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张宏良的《自觉走上受难十字架的江青》
作者：红星
张文对76政变的解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对华国锋的评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里暂且不说，文章中有一点，这一点就是张文是肯定江青的。张宏良不但在这篇文章里是肯定江青的，在他的其他文章里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文革也是肯定的。如果以此认为张宏良就是他自己认为的“毛派共产党”的话，那就是看现象而不看本质了。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在现实的中国，如果要当左派，就必须要肯定毛主席、文革，甚至“四人帮”，否则，是无法在左派中站住脚的。这一点正如李民祺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里说到的：“与其它国家的左派相比，中国左派有一个目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在形式上已经在中国左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任何人现在想要在中国当左派，都必须首先声明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托派在中国无法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历史上的托派和现实的托派都是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而毛泽东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谁要反对毛泽东、否定毛泽东，他就不能在现实的中国存在下去。所以，在现实的中国，托派几乎绝迹。即使外来的托派在到了中国以后，也不得不向这种特别的国情低头而装扮、演变成毛派。本来“特色”在骨子里是与毛泽东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但摄于毛泽东在中国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其也只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进行欺骗。那些被边缘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懂这个，在那里极其愚蠢的否定毛泽东、丑化毛泽东，他们是一些蠢驴，根本就不懂得中国的这种特别的国情。
抽象的肯定毛主席、文革，甚至“四人帮”，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口号上。看一个人不仅仅是要看他怎么说，关键是要看他怎么做，要看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看他的阶级立场。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当中是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还是站在压迫阶级一边。是站在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来搞压迫阶级的改良，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才是判断是否是“毛派共产党”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和界线。
而在张宏良所有的文章里，也包括这篇文章，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站在“特色”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来议论问题和结论问题的。请看：
“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的，旨在肢解中国的“解体派”，和由国内买办汉奸组成的，旨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沉船派”，已经把妖魔化文革作为诋毁中华民族的主要手段。”（《中华论坛》：《张宏良：自觉走上受难十字架的江青》）
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和根据彼此实力的消长变化而重新瓜分世界。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就是商品，特别是资本的输出”的定义，“特色国”已经演变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放眼当前的世界，凡是重大的国际事件，比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东亚、东南亚等现象，都是与美国和“特色”的全球争霸相联系的，当前的这些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只有将其拉进主要是美国与“特色”争霸这个框架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样，在两个强盗打架的时候，好人是不能站在任何一个强盗的立场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就是要在目前还是要以“国家”这个范围内成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人们总是会追求一个尽量简便易行的捷径。而无产阶级通向自己阶级目标的一个捷径，就是在两个强盗打架的时候进行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变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最简便易行的策略，这个策略与列宁十月革命前的策略是完全一致的策略。
而张宏良对待美国与“特色”的关系却是站在一个强盗的立场上帮助这个强盗来打另一个强盗，这个立场就是当年列宁所痛斥的那种站在沙俄立场上的反动立场。
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文革，是国际资产阶级害怕毛主席的文革。试问：“国内汉奸沉船派”难道就不是这样的吗？现实的“特色”压迫阶级难道就不是这样的吗？它们都是妖魔化文革的，这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张宏良在这里明确是站在现实“特色”压迫阶级的立场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掩盖和维护“特色”的新帝国主义，这就是张宏良的本质。
在剖析了张宏良的阶级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张宏良的肯定毛主席、文革、江青这一点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是真心的肯定，还是一种欺骗？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批臭的情况下，继续利用这一点来迷惑全国的左派、取得左派的信任，以便更好的继续帮助“特色”忽悠中国的无产阶级、掌控全国的左派？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当然，张宏良的肯定毛主席、文革和江青，这一点是他今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而可能转变的因素。但是，根据张宏良现有的阶级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目前还谈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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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文。
张宏良：自觉走上受难十字架的江青
(2011-11-11 09:27:25)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刊载于1974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是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文革后期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两校大批判组隶属于江青等人领导，其历史观大致上代表江青等人的看法。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其惊人的预见性。尽管文章写于1974年，内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历史原因，可是读起来却感到其中每一个字都是在写当今中国，在写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3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人物，都能够从最近30年的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正是因为文章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穷人政权覆亡的全部过程——准确得似乎不是在预见而是在回顾——才会让人读起来如此的惊心动魄，如此的感慨万千。
之所以感慨万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后会发生什么，包括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等每一个细节，都预先知道得清清楚楚。文中写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所有人，后来全部被尽数处死，无一人能够幸免。可是，明知死到临头的江青却十分平静地端坐于寓所之中，既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准备，更没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悲剧：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去为之。如同哲学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既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变革者悲剧的共同根源，更是当代中国左派摆脱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碍，是中国左派与右派相比最大的选择劣势。
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连想都不想地便弃之不用；而右派则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是不择手段。由于左派总是有所顾忌，右派总是不择手段，所以吃亏的往往总是左派。大家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对秦朝灭亡的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的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充分运用了革命暴力，仅一天之中判决的死刑犯就超过一千四百人；英国大革命同样是杀得反革命哀鸿遍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甚至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我会把欧洲大陆的反革命也杀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国左派胜利了，英国左派也胜利了，包括对反革命进行暴力镇压的所有国家，左派全都获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唯独中国左派失败了，不仅没有镇压一个走资派，反倒遭到了走资派的全部镇压。连身为国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处了死刑，跟随造反的左派会被镇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仅河南一个省份遭到镇压和处分的左派就约有上百万人。
多年来，对江青悲剧最市侩的解释，就是所谓江青不掌握军队。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人们只是习惯于随口说江青不掌握军队，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江青为什么不掌握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的著名格言，江青作为并辔相随毛主席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马上皇后”，难道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如果说军队老帅看不起江青，拒绝接受江青领导，则更是无稽之谈。
先不说当时江青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华国锋，就是进行历史比较，江青在当时的地位与吕后相当，远远高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更是远远高于20年代的蒋介石和30年代的希特勒。当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流氓，并且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流氓；希特勒则更是街头卖画的一个城市小瘪三，在绝大多数将军都是贵族出身的德国，地位和江青比起来简直判若云泥。可是他们不仅控制住了那些军队“老帅”，甚至许多军队“老帅”最后还为希特勒效忠自杀。所以，不是江青控制不了军队，而是江青当时控制不了全部军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是江青坐以待毙的真正根源。
由于控制不了全部军队，而只能控制一部分军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控制另一部分军队的政敌之间发生内战，如同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到的那样“在腥风血雨中交班”。显然，如果文化大革命最后是以内战方式结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将真的会作为“浩劫”而载入史册，中华民族将再次陷入茫茫黑暗的无边轮回之中。这是无论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还是作为文革主将的江青，以及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江青，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历史结局。
所以，毛主席逝世后的江青唯一能够选择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地被动等待，等待那最坏结局的到来。只是在她看来，或许对手会像当初她对待邓小平那样对待她——罢免下放，过寻常百姓生活。这也是当时逮捕她的华国锋等人的共同想法，只是大家万万没有料到的却是，对手居然以德报怨，坚持要判处她死刑。当华国锋发现上当受骗时，已无能为力，此时的华国锋自己都已经近乎于半个囚徒，连请假外出的权利都没有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年年去毛主席纪念堂进行忏悔，一直到死从未间断。
作为理想主义者悲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江青如同历史上所有悲剧英雄一样，十分注重政治节操，宁死也绝不低下高昂的头。如果她也能够像第二代领导人那样，及时给英明领袖华主席写信效忠，并且“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就算是不能晋升一级，至少也能够保住人身自由。当时华国锋就曾喜滋滋地对陈永贵说：“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其实，当时江青更有条件利用华国锋的私心，误导华国锋的政治判断，把华国锋引入政治陷阱。可是，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操守限制了江青，使其明明知道生路在哪里，却十分平静地选择了失败和死亡。
佛家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旷世名言，在此得到了十分感人的生动体现。江青明明知道秦朝毁于赵高，所有变革派都死于赵高之手，却仍然未杀赵高；江青明明知道“沙丘政变”依靠的是宫廷卫队，却没有去收买宫廷卫队，江青是当时唯一握有汪东兴政治污点，因而也是最有条件收买汪东兴的人；江青明明可以抢先一步喊“华主席万岁”，甚至可以再多喊几个利欲熏心的人万岁，引导他们把枪口对准赵高，可是江青却没有去喊万岁，而是仍然坚持把华国锋称为同志。结果才让赵高有机会在华国锋面前一通“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喊，把华国锋的野心和私欲刺激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踏上了背信弃义的政变道路。
上述所有这些，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这篇文章中，都预见得十分清楚，清楚到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可是，江青却什么都没有去做，甚至连捍卫生命和自由这种本能的防卫，都没有去做，而只是十分平静地等待着噩运的降临。当她看到张耀祠带领中南海警卫局士兵跨入房间时，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意外和惊慌，十分平静地把所有机密文件的钥匙密封于一个大纸袋中，工整有力地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十分平静地离开了寓所。
18岁加入中国***、23岁奔赴延安，并辔相随毛主席38年的江青，就这样十分平静地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如同《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些法家变革人物一样，最后惨死于赵高手中。江青终于用牺牲生命和自由为代价，完整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内涵：要文斗，不要武斗——用文化大革命取代暴力大革命，作为未来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途径。
成为20世纪继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之后，世界历史上第三个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宁可引颈就戮，亦绝不进行暴力反抗的政治家，只是与前面两位完全不同的是，江青并非是反对使用革命暴力，而是在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不愿意让祖国和人民陷入尸骨盈野的惨烈内战。她在用牺牲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方法，来全力维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如同耶稣把自己送上祭坛以改变人们的信仰方式一样，江青也同样把自己送上祭坛以改变人们的变革方式，昭示人们要突破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暴力轮回，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暴力革命的文化革命途径。这是江青认为自己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学生，应该对毛主席最引以自豪的伟大创举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奉献。
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意识到，在她向历史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生命和自由的同时，历史也把她托上了至善至美的荣誉神殿。不仅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现在的人民已经开始在证明这一点，江青生前所有的政敌，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走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当中的幸运者，将会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箱，迅速被人们所忘却；他们当中的不幸者，将会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比秦桧、犹大更加臭名远扬的邪恶形象。
行高于众，众必毁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同耶稣那样自觉走上受难十字架的江青，仿佛一面能够映射出灵魂的政治凹透镜，映射出了所有政治力量灵魂中最肮脏的角落。“特色派”从江青那里看到了自己道义合法性的无比丑陋；“民主派”从江青那里看到了自己程序合法性的极端虚伪；那些“正宗马列派”则从江青的十字架上闻到了自己昨日的血腥。所以，江青便成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仇恨的对象。那些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力量，在江青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完全一致，争先恐后地把各种污水泼向江青，甚至一边不共戴天地互相厮杀，一边言辞一致地辱骂江青。
这是因为，无论他们把自己装扮得多么高尚，只要一看到江青，总是能够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些污点，所以便对江青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无比仇恨。30多年来在中国上流社会的舆论中，江青早已粉身碎骨，剩下的唯一亲人，就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江青墓前如山般的鲜花中，前来祭奠者几乎都是满面沧桑的穷苦百姓。陵墓周围的便衣警察，常常连看都不用看一眼便厉声呵斥那些祭奠者，因为这些便衣警察知道，前来祭奠江青的人，肯定没有有权有势的官人和富人，肯定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穷人。江青和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只要劳苦大众翻不了身，江青就永远翻不了案，永远摆脱不了被妖魔化的地位。
中国的官人、富人和文人，为了掩饰自己和人民之间的道德裂痕，绝不会放弃对江青的诅咒和妖魔化。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逮捕江青的那个人——华国锋。后来华国锋在被逼得既死不了也活不成的可怜情况下，曾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能够战胜江青，是因为江青不搞阴谋。”值此一句话，就完全洗净了华国锋的灵魂，让人看到了华国锋终归还是一个厚道人，为历史留下了一句公道话。
经常有朋友告诫我们，让我们不要提文革，不要提江青，认为提文革和江青，会使我们陷入孤立，包括左翼内部许多朋友更是经常提醒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好心，更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公心，同时还包含着朋友的关心，对此我们十分感激，并一直尊重这些意见，尽可能少提或者不提文革和江青。但是我们注意到，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的，旨在肢解中国的“解体派”，和由国内买办汉奸组成的，旨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沉船派”，已经把妖魔化文革作为诋毁中华民族的主要手段。
就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斯大林，是旨在诋毁俄罗斯国家一样。如果不是俄罗斯议会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时代，以及俄罗斯青年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除奸运动，如同剪羊毛一样反复遭受美国金融洗劫的俄罗斯，恐怕早已变成了美国等北约国家控制的资源基地。虽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可怕现象，注意到了妖魔化文革的动力源，已经由国内转移到了国外，转移到了美国。去年以来妖魔化文革的浪潮，完全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投资支持的，但是为了尊重朋友们的忠告，我们只是呼吁文革已成为敌人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仍然注意尽可能少去分析文革分析江青。
直到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我们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美国妖魔化文革并非仅仅是要把中国变成“中美国”的奴隶那么简单，并非仅仅是要把中国变成加工厂，变成资源基地，变成垃圾场，变成碳排放市场那么简单。美国正在通过妖魔化文革把中国人看成是当初的印第安人，他们当初妖魔化印第安人的目的，是为屠杀和灭绝8千万印第安人制造借口，他们今天妖魔化中国人的目的，同样是为下一步大规模屠杀中国人制造借口。这个借口与当初灭绝印第安人的借口完全相同：恐怖和野蛮。奥巴马在演讲中用现代社会无可挑剔的文明语言，十分明确地传递了这一罪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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