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看待1989年春未夏初那场自发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 [复制链接]

                朱久如在附注中说：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即1989—1990年初），受当时中央委托创办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与资本议（这里“议”字应为“主义”二字，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战斗的《中流》杂志”，以此作为他认为应该向魏巍“学习和致敬”一个重要理由。

        魏巍主办《中流》杂志确实使他名声大噪。但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当时的“中央”是什么性质的中央？当时的“中央”是主张“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吗？当时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是谁？所谓的“自由化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巍主办《中流》杂志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在《中流》杂志中宣传了什么？

        在魏巍开始主办《中流》杂志时，发生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当时的“中央”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最高的唯一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个力量的作用，也已经把中国的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砍倒十几年了。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确凿的历史事实。朱久如到现在还认为当时的“中央”还是“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中央，那只能说明，他从当时到现在还一以贯之地站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总司令部“中央”的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他这句怎么解释？如果是这样的，他至今还站在这个立场上，还侈谈什么“左派”和“反复辟”？

        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朱久如所说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曾被当局和三中全会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残酷镇压和声讨了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1976年政变和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曾自发地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英勇反抗和抵制，十分激烈、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邓小平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群众教育影响的结果。为此，在他亲自策划下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就是制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组织和纪律手段强行阉割歪曲否定马列毛，把马列毛思想的精髓污蔑为“极左”，以作为他们消解党和人民群众中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工具；其次，取消“四大”，把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许可的结社、出版、示威、游行都完全禁止，实现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从此，中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了任何表达自己反抗观点的丝毫权利；再者，对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予以欺骗性粉饰宣传；对不受他们欺骗继续反抗的就残酷镇压；最后就是在镇压和欺骗的同时，用“换马术”缓解危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两任总书记胡耀帮、赵紫阳先后下台，在十来年时间里，邓小平本人表演了三次“伪退”。这既是他们缓和人民反抗情绪的欺骗，也是人民斗争的直接结果。

        虽然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和百般欺骗，深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中国人民依然继续进行斗争。在“四大”被取消后，他们的反抗就通过他们的子弟学生顽强地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以后，主要在很多高等学校，学潮一直不断发生。这些学潮一般都是自发的，导火索各种各样，但一般都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头目邓小平，直接针对党与和府的腐化变质。当时学生一闹起来，就大量地摔瓶子，甚至把热水瓶从楼上大量地猛摔下来，砸个粉碎，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痛恨和愤怒。

        这种反抗情绪终于在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的1989年春天形成了抗议高潮。在如火如荼的两个多月里，形成的抗议高潮遍及北京和全国各地，每一个大中城市，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将近一半的中等专科学校，一部分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共有数千万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机关干部参加，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万、几十万、几万人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各种口号传单，矛头直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响亮地提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旗帜鲜明的反对“官倒”、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共产党的腐败变质。

        邓小平为代表的复辟势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听任这些抗议示威游行继续下去，被镇压下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可能趁机重新集结，和全国人民这种自发的的革命反抗结合起来，就会马上形成一个与他们相对立的强大革命力量，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就要可能破产。值此阶级斗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镇压下去。而在反抗力量的一面，由于中国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被镇压和控制，当时没能及时形成一个成熟的核心力量组织和领导人民的反抗，经过两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斗争，终于在6月4日，被邓小平为首的受到陈云和邓力群这些人积极支持的复辟势力血腥地镇压下去。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欺骗和镇压是资产阶级对付革命人民反抗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手段。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他们使用这两手时又总是打着马列毛的旗号。这是因为马列毛主义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欺骗，打着马列毛的旗号镇压，也就是所谓“用B52的威力打击B52的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打着这样的旗号，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污蔑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镇压。他们在几年前以“篡党夺权”和“极左”的名义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数次镇压扫荡，这次对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已不便于再用这个名义，所以，他们就诬之为“自由化思潮”。诬良安赃，指鹿为马，贼喊捉贼，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法。

        当然，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时是有的，但这个思潮的出笼正是反革命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产物。在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名，对在毛泽东时代曾被打击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统统大平反，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力量。因此才出现了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主张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化”的言论。这些人中，被平反的和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走资派子弟占主要成分，他们是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他们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即使在1989年春天抗议高潮时，那些人虽然明明知道邓小平是镇压的决策者，他们仍然宣传邓小平是“受了欺骗”，要给邓小平“个台阶下”。他们和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是只是策略的不同，那些人是要马上推翻真共产党的领导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而邓小平做的是把真共产党从内部变成假共产党，从内部蛀空，从而也推翻真共产党的领导，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殊途同归的。例如，大名鼎鼎的“民主自由化”代表人物魏京生到海外后就表示，他与邓小平“没有分歧”。从现实来说，由于毛泽东时代强大的革命遗产的作用，邓小平的策略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那些肤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远不如党内资产阶级成熟，他们的欺骗性不够，暴露过早了是要被革命人民很快推翻的。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不同阶级成分的存在，在任何群众性运动中，都会有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想的反映，自发性群众运动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群众性运动，要善于调查研究，对参加者的成分和他们表达的愿望，对他们的方向和主流，要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正确把握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阵线。

        大量确凿证据表明，在当时那场大规模群众性抗议运动中趁机散布“自由化思潮”的是极少一小撮人，在全国参加抗议示威的几千万人民当中，了了无几。这些人虽然也时时利用学潮散布他们的反动观点，但他们与广大革命人民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反抗迥然不同。他们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控制网络。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抗议游行示威，一般都是当地群众自发的革命行为。“打倒邓小平！”“反腐败！”“反官倒！”是革命人民的响亮的革命口号，绝不是“自由化思潮”的口号。在反抗运动遭到镇压时，例如在1989年“六四”后，那些自由化分子一般都受到党内资产阶级各种方式的保护，几乎全部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继续大搞他们的“自由化”，而真正遭受血腥镇压迫害的则是真反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

        邓小平在1989年的5月13日说：“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从他嘴里出来的这句话，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后爆发的这次最大规模抗议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这从反面证明了当时的抗议浪潮是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思想遗产的巨大作用，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最为激烈的一次自发性反抗。

        三十年来复辟的历史事实和过程证明，中国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其他的几种势力，如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及其“自由化思潮”，都是在其卵翼下的帮凶势力。把所谓“自由化思潮”作为中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卵翼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反抗以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为斗争目标的学潮及抗议运动说成是“自由化思潮”，是对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复辟事业的掩护，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口喷人的污蔑，是贼喊捉贼的伎俩和阴谋。中国老百姓众口一词的“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就是对他们这个伎俩和阴谋尖锐而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才是那几个念叨“自由化思潮”的始作俑者和后台。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假，要以此为幌子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是真。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从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反革命政变和开始改革开放，直到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今一直还很活跃的、被称为三中全会派的“老左派”、“新左派”，对于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打着马列毛旗号利用各种借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欺骗和镇压，是起了极大帮助作用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邓小平的复辟事业是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他们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彻底否定和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对所谓“四人帮”、“三种人”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以批所谓“极左思潮”为名义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和污蔑，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对反抗邓小平复辟的学潮和人民其他各种形式反抗的镇压，在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攻倒算中，他们在当时都是拼命聒噪呼喊积极支持的，都是十分卖力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都得以官复原职并继续得到提拔，有许多甚至连提许多级。因为当时党内资产阶级为了消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想遗产，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需要利用他们。陈云和邓力群麾下的许多所谓部级、地市司局级级喽罗，原来几乎都是一般工作人员，都是在那个过程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他们官帽上的花翎。到了社会上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已经无法掩盖后，他们又把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继续为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打掩护。

        这些就是三中全会派一直作为他们的功绩而竭力鼓吹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相，这就是朱久如所谓的“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即1989—1990年初），受当时中央委托创办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与资本议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战斗的《中流》杂志”的真相。

        三中全会派的先生们大都是一些善于舞文弄墨的文人，他们会狡辩说，他们写的文章都是针对有名有姓有根有据的“自由化思潮”的。是的，从苏晓康到马立诚、凌志军，再到李锐等，他们都批过的。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揭露，这些人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小喽罗，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直接支持和影响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直接否定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积极参与的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没有党内资产阶级的上台，没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和言论怎么可能得势呢？当所谓反“自由化思潮”就象反腐败一样，越反越泛滥时，三中派的先生们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当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大言不惭的谈论反“自由化思潮”时，他却避而不谈他积极参与制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改革开放路线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与他所谓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关系。那些“自由化思潮”人物的得势，还有三中全会派先生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功劳呢，这个“功劳”也是不用谦虚和隐藏的，是抹杀不掉的。

        三中全会派的先生们还会狡辩说，他们是主张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没有说主张镇压革命群众。可是，当着资产阶级复辟派以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大举镇压反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群众时，你们说过必须把这些反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群众与那些极少数“民主自由化”分子区分开来的一个字吗？两个多月的示威游行，铺天盖地旗帜鲜明地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和漫画，你们没看到吗？你们都是声嘶力竭地高叫镇压的啊！那个时候，你们正和邓小平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过“蜜月”呢，你们正在把邓小平当作顶礼膜拜的领袖呢，你们正为自己头上的“花翎”还不够红正在找鲜血涂染呢！在把革命人民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抗血腥镇压后，就有人马上出来写文章（据有人说魏巍是“第一人”），极为荒唐地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套在反对邓小平复辟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头上，把革命人民的反抗污蔑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邓小平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歌功颂德。他们把中国现实阶级斗争的是非混淆到这种离奇的程度！一切狡辩都是没用的。三中全会派疯狂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和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广大革命人民铁证如山，他们的历史罪恶已经和邓小平一起铜铁般铸在历史上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三中全会派开始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始有所分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应该给予肯定，因为他们过去十多年一直是紧跟反革命政变和改革开放跑的。但是，对他们的这个变化又不能评价过高，不能认为他们是在坚持毛主席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确凿的事实是，他们的这些分歧和变化有当时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特别是有1989年那样长时间震撼全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性革命反抗运动的影响。他们并不是与复辟当局彻底决裂。他们还在一直坚持《两个决议》和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他们是想按照他们的“路线”搞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路线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复辟派的，而三中全会派的路线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邓小平不过一直是在利用他们。他们后来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都是奔资本主义方向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毛主席带领下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的揭发批判，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邓小平是很臭的。因此，当他被他那伙复辟派难兄难弟重新抬出来时，地位是很虚弱的。因此他迫切需要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这个势力的帮助，以增加他的欺骗性。当他在这个势力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而羽翼丰满元气恢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在他们共同反革命作用下已基本清洗销蚀瓦解的差不多时，当他的资本主义复辟需要大踏步快速推进下去时，他就不再需要这伙酸臭味熏天的小伙计碍手碍脚的帮助了。因此，他们就不再得到倚重。即使他们继续得到倚重甚至得以上台，他们也摆脱不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窠臼，顶多也不过出现一个前苏联勃列日涅夫那样的所谓“停滞期”。但是，中国和世界阶级斗争的激化，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他们的分道扬镳，基本属于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修正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次分道扬镳，只不过是使他们没有最终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走到底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对于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没有实际意义，相反，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站在两个决议和改革开放的立场上而没有彻底转变，实际作用是继续为资本主义复辟打掩护。近些年，在中国人民不断觉悟和反抗的推动下，某些人的认识又有所提高，有所变化。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觉悟是被动的，是不彻底的，是有很多保留的，他们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是脱了裤子割尾巴，而是想竭力回避掩盖，对复辟当局则继续散布幻想，拉拢蒙蔽年轻人，打击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人。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是在进行新的政治投机和新的欺骗，对中国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邓小平在陈云、邓力群这个势力的积极支持下，在1989年春天的血腥镇压极为残酷地地打击摧残了中国革命人民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抗，扼杀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和发扬的革命造反精神，从而为邓小平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加快速地复辟资本主义排除了障碍。但人民的反抗，也使复辟当局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深远影响，这种思想上的深远影响，仅靠他们镇压是不能销蚀的，他们还要继续想方设法使这个思想和势力的影响逐步消解。

        这就是他们在疯狂复辟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密禁锢的同时，一方面假惺惺地导演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策划创办《中流》、《真理的追求》几个杂志。因为，他们已经掌握控制了全部权力，在当时让几个还拥护他们改革开放路线的“假马列毛”人物叫几句空洞的马列毛口号，不会对他们的复辟产生致命危害；不仅不会有危害，而且还对那些比较真诚信仰马列的人有欺骗麻醉作用，同时，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观察了解中国还在坚持马列毛信仰的人和势力的窗口，以便他们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去瓦解和镇压。当时的复辟当局所以选择魏巍主办《中流》杂志，首先是因为他当时是拥护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又拥护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义的对革命人民反抗的镇压，在政治上是跟他们跑的；而且他的所谓“拥护毛泽东”和“四项基本原则”又吆喝得很高，还能“创造性”地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宣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等等。这些都适应了当时复辟当局欺骗革命人民和消解毛泽东革命遗产的需要，他是当时适应这个需要的最佳人选之一。这才是他当时“受命”的真实原因。

        2006年底，被认为是在三中全会派中的“老左派”中承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所谓态度最好的马宾，还在《访谈录》中这样评价邓小平：“在处理动乱问题上表现是好的，顶住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时，坚持了党的立场”，继续为邓小平这个最为臭名昭著的罪恶辩护，也为他们欠下人民的这笔帐打掩护。
                                                                       2008年5月4日

学习了。

好文章。学习收藏。

（1）在中国泛左翼中的各色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们的经济、政治和哲学观点，都是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一致的。他们总是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的，而他们忽视甚至蔑视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跃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是波浪式发展的。
（2）政治和道德概念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它们适应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并且千方百计地强加于被压迫阶级。
（3）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抗剥削、压迫与奴役的革命运动都是好得很。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坚定地支持。

李新民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条理清晰，逻辑慎密，通俗易懂。不像清源那种伪马列主义理论家，文章越看越迷糊、头昏脑胀。

请问李新民，“6.4”运动体现出来的主体价值理念的诉求与广东本田工人运动以及今天众多的工人罢工运动的主体价值理念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吗？
“6.4”运动的主体本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主体本质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吗？这就是你们的马列毛观点？按照你的逻辑，否定“6.4”运动的主体诉求，就是站在邓矮子立场上，那么你肯定“6.4”主体意识的诉求说明你是民运分子，或者这些民运分子因为反邓，就意味着他们也是你们的马列毛主义立场。有你这种观察事物的逻辑吗？提醒你，你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民碎主义者，不要将运动的形式（都是学生反对当局为主）来代替运动的本质。


难怪你时不时搬出金草来，有这种看法是不奇怪的。

七楼；看你在红旗发帖很精彩。是否来一篇对六四的综合评论？

本人没有你这种耍嘴皮子将马列毛理论倒来倒去的水平，越这样倒来倒去越出鬼，将马列毛理论的要旨倒来倒去倒多面目全非。

本人从84年就注意到“西单民主墙”的政治诉求，那是马列毛意识的诉求吗？“6.4”运动难道不是西单民主墙发酵的产物？本人在“6.4”运动前前后后也是在大学生行列里，当时大学生的政治诉求本质本人多少比你清楚，他们只是反邓吗？将“6.4”运动次要的部分一厢情愿地拔高成主要部分，那么给“6.4”运动定性不可能不出问题。
奇怪，金草们对于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持有标准的马列批判态度，怎么对于“6.4”运动充斥着西方资产阶级价值理念的诉求却是另一种味道，是不是随心所欲地在玩弄双重政治标准。

长江边；你是老造反了。怎的不知道评价八平方事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呢？
毛主席说了：“对于同我们又合作又斗争的'盟友'，其宗旨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个为我所用就是评价八平方事件的精要。

马列毛主义理论实践着眼于现实性这是正确的，但绝对不是将这种实践堕落到没有政治灵魂的不择手段的地步。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将来在参入的一切民众运动中的时候是要陷入自打自己耳光的地步的。

回复 11楼苏拉迷的帖子

本人否定了毛主席的这些一贯的策略吗？现在是在给“6.4”运动本质定性，这已经涉及到了各人自身的世界观的问题了。

长征中饥寒交迫的红军到了哪里也没有堕落到为了活命就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抢”一通的地步，毕竟这支队伍基本具备了一点马列信仰的政治素质嘛。

长征中饥寒交迫的红军到了哪里也没有堕落到为了活命就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抢”一通的地步，毕竟这支队伍基本具备了一点马列信仰的政治素质嘛。 长江边 发表于 2012/7/7 11:48:00

红军？土匪罢了。GCD就是土匪。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在改造土匪。

回复 15楼王二狗的帖子

你象你妈的傻B样的，这里轮得到你在这里放你妈的猪屁？

回复 15楼王二狗的帖子 你象你妈的傻B样的，这里轮得到你在这里放你妈的猪屁？ 长江边 发表于 2012/7/7 12:02:00

长江边、就许你放猪屁，别人不能放“狗屁”么？你这是精英思想。

革命就得靠咱这些狗娃儿，石头，三癞子，二傻子----

回复 17楼王二狗的帖子

问题是你到这里来放这种屁是进错了庙，这是问题的关键。

仅仅就“6.4”运动定性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吵得一塌糊涂了，这足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派阵营自身的政治基础是何等的脆弱。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实践过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各种政治势力和五花八门的政治思潮，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会演变成啥政治模样呢。

王二狗，你将红军中某些流氓无产者的下意识来代替红军的主体意识，这是犯了阶级立场错误问题了。

回复 14楼长江边的帖子

吴法宪回忆录片段: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十到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我记得光我们三团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粮食。可是到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弄呀！
为搞粮食，我们全师又转回到毛儿盖附近，专门在那里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麦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顶多弄个两、三斤……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

回复 22楼左右无极的帖子

提供的好，问题是红军为此事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一些善后的事情怎么没提出来（本人也看见过一些老红军的回忆录）？显然红军在收集藏民的青稞救自己的命时并不是那种毫无道德感的土匪意识。

还有，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攻击前进途中，筹备粮食的红军总是秘密进入村子看见又大又高的“朱门”（一般只有地主、富农以及土豪劣绅才具有这种条件）往往是破门而入夺取粮食后迅速离开，后来发现有些“朱门”并非属于前边所指的对象，才一步一步进行了改正。不能因为前边所说的失误就认定红军的行为是不择手段的。

在当时情况中，有些团长、连长往往对一些出去弄粮食的士兵说：我不管你什么法子，给老子把粮食弄来就是完成了任务。在这里，这些红军干部说的话绝对没有包含士兵可以到贫穷的贫、雇农家里去恶抢，当时他们这点无产阶级政治素质还是有的。

王二狗，你将红军中某些流氓无产者的下意识来代替红军的主体意识，这是犯了阶级立场错误问题了。 长江边 发表于 2012/7/7 14:47:00

GCD的主体就是流氓阿飞无产者。就是土匪。你看看今天解密的历史资料，王震、叶飞、李强、王诤、宋时轮、韩先楚、皮定均、罗瑞卿等，又是准备兵谏，又是准备打游击，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匪性难改。在他们心里有党性吗？有人民性吗？有国家民族性吗？没有。有的只是匪性。匪性难改。

回复 24楼长江边的帖子

哥们，你这话就不靠谱了：当时他们这点无产阶级政治素质还是有的。 ----红军里有几个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连无产阶级都没几个，无产阶级政治素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并不是那种毫无道德感的土匪意识。----道德？屁民懂个屁的道德！最有道德的那是孔老二，红军干的就是杀人放火！干的就是卖国，就是带路！日本人在北方打，红军在南方干！讲道德你应该去找孔老二的传人蒋介石，跟红军？那是找错人了。

25楼的话有一定道理。中共党是在斯姓苏联的扶植下成立的，东欧各共也是，在革命年代，毛和共的关系是互不满意对方，又不得不倚靠对方。直到逝世之前，主席都是一直按自己的意愿在改造党，可惜逝世没多久，人还是那些人，还是由那此人组成的党，昨就说变修就变修了？还说什么狗屁无产阶级的素质，不觉得虚伪吗？在马教条主义者口中，马主义都快成程朱理学了，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反特色可以，但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则就是反动，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干脆来个“罢黜百家，独尊马术”好了。只要是反对专制的斗争，不管什么主义，都应当肯定，至于谁会最终胜利，取决于人家的努力程度和民众的支持度，“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把马主义当成茅山学来的法术，如起不到驱鬼的作用，也一文不值，也不要怨人家的法术灵，只能怨自己的法术不灵，或只好怨自己根本没学来法术、而只是会念一些咒语而己。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当前反官资买办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极为重要的分歧。革命运动从来都是群众运动,也只能是群众运动。形“左”实右，搞纯而又纯的革命，其实质就是为了瓦解革命，拖延革命，最终目的就是要取消革命，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站台，是革命队伍内比张宏良隐藏的更深，更具险恶的保皇势力。

回复 26楼牛牛饮水的帖子

象你妈的傻B放出来的屁，原来这几个人渣是牛鬼蛇神混进来了。你他妈的不知“道德”是何物，就应该到你妈痰盂里去发帖子，这里是探索道德的地方。

回复 28楼春雷的帖子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社会事物，你在这里装聋作哑是什么意思？“群众”运动难道没有阶级属性？二百五。

李新民的论证充分。可惜这样的好文章到其它所谓红色网站发不出去。

赞同李新民的观点，64反压迫斗争的进步意义不容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