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公正看待文化大革命
发布: 2011-1-30 10:15 | 作者: 寒阳冬
为了表达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怀念，我正在写一本书，初步定书名为《为了失却的记忆》。先将已经完成初稿的第七部分：“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和看法。因为是初稿，肯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现以“客观公正看待文化大革命”为题发表出来，万望大家指教！谢谢！
客观公正看待文化大革命
谈到文化大革命，不能回避的尖锐问题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毛泽东在对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曾这样说道：“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因此，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不应该回避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
尽管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夜，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尽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复提醒大家要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人面对灯红酒绿的生活，或被拉下水，或自发的滑入腐败的深渊。七届二中全会仅仅开过5个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判处死刑”。被处决的是担任接管工作的军代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9年6月8日，欧震奉命参加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已随蒋军南逃，家中只剩其妻妾两人。欧震勒索毕家钱财，并强迫毕晓辉之妾朱氏与其同居。
需要看到，欧震所犯罪行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事实是，共产党刚刚执政，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长了起来。1951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沈阳市在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旧币）的材料而不作处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向中央报告。特别引起毛泽东震惊的是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他们利用职权，非法经营；违反政策，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盘剥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堕落，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个人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即达3.7亿元（旧币）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毛泽东曾经说过：“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6年，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爆发了波匈事件。这两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动乱。更加提醒了毛泽东要注意共产党执政后自身出现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系列大背景下，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建议。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专门谈道：“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在1958年，毛泽东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还讲到：“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人，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上。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中正式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
为了更好的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于整风运动和“双百方针”，党内外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但是，在党内却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在国际上，也引起苏联等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这话说的过了一点？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不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比如，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的忧虑。有人提出：“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湖北省委报告反映，许多单位的干部“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顾虑。”甘肃省委的报告讲的比较具体：绝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表示赞成。”“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但是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指出，“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提出，“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类似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也有普遍反映。
在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中，反映更为强烈，甚至怀疑是不是毛主席讲的，怀疑传达错了。个别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极个别的甚至因此提出退党。
最使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积极参与，党内报纸却一声不响。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报道也很少。毛泽东曾经为此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毛泽东还就此问题给报纸排了个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为了推动和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于1957年春南巡，沿途讲演，进行思想发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毛泽东反复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指出：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并且提出：“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
1957年4月，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计划1957年进行准备，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完成。但是，这个《决定》没有下发。因为在同月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整风运动被大大提前了。
随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讲话时情绪激昂，他说道：“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这段讲话，提出了“总统轮流当，几年轮一次”的命题，原意是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让别人当。但绝不是共产党下台，让别的党派干。但是，在后来的演变中，被曲解成为“轮流执政”，成为主要和重要的“右派言论”。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
这次整风运动，是从上而下的，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意欲解决业已存在于党内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甚至把党外人士的参与看成关系到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5月4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但是，整风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只字未提“双百方针”，没有提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3日，云南省委办公厅发出整风通知，提出“一定要跟着搞”。但“不要劲头一来了，就搞个大民主轰一下”。5月上半月，真正进行整风运动的仅局限在中央，除了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座谈会外，其他部门和地方行动迟缓。云南省，直到5月14日，才成立了以谢富治为书记的整风领导小组。5月16日，才研究向基层传达整风精神的问题。北京市委，直到5月16日才发出整风计划的通知。需要指出的是，在开展整风运动中，北京、上海是动起来比较早的。其他地方，还远远落后于北京。在开展整风运动较早的上海，也是公开表示反对意见最早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5月23日在全市工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上公开讲：“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上海要大乱。”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对整风很消极，对大鸣大放公开抵制。如重庆，有的干部讲“意见随你们提，充其量撤我的职”。还有人拍着胸脯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没贪污，二没违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还有干部认为，整风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广西日报》有个领导破口大骂提意见的党外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党内会议，各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反映基层干部意见很大。教务部主任李培之拍着桌子说：“我实在受不住，你看看这些大字报，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党给糟蹋得像什么样子。”副主任李新表态，要求保留意见，可以辞职。老党员何干之、经济系主任宋涛担心“要出大乱子”。经济系总支书记方志西讲：现在党员坚持立场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场的似乎说成是积极的。
与党内裹足不前的情况相反，民主党派则非常受鼓舞。1957年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委托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这次会议连续召开了27天。会议发言中，指出了共产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如农工党李伯球指出，许多党员“靠着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指出：许多党员居功自大，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张奚若还指出工作中存在的“好大喜功”现象。具体讲到：“一种是形体之大，以为近代的东西都必须大，许多建筑很堂皇，但是并不太合用。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会议上确实出现了针对个别部门，如在大学中，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的质疑。但也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声音。如无党派人士马寅初先生就肯定了学校党委制的好处。会议上也出现了“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等言论。这些言论，迅即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还是持赞赏的态度的。5月14日，毛泽东就5月1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写了批语：“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并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看看这个报道。5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还强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这里，毛泽东所提傅鹰，是指在北大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傅鹰有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发言，被认为“内容尖锐”，因此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保护，就凭傅鹰那次发言，在日后的反右斗争中，傅鹰必定成为右派无疑。毛泽东特意在中共中央指示中对傅鹰点名保护，是意味深长的。起码，可以说明，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保护大多数对共产党提出意见的党外人士。
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同样看法。他在1957年5月12日接见东欧客人时谈到：“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我们鼓励党外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提意见。”
值得思忖的是，在毛泽东为5月1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写批语的同一天，即5月14日，晚上9点，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点。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人士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的批评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出现了“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言论”的说法。
我们仔细揣摩毛泽东5月14日的批示和《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对傅鹰的点名保护，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毛泽东5月14日的批示除用以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内问题的严重性以外，还有为自己发动整风运动受到来自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质疑和指责进行辩护。包括以后毛泽东著名的“引蛇出洞”、“搞阳谋”的说法，仔细考察他讲话的时间和背景，也会发现更多的是为发动整风运动进行辩护。由于一些党外人士过激的言论。毛泽东承受的来自于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也在增大。对于傅鹰的点名保护，正是源于许多党外人士的过激言论在党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音。而《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也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的中庸结果。
实际上，在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提倡双百方针之初，在党内，就有不赞成的声音。而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更是对毛泽东的“不甚行动”提出直截了当的质疑。在中央层面开展整风运动后，一些党外人士的言论，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当初党内的反对声音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质疑是有根据的，有前瞻性的。如章伯钧在5月21日会议上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有与共产党“夺权”的嫌疑；罗隆基在5月22日会议上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有要与共产党清算“老账”的嫌疑；5月24日天津民盟成员黄心平提出“各政党轮流执政”的言论，更是触动了党内最敏感的神经；5月26日，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发言说：“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尽管后来葛佩琦否认他曾经说过这些话，但是，这些话还是被作为右派“杀气腾腾”、“猖狂进攻”的重要依据了。特别是，有的人还十分不策略的把矛头转向毛泽东本人。比如，储安平在6月1日会议上提出：“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在各地开展整风运动后，有的地方出现大字报，个别院校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现象，而且逐步向社会扩散。有的大字报火药味很浓。比如，有的要求取消党委，取消政治课；提出“要整老和尚”，“关键要整党中央”，等等。有些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直接指向省委。甚至，在武汉医学院和昆明师范学院出现了“打到共匪”、“反对一党独裁专政”等十多条反动标语。在北京、上海、陕西，也发现类似标语。南京有人叫嚣：“要救中国”、要杀掉几百几千个“坏党员，是必须的”。
很多地方对整风运动明显表示出很有意见，《内部参考》也反映了很多意见。北京外语学院党员反映，有的党员后背被人贴了纸条，有的党员口袋里被硬塞进纸条，有的大字报贴到党员的家门上。有的党员感觉：“现在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党员撕掉大字报，有的则写大字报反击。北京大学张锦文给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无法接受”。6月8日，有一封给毛泽东的匿名信中反映：“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共产党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了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你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信上还警告：“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6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新华日报》社门前，围观者达两千多人。有人不同意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直到第二天凌晨。大字报也被群众撕掉。就连邓小平，也在5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位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陆定一在青年团三大会议上作报告，表示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柯庆施在一次汇报中讲对右派“现在不整心不甘。”彭真讲得也很明确：开始只是整风，现在又加上一个阶级斗争。斗争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在一份报告中也讲到：“很显然有部分右派跟我们争领导权。这个斗争不只是在思想领域，已经扩及政治范围。有人提出纲领很谨慎的，不是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我们退出阵地。……因此中央不能不做斗争，他们已经做了。”
此时，毛泽东承受的不仅有来自党内和共产主义阵营骤然增大的压力，而且，由于党外人士的“失信”和“背叛”，又新增加了来自党外的另类压力。同时，毛泽东也确实感到来自党外对政权的威胁。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反右斗争，已经箭在弦上。
6月份，李维汉把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稿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阅。毛泽东对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加了一句：“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说：关于反右问题，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在6月5日夜，紧急召见黄炎培和陈叔通，希望他们不要被卷进去。
在民主党派内，出现了“卢郁文事件”。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曾经在一些民主党派会议上批评一些提意见的人有片面性，提出不能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并和一些人发生了争论。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上指责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事件”是导火索，引发了“反右斗争”的开始。随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开始的号角。
和开展整风运动步履艰难的情况相比，反右斗争的开展则是一帆风顺。首先，中央层面的意见应该说是比较一致的。比如，反右初期，高级党校没有查出右派分子。刘少奇、邓小平把党校党委杨献珍等人找去谈话。刘少奇明确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小平说的更为直接：“我看你就像个右派！”第二，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积极踊跃，《内部参考》6月至7月，多篇报道反映，上海、天津、重庆、云南、安徽等地，干部和党团员感到“兴奋”、“痛快”、“扬眉吐气”，他们“鼓掌欢呼”。第三，工人农民和基层群众，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党员干部。反右运动一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的工人就举行座谈会，“起而应战了”。在湖北、河北农村，当农民社员听到有的党外人士要“共产党下台”的发言后，群情激愤，质问谁想偷偷摸摸“上台”，还有人叫嚷起来“这哪里是帮助共产党提意见整风，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第四，就是在民主党派内，也有积极的响应。比如，在民盟内部，副主席史良在6月14日就进行了长篇发言，参加反右斗争。
反右运动的开展，在实际上，中断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进程。
彭真在北京市部分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最能说明问题。他指出：当前有两个斗争，一个是党内的思想整风，另一个就是阶级斗争。并强调：这一时期主要是搞阶级斗争。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现象，也许是巧合，当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很多地方才开始传达整风精神。这些地方开展整风运动的动作整整慢了一拍。
但是，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党内整风运动。所以很快，中共中央做出工作安排，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单位，转入整风和改进工作阶段。而且明确，县以下基层单位，特别是在工厂和农村，重点是整风，不搞反右运动。但是，反右运动后的整风运动已经走了样了。党内整风演变为“全民整风”。反右运动和整风运动交织在一起，整风反而成为反右的助推器。全国数十万右派，真正在反右阶段定性的不到30%，到1957年7月，“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揪出的右派还不到一万人。其余的全是在全民整风中，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被卷进去的。整风已经完全偏离了毛泽东的设计。而此时，毛泽东本人对控制局面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比如，对于王蒙，毛泽东曾五次出面说话，但是，最后，王蒙还是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腐败导致共产党蜕化变质，是毛泽东日夜担忧的事情，客观的说，也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担忧。防止共产党变质，也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注意，我说的是“他们”，而不是“他”。尽管他们对如何防止腐败，如何防止共产党变质，在认识、看法、方式等方面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担忧和奋斗的方向是一致的。这里，我们以“四清”运动的决策为例，就能看到他们的一致性和内在的分歧。《“文革”前夜的中国》一书记录了这种“一致”和“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2月15日下午，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又插话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的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到这里，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本主义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时，正在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中说过：“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薄一波同志后来会议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始终认为，危及政权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执政党本身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在执政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党内解决党内出现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问题，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党内教育运动，证明已经不可能。转而依靠党外人士，自上而下地帮助共产党解决共产党内已经滋生蔓延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这一努力，表现就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整风运动也被反右斗争所中断而在实际上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共产党在执政中出现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只能尝试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利用大民主的方式，利用群众的力量，防止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应该说，中央领导层的意见是一致的。最早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毛泽东主持起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经毛泽东同意派出的。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谁是群众运动斗争的对象，要不要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成立了第二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顾问为康生，组员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姚文元。穆欣任办公室主任。随后，中央对文革小组进行了调整，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陶铸、康生，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以后又补充4 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在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认为派出工作组有利于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而毛泽东认为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群众运动，起了坏作用。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要求把它撤出来。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仍相当严厉地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中央领导工作。8月4日他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面讲：“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撤回以后，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浪潮，党的各级组织受到冲击并迅速半瘫痪、瘫痪，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变化，也可以观察出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分歧的变化、发展。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穆欣被扣上“叛徒”之帽，清理出“中央文革”。接着，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尹达，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站了。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王任重、刘志坚也受到了“炮轰”，王任重“离职养病”，刘志坚被扣上“叛徒”帽子，二人被清理出“中央文革”。1967年初，陶铸被“揪”了出来，成为中共党内第三号走资派。到此为止，“中央文革”还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1967年秋，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全体进入了政治局。
1966年春夏之交，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使文化大革命进入“轰轰烈烈”的阶段。毛泽东在发表《炮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多万红卫兵。“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随后，
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迅速将红卫兵运动从学校和青年学生中蔓延到工矿企业，党政事业单位。随即出现了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各个群众组织各自为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都是失败了的。但是，这只是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却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呢？应该说：它是一场巨大的涉及全民的民主运动。尽管是一场失败的运动、是造成不良后果的运动，但不改变它是一场民主运动的实质。
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众民主。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1964年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还拿着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在讲话中讲道：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的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毛泽东追求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主要形式。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如果是客观公正的话，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以“大民主”而开始的，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形式下开始的。任何人都可以以大字报小字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不经任何批准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可以不经任何批准的进行集会和游行，可以随意的到任何地方去串联去造反，总之，可以为所欲为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于是乎，引发了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学生不读书、工人不做工、农民不下田、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无所事事。大字报贴到了包括外交部办公楼，中央组织部办公楼，公安部办公楼主要部门在内的各个政府机关。出现了众多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夺权”成为所谓的“革命行动”。导致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发展到打派仗，由“文攻”、辩论，发展到武斗，动枪动炮。就连中央政治局，也无法进行正常工作。1967年二月，通过反击“二月逆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中，刘、邓、陶、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刘伯承年老体弱，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等“二月逆流黑干将”正受批判，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林、周、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实际上替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于是，出现了权威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当民主失去程序的规范以后，当民主走到极至和极端以后，当民主成为为所欲为的时候，民主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大民主”演变成大混乱，一切全都失去了控制。如毛泽东不赞成给刘少奇、邓小平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直至1967年2月以前，他会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还称刘少奇为同志，提出在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甚至他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还几次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同邓小平面谈时仍主张他进中央委员会。
但是，就在1967年1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并多次出现群众组织冲击中南海各个大门而且数次冲进大门的现象。刘少奇于1月5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月6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群众组织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并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还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4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群众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至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才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7月9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随后北京各校红卫兵包围中南海，成立“揪刘火线”，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一部分人还居然翻越中南海围墙冲进了中南海。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而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5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不能出席会议的人达52．7％，中央委员因不超过半数只得增补。而扩大进来与会的人却达74人，占与会人数的57％还多，有的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被指定为组长、副组长。扩大进来的竟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当然，在两年前，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甚至连聂元梓等所谓革命师生代表也始终与会。
就是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被群众围住。他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时间长达6个小时。涌上了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围住毛泽东，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泽东签名留念。毛泽东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毛泽东手腕时，毛泽东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事后有人猜测，毛泽东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毛泽东白天第四次接见150多万红卫兵。晚上参加焰火晚会。毛泽东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人们蜂拥而至，要见毛泽东。林彪见状，下车高喊：“让我们到天安门参加晚会”。但毫无作用。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150多万红卫兵。毛泽东乘车走到三环路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到京的几百名红卫兵相遇，几百人不顾一切，蜂拥围住了毛泽东的汽车。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警卫下车劝阻疏导均不管用。甚至有的红卫兵还试图跳上毛泽东的汽车。
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把机场大门围堵住，使毛泽东的汽车无法出门返回中南海。迫不得已，毛泽东只好步行，从机场东北侧一个小门出去，先到玉泉山。再从玉泉山乘车。
当然，十分有必要说明，时下很多文章和描述，背离了当时的现实。有篇文章这样描写：“曾有过‘上纲上线’的时代，其极致是‘无限上纲’”。显然，“上纲上线”达到“极致”而“无限上纲”的时代，自然是指“文革”时代。因为，“上纲上线”达到“极致”而“无限上纲”是“文革”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这篇文章继续描述道：“你说某党支部书记工作作风太生硬？那你就是说党支部的工作作风太生硬。你说党支部工作作风太生硬，就是说党委、市委、省委，乃至中央。你说中央工作作风太生硬，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动派。”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肯定作者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道理很简单，文革风暴席卷，不仅没有了党支部，也没有了党委、市委、省委，就连中央政治局，也无法正常运行。周恩来总理曾经戏谑道：国务院只留下了三只胳膊。即指副总理中，只有两位还能够继续工作。一位是李先念，两只胳膊；另一位是余秋里，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只胳膊，仅留一只胳膊。全国上下，从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到市委、省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国务院副总理，不是被“打到”，就是靠边站。如果真有人说“某党支部书记工作作风太生硬”，那么只能说这个人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缺乏彻底的“造反精神”，弄不好，还要背上个“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保皇派的帽子。批评乃至批判党支部书记，乃至市委、省委，不仅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是反动派，反而恰恰是“革命派”的表现。
举出这个例子，这是想说明，目前，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远离了它的本来面目，已经加入了许多演绎和牵强附会的东西，而且，把现今一些丑恶的现象也演义进了当初。我们要客观的分析“文革”的问题所在，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对待历史，不能凭想象来评说历史。否则，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大民主运动。它有天生的破坏法制的暴烈。不仅中国，全世界概莫例外。法国大革命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它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在最激烈的1791年至1794年，3年间被送上断头台的人高达六、七万人。在高峰期，仅巴黎一地，每周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多达196人，最多的时候每天多达50人。到后来，连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和鼓动者罗伯斯庇尔、徳穆兰、丹东、罗兰夫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罗兰夫人在临死前留下了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你的手而行！”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说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是一道始终没有能很好解决的难题。毛泽东曾经尝试过通过党内自我教育的方式解决，结果失败了；也尝试过通过党外的帮助来解决，结果也失败了；还尝试过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自下而上群众运动大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结果还是失败了。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也曾经尝试使用法制和法治，通过制度的方法来解决，通过现在愈演愈烈的贪腐现象来看，这一努力也是很不成功的。因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依然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