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眼：一次比“西山会议”走得更远的“群英荟萃” [复制链接]

只眼：一次比“西山会议”走得更远的“群英荟萃”
发布: 2011-9-02 08:46 |  作者: 只眼 |   来源: 解放区的天 |  查看: 48次

只眼：一次比“西山会议”走得更远的“群英荟萃”



5年前的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起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3月4日“西山会议”）。该次会议的主题，是所谓的“对改革的讨论与反思，进一步坚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拿到主动权”，然后是要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稳定”已有的改革成果，推动当局“能够下更大决心推进改革”。一晃5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帮不甘寂寞的“改革精英”们又要闹一个什么“动静”了，就在8月27日，由《胡耀邦研究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南方周末》联合主办，一帮重量级的主流人物在北京万达广场索菲特酒店举行了一个什么“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议题除了他们非常关心的“改革”之外，还多了一个“文革”——表露了他们对“文革”的极度仇恨与恐惧。

这次会议与5年前的“西山会议”一样，都是秘密举行的，谢绝外人和新闻媒体的参与，与会人士的发言内容“对外保密”。不过，通过各种从会议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的一些“用意”所在——攻击文革、力挺改革，向18大施压，“不许走回头路”！正如《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所声嘶力竭叫喊的那样：18大我们“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如何举邓**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人。”

在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多人当中，不乏国内思想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界、新闻界的一些重量级的“精英”人物，有多人也是参加过06年“西山会议”的主力干将，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现任会长宋晓梧、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北大历史所所长陈波、《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吴思、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等。而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和“灵魂人物”由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来担当，更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这次会议的背景明里看是纪念所谓的81年《历史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实则是18大召开在即，各种势力和思潮暗流涌动，左右交锋激烈碰撞的一个体现。今年7月1日，胡锦涛、习近平等都在建党90周年前后发表了讲话，表明他们对中共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路线方针的设想；前不久薄熙来的“分好蛋糕”与汪洋的“做大蛋糕”的分别表述，大有开坛对垒之势；在刘源支持下的张木生最近更是公然抛出中国要“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呼吁，而胡德平又喧嚷着为胡耀邦改革的“首创权”进行“正名”，遭到如项观奇等人的迎头痛击。项观奇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值得提醒革命同志注意的危险信号。”“这是要争夺十八大路线旗帜的斗争。”

随着当前中国拜金主义的猖獗，腐败现象的蔓延，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亡，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社会上抱怨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甚至呼吁为“四人帮”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一年多里，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红歌”、“红色文化热”，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一浪高于一浪，以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东方红、红色中国等左翼网站声势越来越大。这让自由派知识分子心里很不舒坦，担忧文革或代表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正在“复辟”。《联合早报》发文分析到，“这一年来，中国思想界左、右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峙激烈，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左派的‘乌有之乡’发动多个省份的支持者联合控告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诬蔑毛泽东。思想界内左右两极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左派凭据‘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表现声势，改革派的声音则较集中在市场化媒体中。”

如此种种，确实令那些为改革开放不遗余力鼓吹叫好的精英们如坐针毡，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未来会不会反思改革、甚至走“回头路”？8月26日，胡德平显得忧心忡忡地对同伙说，必须守住1981年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所通过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而在8月27日的这次座谈会上，胡德平再次强调：“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坚守，对于这个底线不能进行动摇，就是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态度。”他在发言中提出，《决议》对建国以来各项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对党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胡德平坦言其中“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有的话没有说透。例如对于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谁在发挥主要作用，决议中还留下疑问。”胡德平说：“现在若干年过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有人在复活它，在留恋它。其中有些人是相信文革，但也有人利用文革来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一定要坚守。”“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

胡德平在极力攻击文革的同时，还提出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文革后遗症的办法——那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他说：“我觉得这民主集中制，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怎么老是民主是弱势，集中是强势？集中，只要党内权威在，那就是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个婢女。如何把它们平衡起来？”中共执政要想永远合法，就必须是“党内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他说：“我觉得合法性的根本，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更大注意。”

在这次座谈会上，各路精英纷纷赤膊上阵，大显神通，高调斥骂文革，同时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献计献策。其实，这些人这这个时候大谈文革的“罪行”，其意不在历史，而在未来。他们“否定文革”的实质，不仅仅是“否定文革”，而是在根本上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彻底否定毛主席的路线，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样才能达到他们在18大继续“解放思想”、进而“改旗易帜”、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目的。这才是他们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和要害所在！

您若对上面的分析还有疑问，相信您读过这次“群英会”部分主要参会人物的发言后，您就不会有什么怀疑了。由于座谈会的内容未见诸于公开的新闻媒体，个别地方可能存在些许出入，供大家参阅。

上次“西山会议”的发起者和“灵魂人物”高尚全在发言中声称：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他说，我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

张维迎说：“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我认真看了《宪法》，只有一条是真正得到落实的。那就是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大道从简、大道甚简。化繁为简，以简制繁。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宪法的规矩早立了，认真执行就行了。大部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会迎刃而解。”

清华大学教授郭道晖的发言题目是《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他讲到，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前有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郭道晖最后说：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它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

同样来自清华大学的李楯问：“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权力在别人手里，造反有理；在自己手里，稳定第一。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宋晓梧还说，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像通钢事件。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

中央党校沈保祥说，《决议》当时出台不易。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有的评价不确切，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起了好作用。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题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多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

《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深入改革开放，关键还在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小平早就提了，关键要推进党的改革。要建设一个现代理念的政党。清除封建的影响，党要民主化，才能够有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说，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像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行吗？

（今天有）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

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

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全国政协委员、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讲到，毛泽东30年代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个高潮。宣告还政于民，实行宪政。1945年准备组建联合政府。毛泽东写了《论联合政府》。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精髓，就是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

全国政协台湾列席委员姜维发言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发言说，党史上，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这个决议对我党的错误作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限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限于政策层面。对错误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彻底。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北大历史所所长陈波发言，《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是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可惜此后就不反思文革了。小平在决议起草中要求确立毛的历史地位，导致有些问题无法真正思考。但是他也同时说到对党的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历史使命，要从专政党转变为宪政党。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毛从小到老，都搞斗争。

中央党校蔡霞教授说，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科院雷颐说，当时能够作出这样的决议，现在看着都不容易。很多历史真相，不实事求是的反思，是容易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权力者想让你忘记什么、记住什么，是有选择性的。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而我们历史学者就要警惕，要寻求真相。个人祟拜的东西，血统论的东西，现在都重新起来了。历史记忆很重要。揭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副主任陈有西讲到，1979年启动起草决议，1981年出台决议，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三十年过去了。党也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60年，现在要反思执政62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现在越来越依赖警察。自杀还说人家暴力抗法，结果杀你。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全局设计。三十年后还摸石头过河。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公权力撒谎恶化国民道德。五、政治改革从司法改革突破。

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三、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高锋说，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说，《决议》有历史意义，但对执政党治国理念没有进行全面检讨，对建立现代国家政治没有进行探索。现在一些人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民主政治、司法权威和言论自由还当成要批判的普世价值，可以说，这些人比三十年前起草决议的人差得太远！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发言，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这两个谬论要狠批。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张爱萍将军之子、《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的作者张胜发言说，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中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重归新民主主义”观点的张木生，受刘源上将委托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上他也作了发言：听大家发言，有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

与张木生一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也对新民主主义情有独钟，他有一个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对普世价值正确认识。因此他也主张中国应回到新民主义，要回到解放前的毛泽东思想。他曾说过“解放后毛的文章只有三篇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说，毛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

何兵还说，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注意。“两会”代表中，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

最后，胡德平对此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做《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



可见，这次会议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术会议”或什么“理论研讨会”，而是一个政治鼓动会。这些年来，右派精英们一直没有停止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努力，这次会议将这种“努力”推到了极致——他们不仅要否定文革，还要否定新中国30年，而且还要“超越邓**，回归胡耀邦”，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改变国家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的！

擦亮眼睛，准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