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宇太还是得先看一下《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必要基础常识题》：
http://zgzy.longluntan.tw/t10-topic另外，“主席当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个中革中央的，而是从“新民学会”干起的。”这句话大错特错的！因为一来我们先搞的是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二来我们搞中革中央的准备时间，远比毛主席他们当年搞共产党形成中共中央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此，我再发上来多年前就早已发过的《鲁迅时代的左联“解散”真相》
一封由史沫特莱转交的特殊信件／鲁迅将信辗转交给周扬／萧三的意见实际上是王明强加的／“文委”扩大会议认为解散左联一定要取得鲁迅同意
史沫特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在上海是一个颇为活跃又有些神秘的人物。1935年11月，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密交通员送到上海后转到她手中的。发信人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而信是写给左联的。当然，史沫特莱只是居中充当信使。
左联是在结束了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后，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瞿秋白、茅盾等都曾是其重要领导人。
为什么给左联的信却由史沫特莱转交呢？1935年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均遭逮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而他们此后又被迫分头隐蔽。至此，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此时左联党团书记为周扬。周扬隐蔽后，正常的组织渠道自然发生了障碍。
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较为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因为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位美国人，她在国统区上海的自由度也是一般国内文化人所不能比拟的。
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信后，第一反应就是将它交给鲁迅。她知道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而她与左联其他一些领导人则没有什么接触。但她与鲁迅始终保持着联系。她是在内山书店将萧三的信交给鲁迅的。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故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是颇感痛心的，虽然鲁迅对左联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以致最终选择超然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下，鲁迅收到萧三给左联的信。萧三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整个左联运动史中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左联的解散。当然，鲁迅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尚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萧三的信开门见山。他在总结左联五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
如此剖析后，萧三的语气更为加重：“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有感于此，萧三的结论为：“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性意见。虽然对萧三所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亦有同感，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主张，鲁迅并不苟同。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当时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萧三的信留存。
事实上，鲁迅已经很久没有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鲁迅在左联后期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以致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因为客观上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隐蔽起来了。因此缘故，转交信件的任务便落到胡风头上。
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了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由于胡风在左联的不正常遭遇，颇得鲁迅的理解和同情，加之胡风对鲁迅一直敬重有加而且始终追随其左右，因而胡风成为左联成员中鲁迅较为信任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鲁迅将萧三的来信交给胡风，让他设法转给周扬，其余并未多说什么。胡风联系到1934年下半年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成员的王尧山，希望王尧山能够将信件直接交给周扬。这样，萧三给左联的信件经史沫特莱、鲁迅、胡风及王尧山，终于送达周扬。
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来信后均有一种感觉，即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的意见。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故而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初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未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道：“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所含有“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对此很不满，但他以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不过“听到王明这个命令，我始终不愉快”。
此时萧三的心态非常矛盾，他一时拿不准主张，于是便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他听我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要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他和我作了长谈，历陈中国国内搞统一战线的成功。我退出后就写成了那封长信寄回上海。”从萧三的这段表述中不难看出，正是与康生的一番长谈，最终促使他写了这封解散左联的信。
事实上，关于这封信，萧三后来也很后悔。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当时上海文委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9个月之久，故而，一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即“毫不迟疑地决定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与夏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他们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迷信以及希冀由此铺平建立更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道路。他们随即开始了工作。
自然，解散左联首先要征求各联盟的意见。“我们把萧三的信给各联盟的党团成员看了，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解散原有的左翼组织，另行组织各自的广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的团体。”夏衍回忆说。
继之，则是征求党外文化人士的意见。当时，萧三在信中曾专门提到郑振铎、陈望道、巴金、叶圣陶等知名文化人，应成为新的文化组织所吸收的对象。
夏衍代表文委先与陈望道、郑振铎进行了接触。夏衍告知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后，详细谈了拟解散左联以及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的思路。陈、郑二人对此均无异议。当时陈望道还提了一个建议，希望新成立的组织能将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方面的人都包含在内，并称新的组织可以叫文艺家协会。
事实上，夏衍认为党外文化界人士并不成为问题，“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赞成的”。
而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征求鲁迅的意见。虽然萧三的信是通过鲁迅转交的，但他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这颇有点令周扬、夏衍纳闷，他们急于想知道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究竟是如何考虑的。
12月中旬的一天，周扬出面召集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出席者除文委成员外，还有沙汀、周立波等。会上就解散文委所属各联达成共识，决定“剧联、美联解散后，盟员可以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不再组织新的专业协会”。而社联则因为其原所属外围团体已经组成了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所以认为社联解散后，只要成立一个新的党团来领导就可以了。
会议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中国文艺家协会应该争取哪些人参加。关于这个问题，夏衍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新团体的范围在萧三来信中已经有了一个原则，就是除了郑振铎、王统照、夏丏尊、巴金、曹禺、谢冰心等一定要争取以外，凡是主张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都可以参加。”
第二个问题即明确“解散左联，一定要取得鲁迅和茅盾的同意，以及由谁去和鲁迅联系”。关于这一点，最初的意见是由周扬、夏衍一起拜访茅盾，经他同意后，三人再一起前往征求鲁迅的意见。后来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一道去见鲁迅。
关于如何见鲁迅，周扬、夏衍颇费心思。其中缘由，夏衍是如此道白的：
“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之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19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上海的反共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19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丏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的确，对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事，通过什么方法去征求鲁迅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许久。”
夏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已经失去了较为融洽的谈话氛围。虽然同在左联，但心殊隔膜。而其时能够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合适人选即茅盾。于是茅盾便负起了新的使命。
夏衍与茅盾在郑振铎家会晤／鲁迅强调左联是一面旗帜／茅盾声明只做“传话人”／解散左联的事被暂时搁置
1936年初的一天，郑振铎叩开了茅盾家的大门。
郑振铎向茅盾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夏衍有重要事情约他一谈，希望他定个时间。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因为有很长时间茅盾没有同夏衍、周扬等人联系了，故而对夏衍的约见感到有些突然。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的回答既具体又抽象。
提到左联的事，茅盾心中已有几成数。因为此前他曾在鲁迅家中看到过萧三来信，虽然当时并未与鲁迅详谈，但他已预感到这封信将对左联的去向产生极大影响。于是他便约定第二天上午即与夏衍见面，见面地点则择定在郑振铎家。“因为在郑家见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当时这种谨慎并不是多余的。
次日，夏衍与茅盾如约在郑振铎家会晤，当时郑振铎亦在场。
夏衍对茅盾说：“自从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了，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夏衍并且告诉茅盾，他们已经与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包括原来“礼拜六派”的人物，当然这件事要征求鲁迅的意见。
文化界既已组织起来，那么文艺界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组织也就势在必行了。于是夏衍又对茅盾说：“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
在茅盾听来，夏衍对这事的考虑已经非常成熟了。他还未来得及发表意见，夏衍又说道：“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但这件事一定要征得鲁迅同意。而鲁迅目前又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雁冰兄前往向先生通报，并听取他的意见。”
茅盾终于清楚夏衍与他一番谈话的最终用意。他也完全理解夏衍这一迫不得已的选择。他知道这一角色并不好当，但考虑到事关左联前途，于是便答应了夏衍。
茅盾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
之后，夏衍又同茅盾谈了其他一些事，比如已经联络过哪些人等。最后，夏衍特别强调希望鲁迅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
夏衍约好再过3天与茅盾见面后，便匆匆告辞。
夏衍走后，茅盾便问一直在旁沉默不语的郑振铎：“他们找过你没有？”茅盾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
“和我谈过，而且还要我出面活动。因为以我这个身份活动比较方便，政治色彩淡些。”
郑振铎向茅盾表示了将“礼拜六派”旧文人吸收到新组织中来的忧虑。他担心这样一来，随便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进来，从而影响到新组织的声誉。对此茅盾亦有同感。
与夏衍、郑振铎会谈后的第二天，茅盾即去看望鲁迅，当然主要还是转达夏衍的谈话。
鲁迅的回答亦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但因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的口气显得很坚决，以致茅盾一下子不便再说什么。
继之，鲁迅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的这番话既深刻也透彻。正如左联成立时鲁迅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虽语出惊人，但确有警示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鲁迅忧虑新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核心“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茅盾闻之，亦深以为然。
最后，鲁迅特别强调：“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
几天后，茅盾在郑振铎家再次与夏衍见面，并转告了鲁迅的意见。
夏衍没料到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并且顾虑解散了左联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于是，他便对茅盾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茅盾预料到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一时恐难协调，便不想多参与意见。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夏衍说：“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鲁迅，但我只做个传话人。”
此时，鲁迅的身体并不好，茅盾本不想过多地打搅他，但实在是受人之托，难以推辞。于是，他再次前往鲁迅寓所。
当鲁迅听到夏衍所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非常清楚鲁迅此话的意思和分量，即“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我见鲁迅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我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而类似的教训我是有过的。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这是茅盾当时的心态。于是，茅盾便托郑振铎将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他自己没有再直接与夏衍见面。
一个组织的解散，本应由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一起讨论、商定，而作为左联负责人的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却没能形成这样一种氛围，以致有若干重大的意见都不好当面直说。这实在是极不正常的。据此亦可看出，左联后期内部矛盾之深。茅盾曾说过，“在我与鲁迅的接触中，经常听他讲起对周扬他们不满的事”，其中特别提到了《文学生活》对他“保密”的事。
《文学生活》为左联内部刊物，创刊于1934年初，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后便停刊了。开始，《文学生活》每期都寄给鲁迅，但1934年底的一期却未寄。为此鲁迅托人借来这期看。方知这期为总结1934年的左联工作。而这样一件事关左联全局的大事，鲁迅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就难怪鲁迅心存不快。茅盾也认为此做法非常不妥，他说：“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也许《文学生活》的事只是一个误会，但茅盾称“这件事只是一个爆发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左联的许多工作既不向鲁迅请示，也不向鲁迅报告了。在1933年冯雪峰去江西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冯，而且配合得很紧密。1934年上半年胡风担任左联秘书长时，也能经常向鲁迅请示报告。可是1934年下半年胡风被撤了秘书长职务之后，就没有人接替胡风与鲁迅建立亲密的关系。渐渐地，鲁迅这个左联执委会常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一块招牌，用得着这块招牌时就来招呼一下，用不着了就晾在一边。这种情形鲁迅和我都深有感觉。”
由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解散左联的事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事已至此，似乎已成僵局。然而一个人的介入，却使解散左联的事出现了转机，也给了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以极大希望。这个人就是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青年杂文作家徐懋庸。
情急之中，周扬想到了徐懋庸／胡乔木代表“文总”发表倾向性意见／徐懋庸四见鲁迅，终于如释重负／鲁迅在失望中认为左联不是解散，而是溃散。
徐懋庸踏进上海文坛是1933年的事。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势头正酣，在左联的旗帜下，汇聚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字作投枪匕首，抨击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
1934年初，在时任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的介绍下，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当时鲁迅对崭露头角的青年杂文作家徐懋庸颇多注意和关心。在徐懋庸接办左联刊物《新语林》前后，鲁迅多次给予他指点，并寄稿件给他。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作序，这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能有如此荣幸者似不多见。
1934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并接替任白戈担任宣传部长。1935年，由左联宣传部长改任行政书记的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随后便接任左联行政书记。
作为一个一年前才在上海文艺界露面而又是左联新盟员的他，为什么会受到左联如此重用呢？徐懋庸曾有过如下分析：“首先，左联在前几年已遭受过国民党的几次破坏，因此一些作家消沉了，虽然还挂着‘左翼作家’的牌子，但不愿干组织工作，而我却有一股勇于任事的锐气，也可以说是呆气……其次，当时许多老‘左翼作家’作品很少，在社会上名声不大。我则因为译书、写杂文，当时显得‘异军突起’，而且与生活书店关系较好。第三，也是主要的一点，当时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常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而我，特别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在他们看来，鲁迅同我的关系很好。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由此可知，保持左联同鲁迅的联系，是徐懋庸成为左联领导成员的重要原因。
此后，徐懋庸同鲁迅的接触日趋频繁。而鲁迅当时之所以较为器重徐懋庸，是因为徐懋庸的勤奋。徐当时除了兼顾左联行政工作外，还常有杂文和译作发表。鲁迅曾经批评过有些“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笔耕不辍的徐懋庸则颇多勉励和赞许。
正是由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上的这种特殊性，故当茅盾未能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在周扬眼里，徐懋庸则成为能前往说服鲁迅的唯一合适人选。
为此，周扬专门约见了徐懋庸，给他看了萧三的来信，并详细向他介绍了萧三来信的经过。当徐懋庸详细看了萧三来信以及终于弄清最终要解散左联的意图后，不免感到意外。
周扬除了表明同意解散左联的态度后，还对他分析了萧三来信的背景，并肯定了他是在传达共产国际的声音，而左联的党团组织就此已统一了认识。周扬终于使徐懋庸相信，解散左联，重新成立新的文艺组织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见徐懋庸一副顿悟的神态，周扬说：“找你来，一是向你通报这一情况，听听你的意见。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周扬并未说起茅盾去征求鲁迅意见的经过，而是告诉他鲁迅转交这封信时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希望徐懋庸能够找鲁迅谈一谈，听听他的想法。
徐懋庸这才意识到周扬找他谈话的真正意图。当然，他还是欣然接受了。
徐懋庸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他对萧三来信的看法。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
待徐懋庸讲完后，鲁迅平静地对徐说：“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接着，鲁迅有些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鲁迅的这番话与对茅盾谈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核心是左联不能解散。
徐懋庸为鲁迅的一番话所说服。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
徐懋庸告别鲁迅后，左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徐懋庸汇报。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左联现有的几名常委外，还有代表“文总”出席指导的胡乔木。
胡乔木是不久前从浙江大学退学后来到上海的。在陈延庆的介绍下，胡乔木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任常委。由于工作关系，胡乔木很快便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和工作能力。在原“文总”书记陈运泰被捕后，很快便任命其为新的“文总”书记。
作为“文总”新书记，胡乔木其时与周扬接触较多，自然对周扬拟解散左联，成立新文艺组织的想法有所了解，而且也是赞成的。
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详细介绍了前去征求鲁迅意见的经过以及鲁迅的基本态度，尤其是“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的观点。徐懋庸同时还表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鲁迅在对待解散左联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加之左联不解散直接制约着成立新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周扬不免感到焦急和棘手。
这时候，胡乔木代表“文总”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文总”支持解散左联的态度，其基本理由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胡乔木的一番话在徐懋庸听来颇有新鲜感，特别是“第二党”之说，他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虽然他并不认为左联与宗派主义有必然的联系，但如果确实形成“第二党”，容易成为宗派主义的土壤和温室。
这次左联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最终一致同意解散左联。
会后，徐懋庸离开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他也同意解散左联，但鲁迅的一番话依然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以为亦有其道理所在。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他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胡乔木觉察出徐懋庸的这种内心世界，随即找徐懋庸进行了一番长谈，不仅打通了徐懋庸的思想，而且还要求徐懋庸向鲁迅通报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并继续做鲁迅的工作。
随后，就左联解散问题，徐懋庸第二次衔命与鲁迅见面。
鲁迅知道“文总”和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后，沉思了半晌，最后对徐懋庸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
鲁迅说这句话时的神色比较严峻。徐懋庸深知鲁迅此刻的心境是极不平静的，甚至是痛苦的。由此他亦非常敬佩鲁迅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
经过一阵沉默后，鲁迅又突然补充道：“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由此可见，鲁迅将发表一个宣言看得很重。否则，左联解散的性质就有可能被误解。
徐懋庸终于如释重负。毕竟鲁迅已经同意解散左联了。徐懋庸随后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复命，在转告鲁迅意见时，特别强调了要发表一个宣言。周扬闻知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非常高兴，认为鲁迅的意见很好，并答复等“文总”讨论后再说。
就在鲁迅以及徐懋庸等期待着左联发表解散宣言的数日后，周扬约见徐懋庸，告知“文总”已讨论过了，因“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徐懋庸为此三见鲁迅。这次得到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又过几天后，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1936年2月28日，徐懋庸无奈四见鲁迅，说明情况。此次之行，徐懋庸心存忐忑，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然会引起鲁迅的不满。
果然，鲁迅闻此变化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在这样重大的事情面前，如此草率地变化无常，不免心冷。可怜徐懋庸夹杂其间，窘迫异常。这次鲁迅的冷面，不仅是对周扬等人的，而且也包括为其充当说客的徐懋庸。徐懋庸唯有知趣地告退。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相对于它创建时的影响以及蓬勃生机来说，这样的结果鲁迅从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与鲁迅接触较多的左联盟员亦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左联还是解散了，这是不争的事实。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当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次采访内容随后在《改造》期刊公开发表。徐懋庸读到后，觉得鲁迅此话不是事实。年轻气盛的他随即给鲁迅写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徐懋庸作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他以为有责任将左联解散的事情说清楚。
鲁迅未料到徐懋庸会有如此来信，他立即复信道：“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对解散左联的不满溢于言表，而且使用了“溃散”这样的词。
左联的解散，在周扬和胡乔木的周旋下，内部意见也渐趋统一：为了方便成立新的更具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但遗憾的是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的不尽人意，而且因为左联解散前后的变化，导致鲁迅与周扬等人产生了更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新形势下向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
周群点评：这些蠢蛋、白痴简直就是一堆窝囊废！居然事实证明了之后仍然还不懂得鲁迅旗帜的重要、还不明白左联核心的重要。砍倒了大旗、搞垮了核心使得失去灵魂人物和组织的文化界弄成了什么样子？！难怪正当年的鲁迅就在这一年于悲愤交加之下抱憾离开了人世！简直就是被这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气死的！
更难怪郁达夫听闻鲁迅逝世不禁叹息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