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模式是苏联剧变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契合点
——就《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一文与程恩富和丁军先生商榷
马龙闪
在苏联剧变2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上读到了程恩富和丁军发表的《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下文统称《程丁文》）一文。在我国这一重要刊物上，能够发表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模式在苏联剧变中的重要作用做这样认同和评价的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这对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是有益的。因为《程丁文》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摆脱了“九评”的观点，它这样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较之归因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变质背叛”，要更客观、更接近历史实际一些。应该看到，当前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还仍有一些论者抱着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和“九评”的观点来观察苏联和斯大林问题。有的甚至是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把戈尔巴乔夫孤悬于历史联系之外，非历史主义地将其描绘成不可理解的“天外来客”式的“背叛”。这些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多数和主流所不取的观点，至今仍在某几个重要部门和刊物上占有支配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落后现象。我国学术理论界目前够能提供平台，同这类观点一辩是非，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我们希望这种探讨能够继续下去，以此打破沉闷的空气，推动学术的活跃和发展。我们相信，真理定会越辩越明，平心静气地进行学术切磋和研讨，对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笔者愿就苏联剧变原因问题同《程丁文》进行一些商榷和探讨。
一、应勇于面对历史，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程丁文》认为，苏联剧变存在“三大主要原因”：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我们注意到，《程丁文》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把传统体制模式因素提到了一定地位，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重视。具体说就是，从思想、组织、政治三方面着眼，就一定侧面来考察传统体制因素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作用和影响，这的确抓住了一些重要之点。对此，是应该给予关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历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发展链条和演进过程，历史和现实又是一个密切交融汇接、血脉连通的有机统一体；历史是过去曾经的现实，现实又将成为未来的历史。它们通过人物和事件、权力与服从、思想和惯性、传统与继承，具有远比常人所意识到的极强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因此，今天与昨天，当今与往昔，现实与历史，也有着人们往往难于想象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割不断、切还连的血脉韧带关系。可以说，现实是过往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又是现实所由来的根据。《程丁文》所谓苏联剧变“三大主要原因”中，每一原因中的“现实因素”，其实都是扎根于历史传统体制之中，也是由这种体制模式所产生并导致的结果。就以“组织原因”为例，苏共“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是由高度集权的全面任命制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造成的；并且一如《程丁文》所说，任用的重要标准是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这种用人标准和传统，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中前期就已形成；在这种人事组织制度下，以是否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提拔干部，是十分困难的。
再如苏共领导集团的状况，特别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现实状况，这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些历史的积淀，远者可追溯到历次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大清洗”及其后果，近者可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人政治”及其政治生态。战前“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分别清除了两代杰出的政治精英和领导人：老一代以布哈林（1888—1938）和皮达可夫（1890—1937）为代表，他两人是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中被列宁称为“最年轻”和“最杰出的力量” [1]；布哈林曾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皮达可夫则被列宁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 [2]被清洗的较年轻一代中，以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和阿•阿•库茨涅佐夫（1905—1950）为代表，前者是40年代党内的经济专家，曾担任苏联计划委员会主任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后者曾任战时列宁格勒党的书记，经受过战时列宁格勒前线的严酷考验，战后被调任中央主管组织和安全的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都曾被斯大林作为政、党系统接班人认真考虑过。如果上述这几个才干不凡的领导者不被镇压，布哈林1953年也才65岁；皮达可夫这时才63岁，他们与当时四五十岁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相搭配，可以构成不同年龄梯队的接班人。试想，如果不是战前的“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把他们统统除掉，而是把他们这些“杰出人才”一直充实在苏共领导集团中，并由他们接班，取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粗暴、鲁莽、庸碌之辈，那苏共领导集团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有人会说，你这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假设；但中共的历史并不是假设：在“文革”中，中共保留了一个邓小平，就使中国的当代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与辉煌。如果不是斯大林滥杀无辜或听信谗言，苏共难道不会同样有类乎邓小平这样的人物留存下来吗？
原本列宁带出来的布尔什维克队伍，起初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就是因为没有组织制度的民主机制保障，一切由最高领导者个人说了算，实行独断任命。稍有与其意见相左者，就被打下去；而只有百依百顺，逢迎拍马者，才能平步青云；而这些人往往又是庸碌之辈。看看斯大林留下的班子中，这样的人占了多少！所以，苏共领导集团中后来出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接班，80年代中又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戈尔巴乔夫实际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的直接产物，由他出任总书记是在三年间连续三任总书记因老迈死于任上，只有戈氏一人年轻，是无法选择的一种选择。由此可见，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这既是传统组织体制机制造成的，也是由传统政治体制和非正常政治生态原因所带来的。
至于苏联形成的“长期思想混乱”，远比由所谓 “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有更深的渊源。苏联“思想混乱”的实质，是长期形成的信仰危机：苏共把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双双神化：斯大林是神明，是“天才”，而他建立的社会主义更是人间的“最高理想”和“天堂”。但二战后期苏联数百万军民追击德寇，打出国门，在欧洲与盟军和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看到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准，这使过去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几百万军民亲自耳闻目睹，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他们还把在欧洲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带回了国内，告诉了亲朋好友和一切可以告诉的人们，包括比他们年龄小的学弟学妹们和下一代。这种影响之大，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的。近些年披露的苏军战士日记和家信均有涉及。苏军战士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都看到了那里（指欧洲）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哪里也没有。” [3]在战争中，还另有一种思想碰撞和交流：战友们滚爬在一个战壕，生死与共，无话不讲，交流了战前各地各部门包括“大清洗”、大饥荒的情况，也了解到战初苏军的惨败状况。——上述所有这些，在战后统统得到传播和扩散，这使人们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产生深深的信仰危机：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眼前的极度贫困和痛苦，来换取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
对于苏联军民打出国门所受的影响，战争中的见闻和感悟，斯大林不是通过细致创新的思想工作和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解决，而是在战后初期，以反对所谓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节”、反对所谓“世界主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镇压运动，在各个领域对知识分子、对军人、对青年展开批判斗争和政治镇压。镇压只能封人口舌，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所以，战争后期几百万军民在国外的观感和影响，以及战后初期（1946—1952）的镇压，影响是长远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些重要民主派人物（如雅科夫列夫）和持不同政见者（如作家索尔仁尼琴），都是参加过二战的军人，是在战争中和战后成长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混乱”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望，根子扎得很深，并不完全是所谓“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这些表象引起的。赫鲁晓夫仅仅停留在从个人性格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没有着眼于从体制方面去清算个人崇拜，所以他的改革不深入、不系统，显得凌乱无章，就与此息息相关。没有真正触动体制，便清算得不到位，因此，谈不到“过度否定”的问题。
至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存在的；但人们在看到西方和平演变措施的一面外，还应看到苏联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对西方的无线电广播，苏联一向有强大的广播干扰，加上苏联民用轻工业落后，它国内生产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质量极差，很难接受到外来广播；况且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向来对收听敌台广播者治罪甚严，也很少有人敢于接听、接看。至于西方印刷品的传播，苏联同样层层设防，禁锢森严，很难大量传入。所以，西方的和平演变措施在宣传上所发生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人们通常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人们的信仰危机之产生，首先是苏联官方许诺太多，把斯大林个人及其社会主义吹嘘得太美好、太富魅力，而现实社会却是另一个样子，这造成嘴皮子上说的与实际落差太大；而苏联现实社会问题又长期得不到改善，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也不足以应对这种情况，这就造成长期的思想混乱。
如果我们能勇敢地面对历史，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那就会清楚地看到，“现实因素”是历史造成的，苏联现实的种种弊端大都是传统体制弊端的遗留和结果。因此，与其把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分为“三大主要原因”，勿宁说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深层次”主要原因更合适、更准确，这个深层次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的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
实际上，《程丁文》在论证过程中得出的逻辑结论，也“下意识”地、不自觉地承认了这一点：文章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道：“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 这里的逻辑很清楚，这“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无需多说，“基于”二字已经把这“三大主要原因”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关系讲得很明确了：传统体制模式是基础性的、基本的、或者说是“深层次”的，而所谓“三大主要原因”则是建立在这一传统体制模式之上的。这样论证的结论，与我们上述提出的把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传统的体制模式——这一观点，是恰相符合的。当然，我们这里是说 “下意识地、不自觉地”得出了这一逻辑结论，这或许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间占了上风，让作者得出了这一结论，而同其先入的论断相矛盾。
实际上，分析历史过程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与分析主要矛盾的道理是一样的，“重要原因”可以一、二、三，进行罗列，而“主要原因”和“主要矛盾”则只能有一个，不能有多个；有多个“主要”，也就无所谓“主要”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
按照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如果把《程丁文》所说的造成苏联剧变的思想、组织、政治“三大主要原因”综合起来，“捉住”其主要原因，那么，这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传统的体制模式，因为恰是传统体制模式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其实，研究苏联剧变这个复杂的历史事变，总的原则还是应遵循恩格斯的这一教导：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其“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5]把这一论断运用于解释苏联剧变的原因，这就是说，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因素合力形成的结果，而体制模式因素，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体制模式因素，则起着决定性的主要作用。
二、从实际出发，如实准确地概括学术论题和学术观点，是学术评论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对学术综述和评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动态，从实际情况出发，准确地把握学术论题，如实概括学界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品评和论析。否则，如果对目标、靶子概括得有失准确，出现论题认定上的偏误、学术评述就有可能变成无的放矢。这种情况，恰似费了一番思索，运筹了一通火力，本想向目标处开一重炮，结果却是向空中无靶子处开了火。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在这类及有关问题上，我们感到需要与《程丁文》进行如下商榷。
1、对“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和“民族宗教失策论”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概括得似乎并不准确。就我们所知，苏联剧变解体20年来，在有关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学术史上，曾有过“外因论”，即认为和平演变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是在苏联剧变刚刚发生之后，在我国学术界曾出现过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一个研究阶段，但马上让位于“内因为主、众多因素论”的研究阶段。从1996年开始，我国苏联学界遵照中央指示，开始探寻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期间，最初曾有很短时间主张“经济主要原因论”的，但不久就进入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论阶段。自新世纪头十年中期起，戈尔巴乔夫“背叛主因论”开始抬头、兴起。至今，在学术界基本以上述两大观点为分野，形成两大学派。从这一学术史的概况可以看出，在我国学术界从未出现过上述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将这些因素视为局部性原因，认为它们与其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对苏联剧变发生了作用，——这种观点倒是确实存在的，但单独把其中之一视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恕笔者孤陋寡闻，的确没有与闻过。鉴于此，笔者对涉及上述四个问题的研究用 “主要原因论”加以概括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学术界的研究实际，是表示怀疑的。
至于少数或个别学者是否如此持论，就《程丁文》所引用的一些学者的言论看，也不足以说明他们认为这些因素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他们往往只是在谈到上述有关因素时，强调与苏联剧变有关，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局部性原因；当然他们强调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人把这些局部性因素提升为“主要原因”加以谈论。就笔者本人所了解，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学者周尚文、叶书宗、左凤荣等，并没有哪位浅薄到把这些局部性原因作为“主要原因”来看待的。退一步说，即使有哪个论者如此持论，在学界也绝无代表性可言。所以，把这些局部性原因推演、转变为“主要原因”甚至“唯一原因”，去一一加以反驳，一是属于对这些学者的误读或曲解，二是属于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性可言。至于在这一部分的评述中，《程丁文》有时把显然是与苏联剧变有关的局部因素扩大、推延为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再加以反驳，这不啻也有逻辑上“转换论题”的问题。
2、在资料的使用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突出的例子，是对巴乔夫在土耳其 “安卡拉美国大学”的讲话作为可靠资料使用，有失恰当。早在十年前，这个讲话就已经我驻土使馆和记者多方调查，查无实证：一、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安卡拉美国大学”这一教育机构；二、所指讲话的年份1999年，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有到过土耳其访问。 [6]所以，这个讲话属伪造，属子虚乌有，是十分肯定的。这在2001年学术界就已经搞清楚了。鉴于此，关于戈尔巴乔夫是属于思想发展演变问题——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改革，还是属于“叛变”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当然，戈尔巴乔夫错误方向的改革，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戈尔巴乔夫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内改革走向体制外改革的过程，而且他转向体制外改革是在改革受阻的1990年之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思想发展变化的问题。
3、搞历史研究要用可靠的史料说话，凭“逻辑”和“经验”进行推演，往往是靠不住的。文中对“断定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说法，深表怀疑，并就此接着说道，“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检验和推敲”。可是，在苏联史学界人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列宁就这个问题批评斯大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7]这就是说，俄罗斯化了的非俄罗斯人，在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上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斯大林1922年就苏联成立一事、在处理高加索问题时，主张把高加索各民族共和国机关统一到俄罗斯联邦机关之下，也就是令其接受俄罗斯联邦的领导，用集中制取代联邦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列宁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批评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时说这番话的；关于斯大林，列宁还进一步批评说：“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8]列宁在这里批评的三个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都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他们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还“过火”，这是列宁指出的明明白白的史实，所以仅用一般“经验和逻辑”推演，在史学上是不牢靠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继续发展，到二战前后，以至把11个少数民族、达上百万人从原居住地驱赶到边远或严寒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应该给予正视，而不能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埋下了民族问题的根子，只不过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借机爆发出来而已。研究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把明明白白由斯大林时期造成的问题移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对历史的颠倒。文中类似论法，不只一处，这是应当避免的。当然，民族因素只是苏联剧变的诸多因素之一，单单此一因素并不足以引发苏联剧变，此论我们是认同的。
尽管我们同《程丁文》存在上述商榷意见，但在苏联剧变20周年到来之际读到该文，确实感到这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进步。它能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剧变中的重要作用做这种认同和评价，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我们愿意同上述观点的论者多做沟通和对话，相信经过平心静气的切磋和商榷，是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逐渐消除分歧，达成认识上的进一步接近或协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