,真是平庸极了。
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为什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就是要革命嘛。这种革命可不是写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能成功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还要物质力量来摧毁。群众运动就是最强大的物质力量。革命就是最权威的历史杠杆。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残酷证明,在修正主义已经占取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专政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家机器掌握在修正主义统治者手里,整个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求解放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勇敢地组织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革命的基本性质和原则上来说,和资本主义条件下要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不同。因而,巴黎公社以来的马列毛导师总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原则和经验都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这绝不是空虚的『救党保国』废话所能代替的。
但是,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修正主义统治。这和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斗争至少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修正主义有极大的欺骗性。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而实际掩盖着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专政。口号之一就是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反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批判,就是从理论上揭露修正主义对马列毛主义的阉割,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斗争。
另一方面,正因为修正主义毕竟不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甚至是『真诚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合法地利用马列毛主义去展开斗争。并且,在历史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坚决支持党内的革命同志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回归马列毛主义路线,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历史机遇,争取实现历史以最有利于人民的形式转变。当然,已往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不取决于我们一方。
修正主义的要害在哪里,我们就应该从哪里突破。针对修正主义的要害是专制,针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在进行斗争面临的实际阻力,我认为<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得民主』,依然是我们的有效的策略口号。这是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经验。这个历史任务现在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我们目前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争取民主权力。再具体说,就是要切实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无产阶级需要民主,以便广泛参与政治;无产阶级需要政党,以便具有参予政治的工具。
有了这两条,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就能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斗争,说话才有机会,说了才有人听,不听,自有不听的进一步的办法,这才有最终实现路线转变、政权转变的可能。
正因为这是当前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策略,所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打手,总是反对我们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我们要无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歪曲说我们要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维护无产阶级宪法、宪政,他们歪曲说我们要资产阶级宪法、宪政。他们从来不讲争取民主权力的当前的革命意义,只是喜欢挥舞假、大、空的极『左』棍子。这种人的险恶用心,大家必须识破,一是从理论上识破,揭露他们脱离实际运动的奇谈怪论和左右摇摆的投机;二是看实践,揭露他们脱离实际运动,不干一点正事,只是在毛派队伍中制造乱的劣迹。他们诬陷别人搞『左右合流』,其实他们正在实行货真价实的『左右合流』。最近有比较充分的暴露,因而也为一切真正要革命的同志所不齿。
修正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并没有本质不同。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领导我们参加反修斗争的文革、并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理论遗产,这是我们今天能够从事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坚实基础。苏东没有这个条件,苏东在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时候,没有进行充分地抵抗。我们则不同,反抗始终没有停止,斗争不断在发展,最后的谁胜谁负,还在角逐之中。
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伟大事业,劳动人民的最后解放是有把握的。但是,历史从来没有笔直的道路可走,付出代价,流血牺牲,是历史注定的要求。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我们曾经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张思德、董存瑞,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回政权,如果历史无法平稳转折,我们依然不惜再次贡献出我们的张思德、董存瑞。
勇敢、勇敢、再勇敢,是革命不可动摇的信条。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把被修正主义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2011。5。16 于德国美因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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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形式上不具有阶级性,但具体的每个言论和活动内容,具有阶级性!
无产阶级不应该拒绝民主自由的具体形式,而应该争取。无产阶级拒绝的是哪些以自由民主的形式搞私有化反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反法西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和抗拒共产主义思想改造的具体内容!
没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革命意志革命组织就不可能大规模大面积地建立起来!暴力革命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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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一次文革在具体的活动中有失误。但不能说是失败了。否则,就很难解释至今反动派样害怕文革。
为消灭私有制,建立新新中国,自觉做一名普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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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先生既然要求让大家讨论,那么,本二麻子就有一个问题请教项观奇先生。一个推销宪政民主的网名叫小李文采的人说,项观奇把马恩全集不只通读了一遍,很多人都把你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说明项先生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和现实等问题。那么请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原理分析以下你这篇光辉著作中的一个概念:修正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先生是基于哪些材料或者依据得来的,哪些人、政治集团或组织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具体修正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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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先生是基于哪些材料或者依据得来的,哪些人、政治集团或组织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具体修正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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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支持二麻子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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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每7-8年要来一次。
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很怕文革,劳动人民经过改开30多年的复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革,无产阶级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文革不能说失败,只能说受到了挫折,文革还会继续!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搞共产主义革命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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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没有失败。1976年文革受到沉重打击1976----1989疗伤,1990----2010集结。2011重整旗鼓---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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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怪怪的,有纪念失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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