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复制链接]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发布: 2011-7-18 16:47 | 作者: 龙山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9 | 回复: 0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一一纪念毛泽东同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创作50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汉卫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一首反修斗争的诗。据郭沫若回忆：1961年10月18日，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笫一次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于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诗，就是郭沫若这首诗的和诗。诗中用“僧是愚氓犹可训”来纠正了郭诗“千刀当剐唐僧肉”的错误观点。郭沫若同志回忆说：“主席和诗”，“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读了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当天曾经用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郭说这首和诗，也送给主席看过，主席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同志这首诗的首联“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中的“精生白骨堆”，是比喻修正主义的，用“一从……便有……”构成条件复句，体现因果关系。主要是告诉人们，眼前这场反修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颔联“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灭”中的“是”与“为”，对“僧”与“妖”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明确判断。“犹”与“必”，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其处理方法剖析得十分透彻，即告诉我们，唐僧尽管敌我不分，令人可恨，但还是可以教育、可以团结的，只有白骨精才是真正的要消灭的敌人。从而纠正了郭诗“千刀当剐唐僧肉”的错误；颈联“金候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承接“必成灭”，以流水对形式引出诗中的主人公一一孙悟空，从而展现一幅痛歼妖魔、澄清玉宇的宏伟图景，对斗妖英雄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尾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揭示全诗主旨。用“今日”二字将人们带进眼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当中。“又重来”遥应开篇，进一步揭示出这场反修斗争的严重性及其伟大意义。
    
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首和诗，不是一般的应酬唱和，而是一首针对性极强的政治诗，它借应酬唱和的形式来纠正郭氏原诗的错误认识，表达自己对国际共运局势的看法，进而力求团结中国乃至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战胜苏修及其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这首诗不仅具有高超的诗的技艺，更是具有反修斗争的伟大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诗，是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第18天的1961年11月17日写的。到今年11月17日，就是这首诗创作5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纪念。 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这首诗创作50周年，除了要认真学习研究它的高超的诗艺之外，尤其要重点学习毛泽东同志坚决彻底地反修精神和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中间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的高超的斗争策略。

回顾历史，我们记忆犹新。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通过了所谓“三和两全”的苏共纲领。在工人运动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面对极其困难的局面和严重的挑战，毛泽东同志临危不俱，以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一面利用诗的这种锐利的文艺武器进行战斗，一面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国内和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着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殊死斗争，最终扭转了危局，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前进。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和国际局势更是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重新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尸骨未寒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笫二号人物而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得体无完肤的所谓“受害者”的邓小平，怀着内心早就已经抑制不住了的深仇大恨，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先是幕后策划)，伙同党内外的一伙右派势力，利用（与“四人帮”有矛盾的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抛私弃利”的）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人，以所谓“粉碎四人帮”、“为民除害”为幌子，采取突然袭击抓人整人的极其狠毒的阴谋手段，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右派反革命宫廷政变。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排除了障碍。

右派反革命政变得手后，在所谓批判“四人帮”“清查‘三种人’”、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等的掩盖之下，在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干部）进行自上而下地大清洗的同时，为“反右”中的一切右派、文革中被批斗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彻底“平反”、“摘帽”，大肆搜罗人马，安插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上。从而逐渐地建立起一条封资修的组织路线，培植起一个封资修的干部队伍。从而全面彻底地篡夺了党政大权。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全面彻底地篡夺和掌控了党政大权之后，通过对地富反坏右的所谓“平反”“摘帽”、建立教师节即把教师节放在毛泽东同志忌日的第二天、对江青进行人身攻击、大批“两个凡是”以及通过以李锐、辛子陵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反毛分子的反毛活动和以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李锐《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诽毛反毛”的大毒草为范式等各种方式和阴谋手段，收买利用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恶毒地戏弄、讽刺、挖苦、谩骂、造谣、污蔑、攻击……把毛泽东妖魔化，在神州大地上掀起“诽毛反毛”的恶浪。以之贬损毛泽东同志的人格魅力，丑化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诋毁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逐渐地疏远、离间、淡化、消解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与毛泽东之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从而激起对毛泽东的仇恨。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去毛”、“砍旗”，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准备。

在暗地里已经阴谋筑成了的“诽毛反毛”的大气候大环境之下，一边恬不知耻地公开地充当好人，假惺惺的为无产阶级、共产党、新中国和毛泽东说上几句好话而掩人耳目捞取政治稻草，一边却在所谓“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掩盖之下，通过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大批‘两个凡是’”和“四千人大会”等各种方式和恶毒手段，收买利用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精心地炮制出一个所谓的《历史决议》，在所谓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伟大成就的晃子之下，利用并无限夸大“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丑化否定“反右”、“大跃进”、取消人民公社尤其全面彻底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而彻底地抽取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或灵魂，把马列毛“变为无害的神像……把他们偶像化，赋于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来“‘安慰’和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列宁选集》第3卷174）。从而彻底地撕掉“永不翻案”的遮差布，在大批毛泽东的所谓“穷过度”、“贫穷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等的同时，大肆鼓吹私化西化，崇洋媚外，“跟着美国走”、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把“重新评毛”即“去毛”、“砍旗”，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全面彻底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恶行劲，一代一代地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落到实处，变成现实。

正如当局所豢养的代言人辛子陵所说：“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就是要把“毛泽东建国后……搞（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坏制度改回来，改到原先设想的新民主主义上来”（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本书（诽毛反毛的大毒草——笔者）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境下出版的，一切都比预期的顺利……本书有两个序言……李锐的序言是政治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了倒三七的基调……中央……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作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１９９２年６月，邓小平在自家小院里召见胡锦涛等(作“政治交代”即政治遗嘱)，再三告诫胡锦涛当政之后，一定要继承他的遗愿：一定要下最大决心“向美国宪政学习……”，而且还对胡锦涛循循善诱：“向美国学习要理直气壮……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但党的“名字……可以改成人民党、社会党……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就会改善……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会多些，你们也会开明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僵化和死板”。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关于作为“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议”的“重新评毛的指示”，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 的”。“彭（真）谭（震霖）陆（定一）”等关于要重新评毛“的意见是对的， 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2004年七一前夕，万里写信给胡锦涛，敦促中央执行邓小平指示，执行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议。胡锦涛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陪同下到万里寓所拜访，明确表示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是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2011年4月30日毛泽东旗帜网《流波分析反毛分子辛子陵造谣专访》——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

客观实际早已证明，“重新评毛”即“去毛”、“砍旗”，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全面彻底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早就已经落到了实处，变成了现实。只是时机未到即“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胡锦涛语）还不完全具备而暂时还没有公开宣布罢了

为加快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步伐，在所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历史文物、继承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规范对毛泽东的宣传等的掩盖之下，大肆封杀以公和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肆推行以私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为一批一批的一代一代的御用文人及其一切牛鬼蛇神开辟了畅行无阻的广阔天地，诱使其从个人得失或为阶级复仇出发，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重新评毛”即“去毛”“砍旗”，大显身手。

由此，以敌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敌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敌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敌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以敌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目标的伤痕文学和鬼神、淫秽、私化、西化等腐恶臭气应运而生。

由此，“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重新评毛”即“去毛”、“砍旗”的恶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1977年初，北京出现了公开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此后，关于毛泽东的各种流言蜚语逐渐传开；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批‘两个凡是’和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为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敞开了大门；1980-1981年，把起草、讨论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变成为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声讨毛泽东的过程；在3月18日—4月3日《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必须反对个人迷信》为题，把矛头直指毛泽东。他的讲话，不仅在内部发表，还拿到香港报刊上发表。此后又在香港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恣意攻击党和毛泽东，说什么‘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毛泽东把中国拖上了绝境’，‘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与此同时，社会上也与之相呼应，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上海举办了‘民主讨论会’，有人咒骂毛泽东为‘暴君’，是‘不道德的人’。还有人打出大幅标语：‘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香港的刊物上还刊登了‘民主人士’刘晓波的文章《混世魔王毛泽东》，说什么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权’‘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自称‘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志绥，跑到美国写了一本长达600页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以所谓‘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了毛泽东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不择手段，造谣惑众，诋毁中国共产党，诽谤毛泽东。把一位根本改变了我国面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描绘成一个‘残忍的、虚伪的、玩弄权术的、生活糜烂的、独裁的封建君主’；自称‘在党内生活了70年’的李锐，从80年代初就开始诬蔑、否定毛泽东。1989年发表《庐山会议实录》（后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1999年出版《毛泽东晚年悲剧毛泽东秘书手记》。后又陆续发表《大跃进亲历记》、《如何看待毛泽东》、《李锐说毛泽东》等。他还在国外发表反毛讲演，攻击毛泽东是‘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因而高层领导为他平反，又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十七大’召开时又被指定为特邀代表，给他戴上了一个个耀眼的光环，被人捧为‘老干部的代表’、‘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权威学者’；进入21世纪之后，那些隐藏下来的共产党的叛徒、政治精英和新老右派掀起了又一轮否定毛泽东的浪潮，其猖狂程度，无以复加，达到了新的顶峰。他们一再鼓吹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1999年出版的《辞海》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007年辛子陵在香港出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洋洋洒洒，70万言。声称这本书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实现邓小平关于若干年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深谋远虑’”（2011-7-8  毛泽东旗帜网《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由此，在整个神州大地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幅幅挂像被摘了下来，一尊尊塑像被推倒砸碎。而一切各式各类的庙宇和鬼神塑像却如雨后春笋，遍布神州大地，随之而来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毫不掩饰地大搞封建迷信，大兴孔孟之道。在中小学等各式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中大量删除鲁迅等有关带有革命性质方面的内容，而许多孔孟之道之类的代表私和私有制封建主义的东西，却被列为学生的必读之物。甚至把代表私和私有制封建皇权的高达9、5米的孔子铜像塑立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的天安门广场上（后来在革命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申讨之下，才免强找借口移去别处）……如此等等，以各种不同形式引诱广大善良的人们去淡化仇视毛泽东、去一切向钱看，去为着一己之私升官发财，发家致富而燃香摇首，求神拜佛，从而使之心甘情愿地去充当私和私有制及其权势的奴隶。

由此，歌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歌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歌颂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批判封资修等的革命歌曲、诗歌、小说、戏剧和影视几乎被斩尽杀绝（后来所出现的一些所谓唱红歌，演革命历史戏<其中很多红歌和历史戏都根据当局需要被篡改而没有了原汁原味>和红色旅游等，除群众自发组织的和在客观上反应了一些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之外，其实质只不过是为收买人心缓和矛盾而政治作秀和为文化产业化捞钱而已）。而一切靡靡之音，一切为国民党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翻案，一切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丑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崇洋媚外、鼓吹私化西化，一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少爷小姐、老板东家、凶杀打斗、露肚脐、摇臀扭腰、赤身裸体等等则充斥着所有音响、戏曲、小说、诗歌以及电脑影视屏幕。

由此，一切宣传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计划经济，宣传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弱势群体说话等的书籍报刊被取缔。而一切为国民党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翻案，一切“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崇洋媚外、鼓吹私化西化、升官发财、发家致富、性解放等的书籍报刊则四处泛滥。

由此，连“同志”之类的称呼也都要改换成为先生、少爷、小姐、老板，东家。甚至连旧社会婚丧嫁娶等讲排场、摆阔气、攀比升级、大操大办等铺张浪费的恶习，也都从上到下地恢复了过来。

由此，在我们的神洲大地上，真格的是告别革命了，刘文彩被解放了，孔夫子被请回来了，“鲁迅被下课了，狼牙山五壮士被尘封了，江姐被时尚化了，雷锋被戏说了，铁人王进喜被遗忘了，真正的科学大家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被蒋介石的超级‘学者’粉丝方永刚等替代了。与此同时，张爱玲类受捧、走俏，周作人、李鸿章、汪精卫，甚至慈禧太后、秦桧不但翻案，而且走红。将光头甚至被当成民族英雄和政治领袖来研究、纪念，每每做显篇要闻，同毛、周等比较，宣传，在官媒党报招摇过市，哗众取宠”（2011年毛泽东旗帜网）。

由此，逐渐地取消了毛泽东从严型即关爱型的对人的管教方法而代之以邓小平放纵型即毒害型的大撒手；逐渐地取消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而代之以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和压卡罚抓关杀。

由此，无形巨大的封资修的精神枷锁，便紧紧地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从而导致中华民族道德沦丧，精神滑坡，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毁灭、英雄失崇、敬重鬼神、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趋时媚世、人情淡漠、弄虚作假、欺瞒哄骗、尔虞我诈。从而致使许许多多的（无以数计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走向犯罪。

由此，终于使以私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替代了以公和公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

由此，一个所谓以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终于出现了。

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终于被逐渐地淡化和取消了。

由此，“去毛”、“砍旗”，改换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的罪恶目的终于在暗中实现了。

由此，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罪恶目的终于在暗中实现了。

正如当局所豢养的代言人、“主流意识”学家“精英”李锐在《随笔》上发表文章所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其实、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现今“资本主义不仅未临垂死，反而生机盎然”，而“我们终于走出了自我折腾的大弯路，踏上市场经济和经济全求化的轨道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原来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教条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了”。“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出发，到创立新的理论和学说，许多学者都在做这件大事”。

又如当局所豢养的另一位代言人、所谓当今的“大家”李泽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所说：“毛泽东这个新的‘圣王政治’已被砸得粉碎”，“而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于是，人们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传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的历史新篇……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再如当局所豢养的又一位代言人、反毛“精英”辛子陵所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理论和思想”（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快复辟资本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步伐，在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姓社姓资不争论”、“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稳定压倒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的掩盖之下，公然以“‘四大’从来没有起过好作用”（邓小平语）为由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彻底剥夺了党和毛泽东同志赋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民主自由。一面宣称人民群众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也写得清清楚楚），一面却又明文规定，一切都必须事先书面报告审批认可，否则便视为犯法……

我国仅政府（所谓）“维稳”一年就得耗费5140亿元，这完全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来镇压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神州大地上监狱林立，警察横流，到处抓、关、卡、压、罚、杀，尸骨成堆，血流成河。

在每年至少一次以上的打击经济犯罪和打黑除恶中，无以数计的人们被坐监杀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受当局所推行的封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腐蚀毒害以及因贫富悬殊生活无望而被迫走上犯罪的劳苦群众（包括青少年）；对于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者，对于崇毛反邓者，对于反腐败、反贪官、反恶霸、反剥削压迫、反私化西化的人们，动辄以聚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或犯诽谤诬陷罪、或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为由而大肆抓捕、坐监杀头；连私人通信私下交流不同政见、党员按党章规定上书党中央反映民情针砭时弊，也都要被监控密查而视为犯罪；甚至连劳苦群众搞一些纪念自已的大救星毛泽东同志的活动也要累遭诘难，甚至被判刑入狱；对于个人或集体上访者，也要处处设防，层层拦阻，甚至抓捕拘留、坐监，送进“黑监狱”、劳教所或精神病院；就连因生活无着而沿街乞讨的可怜的乞讨者和可怜的小摊儿小贩儿，也得以“城市美容”、“创三城”等为由而收容遣反和驱赶扫除。每当城管车、人一到，便顿时狼烟四起、货撒满地、鸡飞狗跳！多年来，在全国各地被城管（包括计生、拆迁、上访等中的暴行）打伤打死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客观现实早已证明，当局一切所谓的宪法、法制、法律、民主、自由、平等，都是用来欺骗老百姓和为统治阶级及其一切富人权贵服务的。毛泽东同志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心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个框架，被逐渐的完整的巧妙而狠毒地变成为统治和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

从而，巧妙而狠毒地使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地变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从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地失去了信奉马列、坚持真理、继续革命、挺起腰杆反抗剥削压迫、当家作主人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
从而巧妙而狠毒地严严实实地堵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嘴巴，巧妙而狠毒地牢牢稳稳地捆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手脚。从而放心大胆地安安稳稳地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全面彻底地改朝换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姓社姓资不争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便道理”等的掩盖之下，采取从“联产承包”到“分田单干”，从只许“带学徒”、“请帮手”到允许公开顾工，从丑化批判大跃进到取消人民公社，从“国退民进”到“抓大放小”，从“土地流转”到“公司加农户”和发展“种粮大户”，从股份制到“转型”“改制”“接轨”等“从上到下慢慢演进”的方式，逐渐地把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农业变成为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国有企业改为股分制（所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贱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逐步的从制度上淘空公有制经济。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痰垢计”、“障眼法”和“变通法”等手段，把公有制引向没有退路的绝境。反过来，又再来一个“乘人之危”，无中生有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从而认定公有制计划经济已无可救药(即所谓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便放心大胆地到修正主义武库中去捡来一把既能为资本主义补课保驾护航，又能斩除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刃剑，硬是把公有制经济暗中斩首。

据（早在2005年）有关报导，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可现在国有的９０％的小企业和７０％的中等企业已经改制成为私有企业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私有经济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到65%左右、公有制经济只占35%左右”（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头几年的，现在早就已经大大的超过这个数字了。2010年“5月初，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又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等六大领域数十个行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资掌控的行业”（闲言.新36条一一又一轮权钱盛宴拉开大幕.《旗帜文萃》2010.5－6合刊），从而为全面私有化而彻底的打开了大门。其实，农村的联产承包（分田单干）、“土地流转”（自由买卖）、“公司加农户”和“种粮大户”（大地主、资本家）等，早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就是那些所谓的国企和银行的股分制，也完全是属于私有制范畴的，而且大多数早就已经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权贵资本主义”（《炎黄春秋》2010笫6期）。至于商业和其它各类行业，早就已经私有化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早就已经被瓦解，至今仍在到处高喊的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完全是自欺欺人，实质上早就已经是全盘的私有化了。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垄断）、融入世界等的掩盖之下，现今“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这就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打下了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必然的要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建筑又必然的要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客观实际证明，我国的上层建筑早就已经转而为这个全盘私有化和附庸化了的经济基础服务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先锋队”逐渐地变成为两个“先锋队”。进而，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地失去了领导地位而变成为被剥削压迫的雇佣者。进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逐渐地变成为一个党和资本媾和的、“权力和资本媾和”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进而逐渐地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而形成了一个高薪贵族特权阶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还带有一定封建主义性质的一党专治的独裁资本主义的或叫着跛足的）修正主义的党和附庸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据香港《经济日报》2010年4月2日报道，中国1000万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10亿富豪有1900名，百亿富豪140名”（《旗帜文萃》2011.2.72）。“2009年中国前40位富豪的总资产，从2008年的520亿美元翻番到1060亿美元。即每位富豪的总资产从130亿美元增加到260多亿美元”（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据调查，资本家党员与日剧增，“十六大之后，资本家可以合法入党，资本家中共党员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共党员的比例”。现在的“人大代表中85%是各级官员”，而“政协”呢，连“慈善界的都有，竟然没有农民界的”（《炎黄春秋》2010.6）。

在所谓“高薪养廉”的掩盖之下，我国“高、中级公务员的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收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消费一般只占全部消费的10%左右，而我国2007年则占到28%”（《旗帜网站专题资料》2010.3），且朝着逐年增长的趋势发展。早在“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就超过了5221755辆（对于这个数字，现在早就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炎黄春狄》2011.1）。我国“‘三公消费’（公费吃喝、公费娱乐、公费出国旅游），一年达9000亿元”（刘日新.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旗帜文萃》2010..5－6合刊）。

改革开放以来，官官相卫、官警勾结、官匪勾结、官商勾结、官赌勾结、党资媾和、官资媾和、钱权交易、买官卖官、行贿受贿、侵吞国企资产、携款外逃等等各式各类的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日以巨增，尤其“进入本世纪后，（更是）愈演愈烈，年年有大案，案案有大官，确是到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地步……硬是使“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以清廉著称于世的人民政权，变成为贪污腐败流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政权”（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正如国外评论：我们早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二代、富二代悄然兴起，“中共太子党商界展鸿图”，“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旗帜网站专题资料》2010.3）。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共拥有财产20450亿元，他们的财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旗帜文萃》2010.5-6合刊.刘日新《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只是2006年的数字，现在不知又上升到了多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91％的高干子弟是过亿富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教、医疗、住房等等一概推向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私有化，一切公益事业机构变成为榨取民脂民膏的赚钱机器。毛泽东时代为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被外国人称赞不已的文教、医疗、住房等等一切公益保障体系被统统摧毁。从而导致多年来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新的三座大山”，一直压得广大劳苦群众喘不过气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误导之下，不但“先富”没有带“后富”，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体脑之间、干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更加造成了在全世界最典型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即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可悲局面。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及其一切劳苦大众，又逐渐地变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奴隶。

世界银行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而我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成为全球财富集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据（《旗帜文萃》2010.11.62）显示，我国实际是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世界银行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事实上，它已经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旗帜文萃》2010年5-6合刊.刘日新《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老百姓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了。“我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旗帜文萃》2011.2.71）。“我国人均消费仅世界……倒数70名左右”。“目前美国……个人消费率大体为70%左右”，而我国“1978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为48.8%……但……2008年（下降）为35.3%……2008年同1978年相比……下降了13.5个百分点……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0％”。“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旗帜文萃》2010.9.34）。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有所提高，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一路走低，现在只占35％，比解放初还低……”（《炎黄春秋》2010.6.23）。“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另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按联合国每天每人收入低于1美元计算，我国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不包括城市穷人）在贫困线以下”（《旗帜文萃》2011.2.7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黄赌毒、假伪劣 、黑社会等愈演愈烈。据官方估汁，我国现在有600万性工作者。相当于香港的总人口数。另据报导，全国约有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中国性产业的发展比 GDP增长还快，早已成为货真价实的全世界性行业第一大国了……”（《旗帜文萃》2011.2）。
  
《中国经营报》2009年2月14日披露：2008年，我国通过网络赌博流至境外的赌资达3000亿元人民币……央视‘焦点访谈’2010年3月19日报导的‘网络赌博大案侦破记’称：‘每年因为网络赌博流失到境外资金高达几百亿元’……”（《旗帜文萃》2011.2）。
    
“据卫生组织统计：……我国每年死于吸毒的达3万人……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瘾君子’每年要吸掉一个重庆市。据统计，我国近113万人吸毒，因吸毒每年损失270多亿人民币……90年代后，随着韩国、台湾等制贩冰毒技术转移到我们国家，形成了制毒、过境贩毒和消费并存的局面……”（《旗帜文萃》2011.2）。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黑帮主要还只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在政治部门物色和安插亲信”（《旗帜文萃》2011.2）。
    
在金钱私利的驱使之下，我们的整个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造假售假的大市场。从吃的到喝的，从穿的到住的，从用的到玩的，从大的到小的，从医药到食品，从文章到文凭，从说话到办事，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当官的到老百姓，从军队、工厂到学校……虚假伪劣泛滥成灾，欺瞒哄骗比比皆是。真可谓无处不虚无处不假，无处不伪无处不劣，简直到了无法细说，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无不慨叹：“当今中国，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贪污腐败、黄毒赌拐、虚假伪劣、欺瞒哄骗之最。”真乃罄竹难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始至终推行一条与国内相适应的“韬光养晦”、“嫌贫爱富、背马行修、弃社投帝”的反革命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硬是不惜丧权辱国，不惜国际共运的毁灭而厚颜无耻地拜倒在美苏等帝修反的脚下俯首称臣，乞求所谓“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

在这条反革命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指引之下，我国不但不支持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而跟在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是什么“恐布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对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战争，不但不站出耒公开反对，反而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甚至投赞同票。对于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正义斗争，不但不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反而跟着美国看其脸色行事甚至公开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予以反对。对于我国人民群众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关一些游行抗议活动，也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阻拦。为了全面彻底地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国内的人民群众，动辙大肆屠杀。可在外国人面前却谁也不敢得罪，甘当毕恭毕敬的孝子贤孙，甚至不惜出卖国土。面对我们的军舰被无礼搜查，渔船被打沉，飞机被击落，大使馆被轰炸，印尼华人被疯狂屠杀，领土岛屿被占等等，我们竟连屁都不敢放。据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底，我国同俄国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条约”，承认了当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例不平等条约，出卖了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国土。２００４年《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之后，据说又失去了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据2011、7、9毛泽东旗帜网《“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与当今中国的海洋主权问题》披露：“我国在南海与东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使我国南海，东海，台海，各种危机此起彼伏。南海一些国家挟美国以自重，甚至与中国摆开不惜一战的架式。越南已经占领了中国2８个岛礁；菲律宾占了８个；而日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

在这条反革命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之下，在国内，有力地保护了邓小平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邓小平资本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在国际上，一是由于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而促使许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日益抬头而葬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由于以反革命的投降身分低三下四地乞求所谓的“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从而有力地鼓舞、帮助和推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笼断。从而，使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右派反革命政变篡夺党政大权得手之后，经过三代的苦心营造，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事实求是精髓论”、“三个有利于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姓社姓资不争论”、“白猫黑猫论”、“先富论”、“先富带后富论”和“世界主题论”等等这些所谓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催生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

在这面特色旗帜的指引之下，巧妙而狠毒地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晃子而暗中“改弦昜辙”。即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恶毒手段，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替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而暗中改换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进而暗中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性质。进而逐渐地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高薪贵族特权阶层。

从而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通过“从上到下慢慢演进”即“和平演变”的方式，巧妙而狠毒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彻底地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叛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从而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硬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全面彻底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诱（迫）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一条灰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朝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向前进。从而导致中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逐步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面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日趋低潮，甚致即将毁灭的客观现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本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近些年来，仅从一些会议、刊物或平时相互间的争论，尤其从一些网络上的争论情况来看，对于“六四”，对于邓江胡及其邓江胡政权等及其不少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是有着不小的分歧的。因而争论也是很激烈的，尤其围绕着有关“极左”、“极右”，是改良还是要彻底革命（即对当局是基本肯定还是完全否定）等的争论更为激烈。有时已经到了指名道姓甚至几乎要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

我认为，不论在一般群众中间，还是在左派同志中间，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完全是正常现象，是毫不奇怪的。“不争论”、不让争论是不对的。争论，完全是很有必要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争论。

据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为共同探究拯救人类的伟大真理，对于一些基本观点和重大问题，曾经各执己见的长时间地深入探讨、争论，有时甚至红脸、吵架，各自都必须要用充足的理由来说服对方，直至最后达成共识为止。正因为他们共同都有着这样一种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开天辟地地创立了人类最伟大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并非提倡动辄红脸、吵架，甚至固执己见。而是说，我们的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那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那种无私而真诚的革命情谊，学习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毫不动摇和在学术上的一丝不苟。同志间既要谦虚谨慎，善于理解，相互尊重、谦让，又要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观点这些原则问题上，更不能当好好先生，做谦谦君子，人云亦云。

我想，既然我们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正能夠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的颠簸不破的真理，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既然我们已决心为信仰而活着、为真理为正义而奋斗，既然我们已决心为学习、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拯救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付出一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那我们就毫无疑问的要坦然的来面对历史和现实，证实历史和现实，并且还要认真地去思考未来而准备做我们应该做而能夠做的事情。既然要面对历史和现实，要证实历史和现实，要思考未来并且要做应该做而能夠做的事情，那我们自然也就绕不开历史和现实，绕不开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眼前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人物。而且首先需要面对和证实的恰正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眼前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人物。我认为，如何面对和证实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眼前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人物的问题，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重大的政治向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际向题。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正确地面对和证实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眼前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人物呢？我认为，首先是：
必须要有为公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要有敢于反潮流的英勇顽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必须要有坚贞不逾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要有敢于“搀扶弱势，御抵强权”的革命勇气；必须要有“抛私弃利，为众心捐”即大公无私的不惜牺牲生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必须要有严谨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要实事求是，用实事说话等。这是前时我在我的《杂言杂咏》的《梳理》中谈关于怎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及其特色理论”时所提出来的七个必须。換言之，也就是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从而从大环境大历史的角度，从总体上宜粗不宜细的来论定，或者叫作用阶级阵线来衡量。其次就是争论。我认为，不论是同志之间通过书信或当面争论、网络上争论还是通过其它各种渠道进行争论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争论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大前提，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要讲究方式方法。尤其要避免那种在网上或有关场合动辙指名道姓甚至人身攻击等不良的争论而把正常的必要的争论引向歧路的作法。记得我上海方面的一位同志朋友曾经这样说过：不管怎么说，都“不应妨碍‘大敌当前，同仇敌忾’”。
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总之，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坚决彻底的反修精神和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纠正“千刀当剐唐僧肉”的错误观点，团结中国乃至国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诗词、文章及其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一代一代地，永永远远地向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修正主义和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战斗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金候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毛泽东同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创作50周年。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201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