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的生态危机
令狐冲
下面重点列举一些今年的生态灾难，并附录一些历史的资料，作为资改派制造生态灾难的证据。
自2011年4月份以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94.5%地区先后遭受干旱。国家防办统计显示，截至5月29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044亿亩。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旱情较为严重。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耕地受旱面积为4535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43.4%。5省有329万人、9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分别占全国的50.6%和24%。
而进入六月以来，南方不少省市遭遇旱涝急转，近期多地发生洪灾！据中国之声报道四场连续强降雨致使钱塘江干流中上游发生特大洪水，浙江兰溪段的群众遭受严重损失，13万人口被迫转移，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30亿元。
http://url.cn/0GxkOn南方地区遭遇持续特大暴雨，导致下跌态势中的部分蔬#菜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反弹；价格高企的生猪市场“雪上加霜”，猪价回落时间或将延迟；
新华网贵阳2011年６月６日电（记者周芙蓉）贵州省望谟县５日８时至６日８时出现持续特大暴雨，记者从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望谟县境内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县城被淹，一度停电停水，７个乡镇通讯中断。截至６日２０时，已有９人死亡，１３人失踪。
6月10日傍晚8时左右，特大暴雨夜袭江城 街头积水有1米多深。芜湖市消防支队龙山中队接到支队指挥中心报警称：位于凤鸣湖路龙山隧道口发生水灾，有数辆车和人员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命令后，中队立即出动1辆抢险救援车、7名官兵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2011年06月21日讯 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临江镇逾百名血铅中毒儿童，因当地政府拒绝再为患者治疗，引发村民强烈不满，上千村民堵路维权，当局派出数百防暴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有数十村民被打伤住院，其中一村民受重伤。
中海油渤海一油田漏油 规模及影响暂无法得知
http://ganzhi.china.com.cn/news/env/2011-07/01/content_22896956.htm 2011年6月30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这是中海油与美国康菲公司的合作项目。康菲公司负责宣传的人士表示，康菲的确是作业方，但漏油情况以及处理情况目前无法回答。
评论：资改派上台三十年来，实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肥水快流，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政策，在片面发展GDP的同时，对我国十几亿百姓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无情的审判，那些始作俑者，必然难逃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命运。
环保事件中“出走的乡村”
刘洪波
贵州桐梓发生氯气超排事故，放倒周边学生、居民百余名。6月24日，涉事企业遵宝钛业有限公司当众道歉。
在环保事件中，这只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所以关注者不会多。血铅超标、化工厂泄漏，尾矿坝坍塌、废水排放、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听得越来越多，有时居民惊恐而逃，有时市场抢水一空，一个发生在桐梓的氯气超排事故，只是“放倒”一些偏僻之地的人们而未有死亡，当然难以成为传播的亮点。
事故的发生地，实在是偏远之地中的偏远之地。贵州省桐梓县楚米镇元田村，这就是遵宝钛业有限公司的万吨海绵钛项目所在地。根据资料，这个项目总投资10亿元，建成投产后年销售收入10亿-20亿元，利税2亿-4亿元。真是可观的利润，只是，我们不知道除了带来氯气超排这样的环境事故，它还能为原有居民带去什么。按照一般的规律，这样的大型项目并不会使原有居民得享利益，而带给他们的后果则不只是环保事故而已。
6月20日的《三联生活周刊》载有《出走的乡村》的报道。广西贺州市黄田镇东水村的牛车地村组，紧邻着平桂钛白粉厂。在这里，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身染癌症而死亡，夫妻癌、父子癌、母女癌、兄弟癌，一家几口死亡也不稀奇；水源污染、土地污染、废气污染、废渣污染、噪声污染，逼使村民从村庄出走。
实在地说，这不是出走，而是逃离。村民被迫逃离了故乡，世代所有的山川水土已不再能承载基本的生存。
平桂钛白粉厂是国有企业，网上可以查知，它隶属于平桂飞碟公司，这家公司是出口生产基地、拥有“重合同守信用”和“消费者信得过”等企业称号。这可以证明工商制度下，对一个企业的衡量采用着怎样的标准，企业内部是产值和利润，它通过税收与政府产生关联，由银行借贷评定信贷等级，因为产品需要出售而必须“消费者信得过”。这就是一个企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企业位于何处，它与当地人、当地环境的关系，并不重要。所以，哈药一边大做广告，一边在企业所在地污染环境，制造出居民出门必戴口罩的“工厂化民俗”，是可以的。像平桂钛白粉厂这样，使周边居民“要么患癌，要么逃离”，也是可以的。
企业在驻在地不是还有产生就业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么？是的，应该是这样，但也未必。例如平桂钛白粉厂，没有招收过牛车地的村民做工人，刚开始或许村民曾因工厂生活区的设立而得以做些小生意，后来工厂生活区就全部迁走了。工人每天坐车上班，上完班回城，据说不是怕污染，而是要改善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
工厂征收土地，每亩出价80元。废水毒死了鱼虾和水牛，“按价赔偿”。污染的土壤不再能生长庄稼，也可以作价补偿。当然，都得经历上访、谈判等过程。至于村民中不断出现的癌症，甚至无法确定与企业污染的关系，只能自认倒霉。若要形成村民患癌是否与环境污染有关的证据链，至少需要几十万元的经费，没有人会拿出来。而村民如果与工厂有所冲突，警察会迅速到场排除。环保部门的监测，证明企业排放均符合标准。因此，村民的离开甚至比逃离更加无奈，他们是被工厂、权力联手逐出了故土。
这里，我们看到了工商制度与村社生活之间的剥夺关系。围绕着工厂，产生了一系列衡量指标，产值、利润、税收、信贷等级、市场信誉等，而工厂与环境、工厂与驻在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忽视。
很多工厂在乡村建设起来，而且历史地看，所有的工厂都建立在乡村社会的背景之上。在工厂化的过程中，村社的土地被征用，世代的资源被低价收购，矿藏因“国有属性”不会使村民得益，工厂为村社带来了污染和疾病，村民可能离开世代所居的土地，外来者占据了村民的世代家园。“要么忍受，要么滚蛋”，这不是逐客令，而是后来者驱逐土地的主人。
绿色环保、生态文明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的“全球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进步，但环境是不是问题的全部呢？像广西平桂钛白粉厂、贵州桐梓万吨海绵钛项目，环境危害固然是突出的问题，但即使建成“花园企业”、“零排放工厂”，仍然存在原有居民问题，这就像我们把一个破败的街道建成高尚社区，并不代表解决了原有居民的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