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在古稀之年送给中国人民最丰厚的礼物。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多年的反面教材，对文革造成了误解。在此我奉劝中国人民不要只看书本上的文字，更要多多动脑子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的所在，有多少中国人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争权保权，为了巩固政治权力的独裁等等，或有些人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文革十年浩劫，知识份子受到迫害，建国功臣被迫害，社会大动乱大倒退，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言论进行污蔑文革。
其实中国人民只要会动脑子去分析问题的人，不用看书本上的文字，都知道毛主席发动文革时的用心良苦，为了改造建国功臣们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为了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为了无数先烈们的血不白流，为了保障人民红色的江山永远不改变旗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因而爆发了，世界史上有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敢将自己辛辛苦苦所缔造的政党，看见即将要改变颜色而动员自己的国民起来造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我的一张大字报，别看它是一张小小的大字报，可它的威力无穷，这关系到公仆们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民在文革阶段有那个国家的元首敢说中国不尊重人权，文革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年代。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都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在这样的国度里成长的中国人民，一直对领导对官员们都有一种恐惧感，如果不是被迫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都不会起来造反，就算是遇到严重的不公与不平，只有内心默默地承受这种不公与不平的痛苦，而不敢同官员辩论，只使见到了官员都被官员吓得说不出话来，令中国人民苦不堪言。加上百分之九十的穷人都不认识字，新中国成立后才实行全面扫盲运动，中国的穷人才能认识字。毛主席不但要让中国人民认识字，而且也给了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土气、士气、血气、阳刚之气等等。文革就是要从人民群众惧怕官员们的思想把它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让人民群众有权利罢免官员，让人民群众参政议征。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都能成为人民的公仆。
1966-1976年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震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上层建筑发动由下至上的一场民众觉醒的大运动。中国人民受了几年封建文化的影响，经过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使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翁。文大革命不但中国有，而且欧美很多国家的人民都举着毛主席的像章游行，为世界无产阶级争取了福利。当时的世界人民都不知道多么地羡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反面教材，不惜一切地污蔑文革。只使有些崇拜毛主席的人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错误地认为被四人帮和林彪所利用。其实当时四人帮和林彪都是对于文革有着贡献的人，毛主席对四人帮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人，四人帮是代表着广大的无产阶级。在文革阶段不但刘邓的罪行被暴露于大白天之下，而且叶也运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子女谋取私利，而被四人帮逮住，但是叶善于演戏，而没有追究其责任。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叶对四人帮耿耿于怀，一心都想寻求机会进行报复四人帮，毛主席在世时，明察秋毫，找不到借口对其下手。因此，在毛主席去世时，全国人民都还沉于悲痛之中，就迫不及待地同华、汪进行同流合污，采取非手段进行逮捕四人帮，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因此受到了迫害。中国人民因此而从主人翁的地位转变成为了奴隶。
说真的以毛主席当时的威信，要打倒一个那是大容易了，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毛泽东去世后，曾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者却把文化大革命定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彻底否定。随着中国二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的验证，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究竟该如何评价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不只是关系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每个忧国忧民的同志们不得不对文革做出清醒的判断和认识。
四人帮是史上最大的冤案，中国共产党的叛徒说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但是真正反革命的人恰巧是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走马列主义道路，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国家人民共同拥有，人民先富官员才能富。以阶级斗争我纲，消灭私有制度，而不是消灭公有制。人民群众能享有五大生活保障，不怕上不起大学，不怕看不起病，不怕老无所养，不怕买不起房。工作是国家分配，读大学是有助学金，甚至于还有生活费用的补贴。大学生一出到校园就会分配工作，不用大学生自己买房子，单位负责统一分配。并且人民群众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并且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等等。
大家只要看75年的宪法就能明白谁是反革命集团，谁是独裁者？中国人民对照这三十年的现状，应该要有个清醒的认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受了反面教材所至，值到今天都分不清是非黑白。都错误地认为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毛主席是独裁者。毛主席独裁把四大自由，允许公民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有信仰宗教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自由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毛主席给人民群众的自由把四大自由，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删除掉。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有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而共产党的叛徒否定文革的论点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对照这三十年的现状，是谁遗背了马列列主义的观点，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这是完全错误的”。究竟谁是谁非，时间老人已经给了中国人民正确的答案。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写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这些复辟行动除武力的就是和平的，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是最好的办法。列宁又说：“……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这些蹩脚的革命家，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党内走资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各色各样的表演，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所有制上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竭力维护、巩固、发展私有制。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次政治斗争的史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毛主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尤其反对革自己的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
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出现失误加上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原因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主席是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机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彭德怀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而他对毛主席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军队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应该对大跃进中我们党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是应该对毛主席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的举动做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努力维护和毛主席合作的态度，并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做出布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主席发难，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与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而且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有人说彭是被冤枉的，但是人民要正确地对待历史，不能感情用事。对照上述中国人民要用个清醒的认识，总然之，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出发的。
彭德怀的万言书把庐山会议原定的指导思想和部署及纠左目的全部打乱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主席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些已经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彻底作了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全国彻底地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已经完全实现他们的目的，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甚至于把文革污蔑成是“十年月日洗劫，知识份子受到迫害，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言论来为自己洗脱罪名，来为他们达到政治的目的。甚至于把当年彭德怀的万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得以实现，这样做的结果难道不是已经为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叫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在这群人的手中。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以后，毛主席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有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主席敏感地觉察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许多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主席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式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市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的气焰已经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主席不得不在古稀边之年，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文革的发动完是是及时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毛主席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答案是：否。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东正确路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文件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是无产队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越来越激化，在“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寻找到的一种“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式，这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显然，这样一场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大革命，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
如果不用文革的方法，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答案也是：否。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认识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提高了，毛主席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在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在一九六六年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的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全国粮食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成就完全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优越性。到196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已经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小农的个体生产经营，私有制经济已基本绝迹。这时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想什么呢？他们想的就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国营、集体生产，使生活蒸蒸日上，不再走回头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领导职务，却不卖劲为社会主义出力，反而拉倒车、走歪门邪道，糟踏、破坏集体经济，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当时不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已经使得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是否真心真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真心真意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在工厂是搞物质刺激还是政治挂帅，是专家治厂还是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命、大搞科学实验，还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在农村则表现为是巩固发展队办、社办的集体经济，大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改善人民生活，为国家多做贡献，还是削弱集体经济，鼓动社员个人顾个人，搞“三自一包”鼓励个人发家致富，采取保守、守旧的耕作方法，瞒产私分，分光吃光，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一切反映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严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党中央政策的摇摆（如四清运动中前十条和后十条），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区的各自为政，都显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山雨欲来。所以毛主席在这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毛主席一声号召，全国从下到上，男女老少，不分城乡，不问南北，群众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难道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吗？这难道也叫到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这难道是文革的浩劫吗？这难道是知识份所受到迫害吗？这难道是建国功臣受到迫害吗？中国人民要多多动脑子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中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首先要选用能够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的方针政策，忠实地执行继续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主要席一定很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毛主席的一厢情愿。文化革命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站在了运动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行反对。事实证明，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重用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都是十分英明的决策。
叛徒汉奸说周总理在文革忍辱负重，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周总理在文革始终是受到毛主席的信任与重用的。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密切合作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中明显流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和信不过，而这封绝密信件是首先送给周总理看的，这充分表明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信任。
文革中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使用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总理领导，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来负责处理。文革中解决全国各省市的问题，几乎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团的多次汇报后，再向毛主席的汇报，最后代表中央作出处理决定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主席指定以周总理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文革中的周总理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有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工作。这是其他任何人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主席对周总理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总理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总理和毛主席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这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文革是周总理留下的一个遗愿。这完全是翻案派玩弄的“抬周贬毛”的鬼把戏！另外，他们还编造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批林批孔”中著名写作班子“梁效”成员之一、北京大学老教授周一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甚至于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从中可看出中国共产党叛徒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找借口来攻击文革，不惜一切代价来对文革进行污蔑。
关于林彪在文化革命前期，尽管毛主席是对林彪的某些作法有怀疑，但仍是把他作为副统帅委以重任。“九大”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另一方面还是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里。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而改变。以林立果、叶群以及黄、吴、叶、李、邱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为了抢班夺权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终于暴露，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此后，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林彪专案组工作，查出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确凿的罪证，特别是企图谋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尽管有人对“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出逃是主动还是胁迫、是飞机失事还是打下来等问题上存在疑义，但是，中央文件公布的大量林彪集团的罪证（影印件、图片、录音等），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委以重任的原因有二点：一是林彪有长期以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和行动。林彪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建立的功勋和1959年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后，首先在军队里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以后全国普及毛泽东思想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红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产物）是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的基本因素。其二，文革开始后，军队里不少资格老、威信高的将军元帅们对毛主席发动文革很不理解、很不支持、很不得力，有的甚至站到对立面，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必须得到军队强有力的支持。这时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态度十分积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选择并重用林彪作为副统帅是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对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指1966年5月8日）以及过分夸大“红宝书”的作用等举动也是心存疑惑的。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这样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买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显然，这里所说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林彪 “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提出“四个伟大”等，更增加了毛主席的反感和疑虑。“九大”期间，毛主席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对他不让步，另一方面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里。给他机会，对他寄予希望。
关于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九大”报告有两个本子，一是以陈伯达为主起草的，二是以张春桥为主起草的。虽然有的人说这两个本子都与林彪无关，林彪只是开会时照本宣读了一遍，但以后“批陈整风”中揭发出来的事实说明陈伯达的本子与林彪有关。最终，毛主席选择了张春桥的本子。这无疑是对林彪的沉重打击，林彪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当然，关键在于两个本子的区别。陈伯达的本子中体现了淡化阶级斗争而以生产为中心的论调，这是从根本上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文革路线的。这也说明毛主席所说的“林彪不是极‘左’，而是右，‘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因所在。
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彪以及陈伯达为什么要急于设国家主席呢？这绝不是单纯的工作意见分歧。正因为林彪发现自己的问题已被主席察觉，便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设国家主席，既是林彪进一步对自己处境的试探，也是为进一步谋取更大实权和影响力。林彪虽然是党内二号人物，但党内、军内要受毛主席的限制，他自已不敢称“老大”。在国务院系统，周恩来是总理，他只是副总理，如果他当上国家主席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这个身份影响国务院，限制周总理，扩大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促成林彪自己当主席。林彪作为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假如心不虚，假如与毛主席没有路线分歧，他是决不会冒这个风险的。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冷落，正在被毛主席所觉察，再不采取行动就会处于被动，所以最终演出了争当主席的阴谋闹剧。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决不是毛主席将其小题大做，正因为此，毛主席更认清了林彪问题实质的紧迫性，再不解决林彪问题，事情就严重了。
关于林彪是否搞反革命政变问题。《517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其影印件是作为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公布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毛主席一方面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另一方面，于1971年1月改组北京军区，挖了林陈集团的墙角。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等写出了《517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分析了武装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和时机，提出“利用集会一网打尽|”、“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入毒气、细菌武器、轰炸、车祸、暗杀”等形式对待以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包括人力、物力（武器、车辆、通讯器材）等物质准备，最后还提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军国主义式口号，显然，《517工程纪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无疑的。关键的问题是林彪是否知道或参与制定纪要的活动。据直接参与研究制定《纪要》的成员之一李伟信的交待：1971年2月，林立果跟林彪、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上海，3月18日，李立果在卧室对李伟信等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3月21日，林立果对李伟信等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让先搞个计划”。他们研究了形势，分析了林彪接班的三种情况：和平过渡、被人抢班和提前抢班，最后提出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写一个计划--就是后来的《517工程纪要》。究竟是林彪指示，还是林立果假借林彪之名？李伟信的交待揭发中有这样一段话：“571计划写成后，但是于新野（直接参与研究制定《纪要》的主要成员之一）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那里。”
由此可见，即使林彪没有指示和参与《纪要》，但事后他是知道的。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林彪不知道，但作为党的副统帅，又是林立果的父亲，难道他就没有觉察吗？特别是乘飞机逃往苏联时，就能轻而易举地上林立果的当吗？总之，希望为林彪鸣冤叫屈的同志，认真看一看中央处理林彪集团的有关文件、毛主席有关指示以及林彪集团成员的揭发交待材料，否则，不管你的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就会起到伤害毛主席和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
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必须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等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接受，衷心支持，是忠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佳人选。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主要方面看，他们的精神实质是可贵的，应该称道的。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而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起来。所以，毛主席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是合乎情理的，是革命的需要。事实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愧于旗手的称号。
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主席批评过的错误、弱点，但就大节而言，江青至死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所有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加于江青的许多不实之辞也得到澄清。比如《郑州晚报》（2000年12月4日）登载的《在世纪伟人的身边--首访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徐德隆》一文中透露，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江青“给毛主席翻身，企图谋害毛主席”的说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徐医生在主席临终前的四、五个小时里，一直守在主席身边，负责给主席量血压。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徐医生很慎重地说：“我不知道，在我的值班时间里，在主席最后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陈永贵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当问到“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样”时，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根据中央统一调子来说的。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我亲自听她身旁的服务员讲过，江青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打毛衣，送钱给生病的人。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她（江青）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譬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允许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的。”陈永贵还说：“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看到这一件事：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方面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交给王洪文。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自己掏钱买。他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付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用的。但是我绝对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陈永贵还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而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至于江青的历史，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已经有很多文章证实了是革命的，是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从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受审以及狱中情况来看，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主席，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江青和杨开慧一样是不愧于主席夫人的称号的。
张春桥也是毛泽东文革中十分信任的人。毛主席所以信任他，不仅是欣赏他的文采，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1957年9月，年轻的张春桥就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称赞。1969年九大筹备期间，毛主席又采用了由他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1975年张春桥又发表了著名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文中说：“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产生着。”这难道不是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了的吗？张春桥被捕、蔑视法庭的严词和被判死缓后，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五不怕”精神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华国锋自称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表面上高喊“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背地里却在毛主席逝世28天后，就迫不及待地用非法手段逮捕了文革功臣；他表面上高喊“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背地里却接受邓小平的假猩猩的上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势力所吓倒，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是他私心膨胀，惟恐失去“英明领袖”的桂冠，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用对敌斗争的突袭方式悍然发动政变，逮捕文革功臣，编造谎言，欺骗人民，不仅葬送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的“短暂春秋”。如果没有华国锋的野心与牵头的叶剑英是搞不成的，邓小平也上不了台，翻不了案。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估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的成绩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县团以上的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历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488页），这段话中，不仅有毛泽东对文革具体评价，也有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批评和对受到冲击的老同志的谆谆告诫，要求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指责他们。
从毛主席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主席生前文革是胜利了。因为发动文革夺回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的主要目的基本实现了。其标志是以刘邓为头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邓势力已失去多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可以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了。在经济基础方面，它击退了党内的那股欲分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思潮，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也击退了在国有企业推行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推行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利益驱动，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行专家治厂，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推行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的管理方法，反对把工人阶级当作工厂主人，实行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等修正主义的办企业务路线，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基本得以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在文革的大好形势下取得了稳步增长和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不论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各方面焕然一新。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受到工农兵广泛喜爱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
《关于文革几个问题的基本认识与评价》这些丰硕成果表明，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只是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失败了。可惜的是，毛主席没有取得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毛主席去世后，文革造反派遭到残酷打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迅速上台，开始清算文革、清算毛主席，原本对文革不理解又受到“三分错误”冲击的老同志以及许多党员群众，对文革中出现的“三分错误”看得过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分析认识，没有足够看到上述文革取得的伟大成果，就得出文革失败了的结论。那些原本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的反动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公开地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公有制经济，公开搞私有化，一句话，公开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奔跑，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已不仅仅是推翻了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事实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现实教育了许多老干部、老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才是符合历史事实情况的。
文革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频临崩溃的边缘？文革中，毛主席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首次提出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向全党全国印发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并在讲话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接着，1967年2月，毛主席批示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中，除“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的继续进行。1967年7月至9月，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的同时又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在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正常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经济形势趋向稳定。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以上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那么，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那些成就呢？
（一）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2•1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4•7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3•3倍；粮食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12•1%。
（二）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1973年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等地安装建设
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洲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三）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长890公里的焦枝线。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和通（县）坨（子头）线。
全长6700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1959年动工，1968年胜利建成。此外，1974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间轴1800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四）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试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20%左右。
以上情况表明，文革期间国有、集体经济确实得到了大发展。“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是蓄意贬低文革抬高自己身价的拙劣低下手法，是从政治信仰上丧失道义，从人格上丧失诚信的大暴露。
如何正确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是关系到今后在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认识问题。毛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文革之初，毛主席在一次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么，毛主席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但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深深打着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造反也有理吗？显然，这一次有理的造反，不是针对着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主席同志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的一次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主力军。但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毛主席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难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坏人。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大规模武斗的事，多数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群众中分裂成为保、造两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在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五十天。而恰恰这也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是《571工程》中毛泽东的代号）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每次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得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与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的道理相同的。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反修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全国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仅河南省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官方公布数字，实际上更多），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禄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支持坚决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而加以否定。焦裕禄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禄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原新华社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加以否定，而且进行批判。因无人管理，几年内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而河南和造反派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各级头头，许多搞大型武斗，烧大楼，血洗造反派的总指挥、武斗队长，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厅局和各地市县的重要领导人，成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而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
尽管资本主义阵营的复辟使造反派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由于在文革及揭批查中受尽迫害折磨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经商做生意发了财，甚至做了资本家，疏远告别革命了。但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与积极力量。他们对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搞腐败腐朽堕落最为不满，他们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验。从我们今后要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略上看，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这部分人都是我们最值得依靠的重要的社会力量。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正确的。如同历史上任何革命造反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某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正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当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全面内战”的武斗中，确实是死伤了一些人。这不能说不是教训。但是，和当今社会的凶杀、犯罪、矿难、车祸、黑社会、吸毒、艾滋病等死亡人数相比，恐怕一年的数量足以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还要多。
还有一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受了冲击，就耿耿于怀，声泪俱下地控诉“文化大革命”，甚至把“参加五七干校劳动”说成是“劳改”，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作“迫害”进“牛棚”，可是，看看他们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照片，一个昂首挺胸、神采奕奕，和他们的控诉文字是在对不上号。事实上，文革后期，95％以上的干部，包括党内二号走资派在内，都被解放出来，安排了工作。难道进五七干校，参加一些劳动，比爬雪山过草地还难吗？这恰恰说明，文革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他们，最需要这种“劳改”和“迫害”，最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分析“三分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干部和群众没有经验。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它与以往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允许人民群众结社造反，而且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组织的领导人）作为了革命的对象。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传统和常规，超越了干部和群众的经验范围。《十六条》中规定：“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于是，群众的这种“识别”的过程，也就可能是他们犯错误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现了人们灵魂的大暴露。在干部和群众中，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法权观念，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倾向和行为都表现了出来。这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我们只能看作这是为了探索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问题所付出的必要代价。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只要保住了政权，不管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为无产阶级如果失去了政权，也就失去了一切，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
很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二）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始至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从运动一开始，便力图利用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抛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镇压革命群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负隅顽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根源，党内外上上下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很强的保守势力。无疑，这股势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
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在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营垒内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阴谋。其中破坏力最强、给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损失最大的，除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他们以“左”的伪装出现，拉帮结派，以售其奸。他们策划抢班夺权，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居，而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却在密谋“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给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许多混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几乎是致命的挫折。当“批陈批林”斗争发展成为一场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也伪装成为反对林彪的好汉；还有的人，由于林彪叛党事件的发生，灰心丧气，认为毛主席看错了人，对毛主席的伟大产生了怀疑，由革命派变成逍遥派。实际上，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伟大，识破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遭到屠杀的时间就会提前。中国政坛的这种突变，不仅带来了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且预示出一旦时机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如何理解文革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作为一位对唯物辩证法运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伟大哲学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197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毛主席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都是跟着喊的。1976年毛泽东在病危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准备工作便完成了。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不是指人民群众。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由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主席在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人无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种人，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靠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在应该享受”的人，属于“进京赶考”不及格的人，属于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将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像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路线，但是他们追随革命的目的就是贪图荣华富贵，这些人已经滑到资产阶级泥坑中去了。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革到自己头上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人的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忍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群众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当他们看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农民重新沦为单干，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资本剥削压迫重现，旧社会的腐朽阴暗迅速死灰复燃，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时，终于想通了，然而，后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账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强大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跟随着走资派，举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不独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和一切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悲哀！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进行阶级斗争，整治农村干部实施“夺权斗争”。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敲诈。连敲带诈、脱了衣服到外面冻、脖子上挂物品等都是四清时期开始采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发明。
有些很多人被这三十多年的反面教材，而导致了对文革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动脑子去思想考问题的根源。 在那个时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虽然文革到处充斥着“夺权”的声音，但那是打倒走资派的意思，是争夺“无产阶级”的权力！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吗？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除了邓小平垂帘听政以外。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人与毛泽东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对得起刘邓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主席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主席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这里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讲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可见毛泽东用心良苦。但是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毛主席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认为全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基本都“烂”掉了，掌握在坏人手里。刘、邓派工作组不到1个月就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一旦文革发动了，刘少奇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见“九大”政治报告，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谴责了这种“白色恐怖”。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这样，毛主席也为刘邓说话：“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实毛主席对于刘邓实在太仁慈了。因此，并不存在权力之争，至少不是对最高权利的争夺引起的。文革中打倒这个那个，没有上级批准，谁也倒不了。而 “粉碎四人帮”事件才是真正地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也是对无产阶级阵营最大的挑战，使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地复辟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中来，全国人民即将要迎来好日子的时候，因而被葬送在共产党叛徒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