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 他要我们上哪儿？
读七四年人民日报文章《当代“君子国”的反动实质》有感
今天看师东兵关于陈永贵回忆录《我梦到毛主席了》，有陈永贵和驻山西六十九军军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的斗争，在斗争中，江青支持陈永贵，最终以《三上桃峰》为突破口，把谢振华打倒的描述。
《三上桃峰》是怎么回事？百度了一下，在百度百科中知道大致剧情及观点。1974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将该剧代表山西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百度百科中说：“桃园大队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公里的榆关公社某生产队买进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马。这匹马虽然看上去膘肥体壮，但它是一匹病马，没多久便露了馅儿。卖马的生产队感到这样做损人利己，有失公德，便向对方提出退款，将马拉回。而桃园大队风格更高，不仅不肯退马，而且还派人拉着牲口支援对方春耕。后来，那匹马果真死了，卖马的生产队执意要退款并另赔一匹马，而桃园大队坚决不收受……这样一件事，不用说当时，就是现在乃至今后也是值得颂扬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这真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吗？如果是，江青为什么要批它？是谁把那病马卖给桃园大队？那个人被如何处理了？为什么不提？带着这个问题，我又查了很多，结果在一个网友博客上查到了1974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当代“君子国”的反动实质》，从中了解到更多剧情，深有感慨。
从剧中知道了这卖马的是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叫青兰；还知道《三上桃峰》的作者“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李永光，统统罩上了‘人性’的灵光，硬是把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老六，说成是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李永光说成仅仅是‘本位主义思想’作怪。面对着以老六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杏岭大队的一些干部和群众非但不斗争，不回击，反而为他辩护。当三爱向老六提出批评时，炮制者却让李永光斥责她是‘没大没小的’，用以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礼。李永光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指使老六卖马骗人，订合同，跑运输，大搞‘重副轻农’，一股劲地往资本主义道上跑。面对这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青兰不仅熟视无睹，而且为李永光开脱罪责，大唱赞歌，说他是‘为革命熬得两鬓添白发’，是个‘一心一意为咱集体’的‘好当家’。她还说什么‘返乡后五年来我经受锻炼，你经常和我谈心到三更天。’”
这就是被《三上桃峰》隐藏起来的另一条暗线，一条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的线。作者把你推我让的“君子国”风度当成“社会主义新风尚”来颂扬，掩盖阶级斗争，以求达到“和谐”境界。实际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李永光处处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六，还严厉斥责敢于斗争的三爱，而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六，百般为之提供庇护。上上下下的走资派，庇护一个走资者，打击保卫社会主义的群众。一方面掩盖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宣扬根本不存在的你推我让，这就是王光美所鼓吹的“桃园经验”！这难道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吗？屋里头转悠，当家的支招；钱广老婆用着关东烟贿赂爱抽关东烟的张万山大叔，不就是有钱广在背后支招吗？
我记得有个相声演员，改变了《青松岭》，他让勇于向资本主义斗争的万山大叔向钱广认罪：“老钱哪，我对不起你呀！”并以实际行动发家致富；他让钱广掌握了青松岭的印把子；他让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秀梅姑娘嫁给了城里的富商……由此看来，这类演员，就是古代“尤物”！
如今，有大量《三上桃峰》的作家们，有什么都敢说的演员们，更有……，有这么多人的殚精竭虑，苦心经营，这社会能不“和谐”吗？
附：当代“君子国”的反动实质
《人民日报》批判《三上桃峰》文章 1974.04.29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然而，大毒草《三上桃峰》却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公开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他们根据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谬论，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人“礼让”的“君子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所谓当代的“君子国”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九六五年，在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有人在评述《一匹马》的故事如何“引起人们深思”之后，曾借古喻今地点到了《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时隔八年之后，《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真的把当代“君子国”搬上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明目张胆地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
小说《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讲的是所谓彼此“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那里的交易，卖主是坚持“高货贱价”，买主是执意添价，“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三上桃峰》所描绘的“现实生活里”的“君子国”，讲的是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发现之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赎马。这里写的也是“君子国”的那种行为：卖主把“已经到手的钱，硬要再退回去；已经推出手的病马，硬要再牵回来”，买主却“坚辞不受”，“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这是刘少奇黑《修养》里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孟之道的艺术再现。
一百多年前，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李汝珍，编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君子国”，宣扬“忠恕”、“克己”的“君子风”，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竟然抓住“一匹马”不放，也编造了一个“世内桃园”的“君子国”，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没有阶级斗争的“太平世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狼子野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君子国”，从来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痴心妄想！编造“君子国”的神话，是为了掩盖历代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罪行。其实，“君子国”这三个字本身，就道出了真谛。孔老二不早就宣扬过“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吗？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不也鼓吹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吗？这里所说的“君子”、“长者”不是别人，正是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所以，剥开画皮来看，所谓“君子国”，就是“君子”统治“小人”之“国”，就是刘少奇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国”，就是林彪所一心追求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王国。
《三上桃峰》为了塑造当代的“君子国”，还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戏的矛盾设置到矛盾的解决，都是用这种“人性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用反动的中庸之道来取代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可是，时隔两个月，叛徒刘少奇就跳出来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情闲起来没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上桃峰》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为了证实在那个当代“君子国”里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先进与更先进的差距”，作者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李永光，统统罩上了“人性”的灵光，硬是把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老六，说成是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李永光说成仅仅是“本位主义思想”作怪。这样，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就不见了。
《三上桃峰》在矛盾的解决上，也是用反动的中庸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个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忍为高”、“和为贵”等等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完全体现了刘少奇的“利刀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林彪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中庸之道。面对着以老六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杏岭大队的干部和群众非但不斗争，不回击，反而为他辩护。当三爱向老六提出批评时，炮制者却让李永光斥责她是“没大没小的”，用以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礼。李永光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指使老六卖马骗人，订合同，跑运输，大搞“重副轻农”，一股劲地往资本主义道上跑。面对这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青兰不仅熟视无睹，而且为李永光开脱罪责，大唱赞歌，说他是“为革命熬得两鬓添白发”，是个“一心一意为咱集体”的“好当家”。她还说什么“返乡后五年来我经受锻炼，你经常和我谈心到三更天。”这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情味。难怪李永光被感化得五体投地，表示要“老少相帮互学互勉”了。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在青兰的“人情”感召下，变得烟消云散了。在《三上桃峰》中，以青兰为代表的一方同以李永光、老六为代表的一方，既缺乏正面交锋，更缺乏原则斗争，可是，在剧的结尾竟然出现了解决矛盾的“胜利成果”：李永光“醒悟”了，老六“认错”了。这无非告诉人们：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三上桃峰》描绘的“君子国”，就是刘少奇曾在桃园建立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把这样的“君子国”搬上社会主义文艺舞台，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阶级敌人怎样乔装打扮，变换手法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都逃脱不了革命人民的火眼金睛，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