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及其社会予盾的激化，注定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必然会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稼危机及缓解其自身社会的内部矛盾。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的观点。
一战和二战的暴发己经用事实论证了马克思观点的正确性。
但是，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则极少有其主子那般的“魄力”的。
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及其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统治者所承受的“内忧外患”更甚于其主子。但贪婪的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竭力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同时其自身的软弱性又注定了其对帝国主义主子的逆来顺受。
比如：中国的晚清政府。
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
这样的政府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其自身的存”！
这样的政府当它苦于“内忧外患”之时通常宁可避免一场国际战争，宁可向帝国主义主子输送更多的本国利益，以企望消除“外患。
不过，话又说回来，找一只“替罪羊”来转移国内的视线不等于只有战争一途。
用“外患”这只替罪羊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是传统中国帝王术中的一招。
两千五百多年前，晋国的范文子就说过只有“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千余年后宋太宗又讲；“国家无外扰必有内患”。
其实这些统治者的语气重词却是在“内忧、内患”，“内”为重，“外”为轻。当统治者声嘶力竭的叫嚷“外忧”之日，也正是其“内患”深重之时。让人民心思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对外的同仇敌忾，同时增强随时能够对内使用的军力，才是其实的本意。
稳住了国内的阵脚，对外展示“和平”的诚意，其“内忧、外患”并除也。其在谈判桌上丢掉的国家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则是为谋求“和平”而“本应付出”的代表，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本应承担”的责任，谁叫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呢？
如不如此，则“和平”断然维护，不信？请看一例：
1982年福克兰战争就是一个精典的例子：
当时反映阿根廷海军(类似我军中的鹰派——笔者注)观点的《信仰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说“如果我们在战胜恐怖主义(此处的“恐怖主义”指的是阿根廷国内对发动战争的恐惧和对国家经济前途的绝望。当年还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恐怖主义”这个词。哈哈———笔者)之后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历史将宽恕我们在经济上的蠢行………”。
加尔铁里在1981年底出任阿根廷总统之际，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50%，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危机重重，可是加尔铁里在国内危机四伏中依然选择了和自己前主子——英国的战争。
1983年刚好是英国殖民福克兰150周年。如果在这个节点上能让马岛重回祖国的怀抱，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让人民欢天喜地的呢？
可结果是阿根廷输了，而加尔铁里则输进了监狱。
而中国晚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则比加尔铁里那个蠢货要高明得多，当义和团的势力漫延到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并且已经事实上占领了北京城的“关键”时刻，一纸并无宣战对象的“宣战诏书”让整个义和团的“爱国”民族激情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其后，自然就是“精尽人亡”了。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经过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我国当局者的智商和统治“艺术”应该更接近于老佛爷，而远远要高于加尔铁里那个笨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