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六册（3）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六册（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文献资料
    

    一、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周恩来九月七日下午五时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来到了长沙，并于当日下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汪东兴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余立金同志（空军政委）。
    接见中，毛主席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之后，杨成武、张春桥等同志又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谈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 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 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
    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 亿斤至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 万担，去年是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来源《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九日晨四时至七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戚本禹同志有病，不能参加。大家要求再见一见，今天听听大家的意见。
    总理听取了常德、湘潭、益阳、株洲、黔阳、衡阳代表汇报。
    总理。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吉首、黔阳、长沙“红艺会”、“孙大圣”、岳阳代表汇报。)
    总理：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夜十时五十五分至十日四时四十三分。
    地点：武汉军区礼堂二楼会议室。
    陪同总理接见的有吴法宪同志。
    被接见的湖南代表有：郑波、胡勇、谢若冰、康海新、邹定国、戴莉、雷志忠、尚春仁、吴逸银、李正魁等同志。
    总理步入会场问大家好，大家问总理好，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座。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今天我在大会上讲的话你们听了没有（指在武汉欢迎谢胡同志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众答：没有）明天报上会登的，是对武汉讲的，对你们也有用处。
    有人说：我们八号就来了，等了你一晚上。
    总理：我到武汉是来陪外宾的，顺便接见你们，怎么能说没有先接见你们呢！总不能喧宾夺主嘛！湖南是另一种形势，当然总的还是好的。
    毛主席到长沙作的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核对，你们就宣布了。
    有人答：看到武汉宣布了，我们才宣布的。
    总理：你们逼着我们也写了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到全国。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情况。
    有人说：从北京回去后，内战还是打，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表后，下边有三百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二十个观点一致派的组织发表了个九·三○声明。声明发表后，报喜的单位少了。矛盾原来也有些，声明发表后，矛盾更深了。由于九·三○声明，使大联合有所动摇，有点冷了。有的组织解散总部并在长沙晚报上登了，后来又没有解散，影响也不好，还有些组织又搞了个大联合，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北京谈判回去之后头头老开会，没下去，要求总理批评，有些人不够当造反派头头。
    总理：我的工作还是要做，就是希望你们有点自我批评。
    有人提：从北京回去后，我们对中央指示贯彻是不力的，对有些问题老是抱着怀疑态度。
    总理：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我们把安徽的问题给你们看了吧？（众答：看了）多光明磊落！多么痛快！江青同志一点，他们就打电话回去，双方都有黑手，都把坏人抓起来了，两派并肩游行。北京处理了“五·一六”的问题。凡是乱，里面总是有黑手的。武汉也是这样的，就是长沙，为什么？我们痛痛快快的谈一下，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处理的，中央还有戚本禹同志，每次都是和我在一块嘛！我相信象你们这样，是不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录音你们听了吧？（众答：听了）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有人要挑拨毛主席的司令部，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个个都说倒了，企图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爱护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司令部，说话后就不兑现了？你们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没有兑现的。你们是毛主席故乡的造反派，就这个样子，外宾都不能去。我若不是工作不能脱身，如果我有时间，我要把谢胡同志带到韶山冲去参观，我不相信群众不欢迎我们。坏头头你们自己抓。你们看了淮南煤矿报道吗？（不作声）哎呀！你们报纸都不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就是搞派性。你们要知道，乱而后治，越乱的凶，解决问题越彻底，主席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今天在群众大会上讲了淮南煤矿有几万工人，武装部和军区发枪给一派，把另一个造反派赶出去了两万多人，赶得到处都是。这个煤矿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供应很多地方用煤，每天产四万多吨。武斗后生产停顿，日产不到一千吨，不仅打枪，还打炮，这样严重的情况！本来都是造反派，就是被坏人蒙蔽了。江青九·五讲话后，把两个坏人揪出来了，欢迎造反派回来，互相作了自我批评，日产量又很快上升到二万五千吨。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主席叫刚果（布）的总理去参观，还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我都没有想到。你们打内战，相形之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南越的代表团十一号到你们那儿，你们要组成联合接待组，把他们带到韶山冲去。你们打内战，他们打外战，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代表团团长身负七次伤，现在还有一颗子弹留在体内，我叫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不去，要等到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再去。
    我们请谢胡同志来武汉，看看乱后的情况，我跟主席一讲，主席说叫他们去，先分两路出发，再到武汉会合。因为谢胡同志要到武汉来，我得陪同，我向主席请了两天假，来陪外宾。同时再利用时间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先接见你们，你看看，你们本位主义够多严重，你们这么骄气！要说骄，武汉应该比你们更骄，因为那里的百万雄师都没有了嘛！有人要我狠狠批评你们，今天试试看批不批得动！有的人能接受，恐怕有的人就可能不以为然。主席要我们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要提醒你们。并且说要把我们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你们。江青同志的眼睛非常锐利，上次在北京参加那个会，你们当时对邮电局那个人（答：刘秀英），就不太好嘛！江青同志特别感到湖南造反派同志的情绪不对头。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了，应该恨的人不恨，应该爱的人不爱，这是敌我问题。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军内当然也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代表了一切。专揪军内一小撮，在北京就跟你们说了这是错误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有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最好，是觉悟高、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能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龙书金拿掉，你们来当司令员行吗？培养接班人现在还不能马上接班嘛！要锻炼十几年嘛！江青同志讲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解放军在支左中，有人犯了错误，我们把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调到北京学习。主席还叫陈再道到学习班去学习。主席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陈再道这样的人还调到学习班去学习，这对你们是不可思议的，陈再道虽然搞了“七·二○”事件，但当时中央让他到北京去，他还是去了嘛！作了一个初步检讨。陈再道到北京后，武汉军区党委写了一个检讨（总理念主席对武汉军区检讨批语）。主席在批语中说：“包括你们和革命群众所一致要求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称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要是别人说的，你们一定要骂了。有三个条件（即毛主席批语里讲的），按这样做了也就可以站出来。
    “要警惕坏人捣乱。”这句话对你们也起作用。蔡爱卿就是一个坏人。现在长沙的秩序你们造反派感到怎么样？……。还没有湘潭秩序好。过去我没有管湖南，以后主席批叫我管的。这次到武汉来我完全可以不接见你们湖南代表，明天还有事，但是我觉得既然要管，就有责任，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谈谈。蔡爱卿你们为什么就是恨不起来，没有敌我界限，你们都是革命左派，怎么能这样呢？红旗军总的组织中央还要考虑，红旗军的上层不能恢复，还要调查，下层可以恢复。总理介绍一份材料。
    （一）蔡爱卿是湖南岳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四月当过国民党兵（伪军），一九三○年七月在彭德怀三军当通讯员，所以跟吴自立认识。吴自立编了一个剧本《怒潮》，吹捧彭德怀。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六年，蔡爱卿在一一五师当指导员，后受撤职处分，又转到薄一波（新军）做事。在国民党当过兵痞，那个习气可是不容易改的。绝对不能把当过国民党的兵，受影响深的人，当我们的人看待（总理说了他有一个亲戚当过国民党兵的情况，通过此事说明，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不管怎样，那种习气是不容易改的）。蔡爱卿的历史短短几句，就可以说明这个人。
    吴法宪：蔡爱卿一九五六年到北京一点事也没做。
    总理：蔡爱卿在宣布的六十一个叛党集团做过事。他做副职总是不满意。
    （二）他跟国民党的少将大特务、骗人的医生周潜川勾结在一起，这是个大骗子，把我们好些部长都给骗了。周潜川在我们党内是一个大案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说我们的干部总是有极少数是变了的，干活不多专保命，一天这个药那个药，蔡爱卿就是周潜川活动的一个。蔡爱卿介绍他给领导干部看病，领他参观尖端工厂。周潜川说天下好人不多，只有蔡爱卿还不错。蔡还准备把女儿嫁给周潜川的儿子。
    蔡爱卿泄露党的机密，说太原有一个工厂如何如何。诬蔑毛主席，他把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毛派，称自己是彭派，这样一个人多恶毒……。
    一九六四年，周潜川的儿子周朝富到蔡爱卿家里来住，有人不让住，蔡的老婆就恶毒的说，现在的社会，都搞得我六亲不认了。
    （三）他勾结吴自立，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自立翻案……。一九六三年，中央主持批判了吴自立，蔡到湖南与他勾结，蔡爱卿说吴自立是个好老头子，他就是直，说坏了话。吴自立写了一个平江革命史，就是为彭德怀翻案。
    （四）蔡爱卿说，喊万岁！我们活一百岁就差不多了，中国人那有活那么多岁的；说毛主席著作不都是毛主席写的，别人写了他签个字就成他的了；还说中央首长也有矛盾，但有意见不敢提。蔡爱卿说美帝不是纸老虎，有很大力量，（总理生气地说）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要我们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嘛！他（指蔡）还说，毛主席放个屁都是香的……。真是恶毒已极。他（指蔡）还说，一九六二年苏联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犯错误杀了那么多人，毛主席也是那样，别人有意见不敢提。我们说，毛主席说的话是千斤重，万斤重。林副主席说过，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解放军被抢了枪，不动手，不动气，不打人，不开枪，听毛主席的话，那有那么好的解放军。公布罗瑞卿的罪行时，蔡爱卿说，我过去对罗是很崇拜的。可见他是个什么人，不叫人家崇拜毛主席，他崇拜罗瑞卿……。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五）蔡爱卿家从不挂毛主席像，并说：“我家又不是俱乐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旗号干反革命活动，蔡爱卿老婆参加红旗军宣传部，蔡爱卿又是红旗军的顾问，蔡爱卿打着老革命的招牌发表了两个声明，你们都看到了？
    众答：看到了。
    总理放下材料后接着说：毛主席最近有段话，是在学习时候说的。主席说：“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要教育。”对小将更要教育，要提醒你们，有错误还是要批评你们。主席说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架子也就大了。彭德怀就是这样。尽管是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前面四条即使有一点也不要紧，但要经常跟群众接触，谦虚埋头苦干。接近群众不摆架子，关键在于对群众的态度遇事和群众商量，不摆架子，接近群众。就是车间主任，官不大，但架子大了，骂人，这也是不允许的。蔡爱卿就想当官。挑动武斗，大造舆论，要蔡爱卿，不要黎源。自己要在工联住，工联不同意，就说工联“修了”、“右了”，这是挑动！
    总理问：听说你们在十四日开大会。约请全国各省来人参加？
    有人说：口头和钢工总说了一下。
    总理：这样不好。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个写大字报的李世英同志，反动路线迫害得他要自杀，后主席批给我给他平反，去年、今年我都见过他。西电、西军工大跟他对立，当时他本人比较稳，双方到北京，我劝他们联合起来。到北京后，我支持了他，他就骄傲了，回去不但不联合，反而要自己夺权，单独树立了旗子，搞了一个司令部，设在人民宾馆，搞了两千人，找两个工人做司令，他当政委，他忙这两千人都忙不过来了，那还能联系群众，造反派一样可以做官呢！你们要警惕，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中央文革认为，不管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都不要脱离群众才有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将们一样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蔡爱卿我们是做过调查的，你们还要调查，这是敌我问题。你们之间，你们和军区之间是内部问题。不把敌我问题、我友问题划清界限，是很不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席讲过，只要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就要联合起来。
    众问：现在保守派说，主席讲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是指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这样说法对不对，高司能不能存在？
    总理：如果保字号头头承认了错误，采取了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批判中考验。改正错误，交枪比你们更快，群众还是好的嘛！你们不要报复，他们不会一辈子保皇，组织当然可以转化为革命组织，就要看他大方向转过来了没有。组织是可以转化的，保守组织转过来了可以联合，革命组织也可以转化而犯错误。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青年的战友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全世界人民这样拥护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向来没有提以他为核心，总是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和发展的。毛主席说：“自封为核心是最蠢的事，李立三、王明、博古就是以我为核心，都失败了。”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好象大方向对了、矛头对准了走资派和反动路线，其他什么不在乎了，就不会犯错误了，这是不对的。小将们应该注意，尽管你大方向对了是不保险的，如果你政策错了，还是要犯错误的，要失败的，要影响大方向的。用我犯错误的经历来说，四十年前，“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仍以“八·一”作为解放军诞生日，但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失败了。方向虽然对，政策没有对，集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观点，一个是外援观点。大方向对了，不能保证一切政策都对。你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闹革命，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错误我们可以告诉你们，但是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听。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年青人在大风大浪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允许的，一个人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正反经验都有才全面。毛主席经常总结正面的反面的经验，把运动推向前。乱子出来我们不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要怕自己队伍里有坏人，各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性。主席讲：“出乱子有三种因素：①走资派的影响；②坏人、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捣乱；③自己本身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找出自己受那方面影响，总结经验，就可把运动推向前进。在自己组织发现有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中央都出了坏人，刘少奇还曾培养作接班人，这点不能说中央都没有责任。陶铸是在十一中全会提上来的嘛！担任了三种职务，结果还是暴露了。主席说决不能庇护坏人。中央还出了坏人，难道你们比党中央还高明，更何况你们这些群众组织呢？
    每个革命组织不可能没有坏人钻空子，走资派煽动你们，在旁边利用你们。有四句话：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做到老，不通过实践不知道你做对了没有，不做事就没有实践。学到老，要学一辈子毛泽东思想。要改到老，有错误就要改。要跟到老，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你们自己要把自己组织中的坏人揭发出来，我们在北京就是这么办的。由群众自己抓坏头头（总理举了北京“五·一六”农业口秦化龙的问题和吴传启的问题）吴是从国民党混到共产党里来的，还参加过竞选，跟武汉一些人有联系，他的手伸得很长，财贸、外交、农村、统战部，刘影、刘大轮、民族的洪涛，通通给揭发出来的。陈伯达同志早就发现吴传启不是个好人。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悲观的。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总理秘书宣读中央整理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
    总理：今天我的讲话讲了四个问题：
    (1)不怕乱，要从乱中发现坏人；
    (2)大联合，克服派性；
    (3)抓革命，促生产；
    (4)教育干部（包括红卫兵要学习）。
    要办各级学习班，湖南也要准备办学习班左、中、右都要有，才有辩论，学习以自学为主，学一个月左右，再回来。有些人犯错误多数是认识问题，但是极个别人是立场问题。军区那么乱，要抽些人去学习，包括五好战士、造反派，军分区也可以抽人去。参加学习不仅可以有军队干部还要有造反派的头头。当然不是所有的都去，那抽不出来。蔡爱卿的问题你们可以各揭各自的问题，工联上过当揭工联的，湘江风雷上过当揭湘江风雷的，不要攻击对方。革命的组织要多看自己的缺点，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我们是满腔热情来跟你们说话，不能看到你们有错误不说。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我的话，二·一二日社论都说了，武汉的问题也和你们说了嘛！还是小团体主义，是派性，那是联合不起来的。四十七军是毛主席所信任的，你们把矛头对准四十七军，你们要犯大错误的。我所指你们，是指有极“左”情绪的人，只要我们把意见告诉广大群众，广大群众是不会听你们的。我说的这些话是及其负责的，回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话是不算数的？你们是青年人更要说话算数的，不能当两面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听毛主席话的，切忌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刘少奇是两面派、陶铸更是两面派。分裂是不利于长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主席要我们六、七、八月份解决几个省的问题（当时说了几个省名），他们的问题都要解决的较好。你们湖南现在看还没完全解决。我们不希望有反复，如果你们硬要这么搞，就会出现反复，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越南代表团还怎么去呢？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
    我接见了钢工总、钢二司，我跟他们谈了要把界限逐步打开，新华工还站得稳。打死了人要开追悼会，我同他讲这不好，有些不是走资派打死的，是内部打死的，大开追悼会就会造成彼此对立情绪，他们听话不开。主席的家，两个弟弟，妻子、外房妹妹、儿子都牺牲了，但一九五九年主席回到韶山又是怎样对待他的亲人呢？写了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抗美援朝是多大代价，这次牺牲这么几个人还是值得的嘛！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主席提的字，后面是我写上的，纪念碑把在一百零九年的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列在一起，那才是永垂不朽的。
    有人提：大联合委员会我们不知道。
    总理：这么大事你们负责人都不知道？！那太不民主了，哪一个人就能通过啦?（总理拿中央对武汉问题批示）这个批示是主席亲自写的，还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最高指示嘛！你看多么民主呀！
    这时有人提什么官办、民办、走上层路线问题。
    总理：跟革筹小组接触怎么能叫走上层路线？那今天我请你们来谈问题就更是上层路线了？！怎么能够把革筹小组和你们叫官、民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毛主席司令部呢！都是战友嘛！
    有人提到敌人在挑拨离间，蔡爱卿不只一个，现在还有蔡爱卿式的人物在活动。
    总理：湖南的阶级敌人还不少，旧军官、地、富、反、坏、右还在，我说蔡爱卿是拿他作个代表，不是说只这一只黑手。
    有人说：都是在这说联合，回去就不联合，交了枪就抢车，抢了车我们都不能生产。各负责人回去都应好好传达，不然回去还是各搞一套。也有人提：在联合上长沙有长沙的特点，应该按长沙的特点搞。
    总理：长沙道路、北京道路，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道路。符合毛泽东思想能促进大联合才是对的。
    有人提出撤消总部的问题。
    总理：组织第一步还保存，这还是对的，一步一步，那一派想把那一派搞掉，这是不行的，也要教育下边的战士。
    要“斗私，批修。”你们这样怎么行？刘邓就是不向主席汇报，主席很不满意，说刘、邓搞独立王国，主席还是让他觉悟。没有民主，这很危险，刘少奇是这样搞的，但是主席一直等待他很久，直到十一中全会主席才说：“我对他完全失掉了信心。”你们这样不联合行吗？一派把另外一派抛开，年青人就学这样搞派性，还行呀！林副主席说了要有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年青就不培养这三性，特别你们要管事，不要出更多乱子嘛？这是无政府主义！在年青的时候就用派性代替党性这是很危险的。
    你们结合干部还是要和四十七军、革筹小组商量，因为他们是中央相信的。特别是转业的人，军队可以知道，不经调查你们可要上当的。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讲的话你们要尊重嘛！不管你们组织是几十万、几百万，坦率地说你们不能当湖南最高领导，不然那些干部怎么办？起来一个就把老干部甩掉，这样能行吗？！你们现在就这样接班那还行呀！如果那样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负责任，不行！还没有到时候，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要学习、锻炼。今天和你们谈就是你们快到边缘了。今天说明，湖南的领导无论如何是四十七军，你们只能参加领导，不然我们就是不负责任。我很坦率地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到边缘了，如果我们随便那样封官许愿，我们是要犯错误的。
    这时有的同志自我批评。
    总理：这就对嘛！多作自我批评，毛主席对黎源同志很称赞，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源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的。当兵打仗的容易急，龙书金打仗很勇敢，但就是处理问题急，不调查清楚就处理。他们很慎谨，主席很欣赏这个。湖南问题可能还没有暴露够，但对你们造反派不能不打招呼，你们非但没自己发现、找出坏人，而且还在那里闹矛盾。大家都检查自己，大联合的基础就有了，就是主席“斗私，批修”的方针。
    有人提：北京谈判回长沙后，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支持不够，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要求高，对自己原谅。现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连汽车都被抢了。
    总理：上次在北京就给你们说了，汽车都退回去，怎么还这样？要清查清楚。
    有人提：收枪四十七军没有坚决措施，现在还有人抢枪。
    总理：再有抢枪的按九·五命令办，抓一两个坏头头，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
    有人提到三四一部队问题。
    总理：三四一部队（工程兵学院）问题是军队内部的问题，由军队内部解决。对三四一下个命令，回去搞斗批改、整顿。你们支持不支持？（众答：支持）再有抢枪有坏人指使，抓坏人，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武装左派是主席思想，但不要急，先做试点训练不发枪。那个单位大联合好了，训练好了，才发枪。武装是积极的，收枪是消极的。武装造反派这个是方向，不能从眼前考虑，从前途设想，这是个备战，一旦有事全民皆兵。原来民兵体制全部打乱了，要把左派武装起来，但步骤放慢一步两条腿走路，主席同意了。你们回去后，要落实几个问题。
    (1)三四一部队问题，军内解决大家同意了。
    （众答：同意）
    (2)不准抢枪，带头的抓一两个。
    （众答：同意）
    (3)地方上的枪通通收起来，交四十七军，推动大联合。
    （众：同意）
    (4)正确对待保守组织。
    (5)一四号纪念会，我们不能阻止，但不能外地来造声势，我们不赞成，按主席的话来说叫帮倒忙，一定会犯错误的。今后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了，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有了错误就改，我们还是要支持你们的嘛！
    十一号欢迎外宾你们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领导下联合筹备这个工作，好不好？（众：好！）内战无论如何不能提倡了，坏人挑动，你们自己要能把他搞出来。
    黑龙江有反复，炮轰派方向是不对的，革委会做了一些错事要改正，但还要支持革委会。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回去搞好大联合。
    郑波：要说的话，总理都说过了，就是要回去执行，能不能执行。对造反派是一个考验。
    吴法宪：毛主席、党中央、总理、中央文革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今天讲的都是主席的思想，你们很好领会总理讲话精神。
    总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都是一起工作，在这想挑一个缝子都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年纪轻，不能不出点毛病，出点毛病要认识改正。人生不遇到点艰险怎么能得到锻炼呢？
    总理让大家看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并给解释说：“暮色苍茫看劲松，”革命造反派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不移。“乱云飞渡仍从容。”前进道路还有许多困难，革命造反派应毫不畏惧。“天生一个仙人洞，”写景陪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大胆谨慎最后总会胜利的。
    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热烈欢送总理。
    （记录稿，未经总理审阅，不准外传、不准翻印）
             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代称）的原因，性质，目的（即这场革命的“底”等等）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
    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57年58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60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62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1964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60年以前的毛主席思想，（六○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中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一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一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本质问题的理论──毛泽东主义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里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着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一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分，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动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出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全部是非法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到八点三十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负责人黎原同志，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最重要的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同志也在座。
    （接见后，二十五日上午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下午一点二十分，毛主席秘书回电：主席说，就是林彪同志的指示，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黎原同志可以回去了。）
    当黎原同志汇报到湖南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总理、戚本禹：后边有黑手，蔡爱卿、吴自立就是黑手。除他们两个外，还有。）
    （总理、杨成武谈了蔡爱卿的主要罪行。）
    （黄永胜：吴自立已被三军造反派揪到广州。）
    （总理：最好把吴自立揪到湖南去斗争。）
    林副主席说，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刘兴元：长沙有国民党军官×××××人。）
    （总理：你们应当注意，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还在机关、学校、工厂，所以很乱。）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江青：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暴露的，群众是要把他们揪出来的。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到一定时候，他就暴露了。）
    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一点事就大惊小怪。
    （总理、伯达、戚本禹：过去想长生不老的人，×××，蔡爱卿就是怕死，总想长生不老，和伪少将、大特务周潜川结儿女亲家，有的打鸡血针、王八血针，保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过去有那么些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成天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已经修了，有的开始在修。过去很多医院、疗养院还住不下，现在好多都空了没有人住了。
    （总理：长沙有两个学校，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干校是不错的。三四一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三四一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
    黎原同志汇报到军区问题，说瘫痪了。
    （总理：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
    （江青：军队上要搞忆苦思甜。）
    汇报到红旗军问题。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戚本禹：要讲政策，不要进行报复。湖南打人很严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很快争取过来。坏人也不能很快地孤立起来。通过学习班，很好进行教育。）
    汇报到道县残杀造反派问题。
    （谢富治：道县杀人很严重。）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背后操纵。要立即制止。
    汇报到十月二十一日打死红造会两个人时，
    林副主席说，从这件事接受教训，军队加强爱民教育，对群众加强拥军教育。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宣传组根据传达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黎原在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大会上的讲话
    （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我向大家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于十月二十日到达北京。
    十月二十二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以及黄永胜、刘兴元等同志，接见从下午五时开始，到八时半结束，共三个半小时。
    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林副主席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
    三个半小时的接见，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使我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我向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当汇报湖南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总理和戚本禹同志插话：后面有黑手，如蔡爱卿、吴自立等。总理和杨成武同志还讲了蔡爱卿的一些情况。黄永胜同志插话：吴自立现在已揪到广州斗。周总理说：最好揪到湖南斗，更有现实意义。）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问题都多，如新疆、西藏。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烂摊子大，国民党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彭、贺的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操纵，有反革命的三结合，这条黑线很长。第一条线是国民党这条线。和平解放的，原来有不少国民党的部队，这条线是起作用的。第二条线是彭德怀、贺龙这条线，也很起作用，在湖南很有影响。第三条线是刘少奇、陶铸这条线，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这三条线，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如蔡爱卿，就是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
    （江青同志插话：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时候，还是要暴露，群众要把他揪出来。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
    林副主席说：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搞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事情就大惊小怪。
    在谈到蔡爱卿问题时，总理、伯达、康生等同志都有些插话，说蔡爱卿和特务周潜川拉儿女亲家。有些怕死的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这是活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这些人一天就怕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开始“修”了，有的已经“修”了。过去很多疗养院、医院都住不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医院就没有这些人去住了。
    当汇报到三四一部队的问题时，
    总理说：长沙政干校支左不错。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在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举得高，文化大革命中也不错，毛主席也讲过。三四一部队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上搞在一起，搞得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不要他们支左了。到社会上打架，怎么支左！
    关于湖南军区问题。
    总理说，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同志应该把工作抓起来。司、政、后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
    关于“红旗军”问题。
    总理说：基层可以平反，总部不能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我过去讲调查，是讲调查湖南红旗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关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说：坚决按中央指示执行。下乡上山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毛主席定的。动员他们回农村，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生活安排好。
    关于“高司”问题。
    总理说：高司这个组织不要再成立了，基层组织，战斗队，认识了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尊重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可以参加联合。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总理还笑了笑说，你们对造反派还不好说服吧！
    当汇报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时，
    戚本禹同志插话：这在湖南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能正确对待，打人很严重，进行报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争取过来。这是坏人在后面搞的，有的坏人还参加打人。要通过办训练班对造反派很好进行教育。
    当汇报到道县杀人问题时，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要立即制止。
    当汇报到最近在长沙打死红造会两个同学时，
    林副主席说：军、民都要从这件事中接受教训。军队要加强爱民教育，造反派、革命群众，要加强拥军教育。不要扩大事态。
    同志们！
    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对我们湖南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非常深刻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作了非常重要、非常明确的指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热情宣传，坚决贯彻执行。
    第一、必须深刻领会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挖掉三条黑线。
    林副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林副主席的指示，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打中了要害，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林副主席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湖南的具体化，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湖南的具体化。
    湖南极“左”派的活动为什么这样突出呢？就是因为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背后有坏人策划。如蔡爱卿、吴自立之流，打着“老革命”的招牌，欺骗群众，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利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极力煽动极“左”思潮。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前一段，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在批判极“左”思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但是，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识，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迫使阶级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向我们的进攻。目前，在我们湖南，一小撮阶级敌人主要是从“左”的方面向我们发动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领导权，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潮是当务之急，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煽动极“左”思潮的黑手揪出来，把这股反动思潮彻底批倒、批臭，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听任这股反动思潮自由泛滥，就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2．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指向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绝不是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一时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群众由于头脑里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革命小将，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对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缺乏警惕，受了敌人的欺骗，因此，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清除混入革命组织内的坏人，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是打击革命小将，而是爱护革命小将，关心革命小将，帮助革命小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不是压垮造反派组织，而是爱护造反派组织，使革命群众组织更纯洁，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3．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转移斗争的方向的，正是那一小撮极力煽动极“左”思潮的阶级敌人。他们竭力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新生事物。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不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是为了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敌我，明辨是非，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当前，要反复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批判极“左”思潮的认识，以新的战斗姿态，勇敢地投入到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三条黑线的斗争中去，坚决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铲除三条黑线，揪出黑手和坏头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猖狂进攻，揪出黑手和坏头头，铲除三条黑线，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和同极“左”派、“三条黑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目前的集中表现。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妄图篡夺我们的胜利果实，把革命拉向反革命，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从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把十八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打着“反迫害”的旗帜，要翻十八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案，大刮“翻案风”，全盘否定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开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他们妄图搞垮解放军。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投机倒把妖风，单干的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他们大搞迷信活动，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在群众组织中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队伍。他们极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鼓吹无政府主义；因为一搞大联合，加强了群众的团结，他们就无计可施，无处可藏了。他们就是妄图篡夺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同“走资派”艰苦奋战取得的胜利果实，要把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了十八年的社会主义江山，拉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所以说，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及三条黑线的斗争，是复辟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斗争。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在这场新的斗争面前经受考验，鉴别你是真革命派还是假革命派甚至反革命派。我们希望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勇敢地投入这场揪黑手，抓坏头头，铲黑线的斗争，为人民立新功！
    为什么极“左”思潮这样突出？颇有市场？原因是其后有坏人操纵。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一）“革”和“保”的问题。他们抽掉“革”和“保”的阶级内容，鼓吹“一切造反都有‘理’”，“一切保都是错误的”，为他们大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什么“造户口反有理”，什么“造工资反有理”，什么“‘造’上税的反有理”，“造公粮的反有理”等等，都是这一类货色。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造走资派的反有理。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不仅无理，而且有罪。（二）“反迫害”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革命闯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成了“黑鬼”、“右派”、“反革命”，给这些同志平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些坏家伙抽掉阶级内容，提出“一切受迫害的团结起来造反”。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一种舆论，一提“受过处分的，似乎不仅都应当‘平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在文化革命初期，群众起来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平反，而且这些人似乎是天然的“左派”，因为他受了“迫害”。还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六条规定的二十一种人，现在也打着“反迫害”的旗子，有的已经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有的还担任要职，出谋划策。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混进来的坏人一定要清除出去，（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我们认为，血统论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化革命中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曾经用它来制造混乱，企图保自己过关。因此反动的血统论是必须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血统论，为的是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论。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就是既看经济地位，又看政治态度。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把阶级论反掉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公安六条中规定的二十一种人，都不能参加群众组织，决不能给他们“四大”权利，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抹杀了阶级界限。对待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对本人有影响的一面，也要看到可以革命，可以背叛家庭出身肃清旧影响的一面。决不能只看后者不看前者。现在有些阶级敌人打着反血统论的招牌“造反”，是犯罪行为，广大群众应当专他们的政。有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利用反血统论的招牌来掩盖他的反动立场和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反血统论，大造舆论把成份不好的都说成是革命派，把出身成份好的，都说成是右派、保守派，这是极端错误的。
    由于阶级敌人的煽动，社会上流传一些非常错误甚至反动的舆论，我们必须加以驳斥，抓好活思想，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依靠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只要是支持他这一派的，不管是走资派还是伪军官、阶级异己分子、犯罪分子、地富反坏右，都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吸收到自己组织里来，甚至十分重用。相反，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不支持他的“派性”，不支持他的“以我为核心”，就说别人是“走资派”，要打倒。小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坏人、黑手就可能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革命干部就站不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党性高于一切，决不应当让小山头主义迷了心窍，干出帮助敌人，害了革命的事来。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党揪出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派，清洗一些混进来的坏人，这正说明我们的党光荣、伟大和正确。在这大革命时期，一个群众组织混进几个坏人，是不奇怪的，是很难避免的。揪出黑手和坏头头，清除坏人，正说明我们这个组织是革命的，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相反，如果不敢把坏人揪出来，那才是不光彩的，说明这个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战斗力不强，如果听任这些坏人在自己组织里活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从批判极“左”思潮以来，有些同志已经行动起来，写了自己组织的一些“为什么”，这是可喜的现象。革命派就是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些人提出要“紧跟总部”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泽东思想为检验一切的最高标准，总部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就执行，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要问个为什么，就要提出来。这不是对自己的组织不利，而正是关心自己组织的表现，这不是破坏本组织的团结，而正是为了巩固加强自己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最近以来有不少组织都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可喜的现象，特别是孙大圣的邹定国同志，工联的周国强同志，湘江风雷的罗新发同志，自我批评比较好，我们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③ 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我们认为，当前，同三条黑线的斗争，同黑手、坏头头作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掉私字，树立革命造反派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怕字的根子是私字。我们不应当只怕自己吃亏，我们更要关心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应当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团结起来向一小撮坏人专政。应当看到，同这一小撮坏人作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压迫他，他就压迫你，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团结起来，勇敢地同一小撮坏人作斗争
    ④ 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挖三条黑线，同打倒走资派是一致的，只有挖掉三条黑线，才能挖掉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真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把坏人揪出来。”因此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自己的事，要大家起来办才能办好。因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最清楚，本单位的群众、本组织的群众最清楚，同时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对这些坏人实行专政。所以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揪黑手，揪坏头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解放军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⑤ 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当然，我们应当预防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扩大化，这个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讲保皇派，不应当是那些受蒙蔽的一般群众，而是走资派（如陶铸就是最大的保皇派）和顽固坚持反动路线而屡教不改的人，这些黑手本身就是真正的保皇派。把他们揪出来，老保就翻不了天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抓坏人了。我们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我们不应当怕风险，应当迎着大风大浪前进。
    第三、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林副主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还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揪出黑手，铲除黑线，靠什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明察秋毫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批判极“左”思潮，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当前，我们要大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结合学习“老三篇”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触及灵魂，狠斗私字，切实做到亮私心不怕丑，斗私心不怕痛，勇于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把黑手揪出来。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把黑手揪出来。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要大办学习班，大开讲用会，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总之，我们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斗私批修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思想革命化搞得好好的，真正把湖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彻底批判极“左”思潮！
    对湖南的三条黑线展开大揭发，大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宣传组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１９６７年秋，杨曦光与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原文如下：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2·17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 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 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暴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青造户口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 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暴发。而知青最懂这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 补充一点──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 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些些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
    （这份纲领由张家政执笔）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 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愚弄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四、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
    五、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高级的阶段，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原作日期应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
    原转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就在这一天，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合体，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剿。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了。
    1. 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分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好。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一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2. 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10月24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线。
    3.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10.24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劭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4. 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
    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5. 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计划。
    6. 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7. 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曼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以湘江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8.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亡。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67］367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12.2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央文革并报周总理：
    韶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来韶山参观的国内外观众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将近二百万人。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红卫兵小将强烈要求把韶山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阻力，倡议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建造一座宏伟的毛主席塑像和修建一条通往毛主席家乡的红色铁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的推动下，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热情，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现在这两项工程即将胜利竣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因此，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致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特向总理、中央文革请示以下三个问题：
    （一）毛主席塑像在韶山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具有伟大的意义，广大革命群众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
    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
    （二）关于大会名称问题，广大革命群众有两种意见：
    （1）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拟把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定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隆重举行。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
    （2）为毛主席七十四寿辰祝寿。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
    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
    （三）为了通过这一庆祝活动，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
    以上意见当否，请总理、中央文革速示。
             湖南省革筹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12.21； 中发 ［67］ 39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十分。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总理、康生、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等首长，在全场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进入会场。
    总理向大家招手。（众：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法宪同志：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很久就盼望总理、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接见，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九六八年的第二天。总理、康生同志和中央文革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大家，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请总理作指示。
    周总理：
    关于学习班是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管。我没有过问。伯达同志在河北视察，今天没有来。江青同志近几天感冒，那天就没接见大家，所以今天也没有来，我代表她问候大家。现在请康生同志先讲。
    康生同志：
    同志们！我是有官僚主义的。开始的时候，了解了一下，以后事情多了，就不大了解了。对河南班了解一点，河南班已毕业。今天来和大家见面，同志们在这里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大家，大家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你们看是不是？（众答：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向同志们致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我们，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的领袖对同志们的学习十分关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这个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我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了解了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因为大家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它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任何困难，任何分歧，任何冲突，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方针与群众见面，广大群众就会热烈拥护，坚决执行。通过同志们的学习也可以证明。训练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吴法宪同志回答：九月四号，差两天四个月）差两天四个月，我今天没有办法总结。但是可以回顾一下。
    第一期河南训练班，那时到训练班来都不愿意来，认为到训练班来真倒霉，就回不去，就没有脸见朋友，没有脸见老婆、孩子，谁也不想来。有的人准备被看起来，到训练班来准备坐牢，有的人准备学习以后原来的地方回不去，当老百姓去。特别人武部的同志认为，军不军，民不民，不好办，要到野战军去。另外一想，到野战军，但年纪又老了，回原单位不行了，到野战军也不行了，回家又丢人，三条路都没有办法，再还有一条路，就是到公安局去。有的人有怨言，人家犯错误我们是跟着倒霉，跟何运洪、李善亭倒霉。也有的认为，我们又没有犯错误，叫我们来干什么。那个时候思想是混乱的，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了解，与他们想的完全是两回事。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很光荣的。原来想人家不要他回来，现在人家敲锣打鼓欢迎回去。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只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思想就会转变过来，派性就会少一点，党性就多了。我想同志们会有这个认识。同志们学习好久了，我建议在座的同志，把你们学习的过程总结总结。总结一下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经验。这有很大好处。这是我同同志们交换意见的第一点。
    另外，从广西学习班回去汇报，汇报的结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起了很大作用。广西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答：是）你们立了一大功，（答：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是呀！还不够，所以还回来学习了。（众：笑）事情总是这样的，功总是立不完的。革命愈向前发展，思想要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证明你们这方面学习的很好。通过广西的实践经验，有些省也准备回去汇报。杨成武、吴法宪同志向中央文革报告了，回去促进革命大联合，这种思想要求是好的，中央赞成。因此，我想当同志们走的时候，和同志们见见面。见面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我只是想要讲几个问题。
    同志们回去，对绝大多数地方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广大群众会欢迎你们的，这是主流。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因为你们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为什么群众不欢迎，会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这是主流。但是另外一方面。同志们也要想到，个别地方，个别城市，有些群众不大容易接受，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经验。广西的钦州、梧州就不欢迎，去梧州的还挨了打。说你们学修了，学成了陈独秀。遇到这样的情况，同志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有些群众受蒙蔽不了解，我们在这里学了，他们还没有学，思想没有准备。把我们用一段时间学习领会的东西交给他们接受不了，发生了矛盾。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要采取耐心的办法，不能采取对立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压的办法。要用主席思想善意批评、帮助，达到联合、团结。当然，另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个别坏人有意破坏我们的大联合，有意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坏人，坏头头同广大群众分开来。不要把广大群众看成与他们一样，要团结群众，孤立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少数坏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很好分析，有的地方双方派性很厉害，回去以后不敢汇报，话插不进去，怕讲了以后引起误会、冲突。我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两条，一条坚持原则，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这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的政策告诉他们。另外一条要采取灵活一点的办法，不要他们思想没有准备好，就强加于他们，这样就会造成对立，要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使他们接受。总的是坚持原则，灵活的方法，耐心的教育。我想同志们回去以后，主流是受欢迎，支流是你们也要看到困难。
    个别地方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注意，原来在这里学习，学习的东西没有巩固，在派性的包围下，一下变了，这虽然是很少的。但特别要注意。有了派性遇到几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者遇到一场武斗，打死了人，就会激动起来。把学习到的东西忘掉了，原来回去是促进团结的，这样一来起了反作用，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少数，但是同志们要注意。比如广西他们回去绝大多数地方是好的，但是个别地方也有相反的情况。你们安徽、广东、湖南有你们的情况，不要以为我们回去什么都好，不是的，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安徽比如安庆有四个同志要回去，一个是安庆农药厂的杨泗州同志。在吗？（杨答：在）回去促进大联合有把握吗？（杨答：一定办到）决心是好的，但回去以后各种情况要想到。安庆的马兆国同志，你们是一派？还是两派？（马：两派）经过学习联合起来没有？（马：联合起来了）那好。还有一个李永赤同志，是一中的吗？怎么还是一中的，你多大了？（李答：廿四岁）你还是团员。整团的任务很重啊！我们的团还要，但不是刘邓的团，所以要把团整好，你是屁派的吗？（李：现在是一派了，毛泽东思想派）这话对。（鼓掌）你们与6449部队二团很好。请你捎几句话去，上次我讲了6449部队二团几句好话，就翘尾巴了，要谦虚，要搞大联合。不要听了几句话回去就激动起来（张林安：我在这里学习）你在这里学习很好，家里怎么样？（张：家里有进步，也学了，安庆已有七十多个单位联合了）解放军是搞联合的支柱，联合不联合要找你们。夏珏斋同志在吗？（夏：在）你们是不是都联合起来了？（夏：两派联合了）有没有达成协议？（答：还没有达成协议，正在谈判）你们是不是联合汇报，不联合不要你们汇报，你汇报你的，他汇报他的那不行，四个人联合汇报，做到雷打不散，挨打一起挨打，受欢迎一起受欢迎。芜湖吴德华，你是“三筹处”的。“三筹处”也革命也犯错误。你们那里造谣言可厉害，天天说要打倒我，我还在这里没有倒。（答：那是反动的）芜湖、蚌埠有反革命，你们要注意。过去国民党的党部在那里。电校、建校要交枪，两方面都要交枪。（总理插话，有个反动小报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已经查封了）（总理：封了好嘛！回去要动员群众从你们组织中把坏头头和背后的坏人揪出来。）你了解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过去是三司的头头，现在成了反革命叛国分子，还有政法公社的陈荣金。还有安徽省委宣传部杨杰也是芜湖人，去年七、八月来开会出谋划策。你们那个地方特别复杂，“三筹处”要多负责，对走资派、少数坏人要提高警惕。你们那里还有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与解放军合作。你们那里野战军、空军、海军统一了。人武部还有些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工作。戴俊德，你是屁派，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能和“三筹处”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吗？搞大联合有信心吗？（答：有）史月亭、张家祥你们两位联合了没有？（答：联合了）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的？（答：已订了协议）你们那个地方很复杂。安庆、芜湖、蚌埠你们那里情况复杂，工作相当艰巨。越是困难，越要做好工作。你们回去以后还回来不回来，（答：要回来）你们回去搞联合，我看联合也好、不联合也好都要回来，都能够得到经验。搞不好不要紧，不要不好意思回来，不要说没有脸见北京父老。只要你们坚定就好办。
    乘同志们走的时候，要你们好好学习这段语录。干部那一章，第二百三十九页，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你们都学了，学得好不好？要经常把这五条作为标准来衡量。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做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有个赫鲁晓夫，中国也有个赫鲁晓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挂着招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两面派。我们造反派同志、部队同志都要警惕这一点。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旧的两面派打倒了新的两面派还会产生。如果我们不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办事、去努力，只是口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与毛泽东思想相反，那就是两面派，它与第一条完全违背的。这是同志们必须注意到的。现在有些地方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口头讲一套，背后做一套，就象毛主席讲的口里喊“要文斗”，下面踢你一脚。或者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把你的帽子往前一拉。后面给你几拳，你又看不见，不知谁打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手法，反动的手法，特务的手法，这是两面派。阶级斗争存在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同志们要做一个革命家，必须首先是毛泽东思想革命家，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家，我看你们各方面的头头要大大努力，现在你们是为少数人派别服务的“革命家”。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家，不能是为那一派、那一个山头服务的“革命家”。我希望同志们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做一个革命家，必须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你们在学习中联合起来了，好。但过去你们有派性，就不能做团结大多数人的革命家，这里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种人也要团结，只要改正错误，愿意悔改就要团结。这里有三层意思，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对待人家必须有民主作风，不要一动就武斗，一动就打架。第五、要善于自我批评。你们现在要搞好这几条，而且希望你们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五条。另外还有三段语录，由于时间不多，我就不讲了，以后请吴法宪同志讲。
    最后让我祝贺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得更好，得到更大的成绩。
    周总理：
    对学习班没有过问，很抱歉，材料也没有来得及看，只是对各省的事情知道一些。已经结业的河南、湖北、江西、浙江形势很好，江西将在这个月初成立革命委员会。浙江也很快跟上去，河南、湖北也要赶上。这证明学习班对推动各省的大联合，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了作用，这样就更有利于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有广东、广西、安徽、湖南四个省的汇报团要回去，广西回去的也回来了，还有几个省在学习，福建、陕西、宁夏、山西也准备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看来我们办得慢了些，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现在已办的有十五个，还有十四个省市。上海可能自己办。要订个规定，在春节前后都要办起来。当然，主席说过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按现在情况看，学习班对推动各省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来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有好处的，进行的会快一些。没有学习班就慢一些。广西半年多时间，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经过学习班汇报团回去，虽然有些地方有曲折，但是基本是成功的。黄达生同志回来了没有？（答：回来了）你辛苦了。说服了伙伴们，基本上搞大联合了。六个专区都联合了，只有梧州、钦州有问题。梧州去的同志还没有回来。钦州不能去。正如康老说什么事情都要两点论，有成绩就有缺点，有顺利就会有困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低估我们的成绩，要勇往直前，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广西形势大好，总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联指”的同志也回来了吧。
    同志们知道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比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它的基层单位组织，我们同意他们保持，欢迎他们回厂、回校参加大联合。但上面的组织，跨行业、跟陈再道反中央、反中央文革，怎么能恢复。还有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十二月二日对浙江“红暴”的批示，指出是老造反派犯了错误，应该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红暴”与高司不一样，“红暴”不是跟军区犯错误，“红暴”原来和“省联总”一起冲军区，后来从北京开会回去，更左一些，与“省联总”对立，这种对立与湖北的三新、三钢对立是一样的，因此，对这样的组织，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有的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比较好，比如“省联总”，“红暴”差一些。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我和康老另外还有任务，关于湖南的问题我就谈这几点，关于广东问题请其他同志谈，我们就告辞。
    康生同志：
    回去以后不要听谣言，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啰！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啰，不是人民日报登的，你们千万不要听。安徽同志，你们那里制造谣言是全国第一，千万要注意。
    （总理、康生同志退席，会场高呼口号）
    戚本禹同志：
    我提几点希望。
    一、希望同志们很好学习今年的元旦社论。这个社论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写到里面去了，希望你们把这个文件拿到学习班来学习，来贯彻。
    二、希望同志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年里，走前进的道路，不要走倒退的道路。广西的形势就很好，广西原来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省，总理、中央文革都很注意的，现在广西进展很快，实现了全省范围的大联合。从广西来信说那里的形势很好，人人脸上喜气洋洋，不象过去脸上满脸愁容，希望其它各省向广西学习，不要走倒退的路。运动在前进，我们搞倒退，搞分裂是不对的，不然我们会被历史抛弃。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紧紧掌握毛主席指导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只有搞好了大联合、三结合大家才能在一起搞斗批改。
    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一定要维护革命的权威，不要损害这个权威，更不要推翻这个权威。谁要把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打倒，他就一定要失败，被人们所抛弃。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新生的事物总是有缺点的，要爱护他，保护他，帮助他成长，决不要看到有一些缺点就轰，就打倒。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些人就是要搞分裂，要把这个新生事物反掉，我们是反对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军管会要维护，要维护军管会的权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所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没有革命的权威怎么能行。一个经过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威，你们要打倒他，你们这是促进历史的前进，还是促进历史的倒退？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你们不去扶持它，它就不会很好成长。一个革命派，对一个新生事物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使它不断壮大，不要看到有缺点就一脚踩掉，我们到处都看到高大的榆树，可是它刚刚出现的苗苗是很小的，你踩它，它就不能成长。一定要爱护新生事物，使它很快成长。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上面革命委员会批准，大家协商建立起来的，有缺点、错误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推翻他。比如湘江风雷中出来一部分人，要把中央批准的湖南革筹小组打倒，要打倒某些人，这样你们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说湖南革筹小组没有缺点。你把他打倒，你来干，缺点、错误会更多、更大，因为对革筹小组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嘛。广东有些人说，一反到底，要反革筹小组，这些我们都是不赞成的，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端正我们的态度，牢牢掌握大方向。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从不断实践，经过飞跃，形成概念，形成正确方针。毛主席那篇文章针对刘少奇攻击我们大跃进写的。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有的人就抓住人家一点，就不及其余，毛主席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宋玉的故事，不要象宋玉。广东经过中央批准建立革筹小组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主流是对的，要帮助他成长，对他的缺点采取善意的态度，帮助他改正。
    今天我只是讲一点愿望，希望大家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走历史前进的道路，不走历史倒退的道路。
    姚文元同志：
    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热烈欢呼，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高呼口号）。前天我们大家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他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以他伟大的天才亲自领导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提出了一个光荣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个革命派的同志，应该想一想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怎么样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怎么样为人民立新功。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前进。
    学习班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是一个新事物。大家知道，毛主席视察全国各地提出来要广泛地办学习班，干部要办，红卫兵也要办。林副主席在国庆节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因此，学习班在全国办起来了。毛主席视察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接见的是学习班，这是毛主席对学习班的最大关怀，我们不能忘记。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又说，办好学习班看来是个办法，很多问题是在学习班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下去，确确实实的办好学习班。通过学习班来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西，现在看来，千条万条抓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抓好毛泽东思想教育是最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讲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为毛泽东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抓住运动中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贯彻落实，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根本的保证。正如元旦社论所说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看来，什么地方干部与群众、干部与战士把学习班办好了，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除掉，就能够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以及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现在大家要回去汇报，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有一个衷心愿望希望大家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做到真正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要同那一些反对毛主席的刘、邓、陶、彭德怀、罗瑞卿等等一小撮已经被广大群众所揭露，被历史所抛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到底。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检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但口头要讲，而且行动上要办到，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这样才能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将陆续见报，不管那一派，你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支持，不执行的，就批判斗争。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越来越提高，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只有紧跟毛主席战略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胜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干部。只有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反复指出这个基本思想，真正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杨成武同志：
    我完全拥护总理、康老、本禹、文元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昨天的元旦社论向我们提出了伟大的号召，我们的工作要做得更好，不光是解放军的工作，群众组织的工作，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经济战线的工作，以及其它战线的工作都要做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三个地区以后提出来的，加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许多问题用教育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在短短时间内三次接见了我们学习班同志，第一次是九月廿六日，在这个下面的礼堂，第二次是十一月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是前天晚上，十二月卅一日，人大会堂，元旦的前夕，这两次的规模都很大。这说明了什么？就是要我们办好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学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毛主席的指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是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志。
    同志们在这里学习好了，就能促进你们那里的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我们天天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东西。不关心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部队最近开了会批评了这个问题，有些人对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做得什么样子，他不关心，而是，关心派性，支持这一派那一派打内战，我们部队一直是强调支左不支派，有的做得很好，多数做得好，但是，少数做得不够，部队有了派性，就影响社会派性，社会上的派性，也影响了部队，这就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结果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除掉派性，元旦社论就有一个口号，就提到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今天在座的，大多数是部队的同志，部队的同志在学习班中，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刚才本禹、文元同志都讲到，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前进，我们跟毛主席的思想，每一个同志主观上都是积极的，想跟的，如果私心多就跟不好，私心严重的就跟不上。那我们就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对待一切问题，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地干，坚决地支持，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指示，不管你那一派，我们都不支持。我们要除掉派性，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办事。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事，全军的大事，事情千头万绪，千余万条，最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个工作做好了，就统帅一切。要把这个工作当做战略任务来执行，这是战略的需要，不是一般任务。我们办的训练班，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办的。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同志们努力学习下使我们的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当然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发展是不平衡的，刚才康老提出一条要大家总结经验这很重要，这是我提的第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另外，元旦社论要好好学习一下，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指示来学。元旦社论，对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形势，提出了一九六八年光荣伟大的五大任务，这都要我们深刻学习反复学习，这是毛主席的声音，要掌握这个思想，我们学习班也好、领导小组也好、全军也好，都要反反复复地学。而且，要根据当前的斗争实际，贯彻执行。学习好这篇社论，就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亲自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怎么样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使我们能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这篇社论里还提到一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有这一些省份搞得不好，铁路堵塞，例如：津浦路的南段，广西的柳州，东北的沈阳。再就是长江运输也要搞好，内河运输是很重要的。搞不好，影响我们促生产、促战备，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元旦社论。完成一九六八年提出的五大任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在我们学习班里是有激烈地、尖锐地斗争的，在斗争中要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认识问题，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立场问题。站错了队，站过来，改了，应该欢迎。当然也有少数人是不可能改的，但是从我们来说，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有利于通过学习，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总的说要注意思想教育，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最近有个训练班出了些事，这当然由他个人来负责，是他自己犯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训练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够不够，做得好不好。办好训练班，要从各个方面想办法，把学习班办得更好。
    今天，总理、康生、本禹、文元，用他们宝贵的时间，接见我们，给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法宪同志：
    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了大家，我想大家是非常高兴的。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长所作的指示非常重要。他们说的话，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代表中央文革和军委的，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来的，非常非常重要，讲了很多重要问题，我完全拥护。特别是当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大批判，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把各个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一九六八年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组织讨论，而且要认真贯彻执行。要坚信总理、康老、戚本禹、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结合各省的情况提出来的，希望大家坚决贯彻执行。江青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班，我们已把大家的问题交给了江青同志，因为江青同志最近感冒没有来（众：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陈伯达同志也很关心大家，最近因为到唐山、保定、石家庄视察去了，促进那里的大联合，带去了毛主席的声音，所以伯达同志今天没有来。另外，谢富治同志、汪东兴同志有别的会议也没有来，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中央负责同志对大家的期望。
    第二点，各省的学习班，学习一般都很好，但是也不平衡，有的省前进的快一些，有一些省前进的慢一点，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在毛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跟前，最近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学习中，后进的要向先进的看齐，赶上去，取长补短，人家办得好的，取人家的长处，办得不好的，要引以为戒。有的省刚到，还搞得不大好，相信大家坐下来认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后来居上嘛！你们的学习班，学习得好不好，会影响各省。学习班大联合搞得好，就能促进各省大联合，学习班的自我批评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自我批评；学习班的“斗私批修”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教育干部工作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教育干部工作；学习班团结搞好了，也就影响各省的团结。这样做就推动了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的学习班，无论是部队的，地方的同志，都要作好榜样。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一年半，有的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或是军管，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产生的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取得的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是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如果我们再去推翻它就成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你去推翻它破坏它，你还说得上什么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无产阶级秩序，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权威。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就不可能打倒走资派，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指示，康生同志的指示以及中央文革的指示，要作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
    另外，在学习班中，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斗倒、斗臭走资派，斗倒、斗臭修正主义，大树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占领全部阵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统统清除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脑子里不要有个空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斗倒任何私心杂念，才能不出修正主义，这两条非常重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千万不能开倒车。学几段语录，第二百五十一页最后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一段语录我们要好好地学，警惕我们不要开倒车。毛主席又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语录第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三页）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语录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这两段话的意思，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须警惕的。只有随时随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不会倒退下去。康老要找我念这几段语录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要真正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只有这样做才把在运动初期是骨干，运动中期是骨干，运动后期也是骨干。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做骨干。读毛主席的书，重要的是用。林副主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一种是背，一种是用，不光是背，更重要的是用。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讲了那么多的话，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坚决照办。
    毛主席接见学习班三次，中央、中央文革首长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管的不多，向你们检讨。
    我的话就讲这么多，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我们共同高呼：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办好学习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清江市革命职工、革命农民、红卫兵大会主办《红色造反报》1968年1月23日第89期第一版。）
    
    一九六八且一月六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 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 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 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 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 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 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 “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 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 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 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 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 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1.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 题，不 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2.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 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3.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 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 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转载于《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张秀川、谭辅仁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湖南学习班和湖南革筹小组的同志在一起开一个会，学习班的汇报团早就要回去，一月二号那天把情况跟大家谈谈，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再走。郑波同志来使我情况了解更多一些，借这个机会，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来了，连广州的黄永胜同志也来了。跟大家见见面，谈谈。（高呼感谢中央的关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时间不打算用得太多了，请康生同志先讲。（众：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生讲话：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并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全面胜利、彻底胜利的祝贺！（全场热烈鼓掌）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我前一个时期没有参加，没有过问，只是二号同总理一道接触一下，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是无知的。那一次接见同志们，由于同志的帮助，供给我一些材料，使我有很大的启发，在这方面要感谢同志们罗！文件很多，没有工夫全部看，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只是看了一个“省无联”的纲领。总理向我介绍叫“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叫做“省无联”。这个纲领是奇文，奇文就要大家共读一番。按照“省无联”的“理论家”讲，去年一月风暴以后出现了一股二月逆流。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省无联”的“理论家”们不要后面一句话。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所以十月份必然出现一股逆流。他们讲的有一点也还是对的，十月份就有一些牛鬼蛇神出来了。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我看过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不是人的语言，是畜牲的语言。这个文件不是信心十足，而是悲哀的鸣叫。所以叫做“战马悲鸣”。这个文件讲的吞吞吐吐，搞了一些伪装。看了“省无联”的纲领后，就感觉到：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所以我对“省无联”的纲领，也只能够说是“战马悲鸣”。
    “省无联”的文件我看得不多，我刚才说了，杨第甫的儿子、一中夺军权的头头杨曦光的文章没有看，只看了他们的纲领，周国辉的讲演，及同志们的介绍，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象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讲的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们的忙。同志们看看那些文章，也许同样还要证实我这个话。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上引证了列宁的话，他们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机关则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不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我说这不是中学生、大学生写的。我可以证实一下，在坐的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在那一篇？什么时候写的？（总理：有没有人能够答复？）（众：没有。）（总理：中学生答复不了，机关干部能不能答复？）原来这篇文章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联共”党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提议。这篇文章是中央为了改组“工农检察院”写的。列宁写这篇文章，绝不是“省无联”的理论先生们的意思，列宁讲的是当时苏联政法机关，镇压反革命不力，象我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一样，有坏分子占据了“工农检察院”──公检法机关。他们在那里企图分裂工人、农民；他们在那里企图反对党中央。因此列宁要改组检察院，要把旧的人员赶走，增加新的工人干部，所以他说没有认真改变，只是稍微粉饰了一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省无联”歪曲、诬蔑了列宁的话，拿列宁的话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恰恰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话被“省无联”的反动分子所利用，反对我们，蒙蔽你们，这真是罪该万死！我们要坚决反对“省无联”歪曲、曲解列宁的话，把一切歪曲、曲解列宁的话的人彻底打倒！（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如果同志们不相信，就请看一看列宁全集33卷，你们可以了解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何其毒也！他们利用中学生。利用青年对马列主义的无知，来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晓得列宁这篇文章，所以我说这个文件绝不是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所能写出来的。
    这里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林副统帅这次谈话，总理、伯达。江青、文元、成武、吴法宪、黄永胜等同志也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理论家”们，因为林副主席一针见血的把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来了，触了他们反动的灵魂，因此他们就手忙脚乱，尽量的造谣。歪曲来挽救他们反革命的命运。林副主席当时讲，湖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其中有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的爪牙，有彭、贺黑帮的爪牙，也有国民党特务。所以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让他们乱一下，让反革命尽量的暴露一下，这样子就触动了“省无联”坏头头的反动灵魂，他知道他们的命运不会长久了，因此，他们说：“省革筹小组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用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想把自己推开，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歪曲、诬蔑林副的话。但是，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话完全正确，林副主席一讲，把反革命阶级敌人的盖子揭开了。“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敌人自动的把自己揭开了。同时这种活动也证明了林副主席所说的：刘、邓、陶的爪牙，彭、贺的爪牙。国民党反革命三结合已经公开的活动起来，他们为了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所以这些文件，这些演讲，这些纲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已经收到了伟大的成绩。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这个纲领是精心炮制的。向×××揭露了陈老师在后面“帮了忙”，他从经济基础、从上层建筑说起，还号召人家学习他的理论，他确实起了台湾国民党以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所起不到的作用。反革命“非常委员会”还不敢公开署名散发刊物、传单，而“省无联”确公开提出反对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公开的跳出来，湖南的革命群众，革命人民，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解放军指战员，看到这个反革命的纲领，能不能容忍他们存在？（众：不能。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能不愤恨吗？（群众：不能！）
    现在再讲一下“省无联”的行动纲领。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所说的，拥护毛泽东思想完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同志们，你们看过《伟大的历史文献》吗？在那上面讲了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下面还讲到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有三个阶段，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出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季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段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已察觉到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同志们看一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古老的、落后的，是不是仅仅从文化大革命中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完全是有意贬低毛主席思想，完全歪曲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理论家”的理论，从那里搬出来的？不折不扣的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来的，苏修那里来的，苏修，美帝经常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说她是保守的、落后的、顽固的。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也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总理：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民族狭隘主义。他们这种思想从那里来的？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来的。同样的思想在“非常委员会”讲的很清楚。“非常委员会”的那封信，与“省无联”的纲领，开头的一句话，就不谋而合，只是“非常委员会”隐蔽一些，说什么由于个人野心家的篡夺，光荣的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考验。然后这些反动家伙装模作样的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看他们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比美帝国主义，反共专家那么高明。他们还说：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话我不懂，他讲的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一些国家呀？你们湖南的听到过没有？你们可以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在坐的有张家政、李仲昆，你们应该听说过吧？七个国家，哪七个？照他们的理论来讲，从他们的文件来看，七个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吧！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走资本主义的人，我们都是特权阶层，都是被你们打倒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请他们解释一下，七个国家包括那几个国家，当然我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推测。
    他们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面对着现时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修、反的严重挑战，真是可怕已极！而毛主席告诉我们：中国是大好形势，世界也是大好形势。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却悲观失望，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垮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科学共产主义垮台了，面临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挑战，把他们的悲鸣心理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一文中表达出来，这恰恰是帝国主义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坚决同赫鲁晓夫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五十几个马列主义新的政党和组织，世界形势一片大好，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形势看成一片漆黑，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垮台，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着帝、修、反的一种妄想，因此不断地、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的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替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大忙。
    下面一段是说，列宁同第二国际，托洛茨基、考茨基、布尔林等作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新阶段。他们脑子里没有革命，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没有中国的伟大革命，列宁主义是在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左”的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毛主席的思想也是同中国人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在人民战争中同一切外国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理论家”悲观得很，胡说这个阶段那个阶段，同我们那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讲的完全相反。
    下面一段很有趣，说：“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一个革命家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口头上。”我们衡量他们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我们要问，进行什么革命？进行反革命？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为什么不明显的讲？这些杰出的“理论家”，真是可怜得很啊！这是第一部分。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轮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予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这些话是什么陈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刘、邓的黑手，周小舟的干部造出来的。我想在坐的中学生、大学生这套理论你们是不熟悉的，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讲话歪曲成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我不多讲了，我也引用列宁对中央改组“工农检察院”那篇文章上的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出自险恶的用心是很明显的，甚至用不着回答。”今天我回答多了，我看用不着再回答了。（热烈鼓掌，口号：向康老学习、致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打退反革命的猖狂进攻！要党性不要派性！）
    总理：请伯达同志讲话。（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略）
    陈伯达讲话：
    我没有参加湖南问题的讨论，最近这两天看到了一些材料，刚才康老又向大家介绍了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康老已经解释得很多了。这些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对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好好想一想。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所谓湖南“省无联”，刚才请总理介绍了一下，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看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省无联”的文章和刊物，可能是反革命家伙代笔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是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这些大杂烩的胡言乱语，丝毫没有损害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根毫毛，相反的，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在幕前、幕后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家伙暴露出来了。这些臭文章暴露出来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收获。（康老插话：是肥料）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大家。这样的货色，借用文化大革命之名去搞反革命复辟，所以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湖南经过反复是好事，许多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擦亮了大家的眼睛，我不想多来介绍那些混账的语言，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种大杂烩的组织，里面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但是也有很多坏人利用大杂烩的空子钻进来了，其中也包括“湘江风雷”有很多坏人钻进来了。大杂烩就是要不得，刚才我不是说到有人说，没有人敢说：“省无联”是大杂烩？我们就敢说“省无联”是个大杂烩。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这些大杂烩，不管你哪一个组织，坏人总是要钻进去的，社会渣滓也要钻进去的，因为在那里面互相都不了解，他们就借着什么响当当的名牌货干各种坏事。干了不可容忍的坏事。响当当的是货郎担，钻进坏人，做了很多坏事，你们还包庇他！运动搞到现在，这样大杂烩的组织不能再存在了，请同志们考虑。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按工厂、按学校、按机关，总之要搞归口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要你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他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
    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其中有两点：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主席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须的调整（这时，伯达同志要谢富治同志念十月十七日通知）希望要革命的人，要重新好好学习中央这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要不要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你们好好考虑。你们是参加大杂烩继续下去呢？还是回到本单位搞大联合。你们这样的大杂烩组织，谁也不能够对谁负责，人都不互相认识，怎么负责？他干了坏事要你这个组织负责，推也推不了。这里我们不仅宣告“省无联”彻底破产，同时也宣告大杂烩的组织要回去按系统搞大联合，当然联合要有酝酿的过程，只有按系统、按行业联合起来了，坏人才能暴露。现在没有按系统大联合，有一些坏人不能很快暴露出来，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省无联”的文章还说：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说“省无联”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不断被揭露、不断被消灭！（众：呼口号）。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很多经验都证明了这一条，大杂烩的组织必须彻底垮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胜利。
    所谓响当当的名牌货，以后再不要出卖了。响当当的名牌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他们的市场！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为止。（众：坚决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揪出“省无联”的黑后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理：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讲话：
    问同志们好（鼓掌）！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同志们到北京学习已经一个时期了，我没跟大家见面，有的材料也没有很好看。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一些谬论，刚才康老、伯达同志都驳了，不值得大惊小怪，谬论总是要有的，有了就坚决驳，不能纵容。我觉得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坏人自动的跳出来了，刚才康老说了“非常委员会”是暗着干的，“省无联”署了名，是自己跳出来的，所以形势大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是大丑小丑，他的目光是短浅的，看不到远的、未来的、革命的、辉煌的前途，他总感觉悲哀，所以是“战马悲鸣”，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个瘪三，就是瘪三，要藐视它。我因为了解情况不多，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众：热烈鼓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都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同志们回湖南去，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众：热烈鼓掌，高呼：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规定！感谢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总理：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军队的同志们，通过这次学习以后，回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的战略部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军队特别要注意支左不支派。军队有了派性，就会影响群众组织，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了派性也影响军队。湖南的形势大好，希望大家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伟大胜利。最后祝同志们好！
    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讲话：
    刚才康老、伯达、江青、成武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指示，对于“省无联”一小撮幕前幕后的操纵者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作了深刻的批判，正象刚才江青同志所指的，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灭亡的阶级。他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以后蹦出来的，这说明在我们当前大好形势下，一小撮坏人跳出来，正好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省无联”的东西很多，别的我都没看，只看了一个行动纲领，这是一个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伯达、江青同志，就是说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纲领而且还挑拨离间，我们要彻底的揭露，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要“三依靠”“三相信”。相信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干部，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这个纲领恰恰是背道而驰，把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人民说得愚昧无知，甚至对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认识。在毛主席的思想空前深入人心，发挥巨大威力的时候，当前一片大好形势，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发生了精神的物质的力量，可是他们把这些都说得漆黑一团。我们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说大多数干部是走进和走过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要支持和相信人民解放军，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筹小组，他们污蔑解放军，他们要打倒革筹小组 ，所以他们完全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听说“省无联”还有一小撮坏人在蒙蔽青年，我们要把坏头头与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刚才江青同志讲：受蒙蔽的群众要反戈一击，把幕前幕后的坏人揭露出来。（江青：这些家伙现在已经跳出了）出现这些坏人坏头头没有什么奇怪。一个大革命中，出现这样的敌人，那样的反革命并不奇怪。毛主席说：敌人到垂死的时候要挣扎。正如上面几位领导同志说的：“战马悲鸣”。不管是“非常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 只是百分之几，而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在大好形势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些意见不知对不对，总理要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
    总理：请叶群同志讲话（热烈鼓掌，叶群同志再三推辟未讲）好吧，我们大家请叶群同志把我们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带给林副主席。好不好？（众：好！热烈鼓掌）
    周总理讲话：
    学习班听了很多中央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能够听到中央、中央文革同志的讲话，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你们一定很高兴。我不想多讲了，只是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今年一月二日接见学习班汇报代表团同志时指出，大家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联合起来，回去汇报，有军队的同志，有地方的干部，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当时设想得很好，后来知道湖南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意见分歧，是不是在这里把问题谈清了再说。“省无联”的问题我只看了省革筹的电报。一月二日我的讲话，有的同志概括为四点，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还是大好的。有一小撮跳梁小丑跳出来了，乱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总的形势还是大好的。他们跳出来，有纲领有组织，对于湖南和长沙来说就必须批判，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擦亮眼睛，认清是非。因为他们的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学生中，特别是对上山下乡的青年有影响，有些进了这些组织。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就指出：湖南的问题还没有乱透，有“三条黑线”。“省无联”就歪曲利用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林副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给大家一个武器，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姚文元：他们的纲领也是大杂烩，有苏修的、美帝的、蒋介石的、地富反坏右的，“非常委员会的”，“五·一六”的）（康老：还有托洛茨基的）
    他们还大肆宣传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纲领。（江青：群众才不听他的，我们都看不懂，天晓得！笑声）你们可以从他们的刊物上看到，一个中学生（指杨曦光），能够提出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的理论吗？他们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你们看，他们把江青同志说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歪曲到什么程度！这是李立三的不平衡！他们搬用了李立三的首先夺取一个省、数个省胜利的主张，过去李立三就提出过，“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主张”，因此他就竭力攻打长沙，打下来一次。这个历史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江青，革命发展不平衡，是我说的，下面的话就不是我说的，我讲的话还有三点，他们为什么不讲？）（姚文元：说革命发展总是不平衡是对的，革命总是会这样）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话给歪曲了。发展不平衡毛主席也讲过，这是客观规律。（康老：立三、王明、博古都是那种主张，那时是去打长沙，现在他们也是要首先在长沙胜利）（大笑）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康老：大概要台湾去找），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从以上所说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话说中了，打中了要害。所以我们说，暴露出来好，你们学习班，好好讨论两天，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我们应该乱敌人，不应该乱自己，要巩固自己。那些人就是利用青年人的无知，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背后有老师，我说老师后面还有老师。这些组织中坏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上了他们的当。
    这次湖南问题的发生，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有刘、邓、陶的人，有彭、贺的人，还有国民党留下的人，他们在作怪。虽然这是坏事，我们要把坏事变为好事，这些人跳出来就是好事。广大群众受蒙蔽会觉悟的，会转过来的，我们要尽量团结那些可以团结的人，只是把他们的黑手，黑后台揪出来。这次把他们留下来也是一件好事，把湖南问题认识一致了再回去，更好工作。湖南的形势大好，你们回去后会进一步搞的更好。这个问题我就讲这几句。还有几件事情交代一下。
    康生：
    我总觉得后面有黑手，公开的、隐蔽的放毒，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他们玩两面派、玩阴谋诡计，这是敌人的手法，有些青年人也跟着耍两面派手法，例如陈伯达同志刚才说，要反对跨行业的组织，搞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他们也说这样搞，但会后却破坏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耍两面手法，耍阴谋诡计，虽然是一小撮人，这点我们必须懂得，他们在我们面前耍，在湖南耍，在学习班耍。在阶级斗争中必然会碰到耍两面派的人，刘、邓、陶、彭、罗、贺、陆、杨不都是耍两面派的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旧的两面派被打倒了，又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我就知道在北京就有人耍两面派。
    周总理：
    特别是在座的青年人，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希望你们将来一个个地都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要去学那些坏作风，那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刘、邓的作风，彭、贺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要学。耍阴谋诡计，耍两面派，那是骗不了人的。（康老：是见不得太阳的。）希望大家要注意，要改。（姚文元：要言行一致，说的和做的一样。）（江青：什么夺军权，见他的鬼去！吹了这样久，也没有夺过一个什么军权，军队的同志不要灰溜溜的，他们想夺军权夺不了的。）（众：毛主席万万岁！向解放军学习！）（杨成武：“省无联”要夺军权见他的鬼吧！军权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手里，谁敢夺！）什么夺军权，活见鬼！这个名字就应该取消！（江青：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他到苏联去吧！）
    湖南红旗军问题，中央有个调查，上层同北京红旗军有联系，蔡爱卿插了手，红旗军上层组织不能恢复，也不应该恢复，（众：热烈鼓掌）下面的战斗组织只要认识了错误可以回本单位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听说长沙“高司”也想恢复，它过去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当然主要责任在军区，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承担了责任。但是不能够说“高司”本身没有错误。但军区改正了错误，他们反而不听，如到湘潭、浏阳等地去夺武器，动员农民进城等等。“高司”不要再恢复。希望湘江风雷也好，工联也好都要按系统按单位大联合。欢迎他们回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大联合。这是个大方向。“高司”现在有人想借这个问题，向中央挑拨，这是不对的，不许可的。
    现在你们要回去了。我们提议，汇报团先回去，再学习两天，春节前回去，你们也表过态嘛，欢迎也欢迎在一起，批评也批评在一起，军队地方团结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汇报团先走，其他的目前还要留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人来学习。包括“省无联”基层组织的人来学习。毛主席前天见到我们，还说起这个事情。你们这个班还可以继续办下去，中央愿意帮助你们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听说人武干部在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下犯了错误，在小将们气愤之下，有百分之七十的挨了打，有的被打伤了，打残废了，这些同志并没有怨言。你们这个精神很好，因为你们学习得好。中央慰问你们！（热烈鼓掌。众：向解放军学习，致敬！向造反派学习，致敬！）你们军队的同志和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希望你们把这种军民团结的精神带回去。军区的干部回去还作支左工作，如果不便在本地区，可以换一下地方。有许多省军区过去支左支错了，经过学习回去就把工作搞得更好，受到群众的欢迎，军民团结得更好了，推动了运动的前进。军队不应该有派性，中央有一个通知给你们，军队的派性影响地方，地方的派性反过来又影响军队，希望你们不要去影响地方群众，因为中央有通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多说了。
    地方干部有百多同志，在造反派的帮助下，也学习得很好。通过学习，站出来了。这是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一批力量，能够使湖南工作有所前进。如果不适合原来的地方，也可以换个地方嘛！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件事，“湘江风雷”也是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观点不完全一致，最后总是要按系统联合，不要成立接管委员会，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搞接管，不要争论了，把大方向放弃了，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打内战就不适宜了。希望“湘江风雷”领导人好好讨论一下，过渡性的组织以后还是要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最后，革筹小组是一个新生事物，是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里面包括部队的干部，还有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因为是新事物没有经验，四十七军过去也没有管过湖南全省的事情，现在要管湖南全省的事情，担子很重，原来省委的一些干部没有站出来，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怎样做好工作？我觉得应该多开些会，互相多开展批评。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开始总是会粗糙一些。江青同志“九·五”对安徽代表团的讲话，强调怎么爱护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有缺点错误不能采取打倒的办法。革筹小组同志在临走时，我们再单独找你们谈谈。
    “省无联”这个脓包开了刀，动了一个小手术，把脓挤掉了，因为当前的时机已经成熟（江青：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好好解决。）当前重要的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勇敢的前进。从这点来说，你们那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更应该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韶山通车了，搞得很好嘛！湖南不仅是韶山通车的问题，还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今年元旦社论的五条，你们落实了吗？我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那里（指湖南）有人说元旦社论不值得一看，他也会写，真是狂妄到什么程度。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元旦社论，做出更大的成绩。下次接见你们的时候，是祝贺你们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还补充一句：各群众组织的坏人，让人家自己揪，你们不要去揪，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众呼口号，略） （记录稿）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对湖南的问题，我是不很清楚的，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有了一种感觉，革筹小组的思想不那么一致，有些问题思想是模糊的。因此我就想你们急急忙忙的回去汇报，思想也不一致，各说各的。这样回去汇报，会造成混乱。
    刚才吴法宪同志讲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阶级观点、敌我界线不是那么清楚。十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明显的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三种反动力量，一种是走资派，走资派应从彭德怀算起吧！还有周惠，再加上个周小舟。庐山会议时，我接触过周惠，是一个很阴险的人。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几件事：一是李六如的《平江暴动》，实为彭德怀翻案，编写了平江斗争史。网罗了一批叛徒。李六如这个叛徒，写过一本《六十年变迁》，是平江斗争史编写委员会的负责人。现在看是联络了一批人，从文化大革命中一看，他们参加不是偶然的，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庐山会议后，一方面搞平江革命史；一方面为彭德怀翻案。利用这个东西，招降纳叛。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阶级敌人利用意识形态搞反革命舆论准备，这里面有很多反党分子，从文化大革命中看不是偶然的。反党分子利用文化艺术散布他的毒素，我只看了一个。拿刘少奇讲（你们湖南刘、邓、陶就占两个）有一个电影叫《燎原》，苏修夸奖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怒潮》。这就是反党分子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准备。不久又发现了浏阳斗争史，其中有一个张启魁，又是特务，又是叛徒，这里面网罗了牛鬼蛇神。浏阳斗争史，胡耀邦也参加了。仔细一想，林付主席讲的，有走资派、有彭德怀的黑手。
    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周总理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所以林付主席指示打中了要害，打中了敌人。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觉悟比较迟。群众组织观念模糊，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呢？到底有没有反革命三结合呢？没有明确的观念，所以阶级观点就不正确。从这里可以联想到：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首先是为什么看不清敌人，然后找一找才看到派性作怪。有了派性，就看不清，打内战，放松了敌人，派性掩护了敌人。看不清，斗不狠，软弱无力。一方面“私”字作怪，另一方面，又被敌人利用。不是派性产生敌人，而是敌人利用了派性。
    我听了××同志的汇报，我看了文件，觉得××同志警惕也是不够的。对那些东西怎么能不愤恨。揭露出来要愤恨，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但要理解同志们的义愤是好的。有这个义愤还是没有这个义愤好？有了这个义愤可能有点过火行动。我们是把这个义愤引导到正确方面来呢，还是泼一瓢冷水呢？一个青年没有义愤，怎么算得一个革命者呢！看到这些东西怎么能容忍呢？有的同志说了一些过火的话，应当体谅他们义愤的心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阶级观点模糊，敌我界线不清？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受蒙蔽群众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革筹小组也不那么清楚。同志们讲，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你们说某某……这就是堵塞我们的批评。思想问题不是开一次会、说一句话就能觉悟得了的。如果我们不敢斗争，如何使别人起来斗争？我们动摇，如何使受蒙蔽的群众不动摇？这样团结的原则是模糊的，这样不能争取群众，不能使老造反派回过头来。另一种办法，立场坚定，思想上毫不留情地批判，才能使他们觉悟，才能团结一致。两种办法，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哪一个办法最好呢？我觉得后一个办法最好。
    另外，我们对群众如何看，真正的革命群众不会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群众不会那么愚蠢，道理说清楚，他们会觉悟的。你看他们的纲领，那样反对毛主席，他们表面说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反对毛主席；表面拥护江青同志，实际上反对江青同志。我们把它戳穿，就会说服群众。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如我们处理内蒙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造反派对犯错误的群众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值得考虑。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我们解决全省的问题，我们批评了这一派，对那一派多说一点好的，明天一翻，他们就会犯错误，这几乎无一例外。在会场，不管你怎样交代，一出门就不行了。那天我们处理福建问题，我说福建作个例外好不好？结果还不例外，还是派性作怪。
    坏头头叫他们自己去捉，自己批判。某某讲的，有人说“你们反革命两面派”，如果真这样，不但受蒙蔽的群众不能争取，一块作战的又闹起来了。你们那天回去有打仗的没有？（群众答：没有。就是湘江风雷把李仲昆搞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工作还是要做，家里出点问题也难免，打电话问一下，这方面要注意。不注意不仅自己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团结大多数不利，对抓坏头头不利。但是，注意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阶级立场坚定，不能因为注意这个问题，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尖锐的斗争。
    根据总理讲的，我讲的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了解的情况少，你们考虑，可能有错误。
             范品汉同志一月三十日下午四点二十分钟来电记录人：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柳絮杨、唐俊亮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小孙：
    你好！向你致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很想与你保持通信联系，你是否能把最近的感想写信告诉我。工厂里的情况以及极左派工人的思想都请谈一谈。
    你们很注意理论学习我是很赞同的，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和颠覆，就是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学说，没有具体分析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的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剩馀价值怎样产生，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有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份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帮助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努力。
    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根本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哈尔滨炮轰派，贵州411的结局就是证明，革命的理论成为当前斗争的关键，因此一·二四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点。
    希望你能在分析工厂的生产关系，经济情况方面给我寄材料和写些你的看法。
    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斗争给予敌人致命的威胁的时候，一定要挺住！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
    还请你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意见写给我。
    不多写了。
             沈坚（以后就这么固定称呼）一月三十日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
    乃是世界的真理！
    （来信请托送信人带给我）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按：这几封反动信件，是从（夺军权）成员孙小兵身上获得的，沈坚即杨曦光的化名，现印发供批判用。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运用批判十七年的刘邓路线的办法，向人民说明刘邓不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十七年的各个方面（建党。军队。工厂制度。社会制度等），各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後较自然地把新思潮灌输到群众中去。
    给战友们的一封信
    这几天的每一分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响。
    让我们交流一下思想吧！
    反革命的大镇压给人的教育太深了，群众在这种时候革命觉悟提高的高度和迅速达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平时迫切希望但又达不到的程度。革命人民对这场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或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在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後，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认清了革命的对象。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於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後，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於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敌人实行镇压的原因是因为新思潮的传播会要了他们的命。敌人镇压的高级水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强有力。
    这封信写到这里因我写了目前时局的声明，把我想要说的内容的大意都讲了，因此就不想写下去了，已写的一段还是请你们注意，因此通过一·二四，革命人民反对中央政权的情况在革命中起的作用，进行分析，以便估计在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政权要实行怎样的变动，这确实比分析省革委会的临时性要重要得多。
    除开声明所要说的各要点外，请同志们看一看“改造我们的学习”那里面把新思潮的缺点讲得很好，新思潮的缺点是：夸夸其谈，抓住只言半语，满足于一知半解等等，应该努力克服这些缺点，象毛主席主张的那样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毛主席、马、恩、列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应把他们当作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去研究，决不能看一个片段，如列宁所说，要知道国家的作用性质等等，就要分析国家是怎样起源的，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等等，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就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叫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等等……不多写了。
    此致
    毛泽东主义的敬礼
             沈坚 （杨曦光）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812分队 杨曦光 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一·二四”的伟大意义
    任何一种新思潮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并不靠我们自己标榜，而靠敌人内心异常恐惧而进行大规模围剿。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从来未有过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发进入自觉地投入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间，在当前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那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引起全中国全世界注目的“一·二四”事件发生了，它标帜着革命人民是否能掌握毛泽东主义，由自发转入自觉，这成为中国当前整个革命是进一步深入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也成为国际共运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它将被光荣地下记载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虽然新思潮很早就产生了，但是象一·二四那样大场面，宣称一个群众组织有其纲领，并且给予一顿毫不讲理的怒骂，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证明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一·二四就是从反面说明毛泽东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将多麽强大，简直是天下无敌。
    “省无联”的革命战士们，全国革命人民，全世界毛泽东主义者注视着我们的斗争，我们决不要辜负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啊！
    二、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阵地
    目前，必须坚决地抛弃关门组织“理论研究小组”的思想，谁要是想关门进行理论研究，然後幻想有了完备的一套後，再去传播新思想，顺利地掌握群众，那他不是一个十足的蠢才那他就是存心骗人。
    斗争逼得新思潮不可能十分完备和彻底後再去指导革命，而在反革命围剿和实现指导革命斗争中新思潮必然自将迅速成熟。
    三、炮打司令部
    在对待新思潮的态度这个要害问题上，中央内一直隐蔽得很好，因此欺骗了湖南革命人民信任的反革命两面派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一·二四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教育了革命人民。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省无联广大群众也心底感觉到，仇恨新思潮的是镇压省无联的人，敌人使他们认识到新思潮是省无联广大群众的朋友和同志，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其说敌人万分害怕新思潮，不如说敌人万分害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革命纲领掌握群众。
    革命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或论教中来的。
    四、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
    如上所说，省无联的命运不能不和新思潮合在一起了。
    在当前的转折关头，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就不能引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黑龙江炮轰派和贵州四一一的失败就是证明，谁要是妄想举起他们的右手打倒章、梁，举起他们的左手打倒省无联“坏头头”。他无异如在抗日战争时，又要抗日，又要反对共产主义。正如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一样，新思潮是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朋友为有毛泽东主义，任何小资产阶级左翼都不可能指导任何革命到胜利。一个又一个省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斗争都失败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而湖南的斗争在这方面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因此这一步是否能巩固和发展已成为全局的关键，湖南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能犹豫，要不惜牺牲坚持和巩固新思潮阵地。
    而在目前要使新思潮由知识份子的空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学说成为关键的关键。
    新思潮有极大的缺陷，但命运逼得它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革命人民要努力填补缺陷，纠正错误，但是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任何“退却”而言的。
    因此省无联的大旗能否打下去成为举世触目的问题。
    在这种时刻，任何逃跑和沉默都是可耻的行径。
    省无联的坚强战士们为革命的全局和根本利益，不惜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省无联，而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这个文化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革命组织中没有你们的立足余地，趁早从省无联中滚蛋吧！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二四告诉我们，革命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处在一个启蒙阶段。革命是长期的，对于革命的长期性，我们应该反覆重述使革命人民有所准备，可以断定这场革命起码要三十年以上。
    但这场史无前例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积累了苏联等国几十年的教训，并且自己是在几十年的残酷战争中打出来的。革命胜利最大保证是──中国有了个毛泽东，请记住中国有个毛泽东！
    任何悲观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一次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中国首先胜利。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根着毛泽东如同民主革命一样走过曲曲折折的漫长的道路夺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目前处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焦点的湖南人民准备为夺取这场革命的最后胜利献出自己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主义万岁！
    
    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您家乡的三千八百万英雄儿女，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您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纵情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洞庭湖滨到五岭山下，从湘东革命老根据地到湘西侗寨苗乡，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千万颗红心飞向您身旁。我们衷心地祝愿，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英雄的湖南，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
    敬爱的毛主席，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里，是您，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亲手缔造和培育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冲破旧世界的千重锁链，亲自率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发出了“劳工万岁”的震天动地的声音，敲响了旧中国的丧钟！
    是您，一双草鞋，一把雨伞，踏遍三湘四水，深入工农群众，写下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
    是您，高举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在蒋介石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陈独秀、中国赫鲁晓夫跪倒在敌人脚下，合伙扼杀革命的危急关头，亲自领导秋收起义，缔造第一支人民武装，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率领着我们踏遍万水千山，转战大江南北，打败日本强盗，埋葬蒋家王朝；您率领着我们缚苍龙，征腐恶；您率领着我们起宏图，换新天。
    我们跟着您，掀起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我们跟着您，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
    我们跟着您，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方向，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巩固了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天才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湖南历来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湖南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据点。无限忠于您的湖南工人阶级、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您《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高举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剿，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击，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是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是您敢于斗争、敢于师利的伟大革命实践，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热情宣传您的光辉思想，使我们心红骨硬，斗志旺盛。亲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亲人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亲人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钢铁的长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敬爱的毛主席！您亲自批准的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象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这个最最难忘的时日啊！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岳麓山的枫林一片火红。您巡视大江南北，又来到了我们中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给我们作了最新指示！”特大喜讯传开，全省一片欢腾。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您的最新指示，字字句句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条条落实不迟疑，句句照办不走样。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正当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爪牙，大野心家彭德怀军阀的死党，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美蒋特务，他们以各种形色的反动思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指示下，您家乡的英雄儿女，心明眼亮，精神抖擞，把这一小撮社会渣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敬爱的毛主席啊！翻开湖南的革命斗争史册，哪一章不闪耀着您伟大思想的灿烂光辉！回顾几十年的革命战斗历程，您家乡儿女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伟大真理：忠于您，就是革命；跟着您，就是胜利！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我们决心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要坚持在一切领域中用您的光辉思想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把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誓把您的家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活学活用您的伟大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把学习您光辉思想的学习班办得好上加好。我们要狠斗资产阶级“私”字，大立无产阶级“公”字，誓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我们要随时粉碎阶级敌人来自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的进攻，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死保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掌好权，用好权，使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不断完善和巩固，成为高举您的光辉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全省人民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司令部，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末日。这一小撮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己人，对犯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六、湖南的反击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  情况续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广州军区：
    自接到周总理电话后，四十七军又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到：“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学习宣传“布告”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闻风而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积极学习，热情宣传，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深入，效果一天比一天明显.
    一，领导带头，形式多样.军刘政委亲自到连队检查指导开展宣传活动，各师团领导亲自到群众组织中去宣传，一二七师在师长，政委带动下，有二十七名师团干部到群众中宣传“布告”，从机关到连队，从干部到战士，从家属到小孩，以及在长沙东湖退休的老红军，也都在学习宣传“七.三”布告.几天之内，部队出动了宣传队一千一百三十一个，六千余人；宣传车二十七辆，深入到工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列车上，轮船上，已向十二万六千余群众做了宣传.采取：广播，宣讲，演唱，分片包干，挨家挨户访问，座谈，做调查，抓典型，同忆苦，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的把做好事和宣传“布告”结合起来，受到群众赞扬：“我们一定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学习‘布告’，全面落实‘布告’”一个轰轰烈烈的深入的学习，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正深入开展起来.
    二，部队带头，群众感动.部队顶着火热的太阳，热情地宣传“布告”，耐心地解答问题，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的把宣传队请进单位去宣传，有的主动协助宣传队进行宣传，长沙汽车修配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在部队的带动下，他高举着毛主席像，在街上主动用快板宣传“布告”，他说：宣传毛主席的声音人人有责，长沙郊区黑石渡一位油漆老工人听了部队宣传“布告”后，他买了三元钱的油漆，在大街上大刷宣传“七.三”布告的标语.过去冲过部队抢过枪的群众听了宣传后，感到对不起毛主席，说：“不能再受蒙蔽了，今后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有的听了宣传后，“九.五”命令发布时没有交的枪支，手榴弹和子弹也交出来了.涟邵矿务局和金竹山的两派群众经过“七.三”布告的宣传和学习后，主动撤出了工事，停止了武斗；郴州“联络网”宣传学习“布告”后，自动宣布撤销组织铲掉了山头；衡阳“联络网”经过“七.三”布告宣传学习后，已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大部份送回，并恢复了铁路运输，其下属一些基层组织开始上交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有的则自己封存起来，长沙铁路分局自“七.三”布告发布以来，就查出阶级敌人和坏人三十九个，同时促进了生产.在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份发动群众.千难万难，只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就不难.
    但是发展不够平衡，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和一部份群众对“布告”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距中央和军区党委提出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见诸行动的要求还甚远.今后打算：
    1，抓好活思想，提高自觉性.进一步持续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充份发动群众.宣传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心.
    2，把“七.三”布告作为推动全省和我军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把宣传贯彻“布告”与反三右一风，开展三查一清紧密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二次全会“纪要”结合起来，与拥军爱民结合起来.团结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3，加强领导.对“七.三”布告宣传和学习，党委要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排除干扰，不断总结交流经验，具体指导，真正落实，全面落实“布告”精神。
             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68］111号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  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
    附件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三、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诉字(1982)28号
    被告人唐忠富裕，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同伙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诬蔑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是“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狂叫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同年三月，唐忠富还叫嚣：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三)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讲话，回湖南后大肆传播，并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随后，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于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强行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所谓“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诬陷省委领导干部“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策划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并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在唐忠富等人的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四)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负责人，一九七六年三月，鲁瑛在王洪文、姚文元的指使下，派《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到湖南，收集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李千峰积极提供情况，诬陷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诬陷省委负责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信，寄给鲁瑛，信中诬陷省委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策划，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的迟群，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阴谋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干部纠缠。唐忠富煽动说：  “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即带领一些人，两次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干部，扬言如果不答应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就不出省委机关。由于省委坚决反对，其阴谋未逞。 
    (六)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搜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这些反动文章诬陷我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窜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所谓张平化的老底，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并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唐忠富在准备的所谓“汇报提纲”中，诬陷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大乱，说：“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市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朱香桂在胡勇的指使下，组织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文件箱、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六颗，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夺权。
    (八)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于十月十四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会上策划了“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九)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群众来省上访，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当晚，省委负责人亲自找唐忠富做工作，明确表示：人不能抓，民兵不能调，问题由省委处理。唐忠富对抗省委指示，二十日清晨，又伙同张厚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随后唐忠富与张厚、雷志忠亲自部署指挥，制造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流血事件。
    综上所述，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钟时霞  陈贤吉  刘海涛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刑一字第26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阮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现在押。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马友山。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唐忠富，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反动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同时，积极与胡勇、雷志忠等人策划，组织写作班子，以“唐勇忠”的笔名，编写《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铅印散发。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图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为省委常委。
    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反动讲话后，回湖南大肆传播，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同年四月底五月初唐忠富伙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确定由叶卫东带领部分省革委委员两次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万人大会。组织二百三十辆汽车游行，进行反动宣传，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在唐忠富等人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唐忠富等人还准备十月十一日再去省委大院召开大会，妄图把省委搞瘫痪，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向王洪文、姚文元授意派出收集诬陷领导干部材料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千锋，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的信寄给鲁瑛。唐忠富惟恐阴谋不能得逞，又与胡勇策划，派人直接到北京找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诬陷材料，转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收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攻击诬陷张平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在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上，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在研究汇报提纲时，唐忠富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为了上下配合，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大乱湖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把省委搞瘫痪。
    八月中旬，胡勇派人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唐忠富指使说：  “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胡勇根据唐忠富的授意，指使朱香桂组织一百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发表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即与胡勇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诬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右派政变”，策划“要分别找一些头头串连通气，捆紧把子”，妄图负隅顽抗。
    被告人唐忠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蔑为“反革命事件”，不听省委劝阻，伙同张厚私调民兵围攻，并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二十日，又与张厚增调民兵共达一千多人，亲自部署指挥，围攻邵阳上访群众，造成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wengewang.org
    被告人唐忠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唐忠富被逮捕后，尚能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改的表现。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杨德良
    人民陪审员  盖杰
    人民陪审员  朱友东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黄鸣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二诉字(1982)27号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一九五七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央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胡勇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　　1．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2．一九七四年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叫嚷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并以“唐勇忠”笔名将这篇反动传单铅印六千份进行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wengewang.org　　3．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召集同伙在陈大为家里开会，胡勇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同伙开会，提出反革命夺权策略，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4．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和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联名写诬告信，诬陷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给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策划，并派人携带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去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在他们编造的材料中，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5．煽动邵阳、株洲等地同伙制造动乱，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对其在邵阳的同伙谢智峰、肖茂盛等人煽动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播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后，胡勇接着大肆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同年六月二十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伙窜到株洲召开会议，胡勇在会上与叶卫东一唱一和地说：“我们今天是来煽风点火的”，“你们株洲的几个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6．一九七六年八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要建立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于八月二十三日朱香桂等在胡勇的指使下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撬烂桌锁，抢走公章，封了武器库等，并发表《声明>，公开夺权。　　7．借省、市总工会名议，多次召开大会，策划大乱全省，妄图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和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恶毒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月四日大会还组织了二百三十多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　　在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同伙专门开会，按照江青的腔调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还多次密谋策划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在十月三日的策划会上，胡勇还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后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we ngewang.org　　8．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先后三次召集同伙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在会上大肆煽动、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他们还议论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要“捆紧把子”，“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二、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1．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勇为了抢班夺权，就极力鼓吹：“拳头里面出政权”，大肆煽动打砸抢，并对抵制他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仅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残酷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和群众，现已查证落实的有刘孝安、王明江、王德文、赵少锦、陈绍祺、刘虞、吴耐先、杨德华等八人。如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诬陷本厂著名的省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亲自带队把刘孝安押到长沙、湘潭、易家湾等地游斗，进行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为了支持同伙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时，胡勇等人将王拳打脚踢，当即昏倒在地，右第五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一九六七年六月，胡勇为了迫害本厂代理党委书记王明江，用木棒将王的右髌骨打成骨折，造成终身残废。　　三、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1．一九六七年八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乘机挑起事端，煽动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并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国强、周迪凡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二十四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重大事件。　　综上所述，胡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肖景佳　　检察员  朱洪规    检察员  孙  惠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23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景佳、朱洪规、孙惠。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辩护人：律师易延礼。　　被告人胡勇，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胡勇，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以及各部、委、办和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会议。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陷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策划，派人将他们编制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八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提出要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八月二十三日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被告人胡勇为了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自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还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二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二月底，胡勇对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我们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前来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  “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大会还调动了两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这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等人带领部分人窜到株洲，胡勇在文化宫召开的大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十月，胡勇又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先后多次召集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被告人胡勇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仅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本厂著名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竟对王拳打脚踢，将王的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被告人胡勇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被告人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挥武斗，迫害干部群众，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迪平　　人民陪审员    谭海军　　人民陪审员    苏佑娣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立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2)刑二字第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四十五岁，初中文化，汉族，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被告人胡勇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么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和省革委的各部、委、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夺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胡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二月底，胡勇对到长沙向其汇报“邵阳情况”的肖茂盛等人说：  “我们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搞赢，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蠃”。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到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同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告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人策划，派人将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在两次大会给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公开信和大批判发言中，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同年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集基层工会头头在株洲文化宫开所谓座谈会，胡在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八月中旬，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妄图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八月二十三日，胡勇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同年十月初，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准备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的所谓联系实际狠批“三株大毒草”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召集同伙唐忠富、张厚、胡求生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  “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  “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还策划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 会后，胡勇又几次秘密进行串连活动。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胡勇亲自策划、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长沙汽车电器厂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长沙汽车电器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便对王拳打脚踢，将王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被告人胡勇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证人的证言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被告人胡勇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和“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wen gewang.org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  判  长  贾凤楼　　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　　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东辉〔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刑二诉字[l982]25号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查，同年十月十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密谋策划，组织百余名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机关，砸烂省委二办公楼的门窗、办公桌，抢走机密文件和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　　2．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制造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煽动“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至其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港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煽动，以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wengewang.org　　3．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抓走，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拘禁张平化以控制领导权。　　4．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叶卫东认为时机已到，于同年三至四月，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在夏四林家、长沙市一中等地秘密开会，策划夺权。叶提出了“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时，叶卫东还在一些会议上点名诬陷重新出来主持湖南工作的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叶卫东煽动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同年七月三日，他又在市总工会召开的所谓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5．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一伙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内斗外轰”的反革命夺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他们多次策划，由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为了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省委施加压力，叶卫东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的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调动二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与唐忠富一伙还大肆煽动在全省“夺权”。一九七六年六月，叶卫东对各地、市来长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同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开大会，叶在会上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他们又密谋策划，叶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并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叶卫东在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犯罪，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反动口号。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1．制造涟源“九．九”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组织电告省革筹和四十七军，要求把他们的队伍“立即电调回长”。黎原军长将电报交给叶卫东，要他赶快把队伍调回。叶却要柳枚青去追查打电报的事，以致造成了“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　　2。煽动、指使汝城、涟钢两起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汝城县彭起才、何辅志、陈斌如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请示怎么办。叶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是打得赢的是爷(爹)，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七月十一、十二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了六天，先后打死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并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上述罪行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武铭魁　　高石昆　　吴尚文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刑一字第20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辩护人：律师钟益胜。被告人叶卫东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省委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被告人叶卫东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叶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要摘“桃子”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叶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煽动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被告人叶卫东的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叶卫东在铁的证据面前，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判长  刘潜海　　陪审员  卞培根　　陪审员  张天乐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世皖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2)刑二字第85号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群众。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東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委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并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非法拘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叶卫东按其“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还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的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煽动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卫东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对徐、王、郑等人煽动说：  “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被告人叶卫东的行为，无论按照我国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我国现在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叶卫东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叶卫东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  判  长  贾凤楼　　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　　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谭隆保〔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诉字[1982]第34号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曾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地委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依法逮捕，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人张厚犯有下列罪行：
    1．一九七四年二月底，张厚与唐忠富、胡勇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当省委常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2．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对抗省委，他们策划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又与唐忠富、胡勇、许新宝、雷志忠、刘正良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所谓促张平化转弯子大会的指示，张厚在会上表态支持，致使“五．二五”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大院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张厚、唐忠富、胡勇等人在省工会共同策划准备十月十一日在省委大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张厚审阅了大会给张平化公开信的样稿，后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  “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张厚与唐忠富等人遥相呼应，上下配合。张厚还给他们打电话予以打气，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雷志忠来信指使张厚等人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后，又将信转交胡勇，要胡勇看完烧掉。
    4．张厚一伙为了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指使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还指使朱香桂起草了《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对民兵指挥部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军队和地方干部均应服从指挥部统一指挥。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5．一九六七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期间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龙昌富等人说：“一定要武装好造反派”。并向张意等人说：“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曾多次将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抢走。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的各种枪有八百多支，六O炮、八二迫击炮二十多门，手榴弹一万多枚，子弹二百五十多万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6．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已捕)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宋颖芝等人策划，指派申玉清、刘益全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7．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凌海波、周俊等人将原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脱掉尹的军衣、军帽进行揪斗，张厚从北京回邵阳后，煽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使邵阳地区军队系统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被揪斗。
    8．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竟把这次伤亡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当时邵阳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他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身心受到摧残。
    9．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又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致使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厚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    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  察  员  罗宗祥
    代理检察员  阎  军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37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原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现在押。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易延礼。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如下：
    主    文
    判处被告人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事    实
    被告人张厚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张厚与唐忠富、胡勇(均已判刑)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和孙云英当省委常委。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策划对抗省委，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煽动同伙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致使五月二十五日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 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还与他们遥相呼应，并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扬言：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等人策划由他们一伙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三日，张厚幕后支持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不经市委同意就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指使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并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被告人张厚策划指挥武斗，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经过策划后，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继续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因此造成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等人策划，指派XXX等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同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等人“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多次抢夺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 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各种枪支八百一十八支、“六O”、“八二”迫击炮二十七门，手榴弹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五枚，子弹二百五十万零四千四百八十四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同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X XX等人将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进行揪斗。张厚回到邵阳后，并煽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无中生有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并在追悼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无辜受到摧残。
    理    由
    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一百零一条、五十二条、六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二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审判长 孙晓光
    人民陪审员  余祥云
    人民陪审员  朱智勋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田湘利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贰、研究资料
    
    叶长青 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一、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　　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　　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　　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　　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　　工作队主持运动，当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　　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　　因此，从1966年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　　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　　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　　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入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　　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　　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已经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　　二、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　　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　　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　　自1966年11月左右起，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顶“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顶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　　但是，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造”谁“保”，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　　这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　　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数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　　1、“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椐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导致“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三：　　（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　　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故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　　面对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巳完全处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　　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正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20多年后，她（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某厅级领导干部。　　2、“八·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　　——于1966年11月14日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已经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　　3、“红色怒火”　　它于1966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象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巳。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属于只有虚张声势意义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火”组织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它的鹊起，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巳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　　虽然，后因文革中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文革后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却能够自发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　　可见，它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能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　　（二）“新保守派”　　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义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帐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一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　　在文革的派性大战中，造反派与“新保守派”的斗争之激烈之长久，远远超过原来与第一轮旧保守派的较量。这个特点，不仅是湖南如此，在全国各地，亦大多如此。　　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4、“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　　“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二个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　　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　　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属下组织。　　“高司”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人民日报》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而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后，“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　　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　　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1·15大会”（即元月十五日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　　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从中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来与它对立的“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但，自始至终，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八·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公开支持了“高司”。　　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曲折，并非象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与“保守”，阵线分明。　　在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后，本巳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　　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巳属孤掌难呜，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　　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　　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　　是不是学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的学校。　　显然，学生或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先礼，虽然作为湖南高校老资格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司”的主要领导，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先礼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先礼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已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辨子”。这也是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一种奇特现象。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先礼及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的舞台。　　詹先礼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先礼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新保守派”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很不错，造反派垮台了，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先礼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能弄个省革委常委当当的时侯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概，詹先礼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先礼与“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已组织，詹先礼与“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先礼与“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竟，詹先礼与“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　　后来，詹先礼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厅级老总，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5、“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　　1967年2月8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这些组织除“高司”和“钢长造”、“公捡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　　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　　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工人代表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3人；　　农民代表为：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3人；　　红卫兵学生代表：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3人；　　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等5人。　　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组织、特别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集团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的特别是1967年6、、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7月27日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　　不过，在“新保守派”的“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司”这样一个的的确确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之中，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　　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50公里。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　　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叫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牛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　　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的“省红联”一个支柱。　　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之中，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认知。　　（三）“湘派”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二个集团代表。　　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　　以后“湘江风雷”与“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与“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与“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　　6、“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雷”是1966年10月14日，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于北京成立。　　其领导成员为：　　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　　组织部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　　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　　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　　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　　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　　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　　时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与能言善辩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　　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　　“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现行反革命”。　　“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　　“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　　1966年10月“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则荷枪实弹动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巳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　　后来，到1967年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二·四”批示后，8月4日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其组织左翼，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加入激进的“省无联”，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本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其于1966年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年2月4日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竟达到百万之多；其影响，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段，则是自1967年8月10日，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为首的主流稳健派，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到反对革筹小组的“省无联”一方。　　结果，后来，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20年。　　在“湘江风雷”问题上，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发出过一个批示（因是在1967年2月4日下达的，故被称为“二·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文革命令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从而，引发了省军区竟能在文革运动当中，大规模地镇压抓捕造反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　　当时的中央文革，为何竟然下令镇压自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二·四批示”？对此，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还难使人明白。只是，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过的一段话里，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文革造反的风浪，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结果，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人帮”垮台后，他第二度入狱，并被判刑。刑满后，有关部门则仍使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使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7、“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时年19岁）、谢东子（12中学生）。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莶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淘。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中学生的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若冰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若冰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若冰，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47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　　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1976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　　8、“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的组织。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巳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　　“青年近卫军”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　　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　　“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与长沙，也是一个赫赫大名的人物。“青年近卫军”的名声，也是在他领导时，才大了起来的。　　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24岁，为人豪爽，文革前在单位时，还当过“先进生产者”。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　　1967年9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三天就会倒台。”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江青说：“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　　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10年，却又只能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　　9、“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　　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查整肃的厄运。　　10、“长沙工人”——“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于1967年4月1日成立。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及“狂飚”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合组成。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　　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　　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过一段很风光的时侯。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　　（四）“工派”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　　前面已经说明，“工联”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　　“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　　11、“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　　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　　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　　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　　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　　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　　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1967年长沙汽车电器厂“5·9”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联”是文革中带有一定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不过，因为，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会、而成立的“省工代会”机构了。　　“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31岁，复员军人，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与“十大”代表。　　胡勇是一个因文革而必然会进入历史的人物。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队当兵时，是在时驻海南的47军属下某师。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军第47军奉命进湘支左，而47军军部首长们经常要与其打交道的，正是巳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头头的胡勇。某天，47军副军长请胡勇，去给他们47军下属团级以上干部做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胡勇在会场上，便遇到了他当年在47军当兵时的连首长营首长与团首长们，当年的小兵现在竟然给自己过去首长上课，而且被他们尊称为“地方首长”，这倒也是文革给胡勇带来的一段开心巧遇。　　凭胡勇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经历，他自然会进入湖南的史志。但让他能进入中国历史画页的契机，则是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与华国锋谈了话，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第二天他又陪送华国锋登机赴京。　　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10月，由省革筹小组中的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1969年4月，中共党的“九大”召开。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巳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侯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但是，“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巳内定为中央委员，便说了一段话：“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对此，与会的“九大”代表、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当时即奉命给胡勇做工作，宽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与失落感。　　由此，“工联”的第二号头头、文革前巳是中共党员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换了上来，代替胡勇而连续做了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查，并被判刑。出狱后，巳过55岁的他，曾也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也经商办过公司，小有收获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巳是中共党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　　但“九大”中，他被当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中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　　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1997年病故。　　12、“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于1967年5月26日成立，其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　　13、“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令外人会莫名其妙的简称。它于1967年6月25日成立，其负责人为朱顺祥，一个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的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权力很大的“省革筹小组”，后又担任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14、“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它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二中学生）等5人为领导核心。　　1966年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门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即反对“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　　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　　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　　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　　湖南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实，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还确切些。　　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的活动，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大，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　　因为，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大肆鼓吹他们的新“不断革命”论之际，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巳倾向思治，颇有些厌倦动乱了。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巳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的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们的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央对文革运动步骤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　　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键造反派们，予以摧垮了。　　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们活动，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乱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之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　　自然，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不久即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10年、15年等长长的刑期，陪伴了他们的青春。　　15、“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1967年10月7日（“公告”成立日期是10月11日）成立。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8·30声明”和“9·30声明”。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　　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而并非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纪律与行动号令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　　1968年1月24日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16、“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　　于1966年12月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针锋相对，也是以原军人为主体，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它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1967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1967年7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17、“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　　于1967年3月19日在长沙文华剧院成立，其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　　长沙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市一中钢“三·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兵激进派组织，有着一些的联系。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后改名杨小凯）。　　18、“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公开成立大会。　　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　　“东方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它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巳仅只剩下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了。　　19、“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主要负责人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冶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已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嘉。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因而，最终遭到中央文革与康生、江青的镇压。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　　所谓“炮打三红”，这顶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会愚蠢到去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却竟是由某些造反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轮派战，结果，反而演变为遭致此惩罚的。　　从实质上讲，这新一轮的派战，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因对他们在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中，被分配到的权力职位太少太低而不满，由此发动的。　　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巳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一派的失败告终。　　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　　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工人阶级领导人。　　之所以后来，却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　　20、“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省委“永向东”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　　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它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府”。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际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　　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　　以上20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细介绍　　“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　　“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三、各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　　湖南长沙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体经过了四轮回合；　　1、第一轮回合：“高司”、“湘江风雷”——“红色政权保卫军”　　（1966年10月——1967年1月）　　1966年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的公布，少数学生、教师及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此次运动不是1957年的“反右”，而是矛头对准在朝的当权派　　但是，1966年8月19日，发生了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工人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事件，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九·二四”报告，均指出：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如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了批评市委领导人的《奔命记》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分别于9月27日和26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而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运动初期遭到地方党委政治迫害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发动了要平反、要人权、要销毁黑材料、废除政治歧视为中心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而历次运动走红以及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领导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组织，以阻挡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司”、“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便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赤卫队”保守派组织等，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　　正当两派组织势均力敌、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了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指出“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走资派的御用组织”。6天之后的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从此，湖南的第一批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以失败告终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头头和成员，虽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惩处，但该组织分化、瓦解后，却没有能像湖北武汉的“职工联合会”，与广西的“盾牌兵”、“无联”那样，成建制的发生演变。前者演变成了著名的“百万雄师”，继续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对立；后者则组成了“联指”，始终压制了“四·二二”造反派。　　湖南群众组织之间的混战，第一轮回合，是以保守派组织的失败而告终的。　　2、第二轮回合：“工联”“湘江风雷”——“高司”　　（1967年1月——1967年9月）　　在要平反、争人权、销毁、封存“黑材料”，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斗争中，以“高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高司”单独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的有关全省文革运动的协议）一事，和要不要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高司”人数，相对“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组织严密，具有很强凝聚力。大学生思想总体单纯，有文化、有能力，其头头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动分子，因此，“高司”组织的能量非常大。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九·二四”报告后，“高司”总部即按照中共的传统方法，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宣传队，不辞劳苦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告了“九·二四”抓右派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了反。　　但是，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负责人，却从此以救世主自居，轻视其它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造反组织及其作用。而“湘江风雷”号称百万之众，其头头则自认为是湖南造反派的当然代表。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击败保守派组织后，终于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内讧。　　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风雷”的死刑。使“湘江风雷”和武汉的“钢工总”、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几乎全部被抓，据统计，这次二月镇压被抓的造反派群众人数，全省有数万。　　这第二轮派战的前期回合，是“高司”胜利了。　　它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这次，与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厂矿，他们却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　　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保守的“工总”，伤害了造反的“联总”（多数派）；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多数派）；在长沙机床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怒火铁骑”，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无联”，打击“红总”（多数派）等。而在长沙纺织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药厂等单位，原本就是“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的天下，他们却为了反“湘江风雷”，而不惜去支持他们也曾反对过的保守派。　　在肃所谓“湘江风雷”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这样“高司”就失去了长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制运动的主动权，而成为了“新保守派”。　　特别是以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的“工联”造反组织，及能量极大的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团”，与敢闯敢冲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红中会”等组织的出现，使造反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长沙市强大的工人造反派势力，后来，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认，它下达的“二·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取一面之辞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1967年7月27日，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同年的“八·十决定”，则宣告了“高司”与“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派，长达9个月派性斗争的结束。　　这第二轮派战的结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3、第三轮回合：“工派”——“省无联”　　（1967年10月——1968年2月）　　早在反击“二月镇压”中，“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派之间，就逐渐地产生了斗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后来“省无联”得以产生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工联”、“省委永向东”、“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立后，因为其组织严密，经验丰富，人员构成有工人、干部与红卫兵。他们对于紧跟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这一点，做到非常好。虽说是造反派，但自从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后，他们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规定的造反活动范围。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组织山头，按行业、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等等。　　而“高校风雷”、“红中会”、“红旗军”与“湘江风雷（左翼）接管委员会”等组织的头头，思想激进，特别是其左翼认为：第一次“文革”任务远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势，是出现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继续。还认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等等。这些极左派便一连发表了“8·30、9·30、10·30”三个关于对时局看法的声明，将巳获胜利的造反派们的内部矛盾，予以公开化和白热化。　　“极左派”知识分子（“高校风雷”、“红中会”、“矿冶井冈山公社”等），还公开宣传着一种“新思潮”，这股“新思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解放17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　　确实，重立造反山头的“省无联”组织，虽有些令中央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筹小组不快，但却还没有到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程度，毕竟，当时还是“造反有理”时期。　　但是，年轻的极左派们的这些“新思潮”言论与宣传，则极大地惹恼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几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陈伯达、康生这两个“党内理论权威”，甚至在会上搬来马列著作文章，逐条逐条地针对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极左派学生的文章，进行指斥咒骂。　　最后，在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得势的一方，再次动用了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与极左派学生、以及所谓“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无联”倾向的老干部，与原来有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罚。　　“省无联”方面的“湘江风雷金猴战团”负责人陈本望，在此轮派战中，成了失败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类”，便以其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责任为由，将他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报》“右派”案成员的刘凤祥，此次也作为“省无联”的“黑手”的被判刑15年，后于1970年被枪毙：“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张家政，被判刑20年；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中学生杨曦光（时年19岁）被判刑10年：“红旗军”司令毕健被判刑10年：“高校风雷”的头头、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被判刑7年：“矿冶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中南矿冶学院大学生张玉纲，被判刑3年。　　这一轮派战的特点有二点：　　（1）两派之间除了一些大字报、标语的舆论战外，互相的有组织性冲突不多，规模也很小。　　（2）“省无联”被摧垮，完全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对立的“工联”等组织的进攻压力。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人康生等，还批评“工联”方面对“省无联”的活动，是“熟视无睹的右倾”，是“缺乏无产阶级义愤”。、　　4、第四轮回合：“（工联）汽电派”——“（工联）湘瓷派”、　　（1968年5月——1968年8月）　　在摧毁“省无联”的斗争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众组织取消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四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长沙市工代会于68年元月17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市革委会和省革委会则于2月28日和4月8日先后成立，形成了军队负责人（47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与“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局面。　　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上，省委机关“永向东”，与军队和工人方面发生矛盾。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联合“工联”内部的“湘瓷派”，拉拢原“湘江风雷”组织中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　　由于“工联”主要头头胡勇，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因此，当时便对这部分被攻击的“工联”势力，称之为“汽电派”。　　但是，军方、省、市革委会与“汽电派”工人，则利用“7·3布告”和毛泽东的“7·18批示”、“7·19通知”及“7·24布告”等一系列为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梁春阳、尚春仁控制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随即，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至此，到1968年9月左右，湖南省除统一并按系统性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机关干部性质的统一组织）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会型的群众造反组织了。　　这第四轮派战的活动，除了有一些大字报、标语交锋外，重要的派战战场，则主要是各种会议。“湘瓷派”的确就是被一系列会议打败了。因为，“湘瓷派”与“永向东”当时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成有形山头，而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职代会”中搞“议会斗争”。因此，当省革委会与军方决定对其反击时，真的只开几个会（包括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湘瓷派”与“永向东”便被会议的大多数给否定了，并给其定了罪。　　实际上，经过近二年的激烈派战动乱，湖南全省各级革委会又都巳建立，整体上人心都巳不想再乱而想安静，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联”、后为“工代会”的各级头目，也因都成为了“掌权者”，更不想再出新变故。因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所有说法，都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还招致反感。由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确有其逆形势而动的注定原因。　　“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也标志着湖南文革中有“自发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活动，从此以告结束。此后数年中，虽然造反派们也还曾活动过若干回合，但，那时却都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或“工会”框架范围中跳舞，而不能随意建立组织、自树“山头”了。　　5、幸存造反派的历史命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可视为文革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时原有的旧体制秩序，也开始逐步的恢复。省、市、县三级革命委员会，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非党群众组织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开始进行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入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达成共识，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当然，凡意识形态上与当时的文革当局不相容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更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惩。北京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枪杀）、辽宁的张志新（1969年9月24日被逮捕）、银川的田涛（1970年2月10日被判死缓）等，就是在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难的。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巳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也无一漏网。之中，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何故，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国性“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但是，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和压迫。　　到1974年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保持文革的“正确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战与动摇，于是又一次对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压制情况表示了关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讲话，以恢复造反派的权力地位。　　这次“批林批孔”运动而提供的政治机会，使湖南长沙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再次聚集起来，以省、市总工会与各单位工会的名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由造反派的“工代会”转为的“工会”组织中，一般都担任有职务），又展开了一次以平反、销毁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直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斗争。这个情况，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员的再度试图公开结社（各级、各种“运动办”机构），并以此作为与当时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谈判、以求解决上述目的问题的组织。　　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讲话压力，湖南长沙市的原造反派们，基本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局。对文革造反风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的领导们，担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运动的前奏，因此，他们面对原造反派成员的压力，都只能应诺照办。对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员，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复革委会职务，或接纳其入党（但在1976年后，都被称为“突击入党”，一概不予承认）。　　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新一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遭到了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全军覆没”，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老干部）8年。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四、结束语　　文革中貌似强大的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最初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借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特殊运动，以被迫始而后才主动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批斗当权者，夺权掌权，原本不是造反派们所能想到过的目的。大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众，最初“造反”的动机，的确只是为了使自己能从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恶梦中解脱出来。　　文革长达10年，湖南长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权，大约只有2年左右时间（包括动乱不定的1967年）。而挨整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掌权的时间。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头目，也为数不少。造反派得势时，便被中央舆论称为“群众运动”时期，使他们对曾将自己整为“右派”、“黑鬼”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头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数泄私愤者也打人报复）的手段，可是，最终仍还得按中央要求，对其实行“团结”，请其归位。但是，当权派与保守派每每对付造反派，却能动用、也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手段：拘留、逮捕、法办判刑，直至枪毙（特定历史条件还无须经过司法程序），更可以将造反派定为“右派”、“反革命”，贻害终身，殃及子女。　　2003·6·19·修定
    【附表１】　　湖南长沙主要群众组织一览派系   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日期工派   长沙工联     胡勇、唐忠富、雷志忠　   １９６７．４．１５工派   长沙农联　   刘友贵、甘德桂、周福贵　 １９６７．５．２６工派   大专院校     朱顺祥　             １９６７．６．２５工派   八·一九造反有理军——胡宜民、陈振国　  １９６７．４．２８工派   省直红勤站   陈则良、王家根工派 《 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       黄振东湘派   湘江风雷     叶卫东、李敬林、李铁凡　 １９６６．１０．１４湘派   井冈山红卫兵   谢若冰　             １９６６．１０．２８湘派   青年近卫军　   谭海清、熊玉林　       １９６６．１１．２４湘派   孙大圣挺进军   邹定国、叶财宝         １９６７．２．１４湘派   长沙工人     张楚梗、李建军、周喜庆   １９６７．４．１保守派 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学） 李正、王虹霞   １９６６．８．１７保守派 红色政权保卫军（高校） 刘爱华、唐德元   １９６６．９．２８保守派 八一兵团                     １９６６．１１．４保守派 红色怒火     曾有根、彭湘华         １９６６．１２月上旬新保守派 高司     詹先礼、佘定成、王吉贤   １９６６．１０．１５            （注：佘定成后来退出“高司”）新保守派 钢长造     张春利　　           １９６６．８．２９极左派   湖南红旗军   贺孟宣、毕健、陈忠华     １９６６．１２．６极左派   红中会     黄杏英、汤建平、李昆明   １９６７．３．１９极左派   东方红总部   刘定安、唐正明、熊正吾   １９６６．９．７极左派   高校风雷   周国辉、金胜利　       １９６７．４月上旬“炮打三红派”——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　　尚春仁、毛华初、阎继布　１９６７．４．２５————————————————————————————————【附表２】　　新保守派   “省红联（筹）”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称　　               　负责人革命工人造反军　　         黎正海、刘正良贫下中农造反军　　         毛泽容、罗迭开、鲁庆祥“红流‘贫下中农造反总司令部   易浩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              　　　　　詹先礼、佘定成、王吉贤（注：佘定成后来退出“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　　         王泽焱、刘国辉钢长造　　　             张春利毛主席故乡红卫兵　火车头总部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   易炳坤、黎迪祥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   李志仁长沙红讯兵　　　           刘秀英湘潭“革造联 ”           兰云飞。—————————————————————————————【附表３】　　极左派   “省无联”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称　　                     负责人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张家政、李仲昆、柳梅青湖南红旗军　　               毕健东方红总部　　               刘定安红中会　　                 黄杏英青年近卫军“军管会”　         戈枝紫 高校风雷　　               周国辉、刘荣华矿冶井冈山公社　             张玉钢省直联　　                 孙君森、李淑琼、宋国亮。省教联　　                 向志兰、袁广修、李荣光长沙北区工联　　             郭先开长沙南区九·二四黑鬼战团　       刘长元、凌楚湘、叶金云东风近卫军　　               何长顺长沙虎山行　　               陈焕勤湘江战团　　               王锐聪、刘乐杨、谢巧瑜省文艺界红造团　             韩军、姜有石、宋绍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３·１４部队红色硬骨头造反团                      李长元、袁乃珂。２００３·６·１９·修定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红中会”是文革高潮中湖南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虽然它只是一个省会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影响仅及于湖南，但由于与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历来注目的湖南“省无联”、与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即后来在学界同样大名鼎鼎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都有着密切关系，其当年活动中隐藏的历史信息很值得史家挖掘。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长沙文史》１８辑所载“红中会始末”一文，便是近四十年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昆明贡献的一份珍贵史料。惜乎因篇幅所限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叙事简略、粗陈梗概、难窥全豹。笔者也曾是“红中会”成员，拟就个人记忆所及和友人提供的情况联缀勾勒，冀能补李文之憾于万一。◇　文革初期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湖南大规模造反风潮的第一波起自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一中。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以中共湖南省监委（现今称纪委）鞠处长、市委统战部王化中部长为首的省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运动，不久即与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等人产生分歧。谢、黄认为，工作组有为保校党总支书记张林（张在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即因不堪重压而自杀）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之嫌。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但却遭到省市委支持的工作组压制。当时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投闲置散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艾卿少将之女也在一中读书，蔡从女儿口中得知情况后，当着某位与其女儿关系密切、对政治亦有一定兴趣的一中同学（高干子弟）大发议论，意思是：湖南的运动不正常，第一书记长期蹲在农村，大小事却都由赵冰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了算，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等等。可湖南是农业省，时值“双抢”大忙，第一书记下乡再正常不过。蔡将军这番话是因洞晓天机还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不得而知（从日后的表现看，此公确实热心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也因此没少遭罪）；谢若冰、黄杏英是否据此决定了下一步行动，当事人也未曾与外人道，反正他们于８月初即潜赴上海转北京向中央告状，湖南造反行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８月１４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５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８月１８　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８月１９日，湖南大学土木系２７９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次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８月２１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随即，自中宣部副部长任上回湘复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下车伊始便赴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恭维“湖大空气与众不同”。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　　８月２９　日，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　　谢若冰等人在北京的举动令省委恼怒不安，因当时赴京出席中央全会的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曾亲邀这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意在招安，却遭冷遇。而谢若冰等人回长后的动作，则更令省委心慌胆寒。眼见招安未果，只得改“抚”为“剿”，矛头直指谢若冰。　　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长保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于９月２４日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９·２４”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在此形势下，背负“黑帮子弟”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于是，谢遂退出“造反有理军”，并于１０月２８　日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有传言说，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潜规则，便是须不能承认谢的父母是“黑帮”）。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另有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曹阳高为首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亦属造反派，但旗帜不鲜明，高层缺决断，人数不少、影响不大，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内部分歧严重、终致解体，不复存在。◇　“二·四批示”与“红中会”的成立　　１９６６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拥有百万成员的湖南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等）、“北航红旗”（张清泉等）驻长沙联络站，及南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井冈山”一边。　　而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却持有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　　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１９６７年初，产生了第一次分裂。　　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围绕“夺权”展开的新一轮两派斗争日益升级。由于湖南省军区在造成“高司”与“湘江风雷”彻底翻脸的“１·１５”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派性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１月２０日，省军区执行中央“１·２０”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引起更大反弹。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二个战斗队，立即针锋相对地报以“夺权必夺军权”这一在极左派中亦属尖端的口号。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枪刺，在“高司”派飘扬的旗帜后隐隐闪现。　　有必要指出的是，“１·２０”电报乃文革中一大奇案、悬案。电报公布时便版本不一，有说此电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也有说是中央军委发出，还有说是军委文革发出，又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所发，甚至有叶办交首都三司转发之说。但不管怎样，电报是被执行了，“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进了监狱。可奇怪的是，半年后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未发出过“１·２０”电报；更奇怪的是，湖南势力颇大的反周派竟也未对此事穷追猛打，任此真假莫辩、却被认真执行且对造反派杀伤极大的电报事件消于无形。难道他们真不明白，无论是周恩来公然否认，还是湖南军区矫诏捕人，都是做揪后台一类大文章的好题目。　　进入１９６７年２月，随着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全国形势出现变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工总”、四川“反到底”、“８·２６　”等造反组织，先后遭到军方镇压。　　“湘江风雷”也未逃脱厄运。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杨曦光（“夺军权”成员）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高司”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却是脆弱的。　　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发表了坚持与省军区对抗立场的声明；后来组成“文攻部”的另一批一中学生，则开始了积极的地下活动，不加掩饰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更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就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１·１５”大会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一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二·四”批示后，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军区。　　２月７日，在批判“湘江风雷”头目的大会上，一批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被得到省军区支持的“高司”强迫倒旗，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　　２月２５日，又有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局势进一步紧张，“高司”夺权的计划受到抵制。　　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中学造反组织为一支能与省军区、“高司”抗衡的力量，进而达到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长沙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酝酿成立统一组织。　　３月９日，部分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在省展览馆聚会，“红中会”（全称为“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参与成立会议的发起组织和主要出席人员为：　　“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李昆明、刘建成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吴正元等；　　“红旗统战联盟”的谢麓山；　　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等；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　　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　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遭镇压，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　　３月１２日，前次会议部分主要与会人员，在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议决由五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长期未到岗遂改为李昆明、而同样由此一度空缺的一把手则由申学菘担任），“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　　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７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　　３月１２日的会议决定将３月９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共出五期），同时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此宣言的发表，是“红中会”正式登上湖南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宣言中，它毫不隐晦其敌视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却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强词夺理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公开了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３月１８日，“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此，其活动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红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红中会”成立初期，人员以原“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成员居多，三中、七中、十中、十一中、十六中、十八中、邮电学校、电力学校均为其建制单位。其他学校则为原“井冈山红卫兵”等下属组织，也有一些为反“高司”的独立战斗队。其主力战斗队、总勤务站活动骨干及各校负责人为：　　一中“齐卫东”等（这几个组织几经重组，最后定型为“齐卫东”、“夺军权”、“新共工”、“擎旗”、“小老虎”五个战斗队，即日后的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组织的申学菘黄杏英、李筑银、熊爱珍；　　二中“旭日东升”兵团李峰、伍明、史中信；　　三中“农奴戟”汤建平、潘建国、汪卫东、王琪、周一知、马里佩；　　四中“红旗”刘某、陈某；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李枝荣、黎敏中；　　六中“反到底”周某；　　七中“５·１６”吴正元、王福林；　　八中“韶山人”、“锷未残”刘建成、肖坚、肖高立；　　九中“飞鸣镝”、“重上井冈山”李昆明、肖志达、李祝双、李泉生；　　十中“战犹酣”刘闯；　　十一中“风雷师”杨卫华；　　十二中谢麓山、周永航；　　十四中“红旗”贺美如；　　十五中戴某；　　湘江中学“东彪”、“井冈山人”陈东海、杨大庆、黄公亮；　　湖南师范学院附中易浪；　　十六中胡乐多、周美芝；　　十八中罗志强；　　邮电学校刘彪；　　电力学校祖勇。　　“红中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行动，是大规模的下厂串联。在长沙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新华印刷厂、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等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活动的身影。４月７日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时，汤建平、谢若冰还前往祝贺，并由汤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发起的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　　汤建平如此欣喜若狂是有道理的，因为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的再封《湖南日报》，是“红中会”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当时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是“高司”由顶峰向谷底滑落的拐点。在此之前，《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实力本处下风的“红中会”、“井冈山”等，以小击大、以弱敌强、几经拉锯，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竟将其拿下，自然很长志气。更重要的是，此刻工人造反组织“工联”的成立尚在酝酿之中，各大厂矿的造反派工人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阶段，而以此事件为契机，纷纷亮出旗号，很快形成了统一阵营。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就是在此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高司”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旗帜，得以集合了全市各大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此后不久，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的大力协助下，长沙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联”宣告成立，长沙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对工人进行活动的同时，“红中会”等也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与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４·７”再封《湖南日报》后，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时，就明确地面授机宜：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　　４月２２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湖南文革形势大变。　　随着形势好转，“红中会”亦不再隐瞒其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一夜之间，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标语刷满全城，尔后的五一大游行中，翻案口号喊得最响的也是“红中会”。　　５月９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１９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　　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气焰更盛，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却大不以为然地回击：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口气更硬：走着瞧！　　由于双方均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局面僵持。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围魏救赵，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恰逢此时中央文革又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借机遂告结束。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红中会”孤军深入，派出一支文艺宣传队至河西荣湾镇进行反“高司”演出，结果引起冲突，未果而返。　　６月６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数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当晚十时，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原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为首），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涌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获讯即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　　进入６月，因“工联”对“湘江风雷”平反持消极态度，“红中会”与其关系开始冷淡。而赴京谈判代表名单中，有大局将定方临阵倒戈来投的原“高司”派成员“８·１９造反有理军”，却无“红中会”、“高校风雷”，更是引起纷纷议论（李昆明当时的解释是：“红中会”将名额让给了省水电厅副厅长贾镛）。不过，“红中会”仍然继续参加了由“工联”牵头的大多数活动，如“６·６”惨案后在《湖南日报》召开的一次各组织联席会议上（黄振东主持，唐忠富、汤建平均出席）决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办公地点为省体育馆），“红中会”即派人参加。　　中央“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后，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迫害。“红中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抓人打人，同时重申纪律约束其下属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这股歪风。　　由于江青以中央文革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文攻武卫”，“红中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由汤建平负责指挥。　　７月２３日，湖南医学院武斗中，一名十六中红中会成员阵亡。　　９月初，汤建平率百余人随“湘江风雷野战兵团”西征涟源，途中遇伏，汤腿部中弹，随征的红中会成员三死四伤。青春少年空洒热血、无辜殒命，给生者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惨痛记忆。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正式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局势渐趋平静。“红中会”参与了“省革筹”初期的工作，汤建平任职省革筹宣传组。随着与“工联”裂痕加深，“红中会”于１０月初撤出了派驻省革筹的工作人员，并参与组建“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至此，“红中会”与主流派（“工联”）的决裂已不可避免。虽然仍是湖南文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红中会”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红中会”与“极左派”　　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于北京接见驻湖南的４７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时说过：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　　显然，林彪所指的“极左派”，就是“红中会”一类组织。而“红中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确实是“极左”。　　红中会的极左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炮打周恩来，二是组织“省无联”。　　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及北京“５·１６”兵团等激进红卫兵团体的影响所致。其在理念、思想方法　　从理念上说，“红中会”陷入了已成思维定势的“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传统泥潭；而且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高烧不退、头脑发昏，以至一时失去了正常辨别、判断周围事物、事件的能力。如林彪的“１０·２４”讲话明明是指责“极左派”的，某些“红中会”成员却宣称“当今‘极左派’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又如“极左”明明是当时当局花大力制止和纠正的倾向，中央、中央文革诸人的多次讲话都是明证，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对此有集中阐发，但“红中会”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从不讳言自己“极左”。新鲜的是，其中某些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李祝双、三中“新思潮”派马里佩）常挂嘴边、津津乐道、自我标榜，引以为荣的竟是毛泽东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令常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中深意何在？是无产阶级天然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当然，毛泽东确实历来对“左倾”的批评都温情脉脉（王明除外）——他甚至认为犯左倾错误者是对党“忠心耿耿”——上面那段话也如此。但批评毕竟是批评，不是表扬、更不是鼓励；据此而一味求“左”、为“左”而“左”，岂不糊涂。　　从思想方法上说，某些“红中会”成员十分主观，往往以揣测代替分析、以传闻代替事实。如高层斗争、毛周关系，时过四十年之今日，也仍无人敢断言已弄清楚。但当时有人却凭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学生、以反周恩来为宗旨“５·１６”兵团主要负责人）、印东兵等人的小道消息，认定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周恩来是文革的下一个打倒目标”。再如“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发出；“八·十”决定也经毛泽东首肯，可就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妄自断定镇压“湘江风雷”、扶植“工派”压制“湘派”，均系周恩来所为。　　附带说一句，湖南的反周势力还有省话剧团“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宋绍文一脉，其源头据“长沙工人”头目张楚鞭称为北京的军艺“星火燎原”。宋在北京谈判期间，多次向张灌输反周思想，而宋因故提前离京时给“高校风雷”刘荣华留有一封长信，谈的也是这类问题。至于宋绍文与某些“红中会”成员的活动是否重合甚或交叉互动，笔者未曾与闻。　　在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红中会”也表现得极其主观。如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急风暴雨，刘少奇事实上已被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与造反精神相比，更为高层所看重。但一中杨曦光却想当然将此态势比做二战后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妥协，他按“六经注我”的套路，引用毛泽东当年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毛、周在上层的“妥协”，并不要求“省无联”在下层放弃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至于把“省革筹”与“省无联”比做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把“省无联”的存在视为文化革命有可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保证等等，其越过真理，就不是一步两步了。　　认识上的主观武断导致了心态上的盲目自信，而一连串的成功经历，更使这自信发展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红中会”的发起组织一中“齐卫东”的领袖，曾只手擎天，揭开湖南文革造反的第一页；也曾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为不少人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１９６７年元旦前后“齐卫东”以炮轰陶铸之举，登上湖南文革舞台，也处于全国领先之列。他们中有人曾很认真地宣称：我们是通过搞刘少奇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也许正是炮打陶铸一炮命中，使其自认为已是百发百中的神炮手，自信周恩来早晚将成自己炮轰之下的亡灵。可事实上，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又能掌握了多少足以致周于死地的过硬的材料？他们又有多少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材料？但是，穿上红舞鞋的舞者，是欲罢不能的，何况他们并不欲罢。萦绕其心头的，只有“何时缚住苍龙”（据说黄杏英将此名句题写在其《毛选》扉页上，想必既是明志、亦是励志）的宏图远志。“八·十”决定发表两天后，“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声明就出了笼。也许当局暂时对此未加追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北京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代表的会场上，黄杏英等公然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只向戚本禹单独汇报，尽显年少轻狂之态。周撂下一句“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拂袖而去。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来自“５·１６”兵团、“齐卫东”等的影响，“红中会”的决策层决不是被动接受的，既不是受欺骗，也没有被裹胁。至少在“红中会”的中上层，有着与“齐卫东”等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反映了文革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笔者在《思想史视野中的省无联与“新思潮”》中已略有涉及，有条件时将专文论述）和组织资源，这样他们才会踩着同一鼓点跳舞。如某些人以“红中会”的名义来炮轰周恩来的动议虽被总部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否决，但整个“红中会”负责人和骨干中，却只有周永航等个别人非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而“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事件后，“红中会”那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表明的只是“此地无银”。　　与北京激进团体的联系，“红中会”也自有相当稳定的渠道，如北京印东兵从１９６６年秋来长沙活动时起，就长住“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后又被“红中会”倚为客卿，羽扇轻摇，也是重要消息来源。“５·１６”兵团成员来湖南，李昆明、汤建平均出面送往迎来，热情接待。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砸“延安公社”抓“５·１６”分子，与长沙一中“齐卫东”成员唐亦安同被困现场的，就有汤建平。　　当然，“红中会”与“齐卫东”等，某种程度上毕竟还是同中有异，如绝大多数“红中会”骨干对杨曦光的理论研究，虽然关注、同情，但并不完全认同，三中的汪卫东一度还有与杨“商榷”的打算。只有马里佩、陈某（四中）等一小批“新思潮”派，追随杨曦光左右，并贴大字报炮轰“红中会”总勤务站的“走机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嫌“红中会”左得不够。同时，杨曦光曾与于１９６７年秋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这一大事，“红中会”就未曾参与组织，而纯为杨的个人行为。◇　“红中会”与“省无联”　　参与组织“省无联”并随其垮台，是作为极左派的“红中会”的宿命。　　“湘江风雷”平反后，其与工联的矛盾陡然升级，湖南造反派出现第二次分裂。“省无联”本是“湘江风雷”派用于对抗“工联”派的联合组织，但因周恩来在武汉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多数组织宣告退出。因此，它基上仅是某些极左小团体和“湘派”中陈本望（五金工具总厂工人、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头头之一）一类失意者、游离分子的集合。　　首先，它的成员结构非常杂乱，既有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这类纯由大学生组成的精英型组织，又有长沙二机械厂“虎山行”、长沙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一类小单位的势单力薄的工人造反个体户。甚至，还混杂有如晶湘玻璃厂某些流氓分子在内的“东风近卫军”。　　二是不定型，不少“湘派”组织虽然声明退出，可从上到下都有人与“省无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自封为“省无联”、却又无人出面澄清。由于组织边界模糊，以至后来为了将“省无联”凑成中央定性的“反革命大杂烩”，竟将参事室张伯伦（７５岁）、席楚离（８５岁）等一帮因对某些与当时政局无关的具体问题有意见而扯旗造反的民国遗老，也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　　三是松散，省无联虽有周国辉（“高校风雷”）、张玉纲（矿冶“井冈山公社”）、孙君森（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一干活动分子，却无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明确分工。只见知名度最高的周国辉到处做报告，嘴巴十分快活。因此，除了时起时伏的舆论攻势和宣传战，“省无联”没有也无力挑起大的事端或制造大的事件，即便是两名中学“红造会”成员在省委大院因误越警戒线被军人枪杀的“１０·２１”血案，也没有被扩大为震动全局的风波。　　由于“省无联”形象不甚整齐且组织涣散无力，“红中会”对其活动不算热心，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很少出席其会议，多是派周一知等为代表接洽联系，周则曾为“省无联”起草过“９·３０”声明。但是，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却有“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他的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导致了“省无联”的丧钟响起。因此，作为“省无联”中一支成建制、具规模、有实力的队伍，“红中会”是逃不脱失败厄运的。　　顺便一提的是，那些先是参与组织“省无联”而后又退出的“湘派”组织头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湘江风雷”的高层头头张家政、李仲昆又再一次进了监狱，身为省革筹小组成员“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长沙工人”张楚鞭，也在后来成立省革委会时，失去了本可能得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红中会”与“工联”　　前面说过，“工联”的成立与初期的发展与“红中会”有着密切关系，二者也维持过不算短的蜜月。特别是在宣传舆论方面，“工联”一度基本仰仗“红中会”。如“工联”刚成立，“高司”就抛出一篇曲解列宁有关著述而文不对题的文章：《打倒工联主义》，“齐卫东”当即反唇相讥，报以《揪出列宁主义的叛徒》。而至少在北京谈判开始前，“红中会”内部的大小会议上，都还可以见到唐忠富等“工联”领导人的身影。　　“红中会”与“工联”的分歧，起于“湘江风雷”问题。　　如前所述，“红中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工联”对此，起初也并未表示异议。　　但“工联”是经过大半年运动反复洗牌后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根基牢固、阵容整齐、领导层相对得力，又内有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一帮谋臣策士打理日常事务，外有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指点迷津（“永向东”头目尚春仁的夫人柳敬台乃长沙汽车电器厂监委书记，想必很方便对身为“工联”主要头头的该厂工人胡勇就近指导），更兼章伯森、梁春阳等省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甚至华国锋都在赴京谈判登上飞机的一刹那，发表声明，亮相支持“工联”），因而，其组织发展势头很猛，迅速据有了长沙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厂矿企业，“高司”势力逐次退回校园。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正提倡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工联”的组织形式正符合这一方针，于是市值飙升，行情看好。胡勇、唐忠富很快便明白形势有利，权力宝座唾手可得，但想必也有了睡榻之旁岂可任他人酣眠，坐大的“工联”不容他人分羹之考虑，总之，对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事，日显冷淡，借口则是“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所发，推翻“二·四”批示会令中央文革下不了台（唐忠富到“红中会”发表看法时，持此说最力）。这一来，自然令“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极为不满。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晚，在市总工会为次日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一事的各组织联席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工联”坚决反对第二天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欢而散。“工”“湘”矛盾自此肇端，“红中会”与“工联”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在中央正式表态之前，也未发展到分裂地步，７月初南郊武斗之际，“红中会”吴春林还曾会同“工联”核心头目雷志忠，冒着弹雨亲历现场，也算是尚能同生死吧！　　中央关于处理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以后，“工联”霸主地位已定，身边又新有了“８·１９造反有理军”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不再重要。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联”确也并未放弃对这个昔日小战友的争取。１９６７年秋，“工联“与“红中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发表纪要，共同重温战斗岁月，表示重新修好之意。可在释放完最后一丝温情后，彼此便陌如路人，关系降至冰点。◇　“红中会”与“井冈山”　　作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者，曾多次出面串联。但“红中会”正式树旗之时，“谢司令”不知为何却又推翻日前曾达成的共识，不愿削平“井冈山”的山头，而是要与“红中会”并存。还声称留有“井冈山”可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声势。基于谢若冰在文革历史中形成的地位，“红中会”曾给她预留了一把手的席位，但她却从未到职视事。虽行动上她十分活跃，组织上却处于游离状态，为此，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其间，她又写信给“井冈山”成员李亚雄（九中），指示其稳住张振洪（二十三中）等一批初中生，守住“井冈山”不放。但当时“井冈山”主力却已流失严重——中学生多去了“红中会”，佘大川、冯美琳、冯美瑛等中坚分子亦回一中另立山头，周国辉等大学生则组织了新的组织“高校风雷”。谢若冰便指示李亚雄陆续发展二中“红铁拳”、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以及后来的长桥中学“战恶风”等不少组织作为“井冈山”的新成员。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井冈山”的新部属在工、湘矛盾中，却基本站到“工联”一边，令谢十分尴尬。　　形势稍见明朗，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斗争曙光初显之时，谢若冰便回到“井冈山”，并代表“井冈山”参加了北京谈判，直到最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完结而安然退场。　　虽有这一段故事，“红中会”与谢及“井冈山”的友好关系却始终未受太大影响，直至文革结束，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井冈山”虽然退出了“省无联”，但其炮打章伯森之举，未始不是对“红中会”的间接支持。但是，若当时谢若冰入主“红中会”，结局又会如何？谁的命运会改变、？是谢，还是“红中会”？◇　“红中会”与“红造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　日，刚发起成立了“红中会”的“齐卫东”又集合校内反“高司”组织成立“一中红造会”（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随即引起连锁反应。各校反“高司”的纷纷组织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盛况空前的是二中，大小山头过百，单“井冈山”就有三支互不统属的战斗队。僧多粥少，教室不够用，连猪圈都被打扫干净用于“战斗队”办公——而且不少组织有成建制加入“红中会”的愿望。这本是“红中会”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可其决策层却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竟想推广一中模式，即以“红中会”为核心筹组与领导各校“红造会”，其他组织虽可参加“红造会”并接受“红中会”领导，但不能加入“红中会”。此议一出，立即引起普遍不满。因为在一中行得通的事，在别的学校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一中的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中又首先造反，颇有威信（黄杏英一度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佛爷”），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其他各校，却绝对没有形成这样核心的基础。于是结果是各校“红造会”虽成立了，“红中会”却被挤了出来。而且“红造会”迅速成了一个与“红中会”一字并肩、平起平坐的新组织。而在一中，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的维持也不到半年，“红造会”一分为三，还冒出一个搅局的“斗批改革联”。　　有趣的是，将各校“红造会”串联成全市性组织（一中除外）的，却是“红中会”的弃将谢麓山（十二中学生）。４月７日再封《湖南日报》后，在“红中会”于十六中召开的一场内部会议上，熊爱珍（一中学生）不知为何（笔者那天迟到，不明此前发生过什么事）当众厉声指责谢麓山，声称“不是‘红中会’的就请出去！”同作为“红中会”总部负责人的申学崧、李昆明、吴春林，却在一旁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于是，谢麓山拂袖而去，只有汤建平追出会场劝慰了几句。此后，“红中会”再不见谢麓山这位元老的身影。究竟是谢麓山早就心怀异志暗中组织“红造会”而被逐于“红中会”；还是他因受辱一怒之下遂起分庭抗礼之心、另起炉灶？对笔者而言是个小小的谜。　　奇怪的是，后来谢麓山在“红造会”中，又如同在“井冈山”、“红中会”一样被边缘化，掌权的成了二中的李德等人。　　日后的工、湘矛盾中，“红造会”旗下，只有二中、七中等学校的组织倒向“工联”，多数则与工、湘二大派均保持距离，与“红中会”关系也不坏。◇　“红中会”与“红专会”　　在长沙的中专、中技学校中，另有一个“红专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专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其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为刘志明（省劳动技校）、宋子羽（省交通技校）、刘彪（省邮电学校）。该组织的部分基层单位与“红中会”重合，具有双重组织身份。“红专会”的观点、行动甚至结局也与“红中会”完全一致，可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倒霉在一起。◇　“红中会”与“１０·２４”联络站　　林彪“１０·２４”讲话之后，一中“红造会”文攻部（何克建、王亚平、彭维轼）、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张武本、杨石钟）、七中“韶山兵团”（黎海蛟）等，组成以“反极左”为宗旨的“１０·２４”联络站。该派覆盖面不算广，但笔杆子多、战斗力强，很得“工联”欣赏，他们也始终站在“工联”派及胡勇、唐忠富一边。　　“１０·２４”派（包括某些与其虽无组织联系但观点相同的组织）的核心层在“二·四”批示后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红中会”。一中“红造会”文攻部的表现，前文已有介绍，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则通过醴陵“新一中”，自始至终影响着当地造反派与“高司”派及军方对抗的活动。其与“红中会”重大的不同，乃是不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少了许多乌托邦观念，思考比较现实，所以对中央高层斗争、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相对接近实际，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也许，因为同是为老造反派的缘故，“红中会”与“１０·２４”派虽观点不同，彼此却都比较客气，无正面重大冲突，对“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不欣赏态度也较一致——只有七中例外，该派的“韶山兵团”与“红中会”冲突不断，两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红中会”的吴正元还险些由此丧命。◇　“红中会”与“８·１９造反有理军”　　原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骨干的汤建平拉出队伍参加“红中会”一事，令“造反有理军”十分恼怒，他们当即组织“揭老底”战斗队，“揭发”汤及其他“红中会”骨干均是“长保军”旧部。事实也确实如此，“长保军”成立之初，尚无“造反”、“保守”之分，连“造反有理军”本身，都是从“长保军”中造反而出来的。因此，此时“造反有理军”方面，以此来攻击队伍中新产生的分立者，并无多大威力。相反，“造反有理军”内部的动荡越来越激烈。“二·四”批示后，幼儿师范学校学校邢银英又带走一批人，另组成“红革会”，宣布与“高司”派决裂。但从日后的情况看，这像是“造反有理军”一号负责人胡宜民针对当时微妙形势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此后不久，胡即率陈振国、陈国斌与同出十二中的范春兰、张春利分家，另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８·１９’长沙造反有理军”，“火线起义”倒向工联。后者则仍以“长沙造反有理军”（为表示立场坚定遂自称“钢长造”）名义留守“高司”营垒。而邢银英的“红革会”很快就回归了“８·１９”，邢银英也始终受到胡的信任，以至在决定“８·１９”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人选时，胡还有将已毕业分配工作的邢，予以召回推荐的打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有影响的老牌组织的头号负责人，竟然带着大批主力另立一个与原组织对抗的新山头，这样的事，在文革的群众组织派战中并不多见。其中奥妙，“８·１９”三中军分部的负责人曾对笔者透漏过，即双方分家时，胡宜民与范春兰、张春利等实有默契：不论将来哪一方获胜，均无条件收编对方余部，以能始终保全“造反有理军”组织为重。　　这种说法，似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高司”派垮台后，不但“钢长造”的溃兵大都归到了“胡军长”的麾下，就是原来独立的铁杆“高司”派组织二中“红旗”，也戴上了“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袖章。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叹，象这种类似现代期货交易中“对冲”保值操作的手段，竟可用于政治斗争；而当年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居然能无师自通地予以熟练运用，实为文革中的奇事。　　不知是韬略深藏，还是担心遭“后至之诛”，“‘８·１９’造反有理军”“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调，不事张扬，直至北京谈判前后方开始活跃。此时正值“红中会”开始与“工联”方面生怨，见昔日冤家摇身一变且日渐得宠，便认定其是“投机”、“下山摘桃子”，情绪极大、怒不可遏，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红中会”仗人多势众，占有上风，象围攻“‘８·１９’造反有理军”成员，覆盖人家刚贴出的大字报、标语之事时有发生。而在二中、十一中、湘江中学、十六中等被“红中会”控制的学校，喊得山响的“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也变成摆设，新从“高司”改换门庭来的“‘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下属组织，根本无法回校落脚。但是，由于有“工联”的支持，“‘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忍气吞声并不长久。当年秋，他们便开始了反击。双方各以一名“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中会”刘建成、“８·１９”陈振国）为主将，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论战，都操一口“九评”（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九篇评论文章）腔，煞有介事地争论“分歧的由来与发展”，把点点芝麻绿豆说成比天还大。　　但是，由于紧跟“工联”及胡勇、唐忠富，“‘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笑到了最后：胡宜民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黄韧（四中）出任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一把手。而“红中会”却仅有李昆明一人，做了市革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　“红中会”与红“３·３０”　　１９６８年３月上旬，中央文革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这两件看似全无关联的事件，被陈伯达合称为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回合”。３月３０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给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定了调子，“红中会”也等来了最后一次出场机会。　　“３·３０”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３·３０”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３·３０”联络站（简称红“３·３０”），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但是，此时湖南造反派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　　掌权的“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挑战胡勇、唐忠富及其身后华国锋和４７军的权威，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形势一时十分怪异。如站在梁、尚一边的红“３·３０”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奇怪的是，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在一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　　由于省军区全力支持“高司”，导致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深陷派性泥潭。中央“八·十”决定虽然调整了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倒是个别支持“工联”“湘江风雷”的干部（如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被以种种理由清洗——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县一级），在全省１５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任人就占了９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１·２４”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景林（常德军分区政委）、巫海清（湘潭军分区司令）、“孙眼镜”（凤凰县人武部长）——孙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　　景林初到常德时，不显山不露水，批“省无联”时搞派性却十分积极，他一只手把造反派往死里整，一只手扶植已与　“高司”派合流的保守派。１９８３年因负有命案而遭处决的段远来（时已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即是当时起家的原“高司”派头目。巫海清则身为湘潭地区革筹主要负责人，长达半年大小会议安坐如山、一言不发，而　“１·２４”后则峥嵘毕露，派性报复下手极狠。　　众所周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１·２４”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因此江青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４７军军长黎源，也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十分严肃地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但客观地讲，这种情况，显然也并非“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所乐于看到的，胡、唐也无力对此负责。　　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相比，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但却除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外，无人理睬，翻案无果。至于在批“省无联”时打击面过宽、连带批了一些造反派是肯定的，但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形成的惯性使然；借机泄愤、挟嫌报复、栽赃陷害者也不乏其人，但在文革的大环境中，这是些反复上演、司空见惯的常规剧目，尚不至于动摇长沙主流造反派的根基。　　退一步讲，就算长沙真到了右倾翻案、“老保”复辟的地步，“１·２４”后同胡、唐一样弹冠相庆的梁、尚又何能辞其咎？在批“省无联”时发生的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中，他们哪样落过后？如到三中、四中抓马里佩、陈某等“红中会”“新思潮”分子的，就是日后梁、尚派干将余信谦手下的新华印刷厂“工联”组织。　　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红“３·３０”处境尴尬，虽受到外地遭压造反派的普遍追捧，被视为久旱之云霓，以至徐庭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德一中学生）在东风广场一次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不支持红‘３·３０’，还反什么右倾翻案！”但搅在胡、唐与梁、尚缠斗中，却又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当年，笔者就听见过汤建平十分恼怒地发牢骚：“同样一件事，他们（胡勇、唐忠富，‘８·１９’成员）去搞，就是反右倾翻案，就是革命；我们去搞就是闹分裂，就是反革命。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由于找不出激动人心的炒作题材，二派难分高下，局面长期胶着。可是令梁、尚派沮丧的是，中央由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针对广西、陕西乱局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却搁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分“路线是非”地严斥反对或阻挠建立新政权的组织，全力支持势力大、能控制局面的派别。而毛泽东在“７·２７”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地王大宾）时，又宣布两个布告全国通用。胡、唐实力占优，又有华国锋及４７军作后盾，梁、尚对号入座，自然只能坐被告席。　　随着梁春阳、尚春仁与叶卫东的垮台，红“３·３０”迅即解体，胡勇、唐忠富完美收官。胡勇更是如日中天，他在党组织尚全面瘫痪的形势下，由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特批入党（介绍人之一则是华国锋），并出席了中共“九大”。长沙汽车电器厂里一帮追随他造反的小兄弟也各据要津，一时之盛，竟有“汽电政府”之称。可在胡、唐欢庆礼花的映衬下，基层各县造反派的命运却十分暗淡凄惨。批“省无联”时遇难的背时鬼，固然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老帐新帐一起算；而上一轮打击中的漏网之鱼，也由于当权者和军分区及武装部方面故技重施，被扣上“梁、尚之流”的帽子，陷入苦海。经此一变，“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的话题再无人提及，湖南县级政权基本复旧。这种状况自然冲淡了胡、唐胜利的喜悦。次年，已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景林调长沙主政，到任时胡、唐与其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景“不要把常德那一套弄到长沙来”。说话的认为是警告，听话的却觉得是乞求。因为时隔不久，唐、胡就下放回到原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不过，这已是后话，与“红中会”并无关涉——因为毛泽东的“７·２７”接见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即发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文革转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　“五大领袖”的黯然退场和“老三届”离校上山下乡，长达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正式谢幕，“红中会”、“井冈山”、“８·１９”、“红造会”、红“３·３０”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陈益南、汤建平诸君曾给予支持、鼓励和帮助，陈君出力尤多，谨致谢意。）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１日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第二章  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100万红卫兵；　　八卅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　　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涌进了我们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　　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一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已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　　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　　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　　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名声赫赫的造反司令。　　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　　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　　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　　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　　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后运动到以后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点。　　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已辨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已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辨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已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已手里。故，“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捡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文革中并没有多大效用。　　不过，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义、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 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文革之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　　紧接着，八月十九日，省里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踊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派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　　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 我更认为用这么多工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　　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　　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辨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　　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闷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尤其这份党中央的权威机关报在社论中，还特地点了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几个城市的名，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省委 某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 民的压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一书记又被 中央派了回来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那儿的大学生与红卫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此次回来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向前段受委屈的大学生们“请罪”，第二，则是同红卫兵们“一起造反”。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甚至欣然佩上了造反的大学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同时也深深使人们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　　这个被称之为“八·一九事件”的前后仅一个星期，但长沙市的人民第一次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街头发生的有反有复的而反差极大的政治气氛。
    第三章  学徒工成了造反派的头头
    《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与长沙市大学生红卫兵的示威，终于导致了省委作出的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的决定，从而使红卫兵以及支持同情他们的人民群众越加高兴，连续几天不断的游行庆祝，象过节一样。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游到湖南大学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外围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个警卫人员所写的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八一九”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在那几天中，是如何苍惶出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　　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职工，但也由一个叫杨XX的年轻复员军人带头，很快，几乎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游行队伍，也上了街头，呼喊着口号，举着自制的标语，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汇入了游行的潮流。我们一直行进到了湖南大学，向那儿的大学生红卫兵递交了一张用红纸写成大字报形式的“声援书”，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待我们的红卫兵们一边激动地不停地握我们的手，一边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气氛非常热烈 。　　我扛着一面红旗，又走在队伍的前排，自然很是兴奋、激动，看到自己支持的学生们一下子就从被压制的状态中翻了过来，非常的高兴，好似自己弊在心膛里的气也全吐了出来一样。　　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成了不少长沙市 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相当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然而，前段建立的、以批斗老师打所谓“黑五类”为主要任务的、并由高干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却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湖南大学红卫兵的行为是“右派翻天”，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领导人的决定是不公平的。这样，红卫兵队伍开始分化了。　　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以支持湖南大学红卫兵的“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别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已的队伍。　　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贫民这五类“无产阶级阵营”的某一类成员。　　在不少长沙市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时，在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之际，省委第一书记却突然于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用词是从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对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时讲话中借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至今也弄不懂当时林彪为何讲了一段这样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战略相违的话，也许他是为了体现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的辩证法，或是就北京发生某些炮打中共中央的大字报而言。但这个方面的精神很符合党的各级领导人揣摸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想法，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下层群众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运动。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是由一连串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曲折复杂的“小”政治运动组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从省会长沙市开始，全省在省委第一书记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之后，工厂、机关、公社、学校等等各单位便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动。省委第一书记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名词，而且还准备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于对自已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大学生红卫兵所说的“请罪”“造反”那态度，则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策略了。　　省委第二书记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布署：　　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　　二、开展大辨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　　四、这个运动搞三个月；　　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　　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顿时，风向又变过去了，湖南大学红卫兵到市委大院去声讨的“八·一九事件”又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场风波中有过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以至农民，都是应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这里，“黑鬼”一词并不是官方文件语言，而是人们从前段批“三家村”时的所谓“黑帮分子”一词 延引过来的，它只具有民间性质。但“黑帮”一词却又是所有媒体的正式用语，而对“右派”的称呼，更是这次省委书记们的报告或指示的明确定义。　　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捡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　　拥有近万名工人的一家国营大型电机厂，它的党委宣传部长被宣布为全省的“第一号右派”，然后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以前曾写了揭露市委领导人出逃内容《奔命记》大字报的市政府警卫员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位执笔者则在被批斗中自杀身亡。　　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　　各个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终于庆幸自己没有被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一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　　然而，抓“右派”却不会抓到红卫兵头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农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学红卫兵却安然无恙。因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中亦有明确规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学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才能酌情处理。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红卫兵学生拥有被赦免权。所以，即使兴高采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贴出“拥护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和“强烈要求惩罚”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省委、市委仍然没去动一动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红卫兵盟友。　　我们厂在一、二天之内，由党支部部署，党、团员们带头上阵，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发起领着人上街游行的24岁的青工杨XX，自然是第一个靶子。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是被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岁的副厂长，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行动。还有一个姓潘的老工人，也上街游了行，游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单位领导人的心目中，年轻人犯错误情有可原，但年纪大的人参加游行，则肯定动机是“不可告人”。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数落你自出生以来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话、每一件可以演绎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事。　　杨XX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还有一条是这样批判他的：杨有次对旁人指着大街行驶的一辆“红旗”轿车说，若能坐一坐这种车子，那一定很舒服。于是，这句话这件事，被说成是杨早有“妄图篡党夺权想当中央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因为“红旗”小轿车只有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才可以坐，杨羡慕想坐这种车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等等。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字报，不论是哪一派写的，一开始，就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演绎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于起源何时，不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那些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定案材料”，亦就是出自这样一个辙式。　　我对这突来的风暴，很有些紧张。幸好，因我是刚调来此不久，人们并不很熟悉我，况且只不过游行时扛了扛红旗，还不是领头人，只有三十几分之一的份，没有大字报会涉及到我。但，我却很为杨XX等人担忧，因为我平时对参加过解放军的人很崇敬，杨是一个从部队复员不久的青年人，为人随和热心，字写得漂亮，还有不错的口才。他长我几岁，况且是属于“师傅”之列，却对我这个学徒工从无轻视之举，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他倒霉，因而只希望，他能碰上前段企业中抓“小三家村”时那样的好运，虽然大字报批判了一阵，但最后却能安然无恙。　　然而，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本来满腔热血之际，却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狱”的命运打击，并且他还得有口莫辨，一下子也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同他象平日一样热热闹闹的或开玩笑或互相说什么了，加上还有几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学搞声援的同事，被迫也写了揭发他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声称“坚决与他划清界线”，等等。这一切，顿时使杨XX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已这一辈子将会要戴着“右派”帽子、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蔑视自已欺侮自已的“人下人”时，杨XX就深觉不寒而栗。　　在厂里抓“右派”运动进行高潮之际，一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风景秀丽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后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胜，然后，跳湘江河自杀。每当我想到自已今后将会象‘五类分子’一样生活，我就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杨XX后来几次对我讲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　　为何他却又终于没有走至绝路呢？　　“是‘爱晚亭’救了我，或者说是‘爱晚亭’的历史唤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们当年在这里学习时，也就是象我这般年龄，区区几个青年人却敢有一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我的人生也才开始，我为何要去自已死呢？”杨XX这样反省了自已，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已年轻的生命 。　　当年地处我们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于山腰的“爱晚亭”，不仅风景秀丽迷人，不仅因有唐代诗人所遗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吸引历代文人骚客来欣赏，更由于毛泽东等人曾在年轻时常聚于此处读书、讨论、交流思想，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使这儿长时期成为了年轻人与红卫兵们极其崇拜的“圣地”。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这“圣地”也就解救了杨XX这样一个正直、无辜的青年，因而使他还能在自已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有歌有泣的悲壮故事。　　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即刻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们却并不只自顾自保，而是组织了向中央反映报告湖南省的抓右派抓黑鬼运动情况，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的录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抨击了这个报告及这个报告带来的整人运动。一些工厂、机关的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捕被抓的危险，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学生红卫兵，将一叠叠申诉材料送给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无疑，这样大规模的整基层群众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构想，显然，各省的领导人是再一次误会了毛泽东所构想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因而又再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于是，很快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这些被斗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紧急指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书记发表了一份检讨，宣布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而且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销毁一切这次整人的材料。　　这份检讨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长沙市全城广为张贴。　　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产生了震动。　　但在表面看，远远不及前段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那样，令人欢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红卫兵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示”的到来和声讨省委第一书记的九月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而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魄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不敢有什么动作。　　而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专案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而已。因为，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厂党支部书记A，由二名党支部委员陪同，在他的办公室，分别召见了杨XX等人，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然后说：“你的问题不再搞了”。至于被整的材料，告诉他们：“党支部会清理后销毁的”。　　整个平反过程就是在党支部办公室，并没有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来予以公开宣布，虽然批斗他们时动员了全厂职工上阵写大字报。　　杨XX等人一方面很高兴党支部为他们平反，但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阴影，因为从党支部书记那没有热情的平反中，他们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害怕在某一天，又将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里。要知道，一旦成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一辈子将永远象那些五类分子（从前的地主和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样低着头过日子。　　厂里原有二个五类分子，本来也是出身很苦的老工人成份，但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人捡举曾有过同性的性行为，便均被定为了“坏分子”成份，将其扫进了“阶级敌人”的行列，还大幅削减了他们的工资，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就是战战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来，更是不但被勒令必须佩一个用墨写上“五类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厂里的几个厕所他们都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干净，他们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须报告厂里的保卫人员，而保卫人员凭他个人的情绪好恶，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这二个五类分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厂里哪怕是一个小学徒工，若不高兴，就可以无缘无故臭骂他们一顿，甚至扇他几耳光，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不敢争辨。　　这二个人，真是可怜得很，但谁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同情。　　杨XX多次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两个五类分子行列，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所以尽管已平了反，但杨XX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劝他乐观此些，他却再也没有了往日雄辨的口才，那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笔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烦。他对我说：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乐观不起来。　　我在当时确实还体会不到那政治压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从末被从政治上攻击过。　　长沙市的工人造反运动，却在这股阴云下，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点燃这个火的，是北京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即著名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他们在长沙市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煽风点火”的机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市联络站。他们配合湖南大学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红卫兵一道，深入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将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动态向工人们传播，由于他们的组织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因而很多所谓“小道消息”即报刊上不刊载的情况，都通过他们传了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拥有特殊的背景（获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中又有很多能说会道，气宇轩辕的干才，因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各单位尤其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对他们都有几分畏怯，唯恐他们来自己单位造反。　　现在人们谈及到“红卫兵”时，总将红卫兵归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还以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只有在“破四旧”时、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时，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杀向社会卷入具体的政治观点时，红卫兵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概念了，而且也不是同一批人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所谓红卫兵的“第一司令部”与“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这样一些并非仅仅数字序列区别、而是表示政治主张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组织。在湖南省长沙市，最开始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保军）红卫兵，由于是站在保卫省、市委的立场上，因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红卫兵，则另起炉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并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斗争中。随即中学里面的红卫兵也竖起了与“红保军”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市中学造反有理军”组织的旗帜，加入到“高司”的阵营。　　在北京红卫兵和“高司”红卫兵的鼓舞与帮助下，长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　　这些造反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为了使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干部能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单位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当权派”，“当权派”是一种中性名词，并无倾向性）真正销毁原来所整的所谓“右派分子”材料、并公开的宣布给被错整的人平反。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被动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造反派工人及其造反组织逐渐壮大，并逐渐成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形势的重要力量。　　长沙市先后出现了“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国际红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工厂企业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象红卫兵那样，佩带一个红袖章到社会上去“抖一抖”，现在机会出现了。　　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的成立宣言，于是就跑到那儿，要求参加。　　“你当不当造反派？”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问。　　“造……什么反？”我有些迟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大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传。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复他。　　“现在首要的造反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帮助他们将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来，烧毁，真正销毁，不让当权派留着秋后算帐。”大学生继续说，“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们厂里冤枉被整的杨XX那几个人，我顿时激奋起来，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占据了胸膛：我愿第一个去！　　我马上被 接受为一名“国际红卫军”战士。　　这个名为“国际红卫军”的造反组织并非真是什么国际组织，而只是几个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试图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的异想天开，谁知这个天方夜谈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一下子在各地都有人竖起了“国际红卫军”的旗帜，尤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竟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主要的大造反组织。开初，甚至还真有俩名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也参加了这“国际红卫军”，也让她俩跟着去造 了几天反，只到后来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那俩新西兰女青年劝退。　　我佩着“国际红卫军”红袖章大摇大摆走到了厂里，同事们都用好奇新鲜的眼光看着我，并且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则趁机将从“国际红卫兵”那个大学生那儿听来的道理，一 一又贩给同事们听。　　“过几天，我们组织会派人来，要A书记交出整了杨XX他们的黑材料呢！”我还气宇轩辕自作主张的宣布。　　将党支部整的材料称为“黑材料”？还会来人要找A书记！　　同事们都很吃惊，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个人还不敢去找A书记，我只首先找了杨XX和一个也被打成过“黑鬼”的姓潘的老工人，劝说他们造反。有造反组织为他们撑腰，解救他们，杨、潘两人非常高兴，叫我带他们去那“国际红卫军”总部，经我介绍，他们马上也被批准加入，并马上领来了红袖章。　　这一来，十来个青年工人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介绍他们亦参加，能够佩上“红袖章”，实在是当时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时髦。我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国际红卫军”的一个头头委任我为我们单位小分队的负责人。实际上不用委任，厂里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为头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还是学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时厂里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学文化，而我是长沙市一个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尤其，他们认为我敢说敢干，所以，连杨XX都心悦诚服而恳切地推举我这个比他小六、七岁的小青年当队长。　　正当我们得意扬扬，商量着如何请“国际红卫军”总部支持，拟在某天去找党支部A书记，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出厂党支部所的整杨XX等人的“黑材料”之时，厂里原负责批判杨XX等人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人，居然也佩着红袖章在厂里出现了。他们参加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一个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　　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借助社会上的造反力量，那我们将无法帮杨XX等人讨回所整他们的“黑材料”。但我去“国际红卫军”总部求援时，发现总部要实施的帮助“抢黑材料”行动的计划太多，因为每个单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赶快帮助自己。看来，我们这个小厂一时还排不上号。　　这时，一个青年人到厂里找了我，他建议我参加他所在的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这个青年叫曾XX，时年也只有24岁，其貌不扬，但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国营洗染店的漂洗工人，与我同属一个公司系统。他告诉我，他也是省委第一书记“九月报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中央有指示要给这些人平反，但他那个洗染店党支部的负责人，丝毫没有替他平反的意思，还威胁他“不要乱说乱动”。他便揭竿而起，在湖南大学一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湘江风雷”组织，并成功地在几个洗染店内建立了5 个人组成的小支队。而且，他接受那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忠告，决定将全公司的“右派”“黑鬼”和造反观点的人都统一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那大学生告诉他说。然后再集中力量向本单位当权派们索讨“黑材料”。　　我当即接受了曾的建议，决定改而参加他领导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并表示接受他的领导。曾则建议“红色支队”应由我来当队长，因为我的父亲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小商人，说由我当队长，对外更容易吸收人员参加，“红色支队”也不怕别人抓辫子攻击为“阶级异已分子的组织”。　　但我说服了他，因为，他的魄力、见识，办事能力显而易见地比我强多了。我同意担任支队的唯一的副队长，并组成了一个有五名成员的支队委员会，一个理发店的小伙子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一个旅社的青年人担任宣传委员。另外一家冷饮店的一个姓易的老工人，则被曾XX任命为支队的组织委员，因为老易不仅热情高干劲大，而且对全公司的人员情况，略知一二，有利于我们组织发展。　　我与曾一块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湘江风雷”的小分队，统一由“红色支队”领导，已拥有一百多名成员，并在一个洗染店的楼上设立了支队办公室。我们厂的“国际红卫军”小分队便改组为“湘江风雷”的小分队，我则请杨XX与另一个青工分任正副队长。　　一个仅仅十七岁的小青年，还是一个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拥护你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实在是当时文革的特殊形势所造就。当时那些领导上万人的红卫兵司令们，大都 也就十八、九岁，或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大学生。　　此时，社会上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时有发生。　　经过我们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曾XX和我带领公司“湘江风雷”各小分队共一百多人分别冲进公司下属一些单位党支部办公室，一下子将所有办公室内的桌、柜、屉统统用盖有“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的封条贴死，并宣布：如果这些党支部不派专人与我们“红色支队”协商，共同清理，销毁和退还各类“黑材料”，那么谁也不准打开抽屉，柜子，否则，我们将采取现在不透露内容的“革命行动”！　　当时，“造反”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朝，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报刊上，电台中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却几乎是全部“当权派”的特征，因而由中性的“当权派”变为贬义的“走资派”，并不隔着万重大山，相反是轻而易举。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从组织上依然大权在握，但在精神、舆论上却已开始垮了。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我们薄薄的一张纸封条，因此可以封住了椐有无上权威权力的中共党支部办公室的桌、柜、屉，真的谁也不敢动。　　我参加工作时头几个月曾呆过的K摄影社，其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晚也被我们封了。当我带了“红色支队”的人去时，睡在办公室的B书记非常吃惊，尤其看到我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时，更觉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个他本着意信任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为何几个月之后，竟然造起他的“反”来了。　　我见了B书记，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曾是我的领导，而且还打算培养我作“革命接班人”，虽然，我对他前段打“小三家村”时的整人是颇不平的。开始，我想回避他，让支队其他人去与他周旋。但一般成员却唬不住有着多年政工经验的B书记，大概也是B书记见我这个当头头的，原本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青年，因而对我们要封办公室的行动拒不买帐，相反，还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们要封的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办公室！这样的行动将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后果！！”　　几名造反队员来到站在办公室外等候的我跟前，向我诉说了里面的窘境。我一听，火了。冲到办公室，冲到B书记面前，说：“B书记，销毁黑材料，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为好！”　　“中央没有指示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只能遵循组织原则，公司党委和局党委没来指示前，我不能销毁任何材料！”B书记并不示弱地回答。　　“党中央的指示，走资派不执行，那是当然咯！所以我们才造反，我们来执行！”我说话的声音故意大起来，以图气势上占便宜。　　但B书记仍不买帐，坚持我们无权封他的办公室。　　我见此，便拿出杀手锏，指着B书记第一次直呼其名大声吼道：“BXX，你莫嚣张！你在‘K摄影社’整黄XX、朱XX的老帐，整了那么多人的欠帐，我还冒同你算，你今天是这样搞，明天我就把我们红色支队的人，还有一批大学红卫兵都带来，彻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有几时！”　　B书记本来白皙的脸，刹时更为惨白。数百的人涌到他治下的单位来，他能受得了吗？何况还会来大学生红卫兵。终于，他退让了，“红色支队”大印盖下的封条，终于牢牢地封住了他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柜子。　　公司属下各个党支部都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党委，祈望公司党委给予指示。但党委除了向上级局党委请示外，并无任何办法。　　曾XX与我商量，认为不向公司党委“开炮”，下面各单位党支部便不会有主动为“右派”们平反的动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找到公司党委会，扬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让各单位党支部给被整为“右派”的人平反，我们就要封掉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Z，一个南下老干部，却平静地说：“你们封就封吧！如何开展平反工作，我们作不了主，上面还没有具体指示。”　　Z书记的话，激怒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带了“红色支队”所有能来的的人，涌进公司机关，除了业务科室外，将所有的办公室的桌柜一股脑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机关党政工作停摆。　　对此，公司机关干部们不论他们心存何想法，在行动上却一律听任我们“封”。而且在几十名机关干部还趁机成立了一个“东方战斗队”，刷出大字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中，有三名也是“九月报告”后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　　同时，我们在公司机关内外都刷满了大字报标语，其中有第一次写上的“打倒我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ZXX！”的横幅大标语。　　打倒党委书记！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动了。不仅公司机关干部，而且下面单位的干部、群众都跑来观看这些大字报、标语，看一看我们这些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青年人。　　终于，一迭迭将普通群众、干部打成“小邓拓”和“右派”的所谓“黑材料”，在我们的猛烈压力与整个社会造反形势高涨的敦促下，公司政治处和各单位党支部被迫将其交了出来，分别召集大会，公开当众予以烧毁。　　对此，不仅那些因莫名其妙一些言论、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邓拓”“小吴晗”的人，那些因支持过湖南大学红卫兵八·一九行动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使整个公司大部分群众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贯是神圣不可侵犯、威严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居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镇住了”，从来就不敢说也不敢想，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还会“出现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们说出来并敢这样轰轰烈烈地逼迫党委予以纠正了。这一切，使人们都一下子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起惧了。　　大批的老工人公开的找到我们“红色支队”或下面“小分队”办公室，诉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或感觉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公道。一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告诉我，由于他为一件小事曾与单位经理吵了架，结果，那位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竟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要将他打成“坏分子”，幸好那次运动历时短暂，没有斗坏分子的任务，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动员一部分职工离开城市下乡去当农民时，他的妻子则在他们夫妻自己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被强辞工作，列入到“退职下乡”的名单上，至使他妻子至今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难至极，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件衣不打补丁。还有几个老工人向我控诉，他们因为平时打牌、喝茶等娱乐较为密切，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看不顺眼，则在职工大会上严厉指责为“组织小集团”，扬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侦查，结果，吓得他们数月战战兢兢。　　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多很多，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中，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无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动机上，会有不少的失误和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种不同程度伤害的普通群众，或只是自我感觉到由此而心理受到伤害的群众，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申诉与发泄不满的环境和渠道，而只能长期压抑在心里，现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这个大气候好机会，终于，十七年中积集下来的怨气，一下子喷了出来。只要是批判“当权派”，是造“当权派”的反，相当多的群众此时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边，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参加，从心底却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　　我顿时成了一个受崇敬的人，许多是属于我的父辈的老工人，都对我表示出种种亲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去参加那儿由十几个老工人组织的会议，我一进会议室，他们竟“刷”的一下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鼓掌欢迎我，使我大大地受宠若惊。当他们就如何发动全体职工群众以图举行一个批判他们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大会的问题，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时，便请我为他们“作出指导”，在我谈了自己支持他们中某一方案的意见后，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马上声明放弃原有方案，而全力服从我表示赞成的方案。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终并不以为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只是愿意认真干点事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为“时势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所揭示的道理。　　烧毁那些“黑材料”的行动，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为从些再不会有无缘无故整人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于死地的作法了。岂不知我大错特错了！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整人的所谓“黑材料”顽强得很，烧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烧一次，却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文革至今有三十多年了，仍还塞在了很多人的档案袋，厚达尺余。　　可见，尽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岁的人，毕竟还是很幼稚的。　　不过，第一次烧毁“黑材料”的“壮举”，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们支队已拥有千多名成员了，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都成了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队员。我们“红色支队”办公室配备了扩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机等宣传设备，还弄了几辆当时还非常贵重的自行车，作支队委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党委书记签字批钱买来的。　　我刚参加支队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来活动，而现在，我们五个“支队委员”则全部是“职业造反派”了。由红色支队写一个“借调令”，盖上大印，交到我们厂里党支部书记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厂里上班（工资却可照领），而一心一意来造反了。而由一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开具的这种“调令”，居然也有了一种行政效力，各单位管理部门也予以了默默认可。这事，真应了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句名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　　与此同时，公司系统先后还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在当时社会上有多少造反组织，各厂矿、公司、机关甚至学校里，就会有多少他们的分部。一个单位的群众，全部参加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事，是没有的，多多少少总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同时共存。在一九六六年底时，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不仅在影响上已控制了公司，而且在人员上也已占了大多数。　　我们公司除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外，第二大的组织就是“东方红总部”的分部，其亦拥有几百名成员。我们公司机关及各单位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则是竖起“市级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号。我们这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经过一番协商后，又在公司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联合协议中注明：几个组织在本公司内部都隶属于这“联合指挥部”，服从统一指挥。但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则不受“联合指挥部”的约束，而各自听从各自组织的调遣。曾XX被推举为公司“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因为我们“红色支队”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组织，颇受其他组织的尊重。我则亦成了“联合指挥部”一名“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得到中央支持的上海“一月风暴”即造反派夺权风暴开始了。我们公司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也象全国的造反派那样，从此由起初的求平反、索“黑材料”而造反的行动，也开始步入了文革中的夺权风暴阶段。
    第七章，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记事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复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竟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每每目赌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吁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我站在马路上，象被钉住了，惊谔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剌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象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剌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一会儿，冲入教堂的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剌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一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
    “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苦，也非常紧张，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象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我的脑子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二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藏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查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俩个人的狭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一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负重地走开。
    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俩人就先到了“胜利”摄影社。熟门熟人，瞿凯旋开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胜利”摄影社的职工，因此，我每次去“胜利”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地欢迎。
    象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庞达明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胜利”摄影社摄影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度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后来的资料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胜利”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２４　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
    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象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我们都惊住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坐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士兵们冲了进来，剌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一个也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当然不敢动。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
    “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手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个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查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资料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
    “支队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
    “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二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
    “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
    “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
    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剌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我的同事阳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机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们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阳、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阳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阳、侯幸免。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让我们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weng ewang.org 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措施。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O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w engewang.org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 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wen gewang.org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wenge wang.org 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竟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不从产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浮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24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
    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停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肖，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肖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肖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肖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肖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肖师傅说了。肖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肖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对此，有一段时间，肖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肖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肖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肖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weng ewang.org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摘自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日—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
~{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８０华里。
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０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１９６７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８·１７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９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啥。”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也——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６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关公社１２个大队共杀了１１２人。
    ◇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１２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１２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２０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杈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还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
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
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附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８月２７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７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６人。
    ……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
    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８月２７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９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６４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６２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
~{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被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
~{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６０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５０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５８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６５年６７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６７年８月１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８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７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１２０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瞅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１２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澎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快钱（这张条子１９８６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８月２６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捅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２０元钱和４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１９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８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５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口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口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１８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３０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凶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口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１８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晚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了。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１７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一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
    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蔻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未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口，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踹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口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１３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踮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掼，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５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７５岁；何国新，男，５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
？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啊！”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６０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口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　旧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口，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莽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１９６４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历时５７天，共杀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乎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开始杀人。
    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
    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１９６７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１７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１２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１０９２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３２５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３４５人（含被迫自杀的４８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著称。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２１个公社就有１８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９月间的几天内杀１５８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１４５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３３个公社，其间共杀２１８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２２５８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迫自杀２７８人；致伤致残１１３２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多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９月１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６９５０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２３”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鸣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１０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口。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４口；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口。刚满２０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８６】刑字第１０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４９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１９６７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栋一家大小５口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费３００元，共计人民币６７９元。因周文栋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栋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栋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　原载于香港《开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

       2011年11月16日修改

    2008年2月1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