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2） [复制链接]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围绕这个问题，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曾经有过种种议论：有人对孔子杀少正卯的实质进行歪曲，也有人断言这件事是后人假造的。
　　　事实到底怎样？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春秋末期儒、法斗争，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揭露尊孔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发展，新兴封建势力的兴起，奴隶制正在崩溃，出现了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的局面。要不要推翻奴隶制的问题，不能不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的土地全归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所有权。后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与它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承认了新兴封建势力的经济地位。有些国家政权开始落在新兴封建势力手中。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想阻止社会历史的变革。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他到处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企图继续用奴隶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典章制度来束缚人们的行动。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阻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少正卯的著述虽然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从《荀子》书中记载的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坚持“礼治”的孔子是根本对立的。当孔子的学生们对杀少正卯提出疑问时，孔子为自己辩护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醜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荀子·宥坐》）。
　　　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心达而险”
    这是说：少正卯的思想（心）“达”、“险”。什么是“达”？“达”，在当时是“显达”、“仕进”的意思，就是要做官，要掌握政权。在奴隶主专制时代，只能由奴隶主贵族（所谓“君子”）掌握政权，不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新兴的封建地主和工商业自由民（所谓“小人”），要想起来掌握政权，就构成罪行。《论语·宪问》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后人注解说：“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奴隶主阶级要用“仁义”来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反对奴隶主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讲“财利”。这是两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什么是“险”？《韩非子·诡使篇》解释：“险”，就是“损人逐利”。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仁”。《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奴隶主贵族是根据天命得到统治权的，新兴地主阶级要起来倾覆奴隶制，自己掌握政权，这是冒险的侥幸行动。因此，“心达而险”，是说少正卯想要掌握政权，倾覆当时的奴隶制。这和孔子顽固地坚持奴隶制的反动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行辟而坚”
这是说：少正卯的行动是坚持“辟”的。什么是“辟”？“辟”字在当时有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实则是一致的。《方言》卷三说“辟”是“商人丑称”。奴隶主贵族看不起新兴的工商业自由民，骂他们是“辟”。孔子给少正卯加上这条罪状，可以看出少正卯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的。“辟”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刑辟”。原来，在奴隶制下，奴隶主贵族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生杀、掠夺，他们却将这叫作“礼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要求发展自己的利益，希望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的种种特权，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礼治”和“法治”的斗争，就是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子杀少正卯之前三年（公元五○一年），郑国的邓析就因“行辟”，被奴隶主贵族杀害了。因此，“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主张法治。这和孔子推行维护奴隶主“礼治”的政治实践，是背道而驰的。
　　　“言伪而辩”    这是说：少正卯的言论是为“伪”辩护的。这个“伪”，并不是指一般的说假话。因为孔子主张：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是允许而且提倡说假话的（《论语·子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代“伪”字，可省写成“为”字。“为”字原来是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是和劳动人民直接相联的。所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中说的“伪言”，都是从“小人”、“思乱之民”（要想起来造反的奴隶）口中发出来的。“辩”是辩护，也有阶级性。《荀子·非相》中说：“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这就可以和第一条的解释相通了。奴隶主为“仁”辩解，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则为冒险倾覆奴隶主统治的言论辩解。因此，“言伪而辩”，是说少正卯的言论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伪言”。这和孔子所鼓吹的“仁”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条“记醜而博”    这是说：少正卯的著述（记录）中用大量材料（博）阐述“醜”的思想。这个“醜”字，古代与俦、匹、比字含义相同，原来是“雠”字，有相当、相等、相争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变革。因此，“记醜而博”是说少正卯在他的著述中，用大量材料，阐述变革的思想。这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条“顺非而泽”    这是说：少正卯是顺着“非”，并且把它加以润泽（加工、提高）。这个“非”和“诽”相通。“诽谤”就是反对、责备、批评。《春秋·谷梁传》说：“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当时奴隶主认为他们的“公田”种得不好，就要责备奴隶。奴隶们要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剥削，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对当时奴隶制的政治不满意，也要起来批评反对，就叫作“庶人议政”，就是“非”。因此，“顺非而泽”是说少正卯支持那些批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且加以润饰、提高。这和孔子指责“庶人议政”的态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少正卯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倡导革新，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在奴隶主阶级看来，则是大逆不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非杀不可。因此，孔子叫嚷：少正卯的言行是在到处煽动群众（“居处足以聚徒成群”）；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颠倒是非（“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对奴隶主专制制度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因此，孔子便指斥少正卯为“乱政”的“小人之桀雄”，将其置于死地。
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尖锐斗争的表现。少正卯和孔子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孔子以为杀掉少正卯，就可以扼杀法家的兴起，就可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但是，与孔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当时儒法斗争的结局，是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法家取得胜利，而那些“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反动儒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中，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倒退到西周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叛徒陈伯达从托派的反动观点出发，否定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把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完全歪曲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个人之争，抹杀了这件事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质。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的嘴脸。
“群而不党”是假，“党同伐异”是真
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孔子自己曾标榜过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什么群而不党！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超阶级、超党派的思潮和学派。孔子根本不是“群而不党”，而是“党同伐异”。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一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痛恨“邪说”，要讨伐异己，严厉惩处他的反对派（“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他非常憎恶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批判奴隶主统治的人，憎恶勇于斗争而无视“周礼”的人，憎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肯改变的人（“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在孔子眼中，少正卯正是这样一个“佞人”。孔子杀少正卯恰好戳穿了他所标榜的“群而不党”完全是假的。
孔子还曾对季康子说过：“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看，真是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当孔子看到少正卯所主张的“法治”思想，危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时，他的“圣人”伪善的面貌，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孔子是一个阴险凶狠的伪君子。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作为屠杀异己的先例加以仿效。例如：西汉文帝时，博士们奉诏作《礼记·王制》，就开始将孔子杀少正卯的所谓五条罪状，抬高到法律的地位，作为镇压异己的根据。北洋军阀段祺瑞，针对当时群众革命运动，叫嚷“治国之道纲纪为先”，大谈孔子杀少正卯（《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不仅如此，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其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中，也以孔子杀少正卯为由头，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少正卯，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这些事实确凿地说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独裁和专政。
春秋战国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发生的孔子杀少正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来是不可调和的，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当然，孔子杀少正卯和“焚书坑儒”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专政。前者是反动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后者是刚刚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对搞反革命复辟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予以赞扬和肯定；对孔子杀少正卯应加以声讨、批判。但是，在林彪、陈伯达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里，却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陈伯达一方面把这件事说成是在历史上“无从抹去”的“大罪恶”（《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杀少正卯看作只是个人之争，妄图抹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陈伯达一伙叛徒、卖国贼是尊孔反法反动思潮的狂热鼓吹者。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行孔孟之道的反革命两面派。驳“伪造说”
有人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后人伪造的。这种看法就是历史上的“伪造说”。第一个提出这种论调的是南宋的朱熹。这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是《论语》、《左氏春秋》没有记载，子思、孟子没有说过，“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晦安先生朱文公集·舜典象刑说》）。朱熹这种只迷信孔孟而菲薄荀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难道事件、人物的有无，只能以《论语》、《左氏春秋》有无记载，子思、孟子有没有说过作根据么？
我们知道，对待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先秦的法家和儒家代表人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的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如实地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实；而继承孔子衣钵、坚决维护孔子思想的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奉行儒家所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道德原则，则故意回避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上，从战国末年至南宋初，在《礼记·王制》、《史记》、《说苑》、《论衡》、《汉书》、《尹文子》、《礼记·王制·疏》、《东坡志林》等书籍中，对孔子杀少正卯这一事件都有记载。这些书的作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完全一样，说法也互有出入，譬如有的认为是三月而杀，有的则认为是七日而杀。但是，他们都肯定少正卯是实有其人，孔子杀少正卯是实有其事。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是被称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说苑》的作者刘向也被评价为“博极群书”。汉代的王充，是一个反对因袭旧说，坚持独立思考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荀子·宥坐》篇所载孔子杀少正卯，既没有揭其“书虚”，也没有斥其“言妄”，而是把它看作信史。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提供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新史料。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一千七百年以后，朱熹为了尊孔反法，才炮制出伪造说，来美化孔子，掩盖孔子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对他抹杀史实的作法也是忐忑不安的。他晚年在《论语集注·序说》中也不得不说孔子“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但是在朱熹以后，有些人又出于阶级偏见，宣扬朱熹的“伪造说”，才使这种论调得以泛滥。这难道是尊重史料、尊重历史事实吗？
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吼声中，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也曾被作为专制丑剧，受到有力的批判。当时，连自命“尊圣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杀少正卯“此实孔氏之极大污点矣。”（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五四运动后，一些尊孔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又特意把朱熹的伪造说加以发挥，千方百计地掩盖孔子的“污点”。国民党御用文人钱穆就叫嚣什么《荀子·宥坐》篇记载的孔子杀少正卯是“虚造”的。也有人跟着叫喊，这件事“不可靠”。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妄图把已经威信扫地的孔子偶象重新树立起来。这实质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
应当看到，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都是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者，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和阶级偏见，加以删定或篡改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史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新进行整理和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盲目地跟着剥削阶级文人学者跑。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池恒的文章《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九五七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毛主席分析了思想战线的状况后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毛主席提出，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并号召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它同样也是一次社会的大变动，而且比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来，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对于这场大革命，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们的思想上，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的反映，归根到底体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热烈拥护的，他们一致认为好得很。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革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想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深入地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老干部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增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蓬勃的朝气。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经济领域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这就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刘少奇、林彪这些地、富、反、坏、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一开始就对这场大革命极其害怕，极其仇恨。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推行了一条“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林彪则歪曲、篡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妄图把这一革命引入歧途。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更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无耻攻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就，污蔑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革命和建设。这并不奇怪。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这场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矛头对准着他们的政治大革命，怎么能不害怕、不仇恨呢！反革命的本能，决定他们一定要跳出来进行疯狂的反对和破坏。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这样起劲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正好说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场大革命完全必要，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不只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问题的性质，也早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世界观的范围。刘少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内奸、工贼。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经营了几十年，最后投奔苏修，自取灭亡，叛党叛国，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以至完全堕入反革命泥坑，除了有它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以外，从思想根源上说，又是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不改造世界观，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极力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政治上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精神武器，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哲学基础，因而能够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只有坚持继续革命，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坚信，二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正确。他们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正因为如此，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感到欢欣鼓舞，积极爱护和支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他们能够看到这场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深远意义，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这场大革命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提高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吸取经验，而更加满怀信心地看到大好形势和光明的前途。
相反，如果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问题，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客观事物就会被歪曲，甚至颠倒过来。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经常会低估以至看不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舒服，甚至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也还不相同。但是，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列宁曾经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涌现的新生事物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应该以列宁的这段话对照自己，迅速把立足点转变过来，决不能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
在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反映出来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经常表现为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它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必然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从事复辟活动，妄想恢复它失去的“天堂”。他们竭力反对前进，主张倒退，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种现象，历史上多次发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也总是想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企图使社会主义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我国，就是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倒退，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党的十大文件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需要经常注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乃是我们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把批林整风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使我们的思想能不断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批孔斗争，是更加深入地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两个阶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对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借宣扬孔学来反对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也都是用孔学来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正象孔子妄图复辟奴隶制一样，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目的，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其共同特点，都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林彪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个革命把社会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而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因此，把批孔与批林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从世界观的高度认清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理解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孔子的反动观点，批判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尊孔崇孔的罪恶目的，同时克服学术研究中对孔子评价的一些错误观点，在批判中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无产阶级的思想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阵地。
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断深入。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新情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促进派，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改造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它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乘风破浪，永远向前！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　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的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个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重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一）为什么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
同志们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写上了，而且写进了党章。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决定的事，全体党员都应该照着全做，而且应该做到。新的一年开始了，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对革命来说，形势很好，一片大好，我们要发展大好形势，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要能解决一些省市的问题，首先要能解决路线问题，把路线问题搞对头，主要是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从历史上看来是有必要的，而且从实际上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级干部，更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
为了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是要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纲，现在有些人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忘记了，现在有少数地区还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一九六五年底，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即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万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明确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绝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运动初期，有些人就上了这个当，以为这是学术讨论，实际是在刘少奇指使下，彭真一伙跳出来扔出一个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实际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妄图把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毅然决然的叫彭真一伙靠了边，同时指出旧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决小鬼”，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指示已经发表过了，这个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记了，有些人就不承认有走资派。
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忙炮制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镇压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写出“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鼓励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时毛主席对广大干部也非常关心，亲切地指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亲切希望我们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革命晚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当一九六七年初来临时，毛主席在十二月廿六日讲“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坚决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支持上海工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工人运动起来了，毛主席很高兴，十六条讲“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当时派了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去上海支持工人运动，处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指示“可以先斩后秦”，这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驻沪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
这不光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夺权的，不然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委会，热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做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月廿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还亲自总结了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并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组织，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革命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一月夺权，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时，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发了贺电，指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毛主席视察了三大区，对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兴地指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同志们再回顾一下，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多么重要，当时是九次路线斗争，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往往当时并不理解，没有读懂，而是经过一段时期才理解的。我们有必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对我们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很重要，最近中央准备把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编成一本书印发，只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学懂了，才能认识哪些是马列主义的，哪些是修正主义的，有利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讲这么一番？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在这一段。
（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从上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决心，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现在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同时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广大干部，锻炼了广大群众，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很多同志都看到了，但是少数人看不到。很快出现了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八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段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最近中央准备发个材料：“林彪和孔孟之道”，发给全党，准备批判。林彪与叶群夫妻俩，加一个陈伯达，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这个材料给我们那里工作同志谈了一下，大家很气愤。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必然要万般攻击，这是毫不奇怪的。蒋介石也咒骂文化大革命，苏修的电台报纸也骂了七、八年了，林彪在“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中，也用苏修的语言骂我们。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问题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国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前边说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怎么看不到呢？要说看不到，就把自己置于全党全国人之外了。刘少奇、林彪一伙要是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中国社会将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就会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人头就要落地，到那时你还说看不到？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全国来说是必要的及时的，在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毛主席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在哪一个单位都有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数地方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组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年政的文化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还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好得多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扔掉，工人阶级怎么成为工厂的主人呢？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的钢铁十年徘徊，有些企业形式上在我们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有的甚至在资本家手里，（上海有些厂实际上还是资本家当厂长）在这样一些单位，如果不来这样一场革命，怎么行呢？怎么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光这一次还不行。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关键是领导问题，不能怪群众，不能说群众不好。当然不是说那些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旦把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当解决了。要能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哪些地方路线不对头，哪些地方就不能团结；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把坏人挖出来。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来。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这也要发动群众才能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来，那就是越搞越乱。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说过，但没用，“十大”也说过，但也没用，不过不用担心，中央是知道这些事的。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公开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怎样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来呢？对刘少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查出来的，（当然对他公开发表过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是掌握的）。同时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式，怎么会出现革命委员会和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农业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现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在个别人那里卡住了，不告诉群众，有的给群众讲时，哪些是毛主席的话，哪些是党中央的话，哪些是他们自己的话都分不清。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
毛主席历来指出“我们党内要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不要搞得那么死死板板的”。主席对王海蓉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有人很不理解。我体会就是不要把学生搞得太死，号召学生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
部队也有这样的问题。叫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服从命令。就是服从，也是有条件的服从，不是无条件的，符合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就服从，不符合的就造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要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路线，正确的命令，不正确的就不执行。有些人对这类事情看不惯，说成是战士难管，爱提意见，这是很自然的。现在部队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对战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使问题成堆，矛盾激化。这里的关键也是个路线的问题，如对待群众的问题。现在形势发展了，要研究思想工作的怎么做，完全用过去的那一套，吃不开。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有些人不这么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农兵是各项事业的主人，这点不能忘记。“十大”一报告中指出，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包括最近报纸上登的两个小同学，一个叫黄帅，一个是广东的，先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支持，写的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们看了觉得应该支持。
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句话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毛主席还指示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角、有两支角。敢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的工农兵群众。有些单位对“十大”报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认为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这句话不对，而且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南征北战，有的受过伤，他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可以脱离群众，就认为自己可以摆官架子，而是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发现自己有缺点错误，就作自我批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功。这样的老干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代表。至于说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较多，这是要具体分析的。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时说：“有的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对人，不民主，喜欢训人、骂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像毛主席指出的这些人，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吗？你可以训人家，群众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你一下呢？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本来大家已经熟悉的，但有些人忘记了。这里所说弄得狼狈的老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从积极方面接受经验教训，成了群众真正信任的老干部，这样的好干部不少，比如上海的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后精神面貌不一样了，更好深入群众，路线也搞对头了。另一种情况是从消极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在群众面前，扭扭捏捏、缩手缩脚、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不过形式上不同罢了。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这样整的结果，想必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三气”不改总是要摔跤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解放了将来还得被打倒。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人民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讨账的话，群众就有权再把你的权夺回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其实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所谓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已经评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大字报已经评过了，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早就评过了。就是说，教育战线上十七年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被修正主义专政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说：“北大、清华是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现在有人说这个“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把这些话到处传。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我们的结论“极右不批，是非不明”。当前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断然不可能的。去年有个单位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单位的青年是极右份子，把青年说得一无是处，全部是坏的。如果这样，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班交给谁？中央在召开省团代会上的批示中指出：大多数青年是好的，否则我们的革命前程就没有前途了，就不光明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散布反革命谣言。如“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要害是后边两句，“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统统都归位，包括刘少奇也要请回来，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统统打下去。这是典型的复旧，或者说是复辟，也可以说是反攻倒算。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传布这些东西是很坏的。像刘少奇的反革命谣言，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这些事情也不怪，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干部头脑里存在着谣言市场，谣言到手，立即贩卖，因此从阶级观点来看，就不奇怪。
有些人不是坏人，但思想上早就解除武装了，没有辨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了，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发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两个而是千百万。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是错误，但讲老干部就论资排辈，不论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也是错误的。过去南征北战能打仗，这很重要；但更要看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觉悟和表现。如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能为无产阶级打好仗吗？我们相信特别是在重大关键时刻，考察干部不应该光看历史不看现实；主要的还要看在路线斗争中的觉悟。不管他是地方的、或是军队的，老的、新的干部，都应该这样看。
老干部有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要这样。但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批评了好些人看不起儿童团，提出“你们那几个十几岁、廿岁的人就那么高明”？现在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对新干部要有个传帮带的问题。
培养造就几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伟大的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事抓好，从上到下的培养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上的阻力还小些，军队阻力大些，我就主张找一个卅多岁左右的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
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彭真的二月提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是要扼杀文化大革命，林彪在本质也搞了一套同刘少奇一样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伙同陈伯达在“九大”前搞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说什么“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妄图以合法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这个政治报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九大”路线，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九大”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示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斗、批、改运动步步深入，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今后还会有。毛主席最近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
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九大”和“十大”，不是一般问题，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搞修正主义。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搞资本主义专政。同志们不要认为现在没有走资派了，甚至连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真是奇谈怪论。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就会到党内找代理人，就会有走资派，如果没有走资派，那过去的一切运动，都要否定，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反右派，五七年反右倾，还有四清运动，这些通通否定，因此要写在党章上。这是个大事情，不是个小问题。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后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说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但过去有，以后还会有。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过去有些人是造反派，现在还骂造反派，可见他的思想变了，忘记了过去。过去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造反？打蒋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是什么呢？有些人把这些都忘了。当然，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最初组织红军时，就那么纯吗？不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怎能骂造反派没有好人呢？说造的派没有好人，岂不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领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派的老祖宗。
一个共产党员不造走资派的反，你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说这样的话，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共产党员就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反。当然对多数人来说是作内部问题、认识问题提出来的，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大精神，可以改造过来，但就这些同志来说，也要在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一番。有少数人可能改造不过来。两种矛盾可以转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向坏的方面转化；有的共产党员认识了，好转一些，或者说完全变过来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像是青天霹雳一样，一个早晨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他们现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误会，就对当前的一切都看不惯，总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复正常就好了。他们把发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个封了口的圈子里打转转。在工厂他们实行管、卡、压；在学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来；总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是一种典型的庸俗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向前运动和发展中；这些守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是反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群众冲掉的旧规章制度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他们说这样可以推动积极性。他们就没有想一想，革命几十年靠的是什么？是奖金？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吗？不是，我们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亿万革命群众，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说是搞物质刺激，苏修是搞得很厉害的，但搞得工业停滞，内外交困。如果那东西是灵的话，列宁格勒的工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群众觉悟？还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当然不是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但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物质刺激是两回事。提高劳动生产力，应该在技术革新、机械化方面想想办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么计钟工资、奖金，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污辱。我们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的是计件工资吗？这些战士一个月八元钱，没有奖金，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思想。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搞，中央有两个部，就是搞这个，到上海去搞试点，被工人赶出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里吹一吹，希望读书班的同志回去观察这些问题，要敢于斗争；起码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有的地方提出来，能不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有个工人回答的很干脆，说不能。他说了三种情况，第一，管、卡、压的那套我们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够的我们反对；第三，在过去正确的，现在生产发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样。这个工人很懂得辩证法，他说得很对，事物发展了，我们领导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适应新形势。我们要坚决反对倒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不前的论点，悲观失望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仇恨社会制度的变革，拼命维护奴隶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孔子在鲁国当宰相上台七天，就杀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有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动另一部份学生鸣鼓而攻之。毛主席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台了；他虽然下了台，但复辟的心不死，他到处游说，看到大好形势就叫喊“礼坏乐崩”，认为更坏事。昨天“人民日报”转变了哲军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文章）
有些人对马列主义没有感情，对修正主义留恋顾盼、脉脉含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旧的东西非常留恋。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唯独共产主义的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斗争目标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对旧事物那样留恋呢？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志应该很好研究的问题。
我们主要是提醒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记住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项原则。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论政，军委不论军也不论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并亲自要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记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仅供批林批孔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为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这个材料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注译也不尽妥当，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将陆续选编此类材料。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目录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３）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６）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１３）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１７）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２３）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２７）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
击“五·七”道路………………………………………………………（３２）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３４）
附件：名词简释…………………………………………………………………（３９）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 彪    　    孔 孟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十九　　　（条幅，林彪卧室）　　注：育容即林彪。同日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幅赠叶群。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育容同志　　　　　　　　叶群　　于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条幅，林彪卧室）　　悠悠万事　唯此、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育容书赠宜敬　　　　　　　于苏州　　　　一九七○·元·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宜敬即叶群按："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译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人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571工程"纪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　　译文：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　
　    　    　
　　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吴法宪交代林彪的话，　　　转引自中发〔1972〕　　　24号文件　　按：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　　译文：必须正名分！……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林 彪    　    孔 孟
　    　    　
　　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林彪赠叶群　　　　　六二·六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天马是一种神马。《庄子·在宥篇》有"独往独来"一语，原文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实行独裁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材料写于一九六二年，可见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天马行空　猛志常在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天马横空　　知无涯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571工程"纪要》    　    　　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译文：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桓（音颓。宋国司马，管军事行政的大官）能把我怎么样！
　    　    　
　　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育容书于苏州　　　　　　　六九仲冬　　（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求贤诏。"骄"原文是"交"，两个"莫高"后，原文都有"于"字。"患"字写后又圈去。《汉书》原文的意思是：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但是他们都是依靠贤人才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问题在于做人主的不去和他们结交。　　按：林彪写这段话，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他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　　　　叶群同志存　　　　　　伯达　　　　　　[退思书屋]　　（题词，叶群办公室）　　按：陈伯达吹捧叶群为今时之"古贤"，颂扬她帮助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能沉住气。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　　　　　　　　林彪　　　　　　　五·廿六（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译文：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等的人。
　    　    　
　　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论语·子罕》　　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太宰，官名。据汉郑玄注，这里的太宰是指吴国太宰伯嚭。嚭音痞。又据唐孔颖注，是指吴国的还是宋国的太宰，不能确定。）
　    　    　
　　……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讲话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见清代赵翼《论诗绝句》。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　　按：陈伯达借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根据。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林 彪    　    孔 孟
　    　    　
　　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林彪一伙的黑话，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腾文公上》　　译文：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
　    　    　
　　先知先觉是有的，否认先知先觉的存在，这是大的错误。　　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一九四○年增订版）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孟子·万章上》　　译文：上天生育人，就是要先知先觉者来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我呢，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有所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漫漫思想界，　　长夜有明灯。　　赖此导人类，　　探讨永无垠。　　　　　　录译诗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垠音银。无垠即无边、无止境的意思。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这一套。……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制度，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你看中国人民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这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脑筋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
　    　    　
　　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译文：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译文：劳动人民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 彪    　    孔 孟
　    　    　
　　秦始皇焚书坑儒　　　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按：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议上，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即予以严驳斥。这里便暴露了林彪尊孔反法，借咒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    　    　　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　　董仲舒：《对策》（《汉书·会董仲舒传》）　　译文：秦朝……严禁学术文化，不：许挟带书籍，抛弃礼义，连听到礼厉义的话都厌恶，其用心是要把先王骂之道完全毁灭掉。
　    　    　
　　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的讲话　　林xxx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陈伯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译文：汉朝的儒家，只有董仲舒〔继承孔孟之道〕最纯粹，他的思想〔是儒家的〕正统，别人没法比。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　　　　　赠宜敬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见《史记》卷六十八引《尚书》的话。意思是：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见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意思是：用君子长者的道理治理天下，这就是最忠厚的了。　　按：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以力压服人的，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以德服人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
　    　    　
　　忠孝节义是封建的　用其内容……仁-团勇-斗　　　　　　不用地词，用归纳法智-唯物论　　　　吸其内容　　　（林彪存用的卡片）　　按：林彪鼓吹儒家的"忠孝节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 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关于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内容上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道德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　　　陈伯达：《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五月）　　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中庸·二十章》　　译文：智、仁、勇这三样是通行于天下的美德。
　    　    　
　　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已家的原理。　　（《辞海》3058页，"恕"字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　　　《论语·里仁》　　译文：曾子说："孔夫子〔贯彻始终〕的道理，就是'忠恕'。"
　    　    　
　　从来人们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美德，其实还是限于一面；极高的美德，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答："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林 彪    　    孔 孟
　    　    　
　　中庸之道……合理　　　　（林彪一九七○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语·雍也》　　译文：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　果大则现　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　　例    　    　　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离娄下》　　译文：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
绝则错    阿处其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Ｘ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注：阿女政局委员指阿尔巴尼亚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贝利绍娃。Ｘ指赫鲁晓夫。明指王明。大公指苏修。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个对集之相成作用，过集对个之相成作用，过分则转化，而过极则相反结果相同而不过极则成。    　    （当前积极性问题最大──乃大中之大　积来于生活）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译文：〔办事情〕超过了〔礼的规定〕就象做不到〔礼的规定〕一样。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　　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　　　（《辞海》461页"反粒子"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译文：有子说："礼的应用，以调和为贵。"
　    　    　
　　本来在目前，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相反，我们是主张各阶级的联合，实行互助互让。　　　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一九三九年五月）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译文：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嘛。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 彪    　    孔 孟
　    　    　
　　勉从虎穴暂栖身，　　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饬，　　随机应变信如神。　　　（条幅，林彪卧室）　　按：林彪抄录《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这首诗，把原文的"趋身"改为"栖身"，一字之改，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韬讳　　操之论英雄　胸有大志　　　　　　　　腹有良谋　　范蠡　　　（林彪一九七○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注："韬讳"，原文是"韬晦"，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也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范蠡（蠡音里）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越灭吴以后，他离开了勾践。　　按：这件材料和上件材料一样，充分暴露了林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隐蔽其反革命真相，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易·系辞下》　　译文：孔子说："……尺蠖（蠖音获）这类昆虫弯曲它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研究屈伸一类的道理达到入神的境界，为的是应有。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奴隶主的〕道德理想。"
　    　    　
　　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　　……　　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　　　（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三年《工作手册》（十）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苏轼《留候论》，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皇帝讲授统治术。《留候论》中吹捧张良为"盖世之才"，"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骤"原文是"卒"，在"卒然临之"前原文有"天下有大勇者"，在"无故加之而不怒"后原文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床头左侧墙上。林彪自命为"盖世之才"、"天下大勇者"，告诫自己，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狂妄野心，必须暂时"忍耐"。    　    　　小不忍则乱大谋。　　朱熹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论语·卫灵公》　　译文：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　　小事上不能忍耐，诸如妇人的见识、匹夫的勇敢都是。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孟子·离娄下》
立场    [三不]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②不批评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译文：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大学·十章》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译文：喜好人家所厌恶的，厌恶人家所喜好的，就是违背人性，那灾难就必然要临头了。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　　译文：〔对上说话要察言观色，〕不看脸色而贸然说话，就是瞎子。（瞽音古）
　    　    　
　　闭目养神　照上面办　　不置可否　　三不主义　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　　韦编三绝　孔子读易的精神　　面带三分笑　　　（叶群一九六三年亲笔记在《工作手册》（十）上）　　按：以上两件材料，充分暴露林彪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离娄下》　　译文：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不成功便成仁。　　　《"571工程"纪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译文：有志之士，有德之人，不会贪生怕死以损害仁，只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林 彪    　    孔 孟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571工程"纪要》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571工程"纪要》　　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林彪对此进行恶毒攻击，妄图煽动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论语·卫灵公》　　译文：种田嘛，免不了饿肚子；读书嘛，就可以升官发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　　译文：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樊迟出去以后，孔子骂道："樊迟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统治者如果重礼制，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如果讲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信用，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林 彪    　    孔 孟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道之所止也。强而弱，忍而刚，……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　　　　　爸爸　　　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注：见《武经七书》中《六韬·文韬·明传》。"时至而疑"四字林彪写了又划去，并略去"文王寝疾"、"明传子孙"、"柔而静"、"恭而敬"等语。《明传》原文是：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子孙。'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起所止，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原文的意思是：周文王病危，召见姜太公吕望，太子姬发（即周武王）在旁。周文王说："唉！老天爷要抛弃我啦，周朝的天下将要托付给你啦。现在我想学习最高的道理，来明确地传给子孙。"太公问："王问的是什么呢？"文王说："是不是可以把先圣之道提倡哪些，禁止哪些，说一说？"太公说，"遇到好事而怠慢，时机到了而犹豫，明知事情不对反而参与，这三点是先圣之道所禁止的。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强毅而能卑弱，忍耐而能刚劲，这四点是先圣之道所提倡的。所以大义胜过私欲就昌盛，私欲胜过大义就灭亡，恭敬胜过怠慢就兴旺，怠慢胜过恭敬就覆灭。"　　按：这是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其子武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林彪亲笔抄录，作为教子经，挂在林立果办公室正中墙上，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    　    　
　    　    　
　　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　　　　　　爸爸　　　　六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译文：孔子〔反复〕读《易经》，以致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　　　　　　爸爸　　　一九六二·十一·十七　　（条幅，林立衡卧室）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论语·述而》　　译文：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欢欢喜喜　　　爸爸坚持到底　六三·十·廿四日　六八年四月加写　　（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附件
名词简释
这个附件，是我们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涉及的一些人名、名词概念所作的简要注释。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所限，注释不一定妥当，仅供参考。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这个注释的不妥之处将得到纠正。
名词简释
周　朝代名。我国大约从夏朝（起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商朝（又称殷）灭夏。公元前一○六六年，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都城在今陕西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公元前七七○年，周迁都今河南洛阳，称为东周。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
春秋战国　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历史书名，记载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历史。后来把东周开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战国指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前二二一年秦统一，由于这个时期各诸侯国连年战争，因而后来称为战国。春秋后期到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孔子　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代行宰相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制造舆论、培养人材，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孔子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子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
孟子　名轲（轲音科ke），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约生于公元前三九○年，死于公元前三○五年。当时，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激烈地反对主张变革的法家，鼓吹“法先王”即效法前代的帝王，要开历史的倒车。孟子提出“仁政”学说，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要求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宣扬“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反动人性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孟子的言行和思想记载在《孟子》一书中。
孔孟之道　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政治路线和唯心论思想体系。孔孟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顽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汉代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饰和发挥，孔孟之道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到现代，孔孟之道仍为中外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利用。
儒家　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起先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那些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私塾，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从事反对变革的政治活动，千方百计挽救奴隶制旧制度，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它为儒家。秦汉以后，继承发挥孔孟思想的，统称为儒家。
法家　战国时期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以商鞅（？至前三三八年）、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至二三八年）、韩非（约公元前二八○至前二三三年）为主要代表。这个学派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宣传“人定胜天”的唯物论，反对“听天由命”的唯心论；提倡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倒退；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后人称这个学派为法家。
礼治　儒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儒家从孔子起就强调绝对遵守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礼节仪式，严格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要安于等级名分，不得越轨。
法治　法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用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公开法令，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和等级分封制度，用暴力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和“礼治”的对立，反映了法家和儒家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
董仲舒　西汉儒家的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约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四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提出“罢黜（黜音触chu）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天命论，建立了一个神学唯心论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天（神）有目的安排的，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他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
朱熹　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孟之后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生于一一三○年，死于一二○○年。朱熹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他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根据。朱熹编成的《四书集注》，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教科书。
仁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根本的一条就是他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完全符合周礼，为复辟奴隶制服务。他还宣扬“孝悌”，把孝顺父母和顺从兄长，作为仁的重要内容，以维护奴隶制的宗法关系，防止“犯上作乱”。他又说仁是“爱人”，实际上他们爱的只是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孔子鼓吹“杀身以成仁”，要“志士仁人”为奴隶主阶级卖命。
义　孔孟说的义，是指行为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他们宣扬义，正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维护旧的传统和秩序。儒家标榜重“义”轻“利”。实际上是根本否定奴隶的利益，反对法家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保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礼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孔子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口口声声叫嚷“复礼”，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把社会拉向后退。
忠恕　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就是要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效劳。恕，就是所谓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宣扬恕，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互相体谅，对劳动人民则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决不宽容。
中庸　孔子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历代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用折衷调和、平庸保守的思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统治秩序。
德　孔子鼓吹的德，是指奴隶主贵族的道德，它要奴隶主遵照仁义、孝悌、忠恕、中庸等规范行事，以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和对奴隶进行精神统治。他鼓吹“为政以德”是要用奴隶主的道德说教，来麻醉劳动人民，加强思想奴役，维护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孔子宣扬德是天生的，只有奴隶主阶级才具备。
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宣扬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妄图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
三纲五常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君、父、夫具有绝对统治的权力，而臣、子、妻只能绝对服从，这是上天（神）的意志规定的。这“三纲”也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两千多年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五常”就是所谓五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指“仁、义、礼、智、信”，它是儒家用来维护和调整“三纲”关系的反动道德教条。
五经　五部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子删过，又称《诗经》。
《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
《礼》，指《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的汇编。
《易》，又名《周易》、《易经》，古代一部占卜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的一种。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作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四书　儒家的“经典”。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井田制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全国土地属于奴隶主头子天子所有，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井田是奴隶主贵族受封多少的计算单位，也是强制奴隶劳动的计量单位。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秦始皇处在我国历史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急剧变革时期。他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胆革新了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运用法令的权威，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的合法化，进一步促进了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复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打击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那些复古守旧的反动分子，无不咒骂秦始皇。他们极力否定秦始皇的业绩，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其中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便是说秦亡于“暴”。有的说，“始皇暴虐，至子而亡”①。有的说：“秦政暴虐”②。有的议论说，“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③。连一些对秦始皇有所肯定的人，也不敢冒犯这个结论。如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称赞秦始皇“世变异、成功大”的时候，也同意那种责难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的观点④。
就这样，一个“暴”字模糊了历史的真相，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以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在秦始皇的“暴”字上大作文章，并借以恶毒攻击、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秦始皇的暴力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揭露国内外反动派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一）
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⑤这是我们在分析暴力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秦始皇的暴力究竟是为哪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
在秦始皇所处的时代，经过春秋晚期到战国几百年的斗争，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奴隶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地盘；适应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不久，而为奴隶制经济基础服务的旧的上层建筑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地主阶级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革命同复辟、进步同反动、革新同守旧的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错综复杂。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处在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它的经济利益首先要求击败奴隶主复辟势力种种形式的反抗，摧垮旧的上层建筑，扫除奴隶制经济所占据的地盘，保证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借助于暴力才能完成。正如列宁所说：“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⑥
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在创建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程中，施用暴力于反动势力，数其大者有三：
一是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镇压了ｌàｏ＠①＠②反革命武装叛乱。次年，他又查办了吕不韦。秦始皇同吕、ｌàｏ＠①复辟集团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战胜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革命暴力，制止了秦国在政治上的逆转，为统一中国的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是公元前二三○年至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用战争消灭了关东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这是秦始皇使用的最大规模的暴力。秦始皇领导的统一战争，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这一点，连指责秦始皇的西汉贾谊也不得不承认。他说：“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⑦
三是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下令焚了宣传开倒车的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次年，他又坑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四百六十多个犯法儒生。“焚书”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坑儒”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不打击反动派的复辟，秦政权就不能巩固。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那种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的观点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⑧。秦始皇的上述暴力正属于这种性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⑨，是革命的，进步的。
然而，千百年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却百般诅咒这种革命的暴力，把它说成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他们特别诅咒“焚书坑儒”，危言耸听地叫嚷，“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⑩。“秦坑儒耶？儒坑秦耶？”①①
果真是秦始皇的革命暴力，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吗？果真是秦始皇的一把焚书之火，烧虚了自己的帝业？果真是那四百六十多个被坑儒生的亡灵，唤来了覆灭秦朝的风暴么？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什么是秦始皇的帝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的帝业首先是革新的事业，统一的事业。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①②。时代变了，一切政治、思想、文化都要变，不能守旧，更不能复古。过时的奴隶制度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兴的封建制度要占领历史舞台。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①③统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旧的诸侯割据称雄的藩篱，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复辟势力的庇护所，统统都要拔除；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楼宇，要建立起来。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焚书坑儒于秦始皇的帝业，何虚之有？！
恰恰相反，如果不尊法反儒，不焚书坑儒，不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注意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辟反复辟的斗争，那才会真正地虚了秦始皇的帝业。君不见，那些旧贵族和儒家子弟，有的更名改姓，混入封建地主阶级新政权机关，伺机变天（张耳、陈余“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①④）；有的闭门不出，将反动诗书密藏深匿，对抗秦始皇“焚书令”（孔鲋：“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①⑤）；有的更赤膊上阵，大搞卑鄙的暗害活动（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①⑥）。他们念念不忘的不正是要虚秦始皇的帝业么？
正是这伙反动势力，连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也不放过，在上面刻写反革命标语，说什么“始皇帝死而地分”，妄想复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也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当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纷纷削尖了脑袋，钻入农民革命队伍。他们妄图利用农民大起义，来实现变天复辟梦想。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张耳、陈余拥兵一支，忙于称王割据，公开号召“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①⑦，大肆进行复辟活动。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混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身边，狂热鼓吹孔孟之道，大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一套反动儒学，对农民起义的领袖进行思想腐蚀①⑧。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使用暴力，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在秦末活动狠猖狂，然而他们同农民阶级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到头来在农民大起义所推动的历史进步中捞到的只是更大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实现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的梦想，终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要求的。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就是历史对秦始皇以革命暴力推行的进步事业的结论。
不同时代的各种反动阶级是息息相通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遭到可耻失败后，贼心不死，竟哼着“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来表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他们左一个“虚”，右一个“乱”，念念不忘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伙无产阶级的叛徒竟堕落到向两千年前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千年前封建文人的亡灵乞求精神力量，这就充分地说明，他们只能步其反动祖先的后尘，走完那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阴暗的路。
（二）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⑨秦始皇的暴力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宝剑，一面锋刃对准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面锋刃对准在新的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阶级。秦始皇对人民群众的暴力，是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一暴力受到了农民阶级的坚决反抗。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推翻了秦的统治。在这场风暴的斗争实践中，涌现了我国第一代农民阶级的英雄──陈胜、吴广。
应该怎样分析秦始皇暴力的这一面锋刃？
我们首先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秦始皇对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秦始皇的时代，我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从春秋战国之交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不过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间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总的说来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样，新建立起来不久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痛苦，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就没有矛盾了。秦始皇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新的解放，所带来的正是对农民阶级的新的压迫。秦帝国建立以后，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主要表现在秦代大规模的强制徭役和十分苛重的赋税上面。特别是修阿房宫、造骊山坟，“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②○，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并造成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脱离，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②①由于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所以它同生产力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秦始皇对人民的暴力，就是这种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对抗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是封建制度的剥削性质所决定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包括象秦始皇这样杰出代表人物所不能解决的。只有农民阶级的武器的批判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个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剥削阶级杰出人物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再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占有制时指出：“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②③同样，在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时代，处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比起奴隶主阶级压迫下的奴隶来，其地位有所改善，也是一个进步。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用革命暴力扫除奴隶制残余，取得的一些成果，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然而，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咒骂起秦始皇对农民的暴力来了。他们说什么：“秦……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②④。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封建的社会主义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反动阶级“为民请命”的罪恶行径，指出：“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②⑤原来那些冒牌的“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正是这种臀部带着奴隶主贵族纹章的反动家伙。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的是拉拢人民，混水摸鱼，妄图否定秦始皇对他们实行的革命暴力，恢复奴隶主阶级的天堂。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对广大劳动人民施“仁政”，而是要把他们重新打入实行“人殉”、“人牺”的奴隶制的活地狱，复辟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而林彪一伙也承袭了昔日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故伎，在反革命《“５７１工程”纪要》中，大骂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叫嚷什么要“解放一大片”。他们所为之请命的“民”，他们要解放的“一大片”，不过是解放二十多年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所镇压的那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同历史上一切复辟势力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补充通知
1974.01.22；中发［1974］ 2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
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五，《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以上为学习的第一单元。
六、《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上为学习的第二单元。
七，《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八，《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
九，《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
十，《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
十一、《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
十二，《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
批判》（冯友兰）
十三，《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
十四，《<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史众）
十五、《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
十六、《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以上为学习的第三单元。
     中 共 中 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相当长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与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和《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74.1.24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1974.01.25；中发 ［1974］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一月十三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一月十五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一月十六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二月四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二：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一月十三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经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二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七日
附件三：
二○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坚决打到那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 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0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
〖记录稿〗
周恩来：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体起立，唱歌）
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後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
去年“十大”以后，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迟群同志向各省传达了准备批孔的问题，指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批孔在北大、清华两个学校是很早就进行了，最近又搞了一个材料，就是已经附在中央七四年一号文件上的这个材料。所以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江青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方面的材料综合成几个问题，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真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今年初，王洪文同志和江青同志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主席：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但是发得晚了一些，开始时耽搁了一下。我有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本来还可以更早一点。现在我把两个通知念一下。（念通知，略）
第二个通知也念一下：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略）
在报告了毛主席并经主席同意转发后，印发的过程中，江青同志也是注意抓这个问题。江青同志首先发现了二十军防化连的一个对批孔问题的情况反映，是军报内部参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里的批孔推动不起来，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例如文字太长、深、不好懂，要求通俗易懂。正好这个时候也就是七四年一号文件上附的，北大清华搞的那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付印这个材料把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言论分类对比，简明扼要容易懂，江青同志看了《内参》上的反映，就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带着材料直送二十军防化连。并带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1974年1月13日写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迟两位同志转告我。 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5．《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现场后立即和他们进行了座谈，浙江省委、防化兵和廿军党委均给江青同志来信，现把信转发各地，作为批林批孔的参考。跟着江青同志又给空军马宁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100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 苏元勋同志在空军机要部门工作，九·一三前是受林彪一伙压制的，还被关进了监狱，九·一三以后，才受到了重视。江青同志的信里还写了：“请指定一个连队，一定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请苏元勋同志转告我。江青七四年一月十三日”
今天本来想请苏元勋也来参加这个会，空军马宁、传作同志同意了在34师传达试点，他事先已经约好了，要去34师开座谈会，没有来。马宁同志又复了信给江青同志，联想起来苏元勋同志就是谢静宜同志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压，还关进了监狱，斗争很坚决，林彪一伙是很害怕这些敢于革命的人的。
第三封信，就是给国务院文化组的，是江青同志写给吴德同志的。信里这样写的：“吴德同志：我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代我向你们问候春节好，此外，请他们带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和《名词解释》各二十份，材料不够，可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下去，开花生果。江青一月十三日”
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信是这样写的：“首先请代我向全军同志问好，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的思想关系都搞不清楚。北大和清华搞的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现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来宣讲这个材料。另外，他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也可能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是国内外帝修反非常惊恐的事，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团结胜利，现送去《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的文章摘录》二十份，鲁迅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十份供参考。文件和材料分数不够，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可报告中央，我们共同努力学习，保持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我相信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晋书·刘元海载记（？）》里说，汉朝的文官随何、陆贾无武，武将绛侯、周勃·灌婴无文。我们应该“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解放军报，七四年一月廿六日一版）。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文武全才。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江青七四年一月廿四日”
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第五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海军苏振华同志的信，信里说：“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后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现在海军正在直属系统动员，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写给外交部的，这几天外交部有外事活动，没有发出，今天我交给了仲曦东同志。在这里我也念一下：“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将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江青一月廿二日”
这是六封信的情况。除此以外，江青同志还直接作了试点，一个是卅八军，一个是警卫一师，再一个是江青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这些单位都已经作了试点。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江青：
这个材料里头可能印的有赵纪彬写的《孔子杀少正卯》。他是很用了功夫的。我看了两遍，我个人啊，用了工具书，还是没有完全看懂，因此暂时不发给同志们，但是那写批判文章的地方，我们准备发。这个材料里面没有印好，没有推荐。但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因为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的。赵纪彬，教授吧？
迟群：
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
刚才总理念的这个材料，就是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中发 ［74］ 1号文件，这个材料的产生过程，简单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似是而非。
谢静宜：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议……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一些提法，作了一些指示。
谢静宜：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这样以便大家好理解。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那就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这样，我们遵照这个指示，以后，我们又回去研究了。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待会儿，卡片的问题，迟群同志还补充，所以后来又写了解释，包括前言怎么写，封面怎么写，都指的很细的，内容更是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象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水平是有限的，很低呀，学习也不够，还有很多不妥的之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再修改。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现在已经通知了。
迟群：通知了，现在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谢静宜：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江青同志同意了的，象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此外，就是为了搞这个材料，我们一些工人同志，就是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两校它是应该的了，它是印刷厂了，随叫随到，有的是昼夜地干，有时因为为了审查清样，要求都比较严格的了。
江青：我的材料是这两个学校昼夜赶出来的。这两个学校的印刷厂，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昼夜赶出来的。春节没有按照旧习惯过，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要感谢这些印刷工人。
迟群：还有新华印刷厂，也是春节期间，是大年三十都一个一个找来的，一要就是很多的，其中还有个别的，任务不太重了。但是科教组的这个印刷厂也参加了的。这些同志休息的很少。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水平所限，对于一些指示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不妥当的地方是会有的，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必将使这份材料逐步地完善起来。另外，据江青同志说，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也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再一点，汇报一下，我们和谢静宜同志带着江青同志的那个信和材料。
江青：还有党校的班子。
迟群：到二十军的防化连去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那个材料，当时批的那个材料，都是反映了这个连队它对批孔这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谢静宜：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事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谈了。
迟群：这是到的这个军，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当时那个群众的心情哪，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连队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批林批孔，中央领导同志都这样的关心，而且派专人来送信，送材料，特别是亲自给我们写信。他们谈到，这真是雪里送炭，那时正好是他们在研究批孔问题，是及时雨，是对部队批林批孔的很大推动。当时他们在座谈当中都说，林彪一伙和孔孟一样，他们根本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们的中央的首长，时刻都想念着，想着我们战士，关心我们的成长。所以当天，（那连队九点熄灯）后来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睡觉，大家因为都在看材料，都觉得非常好，很兴奋，有的在写决心，表决心了，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座谈当中，使我们也很受教育。就是说，战士们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许多问题不象我们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好象那么样的愚昧无知，好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个权威们，才能够去批。他们很概括的，很简练的说清楚了一个问题，说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个人是一样的。很简单。而且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是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大家的认识，谈的一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军里头一些领导同志了。这件事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高级干部，一个领导者，怎么样经常地议政，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怎样来议政，怎样抓大事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谈到怎样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说问题就在我们鼻子底下，但是我们无动于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样的忙，还发现了我们一个连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大事。我们却不敏感，说明不深入，政治上缺乏敏感，作风上不深入。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批评，这样一些认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当即说是我们马上就改，当即就把信的精神和材料，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当天就发了电报，噢，第二天就发电到各师，传达到团，到基层。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了二十军，也在整个军区来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对这个材料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搜集意见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战士们能不能看懂，我们调查了九个班，九个班七十九个人，绝大多数的是初中以下，初中以下的，或者说高小的占多数，初中以上的占少数，初小和文盲的占少数。那么这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一个人，他们粗看了那么一次到两次，他们就说可以懂，而且可以批得起来，那非常之好。因为过去光说是批林，还得批孔，说是林彪到底有些什么孔孟的语言，找不到，这个材料非常直接，非常好，孔老二怎么讲的，林彪怎么讲的，林彪有些直接的语言，间接的语言，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靶子。七十九只有八个人，看了以后觉得难懂，看大不懂，但是后来呢，各种程度的同志搁在一起，他们一边看，一边议，就是一个班的战士，他们互相这么议论，也能够批得起来了，也能够领会这个材料里边所说的思想。所以他们最后在看到材料，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刚开始他们粗看了那么几次，议了几次，他们就谈了自己的体会了，他们说确实是批孔是批林的继续和深入，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位班长，八班的班长，他说：“批林必须批孔，锄草必须刨根。批林不批孔，流毒难肃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当批林批孔的闯将，要作批林批孔的尖刀子，用实际行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谈的，我们认为谈得都比较好。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把这个点上的情况，因为这个点在陆陆续续地还要往上报了。当时，材料里讲的是高中了，好象只有高中生他们能看得懂，就是能够才能批孔，就是初小的呀，什么文盲，现在所谓文盲，我们到连队了解，就是说入伍的时候是文盲，现在已经都能够写家信了，恰恰这些同志呢，是可以看得懂的，可以批得起来的。
谢静宜：人家批得也很好，不见得比那个高中生就批得差，而且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初小的，还有一个文盲，就在当场我们认为他的水平还是很高，认识得很深。
迟群：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要批孔，就是说，批林同批孔的关系，这个因为给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有些意思，我们丢三拉四，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简单谈那么几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了，因为主席对这个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从《新民主主义论》里头，那里头有很多批孔的指示的，以及以后组织的，解放以后组织的几次批判《武训传》哪，什么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问题，批胡风等等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在去年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来批孔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孔子，他所顽固推行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是孔子，他是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孔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政治路线，他的理想就是要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一辈子，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了，结果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了，淘汰了。孔子是两千多年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被称作所谓圣人，封建地主阶级在孔子的时代，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本来它是孔孟所反对的，可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外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一个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的去革命。他们就要反对变革了，他们就要强化和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随着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同孔孟所主张的复古倒退，反对变革，维护和挽救旧制度的思想路线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汉朝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发挥，这样，就使孔孟之道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段话是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的那个题解里头有一段话，是主席解放以后讲的，就是说是五八年武昌会议上讲的，但是是在四卷的同斯特朗谈话的题解当中写上的。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这些剥削阶级，他们为了拼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镇压人民，它们就要大力地吹捧同它们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路线，孔孟的政治路线。那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张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的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人民革命，所以孔孟之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三座大山的一个精神支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很多。这样一个阶级斗争规律，在我们党内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具体的阶级内容。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头专门提到这段话，点出了历次的机会主义头子。
譬如说，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话，他说孔教之今化，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所谓共产党人，这是孔教，孔子那一套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怎么搞共产主义呢？并且说，孔孟是优秀分子，恨不能发展他们入党了。孔子有没有价值呢？他说，我敢肯定说，有。
王明讲什么呢？王明称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苏修那里头骂我们，写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文章，最近他还写文章吹捧孔子为堂堂夫子，宣扬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仁爱等等。
刘少奇他在二五年从那个，他就是自首叛变以后，他出来以后，军阀还给了他“四书”，带着这“四书”，爬出了狗洞。五一年他到曲阜去朝圣。六二年又修改他的黑《修养》，推行孔孟之道，他说，孔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要祭祀他。不光他自个要，还要叫人民政府，全国人民来朝圣孔子。
林彪是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同志要是在会上给大家说那么几段，我们自己理解的水平不够了，先说这么几段。这个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贼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里头有一个对比，林彪和叶群有这么一些个话，就是他们写的条幅，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十九”，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这一个条幅挂在林彪的卧室里。就在同一天，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条幅，赠给了反革命分子叶群。这就两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号，又写了一条，就是，这是反革命分子叶群写的了，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育容就是林贼。在一九七零年一月一号，还有一条，是林贼又赠给反革命分子叶群的，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多了个“唯此”两字，“育容书赠宜敬”，宜敬就是反革命分子叶群。“于苏州”。这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家伙连续地写下了四条。
孔子他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自己，克己复礼呀，使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周礼。他所讲的周礼就是讲的西周，因为西周是奴隶制最兴旺的时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制，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关于仁，在这个名词注释里头讲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要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什么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呢？他们互相赠送这样的条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头等大事就是叫作复辟。在现在来讲，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它并不是要复那个周礼，那一套东西，而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值得注意，当时的背景是，我党召开了“九大”之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里头搞的。还有一条，就是材料里边，二十四页里边所谓讲绝了的问题。他们在黑笔记里头，有这么一段，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例，绝则错，什么例子呢，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赫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反革命分子叶群她亲笔的笔记，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之间的。）象他对比之话，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仲尼”，讲的是孔子了，“不为己甚者”。就是说孔子不做太过份的事，不做绝了，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林彪他所讲的绝，我们也得给他加以翻译。他所谓的大胆肯定必有恶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革命，不能够造反，不能够反潮流，要这样做那就必然有恶果，这就叫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他讲“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是谁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家知道的贝利绍娃，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支持的是什么人呢？支持的是苏修的特务。
说“对赫骂绝了”，对赫鲁晓夫骂绝了，怎么骂绝了呢？当时赫鲁晓夫他们到我们国家里来，搞什么呢？说是要提出来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他们的阴谋是要控制我们。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现在的事实，别的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主席说，我们自己搞。因为他们要想搞合股一个公司，实际要控制我们，主席说我们要自己搞。他们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合起来搞，就是要控制我们，主席说，要搞，我们不要了。你不是要搞什么共同舰队吗，要搞我们一些个沿海，要控制我们整个沿海。搞长波电台，主席说我们不要了，上山吆。同志们，知道上山是什么意思吗？主席当时讲的上山，就是要上山打游击，要揍他。所以林贼在这里说，骂绝了，对赫骂绝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要控制我们，要颠覆我们。我们主席顶了他，同他们斗了，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党不变颜色。“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就是对王明，王明他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后来从苏联回来，又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主席领导全党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算了他这条错误的路线，保证我们党沿着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怎么叫乱了套了呢？说明林贼完全是站在王明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一个立场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于大公做绝了”，大公就是苏修，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什么做绝了呢？他们把专家撤退了，把我们那一些个项目工程搞了半截，他们就甩手走开了，甚至于把一些个图纸都拿走了，他们这样的整我们，想卡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搞得更好更快。所以，他这些黑笔记里讲得做绝了，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主席、反对我们主席的路线、反对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说的。
江青：也反对全国人民噢。
迟群：反对全国人民。
江青：也卖国嘛。
迟群：还有材料上林贼有一句话，是六零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里正好对比着“子曰”，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就讲的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林贼讲的两斗皆仇，这完全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混水摸鱼，他骗人的，他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所谓斗，我们有两种性质，一个同阶级敌人斗，一个还有我们队伍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斗争问题，这样一斗就是仇，仇人了，敌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分裂了我们一些革命的队伍，所以我们且不要上他的当，被他分裂了的地方，我们要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两和皆友”恰恰刻画出这一个右倾投降分子的一个面孔，他要谋害我们主席，要谋害我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砍我们的头，那里还有和呢？完全是骗人。后边一句话也是给他作了注解的，说“勉从虎穴暂栖身”，后边的话就不读了，这是抄录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
江青：后边应该说，这一首诗呀，他用了，恰恰是刻画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你得都读，因为到会的同志没有拿到这个。
迟群：“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二十七页第六个问题。“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一个条幅。
姚文元：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自我暴露他怎么搞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除了改了一个字之外，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
迟群：刚才文元同志讲，就是他后面那两句，特别后边那两句他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除了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暂栖身，原来那个《三国演义》上叫“趋身”，就是趋向的趋，“暂趋身”，他把个“趋”字改了个“栖”，栖就是住的意思。两栖动物那个栖。
江青：这一段要文元同志解释。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迟群：那就可以了，我就不解释了。文件里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就不多说。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林彪搞《“571工程”纪要》的时候。《“571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周总理插话：七零年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七一年是他们搞《“571工程”纪要》。
江青：七零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林贼呢，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四书五经他也没有看，但是为了他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的这条路线，所以他就找了一伙子人，为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的卡片。这卡片上他们还有一些记号，批了一些话。
江青：我补充一句。主席说，才不要迷信他什么读了什么什么孔孟的书，他才不读书呐。这个话原文就在这个地方。哎，林彪是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是我们主席讲的。
迟群：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贼的黑窝去，我们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有四十七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们就在一些卡片上写，“两分法是思想水平低”，他们宣扬世界上一切等于一锅粥。屁也不懂，这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他是为了搞阴谋的。他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它的界限，他们利用历史来反党，进行阴谋活动。譬如说，他抄录了德国俾斯麦的反动言行，德国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头子了，一个首相了，所谓基辛格所崇拜的一个德国首相了。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剥削阶级统治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怎么上的台，怎么下的台。他利用语言文学，来进行反党活动，等等。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事情都使人很吃惊的。
江青：我想提几条给同志们，很简单了。林彪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吗？他有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孔孟呢，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必有王者，就是说出一个人才了。“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出名在世界上。这是他们的罪证。我们的主席怎么批他这一段呢？这说得过份了嘛，根本没有天才。这个我不讲，就是说他说得过份这一点，我来补充一下。
我所听到的，可能不完整，和主席的意见，全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十九世纪就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不是不是几个世纪吗？而且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了一个，为什么这么自卑感呢？中国就在二十世纪初吧，还出现了孙中山嘛，主席举了，还有洪秀全嘛。洪秀全，同志们知道吧？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个还举了几个，我一下子都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他这个他这几句反革命的话，对中国人说是踏到地上，外国人他也说的不对，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因为中国人人家讲我们是东亚病夫嘛，过去，帝国主义，他接过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因为许多同志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外呢，林彪这个政治纲领啊。除了设主席以外，就是天才论了。他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文件上发了，孔孟怎么说呢？孔孟说，“不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是说没有君子，就不能统治咱们的劳动人民，而没有劳动人民呢，就没有人养他那些鬼君子。这就是他们一个鼻孔通气。我们这儿，他们可能没有准备，我就提一下。
迟群：这些卡片中有一些个目录上面写的“上下关系”，“干部政策”，“追求真理”，“有勇有谋”，“辩证法”，“唯物论”等等。原先我们认为这后边都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主席的一些话，结果一翻呢，下面都是子曰。他的干部政策也是子曰，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子曰。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一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也写到这就是辩证法。还有他的所谓唯物论，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就是唯物论，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江青：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不足，我要再说一下。林彪啊，对秦始皇，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孟呢，“秦……重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这是董仲舒的啊，就是汉朝的那个天下一孔孟，这个家伙。那么我们的主席怎么样驳林彪呢？我们的主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个大概因为还在档案馆了，是为了搞专案才弄出来的。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现在苏修，美帝大骂我们批孔啊，蒋介石最近他们又祭孔了，还有香港有的教授抗议呀，说我们批了他的老祖宗啦。我们的主席是有这样的气魄的，实质上我们的主席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民愤甚大的，有血债累累的，你要不杀，群众起不来。我在土改的时候就杀了一个恶霸，不杀他群众起不来。在全国范围，我们有几亿人口啊，还是比不上秦始皇呐。同志们请算一算这个比例噢。我们现在是几亿人口，将近八亿了吧？总理，算八亿了。看那个时候只有多少人口啊？这当然要去问问我们的老先生们，查一查，因为汉志有人口的。唐朝好象只有六千万，秦更少了，连年战争嘛，又是从奴隶制转到封建制，所以那时人口是很少的，恐怕还比不上咱们现在一个省啊，这是个比例啊。我们的主席对于重要的案犯都不准虐待，养着留活口供。同志们都知道，这个传达，不许逼供信。所以在这儿主席这样子是驳那些资产阶级谬论，才这样说超过了一百倍。
迟群：他这个唯物论里边还有一句话，他们引的卡片，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余所在。”就是说他的唯物论就是说要说假话，说了也可以不去做。还有他在所谓“组织观念”这一个栏里边，他们引的孔子的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是什么呢，组织观念呢，就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天子要是宴会的时候，要找人唱，载歌载舞，天子找的是八排八个人，就是跳舞的，八八六十四个人。当了诸侯呢？就得降一级，就是六排六个人，六六三十六。那么到了大夫这一级呢？再往下降，只能是四个人，四排，四四一十六。后来慢慢地这个地主阶级慢慢地兴起来了，这时候下面就不管那一套了，连个大夫一级的，他也来了个八八六十四，他也不管你什么四四一十六了。所以关于这个林贼把它弄到组织观念。
江青：天子，天子，八佾之舞，六十四。
迟群：八佾之舞是指天子，六呢，是讲的诸侯，四个是讲的大夫。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些东西归纳到组织观念，这林贼。还有“坚持真理”这一栏里边，他引了孔子的话，叫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蒋介石他们经常鼓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追求真理。
江青：蒋介石老说的。
迟群：这是他们引的是这些了。……
江青：他（指蒋介石）的老婆子当时他们那些人跑到那个岛子上去了。他们张灵甫也不是，《南征北战》的张灵甫也没有成仁，那是歪曲，张灵甫是被我们的战士打死的。因为他杀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战士气愤不过打死的。当时要为了使起义的人能多一点，所以就歪曲了这段历史。今后至于《南征北战》我们就要改回来，他是投降的，这个样子的。张灵甫啊，孟良崮他的王牌军队，我们的粟裕同志还在嘛。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我们的主席和中央要他撤，我们的战士说打了胜仗还要撤，不哪。当时中央，主席坚决要撤，要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歼灭敌人，这个王八蛋，张灵甫啊，杀了我们的人太多了，战士打死他，应该原谅这个战士，违反了主席的俘虏政策，不是一个战士，好几个人。王牌军啊，蒋介石替他，替戴知琪开了追悼会的，都是他的王牌军，全副美式装备，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迟群：林贼在论学习的这一个栏里边，摘了孔子的这样一些话，论学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学习，“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嘛，就是金钱啦，地位啦。还有，他们在一些卡片上搞的批语，他们批些什么话呢？我也摘了一点，相当之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句了。他们批的是这样的话，“古皆真话惹祸。”就是从古以来，说真话的，都要惹祸的，都要惹祸的。“好坏正义，非正义，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就是朋友，不利就是敌”。他们还胡说八道，说“生产前必须生活，生活前必须是肉体的存在”。（共产主义只讲生产，未从根本上说起）完全是胡说八道。再就，他们还写了这样一些话，“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还说“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这回找着根子了吧。“懂决心方能当统帅，统帅是决心帅也，希特勒未当好大统帅也。大致艺术不差，只差一字之差，所以才复国亡身。”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决心。另外，还有的讲，他们还在卡片上题的三保：“要保官，保产，保命。”另外还讲，说是德国那个反动首相俾斯麦，他只有用轻蔑的眼光和铁的手腕来对付人类。
江青：俾斯麦，德国的，镇压巴黎公社的那个宰相，德国的，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迟群：还有他们讲所谓的养身之道，说，他们写的“口张言少”，口嘛就是嘴，言少，说话少。“心中事少，肚中食少”食就是饮食的食，吃饭的，食少。“子言虽少，以此事少，神仙可了。”胡说八道。另外，还批的三声好听，有三个声音好听，书声，就是诗书的声音；歌声；小娃声，娃娃的声，小娃声。唇是圆的，嘴唇是圆的，天是扁的，天空是扁的，话是转的，说话是转的。他因为对这个他有好多的批法，还说“嘴是扁的，嘴是扁的，舌是圆的，舌头是圆的，话是转的”。“人情大于王法。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他们还有一句话抄的，叫作“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非常之重要，这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还搜集了一些所谓一些语言文学里头一些话，象什么，他专门搜集这样的东西，叫作成语，里边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等等。还有什么“辣手造乾坤”，辣手，就是手段要毒辣，才能造乾坤，说的就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了，等等吧。所以说，林贼是历次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
所以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批孔，中外反动派都在反对，蒋介石他一直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这我们大家都了解。最近，蒋经国又在说，今天批判孔子，（就指的我们现在批孔）就是批判中国文化，就是清算中国人。严家淦，是他的副总统，最近也说，我们与中共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大陆上搞批孔运动，而我们是以孔子哲学为依归。依靠的依，归宿的归。还有些话了，不说了。苏修最近发表了一些许多的文章，就是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还有象那个帝国主义的小走狗阮文绍，也在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的变革，主张历史倒退，他们反人民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坚持了一条主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们是搞中庸之道，就是讲折中主义，调和的，反对搞阶级斗争。在这个材料的二十三页，林彪讲中庸之道合理，是七零年三月十三号口授，叶群亲笔记在所谓的“一零一谈话”笔记本上。那么，孔孟呢，他也有论述，所谓的论述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了这句话，“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作了一个翻译，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翻译孔孟的话。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姚文元：这个中庸之道啊，是历史上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种虚伪的，很毒辣的武器，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孔夫子是这样，搞中庸之道，但是七十二而诛少正卯啊。林彪也是这样，讲中庸之道合理呀，他就不搞，他那里呀，他就是要暗杀，要杀人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历来主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世界上的问题，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主席认为看问题，应该是要看全面的看，要有分析，但是要反对折衷主义，这是一致的。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驳斥了那种打着中庸之道的幌子，来反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就是有一句话了，“矫枉不能过正”，毛主席就驳斥了它。什么“矫枉不能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就是这样，当蒋介石反动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当时又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拿着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想保存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就是以南北为界，要解放军不要再打。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论调，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是反驳中庸之道的。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人民和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青：我想说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也是很尖锐的写的这个问题。当时巴黎公社要起义，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可能不利的，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起来以后马克思是欢欣鼓舞，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动人。马克思从来不搞折中主义，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个在原则上不能作交易。我补充这一点。
迟群：这个正说明了我们的党，我们主席坚持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强调了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批林批孔使帝修反非常的惊恐，这正说明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开历史倒车的人都要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现在则用他来恶毒地攻击和诽谤我们党，我们主席，我们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整风等等。所以，批孔是批林的深入，是贯彻“十大”，元旦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下面座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联系实际问题，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两句。这个问题有些人有些糊涂认识，说是孔子流毒咱们人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人人都要作检查，都要挨批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实际，联系什么，联系最大的实际，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林贼他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要叛党叛国，要当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最大的实际，丢掉了这个实际去联系，必然要走偏方向。
江青：当我们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次会议上，主席讲，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梁先生者，何人也，梁漱溟也，他现在还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批孔。他是尊孔。“吾自得子路而谋生，无辱与尔”，这是孔老二的话，“三盈三虚”，这不是，这是荀子的话，“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我们的主席说孔老二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那么当时讲的这段谈话，象梁漱溟这样的先生老爷，会不领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赵纪彬教授很详细地考证了资料，反复核对了，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如果有的同志有兴趣学，我建议学，可是比较难一点，不过也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子。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于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象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应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A、B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扎他一个，那几个……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元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洲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另外，我们要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针对着林贼，他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要通过批林批孔，搞马克思主义。他要搞分裂，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团结。他要搞阴谋诡计，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光明正大。我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东西南北中，那里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能左能右。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总理读了那些信，对这个信，我们和谢静宜同志我们商量过多次，怎么来看这个信？我们认为这个信，写信人也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也不是江青同志一个人的意思。第二，写的信也不只是一个批孔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场革命的问题。它也不只是写给一个连队和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关于能文能武等一系列的指示的问题。总理、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央在“十大”作的报告当中，传达了我们主席的声音，就是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所以，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所以，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批孔的问题，也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问题。
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够。所以现在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要注意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经常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我们党的政策，也就是主席提出来的总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注意研究，并且提出正确解决的办法。我们要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要领导带头，要发动群众，要抓典型，要进行试点，训练骨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知难而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开花结果，遵循“十大”的路线，我们要批出一个成果来，使思想澄清，觉悟提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上研究的都是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俩领会一些指示精神，下面她还要作补充，不对的大家批评，完了。
谢静宜：迟群同志讲了。我再补充几点，也是我们议过的事了。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是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到了一些别的单位，去学习的时候，在座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和指战员同志们，对这个认识，那还是正确的，要求批林批孔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同志，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你譬如说，认为孔子还是个大的教育家呀，什么批林与批孔呢，关系搞不大清楚啊，有的说是批孔是宣传部门的事，是教育界的事情，是学校里面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是文学家的事情，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反正就是说与本单位无关啦，与己无关啦，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啦。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当然有些是认识问题了。还是我们认为，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一个大事，也是工农兵的大事。只有发动工农兵群众起来进行批判，才能够批深批透，才能够肃清流毒，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你譬如什么，文章难懂，难学呀，难批呀，难联呀，才不要相信这一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下去座谈，我们觉得，广大群众通过了学以后，通过大家一议一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批判的是很好的，而且还不见得是那些高中生批判的。所以，也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而是在于路线觉悟，在于识别能力，在于阶级立场，在于认真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的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个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也有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譬如在批林整风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好象是些难题，就是这不理解，那不理解，但是到了工农兵那里呢？很好解决问题。譬如说，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妇女，她说为什么不理解呢？她说林贼出来，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她说千尺的水深能看清，寸厚的人心看不透，你不暴露他怎么能知道呢？说他不暴露啊，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讲了，它就象我们种庄稼选种子一样，种下去之后，选完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种下去之后，我们又浇水，出来了苗又除草，我们总希望它长个好庄稼，而最后呢？谁知道它长了一个大乌米，
迟群：有的个别的长了个大乌米。也有个别的。
江青：孔孟之道啊，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
谢静宜：譬如说，搞封资修这一套，工农兵是外行，但是批判呢，封资修，工农兵是内行。还有什么难学呀，难懂，难批，一大堆的难字，一堆矛盾。但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要不要批判的问题，这是要害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决心要批，敢批的话，就不怕困难，就会知难而进，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敢字当头，因为这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啊，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所以要把批林批孔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所以，不懂不是主要矛盾，不懂可以问嘛，不会可以学嘛。主席讲了，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关键在于觉悟，在于学习，敢于斗争。一个善于抓大事的人，一个有创见的人，一个敢于反潮流抗逆流的人，一个敢于向帝修反作斗争的人，一个谦虚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体会到，不怕人的水平低，就怕你不学习，就是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怕你能力弱，就怕你没有干劲，没有革命的干劲。也不怕你事情多，忙，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
迟群：没有发言权。
谢静宜：毛主席就是善于抓典型的典范。江青同志这次写信，送材料，就是贯彻执行主席抓典型的指示的。江青同志抓样板戏，我们感到这是抓典型，而且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育革命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把教育革命现在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是抓典型。而对于这个，批林整风的问题，批林批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又是抓典型，是抓大事，就是要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所以，我们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因为这是一个纲嘛。
再一点，就是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那里那些框框来的，那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
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的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七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十大”精神，总理报告，洪文同志的讲话当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嘛，敢于反潮流嘛。但是有的单位呢……
江青插：在这个“十大”，“十大”的党章讲话，王洪文同志也特别提出，这是主席讲的，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的总纲上了。
谢静宜：但有的单位呢，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其实这样就是不批林的问题。二是有的同志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批林批孔，离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你军队建设还有什么可言呢？
迟群：还有国家机关建设，就是说，整个的党的队伍的建设，我们革命队伍的建设。
谢静宜：你这样的话，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提到纲上来嘛。
所以说呢，不批孔呢，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你领导什么？关键是领导抓大事，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所以，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个考验，是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主席指出啊，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是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要敢于反，不怕有压力，就怕不敢顶，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出于公心哪，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最多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反潮流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是能够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就是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毛主席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谢静宜：不斗则修。就要敢于同阶级敌人斗，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忘了，是党是人民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一切嘛，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嘛，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只能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什么，就是在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上，经常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个人不好办啦，什么不同意呀，领导就不会高兴。我们办事情要让谁高兴呢？应该是让党高兴，让党高兴，让毛主席高兴，让全国人民高兴。要符合原则，就是符合党的原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主席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走后门，等等，领导同志批准了，某某领导同意了，不好办呀。我们说他批示了同意了，算个什么！毛主席对关于杜绝走后门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批示，你知道吗？应该按照谁的指示去做呢？谁的指示最重要呢？服从谁？应该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嘛。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个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迟群：所以就说在一个人的身上失去了原则，将在千万人身上失去了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个人身上不要失去原则。如果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在第二个人身上去纠正过来。
谢静宜：你这个很重要来。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的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江青：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话，这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了，他也是相当典型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西沙群岛为保卫祖国的主权，打了胜仗。
谢静宜：通过这次江青同志的信，送的材料，抓典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特别是今天中央首长同志这次这么重视，都亲自到会，我们还是深受教育，对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教育，是个鞭策，所以我们深信，我们有信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定会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团结。完了。
姚文元：我稍微讲几句。刚才江青同志还有谢静宜同志讲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写进了党章，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报告。我想起主席一首词，水调歌头，第一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毛主席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迎着风浪前进，比在平稳的环境里生活，有意义得多。一个革命者，毛主席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江青：给你们送去。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后，九月二十三日主席接见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主席指出秦始皇二十二项功劳，粉碎了林彪的进攻。）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来源：中共开封地委办公室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拜，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给你们
──《林彪与孔孟之道》500份
──《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500份
──《批林批孔材料（一），（二）》各500份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500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单元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第三单元是《毛主席视察南方时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74.1.28凌晨5时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一张革命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　不做吨位的奴隶》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港五区工人的这张革命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企业，到底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什么把生产搞上去？这个问题不是小事，是大事。大字报向我们敲了警钟：党委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
上港五区工人说得好：我们不仅要管生产，更要管路线。所有企业的领导同志，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虚心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要发动工人群众帮助领导把好路线关，抓革命，促生产，使我们的企业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杨树浦装卸站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码头工人当作码头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而我们区的领导，嘴上是说依靠群众，可是做起来就忘了群众。几年来我区的面貌改变不大，原因也就在这里。领导不是把工人当作码头的主人，而是视为吨位的奴隶，这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我区的反映。
　　　两种不同的依靠，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
国家计划靠什么去完成？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领导依靠工人，工人提高了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广大工人以吃苦为荣，为革命多做一点，成为自觉行动。而我区领导，不是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去发动群众，而是靠“刺激”，靠压力。常常可以听到队领导这样的动员：“做完下班”，“完成计划后洗澡”。有时装卸速度慢了一点，领导就压：“你们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为了完成任务，千方百计“走捷径”，不是靠工人积极性，而是靠“压吨位”、“超负荷”。为什么我区违章操作制止不住，关键就是领导执行路线不对头。
　　　两种不同的挂帅，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    怎样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抓好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我区领导，是“单纯军事观点”、“吨位挂帅”：抓了吨位，忘了首位；抓了开几条线，忘了走什么路线。一次装大米，有一个班为了保证其他班大米装货质量，安排做了准备工作，耽误了一些装大米时间。第二天工班会，领导表扬了吨位高的班，对发扬风格的那个班一声不吭。群众气愤地说：“风格风格，不如吨位及格！”“风格高，不如吨位高！”为了抢吨位，领导不是从长远考虑，抽出一些人力去搞机械化，而是安于用人力一块一块搬生铁。有个工人为了港口早日实现机械化，提议采用荷花抓斗式吸铁机，队长听了不但不支持，还把脸一板，呵斥道：“做侬格大梦！”群众改变海港面貌的积极性，被那沉重的吨位压抑下去了。
　　　两种不同的出发点，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    完成计划只看到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局部，还是顾全大局，从“一盘棋”出发？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搞好一根杠棒前后肩的关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而我区领导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有时甚至出现有些班完成吨位多了，而总的装卸速度却放慢了的怪现象。有的班为了抢卸重货，把轻货朝里翻，来个“挖井留山”，自己队吨位多了，却要别人重复劳动，把轻货再翻出来，装卸速度反而慢了。有的班为了图方便，把垫仓板朝边上一甩，结果接班的又得收拾一遍，速度又了。
我们要当码头的主人，决不做吨位的奴隶。我们管码头，不仅要管生产，管多装快卸，更要管路线。我们要行动起来，讲路线，揭矛盾，找差距，促转化，把我们五区的事情办好，把我们海港的事情办好，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
上港五区部分工人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
调查附记
据了解，五区部分工人揭露的问题完全属实，这说明经济领域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五区领导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依靠和相信群众，而是吨位挂帅，不讲路线，不讲风格，只要完成吨位，就可得到表扬和提早下班。这种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丢掉协作风格，助长本位主义；不顾安全，不管质量，不搞机械化；装卸队之间争着卸重货，不愿卸轻泡货。一句话，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五装卸队有的班在领导这种错误做法的影响下，抢吨位、超负荷比较突出，区领导对此却十分赞赏，而工人群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唯生产力论的流毒。五区调度室的墙上，挂着一块记进度的大黑板，工人贴出大字报要求改变这种吨位挂帅的做法，指出：“黑板无罪，路线不对！”在座谈会上，工人们说：我们要当码头的主人，而不做吨位的奴隶。我们装装卸卸，为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快装快卸，是要社会主义的吨位，而不要本位主义的吨位。
大字报贴出后，五区党委召开了会议，表示诚恳接受工人的批评，决心进一步学元旦社论，学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狠批唯生产力论，进一步发动全区的群众，揭矛盾，促转化，迅速改变面貌。
《解放日报》《文汇报》记者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①，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②，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诲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③。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④。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⑤（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⑥。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⑦，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⑧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⑨，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①①（“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①②（“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①③。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①④。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①⑤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①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①⑦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①⑧；“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①⑨。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②○。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②①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催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②②。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②③。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②④，“夺富民之利”②⑤，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②⑥。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②⑦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②⑧（“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②⑨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③○。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③①（“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③②。（⑴⑷）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③③。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③④，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③⑤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③⑥，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③⑦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③⑧，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③⑨，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泰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④○。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识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④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④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④⑤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④⑥，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④⑦。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⑧。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④⑨。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⑤○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⑤①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５７１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履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和“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工农兵用生动的语言，一语击中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要害。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前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一篇文章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1974年2月4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来源：姚文元1974年2月16讲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是孔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孔子曾经叫嚷：“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说，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达到恢复周礼，即复辟奴隶制的目的，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奴隶制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封建制正在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极力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维持和复辟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林彪也讲“克己复礼”。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林彪和孔老二臭味相投，同气相求。两千多年的一条长长的黑线，把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头子紧紧地连在一起。
林彪再三再四地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正是在党的九大（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一九七○年九月）以前，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阴谋被中央挫败之后，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炮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密谋反革命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己复礼”是“仁”的中心内容。林彪抓住孔老二的所谓“仁”如获至宝，大肆鼓吹“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他拚命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是什么“暴政”、“独裁”，等等。在他看来，不“仁”就是非“礼”。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礼”，当然也就非把它推翻不可，非“复礼”不可了。
为了“复礼”，林彪恶毒攻击我们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错，我们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秦始皇为了镇压奴隶主的复辟阴谋，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这完全是正当的。林彪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日夜梦想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所谓“复礼”的核心。他在反革命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中，不是狂叫要对被镇压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吗？解放他们，对这些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施“仁政”，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彻底否定我们党领导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流血奋斗换来的革命成果。一旦达到了这个反动目的，林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要重新出现；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骑在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一小撮反动剥削者、寄生虫的“安居乐业”的宿愿就要如愿以偿。这就是林彪所念念不忘的“复礼”的美妙情景。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四○页）林彪的“复礼”正是反映了一小撮剥削者这种强烈的“复辟希望”和疯狂的“复辟行动”。林彪不是搬出孔老二的所谓“正名”，大叫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党夺权，实行“权力再分配”吗？林彪要“复礼”，正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玩弄阴谋诡计。他要“复礼”，就要“克己”。他所谓“克己”，就是他骗人的两面派手法，是地地道道的阴谋诡计，是他妄图搞复辟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把孔孟之道奉为处世哲学，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妄图用所谓“韬讳（晦）”，即隐藏不露之计，掩蔽其反革命真相，伺机而动。
他曾经写了这样一个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是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抄来的。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被吕布打败后，依附于曹操，他根据汉献帝的密诏，与董承等人勾结，阴谋杀害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恢复东汉的统治。但是为了等待时机，刘备装出安分守已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曹操对刘备的阴谋有所警惕，便请刘备吃酒，论当时英雄，进行试探。当曹操说破了只有刘备和他自己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的时候，刘备吃了一惊，手中的筷子也掉到地下了。刘备怕曹操生疑，而恰好当时雷雨大作，他便随机应变，假借害怕雷声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上面这首诗，是《三国演义》作者引用来称赞刘备善于随机应变，巧妙的掩饰自己的阴谋活动的。林彪抄这首诗来自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不仅抄录了这首诗，而且把原文中“勉从虎穴暂趋身”的“趋”字，改为“栖”字。他把我们革命队伍看成“虎穴”，他在这里不过暂时栖身，目的是要完成他的“大志”即反革命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字之改，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是隐藏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暴露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时机一到就要搞反革命复辟。
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了隐藏不露，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许多“克己”的卑鄙手法。对党和群众，他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象来欺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以所谓“三不”、“三要”等来应付。“三不”，就是“不干扰”，“不批评”，“不报坏消息”；“三要”，就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争领导之嫌”，“去影射之嫌”。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本来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以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人民的魔鬼，却给自己披上一张人皮，戴上种种假面具。魔鬼就是魔鬼，不管怎样乔装打扮，“面带三分笑”，也决不会成为美女。他的阴谋诡计，也决不能得逞。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克己”骗人开始，以身败名裂告终。
林彪反复告诫自己及其同伙，把“克己复礼”看作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千百万善良的人们，请看吧！林彪这个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是何等之大，何等迫切！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个绝妙的反面教员，他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阶级敌人在抓反革命大事，我们决不能埋头于小事，忘记了抓革命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革命的大事来做，都要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这个根本的目标。
在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我们要大抓狠抓批林批孔斗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这是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的关键，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和警惕。
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呢？因为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他对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为经典，贴在和藏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动思想。林彪尊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样，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己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是工、农、商、学、兵、政、党都必须关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不破不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批林批孔。我们不信“中庸之道”，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仗。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他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妄图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克己复礼”，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很懂得“克己复礼”的政治含意，对它心领神会。他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林彪万事中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子不是说过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正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衣钵，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教子尊孔读经，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这就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是以反动的“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把自己比作“天马”，可以在空中“独往独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正表现出林彪这个反动派的虚弱性。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结合批判孔子的“天命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维护“吃人”制度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长期性。
批林批孔，触及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清除这些流毒。
批林批孔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加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于孔孟之道和尊孔思想多次深刻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我们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联系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搞深搞透，真正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批林批孔中的许多有质量的文章、资料和发言，都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产生出来的，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子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现在放在我们工农兵肩上批林批孔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批个落花流水，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的污蔑。工农兵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知识，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已经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领导干部要做出榜样。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几亿工农兵做坚强的主力军，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一九七○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恽仁祥同志：
你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
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
《林彪与孔孟之道》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
以上材料各100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也可以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
胜利是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二．十．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辟，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一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宣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六）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子文集·垂拱奏劄》）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命”，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己。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劄》）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朱熹：《大学　章句》）“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二）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天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朱子语类》卷十一）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备、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五）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目容端”啊，（《朱子语类》卷十二）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己有，用粗绳捆缚孔子“圣象”，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卷四）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四书集注·论语·子路》）林彪将这几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一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
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权”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
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宋史·食货志上》）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龙川文集·与应仲实》）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宋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而把朱熹的牌位抬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1974年2月4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
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选这篇，是否这样几点：
1．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
2．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
3．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为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了一些工作，有的已翻译了。
我们要搞有分析的文章。
上海，我走时安排计划。评红楼梦，一个题为“大有大的难处”，对红楼梦评论要讲政治，讲路线，传达过。还有争夺厨房问题，试写看。
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今天觉得非谈一下不可，从这里得到启发，不一定对，请同志们讨论。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
四川烧毁纸型，请新华社帮助了解，不要过分责备工人，责任在领导。
这一点传达到全体同志。
凡是主席讲的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问题，都要落实。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就发言讲过（指辩奸论）。文章要多改，你们要敢于提出问题，我有时可能疏忽。这期评论，加掌握大方向，区分两类矛盾，但不细。大家注意，减少片面性。
以下精神，限于到会同志，不外传。主席又批一件，关于走后门问题。
主席说：走后门问题很大，从支部到中央，牵涉到几百万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问题，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还是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会有坏人，要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可能不完整）
我领会，还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不要转移了，不能分散，要有分析，看稿注意这个问题。
下期稿中，各种典型综述（辽宁文章）来了要重新研究一下。这期改文章，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话都改光了，批林批孔还是路线问题，重点在领导机关。主席讲要抓住重点，不要片面，要一分为二。
这期稿主要是批林批孔，对工农兵稿也不要马虎，有些口号等，要很仔细推敲。我对人民日报、新华社提出，“挖祖坟”提法如何，口头讲可以，报上如何讲？还有“斩草除根”，工农兵中讲，但是否很准确，很科学，要注意。要改的地方，不要马虎，要准备，鲜明，生动，文风要注意。不能因尖锐政治斗争，发动群众，提法就可马虎一点。
和江青商量，批英国两部电影，因批安东尼奥尼未结束，文章可写好，放在那里。批安东尚未结束，什么时候登再说。安东很凶，苏修也想捞点什么。安东和意修有关，但实为靠苏修，斗争是长时期的，稿子写好的送我可以。
《林彪与孔孟之道》，工农兵、知识分子、干部批判当中，有的批得很丰富，群众中有好多材料，北京吴德、倪志福同志来讲很多材料，讲解一号文件，相当不错。
上海来信，说“勉从虎穴暂栖身”一句，三国演义35种版本，9种是“栖身”。这个问题不大，一字不改，照样暴露林彪野心家阴谋家面貌。
上海查出陈伯达亲手写“克已”二字，裱起来。
批林批孔，抓住中心，深入批。学习要强调，短评你们提出意见，可以的，抓住中心认真学，深入批，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深入学习，掌握武器，不能持久，上期短评已讲，还可强调一下。
过去批刘时，当刘公开点名后，文章多，主席仍很注意准确性，要求每条引文，认真查明出处。批林批孔也要这样，每条材料，从材料到观点，都要力求准确，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过去曾产生批林即批极左，我们转载甘肃文章，修改，强调批极右。这么大运动会出现支流，我们要把关，不准确的不要在版面上出现，发现就改正。
我在上海，和工人座谈，批林批孔，读三本书，工人反映很好的意见，批林批孔很必要。大家反映，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走后门反面多了？知识分子也有反映。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不需要走后门，路线不对，搞修正主义路线，走前门，培养地主资产阶级接班人，前门就可以进去。文化大革命，学制改革，工农兵上大学，斗批改，前门无产阶级占领了，当然还不巩固，这样后门就突出了。有人反映过去学生中阿飞流氓多，也不一定，他也可以不是阿飞，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表面看也好，但思想路线不对。这个道理看能不能说服多数同志，也说服不了顽固派，座谈会反映不少问题。
批林批孔还是抓住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区别两类矛盾。
无标题音乐，他们后来开会，江青同志意见，音乐的阶级性，不单无标题有这个问题，坏的音乐，有些也有标题。形式是有标题，无标题，问题还是音乐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文化组文章还可以。人民日报对此也发一点，但分析不够。
对文化组谈明，我们对文章要求严格，不要见怪，好了还可以转载。不要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谈总结经验文章）主席在一月份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不注意总结经验就不容易搞好。至少一年总结一次。解放战争，有的几个月总结，有每项工作的总结，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十大军事原则，三个月总结等等，很多，提醒我们注意总结。主席的意思，一个要注意总结当前经验，一个不要忘记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很重要。所以要你们写，没有开会谈，未说清。此次短评只能带一句，要专门写。我们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例子很多，主席好多著作都是总结经验。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错误的在实践中区别开来，一分为二。批给你们看的材料，有的领导上有些被动，看到这些侧面如何办？一要善于学习，主席历来教导不要忘记，一要善于总结经验，有的消极总结，少发言，不要这样，不是这个。这不对。
（传言短评有两段是主席加的）辟谣。
（有人反映短评调子低）不要紧，意见都听。
（反映发行量增加）问题也还是编好，多了也不怎么样。
点叶群的名，这问题要注意，新华社消息未送我看，这种问题不能……，要注意。
短评写好后磨几次。本月28天，迟一两天早一两天问题不大，我没有时间过细磨，靠一个人不行，靠大家集体多商量。
稿子总是要压下一点，不要紧，发不了那么多。
辽大秦统一六国一篇，开始如何和批林挂上，研究一下。
师大谈孔老二怎样变成“圣人”一文，觉得宠杂，弯子多了，后根据会议精神加几段，不是显得很自然，再研究一下。
三本书，文章可以搞，别的栏目，也批林批孔，写得比较扎实，争取搞出备用。
周一良《读封建论》文，改后有无反映，篇幅增加相当多。
上海还约他们，接着秦复辟反复辟斗争一文之后写批《吕氏春秋》讲儒法斗争，看能不能写出？前一篇文章提到过，但未展开。现有初稿。题目架子议过，不知内容如何？这类文章，《红旗》总是要的。主席批了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说明从历史上理论上批林批孔，要的。
短评，用短评可，也可能署名文章，自己研究，看内容把握如何，再看。
主席精神，第二条不传达，你们掌握，总结经验，主席专门批示，可传达。第二点我说不很准确，中央也未规定，你们看稿掌握。
（学习主席五次指示报告问题）主席指示和批林批孔两个一致的，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就是反修防修。不抓大事，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有些地方割裂开来不行的。学一段向主席、中央写报告。
发现我们自己有缺点错误，严肃认真地改正，不要因为主席批了一篇文章，就骄傲，骄傲就糟糕。（对胡）不要告上海。经常相互提醒，多注意。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林批孔及毛主席与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
（关于调进编辑问题）考虑一次不调很多，还是调一点，万一病了，我病了，也有可能的。工作不能中断。（孟兵山说：可以调些人临时帮助工作）临时帮助工作，可以的。
人总是要生病的，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工作不能中断，特别最近紧张，（稿件）我看一部分，大部分请你们看，我看不过来。
工农兵大学生中有无较好的？搞大批判有无较好的？（孟兵山说，曾在北大选过）不限于清华、北大，别的地方也可以。
将来可以调一点，有的同志可以看一看。第一步不一定参加编辑工作，搞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批林批孔典型，或校对材料，修改，慢慢地搞，是否可好一点？
一个单位总要准备若干病号，调一点，准备一两年内培养。现在能工作的也好，培养也好，调（编辑），依靠组织部不行，从来稿中看，写作组的同志，都可以。（有人插话：有的省市写作组的同志已当了副部长）当官的不要，下面的可以。（有人插话：编辑组现没有女同志）可以调。
图书馆，要他们写新书介绍，锻炼他们，写书评，能不能用，另一回事。
思想动态仍不对外，内部大家看，研究一段时候再说。
谈几个问题：
这期稿件，可以这样办（按指组稿计划），几个问题商量一下。
一，第一个题目，看了下《盐铁论》，值得一看。里面批孔，相当尖锐。此文是汉昭帝六年，一场大辩论，题目是经济问题，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思想各个方面，是儒法两家在路线问题上一场激烈争论。王充《论衡》批孔，偏重于批迷信，唯心论，批逻辑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联系当时现实，象《盐铁论》这样大胆的批判，是不多的。上海一篇讲桑弘羊的，批判不多，（计划里的）这一篇是否突出出来。《盐铁论》总结，大夫（桑弘羊）说四条（大论，第59），讲孔四字：（一）强，是勉强的强，逆潮流而进。孔子治鲁不遂，在齐被赶走，卫不见用，围于匡，困于陈、蔡，“知时不用犹说”，强也。（二）贪：“知困而不能已”，贪也，境遇江河日下，不能“已”，追求功名利禄。（三）愚，“不知见欺而往”，愚也，愚蠢。（四）耻，怕死，“困辱不能死”，耻也。林彪不成功便成仁，困耻而不能死，耻也，无耻。总结四个字，驳孔很尖锐。桑弘羊最后失败，汉昭帝是傀儡皇帝，当权是霍光，桑弘羊被杀，废除烟酒专卖，归地方。批儒家是骗人的能言而不能行。驳得很多，粗翻一下，法家思想很活，桑弘羊是称赞陈胜的。（《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倾向儒家，每篇用儒作结论，即贤良文学，材料本身显示真理在桑弘羊而不在儒家。
对外涉及打匈奴。桑弘羊主张屯兵，防止匈奴入侵。儒家之徒搞投降，和亲，仁义，不打仗。这个问题这篇写进去也可以，也值得专门写。杨荣国写过王充批儒家的唯心论，那是思想方面。《盐铁论》政治讲得多，王充在他之后，到东汉。
上海写了一篇，在《学习与批判》上。这一篇讲儒法斗争，要讲，但还可专门写一篇。
《盐铁论》本子很多，郭老编了个读本，这是56年出的。
王充讲到，两刃相割，利钝乃见。两派斗争，看出谁是谁非。林彪一套，贤良文学都用，如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联系批林容易，可以看出林彪的东西不是新鲜货色，是历代孔孟之徒多次攻击社会进步阶级、进步集团的，包括地主阶级进步集团。地主资产阶级用以攻击革命阶级，也攻击本阶级内部进步集团，儒家之徒，整个就是这一套，克已复礼，仁义。
《盐铁论》文字不难懂，可以看的。
第54段，继承荀子天论精神，信人不信天。儒家之徒拚命讲阴阳，仁义礼智和迷信结合，桑弘羊就不信。他驳儒家“信往疑今，非人自是”，说“日月在天，其征在人”，很大一段。
专门写，结合批林写得尖锐点，尽可能翻成白话。加注解，或用刮弧。杨荣国文章较通俗，一般好懂，文字较平易。上海一篇朝此努力，上次对讲王安石的一篇提意见，不翻译，一般看，要查书。
从《盐铁论》看到儒家之徒非常想做官，爬不上去，搞仁义一套。爬上去，杀起人来，比法家还厉害。这一篇要讲到。江青也讲到，不要看他口讲仁义。
你们看找谁写好。在北京找，改起来方便，大学里找。
《盐铁论校注》，56年版。
写得要生动。本来对话就很生动，两刃相割，针锋相对。这样痛快淋漓驳儒家是很少的，如庄子盗跖篇。这样归纳为四个字，很少的。
写得生动点，要出点子，不写成学术性的，要写成政治性的、辩论性的。列宁讲过，把资产阶级反对唯神论的东西拿过来，有助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些我们也可以用以批孔，批林。农民不知孔子，而知道“孔圣人”。
在北京约人写，改起来方便些。
第二件，写一篇文章，批周赤萍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此书流毒全国。周赤萍已隔离审查，属于死党，福建日报在9·13之后，写过一篇短文，二篇杂文批此书，但浮皮了草，轻描淡写，未深刻批判，要写文章驳他，批他。10大以后林彪已公开揭露了。
据说，原来周赤萍有一篇东西，70年9月23先在福建日报“动向”上登，后在福建日报通讯上登，后来报纸登三天新书广告，第一版到第三版登载，印刷时间七个多月，300多万册。我这一本原载人民中国日文版，可见版本很多。71年1月出版的，福建新华书店。这里面有鬼，要揭开这个东西。到9·13前夕，（要新华书店提供材料）全国发行，翻成各种外文本子。新华社提供：国务院查过，72年5月18日福建省委报告也没讲清楚，说是周赤萍背着省委搞的，实际也不是这样，这可以查的。查福建日报杂文，广告。出版之前经过修改，查查原来是什么，增加好多肉麻的东西，如“非凡天才”、“马列主义优秀的政治家活动家”，过去发表在那里，“红旗飘飘”拿出来对一下，最坏是颠倒历史，辽沈战役胜利，是主席路线战胜林彪路线而取得的，这本书完全颠倒，说什么是林彪的功劳。林彪要打长春，不打锦州，但书中说党中央、毛主席和林总深知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现在批判它，要点名，政治局议了，可以写。
一揭露此书出笼目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9·13前夕出笼，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的。
二揭露此书伪造历史，辽沈战役是毛主席路线的胜利，战胜了林彪错误路线，林彪接受，纠正先打长春的错误，这有一系列决策，和林彪针锋相对的。这本书伪造林彪的“天才”，伪造历史，要剥掉。辽沈战役有一篇沈阳军区写的，重复不要紧，指出辽沈战役胜利是主席路线的胜利。
三揭露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
此外还有生活方面的吹捧。伪装的东西要剥掉。
9·13前夕，周赤萍在上海，于新野到杭州策划反革命政变，回上海专门找周谈，反革命密谋。周稍交代一点，是死党。
这本书抛出来不是偶然的，这点要指出。省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报社核心小组组长夏仁静打电话给报社，说看戏时，周赤萍说，印了很好，可多印，福建就未很好宣传林彪。出版组提出，请示夏仁静，夏后来请示周赤萍，全国各地都发，上海抵制，未要，福建是用省里通知的。国务院出版口有材料，外文出版社也有名堂。“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这为林彪上台作舆论准备。福建日报可以查查。可向新华书店要材料。
这期争取写出来，不要太长。
批孔丘的道德观念写也可以，写出来再看。
学习三本书，准备发文章，结合批林批孔，要有这方面内容。上海理发业工人有一篇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
经济，可以写，天津去年那篇如何？
《北大学报》第一期，有一篇《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光明日报也有一篇。引用林彪70年在辞海边上批语四句话：一，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二，大胆的反对极左思潮；三，大胆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四，耐心的团结大量的中间分子。这四条合起来，就成为正确路线。这是揭林彪很好的材料。“左倾”，不过是姿态，用左倾高姿态出面，搞反革命。高姿态者，画皮也。第二条，林彪是做了的，把社会主义革命，主席路线，文化大革命，历次路线斗争中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包括对彭德怀的批判）都叫做极左思潮，流毒甚广。黄、吴、李、邱也是这样。第三条，把执行主席路线的同志都作为右派，《571工程纪要》就是这样讲。第四条，耐心团结大量中间分子，他搞阴谋，就要拉拢、收买一些人，北大文章解释为解放地富反坏右，值得研究，看是否要拉拢一些人？他所谓“解放一大片”，是不是这样有地富反坏右，但只此不完全。这四条合起来成“正确路线”。
我的意思另写一篇。他有六条（专案材料）写在另一条。四条之外还有两条。先说中庸中道，亚里士多德合理，然后讲四条之外，还有（5）瓦解间接同盟军，（6）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不论四条，六条，都和中庸之道联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是否讲过中庸之道，可以查一下。写一篇很有意义。揭穿林彪利用中庸之道搞反革命路线，搞阴谋，一整套反革命策略，包括左倾高姿态，“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揭露其伪装，为什么搞反革命叫“左派队伍”？他不是自命为“左派队伍”吗？自封“左派”为什么又大反极左思潮？瓦解间接同盟军，谈他的反革命策略。主席在胡风材料按语中有一段话，指出有些人搞自由主义，讲犯错误的人有两条道路，一条改正，一条堕落，走后一条道路反革命就向你招手呢！就要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个材料不知何时搞的。这个材料已用，不是请他们（北大）改，另组织一篇。要逐条批驳，为什么要在中庸中道幌子下来搞？直接批林，联系批孔。（材料）他们已用了，也可以用。联系林彪反革命路线、阴谋。
新华社编的“蒋帮头目和反动文人尊孔言论”中有一条，蒋介石亲自给蒋经国讲中庸，一句句解释，说最重要是朱夫子在中庸章句前一篇序，指出中国道统与心法。“道统”为反革命的思想支柱，“心法”是阴谋诡计。蒋介石的思想支柱是孔孟之道。你们把这篇序找来看看。你们可向新华社要，是73年搞的。大吹孔孟之道，看反革命的心传是什么货色。什么文章用用这材料。
这两篇现实意义大，政治上较尖锐的，必要时可自己写。
下面的文章都要，典型经验，可以组织。
夏美珍文章不要了。
讲五七干校的文章可以。
工农业方面的文章积累一点，包括二部分，批林批孔推动生产的，再有的和批林批孔扣不上也要，三大运动，没有不行，否则有问题，没有以纲带目。版面还要生动活泼，要各方面稿子。别的报纸不注意，我们要注意，还要积累一点。
上海试制太阳伞，可以烧饭，烧水，只要30分钟。是个新成就。
（讲到请武钢写文章）武钢又在闹，放了两个人，文章不搞可以。搞一点和这些没有关系的，每期这方面要有一点，以纲带目。（造林的文章）可以搞。
（问山西稿，林兆木汇报）山西有一种倾向，压大寨，是不对的，山西在这里开会。盖子揭开，三个戏，都压下，谢振华同志有责任。一张大字报，山西满城风雨。大寨问题，内部有路线斗争。
曲阜，（陈以梅）这个人不一定很坏，要闹几天，这种情况经常有，不一定是坏人。文章登出去好象受过压。
短评看一看，想不出什么意见。月中再看，15日或20日。
上海二篇文章，希望写出：一评吕氏春秋，二讲红楼梦，“大有大的难处”。不写为学术性的，要批判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些东西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对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估计过高，而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所以怕嘛！主席评白皮书几篇文章很好，说帝国主义者艾奇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我们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写成短文，看看如何。
各种各样典型准备一点。
教育革命要准备一点稿子。去年是否还留下一点？
批林批孔，搞一组小评论，不是直接批判，联系各条战线的问题，可以写得生动一点，各地大字报，总有好的，选一点。配合典型经验，搞一组小评论。
中联部编了苏修尊孔、攻击秦始皇的材料。苏修吹孔到家了，用修正主义解释孔子、吹捧孔子。说孔子培养“君子”，“君子”是完人，用修正主义观点吹“君子”是崇高理想，是各种美德的“综合体”，搞“合二而一”，认为“孔子可以造成美德的人”，你们写批判道德的文章可以考虑批判。对孔子道德吹到天上，为修正主义典范。说“以大丈夫之道反对妇道”。苏修重视“君子”，批道德的文章可以结合批判。他讲什么修身手段，教育教养作用，有学识，一言蔽之，“君子”就是修正主义典范。这一点有特色。攻秦始皇，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结合批判用。除《孔夫子在莫斯科》一文外，还用得不多。这有很多材料可用。
批“红地毯”的文章搞好后，送我看看。批周赤萍的文章，抓紧搞。有些东西（主席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也可说。出版口找几个人，天才论等好批。政治部分好写，资料室做一点工作，福建日报发过二篇杂文，一篇短文找出来印我看看，这是有利条件。对一点两面三三制，要求从军事路线、战略思想上驳他。主席讲的是歼灭战，四面包围，什么两面？军报文章写得很细。写军事一部分，怕出版口写有困难，请谁帮助？你们商量一下。这本书公开的，北京军区找一个人也可以。和“三上桃峰”一类，一为刘少奇翻案，一为林彪上台作舆论准备。9·13前加的要揭出来，如天才，就是新加的，庐山会议之后，主席批了天才论，他特别要加天才，就有这么个目的。
罗马尼亚提出中罗（两党的党刊）交换互访，婉言转告，我们人太少，最近不搞了。
主席指示，同外宾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印数很少，讲一点。（编者：括号内为姚文元的话）
一、第一、二、三世界的问题。主席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过去有各种解释。
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较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一分析很重要，跟主席一贯思想第一、二中间地带是一致的。第一世界缩小到美苏两家，第二世界包括广大第二中间地带，第三世界是亚非拉，这对我们团结广大世界人民，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两霸，有很大战略意义。是否发文件，正在研究。这个分析很重要，看世界形势要用这个观点去看。把小修与苏修分了一下，苏修是第一世界，小修也放到第二世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个问题马上写文章难，国际稿子要谈一下。我们这方面稿子也少。主席把两个中间地带和第一、二、三世界的思想统一起来。）
二、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三、关于美苏争夺，主席说，美苏协议可能有，但我看不那么巩固。它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以争夺为主。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可能会武力解决的，但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我跟法国朋友讲得多了，要他们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30年了，再有30年不打就60年了。这个社会制度不改革，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要准备他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决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的和平，60年一代，可见得第二代人他就不讲。
（这个思想很重要，驳苏修所谓“持久和平”，美国的“一代人和平”。美苏妥协是表面的、暂时的、骗人的，骨子里头争夺为主。主席一直讲天下大乱，和帝、修的看法对立的。战争，要么是帝国主义之间打，要么人民革命。苏对和平吹得起劲。发表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讲了主席的这个意思，改时改进去了。对持久和平问题，可写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30年了。）
和这相联系，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看，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就是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不是我们要打，不是第三世界，也不是富国人民想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十月革命。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又把蒋介石赶走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较穷的国家站在一起。
（这里着重讲到战争主要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帝国主义是酝酿战争。要打，主要是制度，社会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列宁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不是主观政策的问题。战争总是要打。最近时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动荡厉害。英国大选，保守党、工党都不能取得多数票，组阁组不成。自由党，14席，票数占19％，资产阶级虚伪的制度，组不成阁。意大利、西德动荡，意传说搞政变，很紧张。美国也不行，国内一团糟。苏修国内矛盾不断发展，苏修和它控制的国家的矛盾不断发展，世界继续在天下大乱中，革命人民力量在发展，帝国主义进一步衰落，这种情况下，主席提出认识帝国主义本性，注意战争。如何写文章要研究，要批判一代人和平、持久和平这两个口号，现在就是不和平。）
四、工作方法，如何看成绩缺点，主席说，我们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不大好，如果片面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当然说中国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
（我体会，提醒注意工作方法，又驳安东尼奥尼把我们写为一团漆黑。主席历来看形势是坚持两点论，光明面是主要的，也不是一切都好，有黑暗一面。看国内也应这样看，形势大好是主要的，不能看到很多问题就认为一团漆黑了，黑暗总是次要的。）
我们下面工作人员爱吹成绩，不说错误，我们这个教育，要讲两面，讲得太好，往往办不到。
（成绩很大，但资产阶级东西还是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
目前，全国人民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
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林彪想当“皇帝”，搞“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林彪“兴灭国”，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继绝世”，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举逸民”，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林彪的这一套，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推行的是一条倒行逆施，妄图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车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就要深入揭露和批判他阴谋篡党夺权，“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行。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两千多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那些叫嚷“克己复礼”，要倒退、复辟，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英雄们，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包括蒋介石集团，包括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现在又在极力攻击、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有力的回击。对于我们队伍中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让我们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社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 20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3. 27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ｚōｕ＠①叔纥（ｚōｕ＠①音邹，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什么是“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实际上，周代实行的奴隶制，是一种在当时已经过时的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丰富多采”，正是无数奴隶的鲜血染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如果逃亡，抓回来后就要被活活锯掉一条腿，然后被扔到荒野“与禽兽为伍”，悲惨地冻饿而死。而奴隶主却靠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也要建筑富丽豪华的大坟墓，还把大批奴隶残酷地杀掉或者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达上百人之多。孔丘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奴隶的地狱，奴隶主的天堂。这种大批摧残劳动力、大量浪费劳动成果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丘还拚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他自己就承认“君子只注意坚持正道，而不必守信用”。（《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之道，什么撒谎骗人、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可以干。有一次孔丘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被当地起义抗卫的群众包围，不准他去卫国。孔老二指天发誓，与蒲人订下盟约，保证不去卫国。但刚一被释放，他就跑到卫君那里，递情报，出主意，要卫国派兵镇压起义。当面赌咒发拆，背后冷箭黑枪，这就是孔后的信用。
政治骗子都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国家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阵；形势不利时，还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公元前五○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史记·孔子世家》），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政变头目的坏话，蒙蔽了季桓子，骗取了信任，居然当上鲁国首都行政长官，并很快窃取了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就这样，孔丘这个政治骗子改用“钻进去”的战术，篡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孔丘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集中了西周文化的天生“圣人”、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欺世惑众。后代的反动派同样是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需要，也把孔老二捧为“大学问家”。这个纸老虎，必须彻底戳穿。
孔丘是什么“大学问家”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整顿党的作风》）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当时劳动人民就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他向学生灌输的所谓礼乐仁义，也完全是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旧文化。他修的《春秋》，更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是一本无耻美化奴隶主头子、恶毒攻击革新势力的变天账。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儒家经典《论语》也不是孔丘的亲笔，而是他生前的一些言行，由他的徒子徒孙回忆记录下来，拼凑而成，鸡零狗碎，杂乱无章。查其内容，更是反动腐朽。不是鼓吹“天命”论，就是大念复辟经，再有便是如何搞阴谋、耍两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什么“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什么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论语·乡党》）看，乌七八糟，腐败不堪，这就是儒家的经典！卑鄙无耻，百般钻营，这就是孔丘的学问！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连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瞧不起孔丘那一套，说在孔丘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还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这对于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倒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扎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已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孔老二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有的唱歌嘲笑他，有的斥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动派。匡城的老百姓还把他包围了五天，要杀他。孔老二几乎丢了一条老命。有一次，孔老二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那里，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的诱饵瓦解奴隶起义军。柳下跖满怀革命的义愤，痛斥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是油嘴滑舌、“诈巧虚伪”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丧魂落魄地滚跑了。（《庄子·盗跖》）
孔丘到处碰壁，连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离开了他。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要坐着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论语·公冶长》）但就是这个子路，也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制度的殉葬品。孔丘如果还想坐着木筏亡命海外，就连一个追随的人也没有了。到处碰壁，众叛亲离，这就是一切搞复辟的反动头子的必然下场。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第四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送主席参阅。在省一级的材料中，此件是比较有分析的。想请《红旗》编辑部找江渭清同志写一篇讲学习和调查的体会，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及我们的基本政策的文章，妥否，请指示！
姚文元 四月四日（毛主席已圈阅）
这什么把这件送主席参阅、想组织一篇文章呢？是要逐步组织一点更实际的文章。另外可以打破省里的人不能写文章。江渭清同志去江西不久，跟两派没有关系，不至于引起两派的问题。他作了调查，谈的体会，有些分析。对农村阶级斗争的状况，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一些具体分析。
文章要先讲光明面，讲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意义，一层一层分析，对农村的几种表现，提出适当的政策界限。
可以跟新华社通通消息，告诉他们主席已批了。你们去一个同志跟新华分社写这个材料的同志一起帮助江写。争取本期搞出来。
并不太难，现在已经发了一些文章，讲这些问题波动不会大。基本形势还是好的，群众、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贫下中农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肯定这些，再讲问题。
文章不要写得死板。完全不要代笔也难。你们去一个同志，还有新华分社的帮助他。
这样，至少有一位省委书记写写文章，中央已有两位写文章了，不光中央的同志写。主席讲了要大家都写嘛！也不光编辑部写，所以还要组织点人写。
还可以找一个讲城市的。
材料中后面提到两个思想问题，要讲清楚，讲清楚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文章要通过分析肯定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说明“无论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占领与反占领、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文章要把这个问题讲透点。说明斗争的长期性。也可以举一点好的典型，原来有问题，通过学习，解决了问题的典型，可以鼓舞人心。说明农村的形势是好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村大多数还是好的。多数还是教育问题。批判的锋芒，指向少数投机倒把分子，部分富裕中农。不要批评大多数，团结两个95％。
这个材料中讲到有一个地主，腐蚀了公社干部，向国家贷款七千元，雇了五十多个工人，盘了一块青山，砍伐树木，牟利八千元。这个例子很典型。四清时没有全部搞，后来刘少奇搞反动路线，纠正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很快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斗争中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文章也要讲到注意如何促进生产，不是影响生产。农村现在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农业机械有很大增加，主要因素在人，在相互关系，所有制。
他这个材料，我感兴趣的就是能从感性印象中拧出一点东西，从资本主义活动的现象中，提出问题，提出观点。
要划一点思想界线，政策界限。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例如，我们总是提倡农民有东西先卖给国家。
农村自由市场，有人搞投机倒把，占便宜的只是极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农民是吃亏的，有的东西卖价高，但买进东西价格也高，而且最容易引起两级分化。文章对“自由贸易”问题可以作点具体分析。
这个材料也讲到了主要是一部分干部的问题。有些数字不能公开，举典型的材料、典型的思想。
文章一个强调自己学习，一个是强调下去调查研究，（那怕是走马看花也好）强调这两点，对其他省市会有推动。自己学了，而且下去看了看，这就好。
关键还在领导干部，搞一个好的写写文章。
文章要说一点领导干部，干部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不光讲下面的。
要把后面说到的两个思想问题讲透点。
江西两派头头一个叫万里浪，一个叫涂力，涂是中央委员。这两派是原来一派，后来分开了。你们不要跟他们接触。
你们去可以找新华分社的记者。免不了有点代笔。江渭清去江西以后，那里还比较稳定。但也要估计两种可能，如有什么特殊情况再报告我。
去了以后，要他们写一个报告，你转给我。
试试看，过去县以上不能写文章，现在可以试一试。
可以告诉江：“编辑部根据文元的意见请你写一篇文章。因为文元把新华社写的国内动态清样送主席看。主席圈阅了。”（这份记录稿是当面对林兆木同志谈话讲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4.04.10；中发 [1974] 12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
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中央重申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三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讲毛主席指示精神
（谈湖北未印《红旗》）背离批林批孔中心。
十二号文件根据主席意见起草的，主席讲两次，不搞战斗队这类东西。
湖北首先省委内部意见不一致，社会上存在两大派，估计十二号文件尚未到那里。给省委打招呼，说接到的情况不知是否正确。希望他们解决。
下一期，五四运动55周年，上次计划一篇，尽量还是能写出来。天津一篇（主席批孔论述）能不能和五四联合起来，开头也讲五四，未看。上次编文件，主席批孔论述，主席未批下来。这篇文章材料都是公开的。中央文件讲，批孔更困难些，因为要做很多工作，如资料等。这一篇，研究一下，开头讲五四运动55周年，讲半世纪以来，其他看后再研究。
教育革命文章搞一点，这是比较艰苦的工作，不容易搞，要作很大努力。文化方面登了一些，教育方面要有一点。“五一”要有工人的文章，各地，面广点，讲工人阶级团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重学主席指示，都有针对性。
对干校学员，还是做思想工作让回去。应当是有组织纪律的。不回去是什么道理？办公厅比较坚决，不能随便到处跑。有病都有一点，生病要看，借故留在这里，不是很好。信转中办。
科学史文章要搞起来（还有上海，北京一篇）。其他题目可以多想，现在面窄一点。如农业科学历史就可以搞。全世界都在叫原料粮食问题。21世纪，人口多少，粮食不够，这是资产阶级悲观论。收集资料。原始人类时究竟多少粮食。农科可以写，可以和当前实践，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都联起来。有利条件是自己资料较丰富，有实践经验。这也容易找人，农业研究机构不少。写法还是和过去写法一样，从哲学上写，联系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
最近读红楼梦，发现原来版本，和高鹗改的，差别相当大，有些重要内容被砍掉了。《红》是政治历史小说，这种写法已开始，以后根据这个路子还可以考虑题目。（胡锡涛：上海写论厨房斗争）原从宝黛悲剧写，提不高，这一篇文章《大有大的难处》虽不满意，提意见尚可以，但和实际联系紧，当前反两霸。我发烧，加了一点（华盛顿明星新闻报说的几句），联合国开会。
批孔更困难，主席讲的。《光明日报》有一篇《从林彪床头条幅看他克已复礼的迷梦》。“天马行空”，可否写一篇驳他，用点历史材料，“天马”来历，不光是驳天才论。“光明”一文主要驳天才，说表现了林彪阴谋家、野心家的世界观。“独往无来。王明也是“天马行空”，独往而不独来。我们党历来反对“独往独来”，主席教导搞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不搞独来独往。可以深批一下。他搞阴谋诡计，要破产的，就联系批孔，驳斥，找点历史资料。光明日报文章找了杜甫的诗，“先帝天马玉花骢，……一洗万古凡马空”。多找古董考证可以，但着重政治思想上批判。天马就是大宛汗血马。
勉从虎穴暂栖身，未有短文批。和“韬讳”结合，短文，可以搞。不是系统的，也不是工农兵一般写的，介于二者之间，着重政治上批，也讲资料，着重观点，政治上批，也不长，三四页，可组织一点，备用。
“五·四”一篇写好它。（余征讲重点）把批孔意义讲一下。历史上历来就有批孔的，批孔是历史的内容之一。五四内容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党的成立，民主革命多次批孔。今天发动工农这样批，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
缅共科森说批孔重要。在经过许多政治运动以后，只有现在才能搞起来。他说我们有释迦牟尼，比孔影响大，只有民主革命完成，做很多工作，所有制改造了，才能提出，这是不容易的事。
（余征讲，五四文章作者要谈鲁迅、陈独秀等）鲁迅、陈独秀有不同方面，恐不能讲得多，不作重点。作为经验，各种人开始都批，以后就有变化。鲁迅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湘江评论，有主席批孔的文章，叙述可以的，不用原文，主席有不少文章，短的，一段段。
总结经验问题。主席给乔森潘谈话又强调讲打仗经验。这次写了文章，还可以再写，不一定很大，讲中国革命历史，总结自己经验，还可以再写，不一定那么广泛，是否这一期可以研究，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都可以考虑。
国务院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计划会议未开，整个形势不错，讲一讲促生产有好处，每期要有一点。最紧张的是煤、运输，压钢铁。上海第一季度钢铁计划未完成，煤主要在运输。铁路方面可以写一点东西。（胡锡涛：上海铁路局）别的地方可以找一点。上铁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知解决没有？山海关可以。成昆铁路电影很好，未公开，否则可以影评。
（胡锡涛谈文化组京剧革命十年文章）
文化组报告写几篇文章，送给谁，我们都画了圈。写好了送来看，不是要卷进去（《人民日报》可卷进去），可能有的征求报刊意见，没有要我们卷进去的意思，可以一起商量。
谈柳下跖的文章，驳寓言说也是可以的。历代尊孔派对跖的咒骂，驳一下。考古还是文物，赵纪彬有译文。原文可作为附录注一注，荀子、庄子中的记载作附录加注。原文可以大大精简，翻译，不如注出来，节录去掉一些可以的。注出备用。
专案组的同志可以请他们写文章。
（余征讲几个问题①柳下跖是否有其人；②是否柳下惠弟弟；③是否有其事）
不扭在柳下惠的弟弟上。荀子上讲的跖的评价和日月并传而不息，孟子也都骂他，可见不是虚构。
写出来看。作者是钻了这个问题的，扩大一点，肯定跖有其人，是奴隶起义领袖，是批孔的，增加尊孔派骂跖的内容，可见真正是批孔了尊孔派都把跖看作是孔孟死敌。誓以金锥砸盗丘，可以写进去。
文章多一点没关系，可以准备。
刘德献书，可以要农民写文章。发现李卓吾藏书，焚书，福建翻出来，以后可以写评论。
王安石有部《梦溪笔谈》字说，王下台之后，司马光把它当时毁版，找不到了。马叙伦有见解，提到这本书不错。三言二拍说他是右说，为什么红、扛，右边都是“工”字，书已毁版，失传，沈括还引用一点。
计委会议，有救急的性质，运输搞一点，工农业要搞得好一点，闹经济主义的地方比过去多了一点，中央通知提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支流就是要出来，上海一月革命粉碎经济主义妖风。经济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想干扰批林批孔。反映黑暗面的材料我不多给你们，两千个县，一县一个就不得了。看多了不好，内部材料都是这些，其实好的东西很多。
短评你们研究一下，写可，不写也可。
下期语录，马列的准备一点。
常常很坏的地方出好的事。枣庄十个矿九个停产，一个矿坚持下来，很想组织他写。政治局的同志都称赞。开滦也不错，新华社几次内参反映，最近仍说不错，领导群众关系很好。有些不好的，是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编两大派，制造分裂，不批林批孔。
下面讲点主席指示精神。（同外宾谈话都说了）短评你们研究。
一、批林批孔，我们提出的口号，批林比较容易搞，批孔更困难些。批林批孔，夹杂走后门，人家难于讲话，要发动走后门的人起来批林批孔。
二、法家的著作要注，（论衡）问孔篇已注了，刺孟篇也要注，王充在问孔篇用形式逻辑揭露前后事实矛盾。他批孔不抓路线，但那时能那样批也不容易，李斯有“说难”，前半篇很难懂，唐时有人注过，但太简单，李斯后半篇好懂。讲一个故事，郑武公想打胡国，有人就提出来，郑武大怒，立即把他杀掉了，把自己女儿嫁去，胡不戒备，一下就攻下了。这好懂的。（可以想一下，注）
韩愈《进学解》评孟、荀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说孟没有什么成就就死了）。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台儿庄附近易里）。（盐铁论也可以注一下，作参考资料发表，想想看）
三、形势还是好的，中国基本上是好的国家，党是好的党，列宁说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么大国家，有点乱子，正常的（看大好形势的一面）。
四、学马列，无非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党的学说，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包括在内（把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内容集中概括起来了，劝西哈努克……）。
不搞战斗队，搞批林批孔。
短评商量一下，如何办，越短越好，二页，三页，以后要短，不一定每期都有，没有也可。
这几点，不一定讲，工作上如何办，你们考虑。短评到20日也来得及，基本思想议一议，不硬性规定。
韩愈《进学解》可以看看，他要修改荀子，他是尊孔派。
主席对王充论衡评论很深刻，讲王充基本方法，抓路线不够，刺孟篇，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给你算账，如尧舜等连着出，有时又七百年出的，他抓路线不够。比杨国荣要讲得更深，形式逻辑揭事实矛盾，言行不一。这观点未有人写过。
中央12号文件下去之后，有何反映尚未看到，精神是积极的，批林批孔。国际揭苏修可以搞一点，但主要精力不一定放在这方面封面──标准像。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4. 17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 [1974] 17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发至县、团级，传达到群众）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通知)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中央文件发了，主席关于国际形势同外宾谈话已学了，据此安排工作。
情况大概这样：中央17（号）文件下达后，各地进一步据此分析情况，布置工作，落实政策，全国运动情况很不一样，提出问题也不一样。运动继续深入，有各类不同情况，有的已在揭发批判，要注意区别两类矛盾；有的未深入揭发批判，有问题；有的搞到邪路上，南京搞经济主义，未全解决。全国形势好的。18号文件讲涉外，不完全是涉外。云南发生外宾去参观，一派贴大字报，军区派人包围，不让贴，说是破坏。这就没信心，文化大革命中那么激烈的外宾也看到。
17（号）文件下达后，问题：①军以下提正面教育，什么叫正面教育，要不要联系实际？②提清查林彪集团阴谋活动，反复辟还搞不搞？那些问题仍存在，好好联系起来贯彻就能解决，和林死党有关的，很少，文件中说不算老账，有一条线，要交代清楚，主席打招呼，57号文件为界。③领导和基层关系，重点领导机关如何搞，军队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地方如何？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搞四大。④革命大批判如何进一步深入？
问题就这些。组稿考虑这些方面，个别地方发现压群众情况，说过去搞错了。
理论队伍各地重视，在抓，要从路线上认识深刻，还得有一个过程。这是党的建设问题，不是一般几个人写文章问题，当前斗争有需要，但不完全在此。57年夏季形势讲没有这支队伍，专政是不能巩固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队伍，宏大的队伍，人少不成，10－15年基本解决，（现在努力不够）党员团员，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要努力学，造成新部队，包括……没有造成之前，工人阶级革命事业不会充分巩固的。”这和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特点联系着的。资产阶级复辟总是从上层建筑搞起，不仅意识形态，但总抓意识形态，搞反革命舆论，如不批判、抵制，反革命阶级、集团、势力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篡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经济基础。从林彪六条策略可以看见。对此理解要有个过程。这么多队伍，马列理论队伍尤其重要，这个队伍的建立和其他队伍的造成，关系密切。另一点，牵涉到基本路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要这样做，反对违背此原则错误倾向，即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机会主义路线，也必须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反对机会主义，反“左”、右倾，都讲理论实际统一。59年批彭，提到路线，反修防修（反经验主义），那封信的思想最完整。对此认识还要有过程，指示作了若干年，以后碰到实际斗争，就有不同体会，要宣传，组织文章，对此要说得深刻一点。批林批孔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大战役，提出革命建设带普遍性的问题。
上海韩非稿，你们提有点“现代化”，有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镇反是有限度的，只有无产阶级才彻底，（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从未革命，奴隶制代替……他们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彻底镇反……只有这时才有必要，可能……）
强调地主阶级革命作用是必要的，正如主席讲上升时期，是真老虎。秦灭亡原因之一，杀人太少。主席驳林彪攻击秦始皇，说他只杀了460个。罗伯斯比尔，打下去封建阶级，镇压了一批。以后很多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以妥协而告终。英国留下女皇，收买、妥协一部分。《论商鞅》说地主阶级专政也包含对农民的镇压，未改，留一句，可讨论。后地主阶级采用法家专政部分，抛了他要求革命、反对复古部分。奴隶也不可能说批林批孔那么彻底，不可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很不容易。柳下跖、桑弘羊，直接骂，封建早期，尚不多。
批林批孔，典型要，围绕这方面问题。军队，总政垮了，组稿困难，有好材料也可以。武鸣材料虽不够深刻，但也提出了问题。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仍需要，领导和基层批孔的那一论点深入，这样材料可以找，势必联系本单位解决问题，仍需要。来信反映，一部分人未看理论文章，一部分基层干部专看运动的办法。
生产，农业总的好的，有的有灾，前几天下雨旱象减轻，甘、新有灾，新疆麦收减产，定了。全国整个夏收不比去年低，工业仍钢、煤、运输问题多，轻工尚好，石油始终好的。你们搞大庆文，可以，天津开会学大庆提出到底学哪几条？
钢计划2700，欠产很多，国务院正想办法抓。还是革命形势决定的，武钢最近全部停了。有一些干部，少数，用破坏生产压革命。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多数人抓生产的，搞坏生产不得人心的。工业生产也要抓一下。大体情况如此，据此组稿。
国务院开法家著作注释会，各地批论语、孔老二很好，但不如注法家著作。主席讲儒家过去都忘了，现一句句批，又加深印象了。中国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革命，就地主阶级一次，二千多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一段，研究剥削阶级革命历史经验，只此一次。奴隶制上限没有，夏无地下材料，一点没有的，道理说不出。要有在黄河流域。商、周都有，青铜，乌龟壳。夏有文字，已有一段历史（鲁迅门外文谈）。夏代替原始公社只能从传统看。如商鞅更法篇，讲当时“外用甲兵，内用刑法”，说这是时事变化的需要。他不是复古，而是说奴隶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倒退。用以说明地主阶级代奴隶主阶级是必然的。奴隶社会上限不能确定，确当材料只有封建制代奴隶制，材料多。中国资产阶级专政只是幻想，买办、殖民地，投外国，林彪即如此。研究这一段历史必要的。
上海一些工人已注意法家著作，面宽阔了，从当时历史批孔。
精力不行了，以后改变一下。看稿实在看不过来，只要大的方面不出问题，小的问题经常有的。也不要紧，即使看了，也难免有错。
胡干卿如何？不是一定就调来。
汉武反匈奴稿，他们学报可用。
汉武时版图扩大不少。统一六国文章，有一点，引三苏的话太多，没引王安石的话。他六国论，见解不是太高明的。整个观点可以的，有人提出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谈匈奴文影射）郭老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犯了大错误。无产阶级用历史借鉴可以的，如地主阶级代奴隶主阶级，必须镇压反革命。借鉴不是影射，而是用马列主义吸取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主席说专政是从反动阶级学来的，代替他，为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上升、没落阶段，作用有区别的，要研究历史经验。以匈奴影射苏联，也不是我们打他。北大“盐铁论”一文中说北方有个很大强国，留下了一句。苏联讲我们版图不超过长城，但汉武时已大大超过，有人画了个图。
主席批谈王安石文章，直接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讲儒法两条路线斗争。那篇不回避问题，讲他的进步作用，讲保守派的反动作用，也讲王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只能做到此地步，也讲出来。
（胡：文物稿讲秦只焚书坑儒，未批判肃清）
这个历史任务多次批判才能完成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它的反动思想。论韩非说他主张全面专政，可以研究，不一定用这个话。找一个适当地主阶级上升时作用的辞汇。列宁讲资产阶级上升，罗伯斯比尔；有的，找马列的书。到韩非，比过去有发展，指出进步，不一定用这种话。韩非入秦，被李斯告他反革命，杀了，最后李斯又被反革命杀了，史记记载，他有动摇，屈服赵高，二八开，他妒忌韩非，是否尚有反革命挑拨？杀了，秦始皇就懊悔了。古代斗争不那么讲政策，只有无产阶级才讲。
论荀子文，从荀孟斗争中写好些，上次推荐吉林大学一文，不要对一个人作全面结论，从斗争中写。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荀孟斗争，矛盾比较清楚。
不要一个一个人写，要讲路线，讲斗争。王充批孔不抓路线问题，我们要抓路线。对人物作结论比较复杂，儒法两条路线较清楚。
论王充一文，叙述的东西多，杨荣国写过一篇，最好是论战性的。回避了一个问题，问孔刺孟中间，有非韩篇，在中间。为什么写非韩，王对孔孟很尖锐，挖苦，用形式逻辑，讲他违反实际，言行不一，伪君子。非韩，主要说韩非有片面性，只讲耕战，不讲礼义；讲练武，不讲德，正好暴露弱点，不看路线。秦为何能灭六国，是否提倡耕战结果？说韩重耕战不重儒生。“六国之亡，亡于秦兵……众寡不同……”他说秦统一，力气大，有本事，兵多，因而有片面性，没有看路线。秦为什么强，就说不出来了。他是在秦亡之后看法家，看不清法家路线。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他未写这个问题，不要回避。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前面改一下，不是铺陈。还有，后汉奴隶主势力还有无那么大？四百多年了，主张复辟有的，如王莽，但势力那么大？主要是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农民起义了，要研究一下，刘盆子是农民起义。不要写得这么大。杨荣国文强调巩固封建制一面，还是杨文清楚。王充立论形式逻辑讲得多，刚才例子，就能说明。主席看了，认为王充能这样，不容易了。“刺孟”中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说不是，而是有时接踵而行，有时一千年没有，直接可批林。这是很有光彩的一篇。王文文字也枯燥。此文一改，二别人写。
和北京谈，你们发现有人，和吴德商量，借调半年。
历史发展辩证法，内容好的，题太大。历史辩证法内容很多，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此文主要讲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螺旋式发展。斗争──失败──再斗争，捣乱──失败──再捣乱……规律，反映螺旋发展。为什么？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不能是直线，是对的，但这样讲，未深刻讲清辩证法。曲折、倒退是支流，是暂时，也是必经的过程，主席讲革命政党要两面教育，才能成熟起来。1840－50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和主席思想一致，1848－1849，每一段重要篇章都是写的失败，写灭亡的是旧传统残余，写为革命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产生坚强反革命敌人，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产生马列主义政党，最后取得胜利。我们也是这个教训，用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27年失败，懂得武装斗争道路。失败，产生了反革命，是坏事，又是好事。斗争中，才产生坚强的政党。主席讲蒋介石教育人民拿起刀，有反革命就要拿起武器。对此，此文讲不够。
第二，讲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也讲曲折光明。要讲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和任何剥削阶级不一样。他们夺政权──镇压人民──反动，我们经过革命建立政权，还要依靠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消灭剥削阶级，搞上层建筑革命，很长历史时期，这一艰巨任务，不能不经过艰苦曲折。这是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席发展坚持专政，反复辟，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经验提出的。苏联斯大林36年宣布消灭阶级。这些要说，已经经历的说了，还有将要经历的斗争，都要说明。要使后一代后几代都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党、广大群众，都得懂得这一任务。
此文文字也还干净。
政治斗争文：这个问题可以写。批林，军事路线无扎实文章，包括军党论，现在找谁写？困难。总政瘫痪，谁能写？
这问题，有一个意见，还是从反修防修角度来提。修正主义强调经济利益，为他政治服务。列宁说为了工人贵族，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人，不是真正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只讲政治斗争，国民党，帝、修、反也搞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不能不从政治斗争谈经济。不从七大提起，提九大林陈报告。他们有三个（报告），这是一个，周宇驰小舰队也有一个。林的七大发言不讲，或作根源来讲。直接批，对象和路线扣得紧，主席否定他的报告。九大报告讲革命生产关系，就是主席痛斥林陈报告之后，加的一大段。这样从路线上讲。短评中讲，阶级斗争激烈时经济主义要冒出来，可以驳经济主义思潮。我们有些问题要解决，但作为中心，用以否定批林批孔，就搞歪了。如工资制度，受修正主义影响有的，但批林批孔只解决工资就搞不下去了。你们去考虑一下。知青问题主席批了就解决了。经济主义，武钢全停，上海赤卫队搞过。自己工资照拿，别人生产就冲。
“七·一“共产党员一组文章，考虑讲点什么东西，培养党的干部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争的是补台的问题，两派，总是你几个我几个，平衡，不讲路线。要靠路线，共产党员讲阶级，讲路线。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包括党，国家学说（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些，争名额，就不对。当然，作为政府要考虑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要争，争到很快就失掉了。路线不对，很快打下去了。3000万党员，党员教育、发展是个问题，女党员很少，10％，脱产干部150万，这么大党，党员教育、发展要研究一下，写什么问题？党基本上是好的，17号文件上是主席讲的，不赞成悲观论，问题当然有的。重视批林批孔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研究一下。
（讲大连学生考卷）基本理论不能否定，发表科学史就是这个意思。老三段要批，是烦琐哲学，他（辽宁文）用辩证法把阵地占领，没有理论武装不能占领。
北大清华文，留了一点余地，他们反右派对的，我们要考虑全国（胡锡清反映北京有人提出看法），我们很简单，就是考虑全国，不仅北京市，还考虑外国。有一个提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仔细推敲一下。党是斗争哲学，斗争前提，坚持什么路线，路线错了，也斗不胜。斗，也有方法问题，普遍化之后，不能概括复杂的事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有路线问题。读者对回潮提出看法，还是讲修正主义，一它是局部性，一是有的根本未动。如批林批孔，《十批判》就未批，儒法斗争“五四”以来未解决，有些东西有时间地点条件。这是通俗语言，群众可以用，修正主义不能说消失，实为复辟代名词，写文章就要考虑。如走后门，主席讲前门有坏人，后门也有好人，这就有分析，驳不了的。
注意科学史（办法可以），还是基本方面来谈，不要分得太细，有个规划好，搞十几篇差不多了，大体把自然科学轮廓写了，主要写辩证法。还有农、医要写。这种事有意义，以后出版社编本书，最后一篇为对科学史本身认识的发展。古代科学和农业合在一起的，古代如何分类，封、资都如何看，主要趋向越分越细，综合方面相当缺少，和自然辩证法批判的差不多，现在基本仍如此。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是个别人，如达尔文）对理论兴趣不大，从理论发展考察自然界很少，技术理论有发展。细分越来越多，能把自然科学史发展讲一下有好处。自然科学面临繁重的任务，要打破过去脱离实际的东西，唯心论形而上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要改造队伍，资产阶级意识根深蒂固，还要做工作。
（湖南出版一本解剖学）分两部分，序言，讲要有辩证法，讲了要有四个观点，对的。讲解剖是生理、是西医基础，但本书理想未实现。两部分，一是系统解剖，一局部解剖学。前讲九大系统，局部讲几段，头、胸、腹、会阴、上肢、下肢。解剖是16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生理学重大成就之一。解剖有矛盾，为了解剖一个器官，必然看作是孤立的。实际人体不是这样，得机构非常密切，相互作用如何，综合起来很难，不完全那么回事。大脑不是那一块管那一部分，一块坏了，还有代偿作用。活的人体中，器官如何起作用，中医有此长处。要写一篇自然科学本身的历史，发这一篇之后，告一段落，搞一年半计划，编一本书，明年底。
（谈上海科学史文章），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是一派，马克思博士论文就论此。他们都讲原子，但具体有许多不同地方，伊主张原子中仍可研究性质，德认为不能研究性质了（介绍上海同志去看），原子钭线。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文，题和内容有矛盾，要融会贯通，帮助改，万一改不出，学报发表。
文章多，存一点，大团结一文压半年，现在用适合时机。
京剧十年文要精练。三突出，包括内容丰富。国庆25周年时发行不行？
各地“红楼梦”文不理想，主席讲看五遍，恐未看五遍。高鹗改的，有些重要材料，被删改了。上海“红”文较好，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主席说，贾母死后都哭，每人有每人的心思，各有各的事情。
（总结经验文章问题）联系具体方面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从中提炼出来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记住，革命就前进，忘记就受挫折。
机关运动，那一段红旗，要我管之后一段，陈伯达破坏得厉害。
批林批孔，你们和学习结合起来，批深一点，准备发言。大背景，主席当时不要陈管红旗，斗争很尖锐，到9·13为止，大是大非中，杨纪元是个代表，要保卫接班人，向陈告状。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删过一些提法，三个副词，组织些文章，攻了一下这些，也不牵涉保卫接班人，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迷，干校，也未给我解决。
行政部门，其他部门，也多搞点批判。
短评以后再议。
水浒，主席指出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后，各地有点议论，受招安以后，英雄形象不象话了，反贪官不反皇帝，必然涉及路线，水浒也有传统的评价。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
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
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後，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
吕后了不起，她对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出身很苦，参加劳动织布。在刘邦很穷的时候，吕后就跟着刘邦，一直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刘邦没有果断地杀韩信，只是贬了韩信。而吕后果断地杀韩信，这样就断了後患。刘邦死後，吕后亲自掌权，起用了一些比较得力的法家人物。刘邦死後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
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是奴隶出身。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当时要干事，只得打着正统的旗号，否则不能号召群众。刘备不说明自己是刘家後代，就不能号召群众。曹操也是一辈子称臣，否则是不行的。农民运动也往往如此。

对法家能否找出个标准来？法家都有特点，主要是看其是“法先王”还是“法後王”；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是主张前进革新还是主张复古倒退；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同时还要看其执行什么路线，法家对内是反对土地兼并，对外是反抗侵略的。一般说来，法家都是唯物论，是讲究实际的，是朴素唯物论。
王安石变法也是为了对付外族的侵略，对内是反抗高压政策，过去反儒的打着儒的招牌，连王安石不打也不行。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宋神宗是王安石的後台，是主张变法的，项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司马光的後台是曹太后，英宗的老婆，还有高太后，神宗的母亲。二后代表保守门阀集团。宋二后势力大。王安石有神宗，神宗胆子小，最後对王安石也不敢用。王安石反对异族，符合广大地主利益，代表中小地主，对劳动人民也有点好处。凡反对国内高压，反对外国侵略的，都是法家。
有人对肯定法家怕说是“让步政策”回潮，说李世民不能肯定，是回潮。这不对。“让步政策”根本不存在，只有赤裸裸的镇压。李世民统一天下，人口只有一千万，到李隆基时只有五千万，地大人少，当时不鼓励生产怎么办？这不是让步政策，是农民起义的结果。对他们有利，对人民也有点好处。
汉武帝……对统一是有贡献的，吴楚七国之乱，也是他平定的。
来源：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根据北京市委科教组推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选编翻印《大字报选编（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1－7页。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理论战线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一批工农兵积极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批判儒家的书，研究法家著作，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
一些专业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在革命大批判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主席提倡的用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现状和历史的空气，开始浓厚起来。
毛主席提出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正在进一步实现。
理论战线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证明，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课堂，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培养和造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统化，以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需要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理论工作者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战士，而不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只能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造就成长，而不是关在书斋里能够培养出来的。过去有些搞理论的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结果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我们要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看到在怎样培养理论队伍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培养理论人材，指引他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的教导，在深入批林批孔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战斗的理论队伍。
要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工农兵理论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有力地粉碎了“大老粗搞不了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我们要深入批林批孔，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用新鲜血液去充实和改造原有的理论队伍，要及时地批判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促进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都要继续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好的经验，要及时总结和推广。
要鼓励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他们是理论工作的骨干力量。专业理论工作者应当和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有些大专院校的师生和学术、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进行理论辅导，写出了一些较好的理论文章，也促进了他们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对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都要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要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更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回答现实斗争中提出的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学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苏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是全党的大事。把理论工作仅仅看作宣传部门的事情，把培养理论队伍仅仅看作大专院校的事情，这是片面的。各级党委都要把理论队伍的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作出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包括工厂、农村、连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逐步地建立起来。要加强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教育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即使是工农兵理论工作者，也要注意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党的高、中级干部都要带头读书，更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理论，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极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发展和壮大了，我们党的战斗力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跑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哪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大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现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有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汉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柯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下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郦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郦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郦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要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绩，原来叫徐绩，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辟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塑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塑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塑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日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北京市委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
1974.06.25；中办发 [1974]10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转发给你们参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央：
送上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请审阅。
     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共首都钢铁公司炼铁厂委员会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厂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文件，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批林彪一伙“克己复礼”，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今年一至五月，在原料、燃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生铁产量节节上升，消耗步步下降，革命和生产都呈现一派大好形势。第一季度提前四天半完成了生产计划，超产生铁两万二千多吨。前五个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五。
狠批“克己复礼”，把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化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发[1974]1号文件下达后，我厂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广大职工愤怒声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一高炉老工人蒋伯诚，他家解放前借了地主二斗粮食，驴打滚的阎王债，把他家里仅有的三亩薄地滚到地主手里。父亲病饿而死，母亲被迫改嫁，害得他家破人亡。蒋伯诚愤怒地说：“林彪的‘复礼’，就是让地主老财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再算阎王账，再吸穷人血，我们坚决不答应！”一高炉老工人白明立用父亲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的事实，戳穿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仁爱”。他说：“我们决不允许林彪打着孔老二的‘仁爱’的招牌，为吃人的旧社会翻案，攻击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高炉老工人牛永顺，用他一家解放前后的巨变，狠批孔老二、林彪宣扬的“天命观”。他说：“孔丘讲‘天命’，工头讲‘天神’，林彪讲‘天才’，满口天天天，全是骗骗骗。林彪贩卖‘天命观’，就是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推进鬼门关。我们要砸碎千年精神枷锁，不信天，不信命，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大家越批对林彪、孔老二越恨，越批对党和毛主席越亲，越批用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干革命的劲头越大。一致表示：钢铁工人誓作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狠批“克己复礼”，大干社会主义，多炼铁，炼好铁，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林彪及其死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前段时间，一高炉炉前的工人们在渣沟旁挖了一个“坑”，准备把渣中带走的铁回收起来，大家称它为“聚宝坑”。当时，有种论调认为，搞节约就得给点奖金，不然坚持不下来。可是，批林批孔以来，炉前这个“聚宝坑”却越挖越大，每天可以回收好几百公斤铁。大家还把炉台上用剩下的半截元钢一节一节焊接起来使用。在一次批判会上，炉前丙班副班长马福同志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林彪竭力鼓吹物质刺激，诬蔑我们劳动人民是只知‘恭喜发财’的小人，妄图用金钱迷住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引上修正主义的黑道。我们决不上当！咱挖‘聚宝坑’，焊接元钢，心里想的不是钱，为的不是奖金，我们想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高炉的主人，就是要想大事，议大事，砸烂林彪‘复礼’的破车，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大家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为社会主义大干苦干的革命干劲越来越足。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高炉在增产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在批林批孔推动下，都被他们一一克服了。风机能力小，值班室改进炉内操作，努力增加风量；煤、油不足，喷煤工人大搞均匀喷吹，千方百计降低燃料比；焦炭不足，他们就主动吃其他高炉筛下的小焦块；使用小焦块，出铁时容易卡住铁口，炉前工就冒着高温去捅，为了多出铁，再累也心甘。在全炉职工的努力下，这个高炉的平均日产水平，从一月份的九百二十八吨，上升到二月份的九百八十五吨，三月份达到一千零三十八吨，一季度的生铁产量，比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百分之七点零九。
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积极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二月下旬进入专题批判以后，全厂职工针对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一步深批“克己复礼”。大家愤怒地指出：林彪的“复礼”，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开历史的倒车。广大职工在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的同时，用我厂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大家分清了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在思想上进一步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三月份以来，正当我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炼钢厂三座转炉有两座要进行检修。这样一来，铁水不能直接用来炼钢，要铸成铁块，铸铁量由每天一千七、八百吨猛增到三千吨以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铸铁机的干部和群众从深批林彪“克己复礼”，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铸铁机生产迫切需要的铁锅棚子，喊了十多年没有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只用了五十天就盖了座铁锅罩棚。大家通过铁锅棚子的上马，畅谈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说：“过去靠‘物质刺激’，上班想的是几大指标，份外的事不愿多干；现在靠政治挂帅，干起活来不分份内份外。过去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捆住了我们的手脚；现在大搞群众运动，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过去靠‘专家治厂’，越治越坏；现在靠群众办厂，‘鞍钢宪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歌颂，大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干劲倍增。他们豪迈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盖锅棚，没向困难低过头，没向困难让过步。今天，我们要用新的胜利痛击林彪一伙搞复辟、开倒车的罪行，这点困难算什么，只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为了打好多铸铁块这一仗，大家利用工余时间，自己动手，提前一个星期更换了一千八百多个铸床备件。干部下到第一线跟班劳动。结果，达到平均每天铸铁三千一百吨，在炼钢转炉检修的情况下，保证了高炉继续高产。
坚持继续革命，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在深批“克己复礼”中，广大职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继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工人们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结束了钢铁十年徘徊的局面，促进钢铁生产连年上升。”大家表示，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倒退，继续革命。在制订今年生产计划时，我们只想到两台大风机要检修，喷吹用的重油供应减少一半，以及焦炭灰分提高等不利因素，结果订出的一九七四年计划指标比上一年实产还低四万吨。一高炉工人群众在“四万吨之差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里，尖锐地批评厂党委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是依靠少数人算死胀，摆了许多条物质条件，就是没有把全厂职工大干快变的革命愿望摆进去，没有把广大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摆进去，大字报热情诚恳地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之差，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林彪要把“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塞进“九大”政治报告，没有得逞，可千万不能让这些黑货塞进我们党委领导同志的脑袋里去啊！
工人群众的大字报，使党委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认真地讨论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是经过几次批判就能彻底肃清其影响的。于是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由三名党委常委分别就怎样看待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怎样对待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首创精神，怎样对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老中青三结合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带头批，带头联，和群众一起，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随着党委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不断提高，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重新调整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整顿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委主要领导成员经常深入车间、班组，主动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积极培养青年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只有坚持前进，反对倒退，革命才能步步深入，生产才能节节上升。今年三月，三高炉使用的大风机检修，改用小风机进行生产；三座热风炉也有一座需要检修设备，造成风温下降。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我们坚决肃清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坚信“人定胜天”，充分发挥三高炉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战胜困难，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三月份的生铁产量和去年使用小风机时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六，使全厂的生产水平比二月份又有了新的提高。一高炉的喷煤设备需要检修，工段干部原来怕喷煤工人对这个“份外的活”有意见，等外援等了七个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喷煤工人狠批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以主人翁的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主动向党支部请战，仅用了七天就把闲置七个月的设备修复了，使生铁产量有了新的增长。
目前，全厂干部和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倍增，大家决心响应毛主席“多搞点钢”的伟大号召，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用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发出共印四五、五二一份
(根据中办原件打印，原件无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农民起义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研究、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帮助的。
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替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创造了条件。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摧毁了在关东六国还大量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①李白的诗，歌颂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和他的卓越政治才干。凭借着已经成熟的历史条件，在奴隶们反抗奴隶制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经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形势下，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敢作敢为，生气勃勃，成为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最杰出的代表。
秦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曾满腔热忱地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②。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宣告了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当秦始皇死后，在短短三年内，秦王朝也随即灭亡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从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朱熹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秦朝迅速灭亡是秦始皇实行“暴政”的结果。秦朝的覆灭，是因为对儒家复辟派镇压得太多了吗？不！事实同这种断语相反，秦王朝的失败，正好不是因为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太多了，恰恰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始皇在粉碎吕不韦复辟集团的同年，鉴于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图谋复辟，曾下了逐客令。法家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这是正确的。对“客卿”应该作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③的政策，一概排斥。但“客卿”中也确实有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坏人，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企图从内部瓦解秦朝的地主阶级专政。根据历史记载，所有知名的秦博士都是齐人和鲁人。齐鲁地区原是孔孟一派儒生根深蒂固的老窠。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深深地隐藏了下来。这就为秦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不满的六国奴隶主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章太炎指出：“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④，他们企图复辟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是必然的情势。秦始皇对公开的敌人是有一定警惕的，也采取了措施。如平毁六国军事要塞，征收全国的武器，多次巡视，到处刻石，宣传封建制的优越性，批判奴隶制的落后性。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由于这个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时间不长，对反复辟、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特别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便滋长了太平麻痹观念，幻想从此“天下和平”⑤。秦始皇一死，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的恶果便迅速暴露，从埋藏在秦王朝内部二十多年的赵高，到躲藏在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一下子都从地底下涌了出来，而地主阶级却没有能够把这股复辟逆流打下去，秦王朝的灭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明朝张居正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秦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所说的，实质上是一个继续和加强秦始皇法家路线，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问题。而历史事实却相反：“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⑥，导致了秦王朝的倾覆。“六国余孽”是颠覆秦王朝的复辟势力，而所谓“奸宄内发”，就是指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⑦，在秦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并成了公子胡亥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处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⑧。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又“复其官爵”⑨，给予重用。阴险的赵高从此改变策略，骗取信任，除继续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后又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使赵高有可能趁秦始皇病危，发动政变。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⑩。紧接着是赵高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他“留所赐扶苏玺书”，诱骗胡亥，大谈“汤武杀其主”，“卫君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①①，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同时又拉拢李斯，说什么“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①②，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李斯就范。然后，赵高伪造诏令，逼死太子扶苏，逮捕并杀害坚持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了。汉代的樊哙曾用秦始皇的历史教训警告刘邦：“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①③樊哙和赵高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记忆犹新的。
赵高政变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①④，把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主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秦自商鞅变法后，对公开的奴隶主反对派都是坚决镇压的，“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⑤。赵高篡权后，公然下令“更为法律”①⑥。反革命派上台，都要搞翻案，实行“大赦”。秦二世元年一月，“大赦罪人”①⑦，被秦始皇专政的罪犯纷纷跑出监狱，在咸阳街头弹冠相庆，而法家人士却遭了殃。儒家比法家杀人要厉害得多、残酷得多。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名反动儒生；赵高却千方百计“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继扶苏、蒙恬、蒙毅之后，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先后被害，“相连坐者不可胜数”①⑧。接着，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被迫自杀，李斯也遭到被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同时，赵高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赵高镇压了法家的反抗，任意“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公元前二○七年，又杀了秦二世，并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这个钻进秦朝内部的六国旧贵族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①⑨的罪恶阴谋。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曾帮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参加制定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是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法家。但他也有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在赵高策动政变时，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的阴谋得逞。后来，李斯企图重新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李斯的致命伤是私心重，骨头软，他企图“委曲求全”，但向反动政变策划者讲“委曲”，是无法“求全”的。当然，李斯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把李斯和赵高作了比较：“斯，龙也。高，蛆也。”（２０）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功大于过。而赵高则是韩非在《孤愤》篇中痛斥的那种“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及法家的最危险敌人。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二
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革命农民的肩上。就在赵高发动政变，篡夺政权后九个月，陈胜领导的革命农民，在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
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包括林彪及其死党，总是把陈胜、吴广起义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胡说什么“坑灰未冷山东乱”。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秦王朝是要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挥霍享受建筑在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基础上的。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无产阶级就立即开始了反抗一样，从封建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就出现了。这种阶级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历史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维护这个革命成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秦始皇采取的专政措施，当然有针对农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迫切的却是要解决防止奴隶制复辟的问题。特别是“焚书坑儒”，根本就不是对农民的镇压，而是对反动派的专政，那些被坑掉的儒，明明是奴隶主的代言人，也是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坑掉一批“不耕而食”的寄生虫，广大农民只会拍手称快，决不会加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太炎认为，“诸巫食言，乃坑术土，以说百姓”，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章太炎还指出：“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②①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对待法家尉缭的态度看，也并不象是儒家所攻击的那样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总之，把“焚书坑儒”说成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一种违反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是反动派混淆是非的言论。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秦二世的时候，正是钻进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复辟派，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比较一下秦始皇和赵高两条不同的路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沿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在以后的石刻中，多次提到“黔首”，如二十八年的石刻中讲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②②。三十一年下令实行“使黔首自实田”②③的政策，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赵高掌权后，却对广大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造成“黔首振恐”②④。应该指出，引起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赵高实行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
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奴隶的生产力，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的政策，使“秦民大说（悦）”②⑤。当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②⑥，东方诸国的人民都想跑到秦国来。可见，人民群众是拥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缓刑罚，薄赋敛”②⑦，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贫苦农民即“闾左”，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也就是说，一般是不随便“发闾左”服役的。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②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在赋税方面，采取“头会箕敛”②⑨，甚至大规模地“发闾左”充戍卒，实质上也就是使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３０），大规模地征发农民服徭役，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农民都集中和组织起来了。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广大农民就能很快地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给赵高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赵高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赵高在沙丘发动的政变，“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③①，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反对奴隶制复辟。当时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也参加了推翻秦二世统治的斗争。陈胜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帜，正是为了孤立和打击赵高。但当时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赵高政变，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主复辟的主力。对农民来说，一旦奴隶制复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奴隶制残余保存得越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在思想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是束缚奴隶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桎梏。因此，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必然要指向奴隶主复辟势力，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如东阳陈婴起义，就有“异军苍头特起”③②，由奴隶组成的起义军成为一支重要“异军”。陈胜牺牲后，“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③③，继续进行英勇斗争。
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失败了。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随着秦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为燎原烈火，潜伏在各地的奴隶主复辟派也蠢蠢欲动，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反动儒生乘机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如秦王朝悬赏通缉的要犯陈余就“好儒术”③④。他和另一被通缉的要犯张耳都与孔子后代孔鲋“相善”③⑤。陈余隐姓埋名，四出游窜，“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③⑥，积极从事复辟活动。混入陈胜起义军队伍后，张耳、陈余又派人去动员孔鲋，认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时机成熟了，“子宜速来”③⑦。于是，孔鲋等鲁诸儒抱着“礼器”也混了进来。大批反动儒生混入起义队伍，必然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
孔丘的后代孔鲋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摆在施政方针的首位，要陈胜“诚法之”。陈胜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安能纯法之乎！”我是靠自己起来造反的，同周灭商不一样，怎么能完全去学呢？把孔鲋顶了回去。陈胜对孔孟之道是采取怀疑批判态度的，他说：“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陈胜手下将领武臣，在与孔鲋辩论时，也认为孔学未必正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③⑧。可见，尊儒还是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孔鲋等反动儒生的政治目的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张耳、陈余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他们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主张“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遭到了陈胜的抵抗。张耳、陈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骗陈胜分兵“北略赵地”。陈胜对他们是有所警惕的，派“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率领三千农民军出发。后来武臣受张耳、陈余腐蚀，自称赵王。陈胜命令武臣向咸阳进军，张耳、陈余又反对，主张“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公开从农民起义队伍中分裂出去。在张耳、陈余的蛊惑下，武臣派韩广“略燕”，在燕国旧贵族支持下，韩广也割据称王③⑨。 六国奴隶主残余和割据势力纷纷“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４０），实行复辟，这样就牵制和分割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如田儋是齐王田氏后代，他收罗“豪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带兵进攻陈胜手下大将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然后就在齐鲁一带割地称王④①。当时，各地起来称王的都是韩、赵、魏、楚等国的贵族后裔。汉代的刘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④②六国旧贵族虽然经过秦始皇的沉重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一旦时机成熟，又死灰复燃。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④③。在这期间，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扫除，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强有力的冲击。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盘根错节，在地方上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起义还显示了农民革命反封建的巨大威力，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提起这次起义就胆战心惊。
三
陈胜、吴广起义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斗争的实质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项羽和刘邦，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立楚国贵族后裔为楚王。后来，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占领了关中和秦的首都咸阳。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刘邦为汉王。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就称为“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平生“不好儒”④④，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④⑤。项羽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刘邦平时“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④⑥。同刘邦相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仁而敬人”④⑦，很讲究儒家那套虚伪的礼节，但对劳动人民却极残酷，他将秦朝放下武器的二十余万士兵当作奴隶，“奴虏使之”，最后残暴地全部杀害④⑧。项羽好“礼”，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来了。他任人唯亲，“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④⑨。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也决不是偶然巧合。项羽死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按照儒家的“礼义”，标榜为项羽“死节”，但不久“乃降”（５０）。可见，项羽依靠的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刘邦原是个亭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另一些人是劳动者，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项羽和刘邦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但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阶级基础是不同的。（⑵⑶）
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项羽和刘邦进入秦国的首都咸阳时，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刘邦入关后，废除了赵高的严刑苛法，对杀死赵高、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⑤①。项羽挖秦始皇坟墓，火烧阿房宫，大肆抢掠，完全是一种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的阶级报复。公元前二○七年，项羽赁借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章邯等三人为王，“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⑤②。刘邦列数项羽的十大罪状，痛斥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⑤③，项羽恼羞成怒，但无言可对。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关键是这个集团的路线比项羽正确。同时也依靠了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从军事实力上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次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评肖何为第一功。大臣们也认为：“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⑤④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失道必然寡助，项羽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但政治路线错了，军事上仍旧要失败。垓下之战，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但项羽临死时还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难怪司马迁要嘲笑他：“岂不谬哉！”⑤⑤
在战胜项羽后　，刘邦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承秦制”，刘邦基本上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⑤⑥，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但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还遗留了一批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并形成了一批新贵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刘邦不得不同他们作暂时的妥协，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封王封侯。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卢绾等。这就酿成了汉代初年汉王朝同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楚汉相争的继续。这些异姓王，对内实行分裂割据，保护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外向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屈膝投降。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消灭异姓王的进程中，刘邦又封了一些同姓王，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根子。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期过去了。从刘邦、吕后，中经文帝、景帝，到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巩固了下来。它离开秦王朝统一中国又经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始终非常激烈。历史证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光有一代人的努力也还不行，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我们今天要巩固社会主义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和项羽的倒行逆施的教训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很快就垮台了。项羽倒行逆施，也只能昙花一现。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八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

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①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②。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③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④，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⑤。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⑥。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⑦，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ｐí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⑧。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
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封建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⑩。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①①。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①②；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①③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①④；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儒法斗争史》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要对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要完成这项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根本指针。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任意歪曲历史，千方百计地推崇儒家，诽谤和攻击法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继承了这套反革命伎俩，尊儒反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才能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积累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丰富的思想资料。法家的进步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份珍品。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历史遗产，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研究儒法斗争史，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今天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我们要注意总结历史的和现实斗争中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把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借鉴，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
毛主席教导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向历史作调查，详细占有和分析材料，对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
儒法斗争是两个阶级或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上层建筑领域里两种政治、思想路线的对立，都是这个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势力的经济利害、政治权力发生矛盾斗争的表现。春秋战国到秦和西汉前期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斗争的实质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主张变革、前进，要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主张守旧、倒退，维护或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西汉后期，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威胁逐渐过去，封建制度逐渐巩固，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这以后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分化：一部分人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反对继续变革，他们把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经过一翻加工和改造，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成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另一部分人，一般说来，没有取得特权地位或权益较少，他们不满现状，主张变革，坚持法家的进步观点，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对地主阶级的顽固派作斗争。这种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过去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同时，这种斗争又是和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所以，研究儒法斗争史，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脱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脱离社会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就不可能了解儒法斗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儒法斗争在我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它的发展是一个长过程，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要认识这种规律性，就要把儒法斗争同社会其他各种矛盾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考察儒法两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和斗争内容，以及各个不同阶段中斗争的特点和实质。儒法斗争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同社会各种矛盾总是相互影响的。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此外，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士族地主同庶族地主之间、中央专制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初期还有奴隶主复辟势力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末期，又有没落地主阶级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还有我国各族人民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主要矛盾的制约下，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与之相适应，儒法斗争在民族压迫下则表现为投降同抵抗两条路线的斗争，些外又有兼并同反兼并、维护门阀特权同反对门阀特权、地方割据同中央集权、复辟同反复辟、保守同变革、卖国同爱国的斗争。因此，只有从社会矛盾的总体上、从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中，去了解儒法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弄清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
在儒法斗争的长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若干不同阶段呢？这是由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它影响的其他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解决了，又有些发生了。随着这种矛盾的变动，儒法斗争也就显现出阶段性来。秦汉之际，当奴隶主复辟势力严重威胁封建制度的存亡时，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为主要任务。被推翻了的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和特征。西汉后期以后，阶级斗争的情况有了变化，儒法斗争就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研究各个阶段上矛盾的变化，以及矛盾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各阶段儒法斗争的特点，是我们认识儒法斗争规律性的基础。
正确看待法家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
如何具体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儒法斗争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不是以他对自己的表白、挂什么招牌为标准，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看他们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执行什么路线。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决定，法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是，总的来说，法家人物是有历史功绩的。对于法家的作用，我们应当给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同时也必须指出他们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正确评价法家人物，需要多方面掌握材料，需要对他们做历史的、具体的、全面的分析。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绝不可“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法家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走向腐朽和反动而被推翻，都是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发展壮大，并同它们进行越来越尖锐的斗争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黑暗统治的斗争，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得到成功的。秦汉之际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事实证明，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主要力量。陈胜、吴广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赵高掌握的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政权，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汉初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法家的革命作用，集中表现在他们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秦汉以后的法家，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地拉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些调节和改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整个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反动，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法家作为地主阶级一翼的代表，虽然能够尖锐地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已经不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革命的主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彻底推翻和改造旧社会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才能完成。叛徒刘少奇、林彪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根本否认几千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本否认奴隶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今天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对法家人物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同他们的那种反动的唯心史观，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历史上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的剥削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总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暂时地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为这个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来说，他们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各自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为矛盾的一方，同矛盾的另一方没落奴隶主阶级相对立时，这些阶级之间在利益上就有一些联系。同样，儒法斗争主要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时候，当代表地主阶级中地位较低阶层的法家同大地主、大豪强作斗争时，法家同农民群众之间也有某种利益上的联系。因此，当法家顺应历史的潮流，制定和推行革新的路线和政策，在客观上符合群众的某些要求的时候，他们的主张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某些支持。“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恩格斯：《（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在封建社会，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和腐朽的儒家思想，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农民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肯定法家的进步性，正是从人民群众对法家的影响这个侧面，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把法家人物的作用同劳动人民的作用混同起来或者绝对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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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亿万工农兵群众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也出现了良好的开端。在这场斗争中，必然会有种种不同的意见。还会有来自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这就更需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现实的斗争实际，坚持看书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斗争中培养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批林批孔正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正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让那些咒骂批林批孔斗争的国内外反动派发抖去吧。中国无产阶级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则是确定无疑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正在广泛开展对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来研究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第一次。这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任务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论修改党纲》）为了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仅要善于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要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儒反法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把孔孟说成“先圣”，把马列说成“后圣”，极力鼓吹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观点，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代，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儒家，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更早一些，从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则经过了三百七十多年。在这几百年中间，新兴地主阶级几度夺得政权，又几度失去政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逐步削弱，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
正是这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斗争，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它带有我国社会历史特有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来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服务。
儒法斗争史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先进阶级必须通过对反动路线、反动思潮的批判，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革命的路线，为下一步的战斗作好准备。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全面进军，变法的热潮席卷了各诸侯国。其中商鞅变法以其变革的彻底性在各国引起了普遍的震动。围绕着否定还是肯定这场社会变革，儒法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家代表人物孟轲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了一套鼓吹“仁政”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否定和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主专政。法家代表人物荀况、韩非坚决驳斥了孟轲的“仁政”的谬论，指出所谓“仁义”之说不过是“愚诬之学”，是反对变法革新的复辟理论，从而对各国的变法作了热情的辩护。这场论战，扩及到关于社会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广泛领域，推动法家路线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秦始皇坚决实践了法家路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是那场大论战中法家批判儒家学说的直接成果。
秦王朝建立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这里，秦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以古非今，向秦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方百计地要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坚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粉碎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坚持了法家路线。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深刻地总结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秦始皇也不例外。正当他多少有点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这段历史表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奴隶主复辟势力无论进行公开的斗争，还是进行隐蔽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路线一旦改变，复辟也就打开了大门。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坚持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记取儒法斗争史上这一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在他的黑窝里咬牙切齿地写下：“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林彪立的是什么“大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采用“等”、“忍”、“狠”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
赵高篡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表明，新兴地主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反复辟的主要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占少数。他们与广大农民处于对抗的地位，当然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复辟的斗争。这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不可避免的弱点。赵高篡权，地主阶级政治家束手无策。但是农民起义一爆发，局面立即改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在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不到三年就把赵高复辟政权送进了坟墓。恩格斯在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普鲁士“危机”》）同样，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力量，也是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奴隶制一旦复辟，首先意味着广大农民将重新回到最悲惨的奴隶地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反复辟斗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依靠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教导，以及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教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扫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的西汉王朝诞生了。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某些领域的力量仍然要比新兴地主阶级更为强大，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斗争经验也比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更为丰富。他们必然要利用这些来同新兴地主阶级作反复的较量。西汉初期，有一批大工商奴隶主，利用当时的经济困难，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些大工商奴隶主同地主阶级中出现的保守派，也就是那些各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在一起。大搞独立王国。他们纠集了大批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复辟舆论。他们利用手中的军事实力，发动武装叛乱。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勾结中国境内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企图用两面夹攻的方法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西汉时期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西汉的前期和中期，斗争就在这几条战线上激烈地进行着。经过汉景帝时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再经过汉武帝时对奴隶主商人进行全面反击，以及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才算稳定下来。这说明，即使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并且是在各个领域中进行的。被推翻的阶级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总要进行复辟的尝试。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说过：“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在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时，重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历史经验总结，感受就更深刻了。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
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坚持了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显然和秦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有关，和汉初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不可否认，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用人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那些奴隶主复辟势力才把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看作它们进行复辟的最大障碍。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从而根本改变整个西汉政权的法家路线。毛主席总结了儒法斗争史上的这一重要经验，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凤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根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也往往采用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５７１工程”纪要》中，不就是叫嚣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打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吗？“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我们要善于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一直到西汉的前期和中期，封建统治者实行的还是法家路线。但是，地主阶级反复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不可能再给自己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了。汉初的曹参在继肖何当了丞相后曾对惠帝说：“高帝与肖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这时的地主阶级虽然仍坚持法家路线，但已不象阶级斗争狂飙时期的法家那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气息了。它的革命性在逐步消退。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只有在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封建社会中后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法家则失去了新兴阶级代表的资格，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法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某些改革的主张，他们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他们对于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为封建制度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批判孔孟之道，但是不愿或不敢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甚至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他们虽然进行斗争，但是在斗争中已经不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因此法家也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被看作是洪水猛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无限惊恐，立即加以扼杀；任何一点新的思想，也都被封建统治者当作是异端邪说，千方百计地加以扑灭。整个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表明，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势力的利益，这种思潮始终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如果不用极大的力量来批判这种反动思潮，革命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
历史上的法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能够认识和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进行彻底的革命。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虽然我们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不断胜利前进。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锤炼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前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第十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05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的指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0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经邓小平核对）
（毛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4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1.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47-348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各条战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形势大好，还要不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呢？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历次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大好形势是在斗争中得来的，是批林批孔的结果。在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我们批判了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提高了亿万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阵地，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远影响，已经而且将要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任何自满、松劲的情绪都不利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不利于继续发展大好形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些谬论，还需要更深入地批。这对于加强团结，非常重要。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对于孔孟之道已经广泛地进行了批判，要彻底清除它的影响，还要经过长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必须坚持下去。批林批孔紧密联系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批判，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要继续下功夫、用力气，继续批判，切切实实地抓紧抓好。我们要乘胜前进，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应该放下批判的武器。
继续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这对于能否发展大好形势，关系很大。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工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持抓大事、抓路线。经验证明，要搞好生产，最根本的是把革命搞好，把路线搞对头。革命搞好了，路线对头了，群众团结了，就能把生产促上去。革命搞不好，路线不对头，团结搞不好，生产就上不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越是任务重，工作忙，越要注意抓好批林批孔，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生产是这样，其他各项工作也是这样。
当前，我们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进一步提高认真看书学习的自觉性，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对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进行深刻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才能科学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密切结合起来。在这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键。搞好学习，就能使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结合得更好，把批判的水平提高一步，把运动推向前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有许多创造，为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闯出了路子。我们要深入下去，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抓好典型。要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的新经验和新创造，及时地推广到面上去。要发挥工农兵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战斗作用，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提高；同时采取多种方式，使专业理论队伍同工农兵理论队伍更好地结合起来。运动在前进，新情况新事物不断出现。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革命团结，就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生产。让我们用革命和生产的新成就，迎接一九七五年的到来！




　　　研究资料
    
     姚保钱口述：《有关“某军长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的一段往事》
作者：陈寒鸣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在“揭批‘四人帮’”时，天津乃至全国都曾有过“江青插手部队”，而“某军长则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的说法。尽管近三十年过去了，这说法已很少有人提及，但也从未见有人说其真伪，以致沉封于历史之中，渐渐为人忘却。至于当年听过这说法的人，耳食之余，多信以为真的。
我便是听过这说法人中的一个，但由于搞史学研究的缘故，凡事总喜刨根问底，追究其可信度，故而对此说法亦采取存疑的态度，只是始终没有机缘与亲历其事者交谈，难明真象了。2007年暑期，为避苦夏而到蓟县山中小住，幸遇原24军军长姚保钱，与他闲谈中聊到这事，问他可曾听到过这说法，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岂止听过？你算问对人了，我当时担任66军的参谋长，还是这事的亲历者呢，只是这事的真象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姚老很爽朗地说。
“那究竞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奇地问。
于是，他向我记述了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往事：
事情发生在1973——1974年间“评法批儒”运动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与纪登奎（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于会咏、庄则栋、浩亮、刘绍裳及北京大学冯友兰、周一良教授等一行到天津对当地“评法批儒”情况进行调研。一日，纪登奎突然来到66军军部。当时，正在召开常委会，时任66军参谋长的姚保钱自然在会场中。纪登奎对大家说：“江青同志打算到部队来看看军事表演，你们这两天就抓紧准备一下吧。”并布置道：“你们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要亲自去部署。”由于66军所辖的196师是开放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访问的外国友人经常来观看该师的军事表演，接待各方来访者是很正常的事，故而与会者对此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两天后的上午，江青等在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66军军长刘政等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杨村机场。姚参谋长和66军政治部王克主任及驻于杨村机场的空六军领导将江青等迎接并带到196师的接待室。不久，纪登奎等一行人也来到这里。在接待室，江青提议，与66军、空六军的陪同人员及一些文艺女兵大约八十余人开个同乐会，其间江青对大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问候你们！”并为活跃气氛还率先邀请浩亮清唱了一段《红灯记》。
吃午饭的时候，加上陪同人员共三四桌，桌上没酒，倒是落坐后，江青主动问：“有没有香槟酒？我想敬大家一杯。”席间，有人问江青：“吃饭后是先休息一下，还是直接看表演？”江青说：“不休息了，直接看表演吧。”于是，姚参谋长和196师副师长张胜贵因要安排军事表演，未等午餐结束就先行到表演场去了。
午餐很快就结束，江青等立即来到靶场，先看了阅兵式，然后观看步枪、轻重机关枪、冲锋枪、排击炮射击以及其他一些战术表演。战士们的射击成绩都很优秀。请江青打靶，她愉快地和大家一道打了几枪。
靶场表演结束后，要转到二三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场地去观看侦察小分队的军事表演（“抓舌头”）。当时调转汽车不便，就准备了几匹马，请江青等几位主要人员骑过去，其他人则徒步走到表演场地。这样，由姚参谋长带路，纪登奎、解学恭、刘正及江青的警卫陪着，江青等先行到达表演地。一路上，姚不时回头看，江青很随和地说：“我没问题，你自己要注意安全。”到观礼台前，江青从马上下来，刘正把江青所骑马的缰绳转交给饲养员，然后便陪同江青等人上了观礼台。记述至此，姚老笑着说：“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举动，后来居然被讹传为‘某军长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
观看完侦察小分队的精彩表演后，江青等来到附近部队的宿舍，她在战士的双人床上坐了一会儿，问问战士“辛苦吗？”“伙食怎么样？”“想不想家？”“都有一些什么业余生活？”随后，她又到宿舍外的战士俱乐部与士兵打了一会儿乒乓球。
参观结束后，江青很高兴，写了四句小诗：“六十六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赛过汉隋陆，能武赛过管周退。”她把这小诗送给了刘正，以表示对66军的感谢和敬意。
下午四时许，江青等离开营区到杨村机场去了，而66军领导都只是就地话别，并未送到机场。
姚保钱口述   陈寒鸣整理
  
朱永嘉：怀念周恩来——兼念徐景贤
          朱永嘉(2009-03-08 16:59:27)
  昨天三月五日是周恩来诞辰一一一周年纪念日，从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我们远行讫今已有三十三年了。我见过周恩来晚年的身影，他始终在我脑际萦绕。记得在七四年十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过春节，他们找我与王知常一起去汇报写作组的工作，谈话间，张春桥说总理曾提出要徐景贤与我一起去北京，让徐参加文化部的工作，让我去参加科教组的工作，多管一些教育方面的事，会上江青不赞成，她说把他们都调到北京来，将来需要文章的时候，找谁啊！所以，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当时，王知常在寝室对我说，人在事在，人亡政息。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从我自己讲，我也不想离开写作组，因为写作组有一个班子在，而且有复旦和师大这二所大学的文科作支援，更有自己的刊物作阵地，报纸也能呼应过来，上面有徐景贤给我撑着，方方面面如鱼得水。一个人去北京，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京官难当啊！我这个读历史的还多少懂一点，那时上海的干部如石西民、金冲及、沈竹去北京后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根本就不想去，既然江青给我挡住，我是高兴的。对总理能够想着徐景贤和我，我还是感激的，心里有一种知遇之恩。总理日理万机，怎么会想到上海有我这么一个人呢？而且在此之前，我与总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来往，当时我一直在反来复去地思考为什么那时总理会想着徐景贤与我？还有一件事，去年香港出版了一本介绍于会泳的书，书的题目叫《走向毁灭》，介绍于会泳的经历，于会泳出身于搞民族音乐的专业创作，后来从上海调北京在江青身边搞样板戏音乐创作。我见过他几次，但关系不深。我身边用了一个贴过他大字报的高义龙，为此他还很不高兴。我对高义龙说，你尽管在文艺组工作，只要不在外面太张扬，我能保你平安无事。所以我与于会泳的关系淡淡然，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各人工作的方面也不同，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中讲到四届人大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人选的时候，周总理提出正式恢复文化部，并说有人提名让沈雁冰（茅盾）来任文化部长，遭到江青与张春桥的反对，于是周恩来提出“徐景贤行嘛！”张春桥也反对，张说：“上海的工作离不开徐景贤。”周恩来接着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结果张、姚还是舍不得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毛不让江青参预四届人大的组阁，但总理安排各部人选时，还不得不考虑江青的情绪，所以在张、姚的系统中，找一二个还比较能办事的人去国务院工作，也便于相互沟通。所以才会在上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挑选徐景贤和我，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得大家都能融洽相处，当然文化部长最终还是于会泳去当。其实谁去当文化部长，在那个时候都是放在火坑上烤呀！我是无法侍候好江青的，也很难与迟群相处得好，这次实在是逃过一劫。事后回想起来，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上面讨论人事问题的具体情况，但在四届人大会议时，于会泳对我特别热情，几次到我住地来看我，毛泽东去世时，我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他又二次来住地探视我，过去从未有过那样的热情，七五年于会泳来上海，看到我在上海组织歌泳大会，他感到这种形式很好，立即去北京推广。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事出有因吧！大概因为他顶了我那个位置。其实不然，否则的话他的处境或许是我该受的，现在想来他可是我与徐景贤的替死鬼。所以事情的得与失，幸与不幸都很难说，不管怎么样，总理这番知遇和盛情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啊！然而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周恩来为什么会记得和想着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他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呢？
由于过去我并没有直接与周恩来面见和交往的机会，我只能从与周身边的人的接触过程来思考了。我记得江青在六七年四月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的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稿上，讲到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毛在姚的名字旁加了一个括号，说：“及其组织的写作班子，”那就是我们那个罗思鼎小组，毛所以会加上这一笔，那当然是姚向毛报告的。六九年我们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活动时，姚的夫人金瑛也在内，那时我们都住在中南海，周的夫人邓颖超特地到住地来探视我们，这样金瑛与我一起都与邓在中南海我们住地的院子内交谈过。这些事，或许在周的耳边多少留下一点印象。六八年九月以后，姚让我们在上海成立《红旗》组稿小组，那是经毛批的，以后我与王知常，肖木三个人，在上海为《红旗》组织大批判文章和总结斗批改的经验，那时我们与文汇报社一起组织的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报导，与新华社上海分社搞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经验，以后又让胡锡涛搞的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纪要，文科大学座谈会纪要，这些都是我在旁做组织工作，复旦理科和文科的几个试点也都是我通过朱惠民在具体抓的，这些情况我都比较熟悉，我抓这些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便是根据毛《实践论》的思想，强调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生一定要亲自在动手参加实践的过程中接受知识，不仅学习知识，也要学会如何动手做事的能力，所以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是强调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让学生带着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在复旦理科我强调学校办工厂，让学生结合生产课题中的问题进行学习，那是带了问题学习系统的知识。复旦物理系便办了四一电子工厂，生物系结合农业生产实践的问题，数学系也到工厂去结合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讲数学，连苏步青、谷超豪也去了江南造船厂，大学者下厂也确实帮助工厂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些经验还都登了报，因此这些点上的情况，由于我参加了座谈，听过汇报，改过稿子，所以让我讲这些方面的事，如数家珍，可以说得有理论有实际，不仅头头是道，而且一清二楚。七一年时，总理派刘西尧到上海来了解教改的情况，这个事本来应该是文教组去汇报的，文教组的头头是警备区来的，叫杨一民，他不懂行，一点也讲不出来，他只能拖着我去向刘西尧汇报。那次我在东湖宾馆给刘西尧足足汇报了二天，到了第二天他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也许刘西尧回北京，向总理汇报教改方面的事，给他留下了印象。以后北京和外地来的头面人物，要了解上海一月革命和文教方面的情况，我成了接待员，如鲁迅的兄弟周建人到上海来，我也陪了他二天。
另一次是七四年的夏秋之际，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实际组织这次会议的是总理身边的李琦，在宾馆我住的房间与他是贴门相对，所以二个人一来一往便熟悉起来，在五七干校时，他与金冲及在一起，他对石西民从上海带去北京文化部的金冲及与沈竹都很欣赏，那时金冲及与沈竹都在文物局王冶秋手下，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我在李琦房间与他闲聊时，他给我说金冲及这个人你们想不想收回去，他想回上海啊！这个话我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希望他回上海，我的担子可以轻许多了，但这要张春桥、姚文元作主的，我既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李琦看我不说话，他说你们不用我用了，所以金冲及会一直在他的手下。过去有人说过，士大夫用则似虎，不用则似鼠，这个话有一定道理。金冲及在文化部，确实埋没了他的才学和能力。到了李琦那儿便有充分的机会施展他的才能了。幸与不幸决定于机遇，知识分子看重知遇自己的人，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要讲什么独立性，实际上还是空话。总还要依附在一张皮上，不是这张皮，便是那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没有了，那张皮上的毛就倒霉了，我的结果也就是这样。话再说回去，在七四年秋天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讲思想发展中源与流的关系，我借用的还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精神，历史上的思想资料只是流，不是源，许多人把这个关系颠倒，把过去的思想资料当作源泉，这是误解，吸取什么，发扬什么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落脚于古为今用。他听我这个发言后，大为赞赏，说我讲在点子上。总理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总理应该知情的吧。文化部长，总理只能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边的人中排，所以排徐与我，只是与于会咏比，那个好使唤一些罢了，关键是要江青点头，江青当然要挑选于会泳，毕竟他跟江青久了。即便如此，我与徐对周都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觉，这种情感徐在《十年一梦》中反映得很清楚。徐得以保外就医提前出狱，还是由于邓颖超的援手，这一切都是看在总理的面上。
至于说我们在批林批孔中，影射攻击周总理的问题，那真是冤者枉也，根本没有这回事。批林批孔就是为了解决林彪事件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林彪是尊孔的，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诅咒毛是秦始皇，是暴君，毛是反孔的，尊法反孔是毛一贯的思想，批林批孔就是那么回事，没有其他的用意。抓了“四人帮”以后，我们成了清查对象，所以会提出批周公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声讨影射史学，其实只是为了借此激起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而已，但在清查运动中把我们写作组给整苦了，后来在审判我们时，这一条根本就不提了。因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嘛！再说影射史学这个概念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成立，它只能是中性的，人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是为了以史为鉴嘛，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解剖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未来指明方向这本来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什么为历史而历史，那只能钻牛角尖，只会把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了影射史学实际上害苦了历史研究。现实生活的问题需要借助历史来为其指明未来方向，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啊！批影射史学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跟着一起说错话，真是以讹传讹害人不浅。
说我们反总理的另一件事，便是我们对周培源那篇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文章持保留态度。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但毕竟是少数人干的事，不能大家都去做扬振宁、李政道啊！多数人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从那里提出研究的课题，为生产服务，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关系，这根本说不上什么反总理的问题。事后为了消除误解，我们还请周培源来上海一叙，是徐景贤与我一起在锦江饭店与周培源共进午餐，大家都很高兴，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无非是为了讨好什么东西，说来也实在无聊。
最后我还得说，对周恩来总理我还是尊敬的，有感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底，中日建交以后，周总理陪田中角荣到上海，在中苏友谊馆的宴会厅，举行宴会，我也在场，总理到各个桌子祝酒时，他跟我碰杯，还特意说了一句保重身体。啊！那时我因胃出血刚从华东医院出来，医院打报告要给我作胃切除的手术，张春桥不同意，这大概是徐景贤告诉总理的。宴会结束后，他还召集市委常委去锦江对面的锦江俱乐部会议厅接见大家，还特意通知我去，我们坐定以后，总理说今天他请客，每人一盒紫雪糕，接着便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与田中的谈话记录，这一天他很兴奋。第二天徐景贤还告诉我，他把我们编撰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一书送给了总理，总理很高兴，并说以后有这方面的书都要报送给他。我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总理知道了，立即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上海，即送他一套。总理去世以后，我自己去市革会在外滩的大厅布置灵堂，我还去党校那儿布置灵堂，因为那里是我们历史组工作的场所，写作组的成员对总理的去世都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大家到现在还在怀念周恩来总理，很多人都还在，历史的真相总还是能够说清楚的吧。那些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随着时间的检验，终将灰飞烟灭，对许多事，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恽仁祥：《我亲历的批林批孔运动》
关于批林批孔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对王xx、张xx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而提出“批林、批孔”。1974年中央决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发了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附了《林彪与孔孟之道》附件材料。发至全党，至同年6月结束，历时半年左右。
批林批孔，在近30年是走资派、文痞全部否定的。主要论点是：批林批孔是“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讲话，背了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但事实究竟怎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年)1月…25日，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X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
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XX交代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
凭记忆，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X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X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X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X给其它单位的信，都是部队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X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X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声不吭，如果硬要说江X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进来的。叶剑英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领导全军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事实，证明江X“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无中生有。明明是叶剑英自己主持、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不知是否经过中央同意？然而在中央下发的关于江X等人“罪行材料”竟篡改为“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江X作了伪证。同年3月8日，中央军委通知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军委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这个会议，也是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听取汇报的其他军委领导同志有王xx、邓XX、张xx、陈锡联、苏振华。会上，王xx和张xx讲不少话，但都是狠批了陶鲁笳同志；邓XX讲了话，叶剑英最后总结性发言，对下一步怎么搞作了指示。这进一步证明，军队的批林批孔，不仅是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动员的，而且也是他亲自领导、检查、督促下开展的。足以证明，走资派、文痞，上述对批林批孔的污蔑，只能是背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暴露了他们尊孔、保林的真面目。
1974年初，听了叶剑英对驻京部队作的批林批孔动员报告，包括关于批林批孔的197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和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传达。当时，1号文件和附件，每个支部仅一份。几十个人一份材料，而又是孔孟的老古董语言，显然影响运动开展。加上林彪最亲密战友聂荣臻追随林彪，蓄意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反聂”“国防口5.16”，本人深受其害，然而科委的批林和批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搞得冷冷清清。借此讲几句题外话，说我“反林彪”、“反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纯属捏造，说心里话，当时敢反他们吗？不敢；而且也不知道他们那么反动。但他们明显错了的地方，批评几句是正常的。前面讲了叶剑英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等到江X给他写的信送来后才开始。因此，便认为中央是否分工江X负责这个运动。而提笔给江X写了一封信，反应科委批林没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并如实简要介绍了我被林彪集团迫害的情况。信写好后，敞着信封交给了正在主持核心组会议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手里。他当即看了信的全文(注：全文较简短)，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按他的意见当即作了修改，又交给了他。他怎么交给江X的？本人至今不知道。约半个多月后，正好是星期天，上午约10点多，我在莱市场买莱，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在本所一位同志陪同到莱市场找到我，说：江X同志给你写了信，并送来100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我接过信便回所，把信交给了刘毅民，两人一道看了信的内容。他说要把信送科委领导看，我表示同意。科委领导看完后，刘毅民批了把信复印了好几百份，并铅印了一批。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给了我3、4份，其余都是他们分发掉的。约过了3、4天，政治部告诉我周总理指示：江X同志的信，铅印件可以下发，影印件不要下发。又过了1、2天，政治部告诉我：王XX要看江X同志的信，并指定政治部领导陪同我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又过了2、3天，政治部把信给了我。看了信，发现王XX改了信中一个字(笔误)。不久，国防科委常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传达江X的信。这就是江X给我写信的全过程。
我接到江X的信，思想上一是高兴，我这样一个土老儿出身的，毛主席夫人江X同志亲笔给我写信，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二是感到压力大，怕犯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损失。我对我哥哥的一段讲话，概括了这种心情：俗话说“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主持全所批林批孔运动，加上主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因病住院，所以还兼管全所行政工作。
很快，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科委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来本所蹲点。在他们亲自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较顺利，本人也深受教育。
　　　他们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多作自我批评，尤其要带头检查资产阶级派性。所谓“领导”被“领导”，是相对的，当领导的如果不首先领导好自己，领导工作是做不好的。所以，从此自我批评成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处理问题时，首先适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凡自己做不到的事，决不强加于人。也举个例子，我主持全所住房调整，我在全所动员大会上讲：我是住草房长大的，一个人睡着了，仅占一平方米的地方，希望大家在住房不宽裕的情况下，互爱互让。有同志站出来问我按什么标准分房？我明确答复按普通群众标准分房。最后，我选择了有的人不肯去住的房子，我搬去住了。结果几百户的住房大调整，很顺利完成。
2、要求我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使我在工作期间，每晚处理完公务后，坚持2小时以上看书学习，没有间断过。工作中考虑一项重要安排时，大多反复召开干部、群众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涉及大部分群众利益的问题，更是如此。一旦形成党组决定，贯彻就较顺利，即便碰到点阻力，也容易解决。
3、一再提醒我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问题，特别强调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坦率讲，这个问题嘴上好说，实践起来不容易。如果观察一下社会，会发现凡走资派、文痞决没有这个品质，他们所具特点是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拉帮结派、搞阴谋、搞分裂，排斥异己、打击报复。而情报所在这方面，不少同志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归功于陶鲁笳和钱学森两位同志的指导。因为在我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本人这方面情况，就不重复了。在此谈谈我对大字报的态度。
贴我的大字报，有两次是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聂常委”(即以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科委党委常委，以下称聂常委)派驻情报所的“军管组”、“工作组”有预谋精心策划为制造假案(具体情况我在“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作了介绍)煽动的。这两次大字报都有上百张以上。我对这些大字报的态度是：凡以批我为名，而恶意凭空捏造事实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的，并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本人在下面本文中会明确表态应依法追究责任，但这类大字报极少，仅4、5个人，是一小撮；其中大量是“跟形势”写的，但有不少善意的批评意见，我都详细看过；也有少数很有水平的大字报，看了很受感动。除了这两次大字报外，平常有些同志对某项工作有意见，也断断续读有些大字报，对这类大字报根据实际情况，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我本人思想上，不怕群众贴大字报，对我起码有三大作用。一是工作中有差错能及时发现，对群众关心我的工作，内心很愉快；二是有些大字报意见不一定正确，但说明有些工作没有向群众讲清楚，没有能变成群众自觉行动；三是，也确实有极个别的大字报，因为个人私利没有达到而写大字报的，对这类情况就是做思想教育工作。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怕大字报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天天说群众路线，对这些送上门的意见和建议(大字报)不欢迎是没有道理的。除非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亊，心里有鬼，怕暴露，才怕大字报、反对大字报。本人不仅不怕大字报，而且自己也写大字报。
在陶鲁笳、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集中批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林彪的“天才论”、“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的罪行。并坚持业余闹革命，理直气壮提出检查批林批孔是否搞好了，就看是否批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仅在短短三个月内，解决了林彪最亲密战友，伙同刘毅民等人诬告彭德怀等老同志，公开打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造成情报所长达3年彻底瘫痪的残局；而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此也举个例子，本人针对本所在发展新党员入党方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堂全所同志参加听的党课。结合宣讲党章有关内容，其中谈到要跟党、跟路线，而不跟人的问题。严肃地批评了本所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能把拥护党、紧跟党，错误地理解为跟了本单位某个党员屁股转，也不是跟了某个领导屁股转，这势必造成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损害党的形象；我们有的党员，自命高人一等，其实表现不怎么样，对己自由主义，对要求入党的同志“马列主义”，这种党员，最乐意人家围了他屁股转，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这种风气不纠正，势必走上邪路，甚至利用发展新党员拉帮结派，……。由于讲的内容针对性很强，受到了全所绝对多数同志赞扬，还有贴大字报赞扬的。而促使情报所党建工作扭转了局面。
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必回避，事实是成功的、收效是大的。国防科委常委决定把情报所的搞法，在科委驻京各单位推广。在我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期间，江X来到我们代表组(由海军、科委、工程兵、装甲兵代表组成)，钱学森同志(代表组召集人)向她介绍了我。她面对面问了我们批林批孔情况，我简要介绍了一下。从她当时的讲话，是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的。另外，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我遇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们的材料(指我在科委召开的，在京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看到了，搞得很好。还有在“后文革”聂常委整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告诫情报所领导：“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可以说，我一生中干的事，中央知道的只能是批林批孔，因为我在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科委报给了中央。但我们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仅不存在批林批孔批周总理的问题，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事。而且自从走资派复辟以后，聂常委派来的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也没有从我们批林批孔总结的经验中捞出一根稻草而可否定的事例。说明，情报所批林批孔运动，经受了走资派复辟后的检验，没有找到他们渴望的岔。但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存在批周总理的问题，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在这方面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出奇的是，情报所却却发生了中央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自称“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伙同刘毅民等人，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一再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人证、物证俱在，我在“从国防科委的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个案子，并公布了一些重要物证。这个案子，中央不仅知道，而且有要“追查清楚”的批示。但为什么不让查下去，反而把主要责任人提拔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这不正说明，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叫什么批林批孔批周总理，是一出最典型不过的贼喊捉贼的闹剧！
关于江X给我的信，现在有的互联网把江X给叶剑英的信等公开在网上，在此不抄录了。对这封信，从揭批“四人帮”以后，就不知多少所内外的人要我谈看法。共产党人不隐瞒观点，我始终是一个回答：从江X的信可见，她一手好字，很有功底；至于信的内容，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有人认为有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本人願聆听。我信奉的是说实话，不做两面派。
关于我给江X同志的信，抱歉，被常勇非法抄家抄走了，已不可能全部回忆出来。在此，把科委纪检委和情报所纪检委联合调查研究对我写的信的结论介绍一下(注：所新党委书记赵玉山同志向我传达的)：信的第一部分说被林彪集团迫害，这是事实，还被关了3个月；第二部分说批林没有搞好，邓XX对批林表了态，说批林没批好，揭批“四人帮”时还要继续批林，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三部分说批林批孔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太少，事实上后来科委又加印了不少，也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四部分是个人批林批孔的决心和态度。结论是：“属于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信没有问题，连检讨都不用检讨”。
（摘自网文恽仁祥《漫谈文化大革命(之三)》

    毛远新：《毛主席谈批孔》

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时。
    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主席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110周年，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请把主席的诗写下来。
    毛远新说，说是一首诗，实际是布置工作，原本好像是《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粃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祖龙——指秦始皇  十批——郭老的十批  唐人——指柳宗元，他写的封建论   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
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封建论这本书说的是什么？网上有，百度查国学栏目，柳宗元诗、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分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
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像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像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的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2010年2月1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