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李民骐先生的《评项观奇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
发布: 2011-11-10 18:46 | 作者: 红色小兵 | 来源: 解放区的天 | 查看: 12次
李民骐先生在“民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李民骐先生似乎在“善意地”批评被他称作“同志”的项观奇先生。文章说：项观奇同志是“与虎谋皮”，是“犯了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本质与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原则性的分歧，是不能含糊的。”作者貌似“公允”与“革命”，实则是在鼓吹“救党保国”和“改良主义”。对此，有必要对其一些观点进行剖析。
作者说，“在一部分马列毛主义同志与乌有之乡的一部分同志之间关于执政党的性质以及转变的可能性存在着分歧。但是，当个别人跳出来明目张胆地支持资本家进中央的时候，他就遭到了包括绝大多数乌有之乡同志在内的广大马列毛群众的批判。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乌有之乡的同志归根结底是要社会主义的，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因而他们与另外一部分马列毛同志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同一个营垒内部的分歧，是属于策略性的、非原则性的。”
作者所说的“个别人跳出来明目张胆地支持资本家进中央”，显然是指韩德强先生。是的，韩德强先生十分坦率，敢作敢当，是条汉子，所谓“既然当婊子，何须立牌坊”。不象有的鼓吹“改良”的“旗手”，“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反“相”，却从不提及“相”所效忠的朝廷。也不象那献媚于“清官”的“旗手”，上书《万民折》，鼓噪“共同富裕”而愚弄百姓。他们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在“旗手”的麾下，聚集着大小喽罗，各色人等。这些人，只要“旗手”一声号令，无不对真正的革命者尽数棒杀。不说这些人是“绝大多数”，也不说这些人是“大多数”，只要看看在“旗手”文章后面的跟帖，便可得出亦不是“少数”的结论。这些人，“归根结底是要社会主义的”吗？“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吗？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指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机会主义者站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传播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掩盖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的实质，即哪个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转移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涣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从根本上瓦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也讲搞社会主义，但他们要搞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机会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同一个营垒内部的分歧”吗？“是属于策略性的、非原则性的”分歧吗？作者以貌似“革命”的面目，说“项观奇同志是犯了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本质与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原则性的分歧，是不能含糊的。”然而，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位“旗手”在呼吁有关方面“解决左派带路党”的同时，早已将“左派带路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既然是敌人，哪里还是什么“策略性的、非原则性的”的分歧？不过，作者倒是说了一句实话，即与“项观奇同志”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因为按照一篇文章的说法，“项观奇同志”是“左派带路党”的头号人物。
纵观项观奇先生的全部文章，确实在一个时期对某些问题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然而，毕竟是过去的事情。项先生也因此而做了深刻的反思以及诚恳的自我批评，不能因此而否定项观奇先生所坚持的革命立场，尤其是其坚定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立场。可以说，项先生是在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研究、不断探索的革命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华盖集》）。
作者说，“与民主的印度、民主的俄罗斯、民主的东欧、民主的东南亚、民主的非洲、民主的拉丁美洲相比，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见得更受压迫、更受剥削，中国的腐败也不见得更厉害，中国的政府也不见得更加专制。”
说法西斯专政是最反动的政治形式，源自于毛主席曾经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当年，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现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
所谓“法西斯”是指最反动最野蛮的独裁制度。所谓“法西斯专政”，就是指资产阶级对内实行的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在一个雇佣工人平均工资普遍低于世界其它国家的社会，在一个雇佣工人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加班”且上厕所也要计时的社会，在一个逼得雇佣工人无奈以跳楼的方式来反抗资本剥削的社会，劳动人民是否是“更受压迫、更受剥削”？在一个买官卖官猖獗，“裸官”屡见不鲜的社会，是否是“腐败更厉害”？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国家，在一个动辄利用军警镇压人民维护基本生存权力的国家，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国家，比那些“民主的印度、民主的俄罗斯、民主的东欧、民主的东南亚、民主的非洲、民主的拉丁美洲”国家，是否是“更加专制”？对于这些，作者何以视而不见而谓之“不见得”？！
作者说，“我们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必须继承巴黎公社、苏维埃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进历史经验，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一切形式的走资派扼杀在萌芽之中。”
在作者眼里，如今资本主义似乎还没有“复辟”， “一切形式的走资派”都在“萌芽”状态，如果作者是这般“乐观主义”，所谓“救党保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有的“旗手”就真是“毛派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了，恐怕也就没有必要与“带路党”的头号分子“项观奇同志”讨论问题了。因为，项观奇先生完全认同毛主席所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作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没有实践过啊，殷鉴不远，二十二年前而已，为此中国的无产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个血的代价，必须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负责。”
说“这个血的代价，必须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负责”。那么，二十二年前，是谁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是所谓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吗？显然，是作者找错了对象。
作者说，“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每天都在进行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都是争取“改良”。国企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私企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待遇的斗争、一般劳动群众反对资本家假冒伪劣的斗争，都是改良性质的斗争。”
难道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都是争取所谓的“改良”和“改良性质的斗争”吗？所谓“改良”，也就是如今网络上争论的“改良”，其实质是革命与“保皇”的争论。革命与“保皇”，是真革命与假革命、是真毛派与假毛派的分水岭。作者将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说成是所谓的“改良”，不过是歪曲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实质，是对工人阶级的污蔑。
作者说，“这位中央领导有哪些政绩呢？他确实对于一部分群众给了一些小恩小惠，但那是慷国家之慨。他更可以慷国家之慨，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转基因，开放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部门，对“民营”资本家那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但是，何曾见他动过跨国公司和资本家哪怕一根汗毛？”
如果把目光仅仅盯在“这位中央领导”身上，岂不是与张宏良先生所说同出一辙，即“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了吗？难道这位中央领导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不经集体讨论就可以擅自决定诸如：“慷国家之慨，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转基因，开放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部门”这样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事情吗？
作者说，“相比之下，重庆模式好歹杀了几个贪官、杀了一批黑社会。老百姓可以过几天不提心吊胆的日子。最主要的，在中国现在的许多地方，贪官和黑社会就是地方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权基础。杀了他们，就是对一部分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这才引起了全国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极大不满。”
当年的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掀起“廉政风暴”的时候，也杀了几个贪官，然而，却是在挽救行将灭亡的蒋家王朝。然而，却不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了什么“专政”，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在政治上，是对劳动人民的麻痹与欺骗。
作者说“资本主义复辟的时间越久，广大劳动人民就越是觉醒、对于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就越是强烈，资产阶级就越是不敢改旗易帜。”
作者前面说“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这里又说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间越久”，那么，到底是“复辟”还是没有“复辟”？作者是否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逼得一切修正主义者不得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反动派惯用的伎俩。“打坐灯，向右转”，名为“继承”与“发展”，实为阉割与篡改，这样的事情如今还少吗？现在不“改旗易帜”，不等于将来不“改旗易帜”。当修正主义者的图谋彻底暴露的时候，当他们的策略彻底失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改旗易帜”。
作者说“毛主席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个紧箍咒。”“毛主席的像……牢牢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稳当得很。”
毛主席曾经说过“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说机会主义者的“策略”。其实，只要看看当今社会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便可以得出结论：毛主席早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打得粉碎了。所谓“毛主席的像”，不过是一幅画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