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
——从『重庆模式』一书的出版说开去
项观奇
作为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说明『重庆模式』的专著出版了。这是一件好事。从『乌有之乡』上发表的『序言』和目录看，作者的确是下了功夫，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分门别类，做了系统地全面地解说，这样的工作是应该肯定的。作者也好像很自信。我想，会有人接着做这件事。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只想谈点批评意见。
一
『序言』说明了作者的基本构想，也把本书的基本观点做了说明。可以视为本书的纲。而我正是看到这个纲后，觉得有错误，觉得这样解读『重庆模式』有错误。事关总体认识，所以，不能不说几句话。
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杨帆先生在其《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
看过『序言』和目录后，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作者的错解，正是因为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第二，作者不是领先于政治家，而是落后于政治家。具体说，作者没有领先于薄熙来，而是落后于薄熙来。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看虽然本书是第一本解读『重庆模式』的书，但却不是第一本正确解读『重庆模式』的书。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想抹煞本书作者在搜集材料上的贡献，我批评的只是解读的指导思想不对。
本书的作者是这样概括『重庆模式』的。『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这是作者对『重庆模式』的基本理解，也是整体错误认识的纲。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简言之，『重庆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的『特色理论』的产物。
这显然是套话，但也因此是错话。这类套话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拿套话代替实话，把套话当作真话、真理，那就错了。
作者的这个错误意见，是不难驳倒的。请想一想，『特色理论』鼓吹已经不是一天了，全国到处还不都是在贯彻『特色理论』？怎么其它地方没有特色出一种新的模式，而只有重庆特色出了新的模式？这个套话显然没有说在点子上。
就是后面两点，也是同样的不准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吆喝也不是一天了，科学发展观也已要求『落实』数年了。并没有带来像『重庆模式』这样的模式。
不是地方大员无能，是『特色理论』无能。正是这个『特色理论』，使作者也不能不承认『「渐进式」改革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丧失动力』。
用『特色理论』解读『重庆模式』，最大的危险在于，这等于阉割『重庆模式』。这样的总结要不得，这样的错误必需澄清。
『重庆模式』一出来，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09年，先写了『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2010年又写了『「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主张从路线上来认识『重庆模式』的。我在文章中写道：『「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说『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我这样说，这样写，才是试图体现杨帆教授的要求，当然也不等于已经做到。
二
这里有个观察问题的方法的区别。
人是很机智的，有时不免狡猾。那位被鲁迅称为『敲门砖』的孔夫子，不仅近二、三十年为一些寒酸文人弄了不少『基金』和『上岗』机会，而且新近又被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一侧。他老人家就很机智，指示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看广告，看疗效。』老邓说，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不干。毛主席知道，说三项，其实就是要冲掉阶级斗争。果不然，只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项，冲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重新上台，故技重演。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冲掉了『四个坚持』。现在，你看谁还讲『四个坚持』，尤其是谁还做『四个坚持』。有时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抓赵东民一类人呗。此所谓『打左灯向右转』也。难听点，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重庆模式』，不要从套话入手，还是要分析重庆所干的实事。
正是从分析实事，我们才看到『重庆模式』的本质原来就是干社会主义，而且是，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反过来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虽说是刚开头，但是，原则对，方向正，效果好，人民拥护。
我对薄熙来的新政、新措施，做过一些分析，时过不久，现在也没有什么新意，不如把旧文附后，以免重复。
我这里只想强调，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三十年来是很尖锐的，也是很残酷的，好不容易有个薄熙来站了出来，精英文人别为了争名夺利，群起而上，把薄熙来往『特色理论』陷阱里推，一方面阉割『重庆模式』的真谛，另一方面又给薄熙来带上紧箍咒。达到终于捧死这个模式的目的。薄熙来已经够难了，他是小心翼翼地说话，认认真真地做事。薄熙来是摔打出来的，他懂树大招风，更懂中国政治。『高明的』文人别帮倒忙。
作者指出『重庆模式』不仅是个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模式，也就是说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里的创新的模式。这是对的。意义正在这里。这也不奇怪，路线一调整，就会带动全局。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
就是说经济，也要从路线上考虑问题。作者一说经济，又硬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误理论上拉，分析当然不会正确。例如，重庆出租车工人罢工，薄熙来怎样处理的？仅仅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连结吗？不是。是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再如，搞公租房，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连结吗？也不是。也是坚持社会主义，也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这些道理，在我那两篇文章里都讲了，不多重复。
我为什么特别重视对于『重庆模式』的解读呢？
因为我感到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政治问题。
我是高度重视『重庆模式』的，也高度重视薄熙来同志的奋斗。
出现一个『重庆模式』，出现一个薄熙来，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那些攻击薄熙来的屁话，是不值一驳的，也不值得在这里引用。我只想说一点，出现薄熙来，出现『重庆模式』，归跟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有经历过反修锻炼的中国人民。苏联出不了，东欧出不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能够出。
薄熙来搞出了『重庆模式』，对『重庆模式』做过九次批示；将要接班的习近平跑到重庆去对『重庆模式』表示了肯定和支持，这不是小事。
『重庆模式』是向马列毛主义路线的回归，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回归。肯定这个模式，就意味着，肯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肯定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意味着，重庆可以作到的，全国也可以做到。这就是会带来整个路线、方向的调整。这个意义还不大吗？很大，太大了。
我说过，领导班子问题，实际也就是个政权问题（后来发现发明权是副统帅）。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说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靠政权执行、贯彻的。未来的接班人，如果能够像重庆这样做下去，不正是走一条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道路吗？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重庆模式』的出现和本质，解读为马列毛主义路线的胜利，而不能解读为『特色理论』的胜利。这不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一个正确判断薄熙来同志的问题，也是一个坚持把『重庆模式』往正确方向推进的问题。
正因为应该把『重庆模式』的意义，放到中国的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做观察，我不赞成把我们对习近平、薄熙来的支持，对『重庆模式』的支持，看作是对修正主义抱幻想；也不赞成把重庆的作法和我们对这一作法的支持，看作是搞改良主义。这不仅不是搞改良主义，这恰恰是抓住有利的时机，因势利导，争取战胜修正主义的一场斗争。
我是充分肯定薄熙来的个人作用的。虽然我也很清楚，薄熙来是时代的产儿，没有这个时代的一系列条件，不会出薄熙来，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等同志。但是，薄熙来等同志毕竟是一些『人才难得』的人物。苏伟、杨帆在『序言』中夸奖薄熙来是『个性官员』，这真是不得要领的评论。什么是个性？个性是有不同表现的，个性是从属于阶级性的。薄熙来最可贵的恰恰是党性，是共产党员的真正的党性，是马列毛主义的党性。说个性，无非是他坚持党性坚持得牢固，坚持得赤诚，坚持得正确。他不像搞修正主义的人，嘴上也讲马列毛主义，实际却总是干修正主义。在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弄不好就要丢掉官位，丢掉私利。薄熙来不是在改良，是在斗争。他是在做，他遇到的困难更大。我们一些在网上坚持斗争的同志，是让人尊敬的，但是，抬手落笔，请不要忘记，做革命总是比写革命难。
无论是从右的方面曲解『重庆模式』，或是从左的方面曲解『重庆模式』，我都不赞成。
虽然我说过我并不认为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全面的、整体的『重庆模式』，现在我也还是这样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什么路线也很清楚，要做的工作还很艰巨，遇到的困难还会很大；但是，重庆现在所作的一切，方向是对头的，道路是正确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体现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体现着社会主义。联系十七大重新表述的党的基本路线，它体现着『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
模式之争，实际是道路之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之争。我们重视、支持『重庆模式』，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到了两条道路之争当中去观察。我们表达的意见，实质是坚决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积极的斗争形式。
三
修正主义是肯定要失败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已经有苏东这样的铁证。历史的规律不会只适用于欧洲，不适于中国。问题在于，修正主义失败后的取代者是什么。苏东提供的历史经验是资本主义。可以说，这是修正主义准备的条件决定的。这个历史正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三十年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一个恶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毒害了几代人。这将是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基础____可怕的基础。
毛主席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者。我们要冷静地算算账。一是，全世界还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先例，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这一斗争的困难，实际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敌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从主席到现在，经过反复较量，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二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一代留下的红领巾，现在正在执政。但是，再过十年，这一代也将成为过去。那时的执政者，可就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隔代了。而那一代人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熏染下，他们和毛主席留下的接班人的思想、世界观已经大不一样了。资本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几乎不言而喻。三是，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成包围之势。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顶住资本主义的颠覆是困难的，被资本主义颠覆是容易的。欧洲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在已经搞了三十年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我国已处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代，如果再搞修正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确定无疑的了。和高呼『胜利』的同志们的乐观情绪不同，我深感沉重，我的历史感告诉我，我们不仅在失败中，而且最后失败的可能在等着我们。这真有点像<国际歌>唱道的:这是最后的斗争。
可是，如果习近平这一代，不搞修正主义，而是，反对修正主义，纠正路线错误，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可能。
为什么？
如果这一代人真地重新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那么，受教育的将会达到90、00后，而等90、00后成长起来，接班执政，我们将赢得近五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到那时，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基础巩固多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肯定是很大的。
历史发生这样的根本转折是可能的。
从正面说，如果能以『重庆模式』为起点，在全国范围里，进行路线的调整，把社会主义搞好，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将会使人民认识到，还是社会主义好。
从反面说，经过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把资本主义的丑恶，揭深批透，将会使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好。
例如，我们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看病、上学，让人民群众广泛地享受民主、管理国家，能够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幸福，那人民群众选择社会主义的愿望，就会非常坚定。
例如，我们反腐、打黑，不是只依靠专政机关，揪出几个坏人，而是像毛主席说的，不是为了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让群众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开个诉苦会，公审犯罪者，那将对下一代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起到决定性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事求是的估算，从实际出发，争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历史可能，习近平、薄熙来这一代的确是继往开来的关键一代。现在，薄熙来冲锋在前，开创了『重庆模式』，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这是一个大功劳，我们怎么可以再批判说这是搞改良主义因而不能支持呢？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一步实际行动更胜过一打空话。当然，马克思也强调了纲领的重要性，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分析薄熙来的新政，无论就原则，还是就实际，都没有离开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因为有这个基本点，我们才对『重庆模式』给于肯定的高度的评价，才应该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当然，这里有个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的问题，如果标准把握不准，而又坚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重庆模式』，那可能就会持反对态度。为了统一认识，并统一在正确原则之下，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研究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有党内把占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推下来的历史经验，从陈独秀到王明，不止一次，前提是要有党内民主。
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历史选择的可能。例如德国就是。马恩两人是希望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的，但是，历史实际是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走通了。在其它不少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俄国就颇为典型，尽管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马恩也是从一开始就作了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历史可能的估计。恩格斯晚年依然是这样，在绝不轻言放弃暴力的同时，争取非暴力的可能。列宁也是这样，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也是这样。从来不认为只有一种暴力革命的历史可能。斗争、阶级斗争是绝对的，方式是可以相对变化的。
这都是历史的经验，都应该给我们以启示。不能认为错误路线的自上而下的纠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变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符合其中包涵的历史规律。不能要求历史必须符合我们的主观想象，而是相反，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辩证法。这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科学。
所以，说到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我们绝不能只看一种可能，只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可能，甚至只强调暴力革命的可能，这是不符合现实实际的。离开现实实际，不负责任地说一点高调空话，而又不愿作艰苦的实际工作，只希望一哄而起，那是把革命当作儿戏。
有文革十年的实践，又有近三十年的实践，每个人都可正确衡量自己的表现。请想一想，在文革高潮中，一些过激的口号、过激的作法带来的损失还少吗？那些特别激烈的人，现在还在革命吗？在随后的困难的年头里，不正是像王洪文、蒯大富这样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忙于认罪、揭发以换取活命吗？我们经历的这种血的经验和代价太多了。不能只看形势好转了自己敢说什么。不要忘记列宁那句话，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混蛋也会高喊革命的。话不好听，但是正确。革命事业事关人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提出任何策略必须认真和负责。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修正主义，这是主要矛盾决定的主要斗争方向。这一点不能动摇、不能妥协。他们至今不承认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但这正是衡量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可靠标志。邓、陈一辈人是至死没有认帐的。这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没有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的理论，无法解释苏东剧变。这是一个常人也可以看到的真理。新出版的党史二卷也是这样。这只能证明我们还要和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抱幻想。我们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把立足点放在向人民群众作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起来，向推行修正主义的执政者作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对任何执政者向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任何回归，都要表示热情的欢迎，对像开创『重庆模式』这样的重大转折，更应从路线角度去肯定、去支持、去推动。
这是一场艰难的深刻的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伟大斗争。『重庆模式』是一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反修的切入点。我们要抓住这个切入点，把斗争引向深入，不仅使『重庆模式』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典型模式，而且争取通过斗争把这个模式推向全国去，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艰苦地努力和奋斗。
四
创建社会主义模式不简单。
社会主义不单单是指生产力，不单单是指GDP；也不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立的原则；也不是有房子住，有学上，能看病，就可以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这些，北欧资本主义____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已经作到了，但这不等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一种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的一种特定形式。离开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谈不上社会主义；离开现实生活，简单照搬原则，也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特定的共产主义形式。
我们始终在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或后退。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从所有制形式上来说，我们达到了比较接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但也只是接近。至于政治体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离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差距。到主席去世，对社会主义形式的探索没有停止。
随后的三十年，在修正主义的邓路线统治下，在类似『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些不成理论的理论指导下，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动，社会主义发生了蜕变。
应该承认，我们搞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下官僚专制资本主义。
发生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从个人罪孽去解释。归根结底是历史发展条件制约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的制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有所表现，现在都需要再认识。这里，不想作系统地全面地深入探讨，只想从认识的局限性方面谈点意见。
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对于实际可以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有一个认识过程。小平同志1985年4月15日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28日，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老实话。不过，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个人，是指的党，整个党，大概也包括毛主席，这就欠准确，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苏东，到中国、到古巴，社会主义的模式，大体是相同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在运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所发生的问题，几乎是共同的。而这些，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想到。马恩自然没有论述到，列宁发现了许多问题，但毕竟执政时间太短。就像我们今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个政策。既然现在这样做，何必当初搞改造。但是，『当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就是那样认识、那样作的。而且也做成功了。后来事情在变化，问题出来了，需要重新认识。这才想到历史给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际可能到底是什么还要研究。就是改革开放后，也是一步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的。不仅走过的弯路不少，而且到现在谁也不敢说就认识准确了。分歧依然存在。例如，我们有些毛派同志恐怕还是不愿承认这一历史必然性的。这说明，人认识客观世界有个过程，认识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更有个过程。
再一个原因，从主观来说，还有一个马列毛主义水平的问题。毛主席说全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实话，是真理。我们的党的成份基本是农民构成的，又是经过了长年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以这样的历史条件为前提，想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是很难的。社会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的诉求，不是农民的诉求。当然，在毛主席思想的教育下，许多出身农民的同志在革命烈火中已经克服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谈何容易。历史验证了这一点。毛主席最后也是批评了这一点，『思想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如马克思所说，小农从来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民主革命过程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战争道路。缺少民主政治的实践，习惯战争生活的集中形式，而这很容易带来专制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当然，民主管理国家，往往在视野之外。全党跟上毛主席的没几人，尤其毛主席晚年讲理论，虽然对内讲、对外讲，但是没几人明白。最近李成瑞同志谈高举主席思想的旗帜，竟然不谈晚年的理论指示，不谈76年中央4号文件，说是承认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但是，却不懂这个第二个贡献的理论的精华所在。可见，忠诚于毛主席的人不少，但真懂马列毛的却不多。
『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一种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什么是社会主义，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清楚，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随后的一切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把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原则讲得清清楚楚。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公有制，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清楚或不坚持这两条，就会变修正主义。毛主席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名著中，在谈到我国政治生活必需遵循的六项标准时，特别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两条。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清楚，怎么坚持社会主义呢？不可能的。势必走向修正主义。小平之后的胡耀邦、赵紫阳，都跟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结果都搞了修正主义。
『不清楚』是存在的。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究竟应该怎样落实社会主义的原则，常常不清楚。
这毫不足怪。历史过程千变万化。社会主义也是一个过程，也会千变万化。人的认识只能不断跟着历史前进，不断找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不会一次完结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认识过程。
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坚持，这种坚持又必须符合现实实际。这样，才既能避免教条主义，又能避免修正主义。错误总是难免的，但是，坚持住了原则，就不会出修正主义。邓小平的悲剧在于，在『不清楚』的思想指导下，丢掉了原则，所以出了修正主义。现在讲『特色理论』，砍掉了马列毛主义，只讲邓理论、三代表、科学观。这倒是实事求是的。『特色理论』的确是不包含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邓以来执政者『化』出的一个修正主义理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能重犯这一错误。在创建当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时，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必须坚持灵活运用社会主义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公有制必须坚持。可以从单一公有制退后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是，公有制这最基本的一条不能动摇，不能不坚持，因为，不坚持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不管是国内资本主义，还是外国资本主义，可以支持，可以发展，但是，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必须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权钱交易、出卖劳动人民利益，出卖民族利益。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看GDP，不能只看富有与否。要看所有制。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反驳他，富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富有的，但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我又想了想，还要补充一句，贫穷也不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很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还真是社会主义。单说那时的那股正气，那种上下团结一致，那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让人骄傲的社会主义。小平没有原则，只有灵活，所以出修正主义；主席反过来，原则坚定，有时会有错误，但方向不错，道路不错，是在探索中前进。这其中包含着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型态，也不是只指所有制，劳动者的地位，分配的形式，都是重要内容，都要认真探索。
搞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还大有文章可做。希望薄熙来同志大胆探索，搞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样板。
比较而言，创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更难。我考虑到两条原因。
一是，现行的政治模式大体是来自斯大林时代，可算由来已久。这样一个框架，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政治模式，是高于资产阶级国家模式、政治模式的。至少在中国，没有对这个模式的深刻批判。真正对这个模式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毛主席，而且，把这些弊端和产生修正主义，产生走资派联系了起来。这是深刻的，马列毛主义的，但是，在他去世后，这些意见被否定了。所以，要想从现有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重新按照马列毛主义认识问题，不容易，不简单。
二是，也是更主要的是，现行的国家模式、政治模式，带来了特权集团，带来了专制、等级、特权，也就是毛主席临终前关于『大官』说的那些话。这些，都是利益。要改革，就要打破这些利益。打破利益从来是最困难的事情，政改的阻力主要来自这里。连官员私人财产公布这样一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的具体问题都迟迟解决不了，政改的阻力之大、来自何方，是不言自明的。务实的小平同志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复杂，太困难，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如果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看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又是明确的、不难理解的。
其实，就是一句话，实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人民民主专政。
过去不是一直这样说吗？那还改什么？
过去说归说，一是没说对，二是没有真正实现。
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说得是很清楚的，巴黎公社又以其实践留下了具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和落实，而且相反，逐步走向了反面，国家机器变成了专制的、等级的、特权的国家机器。不管再怎样号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国家机器已经重新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上，重新成为旧国家式的社会的赘瘤、祸害。最惨痛的教训，也是最过硬的证据，就是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特权专制国家，乃至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曾经为这件事情苦恼，毛主席曾经为这件事情担忧。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就一再表示对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机器、这套制度不满意，最后闹到要搞文革，想『部份改善』国家机器。临终前，讲理论，批大官特权，全是讲的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分工和分配制度的弊端，认为这是变修的社会根源，是他的战友们反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然而，限于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毛主席悲壮地失败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原则，也留下了课题。
反面的教训最痛苦，但是也最发人深省。怎么变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机器有毛病。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它所带有的那部份专制、等级、特权等等弊端，使国家机器很容易脱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掌控，这当然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而且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通向修正主义的桥梁。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赖以产生的秘密在这里，变修的秘密也在这里。
正因为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打破专制、等级、特权赖以存在的政治体制，重新把权力放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手中，落实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落实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权由民所握，权由民所用。而不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民主是克服专制的唯一有效的制度性武器。民主就是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列宁说二者是同义语，非常深刻。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人大。只有人大具有巴黎公社的同等意义。
这一点，好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看到了。他们看到权贵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是专制。于是，他们现在在呼吁政改，而中心点是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令人不解的是，毛派却对争取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迫切要求。反对修正主义到底现在主要应该反什么，争什么，好像很不明确。现在是『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进攻。』战斗不止，精神可佳，只是缺少火力集中。至于只讲一般原则，更是空话连篇，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任何问题。毛派必须明确，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争取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不能老是跟着发生的具体问题转。只要路线不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不能跟在后面被拖着走。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决不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更迫切、更重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早进行，比晚进行有利。现在主动进行，比将来被动进行有利。
如果担心全面铺开会乱，那正好以重庆为试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至于具体应该怎样做，那是另外一个课题，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本文不想再涉及了。
最后，我只想说，如果薄熙来同志能够在重庆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都有所创造，搞出一个大体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全面的框架，到那时，说『重庆模式』，名正言顺，而且，意义就更大了。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我说过的『两个重新认识』____重新认识毛主席、重新认识邓小平，在他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的探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成功和失败的新的经验和教训，继续前进，找到比较合乎现实实际的真正有效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谁能做出较大的贡献，谁就会是历史承认的、而不是自己吹嘘的历史伟人。
历史注定会提供这样的人物。是谁无关紧要，历史只讲需要。我们期待着。但是，就切近的可能，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习近平、薄熙来。
大家都曾经失望过，但是，历史从来没有过简单重演。更何况我们本来也没有把革命家和听话的『好学生』划等号。我们只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一代新人胜旧人。
2011.1.23于基尔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