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疾呼我要控诉------谈文革整人
江西井岗山
一、
契子
胡德平最近像得了狂燥症，对文革突发兴趣，连主持了两个会议对文革进行“研讨”，一个是8月27日，纪念《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另一个会议是，10月6日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参加会议者有元老的子女、叛徒的后代、极右西化派、民运分子和各类反毛、反共精英，阵容可为强大。会议上研讨出的成果是：中共必须继续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否则的话“任何一个政权……都可能被粉碎”。《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八一年四千人大会上产生的，八一年四千人大会是邓小平主持的控诉大会，在这个会上控诉文革、控诉毛主席、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在他们哭哭涕涕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的同时，控诉者们正在制造上千万人冤假错案，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现在我要控诉邓小平对造反派红卫兵惨无人道的迫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净化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给人类社会各种思潮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
基层的劳苦大众、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自身和人类的解放，自觉或不自觉的走上历史的前台。他们彻底革命的精神，他们的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至，他们对摧毁旧世界、传统意识形态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这使一些因循守旧，没有思想准备的同志受不了，将这些年轻人叫“极左”，甚至叫“狂热份子”，他们甚至怪罪毛主席“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相反代表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思潮也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打着各种旗号，涂上斑烂的彩色，招摇过市，为维护奴隶主地位，为小集团或个人利益，进行了充分的表演。这种思潮和势力的一大特色就是不能与人为善，不是教育人改造人，而是整人。
有的同志看到上面的文字，一定会联想到刘少奇主席和保守派，以及为文革献出生命的红卫兵。这种联想固然没错，我看还是首先联系一下自己吧!文革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闹分裂，搞派性，体罚犯了错误的干部群众，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一种要争当人上人的思潮，这是一种将奴隶主的椅子抢过来，要自己坐上的思潮，这是一种结党营私的思潮。和走资派的思潮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人也是要整人的。只不过没有机会而已；有的人也是想贪腐的，只不过没有条件而已。直到今天都不例外，江西省委发给文革老人生活补助费他都不肯放过，想方设法往自己的荷包里抠，挨过整的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甚至还有坏人。
二、文革中四次整人高潮
同志们回顾一下文革就知道，有四次整人高潮，一是“在五十多天里”；二是“二月逆流”后；三是“清队”；四是“丙辰政变”后。
第一次整人运动，是在文革的“在五十多天里”。右派哭哭涕涕控诉了三十年，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发动青年学生“整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不是恶意整人，而是教育改造人。将奴隶主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者。是抓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绝不是整原来的地、富、反、坏、右。
但，刘邓另搞一套，他们企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整基层干部、整群众、整地、富、坏、右的运动。从而转移运动方向，放弃对共产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在这“五十多天里”，挨整的第一种人是给当权者写了大字报的人。整人者用他们57年反右时老的办法，将这些人分类排队，组织人批斗、关押、整黑材料，最后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后，被整的工人和学生经过斗争、平反、烧黑材料，被整人才得以解救，后来都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骨干份子。丙辰政变后均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成了改革开放盛世中的新“地、富、反、坏、右”。
在“五十多天里”挨整的第二种人是五十年代初被划为地、富、反、坏、右、资的人和有些历史问题的知识份子。从经济地位角度看，他们已经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了，大部分人正在被改造或已经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幻想变天的少数人已经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主要威胁。
在文革十年中整人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谁对当权者有异议，谁就是“反党份子”、“右派”、“反革命”，谁就是阶级敌人，和老的地、富、反、坏、右一起整。所以地、富、反、坏、右在文革中挨整，不是毛主席整他们，也不是造反派红卫兵整他们，而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共产党内走资派要整他们。他们为了否定毛泽东，为了巴结走资派就故意将事情的真象给混淆了。
右派哭哭涕涕控诉了三十年，主要是指“在五十多天里”和后文所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发生的事。当今的右派就是当时挨整的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是丧了良心的一群，他们没有胆量哭诉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而与曾经整过他们的人沆瀣一气控诉、打击和他们一起挨整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跟着整人。由此可见，昧着良心整人的人绝对是坏人。哭诉文革，哭诉毛泽东、哭诉造反派的人就是这样一群昧着良心的人。
第二次整人高潮是“二月逆流”后，江西军区一介入地方支左就抓人，理由很简单：据说造反派中“成分不好”的人多，“牛鬼蛇神”多，“黑狗崽子”多，说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管怎么说，反正“整人有理”，“造反有罪”。对一月风暴夺权，恨得咬牙切齿，像赵太爷痛斥阿Q，狠狠地说：“你也想造反!”和一切奴隶主联合起来，非要将当代阿Q——造反派送上断台头台“咔嚓”不可。
这次造反派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了，奋起反击，上街游行抗议，到军区门前静坐请愿，很快使江西军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但是，蓄意整人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于是他们又组织“小D”们（保守组织）来对付“阿Q”（造反派红卫兵），两者“互揪小辫子，拉成弓形”互不相让，这时赵太爷“一烟袋锅子”扣在阿Q的的头上，以助小D一臂之力。这烟袋锅子就是江西军区撑控的民兵预备役的枪支弹药，发给了保守组织小D，在67年6·29、8·24两次屠杀中夺去了300多名造反和红卫兵的生命。
奴隶主遭到奴隶反抗的的时候，总是利用此奴隶去攻打彼奴隶，然后“卸磨杀驴”。在九十年代奴隶主们要抢劫国有资产了，将大批工人们赶出工厂时，他们才不管你是阿Q，还是小D呢，只要你是奴隶就通吃。当然也不乏一大批攻打阿Q的小D混到了“体制内”，人模狗样地坐上了奴隶主的交椅，小D也出息了一把。这是后话。
第三次整人是清理队伍，程世清将整造反派运动叫“三查”，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由，从造反派和红卫兵中抓“阶级敌人”，比运动初期打击、迫害造反派，手段更为残忍，持续的时间更长，达一年之久。
打击的罪名是：反三红、大黑手、两面派、小爬虫、小万里浪、现行反革命、反党乱军、阶级异己份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多中心、极左派、打砸抢……。
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揪斗、抄家、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街示众，私设公堂，严刑毒打，关牛棚、遣送农村……。
一个小小的400多人的工厂，牛棚中就关了40多人，一半以上关的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十几名学徒工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有相当多的造反派被判了徒刑，送进了监狱。
这次整人运动是文革中整人最厉害的一次，一切反文革的势力都进行了充分地表演，但刘邓本人没有参与，不是他们大发善心，而是没有表演的资格和机会了。
这次整人运动是支左部队和死灰复燃的保守组织干的，他们在狠整造反派的同时，对地、富、反、坏、右和有些历史问题的知识份子下手十分凶狠，江西的赣州、湖南的道县、北京的大兴、广西的全省等地区，地、富、反、坏遭到集体大屠杀，仅广西一省杀人就有十万之众其中包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造反派。当笔者了解到这些血腥屠杀时，还时十分不解，这和文革的宗旨显然背道而驰的。后来发现“丙辰政变”后这些刽子手不但未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得到重用，如广西韦某某等，这表明他们和刘邓走资派是一伙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共同目的。
经分析笔者认为，军内文革反对派杀人是一种“抢旗帜”的行为，他们借党中央、毛主席委托解放军“支左”的机会，以极左面貌进行屠杀，以此表明：他们是“狠抓阶级斗争”的、他们是正统“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最高”……。将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的化身、“革命者”的化身、“最忠于毛主席”的化身。抢占了“革命的至高点”，将造反派红卫兵置于“反革命”的的地位上。他们成了“太上皇”为所欲为，说整谁就整谁，谁说个不字，谁就是“反三红”，“反三红”就是“反革命”，就和地、富、反、坏、右化为一类，一起往死里整。
“丙辰政变”后右派对那些大屠杀的控诉，他们不是控诉文革反对派的屠杀行为，也不是控诉“抢旗帜”者的无耻行为，而是控诉毛主席、控诉文革、控诉造反派红卫兵。而对这段时间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甚至屠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支左部队不是真空，也有走资派，也有蜕化变质份子，也有想踏着造反派的尸体向上爬的投机份子，还有相当多的“老子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的人，所以笔者认为，让军队介入地方支左是文革中左派一大败笔，与文革的失败密切相关，有待专家、学者去总结探讨。
江西造反派是68年垮的，73年后受害者起来上访要求平反，参与者已经寥寥无几，一呼百应的群众运动已成昔日的黄花。丙辰政变后对造反派的迫害，是重复打击。只不过比程世清更狠更重而已。
程世清是党中央派来江西支左的，来江西后在江西造反派密切配合下，使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蜜月”只有半年时间，翻脸不认人，回手大整造反派红卫兵。程世清丢官挨整后，和江西的造反派说：“和全国比较，江西还算是好的，江西就没有查516份子。”68年江西赣州的大屠杀，未有在全省铺开，还真应该感谢程世清了。程世清整江西造反派确实和全国的大气候有关，但和程世清也逃脱不了个人责任。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踏着造反派的尸体向上爬的省委书记也不止程世清一人。但程世清绝对是其中之一。
第四次整人高潮是丙辰政变后。今年10月6日是丙辰政变35周十年，35年前的这一天，叶、华、汪等搞军事政变，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对这种下三烂，连胡德平的老子胡耀邦都嗤之以鼻，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胡德平且将其当成“圣日”，又是纪念，又是研讨，可见胡德平之流为了不失去昔日的“天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淫不择妇”的程度。
胡德平之流的“天堂”就是造反派红卫兵的“地狱”。丙辰政变后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涉案人员几百万，上千万，被判刑入狱者达十几万人。被害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当事人被监禁劳改，同时也株连了亲属和子女，时间之长三十多年，至今未有解除。胡德平之流大肆鼓吹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这上千万的人也是人！他们的“博爱”不包括这些受害者，他们更爱他们一小撮奴隶主阶级。
下面依实例来说明丙辰政变后整人的残酷性：
“靠造反起家的”、“坐火箭上去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野心家”、“帮派份子”、“打砸抢份子”、“反党乱军份子”、“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绝不姑息”，“绝不心慈手软”……，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口头禅，常见于报纸、电台。这是还乡团的口吻，这是奴隶主报复奴隶的心态。将人往死里整，不给人以生的希望，不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是法西斯匪徒对付犹太人的政策。
“江西的76年冬天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警笛长鸣，抓人的警车呼啸而过，大街上将判“反革命”罪的人游街示众；各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各单位均有自己的隔离室，毎个单位都成立了清查小组……；从77年开始陆续在枪毙人，南昌铁路局、洪都机械厂都有人被判处死刑。
“翻开并未远去的清查“三种人”的历史，人们清楚地看到，权力一旦被仇恨主宰，理性便失去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定是兽性的疯狂报复。江西清查的头两年，全省杀了多少文革“三种人”，不得而知，仅南昌市随便数数就有十几人；大约在78年有四个重要人物“汪、汤、陈、孔”的死刑判决在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许多“重要人物”被单独关押，有的被关在只有3平米的小间，几年不得与亲属见面；江电革委会付主任汤铸的家属被赶出单位宿舍，母女在楼梯下住了两年；更加骇人听闻是，南钢革委会付主曲凤亭同志被关在特制的铁笼之中，深藏在10多米深的防空洞里，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走资派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有，狭嫌报复也不是个别地方发生。文革之后的清查扩大化弥漫全省，打击面之广、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在此仅举一例，地属抚州专区的德胜关垦殖场，总共二千多职工，就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小小单位，最终被判刑的竟有29人，其中死刑、死缓、无期各一人，其余20年以下不等。仅此一斑，可见全豹。
“被清查人员的家属，同样要受到清查，有的被株连判刑，南昌市机关干部陈某某被捕，妻子也被株连入狱，留下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靠捡白菜帮子度日。母亲在狱中为孩子缝补衣服，尽最大的可能为抚养孩子做点事情。以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如何呢？
走资派“狠抓阶级斗争”三十年,大权在握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宣布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笔者坐在牢里还真的狠狠地高兴了一把。我和地、富、反、右被“阶级斗争”这个弦紧紧地綑绑在一起，一路走来，最后走进监狱。我以为邓大人来解救我们了。直到83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时，笔者才从梦中醒来，我和地、富、反、右原本不是一类。我是奴隶阶级，地、富、反、右是奴隶主阶级，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他们才是同类。所谓“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就是再也不斗地、富、反、右了，当然更不准斗党内资产阶级了；“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并不等于不整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党内走资派一向是抓级斗争高手，阶级斗争那根弦比谁绷的都紧，只是不准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只准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已；“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是个烟幕弹，在烟幕弹下“打枪的不要，偷偷地干活”。
走资派斗地、富、反、右斗了三十多年，蓦然回首地、富、反、右竟是自家人。再也不斗地、富、反、坏、右了。这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共产党中的叛徒、走资派投怀送抱，悔过自新，向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献媚邀宠，做为入伙的见面礼，就是将革命者的头卢献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仅仅是抓人关人，最后定案以及对“三种人”的无穷尽的迫害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中全会后，有多少人被判徒刑、有多少人失去公职和党籍、有多少失人去了加工资的机会、有多少人失去入党、入学、入伍的机会，我们无从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装模作样的下达了一个82年九号文件，实质只是做个姿态，从来就没打算施行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南昌就有这样一个造反派，是个女同志，手无缚鸡之力，文革中未动过任何人一指头，被关押后，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为了抚养七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跪求报复者“网开一面”，求“大人不记小人过”，答应再也不“造反”了，报复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照样判她七年徒刑；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际上还有个优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而丙辰政变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切，被害者连个俘虏的待遇都闹不到，你就是跪地“投降”了，人家都不要你；
握有大权者想要治你罪，你就是作一千遍一万遍的检讨，都没用，“检讨”算个屁，你这不是夺人家的“专利权”吗？
南钢，有4000多职工，文革后第一次加工资，国家规定复盖面为70%，全厂评完工资后，除了“三种人”外，所有职工都加到了工资，还剩下700个指标反还给国家。问：南钢的“三种人”有多少？我的答案是1900名“三种人”，占全厂职工的47.5%，这是一个含有“三种人”血和泪的算术题；
南昌市自来水公司职工沈天敏同志丙辰政变后，因为被划为“三种人”，三次没有加到工资，非三种人的工资由30-40元都加到100多元，而他的工资仍是40多元，随着工资的上涨，物价也跟着上涨，没有加工资就是減工资，无法生存，只得自己到外面谋生路，其单位依此为由，开除其公职。现在年老，无力谋生，成了老无所养者，八十年代全国职工加工资不止三次，三种人不给加工资者何止沈天敏一人；
南昌华安内衣厂革委会付主任、九大代表李冬根同志，被判七年徒刑，九十年代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随，十几年来靠捡垃圾度日，最近才得到了政府一点生活补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还有一大批七十岁左右的文革老人没有生活着落，而争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党和政府给两案人员的补贴也没有他份，如：
南昌电机厂革委会付主任赵万杰同志，年近七十，丙辰政变后被关押五年，释放后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于2004年患脑中阻，瘫痪卧床已七年，靠老伴1000多元退休金维持生命，每月要付房租500元，医疗费毫无着落，实际就是坐家等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文革的“十字架”仍背在受害者的身上，当局仍然将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当成了最大的“心腹之患”。笔者88年释放，98年要出国旅游，在填写的《出境申请审批表》上（见附件），专政机关将我划为“政重人口”，即：“政治重点监控人口”，这表明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人权遭到公然侵犯，这表明我的“刑期”并未结束，我的“附加刑”至今还在执行。这种蔑视公民权利的做法，法律根据是什么？
这种被监控的“政治重点监控人口”不光祸及本人，是对所有的文革老人的迫害，人走到哪，它跟到哪，如：已经迁居上海的汤铸同志，就常被专政机关“请去喝茶”，实质是提审和监控；
还有政治审查制度。附件中当局的批语，让我知道我丙辰政变后的噩运并未有结束。“政审”像“冤魂”一样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及其后人的身上。
这种政审制度不仅是限制“三种人”人身自由，也株连了他们的亲属和子女，我的朋友万某某的女儿，因为父亲是“三种人”，政审通不过，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下，以自杀结束生命。
此种整人的政审制度始于50年代，延用至今，无论是对付地、富、反、坏、右，还是对付文革后的“三种人”从来都没有起过好作用。地、富、反、坏、右、三种人的后代也有优秀份子，根正苗红的“龙种”也有不良之辈。
“自古将相宁有种乎”，播下是龙种，收获的可能是跳骚。六十年的实践证明：有多少根正苗的“龙种”成了汉奸、卖国贼、贪污腐败分子以及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胡德平这个“龙种”就变成了当今的跳骚。
党的17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这种监督、政审文化体制是最腐朽、最没落的体制，早已成了强势者迫害弱势群体的制度，它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民间公平正义的准则，它应该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范围。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党中央和人大尽快做出决议，结束这种政审制度，废除与本制度有关的文件。结束对“三种人”和他们的后代的迫害。
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上述种种迫害，牵涉面之广，受株连人数之多，处刑之重。遭受迫害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土改、肃反和反右，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综合上述可以总结一下什么人整人：
历代帝王将相整人，历代贪官污吏整人，历代汉奸卖国贼整人，八国联军整人，希特勒整人，日本侵略者整人，美国侵略者整人，北洋军阀整人，国民党蒋介石整人，恶霸地主、官僚买办、地痞流氓、赵太爷、假洋鬼子整人，胸中燃烧着仇恨火炎的还乡团整人，李锐、胡德平、矛于轼、马立诚、贺卫方、富士康、邓贵大等心术不正者整人，一切想当人上人的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人整人，……。
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奴隶主没有不整人的，不整人他们就混不下去。奴隶和奴隶主是对立的统一体，穷和富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奴隶，哪有奴隶主，没有穷人哪有富人，所谓“不杀穷人不富”。
刘邓是属于哪类人，不要我说，全国人民心中是有一杆称的。但他们整人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整人不光是文革中和文革后，而是一贯的。
在我们研究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时，发现利用政治运动整人的过程，就是走资结党营私、组建官僚利益集团的过程，也是分化瓦解共产党的过程。
就拿反右来说，本意是发动党内外人士给共产党整风的，以克服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而一些右派受东欧“布拉格之春”反共浪潮的鼓舞，乘机要共产党下台。逼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右斗争。刘邓乘此机会整了党内外53万人，挨整者多是敢给党的干部提意见的人。
这样整人的结果：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了不再接受群众监督的“特殊阶级”，这些“特殊阶级”对刘邓感恩戴德，成了刘邓司令部的死党；被整的53万干部群众则对共产党、毛主席恨之入骨。党内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的作风更加猖厥，从而扩大了刘邓司令部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势力。实现了刘邓结党营私的目的。
走资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着抓阶级斗争的幌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结党营私，用搞政变的手段夺取党权，将共产党变成私产党。由私产党专政的社会，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甚至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还坏，他们是一伙红毛盗贼，对外屈从列强，对内抢窃百姓，为他们个人小集团利益，国家、民族、乃至祖国的大好河山、神圣疆土他们都敢当破烂卖了。
三、毛主席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说到此，胡德平之流并不服气，甚至拍案而起，会指着我的鼻子大叫：“你们文革就是“整人”的？毛泽东就是整人的！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作喷气式不都是你们干的？！”
先生息怒，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整人的，而是教育人改造人的，也就是治病救人，是保卫社会主义疆山永不变色的必要举措。
毛主席在解答黄炎培先生“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时说：要用民主的办法解这一历史难题。为了不发生“武化大革命”，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主席亦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以充分的民主，让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冲突“软着陆”，让那些当代的奴隶主“洗澡下楼”。如果说文革“整人”的话，就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不是恶意整人，而是治病救人。将奴隶主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者。
做为一场革命，就没有那么文明，也没有那么多温、良、谦、让。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作喷气式这种斗争方式恰恰是泥腿子、奴隶们造反的一大特点，有别于奴隶主的杀、关、刑、铐。是土地革命时期发明的，文革时期仿校的。主要目的是造势，煞煞统治阶级的威风，不是肉体消灭，如果不是“老爷”就不会在乎这个。我们南昌市委马健书记，批斗完了，他递一根烟给会议主持者，说：“谢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当年玩过的了，我也是老造反，比你早。”当年有人说他“油”，“讽刺挖苦”造反派，其实不然，它的意义在于，他放下了官老爷的架子，恢复了打游击年代的泥腿子身份，很快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和很多造反派都成了朋友。丙辰政变后，他反对疯狂整人，结果丢掉了市委书记官衔，被边缘化了。
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作喷气式这种斗争方式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自认为是人上人的奴隶主就不一样了，这使他们威风扫地，再也做不成“人上人”了，这还得了，这是“犯上作乱”，由此嫉恨终生，不报仇雪恨，难平心头之愤。如果现在的百姓仍然享有文革中的四大民主，能够给那些贪官污吏带带高帽子，中纪委的反贪拒腐就不须费那么大的力气了，保证中国的贪污腐败一扫光。连腐败份子都会欢迎，带带高帽子，总比上断头台舒服点吧。
尽管如此，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未倡导过这种做法。只是在七十多年前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此大加赞赏。当时他怎么能料到当年斗争土豪劣绅的泥腿子，四十几年后会成为新的土豪劣绅呢？
对文革中“打倒工切”，毛主席早有警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就着手解决文革中的干部问题，江西的杨尚奎、方志纯，山东的谭启龙，江苏的江谓清，中央的杨、付、余、胡耀邦等，相继解脱，大多官复原职。
对邓小平是按第二号走资派批判的，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72年作了检查，73年复出，74年主持中央工作，76年他又参与45事件后，在处理他的时候，仍留有余地，保留了他的党藉。对邓是不是走资派，不是毛主席定的，也不是造反派红卫兵定的，而是改革开放后，他自己给自己定的。邓小平这个老革命，自有他的主义，他不信毛泽东那一套，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吧!他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至此也就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
刘少奇主席的案子是党内公案，经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十二中两个全会做出决议处理的，处理过程十分严肃，既不违犯党章，也不违犯宪法，也不违犯任何法律程序。因为刘案仅仅是个党纪、政纪处分，根本就未纳入司法程序，这和二十多年后对赵紫阳的处理差不多，除了失去官职和人身自由外，仍享受着中央首长的生活和医疗保健待遇（也就是未有将其当刑事犯罪处理）。
对刘的处分是不是过分了呢？一个共产党员不信仰马列主义，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党员，在党内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无可非议。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信了，还赖在共产党内干什么呢?那就是撑着共产党员的牌子，享受着共产党员的待遇，干着搞垮共产党的勾当。现在上至党中央核心某大员，下至袁腾飞这样的党员，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搅共产党的局吗？不将他们踢出共产党，共产党危矣，社会主义危矣，无数先烈的血将白流。
没有将刘当成刑事犯处理，说明当时共产党毛主席心胸广阔，非常理性而具有人情味，也非常具有法制观念。不像修正主义分子得志后，对政敌非处死而不解心头之恨。修正主义份子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为所欲为，毫无法制观念，更不要说什么公平正义了。
文革中真正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的就刘少奇主席一人，其他同志（包括被隔离、监禁的）均未做出最后处理结论，如按对邓小平、胡耀邦的处理方式，其他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又能有几个人被划为敌我矛盾呢？这是执行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政策。毛主席早就讲了“斗走资派是任务，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也就是说是教育改造人，而不是锐意整人。
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主席的这一教育改造干部的方针仍然是卓有成效的。
就是因为有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老干部的存在和斗争，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船，没有改旗易帜。时至今日中国仍有回归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使已经得势的胡德平之流寝食不安，慌慌不可终日。
在有文字记载人类史，无不是惩恶扬善的的历史，耶苏、释加牟尼、穆汗默德是人类社会真善美的代表，他们是承救人类灵魂的大佛，他们的主义和学说都曾经成为人类社会劳动人民的理想和信念。但是他们的主义和学说都逃脱不了被叛徒修正和歪曲的命运，成了高高在上的、麻醉劳动民众的宗教，最终成了整人的工具。犹大就是耶苏的叛徒和修正主义份子。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是承救人类灵魂的当代大佛，他们的主义和学说，是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的主义和学说也逃脱不了被叛徒修正和歪曲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份子也企图将其变成无害的宗教、整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伯恩斯坦、考斯基、赫鲁晓夫、邓小平就是当代的犹大。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修正不了马、列、毛主义，因为马、列、毛主义在拯救人类灵魂的时候，还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和枪杆子为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是中外反动派、一切修正主义份子、胡德平之流最嫉恨、最不能接受的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整人是阶级斗争，反抗也是阶级斗争。文革以来45年的历史就一部阶级斗争史，是以邓小平为代表修正主义份子整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修正主义份子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
三十年前修正主义份子，召开四千人控诉大全，控诉毛主席、控诉文革、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
三十年后毛派共产党人，召集四十人控诉小会，控诉叛徒汉奸卖国贼、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控诉1%对99%的剥削和压榨。
二者十分相似，而又相反，似乎时间在倒流，历史在轮回。其实不然，历史只有曲折，不会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和永恒。朱学勤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只是一切奴隶主阶级的幻想而已。除非中国的叛徒、汉奸、卖国贼、走资派都死光了，否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