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张氏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4e60d01011cua.html (2012-02-13)
右而左
前言
张木生，红二代出身，与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渊源极深，与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关系特别，曾在1980年代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赵紫阳具体执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年轻的“先锋智囊”，辅佐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铁腕推行“包产到户”，强力取缔农村人民公社，1990年后淡出人们视野，2007年在香港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回归“新民主主义”，再度受到中国政学两届关注。该书2011年终于在大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前中共元老刘少奇的儿子、现任总后勤部长的刘源将军为其作序。同年，张木生又以“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来形容当朝政治家的不作为，同时马不停蹄奔波在“左中右”各路人物的政治性集会、学术性讨论会、纪念历史大事件座谈会，接访《南风窗》等新闻媒体，高调推销其回归“新民主主义”主张，在海内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看作第五代领导人的“先锋智囊”。
本文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主张，放在1919年-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1976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1978至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背景下，做一检阅，分析判断这一主张，是否的确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不二选择。这篇文字本可以写得很短，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决定就长弃短，提供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背景资料，来和网友一同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以便对张木生及其政治主张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判。
当前中国社会，因为内外矛盾尖锐突出，“不争论”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在此悲惨背景下，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还心系工农大众的人们，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的方式，利用手中有限的言论资源如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从影响国家制度构建着手，争取本阶级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益。
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走过34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2000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DU”，“藏DU”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我本人不承认有恐怖活动，只承认有阶级斗争；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问题。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以现在流行的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党派往往是阶级的代言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这两种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性），只有极少数真正继承了毛泽东遗志、以人民为己任者，在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木生首次在他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里提出：“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随后，或者继续撰文或者接受媒体采访和借参加座谈会回答提问，继续推销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张木生是在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为自己所在的党派利益，还是在为人民的利益，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的呢？后文的分析推断，将给予确切的回答。
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我总结了一下，从理论到实践主要是四点：1）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同时的而不是一国先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在国内只能演进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只能按世界帝国主义规则玩下去，最后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四分五裂’”。这就是说，马恩列斯都不能信，都不合适中国国情；2）“在近来中共文献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内容，概而言之：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只有这个新解密的一般人却也看不到的，只有张木生等少数人看到并掌握着解释权的原版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救治中国社会现实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源；3）“邓小平这位智慧老人……他绝顶的哲学是‘不争论’，但他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这就是说，邓小平是真正继承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遗产，并完美的正确的加以了实践，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个两极分化和解决两极分化的高难度，只要将这个实践至少延续到2049年，中国成了“够格的社会主义”，一切问题就会自然得到解决；4）“改革开放30年，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说，如果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就要大祸临头。这一点，刘源在给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言《读张木生》里，有更加清晰的表达。
刘源说：“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基于这样“充足又无可辩驳”的理由，刘源总结张木生的观点说：
“客家想惊险一跃，全面实验普世价值；土家想造反再乱”，都是中国的“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在突飞猛进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要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目的是既反对“左”（刘源称为“土家”）提出的回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右”（刘源称为“客家”）主张的“惊险一跃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这到底是什么政治含义，后文“历史落差”一节将予以扼要讨论。
张木生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
以上文字，记录了张木生的得到刘源盖戳背书、自己再加以确认的核心政治观点。不难看出，张木生（和刘源一起），在政治光谱图上，是把自己定位在“中”的位置上的。这一定位是否准确其实不重要，主要的是看张木生的具体作为。先看其以下政治简历。
张木生1965年同陈伯达儿子陈晓农到内蒙临河插队，1967年冬到大寨参观学习，1968年春回到内蒙里临河，写出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该文主要摘录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并引述了列宁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得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的总结论，反对中国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和农村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当时受到胡耀邦特别赏识，张木生因此得到胡耀邦特别召见。并且，因为此文奠定的思想基础和与胡耀邦结下的政治缘分，在文革之后胡耀邦掌握国家权力之际，张木生成为“改革开放”的年轻“先锋智囊”之一，在1980年-1984年期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夏天，张木生参加了由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召集的、有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参加的、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的“农村干部问题座谈会”。这是张木生第一次接触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1982年，由杜润生执笔起草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随后杜润生亲自操刀，以铁腕手段，在约两年时间至1984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基本消灭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除了少数极力抗争而保存下来的之外）。
关于张木生此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刘源在前文提到的《读张木生》一文里，有如下的简单总结：
“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
因为和杜润生一道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劳苦功高，张木生于1984年调任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至1990年。大家知道，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严重的“政治风波”，胡耀邦已故，赵大爷权力被削除，张木生随之于1990年被调出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出任中国百业信息报（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至1993年。1993年，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掀起的更大胆的改革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张木生枯木逢春，要出任西藏那曲地委书记，尚未到职，又被改任西藏林芝地区专员。当时，刘源从河南调入武警水电部队，杜润生电令刘源，护送自己的高徒张木生入藏。“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刘源：《读张木生》）。张木生在《中国税务》杂志社任社长至今，享受国务院“专家级官员特殊津贴”。
翻动一下张木生这非同寻常的政治简历之后，不难得知，1980年代初中期，张木生以早年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跻身胡耀邦谱系，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具体跟随杜润生，操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改革急先锋人物；也不难猜测，他1990年离开所在位置，与其明显也染上了落败而被削权的赵大爷谱系色彩有关。大家知道，1976年毛泽东器重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信仰最坚定的毛泽东路线执行者），被强制终止政治权力，身陷囹圄。自此，中国的政治光谱图，开始遭遇识别信号困境，1980年代初，随着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这些“幼稚左派”被最终清除出权力中心，中国政治谱系图里，只剩下一个派别：就是苏拉密一再指出的D左。所谓D左，在WG时期都是被确立为右的。
D左，在张木生如日中天的时候，是涵盖胡耀邦谱系和赵大爷谱系的，后来才分化出D谱系、胡耀邦谱系和赵大爷谱系三个子谱。
赵大爷被削权却还活着的时候，沽名钓誉自我加封“普世派”，由于其政治地位不存在了，这个谱系就失去了合法性，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往这个谱系上贴，直到最近几年某公坐稳了权力，喊出“普世至死方休”为止，但此谱系在党内的合法性至今还是没有的，自贴这一谱系招牌依然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张木生显然不会干这个高风险的买卖）。
胡耀邦谱系则不同，在赵大爷沽名钓誉自我加封的谱系合法性丧失的时候，胡耀邦已作古，他无法给自己的谱系自我加封一个名号，但官方加封了他一堆最伟大的最光辉的声名帽子，其谱系因此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因此，这个谱系大概既可以堂而皇之却理由不充分列入D谱系，也可偷偷摸摸却理由充分列入赵大爷谱系。
现在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从D左而出，事到如今到底谁是谁的谱系，就很难说清，全看情势的需要和合法性的压力是不是那么大。不过，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胡耀邦谱系是毫无疑问的，普世派就是赵大爷谱系也是确凿无疑的，普世派要推销自己的货物，多数时候还要借助胡耀邦谱系的合法性，由此可以，说胡耀邦谱系和赵大爷谱系狼狈为奸。
如此一来，张木生躲在几个谱系背后，到底是那个谱系，以我做的这个谱系梳理，对照上面他的政治简历，再结合他以下的活动，就不难确定了，而一旦确立了他的政治谱系，他是天使还是魔鬼，也就是说他是为人民的，还是为自己阶级的，为自己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的，就一目了然了。
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召开右派精英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胡德平做了主旨发言，主要意思是批评党的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否定得还不够，暗指重庆方面唱红打黑，是怀念文革，是一种倒退（——这个说法，跟普世派说重庆方面“文革余孽”如出一辙）。参会这次座谈的，有《炎黄春秋》副社长，大名鼎鼎的杨继绳和老牌民运分子，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张木生也赫然在座（是否发言我暂不知道）。
2011年10月10-12号，杨帆、李伟东在四川建安博物馆召开了近代史讨论会。参会的李伟东、杨帆、秦晖、张木生、曹锦清、萧功秦、徐友渔、祝东力、黄纪苏、刘仰、吴伟等做了发言。这个名单以右派学者为主，含号称“新左派”的人物和“中间派”的人物。不过，无论左中右，这些人都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张木生又赫然在座并做了发言。
在更早的2011年5月，中国所谓自由派媒体，非常隆重搞了一个专门座谈会，庆祝张木生的著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在大陆由军事科学院出版发行，该座谈会纪要，曾在网上流传很广，内容极为敏感。张木生是主角，参会人物：刘源，总后勤部长，上将；吴思，《炎黄春秋》主编；丁力，《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乔良，现代军事理论家；翁永曦，改革初期京城四君子之一；罗援，刘伟伟，朱成虎，胡光正，这四位都是在职将军；周志兴，右派另一园地《共识网》的主编，《领导者》杂志主编；李伟东，税务杂志社研究员，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叶子，中道网执行主编；赵玉书，武警三师政委；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研究员；梅学平，国际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解如光，白南风。参会媒体：中国青年报-冰点，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报，上海第一财政日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看历史》杂志，中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腾讯网，网易，新浪网等等。
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以上三个活动，人物谱可以说涵盖了D左分裂成的三个子谱在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部分是普世派人物，即使是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也是坚决否定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如黄纪苏。而军界的那些将军们基本上是刘源派了。由此，张木生的政治谱系就一清二楚了：不论其自己怎样定位自己“中间派”，不论其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里怎样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还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镀金，确立“道统”依据，我都可以给他一个大致准确的定位：反毛派。这个“反”综合了刘少奇派，D派，胡耀邦派，赵大爷派，现在的刘源派和炎黄普世派等各个派对毛的“反”。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本书的封面上，特别地突出书内的几行字：“我写这本书，逢左必右，逢右必左，想超越左右就不怕左右都不讨好”。为了掌握其真实的思想，不搞“莫须有”的批判，我耐着性子，耐着智慧被羞辱的尴尬，把他这本500多页的书读了两遍，部分章节还反复摘读，如此认真之后，关于他这几句自我赞美的话，我的真切感觉是：“我写这本书，逢左说左的话，逢右说右的话，想替王爷融合左右，找到公约数和公倍数，就不怕昧着良心两边讨好”。
魔鬼，决不是天使，这就是我给张木生下的结论！
（待续）
本文全文目录暂定如下，先贴出刚刚起草完的前半部分，听听朋友们的意见，也看看管理方面是否包容，再决定后面文字的写作。全文完后，这些文字会有一些修改，4，5两节内容很可能根据全文逻辑需要调整到后面位置，现在上提是为了保证这些文字可以独立成篇为《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一，前言
二，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时代背景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四，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
五，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要点
七，张木生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截取了什么抽走了什么？
八，张氏“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拯救中国的可能性评估
九，张氏“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十，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