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基辛格访华。
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说：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6页）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7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毛泽东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９日。）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９日。）
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
（一）将毛泽东十二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
（二）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一月一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惜，由于材料极端缺乏，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只能凭网络上的一些道听途说。现在也只能根据一星半点材料来讨论一些问题。
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说：“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应该是有案可查。下面根据现有的材料讨论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对这次会谈的批评对不对？
《周恩来年谱》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毛泽东传》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关键在于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
首先，可以回顾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过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基辛格抵达北京。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中美靠近是美国为了保护中国不受苏联侵犯的说法不满意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与台湾割断关系的说法也不满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举行多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 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请示，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以时间紧急为由，遂自行决定与基辛格继续举行会谈。
从会谈的内容来看，基辛格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是有预谋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对会谈的干预。
其次，从会谈的内容分析。
基辛格首先强调中国面临着苏联武装侵犯的危险。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接着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很明显，这是基辛格设的一个圈套。他是用苏联的威胁，引诱中国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周恩来的答复，没有一针见血地揭穿美国的阴谋，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了。
早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其中一点是：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这次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手法而已。
再次，从组织程序分析。
在中美会谈结束以后，美方突然提出与周恩来再单独举行一次会谈，这是外交活动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上报毛泽东批准。不能以时间紧急为由，绕过毛泽东独自去进行。所谓时间紧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是美方突然提出的要求，我方完全可以种种理由推延时间。
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二、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所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
《周恩来年谱》说：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毛泽东传》说：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有人说什么：“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 有人说：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恩来、叶剑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右倾性质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批评了周恩来、叶剑英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决不像有些人说的什么是整总理、想要打倒总理。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当然，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上纲过高，如“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毛泽东也批评了这些提法是错误的。
会后的事实说明：周恩来的工作没有变，周恩来在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变。那些污蔑、攻击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右派论调，统统破产了。
三、周恩来这一时期在外交工作上的错误与内政工作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这种右派论调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歪曲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起来，是右派一贯地宣传把戏。
在国际上三个世界的错综复杂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
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说过，他在处理罗瑞卿、杨傅余、贺龙等问题上，偏听偏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也犯了错误。
周恩来同样也会犯错误。例如，在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与内部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调整与防止反文革思潮泛滥的关系问题、联美反苏与联合反美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多次提出批评。毛泽东的结论是四句话：“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但这决不是周恩来要对文革本身的提出质疑和改弦更张，不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泽东本人架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工作中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对江青多次提出批评，要她尽量少干预党和政府的具体事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这也决不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党的领导机构之外，更不是把他们看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要把他们打倒。
2010年1月11日初稿
2012年5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