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壹、 本节概述
山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
强烈要求：
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5·16平反伸冤；
2、给因清查5·16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
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28名成员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1974年12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
“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已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三、“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12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四、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五、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六、革命造反派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江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 “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进行革命发动，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批示中央办公厅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转来江西省乐平县发生八名群众在县委静坐绝食、要求解决问题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要求中办负责人即与江西省委、乐平县委取得联系，劝说群众停止绝食，不可消极自毁；同时，靠乐平县委应按中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群众所提合理意见要求，对不合理、不合中央政策的部分，提要求者也应自动改正。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涂烈，谈话三个多小时，指出； “斗争从你的信开始”。
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揭发批判。 会内会外结合。
报――《反林彪无罪》，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
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
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发表讲演。
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
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个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
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
一九七四年八月，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
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
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撒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4人被当场拘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问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
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
4、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等等。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26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
方道球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
1975年1月，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
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10月22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年5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2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三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年5月30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年7月3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年9月27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
刘庭荣（后被判刑15年）、管佑龙（后被判刑15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7年）、林锋（后被判刑5年）、罗斌（后被判刑15年）、邱彩云（后被判刑10年）等16人被拘捕。
1975年12月20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年5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周恩来将一份材料批给王洪文
有关单位上报一份反映浙江省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要求批省委领导的材料。周恩来将此材料批给王洪文，要他处理此事。
王洪文表示：此事可以再看一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
下面报来反映浙江温州地区发生抢夺武器、扰乱生产的几份材料。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酌处。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浙江省军区
命令收缴被抢武器。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 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山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西问题。
决定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并商定约山西省委常委来京开会，讨论解决山西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山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的错误。
解决山西问题。山西省党政军负责人十二人参加。
会上，王洪文批评省革委会负责人谢振华主张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
中央罢免了谢振华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四川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批示
重庆市杨家坪半工半读技校发生学生绝食事件。
周恩来批示：以国务院名义打电话转告绝食学生，指出绝食的做法是消极的、错误的，应该吃饱饭振作起精神，来与市委一起讨论，谋求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来关于重庆市“十大”宣传队抢夺枪支车辆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只告现象，没提如何处理意见。如果群众已动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渐渐孤立了，正是做好工作的机会。
福建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四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研究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
吉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甘肃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23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河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谁想在这块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O年七月起，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开大会，游行，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
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8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5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我到他在车站路15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9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广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２万字，从头至尾长度约１００米。
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 “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 “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 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 “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活动。
一九七五年某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 “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
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
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
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 “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
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在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
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
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的陈益南，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他入党。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
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云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于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
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周恩来批示
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方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
贰、 本节简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其中，广东省的材料特别有意思。
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中，潜藏的一股复辟回潮暗流，逐渐形成并浮出水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笼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有人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这正是一九七四年要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李一哲们暂时收敛了一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们看准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机，又开始大举反攻。
一九七五年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
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一九七八年广东省又为他们平反。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说：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这个话也只是余音绕梁而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到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去了。
2010年2月8日初稿
