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六册（7）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出席〗
戚本禹：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同时要团结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都打倒，每个人都有毛病，老干部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斗争经验，要看大节，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邓路线。对老干部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特别是路线错误，很多人都犯了。他是领导，不执行行吗？当然，他不检查就要批判，但仍要挽救，我们对黑帮分子还要改造嘛！
对于军队问题。军队问题军队自己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冲军队。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去冲击。
（这时沈阳总部代表谈到沈阳军区以及辽宁军区的问题。）
对于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不谈具体意见。
（问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戚本禹：《女民兵》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具体哪年不太清了。是三八节出来的。
戚本禹：你们对劫夫同志有意见？
（答：是，还不是一般意见。）
戚本禹：可以同劫夫同志当面谈吗？
（答：可以，当面还要批判呢）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你们最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我不认识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只是在报上看了他的歌。我不懂音乐，也不会唱歌，小学音乐才六十分。但是好的歌曲我愿意听，好的革命歌曲能激奋自己。
这几年，音乐界阶级斗争很尖锐，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特别印象深的是在困难时期，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国内外敌人攻击我们时，我听了一个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怕困难。迎着困难前进的英雄气概，我打听是谁写的，说是劫夫。那时候文艺界乌烟瘴气，他的这首歌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三年我去沈阳，过去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次我去东陵，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些女同志唱《女民兵》，我第一次听这个歌曲，问了一下谁写的，又是李劫夫，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其他的不说，就突出说这两件事。
去年，东北一个音协的张文彬，在医院里，他是搞音乐的，向他请教音乐界的问题，他讲到东北音乐界，认为劫夫同志是好的。
根据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他是老干部，参加革命很多年了。比我还早呢？！对过去是有贡献的，从他来看，他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
我们的意见供你们参考，你们的材料，我们回去也看一看，我们这些意见彼此交流一下。
你们是否从整个历史上看一下，看他的创作历史，看实践，重新审查一下，考虑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是不是四类，我看不是，而且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他有错误，可以检查，改正，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最近还在写毛主席语录歌曲（100条）。过去一定说过些错误话，这是肯定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文革小组也倾向这个意见，让他回去，一起和你们参加斗争，能过关就过关。假如你们认为他还是三反分子，也可以写材料。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音乐界的人你们可以排排队，张权、李凌……。张权和他，谁是自己的人呢？劫夫同志还不是那样的。过去的不说，社会主义时期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东西。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你们可以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要帮助他，让他和你们一起战斗，给他革命的机会，给他战斗的机会。
你们都唱过劫夫的歌曲吧？
（答：唱过。）
好，才唱，坏的，就不唱了。
（对劫夫）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红色造反团的战士说：我们一定负责把首长的讲话转告我们总部，并且按照执行，我们一定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
（我们澄清两个问题：劫夫不是我们带来的。我们对劫夫没有定性，我们有很多人在搞调查，我们是先揭发，后批判，再定性。现在没有定性他是三反分子，有些人过激些是可以理解的。）
戚本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红色造反团战士：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同时，他又批准一批毒草出笼。对张权十分宠爱，赠诗送画，写曲。我们认为是两面派。）
戚本禹：这是立场不坚定。因为我要保他，所以好的方面讲得多些，你们可以理解。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你们能办到吗？
（红色造反团战士：一定按首长指示办事。）
戚本禹：不是三反分子这一点你们双方一致，都没定性，那就好。我要去开会，你们谈吧。
（戚本禹同志走后，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同戚本禹的秘书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陈毅副总理二月十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辽宁朝鲜归侨代表。在会上陈毅副总理代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向大家致以亲切的慰问。
陈毅副总理对代表们讲话中说，你们的爱国革命精神很好。你们要求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记下来了，我一定给你们办。你们不愿给国家造成负担，很对。能工作的工作，能劳动的劳动，不能劳动的也应得到国家的安置，我一定答复你们的要求。
陈毅副总理还说，希望你们一部分人参加侨委工作，中侨委已经瘫痪了。按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提出的领导机构必须“三结合”的指示，重新组织新的“三结合”机构，将瘫痪的旧中侨委砸个稀巴烂！
最后代表们要求通过陈毅副总理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同志问好。
陈毅副总理点头说：“好！好！一定带到！”
（全场掌声雷动，人们高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七年二月，２１·１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沙均兆、杜忠智、李乃华、张要武、孙红武、邵玉凤（女）六同志，均系贫下中农出身，青年工人（有的是代干），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中共预备党员，他们最大年龄二十四岁，最小的才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阳市委把他们抽调到沈阳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工作，被派到各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以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哺育下，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实际斗争也教育了他们，工作团所执行的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背道而驰的。工作团所到之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逍遥法外，而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受尽种种抨击和迫害。他们逐渐认清了工作团犯了方向性错误。于是，他们起来造反了。 去年八月十八日，沙均兆等六同志写了《辞职书》，递交给市委和工作团，声明不再充当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防队员，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接着，他们陆续写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中学工作团》等革命的大字报，炮轰市委、砸烂工作团。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李青等一小撮人明白，沙均兆等革命的工作队员，是省市委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的见证人。李青等看到革命烈火烧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市委勿勿忙忙地做出决定，解散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团解散以后，沙均兆六同志被留在苏家屯社教分团，集中在市委党校整训，准备派到农村参加四清。 在党校整训期间，沙均兆等六同志继续揭发了省市委的许多问题，并且组织了革命队伍，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烈火大有燎原之势。九月十二日，在《揭发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上，沙均兆等同志联名揭发了省市委及工作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李青参加了这个大会。市委对沙均兆等革命小将怕得要死，惊魄未定，就急急忙忙地做出决定，宣布社教分团马上进点搞四清，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李青等人的这一阴谋，立即被分团的革命群众所识破，沙均兆等革命同志立即召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誓师大会，强烈要求留下社教分团，继续揭发市委的问题，肃清文化革命工作团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会上宣读了《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会后，他们把《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散发到沈阳市各处。 沙均兆六同学的革命行动，使李青等一小撮人闻风丧胆，又恨又怕，把这六名同志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十四日，王焕然、冯玉麟、朱德广、李凤祥随同王健向市委书记处作了汇报，李青接见了他们。杨春甫、李青、陈鹤轩、刘宝田、朱维仁等立即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对策。李青传达市委的决定说：“书记处同意大家留下，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李青还居心叵测地指示：“分团不要出面领导，不要出点子，有事直接向市委汇报。” 主子下令，奴才卖命。九月十四日，在王焕然、王健等的精心策划下，纠集分团的保皇小丑，成立了分团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抗。暗中，王焕然、王健之流，拼命给他们的心腹打气，多次非法开介绍信调查沙均兆等六同志的问题，为抓右派作准备，可是表面上还不露丝毫痕迹。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分团红卫兵协商，双方都认为，“目前，问题已经揭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揭的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沙均兆、郑福山两同志代表大家要求分团尽快安排大家下乡帮助秋收，参加四清。朱德广阴险地说：“不要着急，国庆节以前不下去了，农村的四清已经停止了，不要着急下去。现在大家意见不一致，反映还不一样。有的人揭完了，但还有些问题不清楚，大家要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我们支持你们。” 王焕然、冯玉麟忙于奔波，一切准备就绪。二十日，王焕然、冯玉麟向市委作了汇报，请示斗争办法。市委指示抓住《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的枝节问题，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反革命。王焕然供认：“二十日汇报，我们汇报了《强烈抗议》和《呼吁书》的内容，要市委明确地给个底，群众相互之间要批判，要辩论，符不符合十六条。”开始找到陈鹤轩，陈说：“这事得找李青。”找到李青，李说：“两书可以辩论，大家可以澄清澄清。”当汇报到两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有“与世隔绝”、“世外桃园”时，李青大发雷霆，气愤地说：“什么‘与世隔绝’、‘世外桃园’，这是看旧小说太多了吧！”从而给他的打手做出了抓辫子，把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示范。 九月二十一日，王焕然等召开各队支部书记会议，把李青旨意渗透下去。当天下午，这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事件就开始了。 在大会围攻期间，市委唯恐围攻不力，拼命给部下打气。肖佐汉在回答围攻六同志是不是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说：“你们到农村去搞四清，那里是第一线，斗牛鬼蛇神，在这里也是第一线。可以斗吆！”一句话泄漏天机，这帮混蛋早已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牛鬼蛇神。分团的大事记中也写道：“九月二十一日，绝大多数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右派。”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罪行留下的铁证。在围攻期间，分团的一小撮保皇小丑，还把沙均兆六同志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找来，由副团长冯玉麟等亲自出马，介绍他们的反党罪行。冯玉麟说：“他们对准市委，想整垮市委，决不是小事情，这是方向问题。”李青等一小撮人，给沙均兆等六同志归纳了莫须有的四大罪状： 一、扭转了沈阳市斗争的大方向； 二、挑动学生斗工作队员； 三、拖住四清工作队，不能按时进点，打乱了市委的四清布署，包庇了农村的地富反坏右； 四、四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到市委要材料，给市委增加压力，降低了市委威信，把矛头指向省市委，炮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李青等一小撮人，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六同志进行斗争。只许六同志逐条承认反党罪行，不许他们反驳。当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语录时，会场高喊：“严防扒手”“不许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准争取群众”，当六同志理正严词地指责他们违反十六条时，一小撮保皇小丑恶毒地攻击：“十六条适用于学校，对我们这儿不适用。”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六同志休息，强行拉出去“辩论”，逼迫六同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当有人说：“这六名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成熟，都很年轻。”保皇小丑就暴跳如雷，大声叫喊：“别看他们年轻，北京枪决的杨国庆年轻不？”在他们的逼迫之下，六同志有的五十多个小时吃不进饭，有的同志因为被打成反革命给朋友写了绝笔信。李青等一小撮人，对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的残酷镇压，真是触目惊心。 九月二十七日，在斗争大会上，沙均兆六同志据理相争，坚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向省市委提出一系列质问，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阴谋诡计，李青的打手当场丢丑，被追得理屈词穷，目瞪口呆，群众也逐渐明白了事实真相，李青、王健一小撮人的画皮面临揭开。这下，可吓坏了王焕然、朱德广等保皇小丑。当晚急急忙忙召集分团负责人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停止第二天的“辩论”。王焕然、朱德广急忙请示市委，陈鹤轩接见了他们，以后李青也知道此事。陈说：“你们暂时可以缓一缓吧，要澄清澄清，弄个东西出来纠正二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挽回影响。”从此，大规模的围攻告以段落，相继而来的是小会“帮助”，强迫六同志检查，修改二书。老实告诉李青等一小撮混蛋，大型斗争会上得不到的东西，小型围攻会上更是得不到。沙均兆六同志被逼得吃不进饭、睡不着觉，星期天都得检查。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剥夺了沙均兆等六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和权力。 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日，长达二十一天的逼供期间，李青等一小撮人耍尽各种流氓手段。李青指使他的奴才和打手，造谣中伤，暗中在六同志一人的面前说：“他的家庭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过去就对社会不满，他对党劲这么大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跟着他瞎起哄。”妄图使六同志离心离德，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赵景才曾对邵玉凤同志说：“你的问题轻，承认就算了，不要象他们那样，应该知错必改，悬崖勒马！”暗中，派遣“特务”，跟踪盯稍尽极镇压迫害之能事。 李青等一小撮人，因时因地不断改变斗争策略。十月十一日，市委把分团的队员放跑以后，沙均兆等六同志留下来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他们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李青等一小撮人更是慌张。他知道，对这六个坚强的革命闯将，威逼是不行的，就在生活上多方面“照顾”、尽力“关怀”，妄图收买他们。王焕然说：“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一定照办。”并说：“住在市委党校很不方便，可以住到沈阳宾馆，也可以住到辽宁大厦。”李青点头称是。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李青等一小撮人为了达到对沙均兆六同志政治迫害的目的，竟然要年轻的女同志充当特务，有意亲近他们，打进六同志的内部，作李青等一小撮人的耳目。李青、王健、王焕然等一小撮人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居心是何等狠毒，手段是何等卑劣！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李青等一小撮老爷们，不仅不认识错误，相反地继续以新的形势来欺骗群众，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月四日，陈鹤轩就派王健来市委党校煽风，说农村要人。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市委吓得魂不附体，陈鹤轩派王健传达市委书记处决定，十月三日下点搞四清，（李青已承认：象这样的事情由书记处决定）逃脱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责，妄图蒙混过关。当即遭到杜忠智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必须批判市委及社教分团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交还黑材料。串联的革命学生也强烈抗议。但市委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不但没按原计划退出党校，反而于十一日上午把人全部放走，动作之神速，出乎意料！提前两天，鬼在哪里？下列事实可以说明： １、十月十日，王健来党校根本没提在十月十一日上午工作队全部撤离党校。
２、十一日早七点三十分左右，清华大学孙仁佳哈工大李延二同学到分团找冯玉林，冯告诉孙、李：“工作队马上要进点四清”。孙李二同学十分气愤，当即去找李青。冯当时已经查觉孙李二同学不满，有闹事的可能，但是冯在八点三十分召集的队长会上仍然按头一天晚上的决定布置。 ３、孙仁佳、李延二同学找到李青后，把党校集中的三百四十多名工作队员十一日要下去参加四清的问题以及杜忠智等六名同志要求全部留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见告诉了李青，并要求李青采取紧急措施，把人留下，李青当时频频点头、答应把人留下，杜忠智同志也找到李青。李青讲：“我已经知道了，孙仁佳和李延同学已经跟我讲过了。”并说：“我已经打电话联系了，人不走了。”其实，他早已把人放跑了。 ４、王健供认，十月十一日以至以后李青根本没跟他谈过要把３４０名队员留下。 当我们找李青调查此事时，他吓得面色发黄，哑口无言。事实俱在，是抵赖不了的。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我们找李青调查这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的过程中，李青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放毒，狂妄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十月二十一日李青说：“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就是犯方向、路线错误，而搞四清派工作组就不是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到现在我也没搞通。”请看，李青哪里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思，他还在疯狂地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就在同一次会上，李青还说：“噢，你们还不相信我，我要是这样，那不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了吗？！市委就不是共产党的市委，而是国民党的市委。这样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李青真是混蛋透顶，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充分地暴露了李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野心家！ 李青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陷于革命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要群起而攻之，全党共讨之，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２１·１联合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组成单位： 沈阳市原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野火》《漫天雪》《真理》战斗组清华、北大、北京广播学院、沈医部分革命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工沈农驻市人委联络站、沈阳市人委红色造反团部分成员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红旗报》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时间：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中南海小礼堂。李富春李先念参加接见。〗
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周总理责成鞍钢付经理林云侠保证执行《鞍钢赴京代表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同时警告保字号“大联合”，不得以任何借口，撕毁协议，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并且要派李富春、李先念付总理去检查。
周总理在这第二次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又痛斥了王鹤寿，
他说：“军队支左，支持反王（鹤寿）、钟（剑平）观点，有倾向性是可以的。我也有倾向性。我就不相信王鹤寿，不赞成王鹤寿，他在冶金部呆了很久，搞成一言堂，一塌糊涂，不可以相信，没办法，下放鞍钢。开始生产搞得还好，文化大革命，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王、赵、罗、钟肯定是不能回去的，停职反省是最轻的了！王鹤寿还有历史问题。难道鞍钢离了王鹤寿就不能活了吗？”
周总理临走时，最后强调说：“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国对准刘、邓、陶、薄、鞍山对准王、赵、罗、钟，在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
附：中央首长批判王鹤寿
李富春副总理在六月十三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月十日又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关切地问：“你们钢铁学院是不是直属冶金部的？”革命造反公社战士答：“是”。在谈到大批判时，谢付总理说：“你们钢铁学院搞钢铁都是一样的”，“对刘、邓、陶、彭、罗、陆、杨的斗争批判都是一样的吧！”，“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谢富治副总理八月十六日又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周总理八月二日凌晨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陈伯达同志八月八日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来源：1967年8月26日北京钢铁学院《东方红》第2版，以及其他材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摘要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大方向问题，你们来两个多月了，谈这个协议也谈五六天了，两个多月以来，你们看得东西不少了，你们的大方向掌握了没有？天天打、砸、抢、杀人，弄的停产，大批工人离厂，这不是大方向。你们应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进行本部门的斗批改，进行三结合，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才是斗争的大方向。
（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解放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但你们现在作的，把工人阶级领导到敌对情绪，对解放军采取敌对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各革命组织谁也不能压谁，谁也不能打垮谁。最后都要实行斗批改的，实行大联合的。是革命组织不要压人，是革命组织也压不垮。
群众之间绝不能用停发工资这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斗争呢，不是经济斗争。用经济斗争处理政治斗争是错误的。
（来源：1967年7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5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产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为了坚决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坚决贯彻中央《六·六通令》，立即煞住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迅速恢复正常生产，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对沈阳市人民粮、油、煤、菜、水的供应，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产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停止打、砸、抢、抄、抓、杀。各方面已抓的人员，要立即清查，提出名单，然后将抓去的人员全部无条件的送交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由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组织各方分别接回。
二、立即就地彻底清查武器和各种武斗工具。各方面都不得隐藏和转移，然后加以清点上交，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要如数的退还给原单位。今后不准抢夺各种武器和爆炸品。国家生产的武器装备，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动用。各种武斗工事要立即拆除。今后如再发现那一方动用武器、刀、弓、箭和其它化学、爆炸物品，由本协议监督小组和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调查处理。对于首先挑起武斗和动用武器和其它工具打死人的凶手及其幕后操纵者，要予以严惩。
三、迅速恢复正常生产。首先要恢复交通，各方占用的公共汽车要立即放回，各路公共汽车，有、无轨电车要立即通车。占用的生产车辆要立即退回原单位，群众组织不得动用生产车辆。今后都不得拦路劫车，保证驾驶人员的安全。然后组织动员群众返回原工作、生产、学习岗位。有不同观点的对方，不得歧视、驱逐，要确保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并照发工资与助学金，过去抢夺的个人财物要立即退还。从外地、外单位调来参加武斗的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地和原单位，各派不得互相袭击，违者按《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四、各方要立即查清混入组织内部的不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和其他坏人，协助沈阳卫戍司令部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五、由各方派出三名代表（其中至少有一名常委），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由张海棠同志任组长，由薛殿卿、孟繁志、徐广林、贺铁民等四名同志任副组长，在广大革命群众监督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各方要给予监督小组和卫戍工作人员的方便，不要阻挠，干涉。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
六、本协议从签字时起，立即生效。各方要广泛宣传《六六通令和本协议，充分反动教育群众，做执行“通令”和协议的模范，造成一个群众性的制止武斗的热潮。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贺铁民 王久明 王桂琴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徐广林 王金庸 段友仁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于连英，申屠四金，鲍克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薛殿卿 郭易新 何振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十五时三十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6：20至9：02，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摘录。〗
康老：告诉你们个经验，武器赶快交，安徽两派都争着交，怕落后，这种精神才好哩！
总理：联络员要跟中央联系一下，把中央批转安徽、江西的文件要发给在京的所有代表。大连铁道学院两派对立的还很厉害吧？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神。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
康老：有些人脑子里没有国家，没有敌情，就是有宗派。
总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康生：我想提两个问题，要求你们想一想。第一，想想你们怎样做个代表，这是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第二，要你们想想怎样按毛泽东思想开好这个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共同努力，搞好、搞彻底，这要代表们努力，你们代表在北京能掌握政策方向，就对本地有积极的作用。反过来不按中央指示办，代表也可以在本地区起坏的作用，所以你们怎么作个代表要想一想，代表什么？你们来干什么？都要想一想。中央叫你们来开会，怎么才能开好，怎么开得不好。你们思想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是搞不好的，你们的责任很大，对中央、对本身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很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1967.11.28； 中发 ［67］ 35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鞍山市军管会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群众就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报告和《鞍山居义小学革命师生自己动手修复校舍国家没花一文钱》的报告很好，鞍山市中小学广大师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的教导，自己动手，修复校舍，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物资和人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作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不只是为国家节省了钱，砌好几道防风墙，更重要的是在头脑里筑起了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防修墙。”现在将这个报告和这篇报导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大学、中学、小学各校的广大师生学习、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沈阳“八三一”、“辽革站”、“辽联”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以及沈阳地区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万分关切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沈阳地区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到毛主席的身边──北京来开会，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多次接见三派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地方干部，我们也幸福地受到了接见。这是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从而促使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今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在此期间，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又多次面聆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进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沈阳军队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表示诚恳接受和感谢。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东言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芳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犯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东北局书记处曾向中央表示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叫着“非常时期”文件的精神，并要求中央给东北地区调拨物资，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结果犯了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和不顾大局的错误。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在我亲自参加制定的阜新市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中，没有很好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偏重于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改革规章制度先立后破。这是很错误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到纠正。但《二十三条》公布后，我还提出过一进村就可以实行三结合，这就直接违背了《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逐步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九六五年我在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中，对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直接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在客观上起了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较长时间内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很差，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再就是东北局几年来对学习主席著作这件头等重大的大事，抓得很不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从以上的错误中可以看出，我虽然是要跟主席的，但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刘邓是有共同点的。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革命警惕性，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我们和刘邓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识破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种种罪恶阴谋，加之中《修养》的毒较深，因而对他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却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就是我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我犯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照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的原形，把他们拉下了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播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地欢迎同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决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在斗私中批修，在批修中斗私，不断地同私字作斗争，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同时，我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马明芳、顾卓新和喻屏的揭发和批判。我对马、顾、喻的问题另行揭发，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不能动摇。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我们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教导，尤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积极地热烈地开展拥军活动。“拥军爱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口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推向前进。因此，广大革命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永远热爱人民解放军，永远拥护人民解放军，永远学习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前进。
最后，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和大家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任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首先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东北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和军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开会，解决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在京期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在几次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教育很深，鼓舞很大。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关怀下，东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全面胜利。
我们沈阳军区、辽宁军区机关和驻沈部队，自从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支持下，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广大革命群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以犯了上述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的不好，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得不深，贯彻得不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运动发展很快，而我们的思想认识却往往落后于形势，既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也跟不上群众运动发展的要求。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也作得不够。我们还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不能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归根到底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也是对错误认识迟、改正慢的基本原因。
上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我们领导，参加支左的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过去有些干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也同我们教育帮助不够是分不开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也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认错，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认错。对于过去曾经受过我们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我们错抓过的人员，我们向他们检查错误，赔礼道歉，宣布平反。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我们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并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提出批评。
目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辽宁、沈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积极地促进沈阳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热情地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认清责任的重大，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更好地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中央赴辽宁省调查组辽宁省军区（附“十条规定”和“联合报告”）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沈阳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沈阳地区三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九·九”协议签定后，在中央首长亲切关怀和中央调查组的协助下，经过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努力，迅速地煞住了大型武斗；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稳定了社会秩序；出现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之后，沈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帝、修、反的特务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并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挑起武斗，干扰斗争大方向。为进一步贯彻“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坚决打击暗害、凶杀、抢劫、偷袭等罪恶活动和立即煞住武斗歪风，为确保“四大”的正常开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中央解决辽宁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协商，重申“九·九”协议必须无条件贯彻执行，并再作如下规定：
一、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由各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要做斗私批修的模范，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全面开展形势教育，宣传一年多来文化的革命的辉煌成就，正确认识大好形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和各单位的代理人，并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必须把现有的武器、弹药和其它武斗工具（包括私造的地雷、手榴弹、土坦克、土枪、土炮和长矛、匕首、大刀、化学毒物以及各种半成品等）立即封存，十天内一律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对逾期不交者，应发动群众揭发，并由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监督小组和警备区司令部共同动员上交，对于拒不上交者，可强行收交。尔后如再发现非法携带武器、弹药和武斗工具者应强行收缴。对转移、隐藏、私造武器弹药和非法鸣枪、爆炸者，应由警备区司令部、市公安局军管会根据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今后任何组织都不准抢夺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不准动用军事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违者按“九·五”命令处理。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的指示。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六·六”通令，立即煞住打、砸、抢、抄、抓和武斗歪风，坚决打击凶杀、暗害、偷袭等罪恶活动
１、对于凶杀、放火、暗害和抢夺金库、银行者，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对过去发生的凶杀、偷袭和重大武斗案件，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要进行调查核实、严肃处理。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要予以协助，并积极揭发、检举上述案件的幕后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不得纵恿、包庇。违者，该组织头头要负政治责任。
２、任何群众组织、个人都不准挑动武斗，一旦发生武斗，本单位和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和介入。违者，均应承担政治责任。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三派代表任何一方报告的武斗、凶杀案情后，应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３、各方现扣留的人员（包括当权派）必须一律立即无条件释放。今后绝对禁止抓人、抄家。违者，以扰乱社会治安论处。
４、各种武卫组织、变相武卫组织以及进驻外单位的武卫队，必须立即解散，各回原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
５、对于抢夺国家财物者，应按中央“九·一三”通知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控制的一切制高点（包括本单位控制的和进驻到外单位的）和武斗工事（包括明堡、暗堡、战壕、各种射击掩体、因武斗修建的铁门、各种障碍物等），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五天内一律撤离和拆除；各革命群众组织无权设置禁区、地界，无权宣布戒严和巡逻。违者，经说服教育无效者，由该组织头头协助监督小组、警备区司令部严肃处理。
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和在外单位设立的广播站应一律取消。各单位的广播站要高举起毛泽东伟大红旗，不搞互相攻击性的宣传，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把广播站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红色宣传阵地。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七天内把抢来的所有机动车辆（包括能行驶的和不能行驶的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为了恢复正常交通秩序，加强车辆和交通管理，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各主要交通路口上设置车辆检查站（每站由三派各派一名代表协助工作），检查所有的过往车辆，凡无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以及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不符者，属于抢劫的车辆，退还原所属单位，对于拒绝检查与违反交通规则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整顿组织，清理坏人，纯洁内部。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积极支持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严厉警告一切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应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制裁。
七、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任何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农村文化大革命，不得到农村去抢劫、抢枪、抓人、挑动武斗，不准挑唆农民进城，已进城的农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铁路运输的各项决定和指示。不准介入铁路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和活动上与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切断联系。不准以任何借口拦截火车和抢劫运输物资，更不准对旅客进行搜查。
九、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各革命群众组织与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下同）脱钩，不得干予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一切公安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内外串连，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全体公安人员应全面贯彻执行“公安六条”规定，有效地行使专政职能。
加强监督小组的工作，维护监督小组的威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证监督小组的工作顺利进行，不准冲击他们的驻地，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借故围攻、殴打、扣留监督小组的成员并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违者，应承担政治责任。监督小组的成员，应积极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在监督执行协议过程中，应密切配合、充份合作，不得推托责任和拒出现场。
十、本规定签字上报中央审查后立即生效，有中央调查组协助监督小组监督执行。各革命群众组织立即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和每个成员，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并向全市人民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警备区司令部丙辅治、郭景新、薛殿卿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十八时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中央、中央文革各位首长：
首先让我们以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在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的殷切期望下，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促进和实现沈阳市革命大联合，我们三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共同协商，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现报请中央审查，并请指示。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胜利的道路上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斗“私”字，坚决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我们有勇气有度量有决心迅速实现沈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掀起革命的大批判和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零点四十分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捷报频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春风吹遍东北三省，北国风光无限好。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辽宁省二千八百万人民和驻辽宁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报喜：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的重大成果。我们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辽宁省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高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恒等大叛徒，大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工业，农业，文教及各个领域中，极力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把东北地区，辽宁省作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王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用尽种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扭转革命斗争大方向，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攻击人民解放军，妄图把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冲破了重重的阻力，经过激烈搏斗和反复较量，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再的反扑。他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夺权斗争；击退了去年二月由马，顾，喻，周之流在辽宁掀起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砸开了东北局，辽宁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特务和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斗倒斗臭；打击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为关怀。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推动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给全省军民以无穷无尽的力量。辽宁地区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去年八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集辽宁省，沈阳市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两级军区和原三级地方党委的负责人来到毛主席身边开会。去年十一月，又将辽宁省，沈阳市部份原主要领导干部调来北京，解决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许多极为重要。极其亲切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对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都做了重要批示。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驻军全体指战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对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辽宁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组织了大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基层单位，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以后，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改正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推动革命大批判，大力促进辽宁各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当前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四月底为止，全省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十六万五千九百多期，参加学习的达一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怀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对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顾，喻，周之流，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咀脸和滔天罪行，粉碎了他们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大叛徒，大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比的憎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的热爱；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大为提高，在分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的基础上，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现在，全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二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一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二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
（三）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人（内工人代表十二人，贫下中农代表三人，红卫兵代表四人，机关干部三人）；革命干部代表十人；军队代表九人。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三十八名，暂缺三名，留机动四名）
姓名 单位 职务 性别 年龄 民族 家庭出身 本人成份 政治面貌 籍贯 备考
陈锡联 沈阳军区 司令员 男 54 汉 贫农 雇农 党员 湖北红安 军人
李伯秋 沈阳军区政治部 主任 男 51 汉 旧职员 学生 党员 辽宁辽阳 军人
杨春甫 辽宁省委 书记 男 55 汉 中农 学生 党员 河北任丘 革干
王良 辽宁省委 书记 男 52 汉 富农 学生 党员 山东郓城 革干
杨迪 沈阳军区司令部 副参谋长 男 45 汉 地主 学生 党员 湖南湘潭 军人
杨弃 辽宁省军区 政委 男 50 汉 小地主 学生 党员 陕西汉阴 军人
毛远新 男 汉 革干 学生 党员 湖南湘潭 革干
尉凤英 沈阳七二四厂 工人工程师 女 34 汉 工人 工人 党员 辽宁抚顺 辽革
任宝成 沈阳气压机厂 工人 男 30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山东宁津 8.31
王凤恩 沈阳变压器厂 副总工程师男 45 汉 市贫 工人 党员 辽宁本溪 辽革
刘忠礼 沈阳四一○厂 工人 男 34 汉 贫农 工人 团员 辽宁宽甸 辽联
于桂兰 沈阳毛织厂 工人 女 33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山东 8.31
张治国 辽宁大学 学生 男 23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山东寿光 8.31
魏礼玲 沈阳农学院 学生 男 22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安徽和县 辽革
郝义田 东北工学院 学生 男 26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昌图 辽联
刘盛田 营口水源公社 革委会主任男 41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营口 农民
白潜 辽宁省委 书记 男 50 汉 破落地主 教员 党员 河南南乐 革干
药子明 辽宁省人委 副秘书长 男 50 汉 中农 工人 党员 山西榆次 革干
毕文廷 辽宁省团委 书记 男 43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山东文登 革干
杜湛 辽宁省银行 行长 男 50 汉 中农 店员 党员 山西河津 革干
阎存林 辽宁省气象局 副局长 男 49 汉 贫农 贫民 党员 河北平泉 革干
李锦章 沈阳一一二厂 工人 男 34 汉 工人 工人 团员 山东诸城 8.31
徐广林 沈阳市电话局 机务员 男 31 汉 雇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沈阳 辽革
李培元 沈阳四一○厂 工人 男 26 汉 中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抚顺 辽革
林柏松 东北电力技改局 工人 男 29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山东栖霞 辽联
吴国清 沈阳有色金属加 工人 男 32 蒙 贫农 学生 辽宁阜新 辽联
工厂
王秋凤 沈阳红星区银行 储蓄员 女 31 汉 小商贩 学生 党员 辽宁沈阳
于文忠 沈阳市建三公司 保卫干事 男 33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辽宁丹东 8.31
贺铁民 沈阳医学院 图书馆员 男 37 汉 职员 学生 党员 河北扬宁 8.31
郑希久 辽宁省人委民政 副科长 男 38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吉林辉南 辽革
厅
于海涛 辽宁省林业厅 技术员 男 34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内蒙 辽联
喀佐后旗
刘玉儒 锦县晓光大队 党支部书记 男 50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锡县 农民
张祥 辽宁昌图宝力 民兵连长 男 31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昌图 农民
公社红樱大队
王从周 沈阳军区工程兵 政委 男 50 汉 中农 学生 党员 河北唐县 军人
张海棠 辽宁省军区 司令员 男 56 汉 贫农 徒工 党员 江西清江 军人
常仲连 沈阳军区空军 高炮司令员 男 54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河南孟县 军人
麻继斌 沈阳军区后勤 部长 男 49 汉 地主 学生 党员 河南郾城 军人
营房部
刘采芹 辽宁省军区 副政委 男 57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山东莱芜 军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十点五十五分至十二点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到会接见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受接见者：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负责同志、辽宁省、沈阳市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江青：现在我们开会，请康生同志读中央批示。
康生：
同志们，现在我们读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的中央文件。同志们都有文件没有？（有！）文件上用红字写着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同志们经常讲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现在毛主席告诉我们照办，我们照办！你们也照办！忠于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们照不照办。（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读中共中央［68］70号文件，略）
再重复一句：刚才念的文件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希望同志们贯彻执行。（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
我讲几句，刚才康生同志读了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特别强调提出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康生同志讲的意见大家要特别注意。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言行一致，理论和行动一致，表里一致。
中央批示指出了辽宁省的重要的特点，“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的比例。”刚才送来一个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辽宁二千八百万人口，工业人口占一千万，这个比例很大。我国工业化的省份辽宁是最大的，并且是重工业基地，全国主要的工业基地。鞍钢、抚顺是很出名的，现在怎样呀？要起模范作用，鞍钢要在全国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作用。过去在鞍山的走资派王鹤寿被打倒了，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大家要同心协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革命，促生产，把鞍钢生产很快促上去，这样会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抚顺是全国最大的煤矿，现在还没成立革命委员会，要赶快协商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抚顺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上去，这样对全国的工业生产也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批示说：“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包括抚顺、旅大、本溪吧？“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还有铁路交通问题，辽宁处于重要的地位，希望把抓革命，促生产搞好。辽宁是全国铁路最多的地方，旅大是重要港口也在辽宁，港口也要搞好。在座的同志们要极大的注意这一点，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
中央批示有这么一段：“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委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中央对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这个要求，要很快见诸实施。
辽宁与东北地区和好几个国家交界，有苏修、蒙修和其它修正主义。还有过去日本占领东北相当久呀！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会看着辽宁的兴旺不来干扰的。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干扰，回击他们的干扰。批语也讲了：“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须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这一段大家要提高警惕。中央批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宁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很重大的责任放在同志们的肩上。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团结一致，有分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一致。我们说中央对辽宁的要求一定能实现。
（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请总理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出来，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藏在暗处的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蘅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藏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干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不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不在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晚，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出来。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十岁以下，二、三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三一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了。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了，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说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最后我们呼几个口号：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有一个事情康老叫我提一下，延边军管会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朱德海有很严重的错误，不能回去参加革命三结合，现在也不揪回去批斗，等延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考虑。
康生：给你交个底，他的错误很严重，弄回去斗，还不是时候，但你们不要再保他了。
江青：祝贺同志们！明天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散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军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关怀辽宁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给予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辽宁省广大军民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十分高兴地向辽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两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向驻辽宁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继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东北地区各省也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是很快的。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抓紧。希望辽宁省的同志们，以及别的地区的同志们，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发现和支持革命的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军民团结，竭力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妄图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忠于毛主席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忠于毛主席的驻辽宁省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坚持不懈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实践，热情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了新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特务和隐藏的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要把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和这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要注意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做好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使一切革命力量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对敌。
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爱护它，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防止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要继续加强军民团结。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希望辽宁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国防、工农业、交通运输等战线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眼看自己各种阴谋诡计统统遭到失败，就妄图用更卑鄙的手法，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全国广大军民必须眼明心亮，揭露阶级敌人的卑鄙手法，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破坏生产的阴谋完全彻底破产。
辽宁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辽宁大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辽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二、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以及欧、马、顾、喻、周之流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物。他们虽然已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进行更狡猾、更隐蔽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大批判，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深刻地揭露和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工业战线上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 [内部参考，注意保存] 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 1968年7月15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在九月下旬的军级干部会议之后，派出二十一个先行连队到农村进行试点，组织一千一百二十九个调查组，五千三百七十余名干部、战士，分别到三个省一百一十二个县、十三个市郊区和一个垦区的一千一百零四个公社进行调查，现将社、队两极领导班子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从已调查完的三十四个县的三千五百九十八个社、队的领导班子情况看，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新的红色政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并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但是，夺权和反夺权，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少数班子被坏人操纵或把持，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应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对第一类好的领导班子，要帮助他们继续抓好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用示范和个别指导的方法，充份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推动农村斗、批、改。
对第二类中间状态的领导班子，在上级革委会统一安排下，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本社、队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所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社、队干部学习班（参加“三结合”的和没有参加“三结合”的都参加），其次，广泛发动群众，搞好社、队的斗、批、改，主要是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适时转入整党、建党工作。
对第三类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领导班子，由上级革委会派出的解放军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当地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同阶级作斗争。团结原班子中的革命分子，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打击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分化瓦解反动势力，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稳、准、狠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斗争中牢固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彻底改组这类领导班子。我们认为，这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重点中的重点，一定要抓住、抓紧、抓到底，作出成效。同时在斗争中发现和培育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党，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按照革命“三结合”的原则，更新、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健全新生的红色政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五日关于对军区《今冬明春三支两军工作安排情况报告》的批示，给全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致感到方向更明了，信心更强了。决心以“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感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搞好农村的斗、批、改。
关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的调查，将另行报告。
不当之处，请指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武汉：1969年3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12.07；中发［68］163号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
（此件各地视情况可发到已经成立好革命委员会的县级权力机关）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人民解放军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战备，发展农业生产和解决大批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从1969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在此之前，只有1954年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国务院、中央军事务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出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农场、黑龙江某地省属农场、黑河农建师、合江农建第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兵团共有职工20余万人，耕地1000余万亩。建设兵团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干部兼任。
3月20日，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000人改为现役部队，但不列入部队定额。
此后直到1970年，相继成立了江苏、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山东、浙江、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还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平时配合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或机动执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新疆建设兵团1975年发展到220万人口，拥有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各种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3。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经济建设规划的需要，
从1972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消或是改变领导体制。建设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地方党和政府领导，军事工作和现役部队则归所在地军区领导。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和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当陈伯达这个反党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立即拨正了全会的航向，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阴谋，把这个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会议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致表示坚决紧跟、坚决照办。
到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揭发、批判，剥掉了他的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隐藏在党内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老反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而是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帝、修、反的忠实代言人；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反党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小小的老百姓”、“小小的小学生”，而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同志们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他划清了界限。
在批陈过程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的教导，对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大家反复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光辉论述，更加看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第一”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判中，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陈伯达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竭力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暴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大家说，陈伯达那么起劲地“称天才”，就是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他用谣言和诡辩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妄图分裂我们党，达到他阴谋篡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批判中，大家还狠批了陈伯达“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大家说，陈伯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他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其罪恶目的是为他反党夺权服务。通过批判，大家认清了陈伯达的所谓“理论”，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识破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决“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两个会，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下面，我根据军区党委常委、辽宁省委常委研究的意见，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党内出现一次大的斗争，象这次出现陈伯达反党事件，在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突然？有的同志甚至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党内不出这类事。经过学习、批判，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清，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深深扎根。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四年，当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就会出现象王明、刘少奇、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就是这种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他标榜自己懂得马克思，用谣言和诡辩阉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大讲特讲什么社会主义“规律”，为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干尽了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复杂，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仅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还必须“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防止象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权重要，还是路线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对了，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政权还会丢权。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反党篡权上台以后，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基层单位，比如象鞍山眼前山矿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粉碎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从陈伯达的反党罪恶活动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总是要从右的或从“左”的两个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甚至理解错了，就不能抵制和排除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执行中还会“左”右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彭德怀搞“正规化”，照搬苏联那一套，我们做没做？做了的！刘少奇的黑“修养”出来，我们学没学？把它当“教材”了嘛！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我们也是搞了的。杨成武抛出“大树特树”，我们也是跟着喊了的。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的不好，理解得不深，执行得不自觉。
要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帮助；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斗争。要不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认真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搞好党的基不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教育。对路线问题，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也不能忘记。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决不能“来以前不知道，听到后吓一跳，学习后有提高，过一段又忘掉。”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总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缺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思想作风一定要正。思想作风不正的人，党性不纯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就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这里，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果陈伯达到东北来乱跑乱说，我们能不能识破，会不会上当，会不会受骗，会不会也要抬他当“太上皇”？我想，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克服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等歪风邪气，不提高革命警惕，也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反对骄傲自满的问题上，我们军区近几年来，联系三支两军、部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先后抓过几次；省革委会成立以来，通过路线分析、思想“爬坡”，也抓过几次。但由于我们认识不高，抓的不狠，没有把反对骄傲自满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中央三号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军区和辽宁省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从军区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包袱，满足现状，自以为工作做得还不错，似乎还能“过得去”。有些同志自以为打仗有功，支左有功，盲目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只想当革命动力，不想当革命对象，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固步自封，上级指示装不进，先进经验学不进，群众意见听不进，靠“老本”过日子，认为“老本”不多可以吃一阵子，水平不高可以用一阵子，理论不高可以凑合一阵子。有的在工作中看成绩多，看问题少，讲成绩总觉得没说够，讲缺点总觉得过了头。有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个人说了算。有的搞军阀主义，训人整人，骂人打人，耍威风，逞霸道，甚至利用职权，欺人压人。有的滋长了资产阶级庸俗作风，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原则不坚持，错误不斗争。有的当官做老爷，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有的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事活动中不谦虚，不礼貌，在宣传上有强加于人的现象，对内以大压小，总要高人一头。这些问题，有的发生在我们领导身上，有的虽然发生在下面，但责任还在我们领导，首先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从辽宁省来说，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个“三高、一早、一好”的说法（即去年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财政总收入达到了较高水平，省委成立得较早，革命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同志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要头脑清醒，正视存在的问题，克服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革命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千万不能头脑发胀，忘乎所以。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党培育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正象同志们说的，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阶级斗争，就会分不清敌我；带着私心和资产阶级派性掌权，就会使革命政权改变性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搞歪门邪道，闹宗派，拉山头，破坏党的团结，甚至走上反党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我们讲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作到“五个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就要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就要反对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搞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就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请示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重视调查研究，遇事不能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不了解情况就乱讲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辽宁在建立省委之前，搞思想、路线“爬坡”的时候，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错误就比较少；凡是仓仓促促，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由个人决定的问题，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主席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辽宁省搞了一个“一把火烧两头”，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形式来搞。一头，烧清领导班子思想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一头，烧牛鬼蛇神。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把领导班子烧垮嘛！而是使各级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更好地发挥了对敌斗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就要认真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干革命就要讲阶级，讲路线，不能搞人性论，不能搞折衷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要拿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更不要怕引起争论。原则性的争论，不仅不会妨碍党的团结，反而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当然，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无限上纲。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又要求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正如林副主席所指出的：“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经过这次批陈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许多同志说得好，单纯的工作经验代替不了毛泽东思想，埋头苦干代替不了革命的理论，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路线觉悟。工作忙忙碌碌，学习马马虎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就会迷迷糊糊。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爱吓唬那些不爱学习的人。不爱学习的人，也最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一旦上当受骗，轻者给人家当“叭喇筒子”，重者会给人家当“打手”。这是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挤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而不能强调工作忙，没时间，不去认真学习。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想学习的借口。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学一阵子；要真正弄通，而不能一知半解；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而不能理论和实践脱节。要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尽快地改变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总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忘记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批陈整风，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纲，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搞好批陈整风运动，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同刘少奇斗争的继续，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陈为重点，首先把“批陈”搞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为武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并要从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打一次“防疫针”。
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是把批陈搞好，在搞好批陈的同时，也要把整风搞好。下面，就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如何深入搞好整风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们军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军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军队要谨慎”。
毛主席在看了贵州省军区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报告后，又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对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总结报告的批示上，强调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又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召开了华北会议。林副主席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毛主席又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今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对军队这样关心，为什么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我们领会：
一是我们军队，现在一方面担负着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还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要同地方同志一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我们必须认识到，军队地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大了，工作的面更宽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因此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地方同志，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如果我们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瞎指挥，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危险。
二是我们军队确实有两个包袱，有各种不正之风。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爱护历史荣誉是对的，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包袱，骄傲起来。在胜利的形势下，更需要谦虚谨慎，正象同志们所说，“胜利的军队最容易骄傲，胜利的形势最需要整风”。我们必须通过整风，放下包袱，去掉不良作风，保持谦虚谨慎。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抓的不好，就会落后于形势，就会犯错误，就会对建军不利，对建政不利，对继续革命不利，对个人思想革命化不利。
三是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要反党篡权，总是首先要抓军权。高岗、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罗瑞卿是这样，陈伯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军队的同志必须十分谨慎。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挥下，成为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辽宁省前一段搞思想“爬坡”、路线分析，搞了一年多，这是对的，是有成绩的。它为这次整风创造了条件，但它决不能代替这次整风。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根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丰富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而我们搞的思想路线“爬坡”，虽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按照这次整风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有些“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团结不好，还有不正之风。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思想“爬坡”和路线分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搞好。
我们要防止和克服对整风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上半年烧，下半年爬，年终来个大检查。”有的同志认为，“反骄到顶”，“无骄可反”。有的同志说，“就是有点骄傲，也是光荣的缺点、红色的包袱”，甚至认为，“有骄无害”、“骄傲有理”。这些都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在批陈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同志，要自我革命，自觉革命，带头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上，靠下，化自己”。通过整风，把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让毛主席放心，让林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去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改造农村旧的集市贸易，创办了一种新型集市──社会主义大集，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哈尔套公社靠近辽宁和吉林两省交界。这里土地瘠薄，气候干旱，过去粮食产量很低。一九七四年冬季，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打破“猫冬”习惯，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出勤人数逐渐减少。接近过年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更少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经公社党委了解，原来是集市贸易的一股习惯势力在吸引着他们。
哈尔套的集市贸易已有多年的历史。每到“逢五排十”的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来赶集，多时四、五千人，少时也有两、三千人。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利用集市倒买倒卖，弄虚作假，搞资本主义活动。这种集市对一部分没有摆脱私有心理的富裕农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由于这种集市的影响，这个公社的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学大寨运动开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的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怎么改造农村集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简单关闭，或者进行一般管理，结果，关，关不住，管，又管不好。另一种办法是，根据农村现阶段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扩大购销范围，积极组织群众间的交换活动，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改造现有的集市贸易。
新型集市出现了
哈尔套公社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首先组织干部、群众大办政治夜校，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对农村集市贸易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深刻的批判。同时，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批判和思想教育工作，很多社员主动提出，把准备赶集的个人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公社党委决定，因势利导，组织社会主义大集。
一九七五年元旦，这种新型的集市在哈尔套公社出现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售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它日用品。市场上购销两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过去那种呼买叫卖、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习气一扫而光。在这个集市上，公社和各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各种文艺节目，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群众既来赶集，又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这种集市上，还有城市工厂组织的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工农联盟、城乡交流的生动景象，听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和学习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他们高兴地说，赶社会主义大集，越赶对资本主义越恨，心和社会主义贴得越紧，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
这种集市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一出现就把资本主义势力给压下去了。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这种社会主义大集越办越好。现在，除了定期举办的综合性大集之外，还根据农时季节和群众需要举办单一商品的交流大集。这种集是综合性大集的补充，它在指定时间、地点和范围之内，严格遵守预先议定的价格，把供销社目前还不便于经营的仔猪、鸡鸭雏、秧苗等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群众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这样，就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九类一百二十八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阵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在一般的农副产品购销之外，公社还利用赶大集的机会，组织各队向国家交售粮食、生猪等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的产品。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不久，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哈尔套公社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分析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实践，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他们认识到，办好社会主义大集，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象集市贸易、商品交换、自留地、家庭副业、按劳分配等等，在政策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决不能给它供氧输血，使它无限制地扩大，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
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哈尔套公社党委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始终把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们通过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自觉地与私有观念决裂，与旧的传统习惯决裂。在这个公社，各大队的政治夜校经常开展“路线教育”、“一事一议”等活动。每举办一次大集之前，他们都要组织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时还请老贫农讲家史、村史、社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的教育。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炕头上、人心里，不断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样，社会主义大集就有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
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
“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同样也适用于办社会主义大集这场斗争。（⑴⑷）
哈尔套公社党委认为，要让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公社党委要带头同旧传统观念决裂，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公社党委书记那顺（蒙古族）是个老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把办社会主义大集看成是继续革命的一场斗争。他带头回忆自己文化大革命前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沉痛教训，主动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顺坚持继续革命的行动，带动了公社、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青年干部施亚文，主动说服自己的母亲把自留地上产的黄烟，头一个按国营牌价卖给国家，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也带动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革命化，全公社出现了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景象。
把供销社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哈尔套供销社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在柜台里讲买讲卖，不管柜台外的阶级斗争。在收购农副产品中搞了许多清规戒律，这个不经营，那个不收购，适应不了社会主义农村的需要。创办大集一开始，公社党委就把端正供销社的经营路线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公社党委提出，农村商业部门要坚持政治挂帅，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成为打击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军，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当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这个供销社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们积极扩大经营范围，把多经营一个品种看成是多占领一块阵地，多铲除一块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一年多来，这个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增加三百五十多种，农副产品收购比办社会主义大集前增加四十一项，同时还增设了商业网点，方便了群众，支援了生产。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小红炉，方便社员修旧利废；小车下乡送货上门，收购到队。在各门市部，还增设了布匹剪裁、图书租借、义务割玻璃等服务项目。这样一来，即使不逢集日，群众也能和国营商业网点发生联系，不给资本主义留下可乘之隙。
社会主义大集出现以后，为了保证市场物资的稳定供应，哈尔套公社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安排生产时把市场需要考虑进去。各生产队落实国家种植计划时，在不影响粮食作物、不减少国家计划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统筹安排一些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逐步用集体经济的产品取代过去靠社员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同时，在继续鼓励社员个人养猪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发展集体副业生产，把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市场货源结合起来。这样，不但在商品流通领域里，而且在商品生产环节上也掌握了向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地保证了市场上物资的稳定供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学大寨出现了新局面
社会主义大集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哈尔套农村商业的面貌，而且教育了人，改造了人，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公社的一些队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泛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以后，这种局面很快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正气压住了资本主义的邪气，形成了“干社会主义光荣，搞资本主义可耻”的革命风气，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可喜成果。
这个公社富有大队北疙瘩苏生产队老贫农、共产党员杨福祥，群众称赞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棒打不回头，是干社会主义铁了心的人。他对旧集市早就有反感，社会主义大集一出现，他积极支持，认为这个办法能“卡住资本主义脖子”。他说，贫下中农的眼睛不能总盯着自己的小家庭，共产党员的心不能只想自己的事，干革命就得让社会主义在头脑里扎下深根。一次，他到外地开会，生产队有人用大车拉着社员的七百多张炕席到外地卖高价。他回队以后，一个副队长向他夸耀自己为生产队收入一百多元拉脚钱，还说什么：“队有收入，社员满意，弄了个两全其美。”他一听不是味，就马上批评这位副队长说，你向资本主义让步是“最大的不美”。并且说，你是领路人，只想多抓钱，不想学大寨，不带领群众赶社会主义大集，方向就偏了，路线就错了。一席话说得这位副队长无言可答，承认了错误，同时，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查。这件事，使社员们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路线教育。这个公社的敖汉大队腰敖生产队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林大娘，过去“搞副业为自己，赶小集入了迷”。自从举办社会主义大集以后，她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天天为集体拾粪。林大娘转变思想，一心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受到社员们的称赞。老放牧员周德金，过去一边给集体放牛，一边为自己拣烧柴，准备到集市上去卖。现在，他扔下拾柴篓，背起拣粪筐，一边放牛，一边为集体拣粪。全大队的十几个放牧员共为集体拣了二十多万斤粪肥。
自从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来，哈尔套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这个“山多土薄风沙大，十年九旱条件差”的后进公社迅速改变了面貌。去年一年，全公社兴修水平梯田二万多亩，等于过去十年所修梯田的十倍，同时还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这就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去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四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五，交售商品粮数增加了一点八倍。社员们说：“十年学大寨，唯有今年快！”
社会主义大集的创办和发展，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时，社会上也出现一些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哈尔套公社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公社党委正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集，推动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哈尔套公社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受到中共辽宁省委的重视和支持，去年全省先后三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的大好形势。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辽宁省在清理打砸抢案件临近结尾时，抓紧复查验收，不让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打人致死、致残的首恶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占据领导岗位。
十年祸乱中，辽宁省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打被逼致死。在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以后，辽宁省委一直把从各级领导班子里清除打砸抢分子当作重点，紧紧抓住不放。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一万五千人。但在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一、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查。十年祸乱中，抚顺石油三厂有十三人被打致死，七人致残。但在清理打砸抢时厂领导班子不认真清查致死致残原因和责任者，而是用多给抚恤金、多安排子女就业的办法来软化死者家属，不让提出问题。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当年搞武斗和清队的人仍在清查班子中，一清查就暴露了他们自己。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营口市五金公司有个副经理叫张东阁，靠造反上台，是黑山县四大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营口市工商管理局为查清他的问题，四次派人去黑山调查。黑山县委组织部有的人在派性干扰下，封锁情况，一直打保票说他没问题。最近，他的儿子张奇用他窝藏下来的手枪（一共三支）打死了女朋友的父亲和姐姐，打伤了女朋友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的真面目才开始暴露。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辽宁省师范学院原在朝阳地区时，朝阳地委曾派工作组进校，责令四个有打砸抢问题的人停职检查交代。后来学校迁回沈阳，对这四个人不仅没有再查，而且恢复职务，加以重用。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辽阳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赵振金，原在广东省海丰县当武装部长。三年前转业来辽阳时，考核不周，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去年部队转来材料，才发现他在清队中打人最厉害，是积极参与迫害彭湃烈士儿子彭洪的人（以后彭洪同志含冤死去）。除此之外，有些单位虽然查了，但不认真、走了过场、留下后患。就是一些查得比较认真的单位，也有定性偏宽，造成遗漏的状况。
为把清理打砸抢的工作善始善终搞到底，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本溪市委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结束大规模群众性的清理打砸抢工作以后，就及时抓了复查验收工作，并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几名市委书记认真过问自己分管战线的清理工作，对一些问题多、难度大的单位，或派工作组，或调整领导班子，把尚未查清的打人致死致残事件普遍立案清查，从中找出主要责任者。对全市性、集团性案件，由市委揭批办牵头，统一组织力量，联合办案，消灭“三不管”状况。复查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十五名。通过复查验收，全市二十五个县以上后进单位已有二十二个改变了面貌。复查验收还发现了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平反对象一百一十五人，对他们进行了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对全体与会者有很大促进。大家认为：要纯洁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余孽，必须象本溪市这样善始善终地结束清理打砸抢案件这一历史任务。现在，省直单位和各市地已开始打消“战机过、证难取、案难落，领导无人过问，运动干部急于散伙”的畏难情绪，普遍都在抓紧复查验收。
对当前全省清理打砸抢复查验收这项工作，辽宁省委的估量和提法是：有遗漏，各地都有一些。不是再搞一次运动，不另提口号，但决不能让这些人遗留在班子里，占据领导岗位。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查清。在处理上要严格按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和省委五十八号文件办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可法办可不法办的就不法办。但对首恶分子不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都应清除出党，撤销职务；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应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一般不给处分。（前一段对首恶分子的捕判面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给予纪律处分的达百分之二十九。）辽宁省委为清理打砸抢工作规定的验收标准是：一、被打致死致残的案件是否查清了，主要责任者是否做了处理。二、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人，是否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该处分的是否处分了。三、结案材料是否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手续完备。省委要求各市地和直属单位结合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在今年七月底以前结束清理打砸抢的问题。（记者李彦）
（原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４日第１６９０期）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 《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 （1978.12-1980）》，北京：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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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0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现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１６９０期）《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转发给你们。
辽宁省委的清查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通过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仍然发现有种种严重问题。辽宁省委正在推广复查验收的经验，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查清；同时，还注意发现和解决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问题。这条经验，很值得重视。
粉碎“四人帮”已三年零九个月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对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不能低估。低估了是要吃亏的。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绝对不允许打砸抢分子、所谓“造反派”头头和那些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满怀怨恨，甚至是咬牙切齿的人混进领导班子。对这个问题，务请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以及纪检机关的领导同志充分予以注意。
（此件可印发至省、军级）
一九八六年七日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大力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补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在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我省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下发了辽委办发[1982]3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的工资也应予以补发(按规定扣除固定收入和困难补助费)。
为了进一步妥善做好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工资的补发工作，针对当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解决意见：
一、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应予以补发。经济情况较好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要尽快加以解决；经济效益差，经费比较困难的亏损、微利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单位，可采取立据分期补发的办法，把偿还计划逐个落实到人，力争在近二、三年内补发完毕。
二、对于乡镇和街道所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停发、减发的工资，由于这些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产供销、人财物都未列入当地国民经济计划和劳动计划，不能和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等同起来，可根据各单位财力状况和本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解决或一次性补助。
三、补发工资经费来源，可采取多条渠道解决。首先，要立足于企业内部挖掘潜力，增产增值；其次，上级主管部门要统筹安排，集中一部分资金，解决本系统一些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第三，对经济困难的单位，由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解决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补发工资问题，必须严格审批手续。要由原单位经过调查，提出解决意见，上报上级(即县团级)主管部门审批。原单位撤销的，由现所在单位负责处理。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一九八六年七日十五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86.09.27；组通字[1986]38号
现将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处理。
叁、本节研究资料
张志新冤案怎样平反的？(陈禹山)
来源: 中国妇女报
30年前，“文革”的血雨腥风中，倒下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张志新。
1979年7月，《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就张志新的平反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并写下了采访手记。
今天，这篇手记在这里第一次发表。文中所述展示了中共辽宁省委在粉粹“四人帮”后如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拨乱反正的过程。
申诉
1978 年7月开始，张志新的亲属、家人，分别向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局、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同时发出申诉信件。
这些申诉信，写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最先得到回复，表示已转有关部门复查。张志新的母亲喜出望外，手捧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热泪盈眶。
最高人民法院立了张志新案的申诉案卷(摘要)：
郝玉芝等为张志新申诉。张志新历史清白，一贯追求进步，但是于1969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无期徒刑。后来又在1975年判死刑，4月间执刑。
“我女儿犯什么罪，又捕又判？家属一点不知，令人奇怪。辽宁省公安局、法院几次来人调查，查了几次。我们家属产生极大怀疑。又问她从小得过什么病？是否得过抽风病？但调查人来了几次，从不告诉家属她犯何罪。口头答应让探监，亲属去沈阳监狱，又不让探视。
还有1975年4月3日(4日)将她处决，到1976年5、6月间才由辽宁省公安、法院来人找家属处理遗物，是何道理？据我女婿曾真(已离婚)来信说，张志新曾讲过反对林彪、江青的言论。特别讲过江青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在郝玉芝提出申诉之前，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央关于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提示，复查该地区案件。刑庭副庭长宋延龄在审查中发现张志新案是反林彪、“四人帮”的，向副院长闫景春汇报。闫景春决定亲自复查张志新案。
笔者于1979年7月专程赴营口访问了闫景春。他说，他当时要来张志新的全部案卷，看了三天，边看边摇头，有时甚至掉泪。他是老司法，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司法队伍，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春复职。他说：
“张志新所说的每个问题，令我震惊，她马列主义水平高，和林彪、‘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毫不含糊地捍卫真理，坚持原则，不怕牺牲，也令我惭愧。但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林彪、‘四人帮’，又如此坚强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提出申诉？她的家属为什么不提出申诉？我了解到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我马上派人到沈阳监狱去提审张志新。回来的同志说，张志新已于1975年被处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张志新案的通知后，指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审。
复查
1979年7月20日。笔者来到辽宁省委宣传部，了解张志新案的平反经过。
赵川(辽宁省委宣传部处长)：营口法院给张志新案平反，曾来部里开座谈会，介绍张志新的观点。座谈会后，把会上记录整理出来，给部长。张志新受迫害时，部长也在牛棚里关着。他看了记录后，说：“真不简单。”他批转各副部长传阅。
我们到沈阳市法院了解处刑情况。当时他们对此案复查按兵不动，我们要求看看案卷。他们说：“不能给你们看。”回来跟部长汇报，部长要我们起草报告，向省委反映。当时听说张志新是被秘密处死的。
1979年1月中旬，省里成立公检法联合复查组。复查组由当时分管公检法的省委领导张铁军挂帅。经过复查，公检法方面同意平反，认为是一般冤案，不算烈士。
部长不同意是一般冤案，认为张志新应定为烈士。
最后，经省委常委会决定，定张志新为烈士。发文件宣布平反和开追悼会。
7月22日上午。笔者采访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
赵文兰：领导上要我接办张志新案复查工作之前，我知道此案。
在这之前，案件是由原办案人×××复查，×××对我说：“张志新这案，还有什么可改的。她把党的‘九大’、‘十大’也否了。”“我们加处死刑，是实事求是的。”
1月15日下班前，领导把我叫到院长办公室，把×××也叫去。领导说：省法院来电话，省里提出张志新案复查要换人，原办案人不要参与复查。这样，×××就不能复查了。要他把卷宗移交给我。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把卷宗带回家里看。许多材料是张志新写在手纸上的，字很小，6万多字，我用放大镜看。
省里不断来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情况。为争取时间，省里把我看了的卷宗拿走，省里的同志就接着看，流水作业。
头三天，我内心很沉重，很矛盾。但三天后，心情就翻过来了。我觉得，这不是一般案件，是宗大冤案。张志新是自觉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她代表了全国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出了心里话。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了。她面对的是当时党内的大人物啊！她10年前所说的那些话，是我们现在批判林彪、“四人帮”说的话。在批斗会上，她所说的话，体现了她对党的忠诚。她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但被打成了反革命。
审讯她，她不服，说自己无罪。她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要么我投降，要么你们镇压。”“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常常边看卷宗边掉泪。内心控制不住。我想，如果当年大多数的共产党员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国家就有可能避过这场灾难了。
7月22日下午。笔者采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徐凤林：张志新案复查，市中院开始时，由原办案人×××来办，他说这案没错。
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了。省里决定市中院原办案人×××回避。
省高院复核时，没有阻力，原办案人，主动写材料，看不到有抵触情绪。
李德生指示，此案从头查。省、市分开查，宣传部、市中院、营口中院、监狱各查各的。张铁军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
任书记(任仲夷——笔者注)对复查组工作抓得很紧。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书记亲自主持汇报会。
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
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根据复查结果，我们认为，张志新同志是敢于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好干部。张志新被错杀，是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一桩严重罪行，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司法工作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应立即撤销原判，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作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她的英雄事迹，并且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好她的亲属和子女。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
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
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省委领导人参加了大会。除了张志新母亲郝玉芝因年迈没能前来参加大会外，张志新的丈夫、子女、张志新烈士的哥哥、妹妹都来参加了大会。
在平反大会开始之前，复审张志新案，并坚持为张志新平反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在看望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时，把她找到的10多件张志新的遗物交给他们。
赵文兰说：张志新被杀害，留在狱中的东西共125件，后来法院判定：全部没收。省委决定给张志新平反后，我找到经手处理遗物的卢钢成同志，老卢打开账簿一查，东西早在两年前就处理了。我对老卢说，烈士的遗物，是无价之宝，哪怕找回一针一线，对亲人也是个安慰。
我和老卢一起到处寻找，老卢一件件认，最后认出了十几件，有茶缸、眼镜、手帕等。
二00五年八月，《不该忘却的纪念——追忆张志新》（陈禹山）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摘自悼念张志新烈士诗集
解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解说人
时间：２００５年８月
地点：深圳
解说：１９７９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这源于１９７９
年６月至９月间在中国各地掀起的对张志新事件的系列报道活动。二十多年之后，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追问，谁是张志新？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辞海》中的注解：张
志新（１９３０－１９７５）天津人。女。１９５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之中，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遭受残酷迫害，在１９６
９年９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被杀害。表
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１９７９年３
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本期《口述历史》的
讲述者陈禹山先生３０年前是《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正是他在１９７９年６月
５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揭开了全国报道和学习张志新烈士的热潮。而今天
他要讲述的则是《辞海》中未能涉及到的张志新案件背后的故事。
陈禹山：那是７９年，报社就收到一份来稿，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给报社寄来的。
我记得题目是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稿子收到以后，记者部的主任，就拿给我看看，
我看完以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重磅炸弹，这个题材非常
重要，但主要道理讲多了，实际情况讲少了。当作一个宣传报道来讲，应该给读者
更多一些真实的细节情况。他说那好，你能不能去辽宁跑一趟，我说可以。
解说：第二天，陈禹山做火车前往沈阳。那封如重磅炸弹的来信说的正是张志新的
事情。信中说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部因为思考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被整得
很惨。陈禹山例行公事地接受了采访任务，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五天五夜的辽
宁之行竟然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
陈禹山：稿子５天５夜，连睡觉都没有，没有睡过觉。流了很多眼泪，我这个文章
绝对感动大部分读者的，令我更难受的就是好多东西不能说，没有把完整一个张志
新的案件，张志新完整的人格写出来。
解说：或许正是为了弥补那份遗憾，寄托一份对真相的追求，对历史的尊重，陈禹
山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将他所了解的张志新案件的始末和盘托出。
陈禹山：大概就是６８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
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
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
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
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
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解说：１９６８年５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９ 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
被动员上山下乡。１０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
辽宁省“一O·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
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陈禹山：揪出来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
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
上审查批判，逼她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就不断地逼，
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４１３专案组。
解说：按照陈禹山的解读，张志新以言定罪的这些言论最初其实都只是在与同事朋
友之间的闲聊之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思想
，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待中，她被迫说出了自
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地越来越深，直到１９６９年９
月１８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解说：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
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不过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
关押，并且遭到了虐待。陈禹山在报道张志新事件的过程中亲自前往沈阳监狱。在
监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了张志新曾经住过的牢房，蹲过的小号，被割喉管的
现场，他还亲眼看到了张志新曾经带过的脚镣。有关张志新在狱中遭虐待被逼疯的
传闻，陈禹山说，可以得到证实。传闻张志新在狱中还遭到强奸的厄运，对此，陈
禹山说，从他所接触的材料和受访人群中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陈禹山：张志新最初是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
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具档案记载，１９７０年５月，盘锦地区
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
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
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
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
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只这一句话，救了张志新一条命。然而，厄运并没有因此
远离张志新，她又第二次被判处死刑。
第二次判死刑是这样的，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
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道，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上
犯人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
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就喊了。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那么就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一个无期徒
刑的人重新犯罪就死刑。
解说：这一次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陈禹山在档案
中看见了有关那次常委会议的纪录。
陈禹山：一共是５个议题，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死刑犯，就是审张志新。后来毛远
新讲了，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改革
，杀了算了。整个常委会，时间我没有算，整个记录大概６０个字，不到１００字
就终审了，就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决定。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之
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３月
１９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１９７５年４月
４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４５岁。
解说：陈禹山回忆说，张志新档案中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
一枪击毙。在执行枪决之前，张志新的家属曾被询问，是否要遗体和遗物，当时张
志新的爱人曾真和两个孩子已经离开沈阳，在农村插队，他们表示什么也不要。数
年之后，张志新平反的追悼大会上，女儿林林捧著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
志新的遗体到底在哪，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陈禹山：到曾真（张志新丈夫）的家，曾真不在家，她林林告诉我，爸爸到什么旅
社，人大的一个老师过来看，他去看他们了，那么就和林林谈，那个时候林林１８
岁左右，她的小弟弟大概十岁左右。
我去采访那个时候的心里是明白的，就抓细节。她就讲她妈妈在干校被捕押回
沈阳以后，抄家，搜查，把张志新押回家里。张志新的女儿上学去了，上学回来的
话，那么邻居叫她不要回家了，给他讲了，最后那个邻居看到张志新已经戴着手铐
从家里出来，以后再讲林林出来，叫她出来见妈妈，那时候车开车，林林就追这个
车喊妈妈，就是最后一次见妈妈是这样见的。她妈妈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她就被认
为是狗仔子，黑帮，在街上那些人用石头打她，欺负她的弟弟，她想入团都入不了
，都是讲她受的那种，一个孩子受的株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伤害，这样的东西
对我印象是很深，我为这个事情很难过。
解说：自《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之后，陈禹山又采写了《走向永生的足迹》，和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两篇报道。为此，他再次前往辽宁进行深入调研。通过集
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的方式，陈禹山采访了包括法院，宣传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另
外还有张志新的邻居，同事，家人，一共上百人。陈禹山说，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
材料，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张志新。
陈禹山：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想起来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这个人可以说很完美
。她的完美最重要是内心，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很有爱心，而且对国家对民族对
我们党的事业真是充满了激情的，不是反对不是冷漠，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女共产党
员。她的领导叫做周恒，那是辽宁省的负责人，主要是抓文艺的，他回忆张志新的
话，学习非常刻苦，就是勇于思考，明辨是否，而且敢于仗义直言。
解说：张志新身上散发的气质与她的家庭不无联系。她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参加过
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张志新有
３个哥哥，３个妹妹，张家姐妹们从小就学会了弹奏乐器，曾被誉为天津音乐界的
才女。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曲子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抗美援朝期
间，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人大学习俄语。也就
是在那里，她与曾真结为夫妻。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说法早有传闻。时隔近３０年
，陈禹山回忆说，这种说法，其实有所依据。
陈禹山：就是档案里有的，而且那个都写了，她承认，张志新的家人也开始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回复，要求地方人民法院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复查。陈禹山回忆说
，当时负责案件复查的赵文兰法官分析，要想翻案必须突破两个禁区，其一是那些
针对毛泽东的言论，其二是张志新的精神问题。在为张志新平反的过程中，人们利
用这两点为突破口，为张志新洗刷了不白之冤。
解说：从１９６９年因言治罪，到１９７９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
醒之时，只是张志新此时已经无法体验重拾清白的那份解脱。这也许就是整个事件
的悲情所在。不过，我们今天的讲述者陈禹山却一再强调，今天说出这一切不是要
开诉苦会，身为记者，翻阅档案，采访证人，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真相记入历
史。
陈禹山：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三个月，之后在中央的统治下，停
止了宣传，不过人们对这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她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她原来和
两个人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事情是她不讲，对方也不会讲的，但是她这个
东西她自己讲了。当时穆青在新华社发表一篇通讯，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基本上全党全民都学习这个焦裕禄的精神，张志新学以后很感动，她是找组织坦
白。
解说：作为一名老记者，陈禹山坦言，当年在采写张志新报道的时候，自己并没有
注意去挖掘人物身上的缺点。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他依然坚持认为张志新是个完
美的人，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缺点错误的话，她的婚外情可能是唯一的错误。除此之
外，张志新在坦白交待的过程中，从未承认过其他错误。
张志新因言治罪，惨遭割喉枪决的命运，不过，这惹祸上身的“言”，其实并
不仅仅是二十多年前宣传报道中，甚至《辞海》中所描述的“反对林彪，四人帮集
团”，而是因为她坦率地评说了毛泽东的功与过。
张志新在１９６９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１０年之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吻合。只不过，张志
新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在１９７７年底，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各地开
始贯彻这一精神，与此同时一事件的思索和探讨还在继续。
□ 摘自《凤凰网》凤凰卫视节目“口述历史”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朱建国）
◇ 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
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光明日报》全力推
出张志新系列报导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
秘闻不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４０年》，
１９１页）中说：
从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９月１２日登载《论
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３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
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
及各种报道８６篇（幅），约１５块整版，１４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
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
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
。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１９７５年４月
４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
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
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
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
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
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
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
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
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１９７９年５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
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
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
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四天夜以继日的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
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
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五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
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
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６０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
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２０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
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２０周年”之日，在改革开
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得，
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２０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
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
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
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
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
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
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２０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
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
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
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
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
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
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
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 张志新确有“第三者”
１９７９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曾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
说我姐姐有“作风问题”？陈对此避而未答。
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张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我对不起你
们……这句话是双关的，既有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
疚。但那时陈觉得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２０年，陈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
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
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
认，她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
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
自己。但她惟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同
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道德过失，她愿坦荡
认错。
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当年体
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
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与
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
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四
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
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
真正的人，而不是神。
◇ 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
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
，又有“好象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
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
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
。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
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
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
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
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
，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
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
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
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
“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
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
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
案报道讨论在３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 转载自《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张志新的凄然清泪》（茉 莉）
~{ 当年为张志新哭泣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从农村回城不久的少女。那时满世界
~{麻木混浊的庸碌俗人中，突然迸出那么一个侠骨柔肠、光彩夺目的女英雄，不由得
~{让人为她的命运肝肠寸断。~}
~{ 二十年过去，在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只顾捞钱不管洪水滔天的大陆国人中，
~{居然还有人记起了张志新。虽然一些“打开记忆”的报导使用的是当今流行的形式
~{，如“首次公开透露”、“重要秘闻”和“说出隐情”云云，但这些报导触到了我
~{们心中永远的痛：一个行刑之前已经被逼得发疯的张志新，因为勇敢地呼喊“打倒
~{毛泽东”的口号被割断喉管后枪毙。在个人爱情生活上，美丽而坚毅的她流着绵绵
~{无尽的凄然清泪。~}
~{◇ “打倒毛泽东”振聋发聩~}
~{ 原《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张志新冤案系列报导者陈禹山在沉默多年
~{之后，于今年七月在深圳接受了记者朱建国的采访。随后《南方周末报》试验特刊
~{登载了朱建国的采访记《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见本刊ｚｋ９８０９ａ——~}
~{编者注），公布了一些过去属于“为尊者讳”的内容，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张志~}
~{新在行刑前已经被逼疯，之二是张志新的确曾有过婚外第三者。~}
~{ 陈禹山回忆说，由于张志新不仅认为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
~{左的错误”，所以被当时主持辽宁省革委会的毛远新视为“嚣张”，将原判的无期
~{徒刑改为死刑。经过多次小号折磨，张志新终于被逼疯。后来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
~{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事，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 当年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批
~{准的“新生事物”，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志新在被割气管时剧疼难忍
~{，呼喊声惨不忍睹，旁边的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
~{ 实际上陈禹山至今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据曾经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两
~{次采访张志新事件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过
~{“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因而犯了被“太上皇”割断喉管赐死的死罪。笔者认为，
~{这个重要的情况陈禹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在大陆仍然是
~{个忌讳，所以陈禹山在接受采访时含糊其词，只说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犯了“左的错
~{误”。
~{ 这么多年过去，张志新事件仍然蒙着需要一层层揭去的面纱，这只能证明当今
~{中国有多么大的“新闻自由”。~}
~{ 然而先知先觉的张志新那振聋发聩的“打倒毛泽东”的呼声终将载入史册，使
~{所有被中共惩罚却感激“母亲打儿子”的委琐奴性得以现形。至于她的疯狂，一位
~{美国诗人这样吟诵：~}
~{ 疯狂是什么？无非是那灵魂的高贵~}
~{ 与时势格格不相入。……~}
~{◇ 婚外恋为“性”还是为“情”？~}
~{ 关于张志新有第三者的问题，据说辽宁早有传言说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陈
~{禹山说他在看张志新的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的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
~{有婚外恋。整个案件中，所有指控她“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但是
~{她唯独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婚外恋，并说自己在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像。
~{ 陈禹山说，他在“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了解到张
~{志新的丈夫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志新可能处
~{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志新天性热爱文艺，与情投意合的艺术家产生婚
~{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 但陈禹山先生这样的“可以想见”，对张志新来说却是不负责任的。张志新曾
~{经有第三者，这是个事实。现在瑞典做学术研究的王若水先生认为，张志新的婚外
~{恋无损她的英雄形像，将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曝光也无可指责。但是笔者对于该报
~{导使用的想当然的夹叙夹议却大有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是因为“~
~{性”，而不是因为“情”呢？~}
~{ 现居美国的刘宾雁先生认为陈禹山所述几处失实。刘宾雁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
~{时，谈到当年他调查到的情况。他介绍张志新婚姻说：“张志新与其夫是两种不同
~{类型的人，后者是一小官僚，一个庸人，结合时已很勉强（那人利用“培养”张入
~{党的身份，政治因素可见也起了作用）。二人长期不合，不能从‘性’上来解释。~}
~{张在婚前其父母、妹妹、哥哥一致反对，可见那人不适合于她，她也不会毫无感觉
~{，后终于勉为其难。我的分析是：一、张善良，不愿有负于他；二、依当时流行的
~{观念，认为个人的婚姻幸与不幸是小事一桩，无碍于革命。”~}
~{◇ 感谢命运让她享有过真情~}
~{ 这个勉为其难的婚姻本来就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加上当时中国席卷一切的疯
~{狂的政治运动，正直坦率的张志新不可避免地和苟且庸碌的小官僚产生裂痕。刘宾
~{雁先生回忆说：“文革时，张志新怀疑江青，在家常表异议，其夫严厉制止，这才
~{逼得张志新去找外人（一个女干部）说，被告密。张志新对于党校一位教员（不是
~{文艺界人）感情很深，文革前已遭批评，关系中断，但张志新还把那人的照片偷偷
~{地缝到军大衣的领子中，被捕后，自责对不起丈夫，这才告知其夫取出烧掉。张志
~{新入狱后其夫一直未去探监，直到她提出离婚时才去见了一面，给张志新刺激很大
~{。文革初期大字报揭发此事，对张冲击极大，精神已经有失常迹象（恐应从不幸婚
~{姻算起）。”
~{ 刘宾雁先生最后总结说：“总之此事乃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二代人之悲剧
~{。文革前夫妇本已达成离婚协议，只因争要女儿才未能办成。一、倘若中共在两性
~{问题上不持清教徒主义，以致造成对个人的强大压力和人的自我压抑，以致张志新
~{在离婚的问题上拖延甚久；二，倘若此事不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三，倘若张志
~{新仅受到政治迫害而无这一精神痛苦，则张的政治悲剧不致发生。”~}
~{ 在关于张志新婚外情的对象上，陈禹山所述和刘宾雁先生的回忆指的不是一个
~{人。为什么两位参与调查的老记者的说法不一致？刘宾雁先生回答说，当时辽宁确
~{有传言说张志新与一个主管文艺的干部相好。那个主管文艺的干部叫周桓，因为张
~{志新经常陪那位干部看文艺演出，因而酿成流言蜚语。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流言极
~{大地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张志新，给她的精神留下创伤。~}
~{ 幸亏还有一位党校教员，一位值得我们的女英雄把他的照片缝到军大衣领子里
~{的男性。漂亮聪慧、多才多艺的张志新被专制政权凌辱至死，我们只能为她在生命
~{的凄风苦雨中曾经拥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真情而稍感安慰。~}
~{◇ “不要又出一个张志新”~}
~{ 据说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决定命名张志新为烈士时，在对张志新之死负有责任的
~{辽宁军政系统、以及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那里引起一片强烈的反弹之声。很有意思的
~{是，反对将张志新命名烈士的理由，竟然是说她的“作风不好”。对于中国男性来
~{说只是区区“个人生活小节”的婚外情，对中国女性张志新却是至死不赦的大罪状
~{，这充份反映了中共这个政权的男权本质。~}
~{ 张志新对于中国历史的今天和未来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她的事迹甚至深刻
~{地影响了一代监狱女干警，她们也是当年和我一样为张志新哭泣的少女。~}
~{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入狱后，经过收审所、看守所封闭式的一段监禁时期，在判
~{刑后被押送到比较开放的长沙女子监狱。令我惊异的是，长沙监狱的几个女干警一
~{开始找我谈话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们愿意尊重我的人格，希望我也尊重她们的
~{管教工作。我当然知道我被冤枉判刑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罢
~{了。这之后我和长沙监狱教育科的一些女干警友好合作，在不谈政治、不谈案子的
~{前提下，我们办起了女监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到我出狱时，我任教的班上
~{有几十个女犯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证书。那段监狱生活因而成了我生命中
~{的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时光。~}
~{ 据说当时我作为“六四”后长沙监狱唯一的一个女政治犯，给那里监管我的女
~{干警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她们担心和倔犟的我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在历史上不好
~{交代。“不要再出一个张志新！”她们商量怎样合理谨慎地对待我。至今我仍然深
~{深地感谢所有在我的案子中表现了善良人性的监狱干警。她们作为我和李鹏政权尖
~{锐冲突的中介，尽可能地在她们可能的范围内，使有着强烈个性的我不致因为拒不
~{认罪而遭受更大的惩罚。张志新用她鲜红的热血，给后来的女政治犯争取到了较为
~{人道的待遇。张志新对真理的追求、对专制的反叛，其思想的深广和命运的悲惨沉
~{重，使得中华大地不致在轻薄油滑的精神荒原中完全沉沦。~}
~{□ 寄自瑞典（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二00五年 陈禹山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20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毫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一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张志新冤案的新隐情
１张志新为何被杀
今年４月４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２５周年。２５年前这一天，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杀。１９７９年春，此案平反，揭露案情，震惊全国。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关系，张志新冤案的真相，并没有全部公开。当年采写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最近又一次披露其案情，揭示其中新的秘密。
陈禹山说，当年的报刊报道：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其主要原因，陈禹山在他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 ”？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 “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１９５８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１９６９年８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风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档案里均有案可查。１０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对党的事业，她有功，而不是有罪。她的不幸是不应该的，是时代的悲剧。
张志新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舞” 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２张志新曾企图自杀
１９６９年１月９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张志新被质问：“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１９６９年８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１１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阳。１９７０年８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１０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１９７８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８年多的沈阳。
３张志新笔伐监狱长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４日，张志新被捕投入监狱后，遭受虐待，甚至毒打。
１２月２５日，张志新在狱中迎来她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５周年的日子。她要庆祝这一天的到来，特谱写一首题为《迎新》的歌，因而遭狱警殴打、凌辱，并把她的笔和纸没收了。张志新无比义愤，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控诉书：质问、控诉、声讨！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
１、你为什么不敢把钢笔退还我，不是要我写写对宣判大会的感触吗？难道由于事情繁忙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在此提醒一下！如果是怕给了我这枝笔后，写出不合乎要求的感想而改变方针，这也真是少找点麻烦，也愿听便。看来，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２、自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执行专政者，你们的作为那一点像无产阶级！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账是要算的！
３、你们管理的哨兵可以无缘无故辱骂女共产党员！
４、你们管理领导下的伙房，可以用带有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你这个一所之长，却推脱责任，回避问题，逃之夭夭！
５、一所之长竟用拖压办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手纸，进行生活上的刁难！
你们若是无产阶级，你们为什么那么怕真理！没听说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殴打犯人、辱骂犯人，生活上虐待犯人、刁难犯人！你们所作所为是哪个 “无产阶级”？
你们以为利用上述恶劣手段、可耻勾当，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吗？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告诉你们：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失败和牺牲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作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克服意大利青年“亚瑟”式天真幼稚幻想，克服法国布朗基式革命冒险主义，要自觉锻炼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对此，是无产阶级不难理解！不是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
坚持真理永不放弃！有什么办法尽量来使……
４张志新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４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１９６９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判几年刑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１９７９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了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当时普遍认为，“ ‘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１５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６个“恶毒攻击” ，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给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６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彪）批孔（子）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６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１７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魏××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魏××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魏××表态：“干脆。”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６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３月６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３月１９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４月４曰，张志新在沈阳被杀害。
５张志新给丈夫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１９５０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
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１９５２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１９５５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１９５７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１２岁，儿子曾彤彤３岁。
１９６９年１月５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
曾真：
结婚１４年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１５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天）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１９６９年１月５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１０年。读信的曾真和他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６死囚家属学习班
据陈禹山忆述，１９７９年初夏，他访问张志新女儿林林，林林谈了参加“ 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林林说：
１９７５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１０岁，而林林也未满１８岁。
（摘自2000年6月19日《南方周末》，作者：陈少京）
二000年六月十九日，《张志新究竟因何而死》（陈少京） （1975年一个初春的日子，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枪决而死。25年来，张志新最终究竟因何而死，我们不知道；她的遗体如何处理，我们也不知道；她两次被判死刑的详细过程，我们更不知道；她的亲属近况如何，我们还是不知道；至于她的儿女被办“死囚学 习班”一事，我们更是闻所未闻。在这里，陈少京先生以翔实的材料，把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披露出来。这真是一段沉痛的往事，生活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悲剧中的一员。） 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当年采访张志新案的陈禹山回忆张志新案情，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让张志新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对创造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至关重要。 25年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为了不让她说话，割断她的喉管，然后押赴渖阳郊区大□刑场执行枪决。1979年春，这起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当时，陈禹山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曾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其实这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 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 张志新遗体到哪里去了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在追悼大会上，张志新的女儿林林捧着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志新的遗体到哪里去了？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当时火化”，也有说是“因为她的身材标准，其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等等。这一直是个谜。 陈禹山说，当年宣传报道张志新的事迹时，他所在的报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两封来自渖阳的读者来信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这两封信，他一直保存着。 一封是渖阳二十一中学齐利的来信，信中说： 我读了几篇关于张志新烈士的报道，张志新烈士的遗骨没有了，真是这样吗？我把我在群众中听到关于张志新的遗体的问题反映给您。望编辑同志，能否认真调查一下，这事在群众中议论很大，有必要澄清为好。 我的同事和邻居们都这样讲，张志新牺牲那天，身着褪了色的军装，但几篇报道中却是酱红色的囚服，她死后，她的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作病理解剖实用。 因张志新烈士牺牲后，留下的遗体，按着医学上来说是一具较完整、无病的女尸，这在医院来讲是难找到的，就是有病的女尸，又有哪家家属愿把病尸献给医院呢，所以张志新的遗体运到渖医，这就给医院解剖实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么张志新较健康的遗体某一部分，就会被放在某个玻璃瓶里，供医学院的学生们教学实验。 如果真像同志们和邻居们所议论的那样，我认为烈士的遗骨就能找到，因1975年4月4日，作为渖阳市每个医院来讲，得到一具完整、无病被枪杀的女尸是极不容易的。渖医得到张志新烈士的遗体后，定会将张志新烈士的遗体肢解，放在大玻璃瓶里保存。 烈士的遗体找不到的另一种原因是，渖阳是受“四人帮”及其死党迫害的重灾区。那个“四人帮”的死党(指毛远新──笔者注)已倒台了，但“四人帮”的须子仍然存在，这就给找烈士的遗体带来了种种阻碍，充分发动渖阳医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回忆烈士的遗体就能找回来。如能找回来一部分，不也是对烈士的一种安慰吗？对得起死难的烈士吗？ 张志新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值得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来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来怀念。烈士的遗骨，就不应放在渖阳医学院解剖室的大玻璃瓶里供人展览，而应放在革命公墓让人们永远怀念、敬仰。 另一封信是辽宁中医院基础部韦同运的来信。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其尸体被拉回渖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 遗憾的是，张志新烈士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张志新的平反绕过“禁区” 既然不把张志新冤案的真相说清楚，怎样平反？平反会彻底吗？ 陈禹山认为，这不能算彻底。他谈了张志新案件的平反经过。他说，张志新案最初由原办案人、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XX复审。王XX认为，张志新案，是“没有什么可改的”。她“反对毛主席，事实确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 辽宁省委要原办案人王XX回避，改由赵文兰复审张志新案件。赵文兰说，她边看案卷边掉泪。张志新说的那些话，说明了她对党的忠诚。张志新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了。作为法官，赵文兰认为要翻这个案，须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看能否冲破“禁区”，即指所谓反对毛主席；另是张志新在狱中被逼疯。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感激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但对平反案情的表述是不够满意的，认为还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当然，他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表示谅解，只是希望有一天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张志新一个人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曾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1969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处几年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第一个是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XX。当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XX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徵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再呈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渖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在犯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上，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这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因而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乾脆吧。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乾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XX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4月4日，张志新在渖阳被杀害。 张志新给丈夫曾真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被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为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渖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1月5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 曾真： 结婚14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渖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1969年1月5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十年。读信的曾真与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曾真曾经含泪泣血地给张志新写了一封回信，可是九泉之下的张志新又怎能读到这封信 上的一个字呢？ “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 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质问张志新：“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渖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渖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渖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渖阳。 一场无法结束的悲剧 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现在如何呢？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 最近陈禹山探访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他们都在北京。 陈禹山说：曾真已年愈古稀，消瘦，背也有点驼了，与当年所见相比，判若两人。他独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住在一栋多层楼房的七层，房子没有电梯，他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粮，买菜，自己做饭。他请了钟点工，每周上家里来搞一次卫生。他就是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自己的晚年的日子。曾真说：两个孩子，林林、彤彤现在美国。他们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写个人资料时，才写上“幼年丧母”，但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是谁。林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苦难。 张志新在给曾真的诀别信中，要他“彻底”把她“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曾真说：“彻底忘却过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30多年来，曾真一直没有结婚，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悲剧的阴影。 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与许多六旬的同龄人相比，她显得衰老多了，走起路来也不那么灵便，上楼梯更显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国家一级演员。她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她们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贝思库的《叙事曲》是大姐生前最爱拉也最爱听的曲子。 当年张志勤谈起大姐，常常声泪俱下，现在却常常沉默寡言。她给了陈禹山一份关于张志新案件评论的资料，这是从一本书上影印下来的。资料上说： 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诱惑，众多职业的“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显然，张志勤想要说的，或许正是资料上所说到的。 “慷慨就义易，从容就义难”。其实，慷慨就义也不易，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罢了。张志新烈士是从容就义的。她经受了近7年铁牢生活，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种种摧残迫害后才就义的，她始终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刚强，死的是何等悲壮惨烈，真不容易呀！张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对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说些什么呢？ 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亲人们之间的反目。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因了张志新的缘故，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内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 这里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徵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认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10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一)《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一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十二岁，以后的十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冤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心还在流血。 这是谁的过错？谁的罪过呢？ 张志新女儿林林诉说：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林林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她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林林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南方周末》）
《任仲夷大胆处理两个凡是;和张志新案》(作者：徐庆全)
2006-03-01 《炎黄春秋》 杜导正：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缉组。“内部参考”编缉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二00五年五月，《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苏育英 邬谟侠)
编者按：张志新，女，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着国家的混乱局面，她独立思考，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对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有深入的剖析。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之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尽管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仍不肯认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她被反绑着双手拉出牢房，一把手术刀野蛮地切断了她的喉管，使她发不出正义的声音。两小时后，张志新在大洼刑场被枪决。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查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坚决主张尽快平反。他在会上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其后，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今年是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出了《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当年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现年92岁的任仲夷老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本刊。他在给杜导正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每年的4月4日对辽宁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值得永久纪念的时日。因为这是党的好女儿、好干部张志新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到今年，张志新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周年了。张志新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平反昭雪后已广为传播。在她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省委七位老一辈革命家都题词，予以纪念。她的英名已载入《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前，张志新同志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大学教育。从军队复员到地方后，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学，多才多艺，勤奋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同众多的党员干部一样热情参与。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风行而起，张志新则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痛斥林彪、“四人帮”种种罪行，自觉地、坚定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于1969年9月在盘锦市省五七干校被捕，于1970年8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4月4日为坚持真理而殉难。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于3月31日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张志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刘胡兰时代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窃踞党和国家高位的反革命。同这类伪装的阴谋家进行斗争，必须具有马列主义水平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她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表率和楷模。 张志新同志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一种浩然正气？在她的斗争事迹中有哪些思想、品质、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学习？这就是：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张志新同志于1954年入党，她在入党志愿书中曾写“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将坚持革命斗争……永不中途动摇，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的，将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1969年12月，在被拘留的监狱里，她曾写：“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张志新同志这种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建立在表面和口头上，她勤奋好学，始终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深入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林彪“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言行。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干校、拘留所和监狱里，她都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的理论，深刻思考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写出了十几万字质疑材料。她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联系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结论。她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由参加、疑虑到清醒。张志新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社会上发生的大量事实中，上升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认知，并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而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坚定了政治观点、坚定了政治立场。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通知中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坚持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终生不变的。 再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和坚定。她对党坚信不疑，在艰难严酷的时刻，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看成是改造自己、纯洁党性的磨练。她在狱中六年，针对审讯人员的提问，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万言书。她明确宣示，“一个党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自己也不放松。”在斗争中，她不断探索真理，孜孜以求改造自己，纯洁自己的党性。她说：“对错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解决矛盾，才能合乎党性的判断。”她庄严宣告，“对关系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是忠于党的表现。”她在监狱中每次审讯总是高昂着头，她说：“共产党没有低头的习惯，要想革命吗，你就应当是个强者。”她的万言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0年6月29日的夜晚，在狱中她借着微弱的灯光，把手纸裁成一块块，把地板上紫红色的油漆一点点刮下来，用水润湿涂在纸上，把染红的纸贴在胸口上，用体温烘干，最后扎成一朵精致小红花，表达她对党的深深的怀念。在以后几年党的生日时，她又做了十几个精美的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小书签，把自己忠于党的誓言写在书签上，时刻表达她对党的情怀和热爱。在她入党十五周年之际，她自己谱写了《迎新》歌，歌词中说：“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宣读了誓言……十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严肃接受了党的审判，不是我违背了誓言，为什么没有‘落案’，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追求真理，坚持战斗……铲私根，战恶浪……向前，勇敢接受考验，迎接胜利的春天。”她多么渴望这个春天的早日到来。 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先进性，不惜舍小我而为大我。她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及年迈的双亲等21位亲人，身在监狱的她给爱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把我彻底忘却。”她表示，“一个人不管生与死，只要为了革命就有意义。”当张志新年迈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冤屈之事后，其父在梦中见她和妹妹在舞台上曾经演出过的《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而其母则在病中坐起，没有眼泪，怒目而视，并激愤地说：“不看到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谁无高堂、谁无爱人、子女、兄妹，张志新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纯洁的党性而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反哺之情、神圣的爱情和子女骨肉之情而被迫离开了她所有的亲人。 三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张志新坚持真理，凭她的坚定信念和纯洁的党性，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敢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当时的政治观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政治禁区的。她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她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三忠于”，反对“顶峰论”，批判林彪大树特树搞个人迷信而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她维护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抵制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她忧国忧民，反对社会上的打、砸、抢，为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她对林彪不信赖，怀疑江青历史有问题，反对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当她的这些观点被定罪，并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仍威武不屈，志坚如钢。在监狱中每一次审讯，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中写道：“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我越来越感到我没有错。”她认为自己的意见“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她坚定地说：“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我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时间和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这就是张志新同志。 1975年2月，“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下令，决定诛杀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清晨，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判决书，并问张志新有什么要说的？她坚持要看判决书，遭到无理拒绝，她愤怒地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行刑前，行刑的刽子手怕张志新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将其喉管割断，而张志新仍圆睁双眼，挺立在囚车上，直至走向刑场。她只是微微地颤动着双唇，似乎对“四人帮”有万丈怒火，要把自己心中的冤屈向党倾诉。最后，她不得不倒在罪恶的枪口下。 今天我们在回忆这段惨烈的历史，回忆张志新同志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真诚地希望在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张志新式悲壮的事件不再发生，让它永远成为历史！ 张志新同志，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她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责任编辑 萧 徐）(来源:2005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08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11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