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与汪洋的“蛋糕”之辩
发布: 2011-7-19 10:13 | 作者: zhongkangmei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494 | 回复: 1
薄熙来与汪洋的“蛋糕”之辩
重庆新政一直受到人民大众的赞誉、向往，受到掌控社会资源及媒体话语权少数人的非议、责难。而广东的情况又与重庆截然相反，形成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重庆新政实际上是“在不改变现行大政方针的情况下，更多地关注民生，保护环境资源，回归到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在2011年7月1日下午重庆市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薄熙来系统总结了重庆“唱红打黑”、关注民生、加快发展的做法和基本经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
一是针对有些人认为，只有做大了“蛋糕”才能够分“蛋糕”，“蛋糕”没做大就没有条件改善民生。在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时，一些政商学精英认为这个法出台早了，人力资源低廉的“红利”还没有用到极致。“18亿亩耕地红线”划得太早了，限制了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的大发展。“蛋糕”没做大就搞全民福利，只会养懒人。这种发展经济却与发展经济的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经济学家凯恩斯语）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质疑。在这种质疑声中，重庆提出“民生也是硬道理”，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做大“蛋糕”。薄熙来认为，分蛋糕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做大蛋糕，只有在分好蛋糕的前提下，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在分好蛋糕的同时才能努力做大蛋糕。薄熙来强调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实践证明，这条路子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顺；不仅能够调动全市人民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合理的，是鼓舞人心的。重庆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有效地扩大了消费、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在用更有力的措施让中低收入群众吃得好、学得好、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二是针对山城人民高兴，全国人民拥护的改善社会环境“唱红打黑”，被攻击为“黑打”。重庆的“打黑”就是依法治市，黑恶必除，让人民群众走在大街上心里踏实、安全、稳当。“唱红”，就是要通过“唱读讲传”，让年轻一代，在他们记忆力旺盛之时，就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多背一些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名篇巨著，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高尚的文化追求。我们不仅要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还要为他们提供更充实、更健康的精神生活。
三是针对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说重庆“左了”。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崇洋媚外，污蔑攻击民族英雄、人民领袖，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重庆组织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人就要不怕说“左”了，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思想和文化。
四是针对“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的警示。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的选择》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王勃的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话对我们都很有教益，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就要高度重视对人民的理想信念教育，注重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高度重视对舆论宣传阵地的占领，用“唱读讲传”为青少年补上这一课，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避免在思想枷锁的束缚下做出错误的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做到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在关于“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的问题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张先分好蛋糕，再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第一位的，做大蛋糕是第二位的；蛋糕分好了，做大蛋糕是自然而然的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认为先做大蛋糕，再考虑分蛋糕的事。做大蛋糕是第一位的，分蛋糕是第二位的。他说：“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汪洋讲话有新意、用警句，语不惊人誓不休。如“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他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于2006年12月17日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致辞中就说，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说“民营经济产生于民，植根于民，惠及于民，具有天然的市场属性、灵活的运行机制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
在政治层面上，重庆恢复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重庆在全市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三项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唱红打黑，扫除腐败，让共产党重新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广东仍然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提出，进而炒作、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广东和深圳等地的执政者看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员。在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大搞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要让新生的暴富阶层、新生的资本家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力。这在南方报系的《特区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一文中有了明确的表述：改革的主力军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星期六工程师”、海归精英，说到底是那些暴富的大资本家阶层，而工人阶级只是陪衬。经济改革大获全胜，两极分化不是问题、外资泛滥也不是问题。“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从“星期六工程师”到海归精英，从打工妹到大学毕业生，经济特区是无数国人的追梦之地。他们在这里寻求事业的理想，在这里追逐成功的喜悦，体验失败的苦痛，他们在这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们在这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田里躬耕陇亩。他们是特区千千万万个普通建设者，他们也是特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参与者，他们敲响了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华章。在那样一个岁月里，改革体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改革也就成为人心所向”。
而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广大劳动者支持重庆模式，即使是在有右翼倾向的凤凰网，绝大部分网民也支持重庆。网友阿飞统计：“汪洋书记的言论又一次成为了网络上头号热点，一篇《经济建设中心没变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被各论坛网站所转载，在凤凰网，新浪网，网易，搜狐网，中华网的的回复中，充满了对汪洋书记此言论的指责，甚至痛骂。以凤凰网回帖为例，笔者略微算了一下，指责和痛骂汪洋书记的占了95%以上，而支持和肯定汪洋书记此言论的，实在太过少数。”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成为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近日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此文在选网转载后，有人将“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汪洋2007年主政广东后，“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其实，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放大。汪洋看到了广东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龙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2011年1月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南方日报》刊登题为《新“广东模式”向纵深化延伸》的文章。文章认为，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府改革为主。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
在社会治理层面，广东的“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导致群体事件不断，如“曾城血案”、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等。而重庆更注重从民生的角度去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苦难：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农村未成年人440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万。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万，占农村儿童的28％。在抽样调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方面，留守孩子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些孩子变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于监护人的过分溺爱、娇惯和放任，部分孩子变得难以管教，有的经常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有的喜欢打架、抽烟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针对这一现实，2009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亿元，免除了360.6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亿元，免除5.7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重庆计划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对“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博友司马南说， 30年与世界接轨的战略，俄尔被人捣鼓成了可疑的“接鬼”，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倚强凌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人炫富富而不仁，多数穷人苦穷穷而不安，已经成为国人不得不接受的负面结果。中国社会已经不再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缺蛋糕”了，已经做出来的那些蛋糕有人吃顶着了，有人吃得“三高”了。一方面强调“要注重民生”，另一方面又强调“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才是重点”，如何弥合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民众对分蛋糕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把分蛋糕当重点，如何平民怨、顺民意、让人民满意？蛋糕分配不公、分配不好、分配不周，民心如何收拾，如何安抚？所谓“分蛋糕”，绝不不止穷人富人“两分法”。还有中央与地方两分、财政与社会两分、当前与长远两分、生产与消费两分等等，这些分法，一点都含糊不得，一个也含糊不得。如果这么重要的问题被设定为“不重要”，做蛋糕这件事又如何自证其重要？所谓做蛋糕，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分吗？ 再说薄熙来强调分好蛋糕，并没有要求停止做蛋糕，也没有要求把现行的做蛋糕机制给破坏掉，他的本意老百姓都能听得懂，那就是光做蛋糕不行，分好蛋糕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分好蛋糕才能解决人民心中“为患不公”的问题，薄熙来的出发点是如何搞好“做”与“分”的平衡。汪洋的“分蛋糕不重要”的表态无疑缺少对分配机制存在问题的深入认识，更没有把更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理要求满足好。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汪洋同志的态度是“不支持运动式反腐败”。这主要是针对重庆的“唱红打黑”，因为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被很多人认定是一种“运动”。而且有很多人反感搞运动就是怕弄出一些冤假错案。但是薄熙来的行动为重庆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重庆在打黑中反腐，在反腐中打黑，并没有产生突出性的冤假错案。
发展之辩源于理念之辩。重庆人深刻地认识到，“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30年前，改革开放从深圳发端，速度和效率一直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30年后，地处西南部的重庆，继续接棒加力改革开放。”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曾撰文指出，重庆不仅有速度，同时注重温度，关爱民生。这一独特的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良好体现，也是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最佳诠释。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已成为近年来重庆最重要的施政理念，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从把降低“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再到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正演绎一幕别开生面的民生大戏。重庆市率先将降低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按照规划，未来五年，重庆的“基尼系数”将由0.42降至0.35。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政府之手切实改善民生。重庆市降低“基尼系数”的重点是缩小个人收入差距，使低收入人群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贫者扶助”与“富者约束”同步推进。
重庆作为被全国劳动人民公认的“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重庆的实践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再造了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甚嚣尘上，社会主义信念日渐式微的社会现实情况下，重庆新政给了全国人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城市僧人 (2011-7-19 12:33:38)
实质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是精英的中国还是人民的中国,是盲目的西化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