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民主斗士的忏悔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色旗帜颓然落下，一个红色巨人倒在了自己点燃的“革命”烈火之中。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从更生的烈火中却并没有飞出浴火重生的金色凤凰，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只失去光华的双头鹰迷惘地徘徊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
2004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
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目光忧郁的普京总统检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他又一次感慨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十年前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理想实现了，十年后祖国母亲却指着满身的伤痕说道：“小可爱们，这就是圣诞礼物！”也许独立的思想者注定是痛苦的，当圣诞节夜突变成万圣节之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昔日“反共斗士”沉痛地忏悔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说。
“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梅德维捷夫如是说。
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
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痛苦地抽搐正是根源于他们的幼稚病！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在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园时候，到底是选择炸药包还是选择油漆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在我们私下里维护现存的制度比攻击现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气的时候；在人们更愿意扮演一个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视着像我这样的"顽固派"的时候；在不少人期待着西方免费炸药包的硝烟散尽后，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从天而降的时候，这个问题则可能更加难以选择。然而我无法忘却季诺维耶夫的那句话："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所以我更愿意向我的老乡去求取问题的答案，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今天，也许我们的家园并不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洋老爷大封的斗士们精英们想用中东版、东欧版的空头支票去换取天 安 门前那面红旗的时候，我将不会像莫斯科那样选择沉默，因为我宁可在斗士们精英们的唾骂声中死去，也不愿在一片凄凉的忏悔声中苟活！
在面对现实的反思中，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编，《外国文学》主编，拥护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支持批判《我不能放弃原则》，积报撰文批判传统派观点。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带来他期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混乱、使国家出现全面危机。他于是向人们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不久苏联解体，他对改革完全失去了信心，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破产后，他提出走“利己主义和利它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显然这只是一种空想，最后因思想苦闷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与者的幸福”，认为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和仇视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忘我劳动，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说：看不到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又说“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曾担任《新世界》主编达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在后来发表的《生态小说》中描绘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又说他：“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在进行反思方面，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显得特别突出。他们都曾采取过激烈的反共立场，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哲学家季诺维耶夫青少年时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杀害斯大林，养成了用怪话俏皮话讥讽现实的习惯20世纪70年代写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话的反常和荒诞，当局极为恼怒。1978年他到国外讲学，被取消了国藉，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灾难性的改革》一书对戈氏改革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称社会主义为“我的社会”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他说“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己。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另一位是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后来他说“你可以读一读我的所有著作，我从末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引者）。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 1993年9---10月访问西欧时发表谈话严厉批评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如此的草率混乱，是实行了“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实行的是 “反民主”。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缪的道路。”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又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在小说《转折关头》写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诸如此类的描写，与作者过去的写法截然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苏维埃时代明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看法的偏颇，少数人为自己过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悔恨不己。在这里反面教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反面的教训，有些人可能还清醒不过来。著名作家柯切托夫说“应当象列宁那样关心文学，它是可怕的、群众性的武器。玩弄这个武器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它能为革命作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它也能为反革命作准备。”
一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题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突然于1993年9月21日开枪自杀，在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情发生在深夜，作家的夫人听到书房里一声枪响，便急忙跑进去，只见康德拉季耶夫腹部中弹，倒在血泊里。他马上被送往医院，两天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个悲剧事件发生时，正值俄罗斯国内政府和议会的斗争进入最后摊牌的阶段。就在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那一天，叶利钦发布了解散议会的第1400号总统令，使得斗争趋于白热化。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作家得知属于自己阵营的康德拉季耶夫恰好在这个紧要时刻自杀的消息后感到很狼狈，不知如何说明他作这最后选择的原因，一年多前曾发生过德鲁宁娜的自杀事件。这位自由派女诗人自从“改革”以来非常活跃，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过叶利钦，曾对新政权抱有很大希望。但是现实使她感到极度的失望。她辞去了最高苏维埃委员的职务，不久服安眠药自杀。她在遗诗里说，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德鲁宁娜之死，引起了很大震动，对新政权造成了不利的政治影响。现在康德拉季耶夫又步她的后尘，自由派担心反对派会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便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在讣告中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不是自杀身死的。更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是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他们的报刊报道康德拉季耶夫逝世的消息时，含糊其词他说他“离开了人世”，避免用“自杀”一词。有的人对所谓的“偶然的不幸事件”作这样的解释，说康德拉季耶夫在擦枪时不慎走火，打中了自己。在他逝世后不久，发生了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人们的注意力为这次流血冲突和一直未曾平息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吸引，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暂时把这位作家自杀的事放到了一边。
在康德拉季耶夫逝世一周年时，俄罗斯报刊重新提出他的死因问题，并展开了争论。1994年9月20、21日，《真理报》连续刊登了科热米亚科的长文《康德拉季耶夫中士的最后一次射击》，肯定这位作家是自杀身死的，并且根据他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说明他自杀主要是由于理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科热米亚科说，康德拉季耶夫曾有过“期待和希望的欢乐”，他幻想在改变制度后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但是新的统治者上台后他看到的却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使他感到愤慨，又感到困惑不解。科热米亚科接着说，他从近来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几乎能直接感觉到他的绝望心情的发展和精神危机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康德拉季耶夫的自由派朋友们自然不同意科热米亚科的说法。首先，他的朋友、批评家柯甘（他是讣告的起草者）对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作出强烈反应，他在为发表康德拉季耶夫致贝科夫的一封信所写的前言里反对科热米亚科的说法。他说，康德拉季耶夫发生的事“不带有政治性……断定有政治性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作家个人的悲剧进行政治投机”（《共青团真理报》1994年9月28日）。接着《文学报》编辑里申娜几乎采取同样的方式反驳科热米亚科，她在为康德拉季耶夫和阿斯培菲耶夫的来往信件所写的后记中说道，假如死者得知《真理报》利用他的自杀做文章，企图把他与他的战友分开，想使读者相信他是由于对民主和民主派感到失望，有意选择在颁布第1400号总统令的那一天开枪自杀的，那么他躺在棺材里也会感到不安。里申娜用肯定的语气说，康德拉季耶夫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已站到反对派一边。这位编辑还说，她与康德拉季耶夫有交往，知道他早就有病，而多次发病使他成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言下之意，疾病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文学报》1994年10月26日）此外，还有人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科热米亚科长篇大论地谈论康德拉季耶夫之死，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科热米亚科在1995年2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又发表了题为《是谁朝康德拉季耶夫开的枪》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从这些论争文章中可以看出，双方都己承认康德拉季耶夫是自杀身亡的，问题在于对自杀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在争论中出现这样一个插曲：上面提到过的批评家柯甘在“冷静思考”后承认自己指责科热米亚科是由于“一时急躁”，肯定后者撰文谈康德拉季耶夫之死“完全出于对作家的痛惜之情”（《文学教学》1995年第2期25-26页）。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1995年11月，《文学报》利用纪念康德拉季耶夫诞生75周年（他出生于1920年）的机会，旧事重提，连续发表了他的朋友肖格洛夫的文章和他的堂弟、司法精神病学教授费多尔•康德拉季耶夫的一封信，再次对科热米业科的说法提出异议。肖格洛夫认为在科热米亚科的文章里“集中地反映了想把康德拉季耶夫之死说成政治示威的意图”，他说，根据他的了解，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这位作家的性格。他回忆起自己有一次到康德拉季耶夫家串门，正碰上主人正在擦自己的小手枪，旁边放着几粒小小的子弹。他便问康德拉季耶夫为什么要保存这支手枪。对方回答说，他家住在郊区，不安全，这枪供自卫用，“而主要的，如果疾病缠身，我将给予回击。不打算忍耐”。（《文学报》1995年11月1日）显然，肖格洛夫“回忆”起这段谈话，目的是为了说明是难以忍受的疾病使康德拉季耶夫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费多尔在信中说，虽然他要比他的堂兄小12岁，但是两人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他认为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以纪念康德拉季耶夫为名，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投机，要把康德拉季耶夫拉到自己的支持者队伍里去。接着费多尔讲了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经过，他说，他的堂兄患严重的高血压，医生要求卧床休息，否则会出现偏瘫。康德拉季耶夫一直担心“死前生活不能自理，成为家属的累赘”，多次谈到要抓住时机，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但“又不要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天，大夫走后，他从床上起来，感到手脚软弱无力，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到了。他的书房里一直有很多武器，他早在战前就开始收藏了。他对妻子说，他要去取一本书，吃力地从卧室走到书房，拿起手枪，但已无力举到腰部以上。一枪打中了脾脏。”（《文学报》1995年11月8日）从这一段叙述来看，费多尔也同肖格洛夫一样，想要说明康德拉季耶夫自尽的原因是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就这样，在这场延续两年的争论中，一方主要认为康德拉季耶夫是由于思想出现危机而自杀，另一方则认为他是因重病而轻生。双方争执不下，闹得康德拉季耶夫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为了说明他在人生道路上为什么最后迈出了这样的一步，需要回顾一下他的整个生活道路，尤其需要对他去世前的几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二
康德拉季耶夫于1920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祖父曾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了革命。祖母的一个姐妹也早年参加革命，曾是伏龙芝的朋友，认识著名文艺理论家沃隆斯基，后者曾赠书给她。这位女革命家后来当过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省的省委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她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材料，并有丰富的藏书。年轻的康德拉季耶夫读过这些涉及政治斗争的材料和不少禁书，从中了解到许多常人不知道的情况，这在他的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1939年，他在上完大学二年级后应征入伍，在远东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打报告要求上前线，不久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942年春在尔热夫附近接受了战斗的洗礼。当时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很大，康德拉季耶夫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参加这次战斗的经历和感受，成为他后来进行战斗题材创作的丰富源泉。他像许多战争参加者一样，负过伤，受过奖赏。
康德拉季耶夫在文学创作上起步较晚。他出现创作冲动是在战争结束后15年的时候，他曾追述说：“战争第二次向我袭来是在50年代末。回忆开始折磨我，前线发生的事没完没了地在脑子里转动起来，那些遥远的年代突然靠近了。有时甚至闻得到战争的气息……”（《图书评论报》1986年9月5日）这时以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贝科夫为代表的“战壕文学派”的文学已经兴起，康德拉季耶夫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读了之后总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他便开始寻找“自己参加过的战争”，而当往事“涌到嗓子眼里”时，便一口气写了300多页，写的就是当年参加过的尔热夫附近的战斗。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写行不行，便于1961年春天跑到了当年打过仗的地方，在野地里坐下来，掏出稿子，开始读起来，但是总共只读了几页，就觉得所写的东西都不对头。而为了弄清该写什么和怎么写，又花了许多年。到1974年才写出了中篇小说《萨什卡》（《图书评论报》1986年9月5日）。他把稿子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然而好事多磨，稿子在那家杂志的编辑部里几乎躺了5年，编辑每年都答应下一年一定发表，然而一直没有履行诺言。于是他带着西蒙诺夫的推荐信把稿子交给了《民族友谊》杂志。不久小说刊登在该杂志1979年第2期上（见《旗》1997年第6期第149页）。他发表这部处女作时，已年近花甲了。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在创作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名要比同龄人晚20年，他是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并且是在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冷遇后才得到公认的。
《萨什卡》发表时，西蒙诺夫在为它写的前言里指出，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在最困难的时候、处于最困难的地方、担任最困难的职务——士兵的职务——的人的故事”。他认为小说主人公士兵萨什卡的形象是“我们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民族友谊》1979年第2期第5-6页）。这部小说叙述了萨什卡在尔热夫战场上的表现。它几乎没有写战斗行动，所描绘的是所谓的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小说作者通过一些表面上看来很平常的事情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朴实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有的生活场面描绘得非常生动，充分显示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一般读者的普遍欢迎和批评界的一致赞扬，这使得它的作者一举成名，立刻跻身于名作家之列。在这之后，康德拉季耶夫陆续把他已写成的小说拿出来发表，也创作了一些新的，他的作品（例如《鲍尔卡的道路》、《奥夫相尼科沃沟谷》、《在奥夫相尼科沃田野上》、《伤假》、《谢列扎罗沃大道》、《在斯列坚卡的会见》等）大都取材于他亲身参加过的尔热夫战斗以及受伤后到后方休假的生活。这些迟开的花朵，曾给当时比较冷清的战争题材创作园地增添了生气和热闹气氛。
上面提到过，康德拉季耶夫在青年时代由于知道一些政治斗争的内幕和读过禁书，开始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他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现象，尤其是他在30年代大清洗中看到和听到的事情，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他开始感到生活不自由，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他逐渐成为“内心的反对派”。参军后，在部队的环境里他的这种怀疑情绪暂时被冲淡，加上他当了班长，要经常给战士做工作和讲道理，自己也受了感染，产生过入党的要求。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像许多青年一样，爱国的热情很高，对制度的不满退居到次要地位。他作战勇敢，据他自述，当时营政委曾想发展他入党，但是他在战斗中看到指挥人员不爱惜战士生命的现象，便回想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在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中的残酷行为，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便借口自己还不够格，没有提出申请。战后他的怀疑和不满情绪重新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不甚相信，也不抱多大希望，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不彻底，自己也有很多错误而又不进行忏悔。不过他对赫鲁晓夫时期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还是欢迎的，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又觉得“心中重新产生了恐惧”。加上他的作品很长时间发表不出来，这使得他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时，一种觉得自己半世坎坷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寻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自然会找到制度头上。《萨什卡》的发表和得到公认，不仅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且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这暂时缓和了他与现实的矛盾。在80年代上半期他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并且对它抱有很大希望。例如他在《谈谈自由》一文的开头就说，他和千百万人一样“充满着期望”，并且想弄清楚期待的是什么，要永远放弃什么。接着回顾了整个苏维埃时代的生活，提出了“革命为什么变成了一场噩梦”的问题，并且感慨他说，人们“生于牢笼之中”，最后甚至觉察不到牢笼的存在，反而认为它是生活本身的“自然的和正常的属性”。文章作者最后说，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无可挽回了”，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儿孙们能过另一种生活”（《文学报》1989年5月24日）。康德拉季耶夫在这篇文章里就自由的问题直言无忌地发表了看法，可以说这是一篇系统地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纲领性文章。他很重视文章发表后的反应。当他得知人们对它有很多议论时，心里很高兴。另一方面，亲友们的回忆也证明康德拉季耶夫是支持“改革”的。例如肖格洛夫这样写道：“他渴望变革。热烈希望变革能够实现，并且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开始常给我打电话，说道：‘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文学报》1995年11月1日）从实际行动来看，他确实是那么做的。他同支持“改革”的自由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现在的变革，成为文坛上的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到“改革”的后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在1991年4月5日给一位亲戚的信里已透露出对新的现实的不满，他批评总统颁布了几十道命令，“一道比一道糊涂”，“市制改革极其愚蠢”，抱怨物价几乎涨了两倍，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摆满商品（《旗》1997年第6期第154页）。不过他在“八•一九事件”中仍然和他的“民主派”朋友们一起支持叶利钦，井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高兴，认为他们那样做，是要把人们“重新赶进古拉格”。他希望从此能够开始过“新的、合情合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