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洪学习班比国民党渣滓洞还残酷 [复制链接]

泗洪学习班被捅到国家信访局，调查组来了
发表于：2011-11-07 15:16:42                                  作者:强我轩辕


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

  
    泗洪县卫生旅社，江献兰曾在此关押。江后来在泗洪信访局见过卫生旅社的老板，发现他也是一名访民。

  
  
    江献兰拿到的汇票兑换尾单。此兑换单账户与户名均非江献兰，但江凭借居委会告知的密码，未使用身份证兑取。接受调查组调查后，江再收到了居委会支付的四千元现金。

  
    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

  
    在泗洪，信访学习班被称为“那个地方”：体罚、饿饭和挨打是主要学习手段；“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是办班口号。当地信访官员私下估计，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要关两三百人”。

  
    南方周末(微博)记者 王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夏中

  
    发自江苏泗洪

  
    江献兰也算泗洪县一个名人。即使走在菜市场也有人能认出她，认得她就是那个家里房子被拆了、让干部和自己都分外痛苦的访民。

  
    但2011年5月，居委会干部在菜市场围住江献兰，说出的话却让她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她以为又要被关起来“学习”，2008年，因为不停地上省里和北京上访，她被关进一个叫“学习班”的地方，“学习”了11天。江献兰心一横，对干部们说：“你关吧！”

  
    对方却堆着笑嘘寒问暖：“江大姐，看你困难，我们给你申请了一万元。先给你置办个家具。”

  
    江献兰几乎是在半震惊半晕厥的状态下收了钱，她为拆迁补偿的事上下折腾了几年，一分钱也没见着，今天，这些曾经把她送进学习班的人，却主动送钱来了。

  
    钱不是一次给完的，先给了6000元，干部们说，还有4000，过几天送到。当然，拿钱是有条件的。

  
    清醒过来的江献兰后来才弄清楚，不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而是泗洪学习班的情况终于被访民们捅到了国家信访局，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到泗洪来了。

  
    在泗洪，还有不少访民跟江献兰一样经历了类似场景：曾经关过学习班，被干部们截住，许诺给钱或直接给钱。当然，发生的原因都一样：调查组要来了。

  
    “你还添乱”？

  
    江献兰的出名，完全得益于她身后那个群体——访民们。最初的访民来自超生游击队，2000年以后，随着泗洪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拆迁户成了访民的主体。

  
    按照国家信访局的调查，访民绝大多数是中年人，以女性为主，上访时间在1至3年左右。从文化程度上看，多属中专以下学历；70%来自农村和小乡镇，尤其以东部和中部为多。

  
    江献兰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仿佛这个身份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中年女性，来自中部省份，文化程度也不高。她从县到市再到省，最终再到北京，上访三年，最终成了当地访民的典型代表。

  
    江家被拆是在2008年春节，正月十六，一家人去徐州送儿子。刚出门就听说家里来了拆迁队，急忙往回赶，离家两里地就已经戒严了，“全县的制服都出动了。还有人戴着头套。”

  
    等江献兰最终跑到家跟前，“284平米的大房子”只剩一片废墟，跟地震过一样。“连一根针都没有拿出来。”

  
    后来，县里的领导也承认是工作失误，跟江献兰一家没有谈过就扒了她家房。毕竟，“城市化那么一刀切，总有割错肉的地方”。城市化一刀切割错肉，疼在江献兰一家身上。自此，江献兰成了祥林嫂，走哪哭哪儿，见人就说，我家破了，我连一根针都没拿出来。

  
    江献兰哭着跑去找拆迁办，找法院，找县长，干部们起先态度都诚恳，拆错了，政府也有错，你等着，给你研究着办。这一等，从开春等到了秋后，干部们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你江献兰总哭着鼻子闹，你这是得理不饶人，不给政府面子。

  
    在拆迁办，干部们开始烦她，“别人来都脸上带着笑，就你，你每次一进门就哭。”在法院，一个女干部跟她说：大姐，你的遭遇我同情，但你这是历史的牺牲品。懂吗？江献兰不懂，为啥历史单单牺牲我。女干部叹口气，调解不通，我给你指条路，出门左手找信访。

  
    拆迁办主任叫朱金波。后来也给江献兰逼急了：你江献兰到处哭诉，哭得县里常委们都闹心，不是说了正在研究嘛，你看你把政府给逼的！

  
    这句话让江献兰受不了，第二天就拿着汽油瓶子去了拆迁办。拆迁办的干部见多识广，处乱不惊，稳住她说：你这个事情现在性质变了，你拿汽油，你这属于刑事案件了。

  
    最终，自杀未遂。江献兰上了北京。这个主意是法院那个女干部给她出的，此前江献兰根本不知道还有上访，还可以去北京击鼓鸣冤。

  
    在国家信访局大厅，还不待排到跟前，泗洪驻京办的人就认出了江献兰。为了她这个事，甚至来了个泗洪信访局的副局长裴勇。江献兰至今觉得裴勇是个好人，她记得那一幕，每句话都说到她心坎里，“大姐，政府对不起你，我来代表政府接你回去。”

  
    裴勇当时拍着胸脯跟她说，“你走后，县里常委连夜开会，这一次，保证你满意。”另外，你这是越级上访，来北京是给国家添麻烦，国家多忙呀，你还添乱。

  
    江献兰也觉得自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国家刚忙完奥运，不能让北京的领导为了她这点事儿费心呀。于是她认错，“你带我回去，只要给我解决问题，然后我自己去学习班。”

  
    江献兰早就听说过泗洪县有学习班，专关他们这些不听话往北京乱跑的人。按照当地一位信访官员的私下估算，信访学习班“每年都送进去两三百”。

  
    政府派了两部小车来北京接江献兰。裴局长说：“你看政府为了你花了多少钱，两部车，都花了好几万。”还有两个女孩子陪着她，跟她宽心，跟她讲回去的好日子。

  
    回到泗洪已经是秋末的一个夜晚，凉已经渗入了骨头。车进了县城，刚停下就上来几个穿迷彩戴黑袜套的小伙子，等江献兰明白过来，人已经到了上访学习班——卫生旅社。

  
    “那个地方”

  
    进了学习班，江献兰才发现原来这里不是学习的地方。她原以为，可以利用学习班的机会，好好学学《信访条例》。但让江献兰愤愤不平的是，她就是去北京走了一趟，在国家信访局连号都没登记，却最终享受的是劳改犯的待遇。

  
    学习班里的待遇是白天写检查，晚上罚站、面壁、蹲马步、端水、端凳子，这些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例行处罚。

  
    按照泗洪县的信访学习班的办学口号：“学习班年年办，月月学，天天站”、“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

  
    根据当地一位信访官员透露，泗洪县的学习班，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办了。随着拆迁问题越来越多，泗洪人频频进京上访。在省际信访工作交流中，泗洪县从福建省信访官员处发现，截访后给访民办信访学习班，让访民学习国家信访条例，效果不错。

  
    这位官员解释，当时福建办信访学习班，是把“无理上访的、无理取闹的、经过确认的，抓回来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教育”。2005年前后，泗洪县决定效仿福建开办信访学习班。“但是学着学着就走样了……不论有理没理，只要上访，不分青红皂白逮回来就打。”于是，“黑监狱”之名让当地访民闻之色变。在私下里，访民们称学习班为“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起先在泗洪几乎每个乡镇都有，2007年前后，“那个地方”开始集中，青阳镇的大楼社区或者关江献兰的卫生旅社。

  
    在那个地方被改造了11天，就在江献兰神经崩溃到连自己名字都混沌的时候，这一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跟江献兰开始讲政策摆道理，你知道什么叫制度吗？制度就是把你治到不敢上访的程度。

  
    这是江献兰在学习班学的第一条知识。

  
    第二条：你这是越级上访，在县里闹，还去北京闹，县里的人都被你丢了。国家那么忙，你还给国家添乱。你还拿着汽油去拆迁办，你知道这形势有多严重吗，这属于刑事案件，已经移交公安了。

  
    第三条：你就是告到哪一级，最终还是要我们泗洪来处理，你得罪了县里，我们就不处理你能怎样？

  
    另外：你妹妹被我们拘留了，她整天给县长打电话，她欺人太甚。最后，拿出一张协议书，拆迁所有赔偿28.5万，签了字，放人。

  
    江献兰最终签了字。她在保证书下面写，我无条件投降了，你现在给我10块钱，我也签字！

  
    那些人

  
    从“那个地方”出来，江献兰认识了好多和她相同遭遇的人，他们都因各自的不平去北京上访，最终都被抓回“那个地方”改造过。

  
    大家互相交换着彼此的经历，江献兰心里稍稍舒服了些，看来历史的牺牲品不止她一个。

  
    比如，虞宏伟是个做生意的，因拆迁上访，被关了23天；汤梅，开化妆品店的，因拆迁上访，被关13天；陈建国，泗洪绿化委副主任，因拆迁上访被关24天；王庆奎，泗洪百货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因拆迁上访被关24天；江彦君，因下岗问题上访，被关20天；王淑英，因拆迁上访被关90天。

  
    2009年9月22日，虞宏伟和陈建国、王庆奎、许友生四个人结伴去北京上访。因为是国庆期间，成群结伴赴北京，性质尤其恶劣。

  
    刚到北京的那天下午，连北都找不到，他们四个就被泗洪县派来的人塞上了车，连夜押回了泗洪。在“那个地方”四个人被关了24天。

  
    刚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像个黑店，有一道沉重的铁门。一个年轻人问他们，哪个是党员？陈建国兴奋地抢答：我！他以为这里的都是无知群众，党员自然网开一面。

  
    话音刚落，皮带就落在了他脸上。听声音还是个孩子：“你是党员？叫你不听党的话，叫你不听党的话！”陈建国喊：“我是干部。”那个孩子说：“干部还不听话？！”打得更凶了。

  
    打完后，他们四人被分别关押在四间平房，看守共有18人，每四人24小时轮流看管一人，另有二人是小头目。

  
    进学习班的头三天，不给饭，不让睡。要么鼻尖抵墙，靠墙罚站，要么双手端盆水，“水不能洒出来，每洒一次，多加一杯。”

  
    每天晚上，看守们都要吃大碗面当宵夜，吃得声音尤其响。虞宏伟说，这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候。

  
    看守们泡好了面，拿着报纸将香味往墙角站着的人扇。“虞宏伟，香不香？”看守问。“还可以。”虞答。

  
    看守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不说实话，饿一周了，能不香？”虞宏伟低声下气地说：“香，真香！如果你把面给我吃，出去后我一千倍报答你。”

  
    看守开始大口吃面。面条吃到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看守又说了，我知道你是生意人，想不想吃？虞点点头。看守低头照着碗里吐了口口水，然后走了。虞宏伟沉默了半晌，端起了碗。

  
    熟知内情的人透露，学习班看守的工资是每人每天50块钱，外加每人每天两包南京烟。除了基本工资，吃喝另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一般最后都要落到学员头上。

  
    只要是有工作单位的信访学习班学员，其单位都会被索要一万到数万元。

  
    虞宏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与王庆奎、许友生、陈建国四人被关押后，共被敲诈了近五万元，“如果三天里能把我们都拿下——同意签保证书，除去基本工资后，余钱等于都是奖金。”

  
    陈建国称，自己的单位被索走2.8万元，“这笔钱绿化委出了一部分，农林局出了一部分。”家住青阳镇三里村的路成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公职。他明白，被关押的13天，产生的生活住宿费，最终会从拆迁补偿中扣除。

  
    “那个地方”可以关人的特殊功能，也使出钱请学习班抓人成为可能，于是“那个地方”的阴影不断扩大。

  
    供职于泗洪县某机关的冯传军，因讨薪赴京上访，被关过45天。冯传军后来听单位的人说，为了让他听话，把他关进“那个地方”，单位花了“好几万”。冯传军后来找人做担保，才被放出来。

  
    他在保证书上写：今后不再上访，不再找单位讨薪。

  
    当地一位官员见证了泗洪县信访学习班近六年来的发展过程。他估算学习班里关押过的访民，“每年都要关两三百人”。

  
    “我曾跟领导汇报过，我觉得我们实在对不起老百姓。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老百姓？他们就是因为想要一点拆迁补偿。”这位官员私下这么说。

  
    2009年10月1日下午，该写悔过书了。每个人都在纸上写，我错了，不给钱我也签字，都是自愿的。

  
    江彦君是个颇具浪漫主义精神的工人，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总往外面丢纸条，希望遇到好心人能够来搭救他。可最终却等来了一个蓝制服，跟他说，这次不打你，去罚站，去端水。

  
    10月14日，虞宏伟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并被要求另加一句“保证没有逼迫签字”。此外，还要写一份学习心得，称学习班里学的都是信访条例和法律知识。在附带的问卷调查中，对于饮食、休息、体罚都有选项调查，当然，每一项都只能选“满意”。

  
    学习班的办学口号至此得到体现：“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

  
    从“那个地方”待了23天，虞宏伟瘦了22斤。“毕业”后的第四天，虞宏伟找到县拆迁办，希望县里能兑现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补偿一半拆迁面积。不料拆迁办却说不同意该方案，补偿协议上只是你签了“同意”。

  
    虞宏伟也绝望了，和江献兰一样，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只有找北京，只有给国家添麻烦了。

  
    他开始在网上发帖，详细讲述自己在学习班的经历。很快就接到泗洪县信访局的谈话通知，称虞，“不听话出尔反尔”，如果继续发帖，后果“自己想”。

  
    访民们开始明白，一个人是孤独的，抱作一团才有群体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断地学习收集法规、摸政策看新闻，上网发帖子，并集体往北京跑，把“学习班”的情况向国家信访局反映。用泗洪当地官员的话说，上访者的手段变化了。

  
    2011年4月，好消息来了，“学习班”的情况终于惊动了国家信访局，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对此批示：“要求严肃处理”。

  
    5月，中央信访巡视组和江苏省信访局来到泗洪调查“那个地方”的事儿。

  
    调查组来了

  
    听说“钦差大臣”要来了，访民们都欢欣鼓舞。

  
    但眼看要过了5月，还是不见动静。这一天，江献兰的包保户突然找到了她。

  
    所谓包保户，是泗洪当地发明的一种类似保甲连坐的乡村办法。由于江献兰这些上访户是县里头的名人，没事上蹿下跳的，往省里北京的跑，于是县里把他们交给各自的社区居委会，6个居委会工作人员盯一个人。人盯人，出了差错，访民去了南京、北京的，就拿包保户开刀，给处分，年底奖金告吹。

  
    2011年由于江献兰接连跑了几次北京，负责她的包保户更是苦不堪言。江献兰倒是挺内疚的，都是隔壁邻居的，为了我的事，让他们连坐，江献兰在社区也抬不起头。

  
    这一天，包保户主动找上江献兰，让她颇为意外。这些干部，没事不登门，要嘛是过年过节慰问你，要嘛就是要关你。江献兰吓得四处躲，包保户一直撵到了菜市场。江献兰心一横，你关吧！

  
    对方堆着笑迎上来，一张口就嘘寒问暖的，江大姐，日子过得怎么样，听说你家里现在连床都没有，看你困难，我们给你申请了一万元。先给你置办个家具和床。

  
    江献兰觉得自己昏了，要嘛就是太阳从西边升了。她不明白，以前自己撵着找政府要钱，没门；如今，钱却主动送上了门。

  
    江献兰挺感动，感动之余又有那么几分戒心。不会是要开两会了吧，她问。要不就是调查组真的来了？

  
    包保户笑，说大姐果真聪明人。说罢，一张汇票就掏了出来。这是6000，你先拿着，只要不说学习班打人，剩下的4000过两天就送来。

  
    江献兰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哪能用1万块钱化得开。但包保户的话很诚恳，大姐你不收可以退给县长去，我们老邻居的摊到你这么一个名人，我今年年底的奖金都没了。

  
    第二天，江苏省调查组的人就找到了她。约见的地方就在泗洪县信访局，那个她曾经自杀过的地方。

  
    江献兰一踏进政府的门就开始哭，调查组的来人是江苏省信访局的一个调研员，岁数比她大，懂的道理也比她多。一上来就跟她拉家常，说大姐，你是很坚强，你是个好母亲，你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

  
    但不管调研员问什么，她只说一句话，“在信访学习班受到过非人的待遇。”剩下就是哭，她觉得自己的眼泪已经诉说了一切。

  
    江献兰没详细反映问题，最终成了访民眼里的叛徒，骂她“只会哭，没有主见”。不久，她收到了剩余的4000元。

  
    调查组总共接见了三四个人，另一个访民许友生也“当了叛徒”。许友生是被居委会的人直接从路上接走的，在路上，对方跟他说，接受上级调查，只要说不打人，就有一万块。

  
    还是那个江苏省信访局的调研员接待的许友生。调研员问：“上访对不对？”许有生，答：“不对。”调研员摇摇头：“不对，要《信访条例》干嘛？”

  
    接着问：“有没有挨打。”许说：“没有，就是连续五六天站着不让睡觉，面壁顶脸盆，头上好像顶着一个一百多斤的大锅，根本站不住。”

  
    再问：“吃的呢？“许答：“我表现好，就有红烧肉吃。”

  
    怎么叫“表现好”？答：“就是承认上访不对，拆迁要响应政府号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调查过后，许友生至今也没拿到居委会承诺的一万块钱。他说，他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也不是叛徒，但“面对来调查的人，也不能讲对政府过于坏的话”。

  
    江苏省信访局到泗洪调查前，访民王淑英也被许诺了两万块钱，但被她明确拒绝。她说：“我在学习班里受了那么多打骂，两万块钱就让我改口说好话，我不是傻子。我要继续告状。”

  
    最终，王淑英未能进入江苏省信访局的调查范围。


  

70岁的老汉付存久是参加江苏省信访局调查中的异类，他被直接带到泗洪县信访局参加调查，之前并未有人要给他封口费。付存久告诉记者，他在调查全程中均实话实说：“最残忍的是他们让我盘腿坐地上，然后四人将我抬起，双手一撒，将我往地上摔。”

  
    付存久说，调查组只问了他20分钟。而江献兰和许友生参与调查的时长均接近一个小时。

  
    泗洪县青阳镇信访办主任仲玉辩解说，中央调查组的人到泗洪后，想见谁就见谁，他们并没有组织访民，更不可能收买访民。

  
    而虞宏伟眼巴巴地盼着调查组来泗洪，但调查组来了后，当地政府却没安排他去说。在“那个地方”待了24天，自此给虞宏伟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这两年，他从不用脸盆洗脸，更不能容忍有人在跟前吃大碗面。

  
    9月24日，他气不过，从江苏开车到北京，说要去找记者。但回去不久，他就失踪了。

  
    10月31日，泗洪县委书记徐德解释，虞宏伟开车去北京属于组织上访，另外他还有骗贷问题，判三年肯定是没问题。

  
    截至本文发稿，根据泗洪官方的解释，虞宏伟已被送回家取保候审，而且还说了一句话：“再也不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