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在底层的血泪，沉而未发的火山——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思考 [复制链接]

流在底层的血泪，沉而未发的火山——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思考

作者：风之谷书院        点击数：727               更新时间：2011-6-18    
　　

30岁王福林是贵州（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一位农民，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父亲的医疗费，准备到2000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实巴交、战战兢兢的王福林经历了小偷的抢劫、警察的嘲笑。当两天之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的时候，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盘缠也被当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　20米　高的巨幅广告的支架上——这是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准备的广告牌。面对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着想唤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听到的是罗马斗兽场般的兴奋尖叫：“跳，跳！”，“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王福林真的跳下来，摔断了肋骨和髋骨。带着惨痛的记忆结束了他的城市之梦。与那位北京的农民工陈荣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却更能代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很多知识精英还在天真地认为，所谓城乡壁垒已经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壁垒，只要破除旧体制，顺便把建立这一体制的毛泽东骂上几句就可以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幸福生活。事实上，不是旧体制，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价，毫无着落的就业机会，远在天边的教育及医疗保障，不断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已经悄然挖出的鸿沟像一道更加坚实的围墙将农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　　

民间日常用语往往比学术概念更能传达事物的本质信息，“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社会学含义的日常用语。中国社会学家　孙立平　先生对这个词语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释。他说，“农民工”这个词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职业和身份的混合物。“农民”是他们的身份，“工”代表他们的职业。显然，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贬义的称谓，其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管“农民工”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低贱的“农民”。中国城市对农村移民的歧视在这个充满蔑视的命名中就开始了。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规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农民工”这个名词却沿用至今。距离的接近不仅没有销蚀隔阂，相反却赋予这个名词以更加具体的含义。现在，“农民工”这个词已经更多的与愚昧、狡诈、犯罪联系在一起。至多，他们只是供人们怜悯的对象。江苏省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法官在总结她的一次调查时充满敌意的说，在她调查的地区中80％的犯罪纪录都与“外来人口”有关。她所指控的“外来人口”显然就是“农民工”。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是与另外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民在中国城市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更体现在行政当局的制度性排斥中。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在一次规格非常高的户籍改革讨论会议上，当某省主管官员提出他的户籍改革方案时，他遭到了中国几个最大城市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中国城市领导人的意识如此，体现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视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会工作者喜欢将这种排斥称为“集体排他”，但在中国称它为“制度排他”可能更为准确。这种制度排他与中国城市人口的“个体排他”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对外来农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这种排斥有时候是以惨无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　　

对中国农民工一份调查显示：改革之后，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再次外出务工的比例反而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少约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时期，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外出务工的这个比率高2.3倍。对这个调查，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个结论则可以肯定，农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显著改善。许多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态度调查也证实，进城农民工返乡的意愿相当强烈。这说明，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与他们在落后乡村中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不远。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人生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决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终点。他们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缘的纽带构筑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从农村到城市，只是从底层的一端走到了底层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动渠道。在遍观北京农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位作家愤然写道：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这位作家的观察是准确的。他暴露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城市，农民工受到的不仅仅是歧视，而经常是一种赤裸裸的虐待。在春运拥挤的列车上，在市容纠察取缔街头摊贩的行动中，不由分说地使用暴力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为已经为我么你所司空见惯。“习惯性暴力”虽然远远不止于落在农民工头上，但尤以农民工为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期望他们回报城市以勤奋、诚实，变成守法的公民吗？如果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必然要到来的新成员，那么，中国就只能永远是农民的国度。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中国农民的要求歧视非常简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不过，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在意识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农村民移进入城市的唯一障碍，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中国农民都会凭借他们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挤入城市。哪怕是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厂”打工。所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中国城市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看不到希望。　　

虽然中国的GDP制造机仍然在高速运转，但年年攀高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为中国的GDP奇迹投下了极不协调的阴影。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难用常理看待的经济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　　

事实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人口被迫向农村转移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将这种人口逆向迁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期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而迫使年轻人离开城市的一项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挂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但其本质原因却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危机使然。不过，在失业情况如此严峻的今天，中国经济即便没有危机，哪怕只是轻微的放慢增长，都可能引发类似人口排出现象。当然，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乡”，而是一大批人彻底的沦入生存底线之下，而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这批新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他们既无“山”可上，也无“乡”可下。因为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不断膨胀（有统计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间，大陆占用耕地面积将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万亩，由此导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七千八百万人），中国今日农村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已经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一份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村移民中，不会、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无法务农者的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群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边缘人，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塔吊，正是这个阶级的尴尬处境的最佳隐喻。一旦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职业保障，他们就将变成中国历史上标准意义上的“流民”。所谓流民，即是指那些无法顺利出卖身体的人，而当身体都无法出卖的时候，身体就可能变成暴力的资本。看看中国那些争先恐后的卖血者，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工与流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场不起眼的经济停滞就可以促成这种身份的彻底转换。而在我们看来，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停滞和衰退。　　

在今天，这种停滞和衰退已经接近成为现实，有没有想过，曾经是那么温顺的农民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此观之，一支历史上最大的流民队伍已经在当代中国昏睡的意识之外悄然成型。这支流民队伍的规模已经占到中国现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亿/4.5亿），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候补人员。如此巨大的流民规模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支令人胆寒的摧毁力量。　　

中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身体吃饭，其待遇和职业稳定性都相当差，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新华社记者从2003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115天中，这位26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11次工作，有60天处于失业状态。应得工钱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415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有37％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然而，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远远不能描绘这位现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艰难，其生存状态远远超出我们理论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盛世中看不见的“悲惨世界”。　　

专门研究中国企业情况的汉学家高家龙曾经为我们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厂的生活情况。在日资的内外棉纱厂，工人们可以获得廉价的住房，虽然七到八人同住一间，但租金非常低廉，仅仅相当于月工资的1/50，这些工人的集体宿舍有电灯、自来水、厨房。不仅如此，内外棉纱厂还“为工人支付于工作相关的工伤或疾病的医疗费用。”相较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红平的遭遇让我们恍若隔世。　　

虽然我们没有更加准确的数据描述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但彭红平的故事却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处境。在2003年10月中国国务院的新闻招待会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透露：“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由于被拖欠薪水而被饿昏的悲惨报道也时有所闻。这些广泛的报道和证据表明，中国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国农民工就是这些血汗行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无论这些血汗行业在经济上多么“合理”，它都是对社会人道底线的尖锐挑战。最为关键的是，它对中国的脆弱的社会稳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这无异于说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沉浮于生存线上。跨越一步，他们就无法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都是以地缘的纽带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给了他们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最后庇护。但谁也不能保证，如果情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现在还在起到稳定作用的“共同体”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犯罪集团。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张君案，就是这个可能发展的一个具体例证。事实上，那些失去了地缘共同体庇护的民工中的“散兵游勇”们早就成为了城乡犯罪的主体。无庸讳言，这些犯罪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如果将一个人为了吃饱饭而去偷窃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这将会把我们置于相当痛苦的伦理困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是底层反抗比较高级的形式。由于有组织的，公开的政治反抗行动风险巨大，底层社会对秩序的反抗一般会采取风险较小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等等。与有纲领的、正式的反抗相比，这种反抗是潜在的、个体性的、随意的，避免了高昂组织成本，所以被称为“隐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国民工“跳楼秀”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隐藏的文本”。“隐藏的文本”是一种不容易被观察到的反抗形式，虽然它可能对社会秩序的效率构成重大伤害，但却很难被当局视为一种对政权具体的威胁。当局的这种懈怠和错觉很可能为底层反抗的进一步组织化发展提供机遇和时间。显然，中国农民工中越来越普遍的个人和有组织的犯罪正在超越“隐藏文本”的初级形式。有许多社会学调查都显示，中国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但对现状却有比他们父辈更加强烈的不满。他们中间的未婚比率相当高，因而家庭对他们的传统约束力很小。这为农民工进一步的组织性抗争贮备了情绪和人员基础。如果有精英加入领导和组织，就足够构成一种强大的挑战力量。依当代中国精英们的傲慢眼光观察，中国农民工群体中没有精英，因而不足为惧。但他们不该忘记，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这个群体中就出现过毛泽东这样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孙志刚不过是这种精英一张模糊的面孔而已。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底层革命特别频繁的国家，近有毛泽东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远则有无数的底层造反运动和王朝更替。这应该使我们对底层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2003年年末发生在孟子故乡山东邹城市的一起骚乱事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　，山东邹城市城管队在追打一名卖油饼的小贩时候，当场将这位小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愤怒的市民冲击市政府和市委，并冲入办公楼将许多办公用品砸碎。　　

虽然我们不妨以最恶的心态来揣测中国的城管以及其他执法人员，但碾死小贩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然而，当一个意外事件变成引发一场骚乱的原因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群中早已经储备了相当强烈的情绪。“意外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只是一个证明骚乱合法性的理由，是一个“号召”骚乱的信号。这种“借题发挥”的技术，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在社会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群体性骚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毕竟这种方式隐含着对参与者的巨大风险。所以骚乱其实并不仅仅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指向“整体”解决的一种集体行动。在邹城事件中，这种集体行动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个无辜丧生的小贩为象征物的下层阶级。一个集体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够立即引发一场集体行动，说明这个集体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的经验以及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都自我认同为“城市中的农村人”。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自我认同度比传统产业工人的还要高，其群体边界也更加清晰。他们甚至通过衣着就能一眼识别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这个集体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自觉”。这种“自觉”也同样在邹城骚乱事件具体指向中呈现出来。骚乱人群不是直接去殴打城管队员或冲击城管队泄愤，而是直接冲击市政府。这个举动表明，骚乱人群已经将这个小贩的意外惨死看作了“故意”和“系统”迫害的一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实施这种“系统迫害和压迫”的政权本身。在骚乱者眼中，城管队只是另外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象征物。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界限已经泾渭分明。在近几年的报道中，发生在中国城市中类似邹城这样的“意外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有力的提示我们，所谓“意外事件”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而系统”的叙事。而这个历史性“叙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个无辜惨死的小贩所象征着的农民工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联结着两个与自己面貌酷似的群体——农民和越来越壮大的城市边缘群体。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更大规模的底层运动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基础的群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能被积极和理性的组织起来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成为某种临时聚集起来的横冲直撞的破坏性力量？一壶持续升温的水总是要开的，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