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虎说我“比起同龄人，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想这厮八成是企图哄他老师高兴，我年轻么？自以为好像有点儿，光学习修炼了，早把年龄概念忘光了，还啥事儿也没干呢，咋就那么大了捏？我只是觉得大睡了几十年，仿佛刚睡醒，又似乎刚出生，或曰刚长大，略懂少许人世奥妙，觉得刚把一只脚迈进了大社会的大门槛。问我年轻秘诀，我虽并不以为自己年轻，却也只能随意胡乱调侃，以醒众人，我是经常寓教于调侃的，便随口侃了很多条，主要是强调了身与心的辩证关系。所谓身心健康，重心在心，而不在身，虽然两者互为作用，但心的作用更为重要，为什么俗话不讲人活一身膘，而偏讲人活一口气？因为气没了，人体这个轮胎也就瘪了，瘪了，还能继续上路吗？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但提炼的几个方面还清晰，因为毕竟是自己思虑过的东西，现系统概括如下，希望能让读者朋友们受益。
其一，潜能不被四处瓜分。
我一不抓权，二不抓钱，三不逐名，四不趋利，省心忘意，傻啦吧唧，这就必然要节省很多“地下”资源。试想，心灵不被污染，资源不被透支，能量不被瓜分，一直处于典型的自然原生态，即便略微显出一点儿年轻，难道还不应该吗？形式上多取，内涵上必然透支，这是常规之理，得失辩证法是普遍存在，生命本身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啊，我外在的东西啥也没捞着，还要让我大受内伤，讲理不？别忘喽，上帝在对待人命问题上，是有天然法则的。
其二，尽量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
我有时虽然也很累，却是自愿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是愉快的累，不是痛苦的累。这个世界，至今还没有任何叫做人的东西，敢于对宇太如此放肆，象支配奴仆一样支配他。所以，我的所有累，都明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被势力所牵扯，二是不为利益所诱惑。我一直都在从事打心眼儿里愿意的劳动，一直保持着相对的人格独立与自由。我的劳动属于释放内在能量的劳动，是体现内在人文价值的劳动，是让我感受深层愉悦的劳动，尽管多数时候没报酬，但都是我愿意做或基本愿意做的。这就具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即人类解放以后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性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势必伴随内在愉悦，和于人的本质，与被逼无奈的劳动或者急功近利的劳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影响到心理结构并折射到肉体结构。为什么许多达官贵人虽然外表富丽堂皇，而气韵上却往往呈现出呆板教条乃至无法掩遮的世俗污浊或者僵死之气呢？无非内涵决定形式而已。实际上，很多人得的无非是富贵病，作茧自缚病。心灵不坦荡的人，怎么可能活的踏实呢？演戏的人总要卸妆露出本来面目的，被人宠惯了，一落价，受不了了。
所谓自由自觉的劳动，具有所干与所需高度统一的性质，凡是这种劳动性质，就都有益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比如那个小巧玲珑更兼小鼻子小眼反应敏捷伶牙俐齿的周立波，与他所干的活儿就形成了高度统一，他在给听众带去愉悦的同时，自己也分享了更大愉悦，这种人只要不被名利场上的暗箭射伤，一般是不大容易中道气绝而亡的。
其三，营造良好的气场或曰生命场。
一个人所到之处，尤其是有些量级的人，当尽力不给人以精神压迫感，不但要让人敬重，还要让人喜爱，要尽力创造既生动活泼又使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局面，这也是主席生前所提倡过的东西，这的确很难，但当你修炼到一定境界的时候，这些效益也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了。倘若你总是生活在这样的气场氛围里，久而久之，你自然会年轻一些。
其实这里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架子问题。对许多人而言，放下架子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为何有些官员学者不愿意放下架子？一是没自信没真货缺底气，需靠花架子硬撑着自己，再一个也是有些人的确不配给脸，你跟他端架子，他便书记长教授短的，显得毕恭毕敬，你跟他一随便，他便立刻给了锅台就上炕，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仿佛真的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们，立马就老张老李的干活儿了。其实称谓里面是有文化的，含修养的，比如对待主席，朱总惯称“润之”，彭总惯称“老毛”，周恩来处上位时惯称“泽东同志”，处下位时则惯称“主席”，这些不同称谓，折射了各自的文化个性与修养，显示了朱总的厚实，彭总的随便，总理的规范，他们都是同事且年龄相近，所以这些称谓都是自然而然的。红军战士们有几个称“老毛”的？大多都称“毛委员”。这就是修养，因为他们懂得，彭总叫“老毛”可以，自己呼“老毛”就不合适。李敖对谁都是直呼其名，绝无厚此薄彼的世故势力之谓，这同他的学识量级乃至文化个性是相辅相成的，之所以我们听着并不别扭，是因为人家拥有或者积蓄了任意评判任何人的资本和能量。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爱惜并尊重每个人的本性问题，你要在花园里享受各种花香，就要容纳各类不同品类的花朵，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于生命很有益处。诸如，刘邦这个人的确很无赖，曾往别人帽子里撒尿，而且是专家学者精英一类，很是玷污王者风范，但反思一下，他能不拘一格，不受身份局限，自由表现人性本真，自然回归童趣，不也是另类美吗？倘若是因一时忘了身份而自然回归了草民的自由嬉戏，那就更加可爱了。当然，当大人的脱了裤子就撒尿，总是不该提倡的。再有，难道苦大仇深的李逵就没人性？没人性他发现老妈让虎吃了以后，哭的怎么那麽伤心？砍起阶级敌人来怎么又那麽不怕死？他的人性体现的是最底层百姓的人性，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他跟欺压百姓的狗官从来就无理可讲，也无法可依，只有板斧的干活，虽是粗鲁乃至不免错杀人，但其鲜明纯粹的爱憎乃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美得令人倾倒吗？其澄澈的个性乃至纯粹的童真，几乎使参与打擂那个江南小女子庞秋霞也顿生爱恋了呀。
其四，看透虚名假利。
人才的确可能有天然性因素，但绝无实践过程中的巨大差异性。我以为，人和人在某些点位上的差距，主要是各自生命的运行轨迹不同造就的。所谓“上智”与“下愚”，除了先天因素，主要是不同经历形成的差异，在当今这个混蛋社会里，则主要是“混”出来的，混“上”去的，就自然“上智”了，混“下”来的，也便自然就“下愚”了，如此而已。所以，人活一世，几乎都在“混”字上下功力，都在混“上”位，抢“上”位，因为“上”位了，便“成功”了，“成功”了，也便“上智”了，“上智”了，就拥有话语权了，有话语权了，就到处招摇了，到处招摇了，也便大名鼎鼎了，众生忙于生计，无暇识别，只能谁官大谁有本事，谁出名谁有水平。其实，大多都属于具有违背公正性质的或虚假性质的丑“成功”或伪“上智”。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名人的确有两下子，而有的也确乎是绣花枕头，奇怪的是，越是绣花枕头，越是狐狸精变的，就越是能迷惑众生。从人性学角度看，混“上”位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活出了人的本性或者真性，大抵都属于演了一辈子“戏”的，在我看来，用失去真我本我换来的一切，都是亏本儿的。凡是用位置或名气衡量人的核心价值的，一定是势利眼或庸碌人。一个人，虚荣心不可毫无，但同样不可太过，比如称谓问题，你就不必太在乎，因为称谓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早已掏空了原有的定义，已经彻底被浮华为廉价取悦于人的口语符号，比如，当今天下老总多如牛毛，哪个能与朱老总相比？
麒元先生有篇小文，叫《论培养》，认为“栋梁出于深山。天生天养。何须培养。被培养而能存活者，必苟且于主人的荫蔽之下，无自性可言。无自性，既无独立自主之个性，必然依附、逢迎、顺从，虽富贵而卑贱。”这话我很爱听，类似立意也曾讲过多次，的确，天才是天养的，不是培养的，天才理应长在深山里，岂能长在卵翼下？参天大树只能生长于天地之间，岂能生长于被主人精心培育的盆景里？试想，如果诸葛亮不是在山野茅庐里自我修炼，而是过早就给刘备当办公厅主任，由刘备精心扶植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还能存在吗？被控制在鸟笼子里的鸟，固然可以被培养的膘肥体壮，可又怎么可能飞的高远呢？再说了，姬昌能培养出姜子牙吗？刘备能培养出诸葛亮吗？要是毛泽东也被共产国际去培养，他就只能当个再版的王明博古，中国革命驴年也胜利不了。中国许多当代大官，人魔狗样的，装腔作势的，似乎个个都比陈永贵更象大官，人人一副达官显贵的丑恶嘴脸，可又有几个拥有陈永贵那样的创业史或民众情感呢？官当的都不小，可真金实料的政绩究竟又在哪里呢？比较一下，还真不如薄氏西来的政绩，大抵不过是，想让谁上的时候，就有目的的到几个地方先镀几层金罢了。你们千万不要信这些东西，谁要是信这一套，那一定是傻瓜他爹。世人都利欲熏心了，又哪有闲暇感悟这些道理呢？都想出人头地有“出息”，为此宁愿让名利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也是断然不肯屈就清心寡欲的，而一旦挤入了痴迷追逐人生功利的轨道，也就等于进入了有限思维的死胡同，再想当个无挂无碍的通脱彻悟的真正思想家，也便只能是天方夜谭了。在此，我要向那些拍马拍了一辈子却没拍到正地方的人，深表同情，向那些当了一辈子孙子却最终没当上爷爷的人，深表怜悯。你们，太亏了。记住，得失辩证法是“常道”，王立军得到的很多，但失去的更惨，他曾经是个英雄干警啊，难道不是因为某种欲望绞杀了他的纯粹，并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廉价牺牲品吗？
其五，善于格物致知。
因为一切都源于道，所以一切都有道，我为何爱好那麽多？因为凡事都有道蕴，都可在感悟中提升自己。所以，善悟者，当感悟于万事万物，感悟于一切，大到天地人，小到穿衣带帽。
书本是用文字凝固下来的先人文化的集合体，虽只具有间接性影响作用，但因为其累积太久，底蕴太厚，所以仍然是人类吸收文化营养的主要来源或曰核心渠道，但主要来源或曰核心渠道，并不等于一切来源或渠道，也不等于可以代替一切，作为各个时代的现实中的人，学习现实，学习实践，从万事万物中直接学习，领悟其潜含的道理，当为本分或曰必要习性，这对于人的境界的提升乃至生命，窃以为可能更具有短平快的意义。
悟道也是有很多方法的，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切已法，或曰感同身受法，当然这都是宇太说法，大凡善于创造文化的人，是会不断创造出新东西的，随处可见的，只是不屑于张扬这些，因为这是文化创造者的必然性义务，上帝造人时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麽，什么是切已法呢？一说感同身受，大家也就都明白了。诸如我看台球比赛，无论我看谁打球，总不免要把自己当成其中比较偏向的那个人，我经常把自己当做亨得利、奥沙利文、罗伯森、萨尔比、特鲁奴普乃至丁俊辉，完全把自己的身心与他们融为一体了，我为何特别喜欢奥沙利文和特鲁奴普？那是因为他们的思路与打球方式方法与我的思路与追求过于吻合，每当他们举杆，我必然先想到按我的思路该怎么打，结果他们就果然那麽打，由于心里想的一致，就越发感觉近，而且颇感受到一种内在气韵互通的妙觉，所以才倍加偏爱，因为他们就是在假想中击球的我。我只能说，这种切已法，是直接提高自己某种境界的最直接方法。此次世界杯，预测决赛必是特鲁奴普大战奥沙利文，很遗憾，特鲁奴普居然在12:9只差一个赛点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打丢了一个连我都可以打进的球，竟被大势已去的卡特给卡住了。
其六，珍惜并尊重自我认定的生命状态。
这条至关重要。既然至关重要，为什么我却放在第六条讲？这里寄托了我对我的读者的良好祝愿，因为六六大顺，所以希望大家人生顺顺当当。
其实，任何存在，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一种状态，长在原野坟地里的松树是一种状态，长在黄山石缝里的松树又是一种状态，奥沙利文击球最快是一种状态，莱伯顿击球最慢也是一种状态，而任何一种状态，都有其独立存在的风采，只要悟出自我存在的特征与真谛，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我以为，一个人活着到底该活出怎样的境界，这是很关键的东西，只要自信自己在朝着那个既定境界稳步前行，这就足够了。这应该是生命的定力，对于生命质量的独特升华，或者生命力的旺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根本性意义，因为这应该是人生建构的核心支撑点。
其七，保持自我生命内在结构的和谐与稳定。
保持某种状态内部结构的常规与稳定，就能维持一种状态的相对健康存在。不管是强健的人有强健的内部结构，还是柔弱的人有柔弱的内部结构，只要各自内部结构超常性的稳定与和谐，就都会长寿。为什么有的长期卧病不起的人，也同样会久久不能死去乃至长寿呢？恰恰是因为拥有了适应病态的超常内部结构，这种结构虽然是柔弱的乃至病态的，但由于内部结构中的各个因素经过长期磨合与适应，已经构造了相对和谐与稳定的格局，因而也就达到了极不容易死的生命境界。只要这种约定俗成的超常稳定状态不被打破，这个存在状态就不易消亡。
扩而言之，竞技尤其如此。任何比赛，保持内在结构稳定都至关重要。比如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只要你打乱了对方的内部结构，对方就会乱了阵脚，就会溃不成阵，就会出现空挡，甚至一败涂地。乒乓球比赛，台球比赛，每个人的打法也都有属于自己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你一旦打乱了对手的内部结构，并使之进入了自己的结构，对手就注定要输球。如果总是适应对方打法，不能打破对方的结构稳定，或者被逼无奈不得不进入对方结构，被牵着走，那就注定要输球。刘国梁或马琳，就是善于破坏对方结构的人，所以能在多次搅局中偷胜。特鲁奴普和傅家俊的区别在哪里？特鲁奴普容易打破对方结构，傅家俊不容易打破对方结构，由此就显出了差距，一个象彪悍的男子汉让人惊恐，一个则象温柔的闺秀只能让人安宁。傅家俊无论发挥如何好，都永远缺乏一种令人恐畏的霸气，不足以给任何选手以所向披靡的精神压力。我为何特别欣赏奥沙利文？因为奥沙利文构思不仅奇异、精巧、而且完美，并不是打一颗球就赚一颗球的思路，而是具有了习惯性的统摄思维、全局思维、战略思维。再复杂的局面，经他三下五除二，即刻就变得简单明确起来，很是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高级愉悦。即便偶尔输球，也仍然会给人留下一种值得品味的台球美感。孔明能帮刘备三分天下，实际上是妙用了结构功能，毛泽东战胜老蒋或者有效钳制了苏美两个霸权大国，实际上也是妙用了结构功能。我为什么也喜欢李敖？首先是因为他打破了中国传统学者的常规人格结构，具有了挣脱性或曰突破性，这对于中国学者的人格重构，具有不可忽略的刺激性意义。
内部结构的平衡与稳定，是任何事物得以存在的核心基础，人体乃至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社会的所有不合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破坏我们的心理结构的平衡与稳定，而这种心理结构的不平衡与稳定，又必然会影响到肉体，促使或引发肉体结构的不平衡与稳定，如果这种稳定经常遭到破坏而不能自我修复，生命也便进入到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并由此加速生命的终结。
保持某种结构是重要的，冲破一种结构则更为重要，当你的生命内在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维持生命正常存在的时候，则必须要打破它，重新建构内在结构以适应生命需要。理无定理， 法无定法，性无定性，命无定命，一切顺其自然，归根本性，方为大道之举。世人凡事皆造就固定模式，并以此框定衡量一切而不可脱也，多谬而不能自省，更难以自拔。仿佛连人格模式都是固定不变的，似乎不苟言笑者方可从政，嬉笑怒骂者只能文人，风流倜傥者似乎艺人，威风凛凛者则必警察，故而逼使世人多追求“象”而忽略“是”。看人只看到形式看不到本质本性本真，很是死性。主席官当到了顶尖，难道他就不是嬉笑怒骂的大文人了吗？他就不是风流倜傥的大艺人了吗？他就不是“极目楚天舒”的击水者了吗？岂不知，主席的人格魅力之所以更为迷人，恰恰在于他对自由人性的强烈追求或者说对传统人格模式的勇敢突破。在这点上，他同样超越了其他领袖人物。天才的最高才能体现，不在于死板教条地遵循一种东西，而在于根据新变化重构一种东西。
其八，习惯了过简单粗糙的日子。
倪萍写《日子》，可他们过的是啥日子？百姓们过的又是啥日子？拥有最高道德的人，见到彼此的日子相差过于悬殊，是注定不好受或者受不了的，托尔斯泰就是见到自己太优越而市民太寒酸，才受了极大的心灵刺激，认为百姓之所以太穷，与自己这一类当寄生虫的人，大有关系，由此深感耻辱并果断离家出走的。如果中国的伪善精英们能有托翁的一半心态，只需略微压缩一些吃喝玩儿乐费用，中国的下岗职工，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创业者们，也绝不至于象今天这么惨。他们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不可抗拒的道义规律。
窃以为，日子这个东西，并无固定模式的优劣，吃东西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能否吃出味道，睡觉关键不在于睡在哪里，而在于是否睡的踏实。世人多盲目追逐于外在的贵族生活模式，其实贵族有贵族的心烦意乱，林黛玉是贵族小姐，却注定不如打工的傻大姐健康长寿。实际上，我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傻大姐。如果单讲物质消费，大观园里一次中秋赏月，得够刘姥姥家过多少个大年啊？
为什么王熙凤最终要把巧姐托付给土的掉渣儿的刘姥姥？难道不是彻悟后的理性选择吗？
其实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简单或曰粗糙，而我的许多学生朋友乃至亲兄弟，日子过得都比较精致或曰比较讲究了，但我从无攀比或者效法，而是继续在属于我的思想隧道里踽踽独行自得其乐，丝毫不为外物所夺，世人看起我或者看不起我，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庆幸的是，没有人因此而小瞧我反而对我刮目相看，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独特幸运。
上学时曾以为孔夫子教导学生“君子忧道不忧贫”，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首先得活着，穷了就活不好，怎么可能“不忧贫”呢？现在有了切身体会了，感觉老夫子说的实在是人生体验过的道理啊。
其实我既是粗糙人也是精细人，总体上是粗糙的，只是在极个别过于关注的方面也不免比较精细。由于人粗糙，日子粗糙，文章也就有时不免粗糙，往往是想说啥说啥，想咋说咋说，信笔由来，过去拉倒，全无矫揉造作或精雕细刻之念。因为我一向既反对不构思更反对构思过分，不构思就没有思路，属于瞎走，然而构思过分，又容易形成造作媚众的饰品。过犹不及，当是普遍适用的通理。
其九，要有死不后悔的精神。
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善人总是不免要吃亏的，小亏吃便吃了，大亏则总不免要后悔，后悔就要伤心，伤心就要害命，何必呢？你心善了，修好了，踏实了，谁爱承认不承认，你问心无愧了，心灵安宁了，不是很好吗？许多台球或乒乓球运动员，在裁判没看见的情况下，主动承认犯规了，难道不是为了心灵安宁吗？得到心灵安宁，难道不是比通过作弊得到奖金，更有益于生命的永恒吗？那些贪污了几个亿乃至毁损了人民几千个亿的人，能如洒家这样心无挂碍的大睡懒觉吗？我想不会的，他们定有噩梦相伴，定有神鬼叫魂，用当下时髦的词儿来说，心里一定很纠结，而经常处于心里纠结的人，则一定是损寿的。而作为炒股的平民散户，眨眼间，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亏，说吃就吃了，既然吃了，那就把它彻底消化掉，就没事儿了。存着，发酵了，是注定要生癌的。你们既然敢于闯入被黑手操纵的市场，那就不要怕赔，因为赔是正常的，赚才是奇怪的。我早就定义了，中国是整体黑社会性质，你自己不黑，或者黑的还不够，就不要轻易闯进去。咱没那素质，不敢招惹，图个清静无为，总可以罢？
严格说来，我是一架思想机器。在这架机器日夜运作乃至进入状态的情况下，一切现实利益都变得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了，所以失去很多现实利益与实惠，对我而言，实在是极正常不过了。既然作出了某种人生选择或曰定位，也便无怨无悔了。后悔除了杀害自已身心，何益之有？
其十，要尽力减少对父母的愧疚感。
当下懂得“二十四孝”的人不多了，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了。教育的“教”字，是左“孝”右“文”，可见，教育就是从孝开始的，乃教孝之文也。孝既是教育始发点，又是教育的永恒基础。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抽掉“孝”这个概念，中国文化立马就散了架子。因此，任时代如何变迁，作为中国人，“孝”字都是不能被忘记乃至被淡化的。
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文化之传统精髓。我的愧疚感，多来源于对父母，别人都在其次，这是因为，我来源于父母，是父母造就并养育了我的生命。对妻儿虽不免也有愧疚感，但终究与对父母的愧疚感有着质的差别，把话说白了，妻子是可以被取代的，子女也是可以再造的，而生身父母，则已经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回顾父母在世的时候，在自己没成家时，的确是始终把父母当做第一位的重要，工资要交，大事汇报，因为从心里上就觉得父亲是当家人，自己只是个家庭成员，没有资格独断专行，所以在工作人几乎都买了手表的时候，我仍然不敢买，因为工资才三十多元，而一块上海表或东风表要一百二十元，后来我母亲发现了这个问题，才说服了我父亲，同意我买块表，我没敢买好的，买了八十元的青岛金猫牌手表。但由于大约两个月不给父亲上缴工资，心里总不免惴惴不安的，那时的农村，哪里有进项啊？可在我成家以后，反思一下，父母真的是在心目中退居第二位了，难道我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人吗？虽然也保持赡养父母，但绝无先前那样的虔诚了。虽然也可以勉强算作常规意义上的孝子，但我自己心知肚明，的确是比当童男时差多了。我只能说，对父母该做的或可做的太多了，如果在世时你不做或来不及做，过世后是不免要后悔或者会愧疚的，而这种不可弥补的后悔或愧疚，对人同样会构成心灵伤害，所以建议大家在父母在世时，尽力多做一些，这会有深远而永恒的生命意义。
其十一，交友不可交势利之徒
交友不可交势利之徒，不但靠不住且容易被出卖，并由此造成一生的伤痛。孔明曾讲，“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故。” 《诸葛亮集.卷二.论交》因此，交友不可不慎，凡趋炎附势之辈，急功近利之徒，其交往必怀有私图，无论私图达与不达，都势必丢弃友谊，都必将昙花一现，都必不能持久，似此等空夺人精力与情感而不得友情真味儿者，不交也罢。窃以为，关圣重义轻利的理念，当成为人类普遍的交往原则，便是西方人，也该借鉴与吸纳。试想，倘若人世间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连点儿“仁义礼智信”都不讲，还会有人情味儿吗？而毫无人情味儿的世界，还属于人的世界吗？
不知是上苍的旨意，还是本性的天然，我总是不由自主的就同情弱者，哪怕弱者并非可爱，乃至一无是处。按说，我爱奥沙利文远甚于卡特，可在两者决赛时，却又总是担心卡特输的太惨。这是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情感倾向呢？我总是觉得，该普世的，自然会普世，不该普世的，便是逼着普世也普不了。
其实国家交友，比个人交友更需慎重，因为利害关系牵动整个国家民生乃至安全。美国没文化底蕴，美国人缺文化营养，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由此诞生的谋略与对策，究竟还能懂得一些什么呢？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当然都算美国的人杰，但究竟有几个懂大道之理的？当代中国领导有着普遍的宠美情结，全然看不到美国模式其实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以甘心被欺负为代价寻租表层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不懂老子，二不研究马列，三抛弃毛泽东，四不生发邓小平，却一味不顾民生实际到处送大礼，和美国拉关系，不断地以牺牲本国国民生存质量为代价，这种境界的一些人，又怎么可能有大作为呢？怎么可能引领人类文明步入正轨乃至终极美好呢？
如何看待或对待生命，如何看待或对待自己生命或他人生命，集中反映或折射一个人的潜藏境界。有的人由于自己活得好而造成别人活得遭，有的人由于自己活得遭却成就别人活得好，有的人觉得活着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就果断地了断了自己，有的人早就该死，但却赖在世上不走，白白占有人的名额，尤其是攫取了特权的人，即便演变成了人民的活废物或者精神枷锁，也要浪费属于人民的大量医疗资源，强行维持那早就该死的生命，作为该死的人强行不死，乃至为了不死而让人民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绝非是一种可取的行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初级阶段在生命问题上所显现的荒谬现象。我是不打算马上就死的，但也绝无永远赖在人世的意愿。
实际上，形形色色的人生各自领略的，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感觉，在高速路上驾车风驰电掣，领略车流滚滚，固然是一种现代化了的美妙感觉，但在独木桥上踽踽独行，然后毫无精神负担地品味古道西风瘦马，不也是一种感觉吗？任何独特感觉都是珍贵的，并无绝对意义上的优劣，以此感觉鄙视彼感觉，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既要此感觉又要彼感觉，什么也不想丢，贪得无厌，人生也是注定要捉襟见肘的。一个题材，又想写小说又想写诗歌还想写散文，注定不如只选定一种体裁就定心去做更有成效，人生模式的选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以为，对生命该有个总体的透彻的理解或认识，长寿也并非人生质量的唯一，因为只看到了量而忽略了质，如果象死人一样活着，究竟有什么实在意义呢？倘若烟酒已经升华为自己的终身精神伴侣，犹如手足不可断裂，又何必以断其手足而单纯追求高寿呢？倘若医生强行断掉毛泽东或鲁迅的烟，那不等于逼退了这两个圣人不可或缺的伴侣吗？倘若医生强行戒了曹植和李白的酒，那岂不是等于要了这两个文仙的魂儿吗？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探索年轻秘诀乃至生命意义，是个永恒的话题，讲不完的，就侃到这里罢。对于通达的人说来，我想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