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解读资本论》新书发布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复制链接]

         版主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斗争如此，理论斗争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的用的似乎都是马克思的道理，  目的和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是我们没真正的把握马克思的精髓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讲清楚？亦或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像中国的八卦图任由各取所需！？亦或是马克思就是一种方法手段，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和愿望！？资产阶级也研究运用《资本论》来规避风险和社会动荡，那革命者又应该重点运用马克思的哪个方面来 促使革命的发生和胜利！？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不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解读资本论》新书发布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时间：2011-10-27 16:04:0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庆典年，也是我们回顾历史，包括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的重要年头。10月26日上午，《资本论》研究座谈会暨《解读<资本论>》新书发布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会上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中国《资本论》研究会荣誉顾问卫兴华，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等出席了会议。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1867年问世的，到今年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中文版的《资本论》问世于1930年，到今年已有70年的历史，中文版最新的《资本论》是2004年出版的，到现在也已经有7个年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当中，《资本论》对于世界的影响极其巨大，人们对它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很多。日本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宫川彰先生《解读<资本论>》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微博)出版，并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重新学习研讨《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和龑表示：我想呼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落到实处，就像这本书的序言里讲到的一样，经济危机以后，大家在热烈关注《资本论》，热心研究《资本论》，我想这离我们中国也不远。

　　本书作者宫川彰教授表示：“我这本书的初衷其实是想在日本做一个启蒙性的教育服务，这本书能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高兴。在日本，工人以及市民他们为了提高工资和劳动条件，以及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组织和参与了很多这样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政治经济形势，能够达到对自己思想启发性教育的目的，所以组织了很多自主性的学习团体……今天，以我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我想今后将进一步迈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吹响了我今后继续努力奋斗的人生号角。”

　　宫川彰教授举办的《资本论》学习班是宣传和普及《资本论》百花园中的一棵奇葩，宫川彰教授30年如一日，不问严冬酷暑，坚持义务授课，学习班涵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兴趣爱好的学员，其教学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宫川教授要为学员编写适用教材，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又完全准确地反映《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既保持原著的体系和方法，又要有机地联系当代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使学员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原著的思想精华和理论精髓。诚如作者在编写时到的，解读《资本论》目的在于联系现代日本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动向，来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运用《资本论》的原理敏锐分析现代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宫川教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的普及和宣传活动。

　　附：

　　《资本论》的诞生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具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马克思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 00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所得为8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今天主要的媒体全都来了，我们编译出版社这些年还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想引导整个中国主流文化的阅读，因为现在的阅读话语权都操持在都市报，这是不正常的，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呼吁，我们编译局包括编译出版社愿意和广大学者，包括主流媒体一起来引导中国的主流文化阅读，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落到实处，就像这本书的序言里讲到的一样，经济危机以后，大家在热烈关注《资本论》，热心研究《资本论》，我想这离我们中国也不远，但需要我们大量的努力，需要出版界、研究界、媒体一起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党的推动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落到实处。

　　最后，再次感谢宫川彰先生、刘锋先生，也谢谢各位专家、媒体，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也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作客，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和龑社长！下面请宫川教授致词！

　　宫川彰：尊敬衣俊卿局长、魏海生副局长和龑社长，尊敬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就是刚才介绍到的宫川彰。

　　我这本书的初衷其实是想在日本做一个启蒙性的教育服务，这本书能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高兴。在日本，工人以及市民他们为了提高工资和劳动条件，以及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组织和参与了很多这样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政治经济形势，能够达到对自己思想启发性教育的目的，所以组织了很多自主性的学习团体。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活动，我所在的东京学习会，它主要是以首都东京为活动区域的最大学习组织，这本书也是在我参与东京学习会的很多讲座中学习的成果。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作为劳动者，他们在基础性的一般性的学习，具体包括哲学、经济学、工会活动的方法，以及作为工人，他们拥有的权利，以及他们经常要学的重要的政治形势。还有一个，就是《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学习。

　　1967年，以《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为契机，《资本论》讲座正式成立，此后45年间从未间断过。具体的形式是每期设一年，每月我们召开一次学习会，具体就是学习《资本论》和其他的政治经济形势内容，基本上是安排在每周日的下午，学习形式有授课、班级讨论，以及与教师的互动问答等等。从数十人到上百人规模的讲座，可以说覆盖了首都到周围的自治县，也就是整个首都圈，此外像大阪、京都、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都有我们的讲座，另外，这些的学习自主会在全国不计其数。讲师主要都是活跃在日本一线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听讲的学生现在很多都作为核心活跃在工会活动、市民运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变革运动中。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听讲的学生他们学习的动机。在十多年前，像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发生剧变，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都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下，贫困和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劳动艰苦程度和生活困难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呢？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将来的社会生命周期会怎样，这样都会成为听讲学生的学习动机。

　　下面，讲一讲我和中国的具体交流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就作为一个窗口，我们共同开展了很多学术交流。此后，东京学习会议也参与进来，很多活动已经发展为定期交流。像卫兴华、魏海生先生、李其庆先生等领导都给我们这个交流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使我们的交流能够蓬勃开展起来。从2008年开始，在魏海生副局长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编译局共派出8名客座研究员赴东京进行研修，我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指导，同时也展开了很多中日学术交流。在这个交流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魏海生副局长跟我说是不是能将我的这个《资本论》的解说启蒙教育服务翻译成中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中日交流不断积累的结晶。

　　在此，我向出版这本新书给予大力支持的编译局，以及编译局出版社的各位同志，以及翻译刘锋同志的尽心竭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想讲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的启蒙教育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显著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古典派经济学不断发展，以及与之对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成为了学问遗产，在《资本论》理论深化方面，以及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性、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战后重建时期，为了实现化学工业化的国策目标，日本在制定清洁生产方式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在解析上世纪6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增长，以及它的破灭情况，还有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繁盛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泡沫经济时期和此后的长期亏损期，还有就是批判同一时期抬头的资本全球化潮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式的薪资主义思想。另外，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现阶段的日本经济究竟是否有效、是否妥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对此，我也想再多说几句。

　　我的父亲，也就是刚才大家在录像中看到的经济学者宫川时，他曾经说过，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也是一条指导线。现在，在我们碰到非常复杂且不透明的很多事情时，我们要想解决它，并且找到明确的对策和方法时，我们不能摇摆不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这时候就学习理论学和评价，以及理论的指导。这时，马克思主义经济《资本论》就起到了这种指南针性的作用。《资本论》就是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搬到桌面上来，然后解析其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就像对在黑暗中航海的船只来说，指南针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资本论》所解析出来的很多源头，对于我们解读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矛盾和问题点，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深刻意义。

　　今天，以我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我想今后将进一步迈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吹响了我今后继续努力奋斗的人生号角。谢谢大家！

　　杨金海：非常感谢宫川教授的致词！下面，我们请亚洲现代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刘锋研究员介绍这本书的翻译情况，欢迎！

　　刘锋：尊敬的衣俊卿局长、魏海生副局长，及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我作为宫川彰先生的《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者，今天很高兴能够见证这本书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出版，在此我谨向各位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解读<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资本论》学习普及过程中，联系现代日本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动向，对《资本论》进行解读的通俗著作。本书作者宫川彰先生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恩师，宫川彰先生秉承做人的原则，严谨的学术风格，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宫川彰先生还在推进日中友好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资本论》自主学习讲座活动，学生当时的热烈讨论以及对日本现象的揭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宫川彰先生持续45年在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义务普及《资本论》教育，在宫川彰先生的带领下，其中很多学员已持续学习《资本论》近20年，正是带着对宫川彰先生由衷的敬意之情，我决定翻译宫川彰先生《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资本论》是人们思想历史上一个丰碑，宫川彰先生在解读《资本论》原著的同时，通过现实社会的事例进行具体分析，解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问题，在尊重原著基础上进行了解读，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一些日语的词义进行了探讨，最大限度地让日语更加接近中文，做到通俗、准确、易懂。本书翻译工作始终得到了魏海生副局长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蒋仁祥先生的多次帮助，得到了编译局日文处的大力帮助，特别是他们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另外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谭洁副总编辑及其同事在编辑和监督整个出版流程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还要感谢经济学家王振中先生及李惠斌先生在初审和二审期间提供的参考意见和建议。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朋友的具体参与帮助和关心，在此，一并感谢。

　　限于日本学习能力和时间的限制，该书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指正，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刘锋同志！下面进入嘉宾发言阶段，首先我们请林岗校长发言，大家欢迎！

　　林岗：对这本书非常感慨，之前《资本论》在中国并不吃香，回想历史，全球一发生大危机的时候，《资本论》就比较抢手，一旦危机过去了，《资本论》又不行了，甚至会对《资本论》进行一些曲解，这是一个反复进行的现象。我记得当时我提出的时候，有一个系主任，也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参加过他的一个研讨会，比较马克思、恩格斯，他的结论是认为这个并不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说的东西错了，他认为恰恰出现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好象又要繁荣起来的现象，恰恰证明马克思是对的。确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这次的危机又一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从根本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个矛盾还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这个是没有疑问的，证明马克思是对的。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有见地，同时他也讲，苏联的事情也是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因为马克思在也资本主义批判地时候，他在结论中讲到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容纳能力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它不会灭亡。说明资本主义的调整，还能容纳一定的生产力，还能够存在下去。看到了这种情况，后来也作出了一些调整，我觉得都可以实事求是地解释这些问题，出现了这些新鲜事根本不能说明《资本论》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产生的这些理论从根本上出了什么问题，恰恰也是在证明这个理论包含的科学性。

　　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据我所知，在青年学者之间，对《资本论》感兴趣的，比较起来的话，好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更感兴趣，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的青年学生接触到的，他们没有接受过这些东西，但是他要真正地回头看看，他要到现在的沿海工厂里面，还有现在西部的工厂里面去看一看，和农民工在一起生活生活，真的下去走走看看，马克思描述的现象、马克思理论，对那些工厂里面的工人和老板的关系的解释，其实是很有用的。如果，这个东西不加抑制，不受限制的这么发展下去，会不会也会造成导致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严重社会后果，现在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才有一系列的改善民生、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所以，《资本论》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对国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当代价值、它的这种现代性，一点没有因为已经140多年而有任何减退。

　　当然了，我们学习《资本论》最重要的还不是说去从它的理论里面弄一些现成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掌握方法。如果我们掌握了《资本论》的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我就说这些，谢谢！

　　杨金海：下面请卫兴华老师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

　　卫兴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讲，中国的确从日本学到了马克思经济学一些基本的知识，经济这个词，我们固然在古代的著作也有，但是，作为现代的经济概念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著作，比如关于资本的经济著作，我们很早就翻译过来，这一代人把它作为重要的经济著作来学习，现在又看到了宫川彰教授的著作，《解读<资本论>》。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和很好地阅读， 但是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出版做得很漂亮，内容也比较活泼新颖。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曾经掀起了研究学习《资本论》的高潮，组织了很多大学系统的《资本论》研究会，而且展开了学习研究和讨论，但是，在90年代以后就慢慢地淡化了，后来很多的学校《资本论》也不开了。曾经80年代，深圳专门组织过《资本论》处级领导讨论会，后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出了问题以后，资本主义的著作好象也少有人学习了。但是，现在我看到我们中央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学习马列精神著作，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布置要学习《资本论》，恐怕我估计明年以及以后这几年内还会掀起学习《资本论》的高潮，在这个时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义，不知道有没有在报刊上进行了宣传，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助作一下介绍。谢谢！

　　杨金海：好的，谢谢林岗校长！下面由《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王振中研究员讲话。

　　王振中：其实我也没有更多要讲的，因为这本书我写的是序言，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的简明，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的又一本著作，所以在此我也祝贺宫川彰先生这本书的出版。为什么作这个序？因为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包括美国一些著名大学都开了相关的公开课。今年7月份，提出了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本来想指望这场危机给美国人一个很好的教训，狠狠地把新自由主义教训一顿，但是最后他警告大家，新自由主义很可能有反复的倾向，因为它在西欧国家的根子很深。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推出《解读<资本论>》，特别是宫川彰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时代意义。这本书里面不但结合了日本的实际，使我们看到《资本论》的一些经典论述在日本得到了验证，特别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表现，我觉得给我一个新的启迪。所以，现在来看，通过这场经济危机，大家可以仔细地再阅读一下《资本论》的第一卷，看一看马克思是怎么样分析现代所谓银行的本质的，是怎么样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国债本质的，特别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时候，非常严厉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可以说在这一场批判活动中，我们表现的也是够呛的。原来只是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原来只是把经济各个周期的不同变化这种表现当成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讲这是非常肤浅的错误。所以，现在我们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认识是否深刻，包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觉得马克思《资本论》里面，应该说整个思想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重读《资本论》，会对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以及对于我们将来奋斗的目标共产主义，我觉得会重现拾起信心。就像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评论的，只要资本在，《资本论》就是永存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那么《资本论》所具有的批判性以及建设性，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的。谢谢！

　　杨金海：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讲话。

　　武力：尊敬的衣俊卿局长、尊敬的宫川彰先生，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首先我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这么一本好书，对于我们学习《资本论》起到非常好的帮助，第二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学习。我想谈两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就是《资本论》虽然诞生了140年，但是迄今为止，对《资本论》的实质仍然不是最深刻的。在今天，无论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改革，还是科学发展，都有着指导意义。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从原来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使资本得到深化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从共产党90年历史来看，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对于国内国际的条件，当时发展阶段，我们消灭了资本，事实证明消灭资本是不正确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开始发展资本。但是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应该看到，资本的属性其实没有分析得很清楚。一方面，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什么力的高度发展，超过了几千年，另一方面是它的负面作用。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不够，一方面是各种各样思潮的影响。实际上经济发展，包括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富差别、包括资源的破坏，包括在国际上出现的许多问题，世界经济危机就不用说了，很多资本的发展都是资本的深化带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只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这个问题。

　　第二个感想，就是针对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非常不够。我记得当年毛泽东很感慨，说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时至今天，到底多少人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多少。其中包括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对资本属性的认识，如果不能够真正对资本属性认识，我觉得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恐怕是很困难的。往往受一些理论思潮的影响，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用通俗的方法来解读《资本论》，中国也有这种需求，也确实需要，我觉得对于我们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武老师！下面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旭教授讲话！

　　张旭：大家上午好！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宫川彰先生《解读<资本论>(第一卷)》，在没有拿到这本书之前，因为参加这个会最早是在王振中先生跟我说起，我觉得很好，一定来参加。在没有拿到这本书之前，我想这种解读《资本论》的书，在中国已经出版了很多了，无非又多了一本。但是我刚才看到它以后，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说不仅仅又出版了一本关于《资本论》解读的著作，也不仅仅是因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而是他用《资本论》的整体原理，来和当代的日本经济、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的这样一种解读，我觉得是非常新鲜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中，有很多的“创新”，我也就针对国内现在愿意“创新”的几个问题，有针对性地翻了一下宫川先生的解读，我感到宫川先生的解读可以应对国内学者的一些“创新”了，这个“创新”实际上是曲解了。我们知道创新是好事，但是创新是前提首先是准确地继承和理解，否则就会越创越远、越创越歪。这是一个感受。

　　再有，这场金融危机以后，《资本论》在欧美一书难求，一时间洛阳纸贵，甚至有人评价，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现在一定成为亿万富翁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并不等于说中国的《资本论》普及水平有多高，恰恰普及得非常不够。我刚才和刘锋先生交流，他用的是对照版的第二版，当时我在买第二版的时候，管理人员在书库里面给我找了很长时间，沾满了灰尘的绿皮《资本论》，我想这是在北京，如果在地方的话，恐怕连买都买不到。

　　关于《资本论》的解读方面，除了学术性的解读以外，通俗的读物我们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图说《资本论》、漫话资本论等等，都出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书被谁买去了，买去了以后干什么了，还是就只放在图书馆里收藏起来，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在今年初，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5周年的会议上，图书馆搞了一个马恩主要是《资本论》经济著作的一个善本展览，从里面看到了翻译成各种语言的《资本论》的收藏，有一个令人我感到惊喜的，就是日本早年出的《资本论》的口袋书，因为我们的都是大部头，我现在看到的《资本论》虽然读了很多遍，但是还是很紧的。所以，这样的一种通俗化，并且准确表达的著作的出版，无论是《资本论》的研究者，还是出版界探讨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很难把《资本论》的研究推进，也很难把《资本论》通俗化推进。就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瑞同志发言！

　　刘瑞：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郑重地向衣俊卿老师、刘锋博士，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表达我的祝贺之意和喜悦之情。宫川彰老师是我的硕士老师，当时在1995—1998年我师从宫川彰老师，毕业之后我回到国内，在宫川彰老师的建议之下，我选择了积极深造并且从事了研究工作的道路。可以说16年来，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与宫川彰老师的关心和指导密不可分。宫川彰老师让我看到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学者，他多年来不仅在象牙塔内研读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原理，更是在社会生活中践行和传播科学思想，并且在日本以西方思想或者西方思潮占主流的社会布局当中，形成了一股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来自于普通劳动者的声音。所以，我深深地为宫川彰老师的学识和精神折服。同样作为学者，我的导师的严谨的态度和强烈的社会感、使命感深深地影响着我。

　　下面想对翻译者刘锋同志表达一下敬佩之情。虽然我们同样作为宫川彰老师的学生，但是刘锋博士比我们各位走得更执着、更加高远，也在我们面临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他在东京留学期间，三年就拿到学位，而且也致力于中日之间民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并且把这种学术交流提升到新的高度，真正发挥了作为民间大使的桥梁作用。刘锋博士在与我们平常的交谈过程当中，多次表达了翻译出版宫川彰老师《解读<资本论>》这本书的愿望，不仅是对老师学术的传承，也可以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国外马克思研究和实践的现状，理解《资本论》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在紧张的博士后学习期间，刘锋博士开始了非常艰难的翻译过程，因为他既要负责在日本研究所的繁杂工作，又要完成博士期间的学术论文，所以说这部30万字的译著是用他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对此我深表钦佩。

　　在这里还非常想感谢编译局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有机会以更广阔地视野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这本书的问世，可以说也凝结了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相关同志们的心血。最后，衷心希望宫川彰老师、刘锋博士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再次合作，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尽快看到宫川彰老师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解读，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刘瑞同志！下面请社科院研究院的谭晓军同志发言。

　　谭晓军：大家早上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也是宫川彰老师的学生，硕士和博士都在老师这里读过，刘锋博士是我们的师兄。在这里首先祝贺我的导师这本书《解读<资本论>(第一卷)》在中国的顺利出版，也感谢师兄刘锋作出这么大的贡献。

　　我们在日本读书期间，老师的这本书曾经给我的学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直也有这样的愿望，希望老师的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次第一卷得以顺利出版，确实也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我曾经在东北大学工作，在工作期间，教的是《资本论》选修课，感觉到学生们在读《资本论》这本书之前的兴致并不浓。在我老师的支持下，老师每年都要为我的课来中国一次，给我的学生作特别的演讲。在我老师的支持下，以及我自己也算是一定的努力之下，我的学生实际上对研读《资本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资本论》大学的教学如果能够扎实地去做，学生还是会非常感兴趣的，因为这是一部经典，任何时候讲解起来，阅读起来都会很有收获。

　　去年我到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之后，我主要是从事于研究工作，这个研究自己也算是起步时间并不长，以后在这方面希望会进一步深入，也希望与在座的各位有更多的交流，尽自己的努力，在中国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著作进行普及、推广，像我的导师一样，能够为这本书大众化作出自己的努力。谢谢！

　　杨金海：下面请编译局的专家讲话，首先我们请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资本论》研究会的副会长李其庆教授讲话！

　　李其庆：今天有这么多的《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老领导、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和媒体参加这个发布会，可以讲是盛况空前，我感到很高兴。我发言的题目是《资本论》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祝贺宫川彰教授《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

　　《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毕生精力和心血写出的巨著，恩格斯在第一卷书评中写到，无论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和多么不团结，我们还是可以确信，这个政党的所有派别都将欢迎这部书，把它看作自己的理论圣经，看作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论据。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而它的内容本身也引人注目。《资本论》对于从理论上武装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解放自己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资本论》博大深邃，很难读懂，为了使更多的工人能够读懂这部著作，马克思本人就做了《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例如，他在1872—1875年间亲自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译稿时，就把德文原文中很多黑格尔晦涩难懂的术语翻译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恩格斯也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普及工作，他在1886年8月13日，写给菲洛伦斯的信中说，如果出一套由通俗的语言解说《资本论》内容的小册子，那倒是件好事情。在恩格斯的关心下，法国的《资本论》编写者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后来又出版了《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缩写本和解说版。我国学者也为《资本论》通俗化、大众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复旦大学(微博)教授在1985年出版了《通俗<资本论>》一书，该书在2009年再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出版了四说《话说<资本论>》，以一种更为当代人接受的形式进入广大人民的视点，这部书也于2008年再版。此外，据我所知，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举办的工人马克思大学《资本论》学习班，也是使用自己编写的通俗教材。可见，《资本论》问世140多年以来，《资本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工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宫川彰教授举办的《资本论》学习班是宣传和普及《资本论》百花园中的一棵奇葩，宫川彰教授30年如一日，不问严冬酷暑，坚持义务授课，学习班涵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兴趣爱好的学员，其教学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宫川教授要为学员编写适用教材，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又完全准确地反映《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既保持原著的体系和方法，又要有机地联系当代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使学员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原著的思想精华和理论精髓。诚如作者在编写时到的，解读《资本论》目的在于联系现代日本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动向，来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运用《资本论》的原理敏锐分析现代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宫川教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的普及和宣传活动，目前在日本全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资本论》研究会，日本经济杂志今年第5期是《资本论》研究专刊，这一期报道了一些学习会的活动情况，综述如下：

　　鹿儿岛县劳动者协会《资本论》学习班是2010年9月创办的，由鹿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存正仁任教，每月学习两次，每次两小时，全三卷分20次学习完毕。本届学员十名，其中4人在30岁以下，可见《资本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增加。

　　冲绳县的民青同盟也成立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成员有3—8名，每次学习两小时。

　　奈良《资本论》学习会历史悠久，是在上世纪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背景下成立的，该学习会影响很大，参加人数很多，有大学生、大学教授、奈良市议员，也有普通劳动者，甚至一名前关东军战犯也学习了三年，组建《资本论》的理论威力和感召力。

　　长野县《资本论》学习会已坚持了15年，每月活动一次。

　　以宫川教授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宣传和普及《资本论》方面，所表现的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让我们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欢欣鼓舞。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已充分展开，无论危机的表象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论》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中央提出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宫川教授的《解读<资本论>》，对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有着借鉴的意义，这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谢谢大家！

　　杨金海：谢谢李局长，下面由《资本论》的翻译大家张钟朴先生讲话，大家欢迎！

　　张钟朴：今天我们出席宫川彰先生的大作中文版的出版，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他的父亲宫川时先生5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而且我们年轻的时候读《资本论》，读的最重要的版本教材中就有宫川时先生的通俗《资本论》。从中，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教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日本老学者也是我们的老师。宫川彰教授继承了日本《资本论》研究当中的特别注意把《资本论》的理论跟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这样一个方向，宫川时教授代表的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宫川彰教授在日本这么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条件这么复杂，费了这么大劲，多少年不断地坚持普及资本主义思想，这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宫川彰先生多年来跟我们中国交流，也是我们编译局聘请的外国专家之一，多次在我们局举行各种座谈会我也参加，受到了很多教义，不但如此，我们局的很多学者都是得益于宫川彰先生的帮助。今天在座的，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宫川彰教授的学生，在我们国家，我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搞《资本论》，我们中日两国学者之间交流很多的，刚才卫兴华教授已经谈了，在《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传播各方面，我们受益于日本学术界的益处不少。比如《资本论》当中很多的名词，实际上是直接从日本搬过来的，日本在研究《资本论》方面，很多的资料、版本和争论，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我当时在年轻时翻译《资本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日文很不好，就靠日文当中的一些汉字查查字典，有的时候还能间接地借用一些资料。但是，当时苦于我们中国读日文的人又懂《资本论》的比较少，我们当时很希望多有几个既懂《资本论》又懂日文的人，把这些资料尽快介绍到中国来，当时是很期望的。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宫川彰教授的学生，我希望你们别的方面都很有成就，这当然很好，希望你们在《资本论》的传播和交流方面也多作贡献。

　　最后，我再一次对宫川彰教授表示感谢！我向你学习，学习你的精神，学习中日交流的热心精神。同时，我也对译者刘锋博士表示感谢，因为我自己是搞翻译的，因为我知道翻译学术著作很不容易，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也希望第二卷和第三卷早日出来，我要认真对宫川彰教授的这本书，从中受到教育。谢谢！

　　杨金海：下面请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李惠斌教授讲话！

　　李惠斌：首先作为会议的承办方之一，对《资本论》研究方面非常资深的、也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在座各位领导表示感谢！第二，对宫川彰先生的这本著作的译本的出版表示感谢！我当年第一次到日本去，就看到了毛泽东当年给宫川时教授的题词。宫川彰先生现在实际上是继承父业继续给日本的工人阶级授课，后来我多次去了日本，亲自参与到授课现场，感触颇多，也非常感动。因为在中国，我们念《资本论》、读卫兴华老师的著作，到日本之后，觉得他们的学习很虔诚，他们愿意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学习，而且通过学习指导他们的实践，所以出这本书以后，真的非常感谢！第三，趁着这些老领导在这里，我用简单的两句话表达一下，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一年多来，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一年来首先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现在初步已经确定的就是准备申请出版30—40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读本，初稿已经出来了。第二个就是文本的翻译借鉴的好多文史，整理了中外的研究，对响应中央的号召，研究者们一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几次去日本以后，不是说班门弄斧，大学的时候读过《资本论》，尤其是去年在参与过关于《资本论》和劳动者关系的讨论。

　　杨金海：最后，请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发表讲话，大家欢迎！

　　衣俊卿：尊敬的宫川彰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学术研讨会，以及宫川先生的新书发布会，非常感谢宫川彰先生今天专程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在座的各位专家还有媒体界的朋友们，一直都关注着我们的学术活动。在这里，我首先要表达对宫川先生的敬意，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十年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理论成果、学术影响，包括对培养学生，另外启蒙普通的读者、民众，确实做了很多值得我们非常敬佩的事情。另外也非常感谢宫川彰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编译事业和研究事业的重视。刚才卫老师说过，的确是中日两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交流很多，从更长的历史来说，中日文化交流很多，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很大，但是近两年从马克思理论传入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近我们也在梳理这条线索，一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三条路径。第一条就是日本，在上世纪初，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从那开始把日本学者研究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和观点传入中国，而且刚才张钟朴先生也说过，一些翻译学者受到制约，后来由留学生把这些思想传入中国。所以，应该说在中国整个马克思主义传入的过程中，日本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其中像宫川先生父子两代人，在跟中国的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里也表达我的敬意。

　　另外在这里也应该感谢刘锋博士做的工作，因为确实把这么一本书翻译过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而且我估计刘锋的压力会很大，因为大家还期待着后面两卷的出版。刘锋博士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一直也很优秀，中央编译出版社我认为它的定位很好，一直在关注着中西方、或者中方文化的交流，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推出这么一部著作，还有很多在这里不一一说了。

　　今天参加这个会确实挺高兴，时间关系，我简要地作一个发言，谈一点点体会。刚才这几位专家说得都不多，但是他们都说了关键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历史条件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我们来出版宫川彰先生这本书我认为很重要，更深入的研究《资本论》、学习《资本论》，意义也确实很大。

　　大家想，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恩格斯在19世纪末去世以后，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现象，它的传播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论，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是否过时，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今天有这方面的争论。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一百多年的传播史，大概每一次历史都回头证明了马克思的当代价值。我最近在几次采访中也谈到，我说大概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有它极其的特殊性，它是一个很大历史尺度上的，又是直接针对跟资本制度有关的批判。所以，这么一种理论，我们不能用一个具体的观点，某一个观点是否过时来解读它。当然，林校长谈到卢卡其的观点，其实我认为他说得很有意思，他的第一篇观点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假定，当前的社会现实证明马克思所有的具体结论都已经过时，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因为马克思的力量在他的科学方法和批判方法，我们还可以借用一个人的观点，就是萨特，二战以后他转变成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当时有一段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人认为他带有作秀的性质，我认为他其实不是。他讲到马克思那种社会历史理论跟存在者的关系，个体自由的关系如果结合起来，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然后他又评价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很年轻，他还处在童年。大家认为这是作秀，其实不是，他下一句话有一个解读，为什么说它没有过时，而且很年轻。就是因为马克思思想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没有过去，什么情境？就是资本对逻辑的统治，这种情境没有过时，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过时，很年轻。那么《资本论》大概就是这么一本巨著。

　　大家想想在20世纪传播中，应该说有多少人为这个献身、为它的翻译传播献身？而且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种品格，每当历史太平、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遗忘马克思主义。而每当人类历史出现一个重大转折，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肯定要出场，而且经常出场的就是马克思携带他的《资本论》在出场。这确实是一个现象，刚才林岗先生也说到，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对《资本论》的关注。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关注马克思的理论，用它来分析解读当前的现实，为了这个应该说很多人都作出了榜样。刚才说到的比如像日本的河上肇、像宫川时、宫川彰先生。中国历史上就为了翻译《资本论》有多少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郭沫若几次想翻译《资本论》，由于条件不够没有翻译成，而且他表示为了《资本论》的翻译献出生命也值得，一直到后来有多少人，包括现在的编译局，有多少专家一辈子一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今天我们来解读它，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

　　当然我只能说一个想法，我认为对马克思的理论，尤其对《资本论》的理论，在当今可能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围度去研究它、去学习它、去宣传它，这个工作实际可做的很多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利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读当前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发展。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上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的解读可能是一个比较表面的问题，深层次的解读怎么来解读？我认为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比如说资本主义内部的这种制度体制本身造成的，一方面是它应对这种资本的逻辑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它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这个社会体制深层的问题，刚才宫川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社会结构，虽然不再像以前体现的两大阶级的对立，但是我们微观地分析，发现在这个逻辑下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最近我在读世界经济史，它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对我们非常有启示，这个观点就是他谈到一个，他说人类历史如果按照经济史来看，我们把1800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在1800年之前基本上用马尔萨斯见解来体现，人类发展比较缓慢，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大概比较接近，就是说有限的资源，当人口增长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所以就会有灾难、危机等等的出现。所以，人口在减少，人口水平就会提高，人口水平提高人口又会增长。但是他有一个结论很重要，马尔萨斯那个时候，最大的就是贫富差别，他认为平均不超过4倍。那么今天，我们看一看今天为什么占领华尔街？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包括我看宫川先生这里特别讲了一个例子，松下一天储蓄大概是906.7万日元，而普通人大概一天几千日元，这是需要我们解读的东西。第二个，我认为还有一个可以解读的，就是全球化。现在资本主义这次金融危机跟传统危机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大家讲的虚拟经济，但我更认为大概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仅仅用传统的体制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全球化背景下还有另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由于资本格局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个就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按照我读的一些经济史，说1800年之前，一个是国内的贫富差别很小，第二个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绝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天壤之别。美国可以消费全球大部分的消费品，而其他的国家却很少，按照《资本论》的逻辑还在不断地掠夺这种资源，在破坏着生存的机制。所以，包括西方的学者也讲，发达社会发达不发达，实际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别的问题，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掌握它，怎么去认识它的经济规律，怎么认识它今天的危机特征，怎么去预见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我们在《资本论》可以读到很多。但是我们读这些，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不仅仅要把问题说清，我们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宏观的层面，要把具体的问题解释出来，而且还要像宫川先生做的那样，就是我们怎么样用通俗化的语言让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能够启迪大众，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天天在号召学习型社会，有的时候总感觉普通干部、普通民众没办法读，但是像刚才宫川先生讲的日本的那种学习，我认为我们如果真的有一种机制，让大家联系实际，去读马克思的东西，会感到其实马克思著作的很多表述真的不那么枯燥，起码比现在我们那些学者写的著作我认为要精彩得多，我们现在的学者都一二三，枯燥得很，根本没有人阅读。而马克思本身内部思想的力量、理论的力量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也是在这里谈一点体会。我认为我们开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我们承载着一种责任。

　　当然，从编译局来说，编译局也在做努力，因为编译局在中国的这些理论学术机构中，确实具有独特性，它不同于高校和党校，跟社科院也有区别，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新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通俗化，做我们的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几代人一辈子的心血我们在做，时间不多了，我简要地点一下。我想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我们在文本方面，编译局应该说工作量是很大很大的，马克思的理论经典文本，我们译了一版又一版越来越高水平的译本，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刚才也说到宫川先生做的第二卷，我们正在翻译的有两部文集出来以后，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现在已经出了21卷，这两年因为两部文集稍微放慢了速度，明年二版还要出版，现在还在修订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三版修订版，马恩选集第二版修订版和第三版，这些大量的工作还在继续推进。另外，我们中央文献翻译部把我们中央的一些中央文献，包括从毛泽东一直到邓小平的文献，多语种翻译也正在进行。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我们不仅仅把文本翻译出来，怎么研究当今的世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家可能关注到，就是前不久，我们编译局在中央编办的批准下，刚刚把我们两个研究所更名为两个研究部，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一个是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所以我们要集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和他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我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世界政党政治的研究、世界发展战略从价值层面到制度、中国模式等等，在全球的背景下来进行这种战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战略，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再说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家也知道，原来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央编译局能做什么事情？从去年开始，我们着手准备，到今年的建党90周年，我们一系列的成果，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丰富的资源宝库，大众化既包括通俗化，让普通群众可以学，也包括干部学习，也包括我们理论界的研究，实际我认为都是为这个做服务的。今年比如我们做的一系列工作，为了干部读物，我们跟中组部、中宣部编了马恩经典著作的选编读本和导读两本书，刚才李惠斌研究员也说了，我们正准备出一套大概40本左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著作读本，为今后高校理论研究提供最新成果。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思想的历程》电视片在央视播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前不久我知道中央党校在给高校300多个青年理论骨干开班式上先放了一集《思想的历程》，然后他们整个作为辅助教材，最近教育部要把《思想的历程》推荐到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刚才楼下大家也看到，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展览已经开始预展了，今后会做得很大。原来我们8月份想出版一套书，就是我们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在座很多专家都参与了，马克思话传、列宁话传等三版话传都出版了。这次翻译了宫川彰的《解读<资本论>》，我们出版社还想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这个研讨会很有意义，宫川彰先生和我们在座专家学者能够多多与我们交流，加强我们在理论的研究、理论宣传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也希望新闻媒体一直跟随中共中央编译局做大量的工作，不是仅仅宣传这些人，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对你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也希望今后更加关注中共中央编译局所做的工作。

　　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在这么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都越来越趋于务实的情况下，如果还有那么一群人还在坚守着这种理论的事业，它毕竟是个神圣的事业，很不容易。所以，也希望大家关注，谢谢大家！

　　杨金海：感谢衣局长的讲话！咱们今天的会议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成果很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我们编译局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的会议由于时间关系就开到这儿，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和媒体记者朋友，再次祝贺宫川先生《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祝贺出版社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