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重量级“救党派”人物辛子陵作者：只眼 编辑红石头 时间：2011.09.22
前几天，与一位老友聊天，聊到近来热闹非凡的“救党保国”的话题时，老友说辛子陵先生也是“救党派”，而且他的“救党”立场还相当坚决，我感到不解。老友说，辛子陵先生早在去年就宣布自己是“救党派”，而左派的某“旗手”也几乎是在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保党救国”口号。
听罢我感到很有意思，回头就做了一番研究，果然发现，辛子陵先生去年7月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放言救党论国是》，并在圈子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辛子陵因此获得了“救党派”的雅称，甚至有些人还在其“救党派”前面加上了“死不改悔”的定语。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笔名唤作“三妹”，是某中共高干的女儿，铁杆的灭党派。她就大批“救党派”说，***、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gcd，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我发现每到关键时刻，“救党派”辛子陵就会出来和误导，而且就会有人跟着为他扩散传播。尤其此时正当中国人民为埃及革命欢欣鼓舞的关键时刻，“救党派”就急党所急了。所以，***、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是在误导民众，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看来，这位唤作“三妹”的高干子女还真有一定的眼光，看问题也比较尖锐，说话也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指出了“救党派”的实质所在。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辛子陵先生这个“救党派”究竟是如何宣扬他的“救党论”的吧。
2010年1月，辛子陵在上海一个座谈会上作了《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演讲，向中央献言献策，提出了名为“救党三策”的建议。他的“救党三策”是：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并说，如果胡温按照他的“救党三策”去做，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党的威信也会极大的提高。“胡温新政”也必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温**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不久，当他得知温总理在两会上的主要议题是“民生”时，颇感欣慰，说“关注民生，稳住物价，悠悠万事，以此为大”。
2010年9月25日，辛子陵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发表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的讲话，明确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中央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无独有偶，另一位主张“保党救国”的“旗手”张宏良先生也在这两年不停地推销的“保党救国”论和所谓的“胡温新政”，并说“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见张宏良的《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一文）。他在《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一文中更是将“胡温新政”的“五有社会”捧上了天：“中国老百姓再次看到了希望，最主要最集中地体现在胡**总书记那响彻云霄的宣言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新世纪的伟大宣言，宣告了中国gcd要重新带领人民推翻新的三座大山；这是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不绝梦想，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革命造反、刀起头落，无不是为了追寻这一梦想；这是耕者有其田的现代版，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阳光将照耀在每一个劳动者头上；这也是东方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理念的完整体现，只有幼者有其学、劳者有其酬、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
呵呵，左一个“胡温新政”，右一个“耕者有其田”，张宏良先生的这些论调与辛子陵先生的“救党三策”是何其相似乃尔！
今年2月，辛子陵受科技部老干部之邀，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表了《形势与前途》的演讲。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辛子陵还说，“顺着中央的思路，我对胡**同志有两点谏言：对内不可批温**，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他说，有了温**，才有“胡温新政”。汶川地震以后，温**深得民心。
由于辛子陵的话有些过于出格，加之他在讲话中引用误传的小道消息，点名攻击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年3月29日，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辛子陵曾供职的国防大学政治部两名负责人，代表组织和他进行谈话。之后，辛子陵被限制了活动和参加会议的自由，他也按规定四次给组织上递交了“自辩书”。
辛子陵在他的第一份“自辩书”中说，我坚持“救党派”的立场对国是发言，是受了李锐的影响……我们这些被称为“救党派”的老同志，完全是道义的结合……我将继续恪守“救党派”的立场，不利于党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事不做，在当前特别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大局。在他的第四份“自辩书”中，辛子陵说，我今年76岁了。靠养老金生活。正如你们所指出的，党和国家（最终是人民）待我不薄。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我身体、头脑都健全的时候，在意识形态上（我搞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给党当参谋，在党和主流媒体不便说的时候，由我们这些老同志做个头羊，在解放思想上打破沉闷的空气，说一些新话。如果党认为我多嘴了，我以后可以不说不写。我这几年主要是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了许多人，浪得虚名。为功为罪，历史会做出结论。
为了兜售他的“救党理论”，辛子陵在给北京市委的材料中竟然真诚地表示要给党中央当“编外参谋”、“做个头羊”！口气之大，非同一般。但辛子陵先生想当“编外参谋”、“做头羊”，是准备把党“参谋”到哪个方向呢？这可以从他在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集会时的讲话中看出一些端倪：“我和李锐老、谢滔老多次谈到我们发了一个宏愿，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的理论误区中领出来......走恩格斯指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别的优势，一把年纪，跃进沧桑，做个历史的向导还是合格的。”“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与党中央良性互动。”
哦，原来辛子陵先生以党的“参谋”和“领头羊”自居，无非是想将中国拉向倒退，重新回归资本主义社会，也即他们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更有甚者，今年3月，他在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时，曾以“绍兴师爷”的口吻说道，希望习近平在关键时刻会有勇气、有办法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看来，辛子陵对某领导人也寄予“深切厚望”，这与“救党保国”的旗手张宏良先生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辛子陵在他的新著《放言救党论国是》中称，他和李锐、谢韬、朱厚泽、杜导正、胡绩伟、何方、杜光等老人都属于“救党派”。自谢韬重病，朱厚泽辞世后，他更感到来日无多、时间紧迫。因此辛子陵先生自称希望做一个“救党于危难”的“有志之士”。他说关心“党的兴亡”是他谈话的立场；他揭露社会阴暗面是为了“救党”。辛子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辛子陵先生还提出，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那些给中国gcd掘墓，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掘墓的特权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问题。
辛子陵先生的这些“救党”高论，什么“公平与正义”了，什么“党内健康力量”了，什么“权贵集团”了，这些在高举“救党保国”大旗的张宏良先生的大作中俯拾皆是。在《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一文中，张宏良写道，“就弱势群体和一般民众方面来看，只要胡温新政坚持高举公平正义的政治旗帜，坚持解决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民生路线，中国老百姓就一定会走上追究强势集团刑事犯罪的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老百姓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生存问题，并不是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在改革中被剥夺的结果，正是亿万老百姓丧失的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福利住房，转化成为目前急需《物权法》保护的少数人的数万亿资产，就以看病难为例，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医疗制度就被联合国推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可是目前却在世界188个国家和组织中排名第三位，整个文明世界包括知识精英天天作为反面典型的印度，都在中国改革期间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废除了，以至与造成目前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家中（中国每年正常死亡人口800多万，即使按照最低60%的人死在家中，也有近500万），所以温总理那句话才具有震烁千古的感人力量：不能让人民‘生在医院，死在医院’的政府，就不是人民政府！无论胡温新政最终成功失败，这句伟大的执政誓言都将永远闪烁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天空。”
在另一篇文章《元旦杂谈》中，张宏良先生写道，“如同当初‘耕者有其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一样，目前‘五有社会’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必然要触动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从年初《物权法》和年底《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不同争论，也可看出2007年中央民生路线对权贵集团的冲击正在形成……通货膨胀处理不好，将引爆整个社会矛盾。特别是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极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很低，很容易被逼上绝路，中国现代史上历次大乱无不与通货膨胀有关……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是权力集团约束其他社会集团和人民大众的政治制度；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是资本集团约束权力集团和人民大众的政治制度；只有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才是人民大众约束其他所有社会集团的政治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约束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防止两大集团的胡作非为把中华民族推到崩溃和解体的边缘。”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个发表讲话，一个是写文章，辛子陵与张宏良二先生，无论在文字内容上，还是在所要表达的主旨思想上，在“救党”“保党”上面，是不是“高度的一致”！
辛子陵与张宏良二人，一位是知名的右翼精英，一位是被粉丝捧为左翼的“旗手”，按说二人的立场和观点应该大相径庭、相差十万八千里才是，但为何在“救党”“保党”的问题上，这样一右一左两位鼎鼎大名的人士却为何如此“高度一致”呢？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发现他们尽管是左右阵营泾渭分明，但二人都是gcd员，因此，他们提倡“救党”“保党”，也都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知道，gcd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讲阶级分析的，任何不可理解、或是矛盾重重的事情，只要用阶级分析这面镜子一照，立即会疑云顿消。辛子陵先生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校、四级研究员、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这些响当当的“名头”，决定了他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一员。而张宏良先生头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证券研究所主任的光环，收入丰厚，衣食无忧，决定了张教授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尽管其思想左倾，敬仰毛主席，对社会黑暗面深恶痛绝，但其阶级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决定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投机性。由于他们二人都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所以在对待中国社会的各重大是非问题上，他们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能靠一些招摇撞骗的“花哨东西”来“忽悠”那些没有高深马克思理论水平或鉴别能力不高的年轻人，正如他们在“救党”“保党”问题的种种言谈和表现。
想到这里，我什么都明白了，辛子陵、张宏良二位先生的“救党”“保党”主张，自然也都清楚了。正如一句古谚：“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看来，主张“保党救国”的张宏良先生的知音也不乏其人，辛子陵就是一个。ttx (2011-9-22 14:55:11)
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把一切假面揭去！
WCSWCS (2011-9-22 15:13:14)
把别人的"救党保国"给辛子陵戴上,又给别人戴上被你歪曲的什么帽子,立场在哪里先不说了,只看你的这种不良用心,就知道是别有用心了
.WCSWCS (2011-9-22 1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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